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利亚斯.

窗体顶端 窗体底端  czm20100210_shuoxie.doc卜辭中的「」根據它的用法可分為兩種，一為動詞讀為「戛」字，其義文例多作攻擊之義，另一為受燎祭及禱禾的對象，又經常與河、岳，及先公示壬名號並列，而又可作為「告」的對象。由於它和「高夒」同見於一版，可知他並非高祖夒。由聲韻關係可知「戛」與「契」音近，說他是帝嚳之子，即「契」，也就比較可信。由出土的戰國文獻與傳世文獻比較可知契就是傳說中的少皞。若文獻上的帝嚳就是高祖夒的話，那麼高祖夒與契的關係很可能就是父子。由於卜辭上他和「夒」同樣在「又(右)宗」受祀，可見他們父子二人的地位一樣重要，他為殷人的始祖即文獻上的「契」，也就可以成立了。 您的位置：首页>三代考古> 殷商史>夏世系研究 « 《雲間朱孔陽藏戩壽堂殷虛文字舊拓》出版 黄组甲骨新缀第101-106组 » 夏世系研究 http://www.xianqin.org/blog/archives/category/kaogu 发表于：2010年 03月 3日 7条评论 【作者】李宏飞（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系 北京 100102） 作者按：已发表于《甲骨学110年：回顾与展望——王宇信教授师友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原名《夏商世系探索》。 【摘要】 传世文献中的“夏世系”可以分为传说、过渡、现世三个阶段，其中“太康～中康～相～少康”四位夏后是连接传说阶段与现世阶段的人为虚构的过渡阶段世系，是商代中期“太戊～仲丁～外壬～河亶甲～祖乙”五位商王事迹的史影。由此可知传世文献中的“夏世系”并不完全可信，而在此基础上的“夏年”也是不可信的。 【正文】 王国维先生利用二重证据法证实部分商先公先王世系后自信地说：“由殷周世系之确实，因之推想夏后氏世系之确实，此又当然之事也”[1]，中国学界在这样的信念下不断致力于利用考古手段找寻古代文献中记载的夏王朝。然而迄今为止尚未找到类似于殷墟卜辞的自证物来对证夏后氏世系，百余年来对夏后氏世系的怀疑之声却不绝于耳。崔述和顾颉刚先生是代表性的怀疑者，他们将目光集中在了“太康～中康～相～少康”四位夏后的历史，也就是所谓的“太康失国～后羿代夏～少康中兴”。这段历史载于《左传》的襄公四年[2]和哀公元年[3]（《史记·吴太伯世家》引相同内容[4]）、《竹书纪年》[5]、《楚辞》的天问篇[6]和离骚篇[7]、《史记·夏本纪》[8]、《书序》[9]等传世文献。崔述先生曾对夏后太康、仲康、少康的名字产生怀疑：“禹之后嗣见于传记者，曰启、曰相、曰杼、曰皋，皆其名也。上古质朴，故皆以名著，无可异者。惟太康、少康则不似名而似号。不知二后何故独以号显？且太康失国、少康中兴贤否不同，世代亦隔，又不知何以同称为‘康’也？仲康见于《史记》，当不为诬；何故亦沿康号而以仲别之？”[10]顾颉刚先生对这段历史提出了进一步质疑，认为启在古代文献中“除了儒家的经典以外都是说他不好的，自从孟子说了‘启贤，能敬承继禹之道’，又造出朝觐诉讼讴歌的人不到益那边去而到启这边来的故事，启才变作一个好人，而他的不好的行为全送给太康收受了。至于太康，是本来没有这个人的，乃是启的分化”；关于《楚辞》“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中的“康娱”，沿承了戴震的观点，认为其乃是一辞，不同意旧解以太康释“夏康”；关于后羿，认为“在西汉中年以前，羿的时代还没有固定，有的书说他是尧时人，有的书说他是夏时人，又有人说他是周幽、厉时人。羿的性格也没有固定，有的书说他是有功的好人，有的书说他是有罪的坏人，又有的书把他当作世职的名称看。最通行的是他的传说。到了西汉初年以后，才有羿为夏帝的说法。”[11]顾先生已经充分意识到了“三康”（太康、仲康、少康）的非真实性和后羿代夏故事版本在西汉中期以前的不确定性。 一、夏世系的传说、过渡、现世阶段划分 对于“太康～中康～相～少康”四位夏后的非真实性还可以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不惟夏后氏世系，殷墟卜辞目前为止仅仅能够提供王亥的父亲季（亦见于《楚辞》，《世本》、《殷本纪》作“冥”）以后的，呈现“上古质朴”特点的商先公世系，在此之前是“昭明～相土～昌若～曹圉”四位不见于卜辞的商先公名称和以契为中心的传说世系。“昭明～相土～昌若～曹圉”四位不见于卜辞的商先公名称疑点重重：有学者怀疑商先公昭明是不存在的，“契玄王生昭明”当为“契玄王生而昭明”之误[12]；商先公相土与夏后相的名字相近[13]，甚至在早期文献中有混淆的情况，并且都曾居于“商丘”；昌若名似黄帝之子昌意；曹圉名似周先公高圉、亚圉。陈梦家先生曾指出：“《殷本纪》上甲以前的‘先公’……主要的来源是《世本》，乃纪元前234～228之间赵人所编作。《世本》对于商之‘先公’作了如下的处置：⑴加入了昭明、昌若、曹圉三世，这是《世本》以前所无的；⑵排定了契以下至冥的父子直系关系。《殷本纪》采用了《世本》的帝系只作了一点重要的增加，就是将《世本·作篇》之核排入了世系内；他为什么把振（即核）介于冥和微之间，是不知道的。在《商颂》中，没有直接提到喾与契，只有‘玄王’。喾与契到《国语》、《尧典》才出现。《左传》的材料或在《商颂》之后而《鲁语》之前，有了少皞、高辛、阏伯和四叔，他们在《世本》中未被列入上甲以前的系统中。《楚辞》的玄鸟故事（亦见于《商颂·玄鸟》），或与帝喾或与高辛相联属，所以高辛是喾。《殷本纪》 汤以前是：契——昭明——相土——昌若——曹圉——冥——振七世父子，除振以外是据《世本》排列的。此七世加上上甲至主癸六世共十三世，再下一世为汤，如此符合了《周语》下‘玄王勤商十四世而兴之说’。由此可以推定，《殷本纪》契至汤十四世的数目，当成立于纪元前四世纪前后。”[14]王国维先生曾指出：“上甲微之为以日为名之始也……观殷人之名，即不用日辰者，亦取于时为多。自契以下，若昭明、若昌若、若冥，皆含朝莫明晦之义。”[15]吴其昌先生进一步指出：“‘微’之义为不明……‘昭明’之意为清晨，‘昌若’之意为日中（昌为光昌之义，是日中也）。‘冥’之意为晚暮……若云以所生之时辰为名，与此后以所生之日之天干为名者正为同例。然八世祖生于晨，六世祖生于午，四世祖生于晚，二世祖生于夜，人间宁有如此之巧事耶！何以整齐划一，必间一代而又奇异名字……此种名称，此种次序，定为出于人造，而非出于天然也。定为出于幻想，而非出于事实也。定为出于后人之口，而非出于原先之史也。”[16]郭沫若先生也已指出：“殷之先世大抵自上甲以下入于有史时代，自上甲以上则为神话传说时代，此在殷时已然，观其祀典之有差异，即可判知。”[17]由此可知，早期商先公世系（以契为中心）是传世文献堆砌出的传说世系，晚期商先公世系（季、王亥、王恒、上甲等及其以后）是可运用二重证据法进行对证的现世世系，在两者之间起过渡作用的“昭明～相土[18]～昌若～曹圉”四位商先公世系得不到殷墟卜辞的支持。 根据《史记》提供的材料，《殷本纪》的商先公世系与《夏本纪》的夏后氏世系是对应的十四世，得不到殷墟卜辞支持的“昭明～相土～昌若～曹圉”四位商先公在世系顺序上竟然与疑窦重重的“太康～中康～相～少康”四位夏后世系也是对应的。至于更早的以禹为中心的世系，顾颉刚先生早已指出系层累而成，禹自西周中期始由天神向人王的转变[19]。 由此可知，夏后氏世系与商先公世系有着类似的规律性结构，见下表。 至此可以得出结论：传世文献中的商先公和夏后氏世系可以划分为传说、过渡、现世三个阶段，后世对于商先公和夏后氏的确切世系仅仅能够追述到现世阶段[20]。传说阶段的商先公和夏后氏世系仅见于传世文献，需要谨慎提炼其中的历史信息。“昭明～相土～昌若～曹圉”四位商先公世系和“太康～中康～相～少康”四位夏后氏世系是连接现世阶段与传说阶段的过渡阶段。 二、取材于商代中期历史的夏世系过渡阶段 既然“昭明～相土～昌若～曹圉”四位商先公世系缺乏殷墟卜辞的支持，与之对应的“太康～中康～相～少康”四位夏后世系也可同理推知并非史实。历史并非向壁虚造，其形成必有所本：商代中期“太戊～仲丁～外壬～河亶甲～祖乙”五位商王的事迹被“移花接木”到了早期文献的夏史之中。通过下表对比可发现，传世文献中“太康失国、夏后相居商丘、少康复国”等事迹与“商王仲丁迁嚣、河亶甲居相、祖乙迁邢”等事迹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竹书纪年 殷本纪 殷墟卜辞 夏本纪 竹书纪年 左传 楚辞   太戊 大戊 太康 太康     仲丁 中丁 中丁 中康       外壬 外壬 卜壬         河亶甲 河亶甲 戔甲 相 胤[21] 相 胤甲[22] 相   祖乙 祖乙 祖乙[23] 少康 少康 少康 少康 “太康～中康～相～少康”四位夏后的历史是商代中期“太戊～仲丁～外壬～河亶甲～祖乙”五位商王事迹的史影。笔者无意使用“史影”一词否定夏的存在[24]，但有关夏的传世文献由于受到了周人的干扰，存在严重的问题。尽管《左传》、《竹书纪年》等史料价值很高，但均成书于东周，距离夏商之世已有数百年之隔，周人不修商史，商人不修夏史，孔子时已然感慨于“文献不足”，文献所载出现误传并不意外，然而此处并非无意误传。将商代中期“太戊～仲丁～外壬～河亶甲～祖乙”五位商王事迹作为脚本制造“太康～中康～相～少康”四位夏后世系显系周人刻意所为。顾颉刚先生曾推测：“周始于后稷，商始于契，是有明文的；独夏代则只知有末王而不知有首王。为称说‘三代圣王’便利计有补足的需要。《论语》中以夏商为‘二代’，又单言尧舜禹。以尧舜禹置于夏商之上，则禹与夏最为近，故有合一的趋势。”[25]上文论及，后世对夏后氏世系只能追忆至现世阶段，是残缺不全有尾无头的，由于传世文献中夏后氏世系的现世阶段和以禹为中心的传说阶段之间没有明确的传承关系，需要在两者之间添加一个过渡阶段使之联系成为整体，于是取材于商代中期“太戊～仲丁～外壬～河亶甲～祖乙”五位商王事迹作为脚本制造的“太康～中康～相～少康”四位夏后世系问世了。考古资料和传世文献均显示，商与东夷的关系在中商时期开始激化，之后的殷墟时期也将主要精力投入经营东土的活动，对东面的岳石文化呈现进攻趋势，甚至最终导致了岳石文化的衰亡。放弃长期经营的亳并且屡次迁都可能受到了这样的外部影响，直至迁都于安阳洹河流域才趋于稳定。周人自称夏，重视夏与夷的区别，尤其注重将自己与属于东夷系统的商人区分开来。观察记载“太康失国～后羿代夏～少康中兴”最详细的《左传》襄公四年和哀公元年的上下文不难发现：襄公四年魏庄子的语言环境是为了给当时夷夏斗争提供论据，而哀公元年也有“介在蛮夷，而长寇雠”的语句，谈话中引用这两处材料的目的都是为了表明在夷夏斗争中，“夏”历经辗转曲折终于复国，取得了夷夏斗争的胜利。按照周人的逻辑，商与东夷属于东夷系统，两者间的“斗争史”是同一系统的“人民内部矛盾”，周人在获取论据时，自然不能直接引用商人的“复兴史”，于是将其假托到了与周属于同一系统的夏后氏的历史中。商人不可能歪曲自己的历史来制造夏史，而以“太戊～仲丁～外壬～河亶甲～祖乙”五位商王事迹作为脚本制造出的夏史至少在战国时期已经制造完毕并广为应用，由此推知这个假托的过程当在西周或春秋时期。 三、“太康居斟寻”与“仲丁迁于隞” 夏后太康的原型是商王太戊，两者名称均为“太某”。殷墟卜辞中“太戊”作“大戊”，“大”乃“太”之本字。太戊是居亳的最后一位商王，其子仲丁迁都于隞。“太康居斟寻”表明商王太戊已经离开亳到了隞，旋即商王仲丁即位，因而有“仲丁迁于隞”的记载。 夏后中康的原型是商王中丁，两者名称均为“中某”。殷墟卜辞中“中丁”与《殷本纪》同。《竹书纪年》作“仲丁”，有“征于蓝夷”之事。 传世文献中关于夏后氏都城地望的材料主要来自《竹书纪年》，与此形成强烈反差，《史记·夏本纪》对夏代都邑并未过多提及，其他早期文献中关于夏后氏都城的地望也仅有简略描述。上文论证以禹为中心的早期世系尚处传说阶段，因此对于颛顼、鲧、禹、启所居之地的问题须慎重对待。传世文献记载的现世阶段夏后氏都城地望主要集中在伊洛河流域，在《竹书纪年》再次面世之前，总是以“有夏之居”“夏桀之国”等模糊字眼指代[26]。“斟寻”是《竹书纪年》中与“太康～中康～相～少康”四位夏后的历史密切相关的地名，《竹书纪年》再次面世后，“斟寻”与“夏桀之国”“有夏之居”结合起来，在《竹书纪年》中“太康居斟寻，羿亦居之”之后添加了“桀又居之”的语句，于是“斟寻”从此被认为是夏代中后期都城的名称，时至今日仍然被拿来与二里头遗址“对号入座”。 上文论及“太康～中康～相～少康”四位夏后的历史乃商代中期历史演变而来，那么与这些事迹相关的“斟寻”“斟灌”等地名亦非夏都，而与商代中期都邑有关。关于两者的地望，主要有山东和河南两种说法，以《水经·巨洋水注》的解释最详：“薛瓒《汉书集注》云：按《汲郡古文》，相居斟灌，东郡灌是也。明帝以封周后，改曰卫。斟寻在河南，非平寿。又云：太康居斟寻，羿亦居之，桀又居之。《尚书·序》曰：太康失国，兄弟五人，徯于洛汭。此即太康之居为近洛也。余考瓒所据，今河南有寻地，卫国有观土。《国语》曰：启有五观，谓之奸子。五观盖其名也。所处之邑，其名曰观。皇甫谧曰：卫地。”薛瓒否定两者位于山东地区，同时已经指出“斟寻”位于大河以南，“斟灌”位于卫国境内的大体地望。邹衡先生认为山东地区处于岳石文化分布区，“斟寻”和“斟灌”位于山东地区的说法可以用考古学手段加以排除[27]。由此可见，文献考据和考古研究都将“斟寻”和“斟灌”的地望指向了河南，而非山东。 图1 大师姑城址与小双桥遗址位置图 “斟寻”的原型是商代中期都城“隞（嚣）”。传世文献显示商汤灭夏之前消灭的最后一个势力是亲附于夏的昆吾[28]，夏后氏和昆吾氏均为颛顼的后代[29]，昆吾氏是夏后氏的重要诸侯[30]。按照邹衡先生的“郑亳说”，夏商之际商汤把首都亳建立在了现在的郑州，夏桀的都邑是二里头遗址[31]，那么昆吾的地望明显在郑洛之间。河南荥阳市大师姑城址恰是二里头文化（二至四期）最东面的城址，直接面对来自东方的威胁，已有学者指出大师姑城址很可能就是“昆吾之墟”[32]。陈旭先生在“郑亳说”基础上，认为郑州小双桥遗址是“仲丁迁隞”之所在[33]。值得注意的是，小双桥遗址与大师姑城址的直线距离仅有约7公里（图1），按照传世文献的说法，大师姑城址是“昆吾之墟”，那么距离如此之近的小双桥遗址当然也可以叫做“昆吾之墟”，而传世文献显示“昆吾之墟”又是“颛顼之墟”，则小双桥遗址亦可谓之“颛顼之墟”。至此综合上述讨论可知，所谓的“斟寻”当全称为“斟寻之墟”，乃“颛顼之墟”音转而来。小双桥遗址中含有的岳石文化因素[34]与《竹书纪年》“太康居斟寻，羿亦居之”的记载也惊人的符合，可作为夏都斟寻的原型是商代中期都邑隞的重要物证。 四、夏后相、夏后胤甲与商王河亶甲 夏后胤甲的原型是商王河亶甲（殷墟卜辞作“戔甲”），“胤甲”由商王“戔甲”而来。《竹书纪年》中夏后胤甲[35]与商王河亶甲[36]的记载可以通过《吕氏春秋》“殷整甲迁于西河”进行整合。 “胤甲”所居“西河”的原型是商代中期都城“相”。“西河”在传世文献中有“卫国西河”和“魏国西河”两处。“春秋战国时代，黄河下游以走《汉志》河为常，也曾不止一次走《禹贡》、《山经》河；也有可能东（《汉志》河）西（《禹贡》、《山经》河）二股曾长时期同时存在，二股迭为干流，而以东股为常”[37]，此时的“西河”指的是流经卫国的《禹贡》河两岸地区，因位于常流的《汉志》河以西故名，可称为“卫国西河”。 后来随着卫国领土逐渐被蚕食，西河转变为魏国山陕之间黄河两岸的称呼，即“魏国西河”。本文涉及的“西河”是“卫国西河”，可以大河为界分为东西两个区域，而关于商代中期都城“相”的地望也主要有两种说法，分别是大河以西的安阳洹河流域和大河以东的内黄濮阳间。 商代中期都城“相”不在大河以西的安阳洹河流域。受“纣都朝歌说”的错误影响，在甲骨文发现和安阳殷墟科学发掘以前，晚商都邑通常被认为是在安阳以南的淇县“朝歌”[38]。相关的晚商历史被挪到了淇县，安阳的“洹水南殷墟”由此衍生出了“河亶甲居相安阳说”。唐宋以降，受到此说的影响，安阳殷墟通常被认为是商代中期的都城“相”之所在，加之《史记·殷本纪》对商代后期都城的模糊记载[39]，“河、淇间故商墟”的“朝歌”被更广泛的认为是“晚商都邑”。相州得名取“河亶甲居相”之义，最初并无特指安阳附近的殷墟，而是广义的邺城附近区域相传乃河亶甲居相之所[40]，并且是先有相州之名，后有“河亶甲居相安阳说”的出现，一直流传到清末[41]，尤以明代崔铣所著《邺乘》记载最为详尽：“今府城外西北有开元寺，寺后有亶甲冢，冢在洹水南岸。有故城，称畿城，一曰亶甲城，周围四十步，高一丈五。又有地曰商亭，《城冢记》曰‘亶甲所居’。”安阳洹河南岸古代墓葬众多，在没有科学的考古学理论方法的古代，将其中的一处墓葬误认为“亶甲冢”并不奇怪，而所谓的“亶甲城”的规模“周围四十步，高一丈五”，或为某处建筑台基。该说始终强调“相”位于安阳洹河南岸，而八十余年来的考古发掘表明，安阳洹河南岸传统意义上的殷墟乃商王武丁至帝辛的都城所在[42]，与“河亶甲居相”无涉。 商代中期都城“相”当在大河以东的内黄濮阳间。殷墟卜辞中的“戔甲”在周代以来的传世文献中作“河亶甲”，是比较独特的一例，而这恰恰凸显了该名字的特殊性。周人在“河亶甲”一名中赋予了周代的地理概念：“河”顾名思义是大河，即古黄河，而“亶”字的选择应与澶渊有关。澶渊在《左传》中曾被多次提及，其地望就在今濮阳内黄间。大河与澶渊所在的“卫国西河”地区恰与《括地志》中“相”的地望[43]相合。邹衡先生曾针对“卫国西河”地区的商都进行过考证，认为唐宋以降该地盛传的“亳”乃“相”之讹传，“河亶甲所居内黄之相地似较有可信之处”，“很有可能刘次范遗址本来就是河亶甲所居之相地”[44]。有理由相信商王河亶甲所居之“相”确在内黄濮阳间，当然这还有待于今后的系统区域调查、发掘与研究。 夏后相的原型是商王河亶甲，得名于“河亶甲居相”之“相”地名，与夏后相有关的“斟灌”和“商丘”的原型是商代中期都城“相”。文献中“斟灌”的出现频率低于“斟寻”，随着时间的推移甚至出现了两者混淆的状况，“昆吾之墟（颛顼之墟）”从郑洛之间转移到了卫国后期都城帝丘附近[45]。《竹书纪年》中关于夏后相所居之地给出了“斟灌”和“商丘”两个地名是产生地名混淆和转移的根源。《左传·哀公十七年》：“卫侯梦于北宫，见人登昆吾之观，被发北面而噪曰：‘登此昆吾之虚……’。”“观”即“阙”，从行文之义看，所谓的“昆吾之观”即现代考古学意义的夯土基址。“斟灌”当系“斟寻（颛顼之墟）”与“昆吾之观”派生而来，而古代文献中确有“斟灌”作“斟观”的情况[46]。被认为“所载殆无一不袭他书”的今本《竹书纪年》中“斟灌之墟，是为帝丘”的语句，也可视为近古时期学者对“斟灌”的认识。《左传·僖公三十一年》：“冬，狄围卫，卫迁于帝丘。卜曰三百年。卫成公梦康叔曰：‘相夺予享。’公命祀相，宁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类，不歆其祀，杞、鄫何事？相之不享，于此久矣，非卫之罪也。不可以间成王周公之命祀，请改祀命。’”这条记载清楚表明，夏后相所居之处为卫国后期都城帝丘，也就是《竹书纪年》中的“商丘”。由此可见，“斟灌”和“商丘”实即一地，在卫国都城帝丘附近。卫都帝丘（公元前629～公元前241年）已经被发现，位于今河南濮阳县高城村，面积916万平方米[47]。夏后相的原型是商王河亶甲，因此与其相关的“斟灌”和“商丘（帝丘）”也与商王河亶甲有关。《殷本纪》、《竹书纪年》、《书序》一致记载“河亶甲居相”，《左传》又有商先公相土居商丘的记载，由此可推“相”乃“商”之音转，相关演化过程如下： 商丘一般被认为是先商时期重要都邑，然而纵观先秦文献独见于《左传》，且此时的商丘已经从晚商旧畿的卫地（今河南濮阳市附近）转移到了商遗民所封的宋地（今河南商丘市附近）。考虑到周人称“商”称为“殷”和周人对商人（包括宋人）的态度等背景情况，“商丘”少见于东周文献并不奇怪。类似的，“商丘”也会出现相应的替代地名——商都“相”。周人根据“太戊～仲丁～外壬～河亶甲～祖乙”五位商王的事迹制造了“太康～中康～相～少康”四位夏后的历史，夏后相得名于“商”的音转“相”，因而出现了《竹书纪年》“帝相即位居商丘”的记载。由于“斟灌”与“斟寻”地名相近，“颛顼昆吾系统”也从郑洛地区转移到了濮阳内黄间，并取代了本地的“中商历史系统”，由于颛顼是五帝之一，而“商”与“帝”的字形相近，卫地“商丘”向“帝丘”转化，成为颛顼、昆吾、夏后相先后所居之处[48]。又由于在世系排列上与夏后相处于同时期的商先公相土也有居于商丘的记载，为了“调和矛盾”，商丘之名于是被移到了商人后裔的宋国，成为了现在的河南商丘市之名源[49]。尽管周人杜撰出“太康～中康～相～少康”四位夏后世系并造成了地名的混淆和转移，但“中商历史系统”终究无法泯灭，商王戔甲迁都濮阳内黄间的地名只得采纳“商”的音转“相”，又因地处大河和澶渊附近，最终出现了“河亶甲居相”的记载。 五、“后羿代夏”与“少康复国”发生于商代中期 文献中“后羿代夏”的原型乃当时商与东夷的战事。《竹书纪年》显示“太康～中康～相～少康”阶段[50]和“太戊～仲丁～外壬～河亶甲～祖乙”阶段[51]均与东夷有频繁的接触。“太康居斟寻，羿亦居之”表明迫于东夷族的军事威胁，商王朝的都城被东夷族占据。夏后中康时“废时乱日”与夏后胤甲时“十日并出”共同指代当时东夷的军事威胁。“十日并出”是东夷的神话传说，与后羿射日的传说相合。从商王朝放弃长期经营的亳，迁居隞，很快北上迁都相，旋即又迁都邢的情况来看，中商时期的商可能在与东夷的战事中略占下风，出现“殷复衰”的情况，这或许也是晚商战略收缩专营东土的原因。商王戔甲离开郑洛地区北上迁都相，旋即祖乙便迁往邢，“河亶甲居相”之事尤显仓促。《说文解字》：“戔，贼也。徐锴曰：“兵多则残也，故从二戈。”“贼，败也。”商王名曰“戔甲”，其时战事不利局面亦可一窥。《史记·夏本纪》和《书序》中“胤往征之”的事件原型也是商王戔甲将统治中心从郑洛地区转移到豫北冀南地区的重大事件。 夏后少康的原型是商王祖乙。《说文解字》：“少康，杜康也”，“杜”系“祖”而来。祖乙迁邢后“殷复兴”， 殷墟卜辞称其为中宗，此乃少康中兴复国之事件原型。 六、余论 至于现世阶段的夏后氏世系，也早有学者提出质疑。崔述先生曾经怀疑“孔甲则又与商诸王之号相类，岂商之取号于甲乙已彷于此与？”[52]陈梦家先生认为夏后“芒”、“槐”、“不降”、“履癸”的名字可能是商先公先王演化而来，“夏商两代各十四世，而殷之报乙报丙报丁示壬，仅存庙号，无由知其私名，外此十世与夏世相合者七。”[53]顾颉刚先生认为“桀是在古书中最早出现的夏代之王，相大约是商祖相土的分化，他原是‘四征不庭’的贤君。杼的来源虽不可确知，但似与越民族有相当的关系；在《国语》里看，杼是夏的一个中兴之主，同商族的上甲微，周族的高圉太王差不多。孔甲大约是商王祖甲的分化，关于他的故事，大部分是西汉人所造。至于皋、不降等，我们差不多只知道一个名字而已，他们是不是真正的夏王，已不可知了。”[54]本文也论及《竹书纪年》中夏后氏世系现世阶段的夏后胤甲的原型乃是商王河亶甲。对于现世阶段的夏后氏世系，本文暂不作更为深入的讨论，但至少目前为止尚难确定该阶段的夏后氏世系完全不可信。但仅就“太康～中康～相～少康”四位夏后世系不可信的结论，便知传世文献中的夏世系不完全可信，那么诸如《竹书纪年》中“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之类的关于“夏年”的文献记载也就随之失去可信度了。 【文章下载】 李宏飞2010年3月3日夏世系研究.doc [1] 王国维：《古史新证》，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 [2] 无终子嘉父使孟乐如晋，因魏庄子而纳虎豹之皮，以请和诸戎。晋侯曰：“戎狄无亲而贪，不如伐之。”魏绛曰：“诸侯新服，陈新来和，将观于我。我德，则睦；否，则携贰。劳师于戎，而楚伐陈，必弗能救，是弃陈也。诸华必叛。戎，禽兽也。获戎失华，无乃不可乎！夏训有之曰：‘有穷后羿——’”公曰：“后羿何如？”对曰：“昔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迁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兽，弃武罗、伯因、熊髡、尨圉，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谗子弟也，伯明后寒弃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为己相。浞行媚于内，而施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树之诈慝，以取其国家，外内咸服。羿犹不悛，家众杀而亨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诸，死于穷门。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浇及豷；是其谗慝诈伪，而不德于民，使浇用师，灭斟灌及斟寻氏。处浇于过，处豷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国之烬，以灭浞而立少康。少康灭浇于过，后杼灭豷于戈，有穷由是遂亡，失人故也。昔周辛甲之为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阙。于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画为九州岛，经启九道。民有寝、庙，兽有茂草，各有攸处，德用不扰。在帝夷羿，冒于原兽，忘其国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兽臣司原，敢告仆夫。’虞箴如是，可不惩乎？”于是晋侯好田，故魏绛及之。 [3] 吴王夫差败越于夫椒，报槜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会稽，使大夫种因吴大宰嚭以行成。吴子将许之。伍员曰：“不可。臣闻之：‘树德莫如滋，去疾莫如尽。’昔有过浇杀斟灌以伐斟鄩，灭夏后相，后缗方娠，逃出自窦，归于有仍，生少康焉。为仍牧正，惎浇能戒之。浇使椒求之，逃奔有虞，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于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诸纶，有田一成，有众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谋，以收夏众，抚其官职；使女艾谍浇，使季杼诱豷。遂灭过、戈，复禹之绩，祀夏配天，不失旧物。今吴不如过，而越大于少康，或将丰之，不亦难乎！句践能亲而务施，施不失人，亲不弃劳。与我同壤，而世为仇雠。于是乎克而弗取，将又存之，违天而长寇雠，后虽悔之，不可食已。姬之衰也，日可俟也。介在蛮夷，而长寇雠，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听。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训，二十年之外，吴其为沼乎！”三月，越及吴平。吴入越，不书，吴不告庆、越不告败也。 [4] 王夫差元年，以大夫伯嚭为太宰。习战射，常以报越为志。二年，吴王悉精兵以伐越，败之夫椒，报姑苏也。越王句践乃以甲兵五千人栖于会稽，使大夫种因吴太宰嚭而行成，请委国为臣妾。吴王将许之，伍子胥谏曰：“昔有过氏杀斟灌以伐斟寻，灭夏后帝相。帝相之妃后缗方娠，逃于有仍而生少康。少康为有仍牧正。有过又欲杀少康，少康奔有虞。有虞思夏德，于是妻之以二女而邑之于纶，有田一成，有觽一旅。后遂收夏觽，抚其官职。使人诱之，遂灭有过氏，复禹之绩，祀夏配天，不失旧物。今吴不如有过之强，而句践大于少康。今不因此而灭之，又将宽之，不亦难乎！且句践为人能辛苦，今不灭，后必悔之。”吴王不听，听太宰嚭，卒许越平，与盟而罢兵去。 [5] a.薛瓒《汉书集注》云：又云：太康居斟寻，羿亦居之。（《水经·巨洋水注》） b.臣瓒曰：……《汲郡古文》云：太康居土斗寻，羿亦居之。（《汉书·地理志》注） c.臣瓒云：……《汲冢古文》云：太康居斟寻，羿亦居之。（《史记·夏本纪》正义） d.《汲冢古文》云：太康居斟寻，羿亦居之。（《史记·周本纪》正义） e.《纪年》曰：帝相即位，处商丘。（《太平御览》卷八二皇王部） f.薛瓒《汉书集注》云：按《汲郡古文》：相居斟灌。（《水经·巨洋水注》） g.后少康即位，方夷来宾。（《后汉书·东夷传》注） [6] 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胡射夫河伯，而妻彼雒嫔？冯珧利决，封豨是射。何献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浞娶纯狐，眩妻爰谋。何羿之射革，而交吞揆之？阻穷西征，岩何越焉？化为黄熊，巫何活焉？咸播秬黍，莆雚是营。何由并投，而鲧疾修盈？白蜺婴茀，胡为此堂？安得夫良药，不能固臧？天式从横，阳离爰死。大鸟何鸣，夫焉丧厥体？蓱号起雨，何以兴之？撰体胁鹿，何以膺之？鼇戴山抃，何以安之？释舟陵行，何之迁之？惟浇在户，何求于嫂？何少康逐犬，而颠陨厥首？女歧缝裳，而馆同爰止。何颠易厥首，而亲以逢殆？汤谋易旅，何以厚之？覆舟斟寻，何道取之？ [7] 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不顾难以图后兮五子用乎家巷。羿淫游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乱流其鲜终兮浞又贪夫厥家。浇身被服强圉兮纵欲而不忍。日康娱而自忘兮厥首用夫颠陨。 [8] 夏后帝启崩，子帝太康立。帝太康失国，昆弟五人，须于洛汭，作《五子之歌》。太康崩，弟中康立，是为帝中康。帝中康时，羲和湎淫，废时乱日。胤往征之，作《胤征》。中康崩，子帝相立。帝相崩，子帝少康立。 [9] a.太康失邦，兄弟五人，须于洛汭，作《五子之歌》。 b.羲和湎淫，废时乱日，胤往征之，作《胤征》。 [10] 崔述撰著、顾颉刚编订：《崔东壁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11] 顾颉刚、童书业：《夏史三论》，《古史辨》第七册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12] 蔡哲茂：《契生昭明考》，《东华汉学》第3期，2005年。 [13] 有迹象表明商先公相土与夏后相的名字有关联。《吕氏春秋·勿躬》：“乘雅作驾”，《荀子·解蔽篇》：“乘杜作乘马”，《世本·作篇》：“相土作乘马”，这表明“乘雅”即“乘杜”即“相土”。“乘”、“相”古音相近，而“雅”又通“夏”，因此所谓的“相土”实际上就是“相夏”，即“夏（后）相”之反文。 [14] 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中华书局，1988年。 [15] 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观堂集林》，中华书局，1959年。 [16] 吴其昌：《卜辞所见殷先公先王三续考》，《古史辨》第七册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17] 郭沫若：《卜辞通纂》，科学出版社，1983年。 [18] 尽管得不到殷墟卜辞的证明，古代文献显示“相土”之名在“昭明、昌若、曹圉”之前已然出现。《左传》中出现“相土”2次：襄公九年“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纪时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定公四年“取于相土之东都以会王之东搜。”《诗经·商颂·长发》有：“相土烈烈，海外有截。”王国维先生在《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中认为“土疑即相土……相土或单名土”，如果是这样的话，“土”与“山川河岳”一样是自然神演变而来，与《诗经·商颂·玄鸟》中“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的含义是一致的，而“相”与“商”可以音转，“相土”实即“商土（殷土）”。 [19] a.顾颉刚：《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古史辨》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b.顾颉刚、童书业：《鲧禹的传说》，《古史辨》第七册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20] 殷墟卜辞的作者能追述到的商先公确切世系仅限于现世阶段，而夏后予（杼、宁）至夏后桀的现世阶段世系可能也是周人能够确切追忆的最早范畴，但由于缺乏自证物的发现，现世阶段的夏后氏世系仍然无法得到确切的证实，而有迹象显示个别的现世阶段夏后仍存在问题。下文将论证《竹书纪年》记载的现世阶段夏后胤甲系商王河亶甲（戔甲）而来。 [21] 《书序》和《史记·夏本纪》中均有“羲和湎淫，废时乱日，胤往征之”的记载，旧注以胤为夏后中康之臣，然而下文将论证胤、夏后胤甲和夏后相均系商王河亶甲（戔甲）而来。 [22] 《竹书纪年》与《史记·夏本纪》提供的夏后氏世系略有不同。夏后胤甲处于《竹书纪年》夏后氏世系的现世阶段，但与夏后相均为商王河亶甲（戔甲）而来。 [23] 殷墟卜辞显示商中宗乃祖乙，与《竹书纪年》“祖乙胜即位是为中宗”同，而非《殷本纪》所言中宗太戊。祖乙乃仲丁之子，非《殷本纪》所言河亶甲之子。 [24] 《尚书·多士》记录了攫取天下的周统治者对商遗民的训诰。若“夏”系虚构，“殷革夏命”系乌有，商遗民是不可能信服的。即便夏世系得不到证实，夏的存在应是确切的。尽管这一问题在自证物出现之前尚无法解决。 [25] 顾颉刚：《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古史辨》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26] a.《逸周书·度邑解》：“自洛汭延于伊汭，居阳无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过于三途，我北望过于有岳，鄙顾瞻过于河宛，瞻于伊洛，无远天室。” b.《国语·周语上》：“昔伊洛竭而夏亡。” c.《战国策·魏策一》：“夫夏桀之国，左天门之阴而右天溪之阳，庐睾在其北，洛伊出其南。有此险也，然为政不善，而汤伐之。” d.《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修政不仁，汤放之。” [27] 邹衡：《夏文化分布区域内有关夏人传说的地望考》，《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 [28] a.《诗经·商颂·长发》：“韦顾既伐，昆吾夏桀。” b.《史记·殷本纪》：“汤自把钺以伐昆吾，遂伐桀。” [29] a.《史记·夏本纪》：“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帝颛顼。” b.《路史·国名记》：“昆吾，颛顼后裔，陆终之子，己姓，名樊，封于昆吾，即古颛顼之虚。” [30] 《史记·夏本纪》：“夏桀为虐政淫荒，而诸侯昆吾氏为乱。” [31] 邹衡：《试论夏文化》，《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 [32] 马世之：《郑州大师姑城址性质试探》，《中原文物》2007年第3期。 [33] 陈旭：《郑州小双桥遗址即隞都说》，《中原文物》1997年第2期。 [34] a.陈旭：《郑州小双桥遗址即隞都说》，《中原文物》1997年第2期。 b.任相宏：《郑州小双桥出土的岳石文化石器与仲丁征蓝夷》，《中原文物》1997年第3期。 [35] a.《汲冢书》曰：胤甲居于河西，天有妖键，十日并出。又言：本有十日，迭次而运照无穷。（《太平御览》卷四天部） b.《汲郡竹书》曰：胤甲即位，居西河，有妖孽，十日并出。（《山海经·海外东经》注） c.《汲冢书》曰：胤甲居西河，天有孽，日并出。（《开元占经》卷六） d.《纪年》曰：帝廑一名胤甲，即位居西河，天有祅孽，十日并出。（《太平御览》卷八二皇王部） e.《汲冢纪年》曰：胤甲即位，居西河，十日并出，其年胤甲陟。（《通鉴外纪》卷二） [36] 《纪年》曰：河亶甲整即位，自嚣迁于相。征蓝夷，再征班方。（《太平御览》卷八三皇王部） [37] 谭其骧：《西汉以前的黄河下游水道》，《历史地理》创刊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 [38] 李宏飞：《“纣都朝歌说”的嬗变》，《安阳甲骨学会文集》，文物出版社，2008年。 [39] 《殷本纪》中关于商代后期都城的记录有2条。“帝盘庚之时，殷已都河北，盘庚渡河南，复居成汤之故居，乃五迁，无定处。”“帝庚丁崩，子帝武乙立。殷复去亳，徙河北。”两处记载均用“河北”“河南”这样的模糊字眼，言武乙徙河北，更不知出自何处，且与《史记·三代世表》“帝庚丁，廩辛弟。殷徙河北”的记载相冲突。 [40] a.唐杜佑《通典》卷178相州条：“魏道武置相州，取河亶甲居相之义”。 b.宋乐史《太平寰宇记》：“魏于此立相州。初，道武幸邺，访立州名。尚书崔光对曰：‘昔河亶甲居相，圣皇天命所相，宜曰相州。’道武从之。” [41] a.宋王应麟《通鉴地理通释》引《类要》：“安阳县本殷墟，所谓北蒙者；亶甲城在五里四十步，洹水南岸。” b.宋罗沁《路史·国名记丁》：“今相州有畿城、商亭。河亶甲故城在安阳西北五里，亶甲冢在城外西北隅，洹水南岸。” c.宋吕大临《考古图》：“乙鼎，得于邺郡亶甲城，足迹罍得于邺，闻此器在洹水之滨亶甲墓旁得之。” d.元葛逻禄乃贤《河朔访古图》：“安阳县西北五里四十步洹水南岸河亶甲城有冢一区，世传河亶甲所葬之所也。” e.明成化《河南总志》：“河亶甲城，一名畿城，在安阳县西北洪河里，昔河亶甲自嚣徙居相即此。内有商亭，河亶甲所居。” f.清顾祖禹《读史方與纪要》：“相城，在府西。《帝王世纪》‘河亶甲居相’，今城西北五里洹河南岸有河亶甲城，一名畿城，即相城矣。” [42] 唐际根：《殷墟一期文化及其相关问题》，《考古》1993年第10期。 [43] 《史记·殷本纪·正义》引《括地志》：“故殷城在相州内黄县东南十三里，即河亶甲所筑都之，故名殷城也。” [44] 邹衡：《内黄商都考略》，《中原文物》1992年第3期。 [45] 《左传·昭公十七年》：“卫，颛顼之虚也，故为帝丘。” [46] 见《水经·河水注》《路史》。《左传》并非实录，并不能排除“斟灌”系“斟寻（颛顼之虚）”与“昆吾之观”派生而来这一观点在逻辑上的可能性。有研究显示《左传》中的相关记载系汉人窜入（参见顾颉刚、童书业：《夏史三论》，《古史辨》第七册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47]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濮阳市文物保护管理所：《河南濮阳县高城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08年第3期。 [48] a.《汉书·地理志》：“卫本国既为狄所灭，文公徙封楚丘，三十余年，子成公徙于帝丘。故《春秋经》曰‘卫迁于帝丘’，今之濮阳是也。本颛琐之虚，故谓之帝丘。夏后之世，昆吾氏居之。” b.《左传·僖公三十一年》：“冬，狄围卫，卫迁于帝丘，卜曰，三百年，卫成公梦康叔曰，相夺予享，公命祀相，宁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类，不歆其祀，杞鄫何事，相之不享，于此久矣，非卫之罪也，不可以间成王周公之命祀，请改祀命。” [49] 《左传·襄公九年》：“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纪时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 [50] a.《纪年》曰：（帝相）元年，征淮夷。（《太平御览》卷八二皇王部） b.《纪年》：二年，征风夷及黄夷。（《太平御览》卷八二皇王部） c.（《竹书纪年》曰）：后相即位，二年，征黄夷。（《后汉书·东夷传》注） d.《竹书纪年》曰：（相）二年，征黄夷。（《通鉴外纪》卷二） e.（《竹书纪年》曰）：（后相）七年，于夷来宾。（《后汉书·东夷传》注） f.《纪年》曰：（相）七年，（干夷来宾）。（《通鉴外纪》卷二） g.（《竹书纪年》曰）：后少康即位，方夷来宾。（《后汉书·东夷传》注） [51] a.《竹书纪年》曰：仲丁即位，征于蓝夷。（《后汉书·东夷传》注） b.（《竹书纪年》）又曰：仲丁即位，征于蓝夷。（《太平御览》卷七八〇四夷部） c.《纪年》曰：河亶甲整即位，自嚣迁于相。征蓝夷，再征班方。（《太平御览》卷八三皇王部） [52] 崔述撰著、顾颉刚编订：《崔东壁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53] 陈梦家：《夏世即商世说》，《古史辨》第七册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54] 顾颉刚、童书业：《夏史三论》，《古史辨》第七册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标签: 世系, 夏, 李宏飞 共 7 条评论 | 现在就去评论 1. zhongguoren03 说： 2010-03-03于16:48 强词夺理！！ 支持(1)反对 (0) 回复 · 北里 说： 2010-03-03于22:20 为什么说强词夺理？ 支持(0)反对 (0) 回复 · zhongguoren03 说： 2010-03-04于11:21呵呵，您的博客我是经常看的，但是对这篇文章的结论，实在觉得有点匪夷所思。不过很多内容我都赞同的。我的意思，您的论据，是得不出您的结论的。 2. zhongguoren03 说： 2010-03-04于11:23 当然了，我不是学历史的，亦非搞考古，压根就是一个门外汉 3. 王甲金 说： 2010-03-08于14:15李宏飞先生这篇大作对我颇有启发，此刻正在写一篇由古文字视角分析夏、周始祖名字的文章，希望几天内能完稿。先在此向李君致谢！ 支持(0)反对 (0) 回复 4. 登九原 说： 2010-04-01于05:26 了无新意，拿旧材料翻炒而成。在否定史记（加上古本竹书纪年）之前，请拿出坚实的证据！ 支持(0)反对 (0) 回复 · 王甲金 说： 2010-04-01于11:33 史记和古本竹书纪年自己拿出证据了吗？ 支持(0)反对 (0) 回复 请发表评论 点击这里取消回复 窗体顶端 正在提交, 请稍候... # 窗体底端 评论最多的文章 · 关于本站｜友情提示 (27) · 甲骨試綴六組 (22) · 无名组新缀一则：合27231+合28573 (22) · 《殷虛文字丙編》校訂稿（附摹本） (21) · 淄博陳莊遺址出土“豐”簋及西周甲骨 (19) · 出组卜辞新缀一则：苏45+天理B392 (14) · 古字旁觀之一：貞人“南殳”還是貞人“殼”？ (13) · 賓組甲骨新綴兩則 (13) · 《北京大學珍藏甲骨文字》著錄片校重70例 (12) · 《甲骨文合集》綴合拾遺 (12) Page 1 of 0 Copyright © 2005-2010 www.xianqin.org  TOP 返回页首 Loading...   　　　　　　　　　　　　　　　 中国早期国家的崩溃 ——以陶寺和二里头为例 张渭莲 （中国　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1.　陶寺、二里头早期国家的发生历程　　 2.　陶寺、二里头早期国家的崩溃过程与原因　　 3.　两种不同的早期国家消亡模式　 早期国家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国际学术界随着对人类早期政治组织形式研究的逐渐深入，而提出的一个与成熟国家相对应的概念。最早提出这个概念的克赖森（H. J. M. Claessen）认为，早期国家是介于非国家组织和成熟国家之间的社会组织形式，其主要职能是调整已被划分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复杂社会中的各种关系 。哈赞诺夫（Khazanov）对于早期国家的定义与克赖森类似，认为“早期国家是指最早的、真正原始类型的国家，是紧接着原始社会解体之后的国家” 。与成熟国家相比，早期国家虽然拥有强有力的合法政府和已经出现阶层分化的居民，经济发展到相当水平已经能够支撑国家的运转，但社会和政治结构等方面仍保留了许多先前发展阶段较为原始的特征。 早期国家如同生命一样，亦有着产生、兴盛与衰亡乃至崩解的历程。克赖森曾经对早期国家的消亡进行过综合研究，认为早期国家走向消亡可能存在三种途径：第一种是早期国家发展为成熟国家；第二种是早期国家停滞、衰退或瓦解崩溃；第三种是早期国家被其他大型政治组织占领或吞并，成为附属国或殖民地 。也就是说，除了部分早期国家演变为成熟国家，相当多的早期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消失或者崩溃了。 对于早期国家崩溃的原因，学者们提出过各种各样的观点，如美国考古学家泰恩特（Joseph A. Tainter）指出，当维护一个复杂社会所需的能量越来越大，而所得回报越来越少，二者的差距达到一定程度时，整个社会的政治结构便变得极为脆弱 。加拿大考古学家炊格尔（Bruce G. Trigger）则认为人类生存一般采取“最省力”原则安排活动，当一个社会对能量和资源的奢侈浪费达到一定程度时，它的破灭便在所难免 。美国学者科恩（Michael D. Coe）从宗教对社会发展制约的角度，对社会崩溃的原因进行探讨 。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Leften Stavros Stavrianos）认为国家内部的虚弱和外来的游牧民族的入侵，是造成古代文明消失的主要原因 。卢威（John W. G. Lowe）对玛雅文明进行研究后认为人口增长的压力加之头重脚轻的贵族统治，是导致其突然消失的主要原因 。 近年来中国国内学术界亦有部分学者将早期国家相关理论引进到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当中，对中国早期国家的发生、发展与独有特征等问题进行探索，取得了相当令人关注的成果 。然而对于早期国家崩溃的研究却极少有人关注，本文即以晋南临汾盆地的陶寺和豫西伊洛河盆地的二里头为例，对中国早期国家的崩溃过程进行研究。之所以选择陶寺和二里头，是因为与其它地区的考古学文化相比，二者的资料累积较多，可以清晰地观察到社会组织发展演变轨迹的缘故。 1．陶寺、二里头早期国家的发生历程 对于陶寺和二里头是否已进入早期国家阶段，长期以来学界有过一些讨论 ，但由于种种原因所得出的结论有着很大的差异。随着近年来考古材料的累积及相关资料的发表，尤其是一些重要考古发现的问世，为进一步剖析二者的社会组织演变提供了可能。从现有材料看，已有足够证据表明陶寺和二里头先后进入了早期国家阶段。需要加以说明的是，本文虽着眼于探讨陶寺和二里头早期国家的覆亡，但若不对其形成历程进行剖析，似难以从更深层次上理解其消亡模式，因而本文的研究便由二者早期国家的发生历程入手。 1）．陶寺 陶寺遗址发现于20世纪50年代初，遗址东西长2000、南北宽1500米，面积300万平方米。考古工作者在三次复查之后，于1978-1984年在此发掘出居住址和1000多座墓葬 。进入21世纪以来相继发现了早期、中期城址和数座大型宫殿基址 。陶寺类型遗存可分为早、中、晚三期。从相对年代看，早期与庙底沟二期晚期同时，中期相当于王湾三期文化晚期，晚期相当于新砦一期，而早于二里头文化。从绝对年代看，早期约当公元前2300-前2100年，中期约公元前2100-前2000年，晚期约公元前2000-前1900年 。 早期城址位于遗址东北部，大体呈圆角长方形。南北长约1000米，东西宽560米，面积约56万平方米 。大型建筑集聚区或可称为宫殿区位于城址的南部边缘 ，大型窖穴仓储区位于小城外东南 。墓地位于早期城址的城外东南600米处，发掘出的1000多座墓葬排列整齐，头向一致，可分大中小三种类型。其中大型墓9座，中型墓80座，小型墓610座，分别占整个墓地总数的1.3、11.4和87.3% 。 2000－2002年确定的中期城址是在早期城址的基础上扩建而成的。城址由大城和小城两部分组成。其中大城平面呈圆角长方形，面积为270万平方米；小城平面呈刀状，面积约10万平方米 。宫殿区是在早期原址上修建而成的。普通居址位于城址西北角，手工业作坊区可能在大城西南角，仓储区继续使用 。墓地位于中期小城西北部，面积约1万平方米,其内的墓葬亦可分为大中小三种类型 。2003年在陶寺中期小城内墓地以南发现一座具有特殊功用的大型建筑基址 。 将早中期的材料进行对比，可以清晰地看出陶寺遗址由早期到中期所发生的巨大变化。这种变化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 城址面积突然扩大，由56万一跃扩大为280万平方米，较早期增加了5倍多。 (2) 大型宫殿建筑基址面积增大。早期最大者不过800平方米，中期已出现1万平方米的夯土基址。而且有证据表明，中期存在使用陶瓦覆顶、墙面绘有蓝彩、夯筑精良的高级别建筑。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在个别大型建筑中发现有用于奠基的人骨 。 (3) 中期已开始铸造铜容器。在位于大城东北部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主体殿堂基础内发现有铜容器残片，表明中期时已开始铸造和使用铜容器 。 (4) 中期墓葬虽然仍与早期一样分为大中小三种类型，但集中埋葬于中期小城之内，有独立的茔域。随葬品一改早期习见的成套木器和石特磬的传统,改而崇尚玉器 。 (5) 位于中期小城内由半圆形外环道和半圆形台基组成的兼观天象授时与祭祀功能为一体的具有特殊功用建筑的修筑。 早期时修建了面积为56万平方米的城址，城址内的大型建筑集聚区内排列有多座大型建筑，位于城外的墓地被分为大中小三个不同的类型，如果说此时的社会已出现了明显的分化，整个社会至少可以分为三个等级，社会形态已相当复杂的话，那么中期这种分化急剧扩大。面积达1万平方米的超大型建筑的修筑，人牲的使用，铜容器的铸造，有独立茔域的墓葬等均显示出与早期相比社会结构极度复杂的状况，而其中顶部使用陶瓦，墙面绘有蓝彩，体量高大，筑造讲究的建筑的使用者当非普通居民，极有可能为统治者住居，而那座由半圆形外环道和半圆形台基组成的特殊建筑应该就是统治者用以祭祀的场所。由此可见，陶寺中期时处于不同地位的居民在住居、埋葬、奢侈品等方面的拥有并不相同，甚至是极为悬殊的。在这种情况下，居于上层的统治者通过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