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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第 26 卷 第 1 期 2009 年 3 月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Vol. 26 　No. 1 Mar. , 2009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现、成因和应对 高明华 [摘 　要 ]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命名 ,缘于发生在斯德哥尔摩的一起银行抢劫案。在这次事件中 ,作为 人质的银行职员产生了对绑匪的认同 ,他们害怕警察甚于害怕绑匪。这种受害者与施虐者之间“被误 置”的情感联结 ,还体现在许多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中 ,如受暴妇女与丈夫、奴隶与奴隶主、第二次世界大 战时期的犹太人与纳粹军官。文章以全球风险社会作为背景 ,探讨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典型表现及 其成因 ,并尝试基于认知失调论和社会认同论来进行替代解释。最后简要呈现了受害者、警察、心理医 生和家庭的相关应对策略。 [关键词 ]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 恐怖主义 ; 认知失调论 ; 社会认同论 ; 创伤体验 [收稿日期 ] 　2008212229 [基金项目 ]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2006 年度重大项目“行动者群体资格研究 :转型社会的实 践与理论”(项目批准号 :06JJD840001)的部分成果。 [作者简介 ] 　高明华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2007 级博士研究生 ,邮编 :100871。 　　当人们预期一些人会对他们施以暴行 ,但实际上却受到了这些人的善待时 ,他们会认 为自己欠这些人更多的人情。 ———马基雅维利 憎恨恶行是自然的事情 ,但现实经常给出反例。只有当一个人拥有自由和辨别力 ,他才可能对 情景做出正确的判断。否则 ,当他处在高压之下 ,背负不确定性 ,并随时面临死亡威胁的时候 ,他会 被一种类似于疾病的东西所控制 :不但不憎恨恶人 ,反而为他们辩护 ,甚至一同作恶。犯罪学家从 病理学的角度 ,将这种现象称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the Stockholm Syndrome) ,也有学者将其称为 人质认同综合症 (the Hostage Identification Syndrome) [1 ] 。 一、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名称的由来 1973 年 8 月 23 日 ,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柯瑞迪特 ( Kredit ) 银行发生了一起抢劫案 ,两名绑匪 劫持 4 名人质近 6 天的时间。在这次事件中 ,人质对绑架他们的匪徒产生了依恋情结 (bonds of at2 tachment) ,他们害怕警察胜过害怕绑匪。[2 ]其中一位女人质和一名绑匪有出于自愿的性接触。人 质被成功解救后 ,他们不但不恨绑匪 ,反而为他们辩解 ,一位人质甚至建立了基金以帮助绑匪支付 辩护费用。瑞典犯罪学家尼尔斯·贝耶洛特 (Niles Bejerot)将这种受害者对压迫者或施虐者的依恋 称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3 ] 。根据贝耶洛特及其追随者的研究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一般会表现出 3 个基本症状 : (1)人质对于绑匪积极的情感体验。这种体验的产生是有前提的 ,它需要双方有交流和沟通。 绑匪没有虐待人质 ,并且有一些小小的善行。 (2)人质对于官方的不信任 ,害怕和愤怒。人质认为 ,是因为警察没有想办法尽快结束事件 ,才 使他们被囚禁在这里。同时人质也担心 ,如果警察采取突袭行动 ,他们的处境会更加危险。因为双 方一旦交火 ,他们即使不被警察的子弹射中 ,怒火中烧的绑匪也不会放过他们。人质将警察看作麻 烦制造者 ,因为他们会破坏情景的稳定。 (3)绑匪对于人质积极的情感体验。绑匪在感受到人质的合作和对于他们事业的同情之后 ,会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对人质的处境和感受报以同情和理解。[4 ] 一些参与人质解救的谈判者 ,出于提高人质生存机会的动机 ,会鼓励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产 生。因为如果绑匪对人质有积极情感 ,他们便不会轻易杀害人质。但这是一把双刃剑。有这种症 状的人质不但在营救过程中拒绝与官方合作 ,反而在获释之后故意提供关于绑架者藏身地点的错 误信息 ,或者在绑匪被捕后拒绝出庭作证。 二、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与恐怖主义的关联 自从有文字以来就有关于人质的记载。早期的人质行为 ,是将本国重要的人物送交对方 ,以保 证双方承诺的实现。劫持人质成为非法是在 18 世纪 ,但是 ,这种邪恶的手段仍然为那些欲求达到 各种目的人所使用。在 1949 年的日内瓦公约中 ,劫持人质因为侵犯人权而被严格禁止 ,绑匪依据 法律要受到严厉的惩罚。在一些国家 ,例如哥伦比亚 ,与绑匪的任何接触和联系均属于非法行为。 到了 2001 年 ,根据欧盟的定义 ,劫持人质被视为一种恐怖主义的行径[5 ]469 - 494 。 恐怖主义者随机或非随机地选择一些个体或一群人作为蓄意攻击的目标 ,以他们的死伤来打 压对手在政治冲突中的士气 ,这种行为被定义为恐怖主义[6 ] 。恐怖主义以平民 (civilian) 为攻击目 标 ,严重地影响了社会的安全和稳定。但是恐怖主义行径仅仅是一个工具 ,其背后是意识形态、价 值观念和宗教信仰等因素在起作用。无论是民主社会还是极权社会都有可能成为恐怖主义者攻击 的目标。 绑架人质是恐怖主义者的惯常做法。人质是他们达到目的的手段 ,是绑匪与官方之间“交易” 的“担保人”(guarantor) 。绑匪在谈判中的相对优势 ,取决于人质对于官方的价值 ,以及官方以武力 营救人质的能力。正因如此 ,近年来 ,恐怖主义者动辄将几百人甚至上千人扣为人质 ,试图以此增 加官方的压力和营救的难度 ,从而加重他们谈判的砝码。 近年来 ,连续发生了数起中国公民遭遇绑架和恐怖袭击的事件。这表明中国公民已经不再是 “海外最安全的外国人”,而变成了恐怖分子袭击的对象。究其原因 ,一方面 ,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 后 ,中国人出境数目大幅增加 ,在海外遇袭的几率也随之加大 ;另一方面 ,中国反恐态度坚决 ,从而 引发了恐怖分子的报复行为。 2007 年 7 月 19 日 ,塔利班武装人员在阿富汗中部加兹尼省绑架了 23 名韩国人质 ,要求韩国 政府立即宣布撤出阿境内所有 200 名韩国军人。这是近年恐怖主义针对平民的最大规模人质绑架 事件 ,引起全球舆论广泛关注。这再一次证实了 ,在全球风险社会的背景下 ,没有谁拥有绝对的 安全。 恐怖主义以受害者的生命作为交易的筹码。对此 ,所有人应该做好心理上的准备 ,这既是一种 对生命负责的态度 ,也是社会成员责任感的体现。 三、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不平等权力关系下的认同体验 受害者与压迫者之间这种“被误置的”(misplaced)情感联结 ,并非只存在于绑架事件中 ,只要双 方之间 (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存在不平等的权力关系 , (如果满足一定的条件) 处于弱势的一方都 可能对主导者产生认同体验 ,如人质对于绑匪 ,第二次世界大战 (以下简称二战)期间的犹太人对于 纳粹军官 ,非裔美国人对于白人 ,以及遭受家庭暴力的妻子对于丈夫。 (一) 人质对绑匪的认同与服从 因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一名称最初源于人质绑架事件 ,因此它通常被用来描述人质与绑 匪之间的关系。 帕翠卡·哈斯特 ( Patricia Hearst) 是在讨论这个主时经常被提到的名字。1974 年 ,美国新闻 ·341·第 1 期 　　　　　　　　　　高明华 :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表现、成因和应对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界名人怀特·哈斯特 ( R. Hearst ) 19 岁的孙女帕翠卡·哈斯特被“赛博尼斯解放军队”( Symbionese Liberation Army , SLA)绑架。在被扣留的近两个月的时间里 ,帕翠卡不断受到绑匪的威胁 ,并且遭 受过强奸。后来她同意加入这个组织。在 SLA 一次最臭名昭著的银行抢劫案中 ,帕翠卡独自一人 拿着武器等候在银行外面接应的车里。她本可以利用这个机会逃跑 ,但是她非但没有这么做 ,反而 成为这次银行抢劫案的参与者 ,她也因此而被捕。帕翠卡后来这样解释她的行为 :“他们正在试探 我 ,我必须通过试探 ,否则我就得死。”[2 ] 2002 年秋 ,在位于俄罗斯首府莫斯科的 Dubrovka 文化剧院中 ,800 多名观众被 40 名自杀式袭 击的车臣恐怖分子劫持为人质。事件解决后 ,一名美国学者和两名俄罗斯同行对 11 名人质 (2 男 , 9 女)进行了访谈。结果发现 ,除了一名男性人质以外 ,其余的人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了斯德哥尔 摩综合症的症状。[7 ] 无论是帕翠卡、文化剧院的观众 ,还是其他情景下的人质 ,在那一段时间里 ,他们体验了从未体 验过的恐惧和无助。在被囚禁的环境中 ,人质丧失了时间感 ,因为关押人质的地方通常没有窗户 , 见不到阳光。那是一种度日如年的生活 ,而且不知道这种日子什么时候会结束。人质正常的生活 秩序被打乱 ,处于生理期的妇女没有必要的措施。他们思念亲人 ,不知能否活着见到他们。此 时对于受害者来说 ,求生的动机超过了一切 ,包括对控制者的憎恨。为了取悦控制者 ,受害人对于 他们的喜怒哀乐高度配合 ,结果受害人关心压迫或控制他们的人胜过于关心自己。 (二) 二战时期的犹太人效力于纳粹军官 ———另一种平庸之恶 迫害者和受害人的“命运”如何 ,取决于双方的互动。在二战期间的德国 ,犹太人被剥夺了全部 资源 ,纳粹的暴力已经强大到几乎摧垮他们的意志与韧性 ,他们所有的一切皆掌控在纳粹的股掌之 间。对于处在这种情势下的犹太人 ,增加逃生的机会或者缩小死亡的范围 ,是理性行动的目标 ,“继 续活下去”成为衡量行为选择的标尺[8 ]171 。一些犹太人欣欣然地接受纳粹军官分配给他们的任 务。他们有的成为集中营的文职人员 ,有的在驱逐犹太人委员会工作 ,或者成为犹太人居住区的警 察 ,具体执行驱逐任务。作为回报 ,他们可以获得食物和一些其他犹太人不能享有的特权 ,当然也 有极少数人因此而免于一死[2 ] 。 纳粹军官为了对犹太人进行操纵和控制 ,尽力让受害者相信 :作为整体的犹太群体的待遇并不 是整齐划一的 ,个体成员之间存在着分化 ,每个人自己的长处可导致自身的拯救 ,他们的命运至少 受到他们眼下所作所为的影响 ;因此作为理性的行动者 ,犹太人不得不根据他们所预想的纳粹的反 应来调整自己的行为。但是他们每迈出理性的一步 ,都会加深受害者的无助 ,使他们一寸一寸向最 终的灭亡靠近。鲍曼将这种出于“自我保全”而做出的行为选择称为“为集体毁灭服务的个人理 性”。[8 ]172 - 178 被统治者的理性 ,成了统治者手中的武器。换句话说 ,正是因为这些犯人贡献了他们的劳动 力 ,纳粹的杀人机器才会运转得如此有效 ,否则集体屠杀这种程序繁复的任务将会遭遇各方面的问 题 :管理、技术和资金[8 ]156 。而且 ,因为有了犯人的参与 ,军官们不必弄脏他们的手。 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 :关于平庸之恶的报道》一书中 ,阿伦特提出了著名的“平庸之恶”( the banality of evil)的说法[9 ] ,分析了专制下个人的道德责任问题。“平庸的邪恶”与“激进的邪恶” 不同。激进的邪恶 ,是极端的邪恶 ,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原创的邪恶。激进的邪恶不可罚、不可恕和 不可知。纳粹统治下的灭犹行动 ,斯大林统治下的集中营 ,是激进邪恶的代表 ,而平庸的邪恶则体 现在我们熟悉的世界中的熟悉人物身上。在艾希曼那里 ,阿伦特看到了活生生的平庸化的邪恶 :一 个彬彬有礼的人 ,在种族屠杀中犯下弥天大罪 ,而他的动机却是极平常的服从命令和尽忠职守。与 艾希曼别无二致 ,那些选择与纳粹军官合作的犹太人 ,其动机也如此的直接明了 ,那就是在这种极 端的情景下换得一些基本的生存需求 ,增大自己的生存机会。他们自身受到威胁和伤害 ,但却又为 那些给他们带来灾难的人服务 ,在他人身上实施自己所承受的苦痛。 ·441·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9 年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三) 家庭暴力受害者对丈夫的依恋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不仅可以发生在高紧迫性的情景下 ,在浪漫关系中 ,这种“被误置的”依恋同 样存在。遭受家庭暴力的妇女 ,经常对外界袒护自己的丈夫 ,并且认为丈夫施暴是因为自己做得不 够好 ,一般情况下她们也不会主动选择结束这种浪漫关系。 受暴妇女在遭受家庭暴力期间 ,可以被视为施暴者的人质 ,因为两者在许多方面有极大的相似 之处。首先 ,受害妇女能够感受到丈夫对自己身心的威胁。丈夫经常会说 ,如果她敢报警下次打得 更狠 ,或者她要是提出离婚 ,就杀死她或她的全家。对此受害人极度恐惧。当一个人长时间生活在 恐惧和压力之下时 ,其抵抗力就会逐渐减弱 ,或者以一种近乎孩童的态度讨好丈夫。 其次 ,丈夫的悔改表现相当于绑匪对人质的善行或者小恩小惠。在压迫环境下生存的妻子 ,总 是会寻找点滴的希望以证明现状可以被改善。这时丈夫的些许爱意 ,都会被妻子夸大为丈夫悔改 的表现。暴力平息后 ,施暴人有时会买一些小礼物给妻子 ,或者向妻子道歉 ,保证以后再不会发生 同样的事情。这时受害妇女很容易被打动。她们经常会以这些事实向自己 ,也向他人证明 ,丈夫在 没伤害她们的时候有多么爱她们 ,丈夫是好丈夫 ,只是偶尔做错事。 再次 ,受害妇女与人质一样 ,她们与外界的联系要么不可能 ,要么受到严格的限制。如果我们 的口袋里只有一元钱 ,我们的所有决定几乎都是经济决定。如果我们的伴侣是一位施暴者 ,那么我 们会想尽办法避免暴力的发生。如果家人或朋友的一个问候和关心的电话会引发两个小时的家庭 暴力 ,那么在妻子看来 ,外人是麻烦的制造者 ,应当尽量避免与他们的联系。如果孩子的哭闹会扰 乱丈夫的心绪 ,或者受到伤害的孩子引起了学校的注意 ,这时 ,妻子会认为孩子也会破坏家庭关系 的稳定 ,她们宁愿亲属或有关部门将孩子领走 ,也不会选择离开丈夫。如果有司法部门干预 ,受害 女性常常谎称自己身上的伤是不小心碰的 ,她们不希望施暴人被追究刑事责任。当警察要带施暴 人走时 ,会遇到受害人的阻拦 ,她们担心丈夫回来之后暴行会变本加厉。如果施暴人完全控制了受 暴妇女的经济来源和人身安全 ,那么不违背施暴人的意愿 ,对受害人来说 ,是符合最大利益的选择 , 也是在那种情况下唯一的生存之道 ,否则她挨打的次数更多 ,受的伤害更重。 最后 ,如同人质被绑匪切断了与外界的联系 ,受暴妇女也完全暴露于丈夫对于自己的评价当 中。在暴力家庭关系中 ,施暴人不断地贬低、侮辱妻子 ,故意伤害她的自尊心。当这种负性评价听 得多了 ,它就成了一种“被强加的自我定义”。逐渐地 ,妻子会认同丈夫对她的评价 ,相信自己有很 多缺点 ,所以丈夫才打他 ;相信自己没有能力 ,什么事都做不好 ;相信除了他没有人会爱她 ,愿意娶 她[10 ]89 。丈夫的评价 ,完全碾碎了妇女的自我价值感和自信心 ,她完全以从丈夫那里得到的爱的 数量来评价自己。在她看来 ,丈夫是一位公正的评判者。她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吸引丈夫的 目光 ,赢得丈夫的爱。如果丈夫实施了暴力 ,她认为是自己的失败。 为什么受暴妇女受尽了丈夫的折磨 ,但在心理上对施暴人依然有强烈的依恋 ? 一个显见的原 因是 ,对于妻子来说 ,离开自己曾经爱过或仍然爱着的人 ,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而且妻子一般在 家庭关系中倾注了很多心血 ,甚至牺牲了学习或者晋升的机会 ,妻子在家庭中投入的越多 ,离开就 会变得越加困难。 (四) 非裔美国人的奴隶心态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主体不仅可以是一些个体 ,如人质、犯人或者受害妇女 ,它同样也可以体 现在规模较大的群体当中 ,如某个国家的国民或者某一族裔。在分析非裔美国人生活现状背后的 心理机制时 ,研究者也会将其概括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或者奴隶心态 ( Sambo Mentality) [11 ] 。这 种可以在美国奴隶制时期寻找到根源的心理现象 ,并没有在历史长河的冲刷中逐渐淡化 ,而是一直 在影响甚至指导着非裔美国人的行为选择 ,从未停止过。 在美国奴隶制时期 ,奴隶的生活和命运完全掌握在奴隶主手中 ,奴隶主对于奴隶有生杀予夺的 权力。奴隶根据主人的要求和对自身的行为做出调整 ,这样一种“良性互动”对奴隶人格的最 终形成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成为奴隶之前的行为规范和价值准则 ,统统被抛弃。与被绑架的人质 ·541·第 1 期 　　　　　　　　　　高明华 :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表现、成因和应对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一样 ,奴隶在再社会化的过程中不但遵从主人 (对于人质来说 ,就是绑匪) 的价值规范 ,而且将其完 全接纳 ,仿佛这就是他自身的价值。一种防护机制 (defense mechanism) 作为这种再社会化的结果 产生出来 ,即奴隶或人质对于拥有控制权的、处于强势一方的主人或绑匪的强烈的认同感 ,他们认 为认同可以确保自身的生存和受到保护。[12 ] 马塔伊 ( H2Mattai)认为 ,“认同”只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或者奴隶心态的一个表现。另一个表 现则是“被强加的自我定义”(ascribed definition of self) ,即由奴隶主加给奴隶的关于自我的定义。 这让他们相信 ,他们现在的弱势地位或处境是文化传统中固有的 ,是理所应当、毋庸置疑的。[12 ]“如 果人们认定某种情景是真实的 ,那么这一情景就具有真实的效果”。托马斯“情景界定”这一经典表 述 ,可以解释体现在奴隶身上的“自我实现预言”(self2fulfilling prophecy) 。奴隶一旦接受了这种被 强加的自我定义 ,他们就会践行外界对他们的期待 ,以一种证实性行为促成了自身弱势地位的再生 产。他们成为这种“被强加的自我定义”和“自我实现预言”的受害者。 美国社会权力机制的运行主要控制在白人手中。那些受到白人的重用而处于权力位置的非裔 美国人 ,竭尽全力去预测“白人对我们的预期”,继而以一种超出任命者预期的方式行事 ,其目的是 获得更多的有形或无形的回报。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或者奴隶心态的一种明显的外在表现 ,就是他 们全力去模仿美国白人的行为 ,尽量远离被认为是典型的非裔美国人的行为 ,甚至在其他人有这样 的行为表现时 ,他们会感觉到焦虑和尴尬。 这种被强加的自我定义 ,在教育领域有更加明显的体现。多项关于黑人学生与学业失败的研 究[13 - 15 ]表明 ,虽然许多黑人学生知道在接受教育与脱离贫困之间有着明显的关联 ,并且对于这种 向上流动的渠道也充满着向往 ,但是在实践中 ,他们表现出的却完全是另外一种行为模式。一方 面 ,学业成功被认为是白人的事情 ,而在非裔美国人那里 ,“学习好”是不“酷”的行为 ,因而对接受教 育有拒斥的心理 ;另一方面 ,对非裔美国人没有学业成功的社会期待 ,因而辍学现象在黑人学生当 中非常普遍。自我实现预言和被强加的自我定义 ,再一次隐而不彰地发挥它们的功效 ,受害者甚至 不知道是自己的行为选择 ,将自身置于一种不利的地位。 四、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前因探悉 因为着眼点的不同 ,学者对于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产生的原因有不同的解释 ,这里概要介绍两种 主要模型 ,同时结合新近发生的人质绑架案对其进行扼要的评论。 (一) 七因素的模型 詹姆斯·特纳认为有七个因素会影响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产生[1 ] : 11 面对面的交流 在看守和人质有日常互动的情境下 ,两者之间更容易出现情感联结。相反 ,如果人质被戴上面 罩或者被关在隔离的屋子里 ,人质则不会对绑匪有认同。面对面的沟通使人质有机会了解绑匪作 为一个普通人的成长经历和人生追求 ,以及他们遭遇的问题和对官方敌意的缘由。人质逐渐相信 , 绑匪的观点是正确合理的。在有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卷入其中时 ,情况更是如此。 21 暴力发生的时间 发生在不同时间的暴力 ,对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产生会有不同的影响。实施绑架时的暴力 ,不 会阻碍认同的产生。绑架成功后 ,如果某位人质有过激的或挑衅的行为 ,并因而受到了绑匪的体罚 和制止 ,这种暴力行为会被其他的人质所接受 ,认为他是“罪有应得”,因为他破坏了整个情境的稳 定 ,并威胁到了其他人质的生命。但是没缘由的体罚或嘲弄 ,会使人质更加难以控制 ,并且使他们 不易产生对绑匪的同情心。 2004 年 9 月发生在俄罗斯别斯兰一所中学的人质劫持事件证实了特纳的这一观点。在这次 事件中 ,绑匪在人质饥渴难耐时戏弄他们 ,让他们快速做蹲起运动 ,使得人质的体力几乎耗尽 ;因此 ·641·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9 年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所有获释的孩子和家长都对绑匪恨之入骨。 31 语言 如果人质和绑匪讲不同的语言 ,这对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形成是一个障碍。在 1977 年日本赤 军 (Red Army)飞机劫持事件中 ,那些与绑匪说同一种语言的乘客 ,有了对劫机者的认同 ,而其他乘 客则没有。 41 个体的知识储备与经验 无论是恐怖主义者还是人质 ,他们对心理知识的掌握 ,在这种情况下会显得非常重要。恐怖行 动中的领袖人物 ,会采取策略使人质认同“他们的人”,例如 ,告诉人质他们是安全的 ,并且大多数时 候对人质比较尊重 ,同时“自己人”又不会对人质产生同情。同理 ,人质如果知识广博 ,阅历丰富 ,此 时也会使自身受益。他们可以表现得更加通情达理 ,有人情味 ,从而使绑匪不愿意做出伤害其生命 的行为。 51 文化价值结构 认同会倒向价值信仰坚定 ,并且能以非敌意的方式表达的一方。更多时候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被用来指人质对绑匪的一种积极归因及认同 ,但实际上 ,绑匪同样也可能站在人质的立场上行事。 认同实际发生的方向 ,即在绑架事件中谁会对谁产生认同 ,取决于哪一方的信念更坚定。那些个性 顽强 ,对于自身和自身的生活方式有坚定信念 ,对人的心理有基本了解的人质 ,如果有足够的时间 , 他们会在日常接触中逐渐对绑匪产生影响。 1996 年日本驻利马使馆人质绑架案佐证了特纳的观点。在这起持续数月的绑架事件中 ,一些 绑匪逐渐对人质产生了认同 ,他们的敌意也渐趋弱化 ,恐怖分子内部的团结受到了挑战。后来也有 学者将这种绑匪对人质的认同 ,称为“利马综合症”(Lima Syndrome) 。[5 ] 61 刻板印象 特纳认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会强化在双方的观念中已经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 ,但是 ,2002 年 俄罗斯文化剧院的人质事件对特纳的这一论点提出了挑战。俄罗斯人对车臣人一直持有偏见 ,认 为他们是不开化的粗野山里人 ,但是在这次事件中 ,人质逐渐放弃了他们先前对于车臣人持有的刻 板印象 ,而且对之产生了好感 ,甚至在与他们一起的时候体验到了安全 (security) [7 ] 。 对此一个比较好的解释是情景的去范畴化 (de2categorization) 。此时 ,人质与绑匪的互动是在 人际而不是群际水平上 ,情景变成一种去范畴化的情景 ,人质可能更关注每个个体的特异性信息 , 相应地较少注意以群体为基础的刻板信息。[16 ]这种“个性化”的接触形式 ,加之绑匪对人质的一些 善行 ,使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产生在情理之中。 71 时间 时间是整个人质事件发展过程中必须要考虑的因素之一。在人质事件的早期阶段 ,人质和绑 匪持有的关于对方的刻板印象主导着他们的思维和行为 ,但是 ,随着时间的流逝 ,其他的因素开始 介入到“人质 —绑匪 —外界”的复杂互动当中。当各方面的因素倾向于导致双方积极的认同时 ,时 间拖延是有利于人质的。否则 ,如果消极的认同产生 ,或者既有的刻板印象被强化 ,那么事件持续 的时间越长 ,人质越危险 ,因为疲倦和压力会降低绑匪对挫折的忍耐程度。 (二) 四因素的模型 一些学者从人质与绑匪之间的互动关系中总结出了四种可以影响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产生的 因素[17 ] : 11 绑匪威胁会杀死人质 ,并且人质也相信他们完全有可能这么做 因为这一因素的存在 ,受害者明白 ,在这种极度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中 ,既然绑匪可以杀死他们 , 那么对他们惩罚、虐待并不值得惊异 ,即便这是一种负面的身体遭遇和情感体验。相反 ,那些绑匪 对他们的良善之举 ,是人质从没有奢望过的 ,所以 ,这些善行一旦出现 ,会在受害者的内心激起较高 的情感波澜。 ·741·第 1 期 　　　　　　　　　　高明华 :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表现、成因和应对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21 绑匪会向人质表达某种程度的善意 ,经常给他们一些小恩小惠 最经常发生的是 ,在人质感到绝望的时候绑匪给他们食物或水 ,或者允许他们上卫生间。事实 证明 ,这些善举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形成的基石 (cornerstone) 。人质将所有这些都感知为是绑匪 赐予他们的“生命礼物”。绑匪威胁他们生命这一事实被忽略了 ,他们为当下被给予的生命所感动。 人质从心理上认为 ,他们还活着是因为绑匪“没有杀死我”,这是一种“被恩赐的存在”(granting ex2 istence) 。 从这种视角看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产生 ,是因为人质对绑匪施加于他们身上的伤害的否认 , 和对“生命的礼物”的感恩。这是一种双重感激 ,一方面 ,是因为绑匪没有实施人质所预想的最坏的 行为 ,或者说 ,人质因为没有被杀死而产生的负向感激 ;另一方面 ,是人质对绑匪给予他们的关心和 照顾的正向感激。人质认为绑匪会做的事情 ,或者是他们惧怕绑匪会做的事情 ,与绑匪真正对他们 所做事情之间的差距越大 ,这种感激之情越强烈。 在讨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时 ,人们经常用到这样的比喻 :魔鬼来到人间 ,将某人抓进地狱 ,让他 受尽苦难。当魔鬼允许他重回人间 ,偶尔体验一下正常人的生活时 ,他便会产生幻觉 ,认为自己来 到了天堂 ,而那位将自己带入地狱的魔鬼此刻被认为是解救他的天使。 31 人质没有逃脱的机会 那些试图逃跑的人质皆死于绑匪的枪口下。这个事实更加强化了人质的这种认识 :人质的生 死完全掌控在绑匪手中。怎样在这种高压的情况下提高生存机会 ,成为压倒一切的思想。而且 ,绑 匪经常对人质说 :“不要害怕。如果你们听从我们的命令并且保持沉默 ,我们不会伤害你们 ;但是如 果你们有过激反应我们就会开枪。”“不受伤害”的前提是“听从命令”、“保持沉默”。在这样的情景 下 ,人质很清楚要想活下来应该怎样做。 也许有一种前性情倾向 (pre2disposition)使个体愿意为了生存做任何事情。人的对情景主宰者 (如绑匪)的认同 ,会确保个体的生存和受到保护 ,认同此时成了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受害者体验到 的无助感越强烈 ,认同也就越明显。 41 人质与外界隔绝 ,他们所能得到的信息皆来自于绑匪 这一点使绑匪有机会在短暂的时间里对人质进行再社会化 ,或者说对其进行洗脑 (brainwash2 ing) 。我们很少对我们所接受的观念提出质疑 ,它们看起来是那么的合理合法 ,以至于我们一直想 当然地接受。这些观念也很少受到别人的挑战 ,因为在我们的周围 ,大家接受的也都是同样的价值 观念。在没有疑义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对“异端”没有免疫力 ,所以在绑匪的高压面前 ,人质原来 的那套信仰体系不堪一击 ,重新占据人质头脑的是绑匪的那套观念系统。人质开始站在绑匪的立 场上 ,透过绑匪的眼光来重新看待这个世界。这种转化 (conversion) 一旦发生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的产生就在所难免。 五、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替代解释 无论是七因素模型还是四因素模型 ,都只具有部分的合理性 ,欠缺对深层社会心理机制的挖 掘。这里尝试从认知失调论 (Cognitive Dissonance Theory ,CD T)和社会认同论 (Social Identity The2 ory ,SIT)出发 ,结合 21 世纪新近发生的几起引起广泛关注的人质绑架案 ,对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 产生提出替代性解释。认知失调理论是在个体内层次上探求人内在的心理动因 ,而社会认同论则 从群际互动中寻找事物产生和发展的动力机制。 (一) 投入导致自我合理化 ———认知失调论的视角 认知失调论 1957 年由费斯廷格提出[18 ] 。该理论认为当我们的两套认知元素处于矛盾状态 时 ,我们在情感上会感觉到不舒服 ,于是要想办法淡化这种失调体验。具体方法有 : (1) 改变行为 , 使对行为的认知符合态度 ,例如 ,烟民在知道吸烟有害健康之后将烟戒掉 ,认知与行为就协调起来 ; ·841·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9 年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2)改变态度 ,使其符合行为 ; (3)也可以通过引进新的认知元素改变不协调的状况 ,例如 ,新的研究 发现 ,戒烟会引起肥胖 ,对这一新知识的了解也会减少失调。人们选择自己喜欢的 ,却也会喜欢自 己所选择的 ,目的就是不要让自己的认知与行为发生失调。 当个体的自我感 (sense of self)与他的行为之间存在着差距时 ,失调体验就会产生。人们一贯 追求的是这样三种自我感知 :一致、稳定和可预测性的自我感知 ,对自身才能的感知 (即认为自己是 聪明、能干的) ,最后是道德良善的感知。[19 ]如果个体做了使自身感到震惊的事情 (不符合一致性的 感知) ,愚蠢的事情 (不符合才能的感知) ,或者引发罪恶感的事情 (有悖于德行高尚的感知) ,就会产 生失调体验 ,这种体验作为一种动力驱使个体采取行为降低失调感[20 ] 。 因此 ,认知失调不是指我相信“X”,但是我说的却是“非 X”,而是指我认为自己是道德高尚的 人 ,却发现自己对另一个人说谎 ,这会使我有罪恶感 ,所以我会尽力让自己相信我说的话是真实的。 或者是我克服重重困难竟然参加的是一个如此乏味的讨论 ,这是蠢人的行为 ,与聪明能干的自我感 知不协调 ,为了扭转这种不协调 ,我会让自己相信这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讨论。个体在一件事情上 投入得越多 ,他就越相信这件事情是有意义的。 费斯汀格观察了一个极端的教派。一些人放弃了他们的家庭、工作加入到这个教派中来。这 个教派要教徒们相信 :世界将毁灭于一场洪水之中 ,但是教友们会被来自于外太空的飞碟救走。当 他们聚集在一起等待世界末日的到来时 ,发现没有洪水 ,没有飞碟。因为教徒们为他们的信仰投入 太多 ,因此他们不愿意承认自己相信的竟然是一个愚蠢的谎言 ,他们认为是信仰挽救了这个世界 , 因此在预言失败后 ,他们的信念变得更加坚定。[21 ] 1998 年 3 月 10 岁的奥地利女孩娜塔莎·坎普希在上学的路上被绑架 ,之后的八年她被囚禁在 绑架者车库的地下室里。2006 年 6 月她找到机会逃脱。在重获自由后的首份公开信中 ,娜塔莎这 样写道 :“虽然我的童年和别人的不一样 ,可是我觉得我没有错过任何东西。遭绑架也不完全是坏 事 ,我避开了一些不好的事情 ———没有学会吸烟和喝酒 ,也没有交上坏朋友 ⋯⋯从某种角度来说 , 他对我非常关心 ,他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我为他感到悲伤。” 无论是人质、犯人、受暴妇女还是极端教派的成员 ,他们在与控制者之间的关系中有多方面的 投入 : 首先是情感投入。在受控期间 ,他们流了很多眼泪 ,且担惊受怕。任何苦难的经历都会产生一 种联结的体验 (a bonding experience) ,即使这种联结是不健康的。没有人会对一个可以轻而易举加 入的组织产生认同体验。 其次是社会性投入。为了避免麻烦 ,受控对象主动回避外人 ,或者施暴人限制他们和外界的接 触 ,娜塔莎所谓的没有交到坏朋友就是因为她被剥夺了交朋友的权利。 再次是亲密关系的投入。帕翠卡、娜塔莎和斯德哥尔摩银行中的女人质 ,与绑匪皆有性接触 , 在这种关系中 ,受害者的性自尊受到挑战。 最后是生活方式的投入。如果受害者与控制者之间的关系维持了多年 ,如娜塔莎和一些教徒 , 他们逐渐习惯现有的生活方式 ,并且对之产生了路径依赖 ,不愿失去或改变。这是一种生活方式的 “体制化”[22 ] 。“起初你讨厌它 ,然后你逐渐习惯它 ,足够的时间后你开始依赖它 ,这就是体制 化。”① 在 19 世纪中期 ,当林肯政府颁布解放黑奴的法令时 ,许多美国黑人认为林肯背叛了他们。 一些黑奴坚决不离开他们的主人 ,尽管法律赋予了他们这样的权利。 受害者在这种关系中的投入如此刻骨铭心 ,甚至改变了他们整个人生。如果受害者认为控制 者是恶人 ,是令人憎恨的 ,那就意味着这些年来他们在一件无意义的事情上倾其所有 (挑战了关于 自身才能的感知) ,也意味着他们竟然和恶人维持着暧昧的关系 (挑战道德良善的感知) 。如前所 述 ,当个体感觉自己很愚蠢或者有负罪感时 ,就会体验到失调。[19 ]为了避免失调产生的冲击 ,受害 ·941·第 1 期 　　　　　　　　　　高明华 :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表现、成因和应对 ① 电影《肖申克的救赎》(the Shawshank Redemption)中犯人老瑞德 (摩根·弗里曼饰演)的一句台词。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者宁愿相信控制者其实是个好人 ,他们只是因为心情不好才打了我 (受害的妻子会这样想) ,或者是 他们的经历悲惨 ,让人同情 ,是我们丑陋的社会对不起他们 (人质会这样想) 。 (二) 再范畴化 ———社会认同论的视角 原来的内群 —外群成员如果因为情景的需要或形势的紧迫 ,认为有必要在认知和物理意义上 重新描绘范畴边界时 ,就会将先前的内群 —外群纳入一个新的超然范畴。这样一来 ,以前的外群成 员就成为内群成员 ,共同的内群认同会降低预先存在的群际分化。这是一种再范畴化 ( re2catego2 rization)的过程 ,它有利于减少原先存在于群际之间的偏见和敌意 ,建构新的内群认同。[23 ]225 在绑匪与人质之间存在着很强的相互依赖。绑匪知道 ,如果没有人质 ,官方就会毫不犹豫地以 暴力手段结束这种僵局 ;同时 ,人质也非常清楚 ,他们的性命完全掌握在绑匪手中。双方都依赖对 方获得生存的机会。这就促使一种“我们”(us)和“他们”(them)的再范畴化区分。原本处于对立位 置的人质与绑匪之间 ,因为共同的命运被再范畴化为“我们”群体 ,而官方被视为“他们”群体。双方 的联结会因警察没有满足绑匪的要求而被进一步加强 ,因为这意味着 ,无论是人质还是绑匪都要继 续他们现在的境况 ,两者的利益都系于警察。人质与绑匪成为同一条船上的人 ,警察是他们共同的 “敌人”。 再范畴过程是社会范畴化的一种。范畴化过程产生了两个必然结果 ,第一是群际歧视 ,更多的 积极特征与更少的消极特征与内群相关联 ,对于外群则恰好相反。第二 ,它导致对内群同质性的感 知。坎贝尔分析了使分离实体 (即单个人)被视为群体的因素 ,这些因素是共同命运、相似性和接近 性[24 ] 。共同做事的人们或面对共同命运的人们 ,更可能被感知为一个群体。合作行为 (哪怕历时 相对较短)具有自然而然地塑造群体的趋势 ,即一种带有划分界线与排除外人的趋势[8 ]206 。同样 , 拥有相同特征 (相似性) ,如说同一种语言的人更可能被划分在一起。此外 ,那些在身体上彼此接近 的人们 (接近性) ,也可能被视为一个群体的成员。就像个体间的态度赞成会带来人际喜爱一样 ,群 体成员之间 ,在这里就是人质和绑匪之间“共同命运”的体验 ,以及在狭小空间的高频接触 ,会带来 两者之间的相互吸引[25 ] ,如果双方讲同一种语言 ,这种吸引会显著增强。 范畴化与认同相关联。无论何时当我们认为自己隶属于某一群体时 ,就会产生对这一群体的 认同。在群体中的卷入程度越深 ,认同也就越强烈[23 ]202 。由于我们很大一部分自我概念是依据群 体归属来进行界定的 ,因此会偏好于将内群看成积极的而非消极的。而我们的群体评价在本质上 又是通过与他群体的比较来获得的。如果我群在某些维度上被感知为是明显优越的 ,那么我们也 能享受到这种荣耀的投射。因此 ,群际比较影响到个体的自尊。[26 ]7 - 24 简言之 ,当人质将自身与绑匪感知为“我们”群体时 ,他不但会认同这一群体 ,而且对这一群体 也会产生较高的评价 ,而作为外群体的警察则遭到人质的鄙薄。当最近发生的事件 ,唤起某一特定 范畴化过程的时候 ,很可能后继事件也会依据相同的范畴体系进行解释。[23 ]177所以 ,人质即使在获 释以后对绑匪的认同以及对警察的敌意仍旧会存在 ,所以他们会提供给警察错误的信息 ,并且拒绝 出庭指证绑匪。 六、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应对策略 (一) 受害者 :反思的心性 并不是所有的个体在这种极端的情境下都会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一些受害妇女会理性地 处理她与丈夫之间的关系 ,有些人质合力将绑匪推到窗户前面 ,以方便警察射击 ,也有的奴隶在盛 怒之下杀死了他们的主人 ;所以 ,不能认为受害者对于控制者的认同存在于多数人身上。美国 FB I 的一项调查研究表明 ,在涉及联邦、州和地方的 4 700 个人质绑架案中 ,73 %的人质没有表现出斯 德哥尔摩综合症的症状。[4 ]强烈的道德感、坚定的信念和一种扪心自问的反思 ,可以降低或弱化斯 德哥尔摩综合症的产生。 ·051·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9 年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在“9·11”事件中 ,被恐怖分子劫持的第一和第二架飞机上的乘客以一种无可奈何的态度消极 地等待死亡的来临 ,当然他们也给其他人带来了生命的终结。第三架飞机上的乘客与绑匪展开了 斗争 ,使飞机在撞上目标之前就发生了爆炸。尽管乘客的最终命运相同 ,但是那些做出反抗的人 质 ,使其他人免于死在恐怖分子手中。 在面对死亡威胁的高压情景下 ,没有一个人可以被宣布有罪 ,但是也没有一个人可以从这种道 德屈服的自我贬损中得到原谅[8 ]268 ,尤其是当讨得压迫者欢颜的努力是以别的受害者为代价的时 候。在走向灭亡的途中 ,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间里不是完全缺乏选择 ,而哪里有选择 ,哪里就有反 思的余地。思想对做恶具有抑制作用 ,因为思想可以产生关于善恶的辨别能力。 在纳粹德国 ,一些犹太委员会的委员拒绝与纳粹合作 ,有些人自杀 ,有些人自觉地踏上了开往 死亡营地的交通工具。所以说 ,将自我保全凌驾于道德义务之上 ,不是预先注定必定如此的。只要 有人不屈从于压力 ,我们就不能将责任一股脑地推到那些施加压力的人身上。有多少人选择“道德 义务”高于“自我保全的理性”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确实有人这样做了。邪恶不是全能的 ,它能够被 拒之于千里之外。少数抵抗的人粉碎了自我保全逻辑的权威。“残酷的极致是在毁灭受害者之前 剥夺他们的人性 ,抗争的极致是在非人的条件下坚守住人性。”[8 ]269 - 270 (二) 警察 :审慎的解救策略 无论是认同还是顺从 ,实际上人质都是在尽力使自己表现得通情达理。人质的人性化可以提 升生存的机会 ,这对解决人质危机的警察和谈判者的启发是明显的。谈判者应该尽量让人质在绑 匪的心中成为一个有血有肉的具体的人 ,以促成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第三个特征 ,即绑匪对于人质的 积极的情感体验的产生。在人质事件中 ,警察应该首先确定卷入事件中的人质的数目以及他们的 名字 ,之后可以让绑匪传递一些个人的信息给人质 ,例如 ,“告诉马克孩子们非常爱他 ,当他出来的 时候孩子们会在外面等他”[4 ] 。这种信息会提醒绑匪 ,人质是一个有家庭的真正的人 ,而不仅仅只 是他们手中的一个工具 ,同时 ,这也向绑匪暗示官方力图和平解决问题的意图。 一方面要使人质人性化 ,但另一方面又不能表现出对人质的过度关注。因为如果过多关心人 质 ,绑匪会认为自己被忽视。为了在这两者之间达成平衡 ,应该先表现出对绑匪的关心 ,然后再询 问人质的情况。 由于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强大效应 ,美国防暴警察在受训时都会被告知 ,不要轻易相信获释人 质提供的消息 ,因为他们可能提供假情报来帮助绑匪。同样原因 ,防暴警察在现场破门而入时常常 要防备人质的怪异举动 ,因为人质常常会突然用自己的身体挡在警察和绑匪之间 ,或上来抢夺警察 的枪。对此 ,营救方应该多有心理和行为上的准备。 在解决大规模的人质绑架事件时 ,官方要审慎地采取行动。2002 年俄罗斯文化剧院人质事件 中 ,有 130 名人质死于俄罗斯特殊武装 ( Russian Special Forces) 释放的不明毒气。此外 ,无论是医 院还是医生对于人质的抢救和护理都不尽如人意。所有这些让人质体验到了另一种伤害。因此 , 不恰当的解救不但会增加不必要的伤亡 ,而且会进一步加深幸存者对政府的不信任感和失望情绪。 (三) 心理医生和家庭 :有节制的介入 关于创伤康复的多项心理研究表明 ,在人质事件发生后立即对受害者进行心理干预并没有收 到预期的效果 ,很多时候甚至会产生副作用。应该给人质平静和休整的机会 ,他们可以利用自己的 资源和社会支持网络应对人质事件带给他们的心理创伤。在这之后如果受害者认为他们需要帮 助 ,心理治疗可以适时介入。 因为人质和绑匪之间的情感联结的存在 ,人质在获释之后会对绑匪的死亡感到哀伤。周围的 很多人都死去了 ,而他们活下来了 ,他们也会对此产生罪恶感。心理医生应该告诉人质 ,斯德哥尔 摩综合症在人质中是正常现象 ,他们做出的选择是因为恐惧和人性的脆弱。在这种生命随时受到 威胁的极端情况下 ,怎样做是正确的 ,怎样做是错误的是含混不清的。“正确”和“错误”,不能成为 评价人质行为的充分的道德语词。这样可以帮助人质解脱他们对自己行为的罪恶感和矛盾情绪。 ·151·第 1 期 　　　　　　　　　　高明华 :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表现、成因和应对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Speckhard 等的研究[27 ]表明 ,当人质得知在这种情景下他们的心理体验和行为反应属正常范围内 时 ,他们会有释然的感觉。 获释人质同样需要来自家庭的帮助 ,以使他们能更快地从心理创伤中解脱出来。人质在被扣 留期间体验到从未体验过的孤独和无助 ,但是受难的经历难以沟通 ,尤其是对于不曾有过他们经历 的人。这时家庭成员应尽量避免让他们回忆痛苦的经历以满足自己的好奇心理。在任何时候 ,自 己的快乐都不应该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 大众传媒经常会给受害者带来更多的心理负担和压力。尤其是那些对绑匪产生认同的人质 , 在被媒体不恰当的报道之后 ,不了解情况的人会对他们投以异样的眼光。这会给受害者带来更强 的心理创伤 ,使他们对自己的道德品质产生怀疑。同时 ,记者对绑匪的丑化会让这些受害者产生困 扰 ,因为记者的报道与他们的体验不相符。因此 ,人质事件发生后的一段时间内 ,家庭和心理医生 应尽量减少新闻媒体对受害者生活的侵扰。 一段时间的休整之后 ,应该鼓励受害者重新回到工作岗位 ,恢复正常的生活秩序 ,这对他们的 心理康复大有裨益。工作本身和有序的生活会转移他们的注意力 ,避免对创伤经历的再体验。被 绑架期间人质的自我效能受到了挑战 ,在工作中他们会重新找回自己的价值。俄罗斯文化剧院的 一位人质在恢复工作后这样说道 :“我认为我的工作正挽救我。”[27 ] 七、结语 知识具有解蔽和启明的功能。了解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产生原因及应对策略 ,有助于人质在 绑架事件中争取主动。一个受过训练的人质 ,可以在事件中对绑匪施加影响。如果个体对于恐怖 事件有心理上的准备 ,那么整个的人质体验和创伤都会被更加有效地处理。 在我们还没有从大屠杀这种旧的恐怖主义阴霾中走出来的时候 ,我们又遭遇了自杀式袭击与 绑架这种新的恐怖主义。在世界风险社会的背景下 ,讨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这种与恐怖主义 紧密相连的心理现象 ———既是时代的紧迫要求 ,又是公民个体责任感的体现。 本文的写作得到了导师方文教授的悉心指导 ,谨致谢意。 [参考文献 ] [1 ] 　Turner J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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