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门螺杆菌感染常用诊断方法的评价

幽门螺杆菌感染常用诊断方法的评价 常用的幽门螺杆菌（Hp）诊断方法包括侵入性试验（如快速尿素酶试验、组织学检查和细菌培养等）和非侵入性试验（如血清学试验、13C和14C尿素呼气试验、聚合酶链反应（PCR）和粪便抗原试验）。各种方法的敏感性和特异性不一，在临床应用中有着各自的适用范围和特点。诊断方法的选择对诊断或排除Hp感染、治疗后评估及筛选毒力菌株等临床应用的影响越来越大。 第一节 Hp感染的诊断方法及其影响因素 在各种常用的Hp感染诊断方法中，组织学检测和培养被作为诊断Hp感染的金标准，但与其他方法一样，各自存在不同的缺点。近年来一些新的检测手段不断问世，如粪便抗原试验（HpSA）、粪便标本的PCR及快速尿液试验等。随着检测方法的日益增多，对其诊断准确性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本节介绍各种诊断方法及其可能影响其准确性的因素。 一、快速尿素酶试验 尿素酶在温度升高时活性增强，因此在室温下试验并预热介质可获最快反应速度。由于至少需要1000个细菌才能产生阳性反应，当活检标本细菌过少，如不同标本细菌数不一或肠化粘膜使Hp不生长或不粘附时可呈阴性反应。因此准确诊断常依赖多点活检。 活性尿素酶仅存在于粘液层，因此尿素酶活性除与细菌数量成比例外，还取决于粘液层厚度及胃内pH。仅有少量Hp的患者如其胃粘液层较厚，可由于粘液中贮存的未变性尿素酶而呈强阳性反应；而在重度胃炎及大量Hp定植的患者若缺乏粘液层则反可呈弱阳性反应。尿素酶在pH4.5以上开始有活性，pH8.2时活性最高。流涎过多、胆汁反流、鲜血、利多卡因均可使胃黏膜表面pH大于6.0，从而引起部分阴性患者呈弱阳性反应。同样，服用质子泵抑制剂（PPI）的患者常出现胃酸缺乏，继而导致一些产尿素酶细菌定植于粘液层而造成假阳性反应。PPI 和H2-受体阻滞剂在更多时候可因胃内pH升高降低试验敏感性而引起假阴性反应。同样，服用铋剂或抗生素后24小时内，大部分Hp消失而呈阴性反应。硫糖铝不能完全清除Hp，但能减少细菌数量并减少胃粘膜中尿素酶含量。因此各种因素引起胃内pH的改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试验结果的准确性，如尿素酶试验作为唯一诊断方法时，内镜检查前应询问患者抗生素和抑酸药服用史。 非Hp类螺杆菌属细菌，如作为1％胃炎病因的海尔曼螺杆菌亦呈尿素酶弱阳性反应，但具有胃体感染率高于胃窦的特点。此外，快速尿素酶试验时应于活检后24小时内读取颜色改变结果，否则可使特异性降低。 二、病理检查 组织学检测Hp感染的可靠性依赖于活检部位、数量、大小、病理改变、染色方法、染色及细菌观察技术等因素。 仅以胃窦活检标本即可作出Hp组织学诊断的认识是错误的，因为Hp感染的阳性率和密度随部位而不同，如贲门区密度最高，其次为胃窦小弯侧（胃角）。前壁、后壁；大弯、小弯侧的检测结果相当。于胃体－胃窦连接处和胃体中部大弯侧各取一块标本时，可准确判断治疗失败者Hp感染状况，准确率95％以上。因此，在需要排除Hp感染，尤其是需要通过组织学评估治疗是否成功以及PPI治疗时（存在胃内细菌密度改变），应取多块活检标本。 Hp感染所致多灶萎缩性炎症及其相关病理改变如肠化的检出率随胃活检部位而不同。根据新旧两种悉尼系统对肠化的识别率均不超过50％。由于肠化环境不适于Hp生长，因此出现肠化时Hp感染率降低。在已诊断有肠化和Hp感染的患者，胃体、角切迹和胃窦的Hp检出率分别为83％、83％和88％，故应强调同时自胃窦和胃体取活检标本。在伴有重度萎缩的患者，结合三处活检标本判断Hp感染的准确率近100％。 选择合适的染色方法可减少观察者间的误差。常规苏木精和伊红染色判断结果不稳定。对Hp的识别可再加上一次特殊染色，包括Warthin-Starry染色、Giemsa染色或Diff-Quik染色。其中Giemsa染色假阳性结果较多。此外，两种新的方法，Genta和El-Zimaity染色可同时观察细菌、胃炎组织学特征及肠化等病理改变，有望提高组织学诊断Hp的准确性。 （三）培养检测Hp 培养是诊断Hp的金标准之一。培养时为保证Hp的分离和复苏，患者应尽可能不服用杀灭或抑制Hp的药物。抗生素治疗后等待的最佳时间是28天，铋剂为14天，质子泵抑制剂5天，硫糖铝3天。 由于胃排空时胃壁互相接触及正常蠕动将粘液涂布于整个胃腔，因而活检部位对于培养并不是最重要的。仅含粘液的标本也足以作出诊断。活检标本快速转运对保证细菌分离至关重要。运输载体包括生理盐水、20％葡萄糖、Stuart(s载体、巧克力琼脂斜面、含甘油载体等。各种载体中磷酸缓冲盐水和Stuart(s载体对细菌存活影响最大。活检标本仅需一滴盐水覆盖以防干燥。如运输时间少于24小时，载体组成对运输和胃组织标本中Hp的存活并不重要，一般应用生理盐水即可。对用于培养的活检标本通常有两种处理方法。一种是将活检标本刮入选择性或非选择性载体，因复苏率低已不再使用；另一种是用组织粉碎机将标本切碎后置于少量无菌盐水中，稀释后加入选择性载体以分离细菌。在培养前也可将活检标本洗涤1～3次，可显著减少口咽部菌丛污染并提高Hp复苏率。 对于培养基的选择，Columbia琼脂相对较佳。其次为Brucella、脑心浸液等其它琼脂。交替使用加抗生素（常用组合为万古酶素、两性酶素B、萘啶酸和三甲氧苄氨嘧啶）的选择性培养基和不加抗生素的非选择性培养基能提高Hp复苏率，并防止潜在污染菌过度生长，尤其是胃酸缺乏患者。培养基中加用马血或羊血的差异尚未见报道，最佳浓度也无定论。但一般5％～10％的浓度范围不影响最终结果。平板培养时孵育温度一般为37(C，气体条件为5％氧气、10％二氧化碳和85％氮气。如需频繁传代培养，二氧化碳浓度6％～12％及湿度100％最为理想。无论何种培养基或气体条件，平板应放置10天，直到确认为分离菌株阴性时才可放弃。培养时间的长短取决于所使用的是选择性还是非选择性培养基，前者所需时间一般较短。 （四）血清学试验 最常用的血清学试验是ELISA试验、快速全血/血清试验和免疫印迹试验。其准确性受患者样本、试验组规模、年龄、种族背景、试验人群Hp感染率、受试患者基础疾病和治疗、以及根除后抗体滴度等因素影响。 荟萃表明，在Hp感染率10％的人群中98％的阴性结果能排除感染，而在感染率90％的人群中仅为63％；阳性预示值结果正相反，感染率90％的人群中高达97％，感染率10％的人群则明显降低。同样，Hp感染率极高的十二指肠溃疡患者通常能获准确诊断，而在感染率仅20％～40％的非溃疡性消化不良患者则易出现假阳性或假阴性结果。因此根据被检测人群Hp感染率选择具有可靠的阳性及阴性预示值的试验对准确诊断十分重要。此外，东、西方地区的差异也提示血清学试验必须在每一地区和人群中标准化。 胃癌患者在作出诊断前由于胃粘膜萎缩使Hp丧失定植的生态环境及抗体减少等因素造成Hp阳性率降低。但一旦建立胃癌诊断则血清学试验阳性率高于组织学。胃癌患者和Hp阳性对照组的抗体谱不同。前者为CagA、VacA等高分子量抗原，而后者多为低分子量抗原（( 28 kDa和33-66 kDa区）。ELISA的敏感性、特异性、阳性和阴性预示值在老年人中均降低。但由于老年人胃粘膜萎缩和肠化的发生率较高，组织学阴性者中有许多为血清学试验阳性反应。Hp感染率随年龄增长而增高，对血清学试验的阳性和阴性预示值有很大影响。 对于快速全血/血清试验，读取时间非常关键，因试剂盒不同而不同，一般为10分钟－3小时。增加读取时间即增加敏感性，且假阴性率降低。药物因素中，NSAIDs可能影响某些血清学试验的特异性。PPI或抗生素通过影响一些直接检测Hp的参照试验或Hp尿素酶活性而影响血清学试验的敏感性和特异性。仅选择一项试验或四项中有三项阳性作为诊断的“金标准”和参照方法显然有很大差异，即使以同一方法（如组织学）作参照，活检标本获取部位和数量的差异也影响结果。因此，以不合格的“金标准”作为参照方法使血清学试验的特异性降低。 Hp成功根除后，血清IgG抗体滴度在12～21个月后降低20％，敏感性93％。根除1年后65％仍为阳性。因此如需在6个月内获得结果，传统的血清学试验毫无意义，取而代之的是尿素呼气试验和粪便抗原试验；如需在6个月后获得结果，则应尽量降低失访率。 （五）尿素呼气试验 底物（尿素）被口腔或胃其他菌丛水解、上消化道其他产尿素酶细菌过度生长时均可造成假阳性反应。试餐可减慢胃排空、增加底物和细菌接触范围和时间，并抑制其他产尿素酶细菌的活性。枸橼酸溶液优于其他试餐形式，它在10分钟内产生的尿素酶活性的增加更快、更显著。而以桔子汁作为试餐会导致假阳性结果的产生。计算结果时，根据呼气后13CO2含量的增加可能不是最好的方法，如胃内等量水解13CO2在儿童所产生的呼气增加量高于成人，易作出假阳性结果的判断。而计算呼气中重新获得的13CO2量的比例比较客观。 未将13C-尿素底物混入试餐、底物量或试餐量不足、未予试餐（试验结果仅反映胃窦细菌尿素酶活性，尤其是应用抑酸剂后）、呼气量收集不足、胃手术史等因素均可致呼气试验假阴性反应。此外，抗生素、铋剂、PPI等药物近期服用史亦可造成假阴性结果，其中抑酸作用最强的PPI最常发生。PPI短期大剂量（如奥美拉唑80mg/天，连续5天）或长期小剂量（如奥美拉唑20mg/天或兰索拉唑30mg/天，连续14天，假阴性率38％～61％，停药后效应持续5天）应用均可发生。即使应用常规剂量，假阴性率亦高达30％，尽管此时胃粘膜仍存在少量细菌。其发生机制包括直接的抗菌作用及pH依赖的Hp尿素酶活性抑制作用。PPI使胃内Hp密度发生变化，因此以组织学和/或快速尿素酶试验时应取足够数量的胃窦和胃体活检标本。抗Hp治疗后为证实根除应等待4周或以上复查。PPI停用后应等待至少1周（7～14天）才能作细菌检测。标准剂量的H2-受体阻滞剂不会影响尿素呼气试验准确性，但大剂量使用可能在小部分患者引起假阴性结果，因此在根除证实试验前的4周间期内可继续应用常规剂量的H2-受体阻滞剂。 （六）粪便抗原试验 研究表明，在接受和不接受PPI的患者间试验结果无明显差异。但Bravo等发现，兰索拉唑45mg/天，7天后假阴性率15％；次水杨酸铋780mg/天，7天后假阴性率10％，而同时进行的尿素呼气试验受影响更大，两种药物的假阴性率分别为30％和45％。 应用HpSA试验测定Hp抗原水平，发现它常于治疗开始后升高，并于第2～5天达高峰水平，其后如治疗成功则降至难以检测的水平；如治疗不成功，则HpSA在数天后又升至初起水平。治疗开始后2～5天出现HpSA高峰水平的原因是由于被杀死的细菌释出抗原的杀菌效应。了解这一规律有助于试验结果的判定。 以小鼠、雪貂、猫等动物模型进行的研究表明，HpSA试验可能与Hp以外的螺杆菌属细菌（其中一些细菌与人类疾病有关）抗原起交叉反应，但这一结果尚需在人类研究中证实。 第二节 Hp感染常用诊断方法的临床应用 各种常用诊断方法在诊断Hp感染、证实Hp根除等方面具有不同的作用。本节对各种诊断方法在不同应用中的特点作一评价。 一、诊断Hp感染 目前对于消化不良但不伴警告症状及胃癌家族史的年轻患者，主要以非侵入性试验诊断Hp感染已成共识。除此以外对所有其他情况，尤其是胃癌高发地区及45岁以上人群，以基于内镜的方法更能准确判定黏膜损伤程度、类型及胃癌和癌前病变。 快速尿素酶试验分为凝胶试验、纸试验和片剂试验。凝胶试验敏感性为93％～97％，特异性为98％。纸试验效应相似而颜色改变更为迅速，但由于试验1 h后可出现假阳性反应，因此必须在1 h内读取结果。此外，还有一些改进型试验，如应用化学发光pH指示剂使结果出现更快，敏感性提高50倍；定标试验更可测定Hp定植密度，并根据颜色反应进行分级，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89％和88％。这些试验与细菌培养和组织学检查相比具有两个显著的优点：费用低；诊断速度快。其准确性与单块活检标本组织学结果相当。尽管如此，组织学检查仍被作为诊断Hp感染的金标准。其优点包括能够证实Hp感染、炎症程度及相关病理改变如肠化、癌肿或淋巴瘤，特异性高达100％；缺点是敏感性稍低且各地不一。通过多点活检可显著提高诊断准确性，如在伴有重度萎缩的患者，结合胃体、角切迹和胃窦三处活检标本判断Hp感染的准确率近100％。细菌培养是诊断Hp的另一金标准，但是仅少数实验室常规分离此细菌。由于费用高和费时，这一方法更多用于科研工作。 如组织学结果阴性时，可考虑尿素呼气试验（UBT）。它与以检测抗体为基础的诊断方法不同，后者的阳性预示值受患者年龄、抗原特异性、人群Hp感染率等因素影响；与以活检为基础的方法相比，后者的样本误差更大，因此UBT一直较受欢迎。13C和14C两种UBT均依赖于对尿素酶活性的识别。13C-UBT作为一种测定Hp水平的非侵入性试验，具有简单、准确、无放射活性和极为可靠等诸多优点。经组织学和细菌培养证实，其试验结果与Hp数量相关，因此是一项定量试验。同样，14C-UBT也可作为一线诊断方法，除简单快速以外，还具有较13C-UBT便宜的优点。其小剂量（1 (Ci 14C-尿素）试验敏感性大于95％，特异性高于90％，与大剂量（5 (Ci 14C-尿素）试验相等，因此一般采用小剂量试验即可。相隔1周的两次试验一致性高达98％，显示其良好的可重复性。长期以来，放射性一直是14C-UBT令人担忧的问。其实，14C是一种自然发生的同位素，每个成年人始终存在0.1 (Ci 14C。这一自然含量是安全的，无论年龄、性别、怀孕与否。1 (Ci 14C产生的放射暴露为0.3 mrem，相当于一张胸部X线片放射暴露（20 mrem）的1/60[6]。在给予5 (Ci或1 (Ci 14C-尿素后3 d内86％~97％的14C出现于呼气和尿中，体内残留量与14C的体内自然负荷相同。由于14C可能与宿主DNA结合，其长物理半衰期成为除试验时放射暴露以外另一令人担忧的问题。不过在过去的50年中，还未发现这一问题所造成的危害。 血清学试验是另一项有用的非侵入性方法，尤适用于Hp感染率较高的地区。常用的血清学试验包括ELISA、快速全血/血清试验、Western印迹等方法，并有许多试剂盒供应。ELISA准确率高达90％～95％，已接近UBT或细菌培养等内镜试验，且所有血清学试验中仅ELISA可给出定量结果。快速全血/血清试验具有快速、简便的优点，其准确性与ELISA相当，缺点是颜色改变不明显且有10％的结果难以判断。免疫印迹试验是血清学试验的金标准，在同一患者中可检出多种抗原，准确率高达95％～97％，但非常昂贵，且结果判断不稳定，易出现假阳性结果，目前仅用于研究或作为ELISA后的二线方法。 PCR技术在检测Hp中的应用正越来越广泛，尤适用于标本中Hp过少或含大量正常菌群而使培养敏感性较低时。其应用时机为：①必须使用敏感而客观的方法时；②希望结果快速产生时；③运输条件无法控制时。PCR常用于临床新鲜胃活检标本的快速诊断。标准PCR测定应取胃窦和胃体的两块活检标本并使用两对针对不同基因的引物，这样可减少样本误差。两个样本中至少一个用两对PCR引物扩增均阳性时即判定为阳性。传统方法如细菌培养和组织学相结合，与PCR诊断治疗前患者胃活检标本的Hp感染率几乎相等。但前者有一些限制性，如获取细菌培养结果需要较长时间（(4 d）和严格的运输条件；组织学分析费时且需要由有经验的病理学专家进行；特殊染色如改良的Giemsa和Warthin-Starry银染色虽具有高特异性和高敏感性，但如有大量胃黏液存在或与Hp相似的细菌存在时可出现假阳性反应。与上述两种方法相比，PCR有极高的敏感性（93％）和特异性（100％），检出阈值为每块标本10～100个Hp。PCR仅需极小的标本即可测定其DNA，而太小或降解过多的标本用其它方法均难以检测；PCR的目的是检测特定DNA序列而非整个活细菌，因此它对胃活检标本的处理、运输和贮藏均无特殊要求；DNA非常稳定，能长期经受环境变化，因此时间对PCR而言也并非限制性因素。由于这些特点使PCR适于临床应用，且标本可转送其它实验室检测而其结果不受影响，这一特性有利于多中心临床试验的开展。 除胃活检标本外，通过侵入性更小的方法收集的胃液、唾液、牙斑、粪便、胆汁、供水等亦可作为PCR标本。如通过鼻胃管收集5 ml胃液作PCR检测，其敏感性为96.0%，特异性为100％。采用胶囊包裹的尼龙线取胃液标本可使侵入性更小。以胃液为标本的PCR方法也有助于检测活检试验阴性的患者，但存在引物特异性问题，如针对尿素酶基因的引物可能与口腔和胃内其它尿素酶阳性菌起交叉反应。由于细菌培养和组织学染色难以在口腔中作出与胃内相同的稳定结果，因此目前尚无直接检测口腔Hp感染的方法，而口腔标本PCR可作为一种间接方法，其敏感性为84.0%，特异性为82.0%。针对牙菌斑标本Hp基因的PCR敏感性不一。粪便标本PCR作为一种非侵入性方法，具有良好的依从性，但粪便中所含PCR反应抑制物使检测结果多变。采用免疫磁性分离（IMS）技术有助于纯化和浓集细菌DNA，其敏感性为61.4%，特异性为100％。敏感性较低使此方法在目前尚未成为最佳选择。除此以外，PCR还可用于石蜡包埋和快速尿素酶试验的活检标本，有助于大规模回顾性研究，尤适于胃黏膜相关淋巴组织（MALT）淋巴瘤的研究，以明确Hp的致病作用。 Hp检测方法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粪便抗原试验的发展，它具有快速、简便、标本易收集等优点。目前，检测粪便标本中Hp抗原的酶免疫试验（HpSA）已开始试用于临床，并已获得美国FDA批准用于两个方面：①诊断有症状成年患者的Hp感染；②监测成年患者的治疗后反应。与13C-UBT相比，HpSA敏感性为94％,特异性为91.8％；后者敏感性为95.3％，特异性为97.7％。与免疫印迹试验相比，HpSA的敏感性为88.9%，特异性为94.4%；后者敏感性为95.6％，特异性为92.6%。 除HpSA外另一种非侵入性试验，快速尿液试验（RAPIRUN Hp抗体试验）正受到重视。快速尿液试验通过免疫层析法测定尿中Hp IgG抗体，在美国患者中诊断Hp感染的敏感性为95.3％，特异性为96.7％；在中国患者中诊断Hp感染的敏感性为96.7％，特异性为95.2％，因此可靠性相当高。此方法通过试剂盒操作，需时仅20 min，方便快捷，无需特殊设备，可用于Hp感染的临床检测和流行病学研究。 二、证实Hp根除 根除治疗后2～4周，可以快速尿素酶凝胶试验作为根除的依据，阳性和阴性预示值均为100％。由于治疗后菌量减少，组织学和细菌培养对治疗后随访的监测能力降低。而PCR可作为根除证实试验，但应强调随访时间。如随访时间过短，则可由于扩增出已被抗生素杀死而仍存留于胃内的Hp DNA而出现假阳性结果；如随访时间充分，则与另一种根除证实试验，UBT的作用相当。近期患消化性溃疡病的患者经抗菌治疗后出现消化不良症状复发时，如认为不必重复内镜则以UBT证实细菌是否根除最为合适。 以血清IgG滴度降低40％或以上证实Hp根除具有100％的特异性，治疗后4、5和6个月时的敏感性分别为90％、98％和98％。在临床应用中，对消化不良患者通过血清学试验检测Hp并进行根除治疗，可节省不少内镜费用，且安全性高。但由于随访时间过长，失访率也较高。而UBT在完成治疗后4周检查一次即可证实根除与否。从这一点来说，后者更为优越。 HpSA对治疗后Hp感染的诊断准确性尚未达成共识，但多数研究表明它可作为治疗成功的一个早期指标，优于血清学试验。在根除治疗后4周，某些不完全根除的患者表现为UBT和HpSA阳性，而内镜试验阴性。对于根除治疗患者的随访，HpSA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92.3％和96.2％， 而13C-UBT为88.5%和99.1％。由于被杀死的细菌释出抗原使治疗开始后2～5天出现HpSA水平高峰，其后如治疗成功则降至难以检测的水平；如治疗不成功，则数天后又升至初始水平。 三、排除Hp感染 血清学试验与一种直接试验，如快速尿素酶试验、组织学、细菌培养等同时阴性时可排除Hp感染。如对于最近服用过抗生素的消化性溃疡出血患者作急诊内镜时活检结果可出现阴性，此时若快速尿素酶试验和某种血清学试验均阴性即有助于证实Hp阴性。由于急性溃疡出血患者Hp发生率越来越低，因此对急性出血患者在作出不予治疗Hp的决定之前，可通过血清学试验证实尿素酶试验的结果。 四、检测毒力标志 通过血清学试验和胃活检标本PCR可检出Hp毒力菌株，有助于确定溃疡、恶性肿瘤等疾病的高危患者。在西方国家，检测CagA IgG抗体有助于Hp感染后发生消化性溃疡、胃癌等易感患者的筛选。在亚洲，由于胃癌更为多见，且几乎所有的患者均感染有CagA阳性菌株。因此，另一些抗原，如空泡毒素（VacA）和IceA抗原，可作为检测目标。 五、抗生素敏感试验 除了培养以外，PCR作为另一种抗生素敏感试验，可用于测定大环内酯类，尤其是克拉酶素的耐药性。已证实23s rRNA基因2143位或2144位核苷酸的点突变导致大环内酯类与核糖体的结合减少，PCR即可用于扩增和检测此基因的突变。另一种抗生素甲硝唑耐Hp的分子机制尚未完全阐明，目前还没有检测其耐药性的PCR试验。 六、Hp分型 PCR是目前唯一一种除了培养以外可对Hp作出分型的试验。 七、筛选肿瘤患者 日本学者发现，ELISA检测Hsp60与黏膜相关淋巴组织（MALT）淋巴瘤的发生相关，这一发现为Hp血清学试验诊断方法的应用又开辟了新的领域。 八、费用－效益比问题 对粪便试验、UBT、ELISA及全血试验早期诊断Hp感染的费用－效益比进行比较，并对UBT、粪便试验证实Hp根除的费用－效益比进行对比，发现在治疗前当消化不良患者Hp感染率为30％时，各种方法效应相当；而当Hp感染率降至19％时，由于粪便试验较血清学试验的特异性更高而具有更好的费用－效益比。同样在治疗后随访中，粪便试验的费用－效益比较UBT为好。因此可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各种非侵入性方法中粪便试验的费用－效益比相对较佳。 九、儿童和孕妇Hp诊断 快速尿素酶试验诊断儿童Hp感染的敏感性很低，仅为69％～75％。唾液抗体检测由于避免了静脉穿刺而更适于儿童。其敏感性和特异性与血清学试验相同，阳性和阴性预示值分别为100％和92％。粪便标本PCR测定作为一种非侵入性试验，敏感性一般，但特异性较高，并具有良好的依从性，尤适于婴儿。14C-UBT在儿童中应用的准确性尚未经研究证实，而HpSA和13C-UBT在小儿具有良好的应用价值，可取代内镜检查，尤适于不能经受内镜检查的儿童和一些患者。还有学者认为HpSA不同于13C-UBT，并可取代UBT。各种检测方法中，对用于孕妇有所顾虑的是14C-UBT，但经美国FDA批准也可用于孕妇。不过，通常认为对明确怀孕的妇女没有必要作此试验，因为已有许多其他的诊断方法。 幽门螺杆菌治疗的时机： 幽门螺杆菌治疗的适应症消化学者们经过多年的研究和争论，已就HP治疗问题达成共识: （1）对于存在HP感染的消化性溃疡患者（包括十二指肠溃疡和胃溃疡），无论是初发还是复发，均应采用抗菌治疗。 （2）对确认HP阳性的慢性活动性胃炎患者可以采用根除HP治疗。 （3）不建议以预防胃癌为目的对大规模的人群采用抗HP治疗，但对有胃癌家族史，且感染年龄较早，并已出现萎缩性胃炎的患者可以考虑行根除HP治疗。 （4）HP阳性的低度恶性胃黏膜相关性淋巴样组织淋巴瘤可以采用抗HP治疗。 （5）对功能性消化不良患者进行抗HP的价值尚不能确定。 （6）对需要长期服用非甾体抗炎药，且高度可能出现上消化道黏膜损伤的患者可以进行HP治疗。 不当治疗的负面效应显而易见，并非所有HP感染者均需治疗。 首先，有相当一部门幽门螺杆菌感染者是无症状感染，而50％～60％的HP菌株具有空泡毒素活性，这类产毒株与胃及十二指肠疾病关系密切，非产毒株感染者致病性较弱，因此并非所有HP感染者均有治疗的必要。 其次，抗HP治疗并不一定使每一位感染者均能获益。由于功能性消化不良及胃食管反流病等疾病与HP的关系并不明确，抗菌治疗并不一定能改善患者的预后。 再者，由于全世界感染HP者超过半数，而如果人群中抗生素应用过于广泛，还会导致耐药菌株的产生和流行，给以后的治疗带来困难。 不仅如此，目前治疗HP的均有一定的失败率，也均有一定的副作用发生率，抗菌治疗不一定能够达到预期的目的，相反还有可能对患者造成新的伤害。 最后，我们不能抛开患者的整体状况而只考虑HP一个方面。不能只为根除HP而让患者承受发生严重副作用的风险。 值得强调的另一点是，对持续HP阳性者短期内反复抗菌治疗是不明智的（即使是有治疗必要）。因为抗菌治疗后残留的HP可能会有形态及代谢特性的改变，短期内对药物的敏感性可能有较大的变化，并可能会增加治疗的失败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