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科学

第一讲 人文科学的定位与作用 第一节 认识人文科学的困难性 当我们走近人文科学，开始认真瞧一瞧人文科学，试图从总体上了解人文科学的时候，就会发现一个问：了解人文科学，认识人文科学，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存在着很大的困难性。在这里仅举两个困难。 一、困难之一：人文科学为何物？ 当我们想对人文科学作一个总体的了解时，首先就会遇到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什么是人文科学？通俗地说，就是人文科学为何物？这个问题，并不是容易弄清楚的。 如在《辞海》这样的权威性的辞典中，就没有能把“人文科学”这个概念讲清楚。在《辞海》中，我们可以看到，对于“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两个概念的界定，几乎没有什么大的区别。这一点在1979年版《辞海》中十分突出。请看该书的“人文科学”辞条： 人文科学 ……在欧洲十五、十六世纪时开始使用这一名词。原指同人类利益有关的学问，以别于在中世纪教育中占统治地位的神学。后含义几经演变。狭义指拉丁文、希腊文、古典文学的研究。广义一般指对社会现象和文化艺术的研究，包括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史学、法学、文艺学、伦理学、语言学等。（《辞海》缩印本第305页） 再看该书的“社会科学”辞条： 社会科学 以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如政治学、经济学、军事学、法学、教育学、文艺学、史学、语言学、民族学、宗教学、社会学等。它的任务是研究并阐述各种社会现象及其发展规律。（《辞海》缩印本第1578页） 两者比较，就不难发现这里的“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两个概念，在内涵与外延上大体一样，没有什么明显的区别。显然，这实际上并没有说清楚什么是“人文科学”。 过了二十年，《辞海》又出1999年版，其中“人文科学”辞条的文字没有改动，“社会科学”辞条表述为： 社会科学 以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它的任务是研究并阐述各种社会现象及其发展规律。一般属于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范畴（语言学等除外），在有阶级的社会中是有阶级性的。 很显然，这一辞条也没有作根本性的改动，只是把原来所列举的社会科学外延部分删去了，仅指出语言学属于社会科学。 通过对比《辞海》两个版本，可以看出二十年过去了，对于“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两个概念的理解却什么没有大的进展。由此可见，“人文科学”为何物？这个问题不是那么容易弄清楚的。 二、困难之二；人文科学有何用？ 人文科学有什么作用？这个问题当然是大家在了解人文科学时也想搞清楚的，但这个问题比之第一个问题更不容易讲清楚、讲透彻。 这是因为，在历史上，在现实生活中，人文科学的作用会有时表现得很鲜明很突出，有时又表现得又不鲜明不突出。 如在20世纪前80年的中国，政治生活成为中国人生活世界的中心，人文科学往往成为政治斗争的思想旗帜和理论武器，其作用巨大而明显。这使得人文科学为人们普遍地重视。但在最近的二十五年中，中国人生活世界的中心由政治转向经济，中国人的经济生活又紧接着由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这种历史的转折使人文科学的作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方面，人文科学逐渐地从与政治生活的紧密结合中分离出来，很大一个部分已不再是政治斗争的思想旗帜和理论武器了，已不再是政治意识形态了，而成为了可以自由探讨的学术。另一方面，人文科学又不可能与经济生活有那么密切的联系。与经济生活联系密切的是一些社会科学的学科，如经济学、管理学、法学。这些社会科学学科由于现实经济生活的迫切需要，受到了普遍的重视，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相比之下，人文科学则显得冷冷清清。可以说，人文科学现在没有了政治上的作用，也起不到经济上的作用。在中国人的生活世界中，曾经一度处于中心位置的人文科学，现在是边缘化了。 有人也许会说：人文科学还是有用的，它能对人们的精神生活起作用。但即使在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中，人文科学也遇到了困境，这就是遇到了大众文化的挑战。在历史上，大众文化往往被斥之为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东西，是难以与精英文化相抗衡的。但今日的大众文化，却与电视、计算机、光盘、网络等现代科学技术紧密结合，以它所特有的轻松、愉快的文艺形式和声、光、电的感官效应，主导了广大民众的精神世界，成为最主要的精神生产。相比之下，人文科学则显得太凝重、太深沉、太枯燥，问津者日益减少。即使是纯文学的作品，也失去了往日的吸引力。如文学刊物没有人订阅，诗歌没有人爱好等，已经成了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近年来，由于互联网的发展，又促成了网络文学的兴起。网络文学实质上也是一种大众文化，构成了对纯文学的一种新的冲击。 在这种情况下，人文科学的作用何在，确实成了一个大问题。人们普通地把人文科学看作是没有用的东西。今天的中学毕业生，在填报高考自愿时，已很少有人自觉地选择人文科学学科了。 因此，要认识人文科学，了解人文科学，就首先需要克服这些困难，说明人文科学为何物，人文科学有何用。这就是我们所要讲的人文科学的学科定位和基本作用问题。 第二节 人文科学的学科定位 要确定什么是“人文科学”，仅仅依靠下定义是不够的，前面谈到的《辞海》对“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两个概念难以区分，就反映了单纯下定义的困难。我们认为，可以转为从人文科学的学科定位入手，通过考察“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三者之间的关系，来说明什么是“人文科学”。 要考察“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需要从三者间的共同点出发。这三大学科有没有共同点呢？有。这就是它们都研究“人”。正是因为它们都研究“人”，因而三者间才有一种可比性，才能通过这种比较发现它们各自的领域和任务，确定它们各自的地位。 那么我们就先来看“人”。 人是有生命的。但人和生命存在不同于其他有机物的生命存在，有自己的特点。人的生命的特点在于，人的生命存在具有两重属性：一是自然生命，这是一切生物机体都具有的；另一是文化生命，这是人所特有的。人的生命存在之所以不同于其他有机体的生命存在，就在于人有着文化生命。人的文化生命与人的自然生命相比，更为重要。它不仅是人的生命存在的一个不可割舍的部分，而且对人的自然生命发生着重要的影响，使人的自然生命呈现出与其他生物机体不同的特点。人的生命的意义，不仅在于它的自然生命，而且更在于它的文化生命。正是文化生命赋予了人生以价值、以意义。因此，不仅自然生命大体相似的人们，在人生舞台上扮演着各种不同的角色，演绎出各种各样的丰富多彩的人生；而且人们的自然生命的终结，也会表现出巨大的差别。这也就是说，在人的生命存在中，文化生命起着主导的作用，可以说，文化生命了人的本质。这是人的内在世界。 人的生命存在是通过生命活动体现出来的。人的生命活动，当然首先是自然机体的活动，但更重要的是文化生命的活动，自然机体的活动也受着文化生命活动的深刻的影响；正是因为这样，人的生命活动在于由内在世界开拓出外部世界，这个外部世界是一个文化世界，人的生命活动就在于不断地创造着、丰富着、发展着、完善着文化的世界。 这种创造文化世界的生命活动，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人与自然界的联系。在与自然界的联系上，人与动物有本质的不同。动物与自然界的联系，不论是适应自然界还是改变自然界，都是直接的，无中介作用的。这种对自然的改变，其间不存在什么中介。人与自然的联系则是间接的，是以文化世界为中介实现的。人正是通过文化世界，逐渐地扩大了自己的活动范围，逐渐地把自然界转化为对象世界，把自在之物转化为为我之物。文化世界发展到今天，人与自然的联系已由古代的狭隘的区域性联系扩展为全球范围、乃至地球之外的世界的联系。 另一是人与社会的联系。人总是生存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而这种社会联系和社会组织，是靠人的文化世界来建立、来发展、来完善的。离开了人的文化世界，没有语言，没有符号，没有意志，没有理想，没有传统，就不可能建立并发展这种社会联系和社会组织。随着文化发展，社会也得到了发展。特别是自近代以来，随着资本主义文化的兴起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关系得以建立、发展、完善，并由此而产生了全球化运动，一切落后民族闭关自守的大门都被冲开了，各种人群、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的联系日益紧密，日趋复杂。在社会联系和社会组织中，不仅表现为各阶层、各阶级的复杂关系，而且表现为各民族、各宗教集团的复杂关系。现在完全可以说，不了解文化，就不可能解决当今的各种社会矛盾、社会问题。 对于人的生命存在与生命活动的研究，可以从不同的领域、不同的视角、不同的目的出发，由此而产生了不同的学科。 首先，可以把人的自然生命与人的文化生命加以区分，把人与自然的联系与人与社会的联系加以区分。对人的自然生命、对人与自然的联系的研究，就形成了自然科学（自然科学的应用化的结果，又延生出技术科学〕；而对人的文化生命、对人与社会的联系的研究，则形成了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如生理学、心理学、病理学、脑科学、人体科学、体质人类学，这些研究人的学问，是对人的自然生命的研究，因而属于自然科学，而不属于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 再看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区别。对人的文化生命的研究，与对人与社会联系的研究，是不相同的。前者所探讨的，是人的生命存在和生命活动的本身，即人的本质，这是人的内在世界；而后者所探讨的，则是人的生命存在和生命活动在人与社会联系中不同方面的表现，即人的行为，这是人的外部世界。对于前者的探讨，形成了人文科学；对于后者的探讨，形成了社会科学。 人的文化生命的存在与活动，人的内在世界，具有不同的方式，如语言、诗歌、艺术、历史。对它们的分别研究，就形成了语言学、文学、文艺学、历史学。而对人的文化生命存在的本身进行反思，则是哲学的任务。这就构成了人文科学的各分支学科。 人与社会的联系，人的外部世界，也具有不同的方式，如经济、政治、法律、教育、民族、宗教。对它们的研究，就形成了经济学、政治学、法学、教育学、民族学、宗教学。对于人与社会的联系作总体的考察，形成了社会学。对于人的文化生命与社会行为的关系作实证性探讨，形成了文化人类学。这就构成了社会科学的各分支学科。 通过上述考察，“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三才之间的关系，它们各自的领域和任务，都得到了比较清晰的说明；而“人文科学”也在这种比较中确定了自身的学科地位，什么是“人文科学”这一问题也因此而说清楚了。 这就回到了本讲开头所提出的问题，“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决非内涵与外延都是一样的，概念面有着各自不同的内涵与外延。《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专门设有“人文学科”辞条，指出：“人文学科是那些既非自然科学也非社会科学的学科的总和。”（第6卷第760页）这一概括是正确的。 第三节 人文科学的基本作用 通过人文科学的学科定位，我们区分了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这样一来，人文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作用也就很清楚了。人文科学的这种作用，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就在于人文科学是探讨人的本质、价值、精神世界这些人的内在世界的学问。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下面三个方面来看。 首先，人文科学的作用在于认识人的本质。人们常说人文科学是“人学”。所谓“人学”，即是对于人的本质进行探讨的学问。人文科学的各分支学科——— 哲学、文学、史学等，正是从不同的方面入手，对人的本质进行思考、探讨、揭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当然也研究人，但自然科学主要是对人的生理、心理、病理以及人与自然的联系进行研究，社会科学主要是对人的行为、人与社会的联系进行研究，而不是探讨和揭示人的本质。也正是这样，我们不把医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称为“人学”，尽管这些学科都是研究人的，而只把人文科学称为“人学”，因为只有人文科学才是探讨人的本质的学问。 其次，人文科学的作用在于建立价值体系。人文学科探讨人的本质，最根本的目的，就在于揭示和确立具有历史合理性的价值取向，批判和解构已经过时的价值取向，从而建立一个民族在一定时代体现着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的价值体系和理想追求。人文科学中的文学、史学、哲学各分支学科，都以各自的方式，担负着这一任务。而这一工作，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难以完成的。尽管一些重大的自然科学发现和自然科学的新理论、新学说的创立，会对价值体系发生重要影响，但自然科学本身并不能提供价值取向，建设价值体系。社会科学各分支学科都要涉及价值取向和理想追求问题，但这种取向标准和追求目标的确立，不是社会科学自身所能解决的，而必须依靠人文学科提供价值取向，建立的价值体系。 第三，人文学科不仅建立价值体系，而且由此而塑造人的精神世界。精神世界是人的内在世界。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人能够真正安身立命，最根本的，在于精神世界。因此，人们常称精神世界为“精神家园”。这个“精神家园”是要靠人来塑造的。对人的精神世界的塑造，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都起了作用。自然科学的某些重大发现、某种新理论新学说的创立，对人的精神世界的塑造会产生很大的影响。自然科学史上，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的提出，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的创立，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的发表，都曾对人类精神世界发生过很大的影响。社会科学中，经济学说的提出，法学理论的完善，教育科学的发展，对人的精神世界的影响当然更要大得多。但是，在精神世界中起主导作用的价值取向、价值体系，则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所无力提供和建立的，而只能由人文科学来提供和建立。当然，能对人的精神世界起这样的塑造作用的，除了人文科学，还有宗教。特别在当今世界，宗教的作用尤为突出。人文科学与宗教尽管都能塑造人的精神世界，但两者的基本精神与基本方式又是不同的。从基本精神上看，人文科学正是同宗教神学相对立的产物，它把价值体系的基础由神的世界转到人的世界。人文科学不以神、不以上帝作为自己立论的最高原则，宗教则以神、以上帝作为自己立论的最高原则。尽管现代宗教理论表现出理论化、理性化、世俗化的特点，但以神、以上帝为其立论的最高原则这一基本点，则是没有改变的。因此，人文学科塑造的人的精神世界，是一个具有人文精神的世界；而宗教所塑造的人的精神世界，是一个带有神秘色彩的世界。这两种精神世界都能使人得以安身立命。但极端的宗教神秘主义的精神世界，会引起反人类、反社会的行为，从而导致人的生存危机。当今世界上“邪教”的蔓延，即是其例。因此，在塑造人的精神世界方面，人文科学比宗教具有更积极更重要的作用。总之，只有人文学科才能为安顿人的精神提供一个真实的“家”。 上面三个方面所说的人的本质、价值体系、精神世界，这些都是属于人的内在世界。对这些方面的探讨与思考，显示了人文科学的独特作用。人文科学的这些作用，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不可取代的。对于人文科学的这些作用，不仅学习、研究人文科学的人需要了解，而且学习、研究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人也需要了解，因为这些作用与我们每个人都有重要的关系。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人文科学除了这些基本作用外，还会有一些非基本作用。如前面提到的在政治斗争激烈的时代，人文科学成为了政治斗争的思想旗帜和理论武器，就是一例。但这些非基本作用，毕竟不是长久的，总是会起变化的。而这些基本作用，则在人文科学的漫长发展中始终存在着，是一以贯之的东西。只有了解了这些基本作用，我们才能真正了解人文科学有何用。 通过说明人文科学为何物，人文科学有何用，可以说，我们对人文科学有了一个最初的认识和了解。 第二讲 西方人文科学的发生 西方人文科学发端于古代希腊。古代希腊是西方文化的摇篮，也是西方人文科学的摇篮。西方人文科学的萌芽，就是在古代希腊孕育、发生的。古代希腊对于西方人文科学的这种根源性，不少西方著名学者已经指出了。 英国诗人雪莱说过： 我们全是希腊人的：我们的法律，我们的文学，我们的宗教，我们的艺术，根源都在希腊。（转引自《世界文明史》第1卷，商务印书馆 1987年版，第258页） 德国大哲学家黑格尔说： 一提到希腊这个名字，在有教养的欧洲人心中，尤其在我们德国人心中，自然会引起一种家园之感。欧洲人远从希腊之外，从东方，特别是从叙里亚获得他们的宗教，来世，与超世间的生活。然而今生，现世，科学与艺术，凡是满足我们精神生活，使精神生活有价值、有光辉的东西，我们知道都是从希腊直接或间接传来的，——— 间接地绕道通过罗马。（《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57页） 这些论说都表明古代希腊对西方人文科学所具有的源头性质。因此，我们在讲西方人文科学发生问题时，必须回溯到古代希腊。 第一节 古代希腊文化的总特点 古代希腊的文化是海洋型文化。希腊半岛位于今天欧洲的南端，面临爱琴海与地中海。这种地理环境为古代希腊人航海经商、进行战争创造了很大方便。在希腊半岛的东南方，隔海相望的是具有古代文明的埃及和西亚。古代希腊人汲取了埃及和西亚的先进文化，创造了欧洲最古老的文化。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之间，希腊人在希腊本土和西亚海岸先后建立起许多奴隶制城邦，其中最重要的城邦是位于希腊本土的斯巴达和雅典。雅典经过一系列改革后，建立了奴隶制民主政治，并在同波斯的战争中取得了胜利，从而把希腊文化推向了高度繁荣。这为人文科学在古代希腊的诞生创造了条件。 古代希腊文化的总特点，是既有对神的信奉，又有对人的高扬。在最古老的希腊人的精神世界——— 神话中，就已蕴含了这一特点。在古代希腊神话中，神与人是共同生活在一起。神与人常常相爱，由此而诞生了某个英雄人物。这些英雄人物进行了一系列的创造性活动，产生出一个个优美动人、富有永久魅力的神话故事。正如黑格尔所说：“‘神圣的东西’因为尊重‘人类的东西’而获得尊敬，同时‘人类的东西’因为尊敬‘神圣的东西’而获得尊敬。”（《历史哲学》，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248页）古代希腊文化的这一特点，促使希腊人从很早的时候起就重视在人与神之间思考人的文化生命问题，由此而孕育了最初的人文科学的萌芽。 第二节 古代希腊的文学 古代希腊人文科学的萌芽，首先是以文学的形式发生的。而古代希腊最早的文学形式，是以《荷马史诗》为代表的史诗。在《荷马史诗》中，就已在神与人的两极中，突出了人的意义。 《荷马史诗》是古代希腊最早的文学作品。《荷马史诗》相传为公元前9世纪的盲人诗人荷马所作，包括《伊里亚特》（一译《伊里昂记》）和《奥德赛》（一译《奥德修记》）两部史诗。《荷马史诗》不仅是古代希腊文学的开端，也是古代希腊史学的萌芽。正是这样，《荷马史诗》在古代希腊人文科学的形成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古希腊爱利亚学派哲学家色诺芬尼就说过：“从最初的时候起，所有的人都向荷马学习。”（转引自《古希腊罗马哲学》，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46页） 古代希腊文学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希腊的悲剧和喜剧。古代希腊出现了一批著名的悲剧作家和喜剧作家。古代希腊有三大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有三大喜剧作家：克剌提诺斯、欧波利斯、阿里斯托芬。两者相比，希腊悲剧的成就和影响，较之希腊喜剧的成就和影响，更为大些。 希腊悲剧起源于酒神狄奥尼索斯祭典和宴席上的颂歌。剧本写作和演出都得按严格的规定，演员的数目也有限制。其中，还插进许多合唱，以便在故事展开之前加强气氛，代表“人民之声”对剧情发表评论，偶或提出剧作家自己的意见。希腊悲剧以三部曲写成，在同一天内演完。演完之前，最后加演一出所谓“羊人剧”，主题一定要与其他三出相配合，也是歌颂酒神的。悲剧的题材，全部取自希腊神话。但从根本上说，悲剧体现了古代希腊人的一种精神追求。 埃斯库罗斯生活在公元前6世纪至5世纪之间，一生写了九十多个剧本，被恩格斯称为“悲剧之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3页）。西方的一些文学史家认为：“他不仅是悲剧的创始者，直至今天仍被公认为悲剧作家最杰出的代表之一。”（托·柴特霍姆、彼得·昆内尔《彩色插图世界文学史》，漓江出版社1991年版，第18页）他写了《普罗米修斯三部曲》。在他的笔下，普罗米修斯的自然生命可以毁灭，其文化生命则可以不朽。马克思在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的《序言》中，即称“普罗米修斯是哲学历书上最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页）。通过对埃斯库罗斯笔下的普罗米修斯的认肯，青年马克思实际上表达了自己的哲学理想和哲学追求。 在古代希腊，随着文学的发展，文艺学也萌生了。古代希腊的文艺学是文学与哲学共同发展的产物。古代希腊的文艺理论，是由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这两位大哲学家所开创的。亚里士多德所著的《诗学》，是西方最早的一部文艺学著作，奠定了尔后欧洲文艺学发展的基础。亚里士多德文艺学的基石是“摹仿论”。他认为，艺术是摹仿者的摹仿，所摹仿的对象是“在行动中的人”（《诗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7页）。“摹仿论”是亚里士多德对古代希腊悲剧的创作进行和反思的结晶。他说：“史诗和悲剧、喜剧和酒神颂以及大部分双管箫乐和竖琴乐——这一切实际上是摹仿，只是有三点差别，即摹仿所用的媒介不同，所取的对象不同，所采的方式不同。”（《诗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3页）这就是说，艺术应当是人的生命活动的反映。艺术是与现实的人分不开的。但是，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这种摹仿不是把现实生活中的人直接搬进文艺作品中，而是在文艺作品中更集中、更概括、更典型地再现生活中的人。现实生活中的人或是好人，或是坏人，而“所摹仿的人物不是比一般人好，就是比一般人坏”（《诗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7页）。如在悲剧和喜剧中，“喜剧总是摹仿比我们今天的人坏的人，悲剧总是摹仿比我们今天的人好的人”（《诗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8-9页）。也正是这样，文艺作品所描述的人与事，比现实生活中的人与事，更带有普遍性。 第三节 古代希腊的历史学 古代希腊在历史学方面同样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荷马史诗》不仅是希腊文学的开端，同时也是希腊史学的萌芽。随着希腊城邦的繁荣，更出现了专业化的历史家和历史学著作。在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上半叶，希腊出现了三大史学家和他们所写的三部史学名著：希罗多德和他所著的《历史》、修昔底德和他所著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色诺芬和他所著的《远征记》。 希罗多德（约公元前485-公元前425年）是西方历史学的奠基者，西塞罗称他为“史学之父”。他的历史学著作是《历史》，又称《希腊波斯战争史》。在公元前492年至公元前479年的希腊波斯战争中，希腊军队战胜波斯军队，这是世界战争史上一次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争。希腊在战争中的胜利，把希腊文化推向鼎盛期，使雅典奴隶制民主制达到高峰。公元前447年，希罗多德来到雅典，深深地感受到这次战争的重大意义，于是潜心著述，写出了这一史学巨著。全书共九卷，实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从第一卷到第五卷二十七节，以波斯帝国的兴起和对外扩张为主线，叙述小亚细亚、波斯、巴比伦、埃及和西徐亚等地的情况；第二部分从第五卷二十七节直到第九卷结束，集中叙述希腊波斯战争的经过。这部书虽以希波战争为中心，却将希腊人所能知道的世界的历史情况都纳入其内，可以算得上是一部当时希腊人的“世界史”。在书的开篇，希罗多德写道：“在这里发表出来的，乃是哈利卡尔那索斯人希罗多德的研究成果。他所以要把这些成果发表出来，是为了保存人类的功业，使之不致由于年深日久而被人们遗忘，为了使希腊人和异邦人的那些值得赞叹的丰功伟绩不致失去它们的光彩，特别是为了把他们发生纷争的原因给记载下来。”（《历史》，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67页）这段话明确地提出，历史学的任务是“为了保存人类的功业”。历史学所关心的是人，是人的文化生命所显示的创造力，正是这种创造力创造了“那些值得赞叹的丰功伟绩”。而历史学就是要保存人所创造的这些丰功伟绩。 修昔底德（约公元前460-公元前390年），曾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参加者，战后用二十年的时间，写出了著名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公元前431年至公元前409年间，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和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展开了旷日持久的争夺希腊霸权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经过长期战争之后，雅典最终战败，而斯巴达也元气大丧，希腊诸城邦由此而走向衰落。《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就是对这次具有历史意义战争的记录和研究。书中体现了修昔底德的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缜密的史学方法，可称为信史。修昔底德在说明人的历史活动的因果关系时，重视经济因素所起的作用，他认为在这场战争中小小的雅典城邦之所以能够长期支撑，在于当时雅典与埃及等外邦之间的贸易，指出没有充裕的财库，要想支持一个长期的战争是不可能的。这种求实精神和理性精神，对以后西方历史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色诺芬（约公元前430-公元前350年），曾参加希腊雇用军前往波斯，帮助小居鲁士争夺波斯王位。公元前401年小居鲁士战死，希腊雇用军失去了领导和作战目的，军心涣散，到处遭到波斯人的反击，面临被消灭的危险。色诺芬临危受命，被推为将军，率领这支队伍，从两河流域北部取道亚美尼亚，越过高加索地区积雪的崇山峻岭，沿着黑海南岸，撤回希腊本土。他的《远征记》一书，记述了这一全过程。书中详细记述了这支希腊军队沿途的战斗及经历的艰辛，描述了内部的分歧和士兵的心态，载录了途经各地的山川形势、民情风俗、经济生活，被认为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希罗多德的《历史》、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色诺芬的《远征记》三部史学著作，对以后的西方历史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被后世视为西方历史学的奠基之作。 第四节 古代希腊的哲学 古代希腊对西方人文科学的最杰出的贡献，无疑是哲学。不了解、不懂得古代希腊哲学，也就不了解、不懂得整个西方哲学。诚如德国著名哲学史家文德尔班在《哲学史教程》中所说：“古希腊哲学是整个哲学史最富有启发性的部分。”（《哲学史教程》上卷，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41页） 古代希腊哲学的这种永恒的价值，在于它是古代希腊人对自己文化生命的深刻感受和体验。这种感受和体验，形成了两条不同的哲学路向。一条哲学路向，是面向自然世界，通过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来探讨人的文化生命存在。另一条哲学路向，是面对人自身，通过对人的内心活动与道德实践的思考，来探讨人的文化生命存在。 前一条哲学路向，形成得很早。古代希腊人很早就注意观察、思考人的存在环境，注意观察、思考与人相联系的自然界。从最初的米利都学派（泰勒斯、阿那克西曼德、阿拉克西米尼），中经爱非斯学派（赫拉克利特）、毕达哥拉斯学派（毕达哥拉斯、费洛劳斯）、爱利亚学派（色诺芬尼、巴门尼德、芝诺），直至德谟克利特建立原子论体系，都循着这一路向发展。这一路向旨在探讨世界的本原，如泰勒斯认为是“水”，阿那克西曼德认为是“无定”，阿拉克西米尼认为是“气”，赫拉克利特认为是“火”，毕达哥拉斯认为是“数”，巴门尼德认为是“存在”（Being），德谟克利特认为是“原子”与“虚空”。他们对推动古代希腊自然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当然，古代希腊的自然哲学不仅仅是对存在环境和自然世界的关注和探讨，其中也包含了对于人的文化生命的思考。马克思在他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中，就揭示了古代希腊自然哲学中对于人的文化生命的思考内蕴。 后一条哲学路向，形成得比较晚，是从苏格拉底（公元前469-公元前399年）开始的。苏格拉底对希腊哲学的第一条路向提出了批评，认为他们只关注自然世界，而忽视了人的自身、人的心灵。因此，他强调人应当由认识自然转向认识自己、认识心灵，提出“德性就是知识”，要求人们关注自己的德性，实践自己对善的认识。西塞罗在谈到苏格拉底时说：“他把哲学从天上召唤下来，把它安置在城市中，引进家家户户，使它成为探究生活和道德、善与恶所必需。”（转引自《古希腊哲学史纲》，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1页）苏格拉底也是一位用自己的实践、自己的生命写哲学的人。为了实践他的“德性就是知识”的哲学主张，他宁愿牺牲自己的生命。因此，策勒尔说：“苏格拉底之死是他的事业的最伟大的凯歌，是他一生无尚的成功，是哲学和这位哲学家的礼赞。”（《古希腊哲学史纲》，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13页）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公元前427-公元前347年）进一步发展了苏格拉底的思想，建立起自己的哲学体系，即理念论和理想国。这就使得古代希腊哲学，由面对自然世界转向了面对人自身。柏拉图认为，世界的本原是理念，理念中最高的是善的理念；理念是外在于人的独立存在，各种事物都是对理念的摹仿。人的本性是灵魂，灵魂中包含了理性、勇敢与欲望。人以理性认识理念、认识善，因此，有理性的生活也就是有德性的生活，也就是最高的善。柏拉图由此而设计了理想国，理想国由与人的灵魂相对应的三部分人组成：体现理性的学者阶级，体现勇敢的军人阶级，体现欲望的劳动阶级。国家的执政者只能由学者阶级中的有教养的哲学家来担任。 在德谟克利特与柏拉图两大体系之间，表现出明显的分歧与对立。这种分歧与对立，以后解读古代希腊哲学的人们有不同的理解。我们认为，在这里不同的理解中，文德尔班的理解是值得重视的。他说：“对于德谟克利特，真正的存在具有解释现象的理论价值；对于柏拉图，真正的存在具有实践价值，是德行知识的对象。”（《哲学史教程》上卷，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50页）这就是说，德谟克利特是理论的理性主义，而柏拉图则是伦理的理性主义。前者探寻的是自然世界之真，后者思考的人自身之善。 这种对立的结果，产生了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公元前322年）是古代希腊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试图调和德谟克利特与柏拉图之间的分歧与对立，建立一个综合性的大哲学体系。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可以说是希腊哲学和科学在他之前全部发展的一个总结。他涉及了当时的一切科学领域，并把这些领域的成果都纳入到自己的哲学体系中；他又对自己体系中的各种科学进行了分类，分为理论、应用、艺术三大类，理论类包括物理学、数学、第一哲学（形而上学），应用类包括伦理学、政治学，艺术类是诗学。在亚里士多德的大哲学体系中，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是混合在一起的。这典型地体现了古代希腊哲学的基本特点。 从荷马到亚里士多德，这是古代希腊人文科学的兴起与发展时期。古代希腊人文科学的成就主要是在这一时期取得的。西方人文科学，可以说正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 第五节 古典人文学科的确立 古代希腊所发生和发展的人文科学，还不能算是一种比较严格意义上的学科。把古代希腊人文科学的这些成就纳入到教育中来，使之成为“人文学科”，明确规定它的目的和内容，要归功于古代罗马的著名学者西塞罗。 西塞罗（公元前106-公元前43年），是古代罗马的著名的语言学家和哲学家。他创造了古典拉丁文。他十分推崇古代希腊在文化上的成就，指出：“雅典，文明、知识、农业、宗教、司法、法律之母。”（转引自利文斯通《保卫古典教育》，安徽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47页） 西塞罗在论述培养理想的辩论家时，主张进行一种独特的教育，这种教育在拉丁文中被称作是“humanitas”。“humanitas”一词，有“人性”或“人情”的意思，这里所指的是为培养自由的成年公民所实行的一种全面的文科教育。这些教育的科目，有哲学、语言、修辞、历史、数学。西塞罗主张在进行这种教育时，通过学习古典人文著作来完善人性。这就产生了古典的人文科学教育。这种人文科学教育与近现代专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一个很大区别，在于前者以受教育者的人性的完整、丰富、全面发展为目的，后者以受教育者掌握近现代科学技术的知识和技能为目的。如果套用今天的术语说，这种古典的人文科学教育大体相当于今天所谓的素质教育。正如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萨留塔蒂所说：“无论是西塞罗还是和他一样的优秀作家，使用humanitas一词时指的是学识和美德。”（转引自张椿年《从信仰到理性——意大利人文主义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5页） 西塞罗所倡导的这种古典人文教育，在西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后来英文中的“人文主义”（humanism）、“人文学科”（humanities）概念，都是根据“ humanitas”一词而来。 第三讲 西方人文精神的形成及演变 人文精神对于人文科学来说，是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为人文科学提供了灵魂与支柱。西方人文科学在古代希腊发生时，这里面当然已有其人文精神，但由于希腊文化的总特点是人与神的共处，因此古代希腊的人文科学并没有完全脱离神的影响。如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中，就保留有“神”的概念，并占有重要的位置。亚里士多德认为，“神”是不动的推动者，是纯形式，是纯思想。正是这样，后来基督教继承、改造、发展了古代希腊哲学中的神秘主义因素，形成了一套精致的神哲学理论。因此，西方人文精神的确立，不是在古代希腊，而是在文艺复兴时期，是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联系在一起的。 第一节 文艺复兴与人文主义的兴起 文艺复兴是与中世纪相联系的。西方文化，在经历了古代希腊、古代罗马的发展之后，又经历了漫长的中世纪。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在隶农暴动和民族大迁徙的浪潮中覆亡。这标志着西方古代社会的终结。在这以后的一千年历史进程，后世的人们把它称之为“中世纪”。这是欧洲封建社会的发展时期。 中世纪是基督教占统治地位的时代。西罗马帝国的灭亡，使得古代希腊、古代罗马的文化受到巨大的破坏，只有基督教被完整地保存下来。在基督教的教堂和寺院里，保存着一些古代学术著作，这成为中世纪文化的生长点。中世纪欧洲的生活方式、思想方式和人类对世界的普遍观念，都是由基督教的教会所提供的，都是为基督教的教义所规定的。在中世纪，不论是文学、史学、哲学还是语言学，总之一切学术，都打上了基督教的神秘主义、僧侣主义的鲜明印记。神、上帝成为中世纪各门学术立论的最高根据。这些学问的理想追求和价值体系，不是立足于人的世界，而是立足于神的世界。中世纪学术与神学的这种联系，为著名的基督教学者托马斯·阿奎那在《神学大全》中一语道破。他在该书的卷首写道：“所谓其他科学，都是神圣理论的婢女。”这种状况对人文科学的发展起了严重的阻碍作用。 当然，中世纪并不是像后来近代学者所描绘的那样一团漆黑。从公元11世纪起，欧洲的各门学术迅速发展起来，进一步系统化和专门化。到公元13世纪，欧洲学术发展为神学、罗马法、宗教法规、医学、数学、天文学、占星学、逻辑学和自然科学等学科，最后还有语法和修辞学。从公元12世纪起，大学开始欧洲开始出现，这些最初的大学成为了中世纪的学术研究中心。大学生们回家时，把学得的新思想和古老的文化遗产传播到各个地区，促进了人们思想的更新与开放。但由于基督教神学长期占据统治地位，中世纪的一千年，毕竟是一个没有产生出大的人文学者的漫长岁月。中世纪的大学者，如托马斯·阿奎拉等，都是基督教学者，而不是人文学者。 只有到了文艺复兴时期，这种阻滞人文科学发展的状况才宣告结束。从公元14世纪开始，直到公元17世纪初，其间三百余年，欧洲出现了文艺复兴运动。“文艺复兴”一词的原意，指希腊、罗马古典文化的再生，用梁启超的话说，是一种“复古”。而实际上，“再生”或“复古”都很难表达和揭示文艺复兴的实质。因为不论是“再生”还是“复古”，实际上都只不过是新文化发生的一个契机而已。文艺复兴的最本质的特征，在于人文主义的提出和兴盛。可以说，文艺复兴是与人文主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不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哲学理论，而是一种涉及文学、艺术、科学、哲学、史学等各个学术领域的时代思潮，体现着一种不同于中世纪基督教神学主张的人文精神。“人文主义”一词，是从拉丁文“humanitas”一词逐渐演变而来的，所强调的是通过对于古典著作的学习，使人性得到教育、培养，而后其含义扩大为对人的重视，以人同神相对抗，强调人性反对神性，强调人权反对神权，强调个性自由反对封建桎梏。人文主义者主张，只有“人”才是各门学术立论的最后根据。这些学术所确立的价值体系和理想追求，不是立足于神的生命和神的世界，也不是立足于对神的信奉和对神的依赖，而是立足于人的生命和人的世界，立足于对人的现实幸福的追求和对人的现实力量的赞颂。这也就是说，人文主义强调以人为文化之本、学术之本，而不是以神为文化之本、学术之本。这一基本点，在文艺复兴时期的第一个人文主义者彼特拉克那里，即已作出了十分明确的说明。彼特拉克问道：“知道飞禽、走兽、鱼蛇的性格，而对人的本性无知，不知道我们从何处来，到何处去，以及为什么生活，这到底有什么好处？”（转引自加林《意大利人文主义》，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2-23页）从彼特拉克的话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人文主义具有鲜明的批判中世纪基督教神学的性质，也与古代希腊、古代罗马的文化并不相同，是具有近代意义的启蒙思潮，体现着一种新的时代精神。人文主义的兴起，标志着西方人文精神的确立。 文艺复兴最初出现在意大利。意大利之所以成为文艺复兴的发祥地，一方面在于它作为古代罗马的故地，保存了古典文化的文献与传统，另一方面在于它有许多城邦国家，如佛罗伦萨、威尼斯、热那亚等，处于地中海沿岸，海外贸易十分发达，市民经济发展迅速，首先在欧洲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这两个方面因素的结合，使意大利成为文艺复兴的发祥地。随后，文艺复兴运动由意大利逐渐扩大到西欧诸国，西班牙、尼德兰、法国、英国、德国都先后产生了一批人文主义者。在人文主义思潮的荡激和鼓舞下，人文主义者们在学术上、艺术上进行了多方面的创造和开拓。许多人文主义者多才多艺，全面发展，具有多方面的才能和成就，如达·芬奇就集画家、数学家、诗人与科学家于一身，在绘画、数学、诗歌、工艺等方面都取得了划时代的成就。总之，这是一个群星灿烂的时代，是一个充满生机、活力、创造精神的时代。 第二节 近代人文学科的形成 人文主义思潮的崛起，促成了近代人文学科的形成。 在人文主义者看来，要使人有善良的意志，成为真正的人，就必须进行教育。而进行培养人性的教育，就必须依赖人文学科。只有人文学科，才是培养人的最好的手段。意大利的著名人文主义者布鲁尼，在给一位友人的信中就明确指出：“你应该从两方面进行学习。首先应该掌握文艺……，其次要研究那些分析生活、性格，被称作人文学科的科学。这些学科可使人变得更完善和美好。关于这方面的知识，你要力求掌握得广泛些和全面些，避免忽视那些能安排生活、使生活美好、为生活博得光荣的东西。”（转引自张椿年《从信仰到理性——— 意大利人文主义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1页）在这里，布鲁尼强调人文学科的价值在于“可使人变得更完善和美好”，把人文学科定义为使人成为完善美好的人的教育手段。这种对人文学科的理解，与西塞罗对人文学科的理解有其继承性，但同时又体现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精神。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学科与古代罗马的人文学科在内容上并不完全一致。古代罗马的人文学科的科目，有哲学、语言、修辞、历史、数学。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学科的科目是：语法、诗歌、修辞、历史、道德哲学。后者没有了数学，诗歌从原来的语法中分离出来，独立成为一门科目。 从15世纪起，“人文科学”一词获得了比较精确和专门的意义，开始出现在大学和学院的文件中以及图书馆的分类表中。 1515年，意大利的波伦亚大学增设人文学科讲座，由人文学者主讲。而原来神学的学科及内容，逐渐被挤到了一边。今天人文学科的基本内容，在近代人文学科的形成中已经大致具备。 第三节 人文主义文学的成就 人文精神的确立，使得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科学冲决了中世纪基督教神学的桎梏，获得了独立的发展，从而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文艺复兴时期人文科学的最显著的成就，无疑是在文学方面。这一时期的文学，以人文主义文学为主流。人文主义文学的发展，产生了一大批著名的文学家和文学作品。人文主义文学首先发源于意大利，继之发展到西欧各国。各个国度的人文主义文学各有特色，但也可以从中概括出一些共同的特点，显示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文学的基本特征：第一，人文主义文学作品的内容，直接描述人的现实生活，肯定人的存在的价值和尊严，呼唤人的个性自由和个性解放，对人的发展前景充满了信心，对压抑人的中世纪教会和神学进行了批判。第二，人文主义文学家，除少数人用拉丁文写作外，大多数人都用本民族国家语言进行文学写作。这样一来，一方面表现出本民族的自豪感，另一方面也使作品能为更多的本国读者所接受。这对于欧洲各民族国家的文学语言的形成起了很大的作用。第三，人文主义文学的体裁多样化。这些体裁包括十四行诗体的抒情诗、初具近代特点的短篇小说、围绕一个主人公或几个主人公的经历所展开的长篇小说、打破了悲剧和喜剧界限的戏剧、随笔式的散文等。可以说，近代欧洲文学中的许多体裁，都在这时奠定了基础。 最早的人文主义文学家，是意大利的诗人但丁（公元1265-1321年）。恩格斯称但丁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 269页）。但丁曾于1300年当选为佛罗伦萨市的行政长官，因坚决反对教皇干涉佛罗伦萨内政，于 1302年被放逐，至死都没有返回过家乡。在放逐异乡的艰苦岁月里，但丁创作了长诗《神曲》。全诗由《地狱》、《炼狱》、《天国》三部曲构成。《神曲》一以贯之的主题是：在新旧交替的时代，个人和人类怎样从迷惘和错误中经过苦难和考验，到达真理和至善的境地。在诗中，尽管保留了神学的地位，但主要是肯定了人对真理的追求，这就是：人类“生来不是为了象野兽一般地生活，而是为了追求美德和知识”。这些表明：但丁是一位立于历史转折点上的人物。他一方面因袭了传统，另一方面又面向着未来。《神曲》是用意大利语写的。这对于解决意大利文学用语问题，对于促进意大利民族语言的统一，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使得但丁成为意大利第一个民族诗人。 但丁之后，意大利人文主义文学繁荣一时，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文主义文学家是彼特拉克和薄伽丘。 彼特拉克（公元1304-1374年），是文艺复兴时期的第一个人文主义者，被誉为“文艺复兴之父”。他首先疾呼：要来“一个古代学术——它的语言、文学风格和道德思想的复兴”。他把自己的文艺思想和学术思想称之为“人学”或“人文学”，以此来同基督教神学相对立。这就明确树起了人文主义的旗帜。彼特拉克最优秀的文学作品，是用意大利语写作的情诗集《歌集》。《歌集》主要歌咏他对情人劳拉的爱情，表达了诗人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爱情的追求，凸显出诗人对现实幸福生活的向往，冲破了中世纪禁欲主义的束缚，凸显出新的人文主义精神。他的诗歌，格调清新，韵味隽永，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歌集》以十四行诗为主，把十四行诗的创作推到一个完美的境界，为欧洲诗歌的发展开辟出了新的道路。 薄伽丘（公元1313-1375年），是彼特拉克的好友，文艺复兴时期又一位人文主义者。他的最出色的文学作品是短篇小说集《十日谈》。该书以公元 1348年佛罗伦萨鼠疫流行为背景，讲十位青年男女到乡间别墅逃避鼠疫，为了消遣时光、排解忧闷，他们规定每人每天轮流讲一个故事，十天之内，共讲了一百个故事。《十日谈》的书名即由此而来。《十日谈》的内容就是这一百个故事。这些故事的题材来源十分广泛，分别取自历史事件、中世纪趣闻佚事、法国寓言、东方民间故事、宫廷传闻、街谈巷议等。薄伽丘把这些故事情节移至意大利，然后在创作过程中注入新的人文主义血液，打上新时代的烙印，使其成为反映意大利社会现实生活的杰作。该书从人文主义出发，以幽默、尖锐、泼辣的笔锋，大胆地揭露了中世纪教会的黑暗、腐朽、虚伪，强烈地反对禁欲主义，热情地歌颂现实生活，主张把人的智慧、思想和感情从神的枷锁下和封建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十日谈》首创了短篇小说这一文学形式，为意大利散文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后世的评论者认为：“《十日谈》是14世纪佛罗伦萨社会的一面镜子，比之于但丁的《神曲》，可称之为‘人曲’。”（张椿年《从信仰到理性——意大利人文主义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页） 人文主义者对长篇小说的开创作出了重大贡献。拉伯雷的《巨人传》和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是其代表作。这里着重介绍拉伯雷。拉伯雷（约公元1494-1553年），在青年时做过修道士，因与当时的人文主义者有通信联系而受到教会以异端罪的迫害，这更激发了他对教会的仇恨和对新思想的追求，使他毅然离开修道院，开始了游历欧洲的生活。以后，他创作了五卷本的长篇小说《巨人传》。该书以民间故事为蓝本，采用夸张的艺术手法，滑稽讽刺的笔锋，塑造了理想君主——巨人高康大、庞大固埃父子的形象。高康大的父亲高朗古杰国王，赶走了经院学者，请来了人文主义者作为教师，使高康大接受了人文主义教育。高康大当政之后，建立了一座“特来美修道院”。这座修道院一反中世纪修道院的传统，按照人文主义教育原则来进行管，集中体现了拉伯雷的个性解放的理想和对新的文化精神的追求，描给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的乌托邦，当然也反映了拉伯雷个人的曲折人生经历，反映了他从个人经历中对中世纪教会的反抗。拉伯雷所塑造的巨人形象，成为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的象征，后来恩格斯曾用“巨人的时代”一词来评价文艺复兴时期。他说：“这是人类以往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一次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想能力、激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给资产阶级的现代统治打下基础的人物，决不是囿于小市民习气的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第261页） 文艺复兴时期最有成就的人文主义作家是莎士比亚（公元1564-1616年）。莎士比亚在戏剧创作上取得了划时代的伟大成就。他的作品，其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是文艺复兴时期最有代表性的，深刻地体现了人文主义的价值取向和理想追求。在他的戏作中，《哈姆雷特》可以说是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在莎士比亚的笔下，哈姆雷特不仅是一个决意复仇的王子，更是一个典型的人文主义思想家。莎士比亚借哈姆雷特之口，讲出了对人的肯定和颂扬。正是这样，《哈姆雷特》成为了人文主义的一曲悲壮颂歌。除了反对中世纪黑暗的一面之外，莎士比亚并没有局限于资产阶级的利益，而是对资本主义在原始积累时期所表现出的野蛮、自私、冷酷的负面性格，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写的戏剧《雅典的泰门》，猛烈地抨击了冷酷的拜金主义。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资本论》中，都曾引用这一剧本中的话来说明货币的本质和作用。 第四节 人文主义史学的收获 在文艺复兴时期，史学界也确立了人文主义精神，崛起了人文主义历史学。人文主义历史学发祥于意大利。主要代表人物与著作有： （一）布鲁尼（公元1369-1444年）的《佛罗伦萨史》，该书立足于人事描述了佛罗伦萨城邦的历史，是第一部人文主义史学著作。 （二）比昂多（公元1388-1463年）的《罗马衰亡以来的千年史》，所记史实起于公元 410年西哥特人攻陷罗马城、止于1440年，把公元 5至15世纪这一千年称作“中世纪”，第一次提出“中世纪”概念。 （三）马基雅弗里（公元 1469-1527年）的《佛罗伦萨史》。与当时其他的历史学家不同，马基雅弗里不是写历史上的成就和高贵，而是写历史上的失败、黑暗、腐败。他认为，成就是人之所为，失败亦应是人之所为。作为历史学家，不仅应当向人们提供成功之路，而且还应当向人们指出失败之路，从而使后人在自己的现实行为中避免失败，获得成功。在《佛罗伦萨史》的开篇，他即写道：“应当弄清楚的是，经过一千年的辛勤劳苦之后，佛罗伦萨竟然变得这么衰微孱弱，其原因究竟何在。”他还进一步指出：“千万不要把过去这些动乱归罪于人们的天性恶劣，而应归之于时代。”英国哲学家休谟评论《佛罗伦萨史》说：“此书意存针砭，带有一种强烈的义愤，感人至深！” 第五节 人文主义哲学的思考 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哲学伴随着人文主义的文学和自然科学发展起来。一些人文主义文学家和科学家，同时也就是人文主义哲学家。这就使得文艺复兴时期哲学的发展呈现出两条路向：一是与文学相联系，重视人的内在世界，发展了道德哲学；另一是与自然科学相联系，重视人与自然世界的关系，发展了自然哲学。这两条哲学路向都体现了重视人的存在和价值的人文精神，既反对中世纪经院哲学，也批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所造成的人欲横流。 文艺复兴时代，由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由于人文主义对中世纪禁欲主义的冲击，使得人们需要重新来思考道德问题。在这方面，蒙田是一位代表者。蒙田（公元1533-1592年），是文艺复兴时期法国的著名文学家和哲学家。他的代表作是三大卷《散文集》（又译《随笔集》或《尝试集》）。这一部融文学与哲学于一体的书，既是一部散文著作，又是一部哲学著作。蒙田主张怀疑主义，认为我们的感觉既常常会骗人，而理性也软弱无力，因此决不能仓促下判断。他说：“世上最广被人所接受、最为普遍的愚行就是对名望和荣誉的挂怀。”（《散文集》第1卷）在他书房的柱梁上贴着条幅：“一切确定之物实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