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封藩制概览

  明代封藩制概览                               yunmz     明洪武三年四月初七，南京皇宫奉天殿前，宣制官向跪在殿前的宗室们宣读了皇帝 的封藩诏，与有明一代相始终的封藩制就此创立。 1、众建藩辅，所以广磐石之安     这句话摘自这篇由王袆草拟的封藩诏，虽然看似空泛，却确是这次封藩的用意。     其实，这一构想在明太祖朱元璋那里至少已经酝酿了两年多了。     洪武元年，太子甫立的时候，就发生了这样一件事：     丙戌，太祖御文楼，太子侍侧，因问近与儒臣讲说经史何事，对曰：“昨讲《汉 》七国叛事。”遂问此曲直孰在？对曰：“曲在七国。”太祖曰：“此讲官一偏之说， 宜言景帝为太子时，尝设博局杀吴王世子，以激其怒。及为帝，又听晁错之说，轻意黜 削诸侯土地，七国之变，实由于此。若为诸子讲此，则当言藩王必上尊天子，下抚百姓 ，为国家藩辅，以无挠天下公法。如此，则为太子者知敦睦九族、隆亲亲之恩，为诸子 者知夹辅王室以尽君臣之义。”（明太祖宝训·教太子诸王）     朱元璋对分封制的赞成态度是很明显的。可以想见，此时的他已经有了分封诸王， “藩屏帝室”（《明史·舆服志四》）的想法，只是条件尚不成熟，暂时未予实施罢了 。     到了洪武三年，封藩的终于纳入了议： 　　洪武三年四月辛酉，以封建诸王告太庙。礼成，宴群臣于奉天门及文华殿。太祖谕 廷臣曰：“昔者元失其驭，群雄并起，四方鼎沸，民遭涂炭。朕躬率师徒以靖大难，皇 天眷佑，海宇宁谧。然天下之大，必建藩屏，上卫国家，下安生民。今诸子既长，宜各 有爵封，分镇诸国。朕非私其亲，乃遵古先哲王之制，为长久长治之计。”群臣稽首对 曰：“陛下封建诸王以卫宗社，天下万世之公议。”太祖曰：“先王封建，所以庇民， 周行之而久远，秦废之而速亡。汉晋以来，莫不皆然。其间治乱不齐，特顾施为何如耳 。要之为长久之计，莫过于此。”（明太祖宝训·封建）     由上面这些言论，可以看出朱元璋对于封藩的构想。在他看来，天下太大，不可能 由皇帝一手治理，所以要建立藩屏，分镇各地。只是，为何不能将此重任交予各地官吏 ，而非要分藩呢？结合其日后大肆屠戮功臣的做法，可以看出这是出出异姓的不信任， 也就是他不愿承认的“私其亲”三字。在他看来，同姓兄弟虽然也有自相残杀的可能， 却远比外姓人可靠，因而封藩势在必行。为了证明这一点，他还特地举了周与秦的例子 ，甚至将汉晋的兴衰也归结于此。     然而，东周数百年战乱，汉之七国之乱，晋之八王之乱，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难 道朱元璋真的看不到封藩的弊端么？不是的。但是他仍然坚持封藩。一个原因是他存在 着很强的侥幸心理：“其间治乱不齐，特顾施为何如耳。”他认为只要教导太子“敦睦 九族”，教导诸子“夹辅王室”，这样，兄弟齐心，其利断金，他的大明王朝便能长久 太平了。不过，仅靠这种侥幸心理，我想还不足以使他排除这种疑虑。     明人尹守衡《明史窃》记载，朱元璋和皇太孙朱允炆曾有一段有关封藩制的对话。 当朱元璋声言把兵权交给藩王可使边尘不动，让朱允炆当太平皇帝时，朱允炆问到：“ 虏不靖，诸王御之，诸王不靖，孰御之？”朱元璋无言，反问对方的看法。朱允炆的回 答是：以德怀之，以礼制之。不可，则削其封地，再不可，则废置其人，复不可，则出 兵伐之。朱元璋示赞同。     联系后来的建文削藩可以确定，朱允炆是在鼓动朱元璋解除藩王兵权，替他先行削 藩。从朱元璋的回答及其作为看，他似乎没有明白这个意思。但仔细想想，朱元璋身为 一代枭雄，可能听不出这位皇孙的潜台词么？     世人多以日后的燕王靖难取笑朱元璋的封建考虑不周，但我却认为，这类事件恐怕 并没有跳出他所考虑的范围。不难发现，朱元璋十分强调的是“长久”这两个字。那么 他因何认为封藩必定长久呢？仅靠周朝的例子么？难道他不知道周最后也被列国欺凌， 最终被嬴氏吞并么？朱元璋对此语焉不详，只是坚持宣称“要之为长久之计，莫过于此 ”。个人认为，实际上朱元璋在努力教导诸子的同时，应该已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只要 不予以异姓实权，那么即使藩王夺得皇位，也终究是朱家的子孙，这皇位终不会外流— —这才是“长久”二字的真正含义，也是最终决定其封藩的催化剂。     既然如此，他无视朱允炆的暗示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自汉晋以后就被废弃的封藩制，就此借尸还魂。 2、臣恐数世之后，尾大不掉     洪武九年，一位不识时务的小官吏——平遥训导叶伯巨上书朱元璋，指陈政令之失 。他认为“今天下惟三事可患耳，其二事易见而患迟，其一事难见而患速。”。“易见 而患迟”的二事指的是“用刑太繁”，“求治太速”； “难见而患速”就是指的“分封 太侈”： 　　先王之制，大都不过三国之一，上下等差，各有定分，所以强干弱枝，遏乱源而崇 治本耳。今裂土分封，使诸王各有分地，盖惩宋、元孤立，宗室不竞之弊。而秦、晋、 燕、齐、梁、楚、吴、蜀诸国，无不连邑数十。城郭宫室亚于天子之都，优之以甲兵卫 士之盛。  臣恐数世之后，尾大不掉，  然后削其地而夺之权，则必生觖望。甚者缘间 而起，防之无及矣。议者曰：‘诸王皆天子骨肉，分地虽广，立法虽侈，岂有抗衡之理 ？’臣窃以为不然。何不观于汉、晋之事乎？孝景，高帝之孙也；七国诸王，皆景帝之 同祖父兄弟子孙也。一削其地，则遽构兵西向。晋之诸王，皆武帝亲子孙也，易世之后 ，迭相攻伐，遂成刘、石之患。由此言之，分封逾制，祸患立生。援古证今，昭昭然矣 。此臣所以为太过者也。 　　昔贾谊劝汉文帝，尽分诸国之地，空置之以待诸王子孙。向使文帝早从谊言，则必 无七国之祸。愿及诸王未之国之先，节其都邑之制，减其卫兵，限其疆理，亦以待封诸 王之子孙。此制一定，然后诸王有贤且才者入为辅相，其余世为藩屏，与国同休。割一 时之恩，制万世之利，消天变而安社稷，莫先于此。（明史·叶伯巨传）     说理不可谓不透彻，言辞不可谓不恳切。然而，除了下狱身死之外，这位直臣并未 从朱元璋那里得到其它的赏赐。政治上的事情，往往不是能靠简单化的“对错”二字行 事的。     叶氏的万言书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如果有的话，也是反作用。不久以后，秦王、晋 王离开南京，正式就藩，封藩制进入了实质性阶段。随着时间的推移，北部的防务逐渐 由功臣手中移交到了藩王手里，边关重将象冯胜、傅有德等人都要受藩王节制。洪武二 十三年，朱元璋令晋王、燕王进击北元，大胜，而伴随着这场胜利的是朱元璋肆无忌惮 的屠戮。功臣日见凋零使得藩王的军事权利迅速膨胀，除了十分重要的军机外，晋王、 燕王可以全权处理北部日常的防务。到洪武末年，藩王的力量已经十分庞大了。     那么，这时候诸藩的实力到底如何，这个“尾”到底大到了什么程度呢？     此时，朱元璋的二十三个儿子被封为亲王，一个侄孙被封为郡王，共计二十四人， 其中防守边陲的塞王九人。藩王每年食禄万石，王府设官属和护卫指挥使司，一般下辖 三护卫，每护卫“甲士少者三千人，多者至万九千人”（明史·诸王传一）。即令以三 千人计，不在中央管辖下的军队已超过二十万。更何况由于边防需要，象晋王、燕王这 些曾领兵出塞，可以节制边关重将的塞王们，其所辖兵众往往不受此规定限制。所以藩 王们实际所掌握的部队要远超此数。再加上其所节制的部队，藩王的势力如何自可想见 。     不过，惧于朱元璋创业君主的威严和父亲的身份，藩王们还不敢轻举妄动。然而， 这种威严是无法永久持续的。     洪武三十一年朱元璋逝世，其遗诏曰：“王国所在，文武吏士听朝廷节制，惟护卫 官军听王。诸王不在令中者，推此令行事”（清人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显然， 朱元璋临终前亦打算将诸王势力略加削减，以免不测。然而枭雄既死，其威严不复，一 纸空文很难让诸王将其手中节制的军队乖乖交出，尾大不掉的祸患已经在所难免了。 3、义与奸邪不共戴天，必奉行天讨，以安社稷     这是燕王朱棣起兵时的一句誓词。靖难之役很好的阐明了“义与奸邪”的区别，使 人对“胜者王侯败者贼”这句话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由于太子朱标早逝，朱元璋辞世后，由皇太孙朱允炆即位。这位青年皇帝对各地拥 兵自重的叔父们十分忌惮，刚一即位就与亲信大臣商议削藩，当年即削夺了周王的王位 ，次年——建文元年——下令诸王不得节制文武官吏，紧接着又废了齐湘代岷四王。七 月，当南京打算削夺燕王爵位的时候，燕王起兵反抗，开始了历时四年的靖难战争。最 终燕王战胜，登皇帝位，改元永乐。     靖难之役和汉代的七国之乱本质上是一样的，只是输家和赢家换了个，胜利的是藩 王，而不是皇室。     应该说，建文帝削藩的想法是正确的，但却失之于急。刚刚即位，人心不附，根基 未稳，相应的军事准备也没有，他便急于削藩。且因为急于求成，不少做法都有过激之 嫌：他先把周王贬到云南，又连废四王，其中齐王、代王被幽禁，湘王自焚。如此一来 ，藩王们人人自危，只要有一个带头反抗，必一呼众应。即令藩王不出兵助叛军，亦绝 少会助皇室。这样就把自己放到了非常孤立的境地。     然而单就削夺燕王这个问题而言，却又失之于缓。晋王朱棡、燕王朱棣是朱元璋生 前最倚重的两个儿子，力量也最强。晋王业已病故，因此燕王就成了削藩的头号目标。 兵部尚书齐泰认为当先削燕王，太常寺卿黄子澄认为当削燕王同母弟周王，以剪其羽翼 。最后的计划采纳了黄子澄的建议。这个建议也不是没有道理，但既然削周王是削燕王 的前奏，那么就该一鼓作气，紧接着便削燕王的爵位。可实际上，在洪武三十一年六月 废周王后，整整半年多再无大的动作，直到次年四月，才又废了四王，待到削夺燕王的 时候，已经过了整整一年有余，给了燕王充足的准备时间。可以说削周王的行动除了打 草惊蛇外，几乎没有起到其他什么作用。     至于靖难之役本身，则实证了精兵良将对战争所起的重要作用：北军兵将虽少却都 身经百战，南军虽多却基本无实战经验，终遭败绩。这是朱元璋屠戮功臣的报应，不过 这也有建文帝本身的责任：在军事力量优势不明显的情况下，不抓紧修武备而急于削藩 ——或许他把这件事看得太简单了吧。 4、朝庙无懿亲之迹，府寮无内补之阶     这是明朝人对永乐朝二次削藩的成果总结。     虽然朱棣是以维护封藩制为名而起兵的，但实际上以藩王造反而登帝位的他，比朱 允炆更懂得削藩的重要性。     不过，登位伊始，他还是要做做为诸王平反的样子的。除已故的湘王外，周、齐、 代、闽四王全部复爵。周王以其同母弟的身份更增岁禄五千石。而开南京城门纳降的谷 王朱橞亦得到额外的封赏。永乐初“重藩王礼”的架势还是摆的很足的，忠诚伯前兵部 尚书茹瑺甚至以过谷王封地不谒谷王的罪名而下狱身死。     然而，许多藩王似乎看不出这些只是应景的做法，愚蠢的认为从此可以为所欲为了 。他们有些横行不法，有些肆意扩大势力，谋求脱离朝廷约束。这些藩王的做法很让永 乐帝恼怒，却也为他提供了很好的削夺借口：     永乐元年年底，削夺代王朱桂护卫。二年，改封宁王朱权于南昌。四年，废齐王朱 榑。六年，削夺岷王朱楩护卫。十年，削夺辽王朱植护卫。十五年，废谷王朱橞。十九 年，周王被告谋反，请罪献还护卫。     永乐帝的削藩比建文帝要和缓的多，二十二年间只废了两王，削夺了几个藩王的护 卫。但除此之外，永乐在其他方面对藩王的防范限制却得到了极大的加强。     一方面，藩王不再被任命来守边，这一重任又回到了功臣那里。不过他又派了宦官 监军，以防不测，宦官弄权的种子就此种下。对不放心的塞王，他就尽量调离、削夺护 卫乃至废除。像辽王、代王被削夺了护卫，齐王被废，曾“带甲八万，革车六千”且“ 以善谋称”的宁王朱权被改封至南昌。塞王节制边将，拥兵自重的局面就此一去不返。     另一方面，通过密探等特务手段，朝廷对藩王的监控也逐渐加强。象齐王、谷王扩 大势力，对朝廷可能造成不利的行动，朝廷都能及时了解，并做出反应。因此象宁王、 周王这些聪明点的藩王就开始终日韬晦以避嫌了。     总之，永乐在建文帝削藩的基础上又对藩王进行了相当程度的削夺控制，基本消除 了“尾大不掉”的问题。     但是，永乐帝终究没有象建文帝打算的那样将封藩制完全废除：一来那样做对政局 有很大影响，可能再起战端；二来他是以维护封藩制的名义夺位的，彻底废藩终究名不 正言不顺。况且他以前本为藩王，大约终究对其他藩王有些同病相怜的感觉吧。     无论如何，封藩制还是度过了建文朝的劫难，苟延残喘下来了，而且一喘就是两百 多年。这也是靖难之役造成的后果之一——如果建文帝胜利的话，封藩制很可能会彻底 消亡，也就没有后几节所说的问题了。 5、盖自成祖以燕邸起兵得位，继以高煦、寘鐇、宸濠先后谋不轨     虽然通过永乐帝的行动，藩王的势力大幅度削弱，而永乐之后的诸帝对藩王的防范 也没有放松——象宁王在永乐帝死后，向仁宗“上书言南昌非其封国”。仁宗回书“南 昌，叔父受之皇考已二十余年，非封国而何”，根本不理会宁王欲回边塞的暗示，以防 不测——但藩王势力终究没有彻底消除，而这些残余势力终于在后来又酿成了三次叛乱 ：宣宗朝的高煦之叛、武宗朝的寘鐇、宸濠之叛。     朱高煦为朱棣次子，骁勇善战，靖难中屡救朱棣于危难，立下大功，永乐二年被封 为汉王，但他不肯离南京就藩。朱棣在世时，他就一直觊觎太子之位，终未遂愿，反被 削夺两护卫，在永乐十五年被强迫离开南京，就藩于山东乐安。朱棣死后，仁宗朱高炽 登基，在位十月而亡，其子朱瞻基即位，是为宣宗。一年的时间连死两位皇帝，难免使 人心浮动，朱高煦借机在宣德元年八月联络亲信，册封百官，发动了叛乱。宣宗闻讯后 ，亲自领兵围困乐安，敕谕高煦投降。二十一日，高煦出降，此次叛乱不月而平。     以上是正史中对此次叛乱的叙述。     宣宗对此的解释是：     济南虽近，未易攻，闻大军至，亦不暇攻。护卫军家乐安，必内顾，不肯径趋南京 。高煦外夸诈，内实怯，临事狐疑不能断。今敢反者，轻朕年少新立，众心未附，不能 亲征耳。今闻朕行，已胆落，敢出战乎？至即擒矣。（明史·诸王传三·高煦 ）     初看似乎有理，细品又终觉得颇为牵强：高煦毕竟是曾统帅千军，身经百战的将军 ，怎会如此无能，以致束手待毙？若说护卫不肯离家，那么当初的靖难之役又该如何解 释？     另外，明史中还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高煦叛乱时）御史李濬以父丧家居，高煦招之，不从，变姓名，间道诣京师上变 。帝犹不忍加兵，遣中官侯泰赐高煦书。泰至，高煦盛兵见泰，南面坐，大言曰：“永 乐中信谗，削我护卫，徙我乐安。仁宗徒以金帛饵我，我岂能郁郁居此！汝归报，急缚 奸臣夏原吉等来，徐议我所欲。”泰惧，唯唯而已。比还，帝问汉王何言，治兵何如， 泰皆不敢以实对。 （明史·诸王传三·高煦 ）     侯泰以宣宗近臣查核高煦是否叛乱，如此重要事情何以会不说实情呢？他“不敢以 实对”难道却敢欺君么——尤其是叛乱这种很容易查证的事情？这很让人疑心是不是侯 泰得到了某种授意而改变了原先的说法，并进行了这种牵强的解释。     以上种种现象，难免让人怀疑，这究竟是一场叛乱还是宣宗先发制人的一次削藩行 动？     不过怀疑总归是只是怀疑，已无法实证。可以实证的是：平叛后，“天津、青州、 沧州、山西诸都督指挥约举城应者，事觉相继诛，凡六百四十余人，其故纵与藏匿坐死 戍边者一千五百余人，编边氓者七百二十人。”（明史·诸王传三·高煦 ）朱高煦本人 则以叛乱罪被软禁在京城，后亦被处死。对宣宗统治有相当威胁的汉王势力就此消亡。     在武宗朝发生的两次叛乱也没有掀起太大的波澜，却造成了两个戏剧性后果：刘瑾 伏诛和武宗身亡。     安化王朱寘鐇是庆王朱栴的后代，被封于宁夏。时宦官刘瑾弄权，在边关屯田的过 程中趁机敛财，激起士兵的怨恨。巡抚都御史安惟学数杖辱将士妻，亦有极大的民愤。 朱寘鐇借机笼络人心，扩大势力。正德五年，边关告警，镇兵出防，宁夏兵力空虚，朱 寘鐇就以清君侧、诛刘瑾为名起事。陕西总兵官曹雄闻变，即领兵压境，同时联络伪降 朱寘鐇的边镇参将仇钺为内应。寘鐇兵锋为曹雄所阻，复中仇钺计被擒。仇钺开城迎陕 军入城，此叛历时仅十八天即告平息——这时朝廷派出的平叛军队还未到达宁夏。     这次规模不大的叛乱造成了曾权倾一时的宦官——“千岁”刘瑾的失势伏诛：率领 朝廷平叛军的杨一清利用监军太监张永和刘瑾的矛盾，鼓动张永回去后指陈刘瑾的罪行 。在武宗的慰劳宴上，张永趁武宗已有醉意，献上朱寘鐇的讨刘瑾檄文，并状告刘瑾的 不法行径十七件。武宗大怒，下令逮捕刘瑾，后磔于市曹。     朱宸濠是宁王朱权的嫡系后代，承袭了祖爵。他先后笼络朝中的宠臣刘瑾、钱宁， 恢复了其祖父时被削夺的护卫，又豢养江湖盗匪，劫掠钱物，扩大势力。对于宁王的行 为，许多大臣都曾上本弹劾，但都被他用各种手段压了下来，有些官员甚至被他私自杀 害。正德十四年，“御史萧淮疏言宸濠诸罪，谓不早制，将来之患有不可胜言者”。大 约这“不可胜言者”引起了朝廷的重视，“帝命驸马都尉崔元、都御史颜颐寿、太监赖 义持谕往，收其护卫，令还所夺官民田。”宁王闻讯，遂以奉太后密旨的名义起兵对抗 ，在封地南昌发动了叛乱。宁王集兵号十万，先破九江、南康，复令属下守南昌，自帅 舟师攻安庆，一时声势颇盛。汀赣巡抚佥都御史王守仁闻变，联络周边将领，破坟厂伏 兵，直攻南昌，三日而城破。宁王闻讯，急忙回师，与王守仁等激战数日，大败，宸濠 及亲信皆就擒，次年十二月伏诛。此次叛乱历时四十三天而平。     宁王的叛乱虽然声势大些，但也没有对皇室的统治造成多大损害。不过，它也导致 了一件意外的事——武宗朱厚照的病故。正德十四年八月，武宗以亲征平叛的名义去南 方游玩，直到第二年八月宁王被押到南京行献俘礼之后，他才踏上了返京之路。九月， 他在路上捕鱼为乐，不慎落水，就此起病。正德十六年二月，这位著名的荒唐天子病故 于豹房，时距宁王伏诛只有两个月左右——历史有时就是这么滑稽。     可以看到，这几次叛乱都没有对朝廷造成多大的威胁——这是建文、永乐两朝削藩 的成果。而随着这些叛乱的发生，朝廷对藩王的防范也更加严密了。在最初封藩时就曾 有规定：“宗室成员世世皆食岁禄，不授职任事”（明史·食货志六）——洪武朝实际 的情况是不授职而任重事——这一点在后来逐渐被严格的执行，宗室成员不但不能参与 国家政务，亦不能从事士农工商等“四民之业”，而亲王郡王这些等级较高的宗室甚至 不能随便出城、会面。恰如清人赵翼《廿二史札记》中所说的：“盖自成祖以燕邸起兵 得位，继以高煦、寘鐇、宸濠先后谋不轨，遂设为厉禁，所以箝制之者无不至”。除了 享用“宗禄”以外，宗室成员几乎丧失了其他任何权利，成了彻头彻尾的寄生虫，终于 让朝廷放心了。     然而，朝廷的心很快被再次拽起来了：这些不断孳生的虫子又造成了另一个问题， 而这个问题对明廷所造成的危害甚至远比叛乱要严重的多。 6、然天潢日繁，而民赋有限     摘自《明史·食货志六》的这句话阐述了封藩制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沉重的经济 负担。     经过朝廷不断的削夺与限制，藩王对朝廷统治的威胁逐渐消除了。然而，伴随着封 藩制政治作用的消亡，它对经济的消耗问题却越来越突出，藩王给明政府造成的麻烦远 没有结束。随着宗室人员的不断增多，他们的“宗禄”费用也越来越多。这使政府财政 捉襟见肘，对明后期经济状况的恶化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根据封藩制规定：皇帝诸子，除嫡长子为太子外，其余诸子均授亲王。亲王嫡长子 承亲王爵，其余诸子为郡王。郡王嫡长子承王爵，其余“诸子授镇国将军，孙辅国将军 ，曾孙奉国将军，四世孙镇国中尉，五世孙辅国中尉，六世以下皆奉国中尉。其生也请 名，其长也请婚，禄之终身，丧葬予费，亲亲之谊笃矣”（明史·诸王传一）。也就是 说，只要是王室的后裔，最次也能混个“奉国中尉”，不劳而食。     每级爵位的所领的俸禄，可见下文：     （洪武二十八年）定亲王万石，郡王二千石，镇国将军千石，辅国将军、奉国将军 、镇国中尉以二百石递减，辅国中尉、奉国中尉以百石递减，公主及驸马二千石，郡主 及仪宾八百石，县主、郡君及仪宾以二百石递减，县君、乡君及仪宾以百石递减。自后 为永制。（明史·食货志六）     朱元璋文化水平比较低，估计不大会算算术。他不知道，他这些几乎成几何级数增 长的诸子诸孙给后世造成了多么严重的财政问题：洪武年间，宗室成员仅五十八人；正 德年间，已增至将近三千人；嘉靖四十三年，总数已达“四万有奇”；“万历三十三年 ，玉牒宗支共计一十五万七千余位”。可以想象，养活这么一大堆王爷、将军、中尉之 类得耗费多少钱粮！     “天下岁供京师粮四百万石，而诸府禄米凡八百五十三万石。以山西言，存留百五 十二万石，而宗禄三百十二万；以河南言，存留八十四万三千石，而宗禄百九十二万。 是二省之粮，借令全输，不足供禄米之半，况吏禄、军饷皆出其中乎？”这是嘉靖四十 一年，御史林润上疏中的一段话，摘于《明史·食货志六》。由这段话可以看出，当时 的地方财政已不能负担繁重的宗禄。实际上，嘉靖时期全国全年的田赋也不过两千两百 余万石，而仅宗禄一项就有八百五十三万石，占总数的三分之一！这是什么概念，列位 自可想象。 【   至于供京师的岁赋，又流向了哪里了呢？可以看看下面两段文字：     （正统元年）南畿、浙江、江西、湖广、福建、广东、广西米麦共四百馀万石，折 银百万馀两，入内承运库，谓之金花银。其后概行於天下。（明史·食货志二）     英宗时，始设太仓库。初，岁赋不徵金银，惟坑冶税有金银，入内承运库。其岁赋 偶折金银者，俱送南京供武臣禄。而各边有缓急，亦取足其中。正统元年改折漕粮，岁 以百万为额，尽解内承运库，不复送南京。自给武臣禄十馀万两外，皆为御用。所谓金 花银也。（明史·食货志三）     原来这岁赋基本被“御用”了。皇帝的金花银与藩王们宗禄合计，竟占了全国田赋 的半数以上！难怪有凤阳民谣云“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只怕这荒不是 因为天灾，而是人祸吧？（如今是淡化阶级观的时代，因此许多人对于“剥削”、“压 迫”等词语不屑一顾。但面对这种用倾国财力供养一族的情况，除了这些词语，真的还 有其他恰当的描述么？）。     与宗室“世世皆食岁禄”并行的，是官员的低工资。所谓“自古官俸之薄，未有若 此者”（明史·食货志六）即指此而言。让举国的官员百姓安贫乐道、努力工作去供养 皇室子孙，看来朱元璋是真正理解了“家天下”的要义。     只是这终究只是皇家的幻想，“家天下”只不过是一种政权组织形式而已，官员百 姓都不是只懂得干活的机器，明王朝这种不切实的规定只能换来官员的贪污和百姓的暴 动，遗祸无穷。】     如此巨大的数目，无论朝廷怎样盘剥，也难以应付。于是拖欠宗禄的事成了家常便 饭，而这又造成了远支宗室成员的生活问题。     如上节所述，建文永乐后为了防止藩王叛乱，对宗室做了很严格的限制。他们不但 不能参政，也不能从事士农工商等职业。于是当朝廷拖欠宗禄时，“郡王以上，犹得厚 享，将军以下，多不能自存，饥寒困辱，势所必至，常号呼道路，聚诟有司。守土之臣 ，每惧生变。”（明史·食货志六）     隆庆元年，工部主事杨时乔上时政要务，把“宗禄难继”和“宦寺难制”、“边备 难振”并称（明史·杨时乔传），足见当时宗禄之弊已经成为朝廷的头等大事。     当然，朝廷并非看不到这些弊端。这沉重的财政开支也让朝廷头疼，一直也在想办 法减少宗禄开支：     “（嘉靖）四十四年乃定宗藩条例。郡王、将军七分折钞，中尉六分折钞，郡县主 、郡县乡君及仪宾八分折钞，他冒滥者多所裁减。於是诸王亦奏辞岁禄，少者五百石， 多者至二千石，岁出为稍纾”（明史·食货志六）由于通货膨胀的原因，纸钞的实际价 值远小于面值。成化年间“一贯仅直钱二三文”（明史·食货志六），是面值的0.2-0. 3%，等到嘉靖年间纸钞的面值如何自可想见。因此发钞等于发废纸，是以“岁出为稍纾 ”。     “世宗末年，以宗禄不足，诏身不及王者，许其嫡长子继王，余子如故秩。”（明 史·诸王传三）     万历朝，给事中徐贞明主张在西北兴水利、垦荒田，并作《潞水客谈》（西部大开 发明朝版：）。他提出的“十四利”中有一项是“宗禄浩繁，势将难继。今自中尉以下 ，量禄之田，使自食其土，为长子孙计，则宗禄可减”（明史·徐贞明传）。但治水垦 田一事最终未果，这一建议也就不了了之了。     也是在万历年间，左佥都御史张岳建议“宗藩宜以世次递杀，亲尽则停，俾习四民 之业”（明史·张岳传）。这个建议很可行，但最后亦未见结果。     虽然明政府采取了一些减少宗禄开支，然而这些修修补补的做法终究是杯水车 薪，并不能从根本解决问题。相反，随着时间的推移，宗室成员更加疯狂的增长，财政 状况只能越来越恶化。     另外，即使是这些简单的削减措施，就已使得远支宗室成员的生活更加困窘，“将 军以下益不能自存矣”（明史·食货志六）。于是，这些吃不上饭的龙子龙孙们或行乞 ，或为盗，完全顾不得体面了。鉴于此，朝廷被迫放宽了对一些远支宗室的限制，部分 宗室成员得以出来挣钱活命，但仍有相当多远支宗室贫苦无依，这一问题最终也没有得 到解决。     与远支宗室的困窘并行的，是亲王、郡王等近支宗室的穷奢极欲。除了宗禄以外， 他们在盖宫殿、办婚礼、行丧葬的时候，都要从政府财政拨出巨款支付。同时，藩王兼 并土地的问题也相当严重，几个大藩所侵占的土地各有数万顷，既加重了民众的负担， 亦为明廷崩溃后数藩自立的情况提供了基础。     可以看出，只有彻底的取消封藩制，这些问题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然而积重难反， 明政府终究下不了决心：可以想象，这几十万名宗室以及其相应的亲眷仆役如果一旦没 了饭吃，会造成多大的社会动荡，而且皇室也不想留下寡恩等不合封建纲常的名声。于 是明廷只能用这些修补的做法来应付宗室，得过且过。     由于明政府的畏难与苟且，宗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繁多的宗禄给百姓添加了 非常沉重的负担，极大的激化了边饷不继、官俸不敷，饥民为盗乃至边民为逃税北归鞑 靼等种种问题。最终政府财政崩溃，民众不堪重负，推翻明廷，其间原因虽众，宗禄功 莫大焉。 7、万一左良玉挟楚，郑芝龙挟益，各挟天子以令诸侯，谁禁之者？     源自《三垣笔记》（明末大臣李清著）的这段话表彰了封藩制为明王朝立下的最后 一份功劳——诸王并立。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闯王李自成破北京内城，思宗朱由检自缢。次月二十二日 ，清兵入关。次年，清连灭大顺、大西、南明弘光政权，占有了大半个中国。顺治十六 年，永历帝南逃缅甸，清廷统一的大势已定。到康熙二十二年，施琅平台，明的残余势 力至此全部烟消云散。     其实在北京城破、清军入关以后，残明仍占据着东南半壁，拥有很强的实力。即便 不能北伐，亦足可据守江南，效晋、宋故事，何以被这么快的消灭呢？曾任弘光朝锦衣 卫指挥使的张怡在《搜闻续笔》中写到：“向使李纲、寇准之流为之相，韩、岳、宗泽 之俦为之将。将相同心，不忧中制，中外一德，可弥外忧，即发兵诛不道，远逊萧王， 岂敷天同左袒，至出赵构下哉！”（萧王指东汉光武帝刘秀）明室朝臣的无能固然是一 个原因，但并不是根本。根本原因只有四个字：各自为政。正因为南明乃至全国的抗清 势力各自为政、相互倾轧，无法“将相同心”、“中外一德”，才会被清兵一个一个吃 掉，最终覆亡。而封藩制对这种局面的形成，起了很重要的催化作用。     北京朝廷覆灭后，众多的宗室成员就成了潜在的皇帝。虽然经过明朝历代皇帝的打 压，他们本身实力有限，可一旦中央政府倒台，他们便成了各地势力拥立的对象。不要 说亲王、郡王，连有的奉国中尉（这种东西全国至少有几十万个）都被拥立。     虽然藩众林立有时也能起到积极作用，譬如在敌统区号召民众反清（如原大顺军将 领赵应元拥立衡王在青州号召反清复明）、作为使臣联络各地反清势力（如永历朝廷派 往各地的“王爷”们）等。但这些都不是什么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积极影响实在有限 。更多的时候，它造成的是数王割据，政令不行，以致力量分散，甚至自相残杀，被清 军分而灭之。     在诸次拥立藩王的事件中，立福王、唐鲁倾轧、唐桂争立这三件事情的消极影响最 为明显。     崇祯驾崩的消息传到南京后，以史可法为首的南京大臣开始考虑另立新君的问题。 但在江东避难的亲王甚多，史可法惑于众人的争论，在立帝问题上拖延数日不决。结果 江北四镇的将领与凤阳总督马士英抢先拥立福王，史可法徒唤奈何。后东林-复社党人因 曾反对立福王而失势，朝内党争加剧；江北四镇居功自傲，左良玉起兵内讧，朝外将领 各自为政；最终清兵压境，弘光朝廷不日灭亡。这一切皆与立帝迟缓导致的多头政治有 莫大关系。 【联络数镇的守备凤阳太监卢九德出自福王府，拥立之事很可能出自福王的策划。福王 以昏庸名世，而史可法的政治手腕居然连他也不如，其才具也实在有限。史出马进实非 弘光政权灭亡的主要原因。】     弘光覆灭后，唐王朱聿键在福建建立隆武政权，鲁王朱以海则在浙东宣布监国，南 明的版图内出现了两个并立的朝廷。在南明诸帝中，隆武帝和鲁监国算是不错的领导者 了，但是出于个人私利，他们互相倾轧，严重的削弱了南明的抗清力量。隆武二年（鲁 监国元年，清顺治三年）正月，隆武帝命都御史陆清源浙东犒师，意在招揽鲁监国手下 ，结果陆被鲁监国部将杀害。四月，鲁监国遣总兵陈谦封郑芝龙（隆武帝手下）公爵， 隆武帝大怒，囚陈谦。两家搞的这么僵，自然无法戮力同心，共抗清兵。五月末六月初 ，清兵攻破浙东根据地，鲁监国逃于海上，隆武政权却未助一兵一卒。七月，浙东尽失 ，隆武帝却在为皇子诞生而庆贺。唇亡齿寒，到了八月，清军进逼福建，郑芝龙降清， 隆武帝出逃被俘，遇难于江西汀州。然而，唐鲁对立的影响并未结束，隆武政权残留势 力分为两派，郑彩等人改拥鲁监国，郑鸿逵、郑成功叔侄仍用隆武的名义（后改用永历 年号），与西南的永历朝廷貌合神离，再次分散了力量。待到永历覆亡，张煌言等建议 郑氏立战败后寓居金门的鲁王，后者仍不予理睬。康熙元年五月，郑成功病故；十一月 ，鲁王“中痰薨”（《续闽书》），唐鲁的对立伴随着南明的皇统一起消失了。 【《明史·诸王传一》又谓鲁王系郑成功沉杀于海。此说不知真伪，很可能是清廷污蔑 之词，但郑成功也确实难称明室纯臣。他先奉已故隆武，后奉远在西南的永历，而不立 近处的鲁王，得山高皇帝远之便，使东南之政尽归郑氏。在与李定国、张煌言抗清时他 私心自用，永历覆灭后又无视仅剩的鲁王，其对明朝廷的忠诚实是大堪怀疑。或其亦有 曹孟德、朱元璋之志，奈何时势不同，其才具亦不逮，虽复台湾，亦不过困守汉人衣冠 而已，堪为一叹。】     隆武朝廷覆灭后，桂王朱由榔在广东肇庆建立了永历政权，朱聿键之弟唐王朱聿（ 金粤）则在广州建立了绍武政权，又上演了一出唐、桂争立的闹剧。唐鲁倾轧时双方还 有一定分寸，而永历和绍武这一对饭桶却是内耗的好手，冲突之剧远甚于前者。双方先 是到四处拉拢人心，使南明各地的抗清势力观望犹疑，无所适从；之后，又不惜兵戎相 见，同室操戈。绍武朝廷先派兵攻打肇庆，大败而归；永历军乘胜追击，中绍武军计， 几乎全军覆没。正当两家打的不可开交之际，清军来袭。绍武军主力在肇庆打内战，清 军轻取广州，绍武帝自缢。永历帝闻讯，望风而逃，财赋重地广东就这样莫名其妙的陷 落了。     除了这几次影响较大的事件外，还有多起藩王自立的事件发生：如隆武时期靖江王 朱亨嘉自立为监国，被两广总督丁魁楚袭擒，后为隆武帝遣人缢杀；其他还有益阳王自 立监国、楚藩宗室朱盛澂自立通城王等诸多事件。这些或大或小的诸王并立事件无疑破 坏了南明内部的统一，导致其力量分散，促使了南明朝廷的覆亡。     对于古代中国这样一个宗族制社会，宗室的影响力之大往往出于现代人预料，这一 点在丧乱之时对政局的影响尤其重大。对比宋朝，或许更能说明一些问题：赵构是唯一 的皇室近支，那些远房宗室多散落民间不为人知。因此虽然南宋初期各部军队都有很强 的独立性，但大多都能听命于他合力抗敌——唯一的一次叛乱也是以立其子为旗号的——没有那么多麻烦。最后，恁般昏庸的宋高宗维持住了半壁江山，而明朝则亡的那样彻底。     诚然，导致南明各部各自为政的原因众多，武将拥兵自重的情况在天启、崇祯年间 已现端倪，但宗藩林立所起的催化作用亦绝难忽视。朱元璋创立的封藩制在破坏和压榨 了明王朝几百年后，又为埋葬这个王朝尽了最后一份力。 参考书目： 《明太祖宝训》 《明史》 《清史稿》 《永乐皇帝》            商传   著 《南明史》              顾诚   著 《毛泽东评说中国历史》  赵以武 主编 《二十六史精要辞典》    门岿   主编 《中国历代帝王录》      杨剑宇 著 《清朝的皇帝》          高阳   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