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文学教案

第七编 元代文学（共计12学时） 概论、（1课时） 第一节 元代叙事文学的兴盛 元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统治者建立的统一政权。早在金代，征服了汉人的就女真人率先汉化，而忽必烈灭宋之后踏着女真人的足迹，接受了汉族文明。1271年，他以“元”为国号，取《易经》“乾元”之义，明了他对汉族文明的推崇。忽必烈深知，要巩固元朝的统治，必须用汉法以治汉人。为此，他任用许衡、姚枢等儒生，以宽容和尊礼的态度对待佛教、道教。结果，统治得以稳定。在汉族文化的熏陶下，蒙古统治者也逐渐改变了原来的习气，提高了文化素质。 元代文学就是在这样特殊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也就有了自己独特的风貌。王国维曾言：“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确实是这样的，继唐诗，宋词的时代辉煌后，元曲则最能表现元代时代精神。元曲包括元杂剧和散曲两个组成部分，作为叙事文学来讲，元杂剧为其要，另话本这种叙事文学，与元杂剧并称为姐妹艺术也迅速地繁盛起来。 一、元代叙事文学的发展、繁盛。 所谓文学的发展，应是指在原有文学基础上的突破与创新，元代叙事文学的两个主要种类，元曲和话本小说，都是前代戏曲，说话的延续和发展，比之前代都有创新和突破。 元杂剧就是在原有戏曲基础上的突破、创新与发展。我国的戏剧，其起源、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从先秦歌舞，汉魏百戏，唐参军戏，发展到宋代院本，金之诸宫调，表演要素日臻完善。发展到金末元初，戏曲在唐代变文，说唱诸宫调等叙事体裁的浸润和启示下，找到了适合于表演的载体，并与舞蹈，说唱，伎艺，诨等表演要素结为一体，发展成戏剧，作一门独立的艺术，脱颖而出。由于宋金对峙，南北阻隔，便出现了杂剧和南戏两种类型，它们各有自己的表演特色，分别在北方和南方臻于成熟。当时，许多文人积极参与剧本创作，使这种叙事性的文学体裁，成为文坛的耀眼的奇葩。 补充： · 戏曲发展概况： 戏剧的起源和形成：中国古代戏剧起源甚早，然发展缓慢，其滥觞于先秦之歌巫、优伶，中经汉代之百戏，唐代之歌舞戏（大面、钵头、踏摇娘）与科白戏（参军戏），到宋杂剧始成为带有调笑性质之短剧。金代院本（亦名杂剧）已初具戏剧规模，至元代则完全成熟，中国戏曲发展缓慢有各种原因，其中最主要者乃士人向以诗文为正宗，文化传统思想颇为固守，视戏剧、小说为“小道”，予以歧视。 ★杂剧简述 （一）元曲的名称及内容：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到元代，起了一个很大的变化，一种新的文学样式――元曲开始兴起和繁荣。所谓元曲，乃广义的称呼，实则包括两种文学体裁：一为剧曲，即元杂剧，乃戏剧之属；一为散曲（包括小令和套数），乃诗歌之属。足以代表一代之文学，能与唐诗、宋词并称者，实为元杂剧，散曲无此成就。 （二）杂剧的名称及渊源：杂剧之名，早在唐代即出现，但当时所谓杂剧，盖泛指各种技艺，并非纯粹之戏剧。迄至宋金，杂剧以诙谐调侃为主，杂以歌舞与滑稽之表演，犹不能视为正式之戏剧。直至元代由于各种条件已趋成熟，杂剧始成为一种固定的比较完备的文学体裁（戏剧）之专称。 · 元杂剧体制特征： 一、结构：元杂剧的基本结构形式，是以四折、通常外加一段楔子为一本，表演一种剧目。少数剧目是多本的；楔子可以没有，也可以用到两三个。一“折”意味着一个故事单元,同时也是音乐单元，四折之间，大多表现出情节起、承、转、合的变化。 “楔子”本意是插入木器的榫头中使之紧固的小木片，引申到杂剧中，是指对剧情起交代或连接作用的短小的开场戏或过场戏，是整部剧本中的有机部分。 二、唱词和演唱特点：元杂剧的核心部分是唱词。元杂剧通常限定每一本由正旦或正末两类角色中的一类主唱；正旦所唱的本子为“旦本”，正末所唱的本子为“末本”。 三、宾白：元杂剧以唱为主，以说白为辅，所以说白称为“宾白”。 四、科范：简称“科”，在剧本中表示舞台效果和演员所要做的动作、表情等。 五、角色：元杂剧的角色，可分为旦、末、净、外、杂五大类，每大类下又分若干小类，以此把剧中各种人物分为若干类型，以便于带有程式化的表演。 ★元杂剧创作发展的两个时期和总况 （一）元杂剧创作的前期，大致包括元代初期到元成宗（铁木耳）大德年间，在以大都（今北京）为中心的北方，成为杂剧创作和演出活动的主要地区，这个时期，出现了关汉卿、王实甫、马致元、白朴等大剧作家，并形成了以他们为代表的有才能的作家群，给后代的戏剧创作以巨大深远的影响。这是元杂剧创作的黄金时代，也是中国古代戏剧发展的黄金时代。 （二）元杂剧创作的后期，大致包括元中叶至元代末期，创作和演出活动的中心由大都转向临安（今杭州）。这个时期，没有再出现可与关、王比肩的大作家，虽然此期的郑光祖被称“元曲四大家”之一，其实逊色多矣。这是元杂剧创作的衰微期。 （三）元杂剧作家与作品总况：有元一代不到百年，有姓名可考之杂剧作家约有二百余人，有记载可查之作品约有七百三十余种，于此可见一代文学之盛。但流传至今天者，杂剧全本仅二百零八种，残本二十九种，一并全来不过二百三十七种，佚失大半，令人叹惜。 在宋代，说话分为四家，即小说，说经，讲史，合生。其中“说经讲演佛禅道理；“合生”属即兴性的滑稽伎艺；小说讲述脂粉灵怪、传奇公案故事；讲史讲述前代历史，兴废争战，后两者均属有情节有人物的叙事文学。《都城纪胜》说：“最畏小说人，盖小说者，能以一朝一代故事，顷刻间提破。”可见话本的作者和艺人，已能运用虚构，提炼等技巧，把复杂的历史画龙点睛地加以叙述。 所谓文学的“繁盛”，主要是指作品的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而言的，一是质量高，二是数量多。元代的杂剧和话本完全代表了这两个特点，从而体现了它的繁盛面貌。 元代创作剧本的数量。据统计，现存剧本名目，杂剧有五百三十多种，南戏有二百一十多种，可惜大部分均已散失。至于当时投身于剧本创作的作家，现在已无法准确统计。仅据《录鬼簿》和《续录鬼簿》所载，有名有姓者二百二十多人，而“无闻者不及录”，估计还有许多遗漏。剧作家们有很高的创作热情，有人专门为伶工写作演出的底本，有人“躬践排场”参加演出，一些名色才人还在大都组成“玉京会”、相互切磋。许多剧作家具有很高的文化水平，像关汉卿，王实甫，白朴，马致远等人，既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又擅长戏曲的写作。且有深厚的文化底蕴，驾驭了世俗喜闻乐见的叙事体裁，腕挟风雷，笔底生花，写下了不朽的篇章，为文坛揭开了新的一页。当时，剧作家们适应观众的需要，或擅文采，或重本色，争妍斗艳，使剧坛呈现出繁荣的局面。 元代“说话”盛行，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话本，以讲史为多。像《全相平话五种》，《新编五代史平话》，《宣和遗事》，《薛仁贵征辽事略》等。当然，和明清两代的小说相比，宋元话本还显粗糙，但作者已注意到情节安排以及人物的心理描写。 至于元代一些文言小说，像《娇红纪》，描写娇娘和申纯的爱情悲剧，反映了青年男女对爱情的热切追求，深刻细腻，其成就也不可忽视。 二、元代叙事文学繁盛的原因 1、元代政治对叙事文学繁盛的影响 在政治上，元朝统治者始终奉行民族压迫政策，政府中军政大权，由蒙古人独揽。元朝的法律还规定：“诸蒙古人与汉人争，殴汉人，汉人勿还报，许诉于有司”，“知有违犯之人，严行断罪。”《元史·刑法志四》终元之世，民族对立的情绪未见缓和，加上吏治腐败，阶级压迫深重，因此，社会一直激烈动荡。元杂剧有不少作品写了贪官污吏，权豪势要对人民的压迫，不少作品透露出愤激昂扬的情绪，这正是在火与血交并的时代人民反抗精神的反映。 2、经济发展对叙事文学繁盛的推动 城市经济的繁荣是元代说话艺术和戏曲艺术繁盛的必要条件。宋代城市经济繁荣，出现了一些专供市民娱乐的勾栏、瓦肆，给说书、杂耍等演员提供了演出场所。元代商业经济在宋代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城市人口集中，而一般侧重于表现作者个人意趣胸襟的诗词，已不适合市民的需要。为了满足市民群众，特别是戏曲艺术，在勾栏瓦肆中迅速发展起来，演述故事的说话、说唱便得到进一步的繁荣。特别是戏曲艺术，它以急管繁弦和曲折跌宕的情节再现社会各阶层的人物，更能吸引市民观赏。元代商业经济的进一步繁荣推动了叙事文学的发展 3、各民族文化大融合的背景因素 元代的最高统治者懂得汉族文化的优越性，又懂得要保持蒙古祖制，保证民族特权的重要性。忽必烈制定的纲领是：“稽列圣之洪规，讲前代之定制。”（《元史·世祖本纪》）他要求继承蒙古族的祖宗成法，采取中原王朝的仪文，力图把两者融合起来。 近人周良霄，顾菊英《元代史》载：元军兵锋西指，西域归附，驿路畅通，方便了商贾往来，回回纷来沓至。据至元初年统计，在中都路的回回人数，近三千户之多。民族杂处，加深了彼此的友谊和交流，对促进社会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正如马克思所说，“野蛮的征服者自己总是被他们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文化的融合，大大提高了少数民族的文明程度，有些人接受了汉族文化熏陶，还擅长以汉语进行文学创作。诸如贯云石（回纥人）萨都刺（回族人）擅长诗词散曲。杨景贤（蒙古人）、李直夫（蒙古人）等擅长戏曲创作，其中李直夫所著杂剧，有《虎头牌》等11种。这一批来自不同民族，具有不同生活背景的作家，笔端流露出各式各样的风情格调。各民族文化交流，也给汉族文化在固有基础上注入了新的成分。如元杂剧中常提到“烧埋”，这说明一向习惯土葬的汉族人袭用了蒙族火葬的风尚‘《西厢记》提到“赤腾腾点着袄庙火”，《争报恩》和《倩女离魂》，也有“我今夜着他个火烧袄庙”，“则待教袄庙火刮刮匝匝烈焰生”的说法，可见从波斯传入的拜火教已深入到民间生活中，成为元杂剧新的内容成份。杂剧本来就是多种文学样式交融的产物，元代各民族的文化交流，促进了元杂剧题材内容的交融，从这种特定的意义来说，元代各民族的文化交流，促进了叙事文学的繁盛。 4、叙事文学的繁盛与元代思想相对自由有关 著名戏曲评论家王国维先生曾说过“科举中断，杂剧大兴”。科举“中断”不仅是元杂剧繁盛的原因，也是说话艺术繁盛的原因。 科举是左右我国古代文学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因为科举的关系，诗文一直奉为文学正统，蒙族入主中原时科举曾一度被废除，直至延祐，才重新恢复，这期间，叙事文学如巨石重压下的树苗，迅猛地成长起来，成为繁盛的态势，而成为参天大树。 5、叙事文学的繁盛是其自身发展的结果 元杂剧之前有金之诸官调和宋院本以及唐之参军戏等，这些文学样式恰到元代社会特殊条件下融合起来，发展成为元杂剧，话本亦然，这是文学自身发展的规律性所致。 6、元代统治者的喜爱和重视 元代统治者喜爱叙事文学杂剧和说话这两种文学，甚至在战争中也带着戏班子。前面是炮火连天的战场，后面设置戏剧舞台，战斗一结束，演出就开始，且不要说“说话”了。元统治者对叙事文学的喜爱，促进了它们的发展。 7、受北方音乐的刺激 在文艺创作方面，杂剧作家们更是大量吸取少数民族的乐曲，像[唐歹合]、[拙音速]、[风流体]、[阿忽合]等曲牌，已为汉族群众喜闻乐见。徐渭说：“北曲盖辽金北鄙杂度之音，壮伟狠戾，武夫马上之歌，流入中原，遂为民间之日用。”（《南词叙录》）北曲包括蒙族女真族人的乐曲。它们流入中原，为民间接受，也开拓了人们的视野和胸襟。 第二节 元代的抒情文学 元代的抒情文学包括两种主要文学样式，一是散曲，二是传统诗词。元代散曲是一种新的诗歌种类，可以说就是元人的流行歌曲。元代的传统诗词具有兼融唐，宋的特点。并具有上承唐宋开启明清的作用。 一、元代的散曲 散曲是诗歌发展到元代形成的一种新的种类，就形式而言，可分为套数（也称大令），小令和带过曲三种。套数是相对小令而言的成套的散曲，且有内容有尾声；小令，是独立的支曲，带过曲是介于套数（大令）和小令之间的两参支曲子。， 散曲的表现方式特点为雅俗交融，既有传统诗词的雅致，又有民间曲词表现的俗情；在语言方面既有一定的格律，又可以增加衬字（即格律以外适合演唱的字）；既有近乎传统诗词和赋体的铺陈叙述的表现方式，又有口语化，俚俗化的特点。 散曲就风格而言，可分为本色派和文采派两种类型，一为本色豪放，一为斑斓婉丽；还有介于两者之间的兼融状态。 二、元代诗歌 元诗之前有唐诗和宋诗两座高峰，唐诗的自然真情为世人所推崇，宋诗以议论论诗，另辟蹊径，元诗在唐宋诗面前采英撷宝，兼融唐，宋诗之优长，具有情理交融的特点；元代诗歌的创新，还在于回溯源头，追寻诗三百的自然而然的表现方式，元末诗歌受散曲和古代歌谣的影响，具有雅俗交融的特点，杨维桢的乐府诗为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元代诗人理学家居多，受理学的影响，元诗无论在题材内容，还是表现方式还具情理相融的特点，很少艳体诗出现。 此外，就题材来讲，元诗多故国之痛，家园之念，其哀伤的情感一直延续到元末。元代绘画发达，受绘画影响，题画诗多，受民族歧视政策的影响，表现为逸诗多酬唱诗多的特点。 很多诗人，大雅之堂去作诗，构栏瓦肆，去赋散曲，因而艳情诗少，为表现胸中块垒，怀古诗多，咏史诗少。更有一种传统诗词与古代歌谣交融的新体乐府出现。如上所述，元末杨维桢的“铁崖体”为其中代表。 元诗的这些特点表现了元代的时代精神，唐诗偏情，宋诗重于理；元诗则情理兼融。元诗的性灵表现影响了明诗，元诗的多元兼融的表现方式影响了清诗；元诗具有上承唐、宋、下启明清的中介作用。 章节名称：第一章 话本小说与说唱文学 授课时数：1 教学目的和任务：了解话本小说和说唱文学的基本情况 教学重点和难点：说话的范畴；代表性的话本小说；《西厢记诸宫调》 教学方法：讲授 教学过程（内容、方法、步骤）： 第一节 话本小说 一、说话的范畴 1、说话的本义是口传故事，口传故事的传统，可远溯到上古神话传说，那时间未产生文字，神话及传说的方式是口口相传。 2、 说话是一个历史的范畴，人们以“话”指口传故事。《史记》就有“优孟衣冠”之说，隋代笑话集《启颜录》载，杨素手下散官侯白，以“能剧谈”而得到杨素的器重，杨素的儿子玄威管对杨素说“侯秀才”可以玄感提及说话，“每日上皇与高公亲扫除庭院，芟冀草木，或讲经，论议，说话，虽不近文律，终冀悦圣情。” 3、说话活动，很久以前，就是宫庭中取悦皇帝的一种文学艺术活动。宋代的说话，上承唐代说话而来，又因城市经济的繁荣，瓦舍勾栏的设立，说话内容和形式都有适应市井听众的特点，于是，民间说话呈现出职业化和商业化的特点。 4、当时的“说话”，有“四家”之说，据宋耐得翁《都城纪胜·瓦舍众伎》记载，是指小说，说经，讲史，合声（生）而言的。小说讲烟粉，灵怪，传奇，公案等故事为主；说经，即演说佛书；讲史，则说前代兴废争战之事，可见，所谓“四家”是以故事题材为划分说话家数的。话本的称谓，自唐代《敦煌变文》已经出现，今存宋元敲竹杠本经常有“话本既彻，且做散场”之类套话，可见“话本”具有故事文本之义。 二、话本的题材与形成 话本以题材为标准可分为小说话本，讲史话本，说经话本等三种形式，这三种话本除了题材的区别之外，还有相互区别的各种不同的情况。 1、小说话本 小说话本的题材内容，如宋罗烨《醉翁谈录·小说开辟》所言：“有灵怪，烟粉，传奇，公案，兼朴刀，杆棒，妖术，神仙”但就市井口味而论，往往以爱情故事为主题，突出女性对爱情的主动追求，具有泼辣大胆的特点，与“诗礼传家”的大家闺秀的爱情故事大相径庭。表现了市井平民对封建礼教的轻蔑。 小说话本题材的公案故事。其代表作为《错斩崔宁》、《合民文字记》、《三现身包龙图断冤》、《简帖和尚》等篇这些公案题材，从不同的角度揭露了宋代官府昏庸，吏治腐败的社会现实。 2、讲史话本 宋元的讲史话本，又称“平话”，现存宋编元刊或元人新编的讲史话本，大多标名“平话”如，《三国志平话》，《武王伐纣平话》等。“平话”的含义，盖指以平常口语讲述而不加弹唱；作品间或穿插诗词，也只用于念诵，不施于歌唱。另外，称之为“平”话之“平”当是强调讲史话本里脱胎于史书，而语言风格却摆脱艰深的文言而趋于平易。 讲史，只是一种概称。现存宋元讲史话本，宋人编的有《梁公九谏》、《五代史平话》、《宣和遗事》等。 说经话本 是指元人演说佛经故事的底本。今存的宋元说经话本，只在无名氏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分上，中，下三卷。 第二节 说唱文学 1、诸宫调的概念 诸宫调是一种说唱文学，就形式来讲，是用多种宫调串接而成，其中插入一定的说白，与唱词配合，表现事物，叙述情节，叙述故事，表现人物性格的艺术形式，已具有北方戏剧的雏形。 诸宫调又称二话本，诸宫调作品中出现的代言体叙事与小说话本对人物形象的模拟，很是相似，足见诸宫调与话本的密切关系。 2、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这是现存唯一完整的诸宫调作品。作者董解元，其诸宫调作品，号称《董西厢》。《董西厢》源于唐元稹的《会真记》，又不同于《会真记》，它改变了《会真记》中“非礼不可入”的张生的形象，创造了一个充满青春活力，珍惜爱情的形象，《会真记》中的莺莺是一个逐渐摆脱老夫人封建礼教禁锢，大胆追求爱情的深闺小姐的形象。 《西厢记诸宫调》情节的安排上，比之《会真记》、《商调蝶恋花》要复杂得多，虽然是单线结构，却奠定了“月下听琴”、“拷红”等场面的基础，塑造了老夫人，红娘的形象。 《董西厢诸宫调》说与唱相辅相成，具有雅俗交融的特点。 章节名称：第二章 伟大的戏曲家关汉卿 授课时数：2 教学目的和任务：了解关汉卿的创作情况 教学重点和难点：关汉卿的杂剧成就；《窦娥冤》的主题与艺术 教学方法：讲授 教学过程（内容、方法、步骤）： 第一节 关汉卿的生平、思想和杂剧成就 关汉卿是中国文学史上伟大的戏曲家，他长期生活在下层群众之中，以其对生活的深刻体验，反映了元代黑暗腐败的社会现实，赞扬了下层人民抗击强暴，见义勇为的斗争精神，他赞美真挚的爱情，鞭挞官吏的丑恶行径，他的剧作善于吸取人民群众生动活泼的语言，如王国维先生评价的那样“一无依傍，自铸伟词”，“曲尽人情，字字本色”，他的一些作品，成为元杂剧本色派的代表，表现出大家风范，推动了元杂剧的繁荣。 一、关汉卿的生平与思想 1、关汉卿的生平 关汉卿（1225？~1300？）字汉卿，号已斋叟；大都（今北京人）其户籍属太医院，但尚未发现他本人业医的记载。金亡时，尚为少年；入元之际（1271）大概已年近半百。至元，大德年间，他活跃于杂剧创作圈中，和许多作者演员交往，有时还“面傅粉墨“，参加演出，成为名震大都的梨园领袖。他曾南游杭州，撰有《杭州景》套曲，其中有“大元朝新附国，亡宋家旧会夷”句，可见在元灭南宋、南北统一之后，他还健在。他还创作了[大德歌]十首，其中有“吹一个、弹一个，唱新行”[大德歌]等语，[大德歌]是当时刚流行的小令，可知他的创作活动，一直延续到大德初年。 关汉卿一生创作杂剧多达67种，今存18种。即《窦娥冤》、《鲁斋郎》、《救风尘》、《望江亭》、《蝴蝶梦》、《金线池》、《谢天香》、《玉镜台》、《单鞭夺槊》、《单刀会》、《绯衣梦》、《五侯宴》、《哭存孝》、《裴度还带》、《陈母教子》、《西蜀梦》、《拜月亭》、《诈妮子》，其中若干种，是否为关汉卿原作，学术界尚有争议。 2、 关汉卿是位多才多能的杂剧艺术和戏剧文学大师。 他能编、能导、能演、精通杂剧艺术的三昧，是位具有卓越艺术修养的“当行”的戏曲家，他精通市井瓦舍流行的插科、歌舞、吹弹，咽作能多种技艺，他于（[中吕·一支花]《不服老》）中叙述了自己多方面的艺术才能，“能五音六律滑熟，甚闲愁到我心头。伴的是银筝女银台前理银筝笑倚银屏（这是弹）伴的是玉天仙携玉手同登玉楼（这是表演）伴的是金钗歌金缕捧金樽满泛金瓯”（这是唱）这些语言虽有一股愤激情绪在其中，客观上则显示了他的豪俊多能。书会才人崇尚的不是风雅华贵，一般都善于滑稽诙谐，关汉卿这方面不曾落人后，贾仲明说他“玲珑肮脏天生就”。《本津志》说他“生而倜傥，博学能文，滑稽多智，蕴藉风流，为一时之冠 ”，前面介绍的与散曲家王和卿互相谐谑的故事，正是一个生动的例子。 关汉卿的放浪佻达，固然是时尚所趋，同时聘书是由愤慨所激，正如[大石调·青杏子] 《骋怀》说的，“花月酒家，可追欢亦可悲放”。实际上既有“花中消遣”的疏放，又有“酒内隐忧”，其中隐含着一缕时代的苦闷和对封建礼俗的轻蔑。关汉卿的生活，笙歌掩盖着痛楚，疏狂鎚散着牢骚，在关汉卿的《不伏老》里有个自况，一日“我是个蒸不熟，煮不烂，鎚不匾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腕豆”二曰：“我是个经笼罩受索纲苍翎毛野鸡踏踏的阵马儿熟，经了些弯弓冷箭腊枪头”两种比喻都表现了他是个久经历练、坚忍不拔的性格。在元朝“乱制词曲，恶言犯上”处以死刑的紧箍咒中，关汉卿执着顽强地从事戏剧事业，并且运用自己积累的平实的艺术实践经验与生活斗争经验，采取迂回曲折的方式，与统治者周旋，关汉卿既不是一味放荡的风流浪子，也不是不苟言笑的谦谦君子，他忍垢强笑，外因内方“心机灵变，世法道疏”（《录鬼簿》是肆书舍中培养出来的伟大戏剧家。 关汉卿所走的这条书会才人的道路，冲破了统治士大夫文人狭窄的生活圈子，面向市井生活实践进行创造，能够“随所妆嗤，无不慕拟曲尽，所若身当其处，而几忘其事之乌有”，成为当行的剧作家，创造出适场上演出的“场上之曲”与专写“案头词曲”的名家大异其趣。他不仅扩大了文学艺术反映生活的领域，而且缩短了它与人民的距离，成为雅俗兼赏的艺术，他与当时优秀的杂剧作家一起，在中国文学史上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二、关汉卿的戏剧成就 1、历史剧反映的时代精神 关汉卿的历史剧利用了《三国志》和《五代史》的题材，吸取了平话和演义小说的艺术手段，又与之不同。《单刀会》和《西蜀梦》的故事虽然可以从《三国志》，《五代史》等史书中看到部分原始面貌，但已经进行了很大的改造。《西蜀梦》的关张鬼魂向刘备托梦的情节，虽然于史无据，而在上述平话和演义小说是可以看到和这三个剧本相近似的故事情节，关剧与通俗小说的亲缘关系，说明关汉卿是沿着瓦舍书会的传统走过来的，他按照瓦舍勾栏传述的面貌，塑造市井百姓喜欢的关羽、张飞、李存孝等传奇英雄，同时，我们从关汉卿对历史剧的改造，全可以看出他的创作个性和所反映的时代精神。 《单刀会》是杰出的历史传奇戏。就以《单刀会》为例，据三国志记载，孙权见刘备已得益州，令人前往索还荆州。《吴主传》记载刘备回答“吾方图凉州，凉州定，乃尽此荆州与吴耳”。此乃托延之词，根本不是道理。《周瑜鲁肃吕蒙传》的裴松之注记载关羽回答说：“乌林之役，左将军身在行间，裹不脱甲？戮力破魏，岂得徒劳，无一块址，而足来欲收地耶？”这是以战功为理由，经过鲁肃的反驳，“羽无以答”《周瑜鲁肃吕蒙传》记载，当时坐后有一人“（后世认为是周仓）回答说“夫土地者，惟德可在耳，何常之有”这是按照传统的“惟德厥命”做了回答，但说理不够充分，而显得有些粗暴，而关汉卿《单刀会》处理这段情节时却做了理直气壮的改造，通过“沉醉东风”的唱词摆出一会堂堂正正的大道理。 [沉醉东风]想着俺汉高皇图王霸，汉光武秉正除邪，汉献帝将董卓诛，汉皇叔把温侯灭。俺哥哥合情受汉家基业。则你这东吴国的孙权，和俺刘家是什枝叶？请你个不克已先生自言] 一口气五个“汉”字，说得大义凛然，不容置辨，“汉室基业”就是不待别人觊觎。匡抚汉室是至高的神圣职责，这条理由已够了，果然鲁肃也就“哑口无言，理亏气输，关羽满怀豪情把他揶揄一番，“说与你先生两件事记着，百忙里趁不了老兄心，急切里倒不了俺汉家节，”戏词里唱的是汉家气节，这样的处理，就使关羽慷慨激越，豪气冲天。表现了护祖先基业的民族要求。 2、公案戏所反映的社会现实的深刻性 关汉卿的公案戏更是洋溢着这种时代精神。关氏公案戏是宋代市民喜爱的敲竹杠本和杂剧发展而来，但宋代的公案话本重心放在传播社会奇闻，用扑朔迷离的侦破故事娱乐市民。关汉卿是元代公案戏较早较多而影响最大的作家。他的《绯衣梦》不津津有味铺陈当事人现破过程，与宋代公案话本骒趣相去甚远。可以说是由宋到元的过渡。 继此之后，随着关汉卿对元代社会现实认识的深入，他的公案戏则完全是另外一种风貌，他以元代血淋淋的社会现实给公案戏涂上浓重的血泪控诉的色彩，他的《蝴蝶梦》、《鲁斋郎》《窦娥冤》公案戏，都发泄了剧中人的一腔悲愤，控诉权贵恣意妄为的暴行，揭露官府妄杀无辜的黑暗的现实，跨进政治的领域，收到社会批判的政治效果，这样的忧伤洋溢着时代的精神，充满着关汉卿公案戏的现实主义精神，关汉卿此类剧的优秀剧目，如《窦娥冤》，我们在作品部分将作专题细缴的分析与讲授。 3、婚恋戏中的妇女新形象 杂剧中婚恋题材的戏很多，至明清已成为一种俗套“私定终生后花园，落魄公子成状元“。但在关汉卿年代，这样的戏还是新出现的，具有活泼的生命力，关汉卿笔下的此类戏如《拜月亭》，则有着丰富的内容，和独特的创造性，不过关汉卿写的最多的不是公子，小姐爱情戏，而是以妓女为中心风情戏，在题材上与明，清杂剧有着明显的区别，现存的《救风尘》、《金线池》、《谢天香》，已佚的有《复落倡》，《玉堂春》、《三负心》，《赵盼盼》《惜春堂》《鬼团圆》等。 关汉卿的这类戏不仅表现了对妓女巨大同情，更主要的是赋予了妇女人格的尊重，这自然是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商业经济的繁荣有关，如郑振铎先生所说，由于大城市经济繁盛，妇女的增多，“出现了一批写商人书生，妇女的爱情戏”（《歌余漫笔》，见《艺潭·锇利号》）更主要的是关氏与歌伎思想艺术交流的独特的心理体验有关，在此类戏中，所表现的书生由穷愁潦倒转为功名成就，从而在情场上苦尽甜来与妓女团圆，实际上，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商人总是持财夺爱，买断妓女，使落魄书生的爱情酿为悲剧，这是书生与妓女爱情理想的曲折反映， 而关汉卿的爱情戏则不同，由于关氏“躬践排场，面傅粉墨，偶倡优而不辞，”长期与艺伎为伍，真心地同情她们，尊重她们，为她们抒怀写恨，表达她们 的心声，《金线池》写老鸨把书生韩辅臣从妓女杜蕊娘妆前赶走（商人夺爱总要以老鸨为中介），但重心不是借杜蕊娘提高韩辅臣的身价，相反的是借韩辅臣的真心相爱赞美杜蕊娘的人格，她身为下贱却毫不自轻自贱，相反很自爱自重，要求有独立的人格，获得真正的爱情，要求情人志诚专一，她也终于获得韩辅臣的挚爱和敬重。 《救风尘》也有一个富商周舍，穷书生安秀实，歌妓宋引章的三角关系，但关汉卿总是不落窠臼，他不是写安秀实如何蟾宫折桂而从周舍手中夺回宋引章，而是推出一个主人公赵盼儿，赞美她的勇敢机智，义肝侠胆，集中体现了被侮辱被损害的智慧和力量，反映了被压迫妇女掌握自己命运的要求和能力，表现出关汉卿对下层妇女的深刻同情，闪耀着初步的民主主义思想的光芒。 第二节 《窦娥冤》与关汉卿的悲剧创作 关汉卿对社会现实有清醒的认识，他用悲剧创作的形式，十分深刻地揭示了元代惊心动魄的人间惨剧。 · 剧情梗概：（略） 《窦娥冤》的全名是《感天动地窦娥冤》。它确实具有一种震撼人心的悲剧力量，王国维认为，将它放在世界伟大的悲剧中，也毫不逊色（《宋元戏曲史》）。作品的素材，源于《汉书·于定国传》和由此演化出来的干宝《搜神记》中“东海孝妇”的故事。但毫无疑问，关汉卿在写作这部剧本时，渗透了自己对于现实社会的认识和体验，所以它完全没有历史传说故事的气息，而给人以活生生的感受。 《窦娥冤》的主要人物是楚州地方一个贫苦女子窦娥。窦娥从小死了母亲，她父亲窦天章还不起债，又因为上京赶考，缺少盘费，把她卖给孤苦的蔡婆婆家做童养媳。到蔡家没两年，丈夫就害病死了，只剩了窦娥和她婆婆两人相依为命地过日子。   楚州有个流氓叫张驴儿，欺负蔡家婆媳无依无靠，跟他父亲张老儿一起，赖在蔡家，逼迫蔡婆婆嫁给张老儿。蔡婆婆软弱怕事，勉强答应了。张驴儿又胁迫窦娥跟他成亲，窦娥坚决拒绝，还把张驴儿痛骂了一顿。   张驴儿怀恨在心。过几天，蔡婆婆害病，要窦娥做羊肚汤给她吃。张驴儿偷偷地在汤里下了毒药，想先毒死蔡婆婆，再逼窦娥成亲。窦娥把羊肚汤端给蔡婆婆喝。蔡婆婆接过碗，忽然要呕吐，不想喝，让给张老儿喝了。张老儿中了毒，在地上翻滚了几下，就咽了气。    张驴儿毒死了自己父亲，把杀人的罪名，栽到窦娥身上，告到楚州衙门。    楚州知府桃杌（音ｗù）是个贪赃枉法的贪官，背地里被张驴儿用钱买通了，把窦娥抓到公堂讯问，逼她招认是她下的毒。窦娥受尽了百般拷打，痛得死去活来，还是不肯承认。  桃杌知道窦娥待她婆婆很孝顺，就当着窦娥的面要拷打蔡婆婆。窦娥想到婆婆年纪老，受不起这个酷刑，只好含冤招了供。贪官桃杌把窦娥屈打成招，定了死罪，把她押到刑场去处死。窦娥眼看没有申冤的地方，她满腔悲愤地咒骂天地：“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为天！”在临刑的时候，她又向天发出三桩誓愿：一要刀过头落，一腔热血全溅在白练上；二要天降大雪，遮盖她的尸体；三要让楚州大旱三年。窦娥的誓愿居然感动了天地。那时候，正是六月大伏天气，窦娥被杀之后，一霎时天昏地暗，大雪纷飞；接下来，楚州地方大旱了三年。后来，窦娥的父亲窦天章在京城做官，窦娥的冤案得到平反昭雪，杀人凶手张驴儿被处死刑，贪官桃杌也得到应有的惩罚。 《窦娥冤》的核心问题，是揭露社会的不公正。作者从两方面加以强化，使这一点显得极其尖锐：一方面，是主人公窦娥的弱小、善良、毫无过失：她是个孤女，因父亲欠下高利贷无力偿还，被卖给蔡家作童养媳，年纪轻轻就守了寡，尽心尽力地侍候着同是寡妇的婆婆；在公堂上，因不忍见婆婆被拷打而承担了被诬陷的罪名，临赴刑场时，还怕婆婆见到伤心，特意请刽子手绕道而行。在这些情节中，也突出了窦娥的“贞节”和“孝道”，但它在剧本中的主要意义，却在于通过表现窦娥具有社会所赞同的一切德行，来强调她的善良无辜。而另一方面，则是各种各样的社会因素，造成她一重又一重的不幸。从孤儿到童养媳到寡妇，她的悲惨遭遇已经令人十分同情，却偏偏又遇上地痞恶棍张驴儿父子的胁迫与诬害；当她自信清白大胆走上公堂时，等在那里的是一个昏聩愚蠢、视人命如虫蚁的太守。实际上，整个剧本中所出现的每一个人物，包括窦娥的父亲和她所孝敬的婆婆，都或多或少、或间接或直接地造成了窦娥无穷的不幸，而地痞恶棍加上昏庸贪婪的官僚，最后把她送上了断头台。这一结果彻底颠倒了普通老百姓所信奉所要求的善恶各有所报的法则，无论在剧情本身还是在观众心理上，都已掀起了巨大的感情浪涛，而最终从窦娥愤怒的呼喊中喷泄而出：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着生死权。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可怎生糊突了盗跖、颜渊！为善的，更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元来也这般顺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哎，只落得两泪涟涟。（《滚绣球》） 剧中人物：窦娥、蔡婆婆、窦天章、张驴儿 三大誓愿：血飞白练、六月降雪、亢旱三年 一、《窦娥冤》的社会意义 《窦娥冤》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 首先《窦娥冤》揭露了官吏贪脏枉法，冤狱层出不穷的黑暗现实。窦娥以年轻的生命作代价，使人们认识一个可怜的，却是千真万确的真理“衙门从古向南开，就中无个不冤哉”这是对千百年封建吏治的深刻总结，充分揭露了元代司法制度的黑暗和残忍。 其次，通过窦娥的遭遇反映了元代社会是一个强盗横行，道德败坏的黑暗时代。张驴儿父子的逼婚、霸产、谋杀、诬告正是元代社会流氓残害百姓邪恶势力恣意横行的真实写照。黑暗腐败的政治必然包庇社会的黑暗势力。《窦娥冤》的基本情节，就是在这样特殊的社会环境中产生的，《窦娥冤》充分地暴露了元代反动统治的社会基础。 第三，揭示出窦娥的遭遇是高利贷剥削的产物。高利贷是封建剥削的特征之一，在元代达到了高峰。《窦娥冤》对于高利贷给人民造成的深重苦难做了深刻的反映。高利贷的罪恶活动，及其带来的可怕后果，一直在支配着剧中每个人物的命运和故事情节的发展。 总之，在《窦娥冤》里，作者以高度的现实主义精神，和惊人的艺术捕捉力，为我们揭示了元代社会黑暗的各个侧面，告诉人们窦娥的冤狱是个人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社会的悲剧。其深刻的社会意义还在于，作品塑造了窦娥这个典型，她的屈死，概括了封建社会无数屈死的冤狱；她的悲惨遭遇是人民群众苦难的集中反映，她的抗争是人民群众的斗争意识和反抗精神的集中表现。 二、窦娥的艺术形象 窦娥是一位具有悲剧性格的人物，在她身上反映了中国古代妇女孝顺与抗争的人格精神，善良和坚强是窦娥性格的两个方面； 窦娥是中国古代妇女优秀形象的代表。窦娥是封建制度重压下，以善良的心理侍奉丈夫、婆母。不堪忍受恶势压迫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的中国古代妇女的典型。 三、《窦娥冤》的剧场性和语言艺术 （一）、关汉卿悲剧的剧场性 1、巧妙自然，节奏分明的艺术结构。 〈窦娥冤〉在节奏安排上，紧凑集中，巧妙自然，虽然只是短短的四折戏，但由于作者匠心独用巧妙构思，因而，把剧情组织的繁简得体，疏密相间，使人读来既感到严守绳墨，两峰夹一谷无隙可击，又觉得节奏鲜明，摇曳多姿，在剪裁上，该简略处惜墨如金，一笔带过，如窦娥七岁到蔡家，一直到悲剧发生，中间十三年，许多情节只在第一折作了极简单的交代，从楔子到第一折，一跨十三年，用笔极为简练，需要突出描写时，作者又毫不吝啬笔墨，着力铺陈，如对第三折的安排，作者没有按照审案紧接判决的一般规律处理，不是把公堂审问放在第三折，而是把张驴儿告状，窦蛾受刑等所有的事件都放在前两折，交代清楚，然后腾出笔来，用第三折整一折戏来写窦娥对黑暗社会的控诉，形成“两峰夹一谷”的形势，从而把他的反抗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 2、《窦娥冤》真实深刻的现实主义倾向。 关汉卿“不是爬行的现实主义者，而是有思想、有理想的现实主义者”。他为了抒发被压迫妇女感天动地的冤屈，表现被压迫人民宁死不屈的性格和有冤必伸的理想，按照自己对元代的深刻认识和窦娥性格发展的必然趋势，运用浪漫主义的手法，让窦娥临死前发出气壮山河的三桩誓愿，即六月飞雪、血飞白练、三年大旱，这虽然是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存在的幻想产物，但却反映了人民群众伸冤复仇的愿望，和真理不可战胜的力量。三桩誓愿的实现，不是上天对窦娥的怜悯，而是人民力量的巨大胜利。通过这三桩震撼人心的誓愿，人们心中怒火为之燃烧，精神为之振奋，斗志为之昂扬。最后，“天从人愿”的安排，预示窦婚后斗争的胜利，而且是冤气大清，正义大伸，人心大快，并且告诉人们，不是封建主义的天地神权主宰着人民的命运，而是人民不可屈服的斗争精神，支配天地的意志。结尾窦娥鬼魂的出现，也是浪漫主义的手法，表现下层群众惩恶扬善的心理，在一定程度上，给人们以精神的安慰，反映了人民群众报仇雪恨的决心。 3、强烈的悲剧气氛。 《窦娥冤》是我国杂剧中著名的悲剧，作品通过刻画窦娥的悲剧性格，展示悲剧性的矛盾冲突，描写了封建制度给被压迫人民造成的社会悲剧，鲁迅曾说：“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撕裂给人看”（《论雷锋塔的倒掉》）窦娥高尚的品格和悲苦的命运，构成她性格的特征，她的遭遇是悲苦的，抗争是坚强的，结局是悲惨的。窦娥具有美好高尚的品质，首先表现在她的坚贞不屈的性格，然而，由于封建势力的强大和反抗势力的相对弱小，这就构成了历史的必然要求与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的悲剧冲突。（恩格斯《给斐迪南拉萨尔的信》）这种矛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法解决，作者不甘心让被压迫人民无声无息地死去，不肯让真，善，美的东西被无辜毁灭。这折戏里运用独特的构思，创造了独特的悲剧美，窦娥的鬼魂一出声，阴风飕飕，杀气腾腾，气氛凄烈悲壮，使窦娥的形象更加光彩照人，构成一种悲剧的壮烈美。最后，三桩誓愿实现，冤案平反昭雪。悲剧性矛盾，处处化为喜剧性的结局，体现了中国古典悲剧的特征。作为悲剧的主人公，窦娥形象的真正的意义就在于通过窦娥的悲惨遭遇，揭示了千万悲剧的真正社会原因，并且激励人民为真理和正义而斗争。窦娥不仅是贪官屠刀下的屈死鬼，而且是封建社会的控诉者，抗争者。窦娥的悲剧不仅是一个善良者被毁灭的悲剧，而且是一个抗争者被毁灭的悲剧。它不仅使人产生悲哀之情，更令人激起悲壮之气。因此，这是胜利的悲剧，是中国式的悲剧，《窦娥冤》列入世界古典悲剧之中而毫无逊色。 （二）、关汉卿《窦娥冤》的语言特点 1、通俗生动的戏剧语言 关汉卿是元杂剧“本色派”的代表。近代著名戏曲理论家王国维称赞他“一无依傍，自铸伟词，而其言曲尽人情，字字本色，故为元人第一。”（《宋元戏曲史》）所谓曲尽人情，字字本色当行，这就是关汉卿戏剧语言的自然，准确精炼，“不工而工”，如《滚绣球》《叨叨令》都汲取人民群众日常生活中生动的口语质朴明快，富有音乐节奏之美，。说白部分，对话多而独白少，曲白部分偏重于叙事说理 。这一折的曲词“激烈而少蕴籍“（明·何良俊《曲论》），作者不是间接含蓄委曲婉转地抒发人物的内心世界，而是直截了当慷慨激昂地表达人物的思想感情，使人物思想性格得到淋漓痛快的表现。 2、关汉卿的戏剧语言还在于具有个性化的特征。 《鲍老儿》一曲唱词，把窦娥和唯一亲人婆婆生死离别的痛苦心情，表达得准确入微，既反映出几年来两代寡妇相依为命的苦难生活，也写出窦娥对亡夫的深切怀念。只有这种生活和这种心情，窦娥的宁死不肯嫁给张驴儿和甘心替婆婆承担全部苦难的行为才是可以理解的。由于关汉卿的戏剧语言“本色当行，作品真实感人，”快者掀鬓，愤者扼腕，悲者掩泣，羡者色飞“（臧懋循《元曲选序》），很好地表达了作品的思想内容。 章节名称：第三章 王实甫与《西厢记》 授课时数：2 教学目的和任务：了解王实甫《西厢记》的主题与艺术 教学重点和难点：《西厢记》艺术上的革新；莺莺和张生形象分析 教学方法：讲授、戏剧欣赏 教学过程（内容、方法、步骤）： 第1节 《西厢记》的成书 · 王实甫以前崔张故事的演变 （一）故事蓝本来自于唐元稹《会真记》也称《莺莺传》所表现的主题思想否定莺莺不合封建礼教的行为：为好色无情、负心背义的张生开脱、辩护。作品一方面以婉曲深挚的笔触描述张生与崔莺莺的相爱；另一方面又肯定张生“非礼不可入”的行径。曾经热恋莺莺的张生终因追求功名抛弃了恋人，甚至称之为“尤物”，而赢得善补过的赞誉。 （二）宋赵德麟的《商调蝶恋花》完全保存了《莺莺传》的内容的倾向，只是将文言小说改变成韵散相间的讲唱体鼓子词。 （三）金董解元（解元是金、元时期对读书人的敬称。他的生卒年不祥，大概成名于金章宗完颜璟在位期间）《西厢记诸宫调》，从根本上否定了《莺莺传》的主题思想，确立了崔张故事反对封建的进步主题，肯定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否定父母包办，否定以妇女为玩物，维护男子特权的封建婚姻。2.张生、莺莺形象改变3.加强了与老妇人的戏剧冲突。 《西厢记诸宫调》演变成为一个以大胆追求婚姻自由为基调，充满乐观进取精神的爱情故事。董解元的《西厢记》去除了《会真记》的陈腐观念，热情地歌颂爱情，颂扬青年男女对礼教的反抗。张生和莺莺的形象也得到了改变。 ＊王实甫《西厢记》剧情梗概： 唐代洛阳书生张珙欲往长安赴试，经蒲州入居古刹普救寺，遇相国之女崔莺莺， 惊其艳丽而生情，遂借西厢暂住，并乘机与莺莺之侍女红娘搭言。山寇孙飞虎兵围寺院逼莺莺成婚，崔夫人声称愿将女儿嫁给献计退兵者，张珙修书请白马将军退敌。崔夫人悔约，让张珙、莺莺兄妹相称。红娘代传书简，莺莺诗约张珙，幽会西厢。老夫人拷问红娘，红娘实告并晓以大义。老夫人无奈允婚，强令张珙赴试，有情人长亭泪别。张珙赴试落第，老夫人以崔家三代不招白衣之婿为由，将莺莺属意郑恒。张珙投宿草桥，莺莺与红娘寻至，连夜并辔，有情人终成眷属。 以老夫人为一方，和以莺莺、张生、红娘为一方的矛盾，亦即封建势力和礼教叛逆者的矛盾；也写了莺莺、张生、红娘之间性格的矛盾。这两组矛盾，形成了一主一辅两条线索，它们互相制约，起伏交错，推动着情节的发展。 受元初，市民文化兴起的影响，王实甫的《西厢记》在肯定、大肆渲染崔、张 爱情的基础上，加强了其中反对封建伦理、封建礼教的成分。在董西厢中，对崔、张美满爱情结局起决定因素的是把他们的爱情纳入符合道义的封建秩序之中。而王西厢中崔、张爱情的决定因素是符合人性的“情”。王实甫强调，这一对青年一见钟情，“情”一发难收，受到封建家长的阻梗，他们便做出冲破礼教藩篱的举动。对真挚的爱情，王实甫给予充分的肯定，认为它纯洁无邪，不必涂上“合礼”、“报恩”之类保护色。如在第五本第四折的[清江引]一曲中，他鲜明地提出：“永志无别离，万古常完聚，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他认为爱情是婚姻的基础，只要男女间彼此“有情”，就应让他们同偕白首；而一切阻挠有情人成为眷属的行为、制度，都应受到鞭挞。 一、《西厢记》诸宫调与王实甫《西厢记》的联系与区别 1、文化心理不同：《董西厢》代表北方观众草原文化心理，武打场面安排的多，“王西厢”代表汉民族文化心理，武打场面安排的少。 2、戏剧结构不同：《董西厢》安排的是单线结构；“王西厢”安排的是复线结构，“王西厢”不但安排了以老夫人、惠明、郑恒等为一方与张生、莺莺、红娘为一方的矛盾；还安排了张生、莺莺、红娘内部矛盾的一条线索，构成复线结构。 3、 反对封建婚姻的深刻程度不同：“王西厢”反封建婚姻制度的程度比“董西厢”更为彻底和深刻。 4、 人物形象的塑造不同：“董西厢”与“王西厢”塑造的人物，虽然都很显明，但“董西厢”中的人物形象没有“王西厢”人物形象塑造的复杂、完美。 二、《西厢记》艺术形式上的革新。 1、根据内容的需要，突破了一剧四折的结构体制。 创造了长篇巨制的结构，由四折发展到五折，在演唱方面，也突破了一人独唱的体制，打破了旦本、末本的界限。旦本，女主角独唱到底；末本，男主角一唱到底。《西厢记》各自独唱，旦、末也可交互对唱。 2、篇幅虽长而结构严谨，剧情虽多双线并举，进展曲折，关目自然，富于变化。 《西厢记》就全面剧情安排情节，一方面是波澜壮阔，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方面是巧妙曲折的情景安排。根据内容的需要，为了表达莺莺与张生悱恻缠绵的爱情纠葛在一折中设置了种种场景。诸如，设在秋深长亭景色；离别的场景安排，落日疏林的描写等等，这些场景的安排设置，更好地表现人物内心活动，情景的表达起到了很好的辅助作用。 3、《西厢记》设置了相互制约的两组矛盾。 《西厢记》写了以老夫人为一方，和以莺莺、张生和红娘为一方的矛盾，亦即封建势力和礼教叛逆者的矛盾；也写了莺莺、张生、红娘之间性格的矛盾。这两组矛盾，形成了一主一辅两线索，它们相互制约，起伏交错，推动着情节的发展。 王实甫在两组矛盾的基础上，安排老夫人“赖婚”，推动了矛盾的激化。通过“酬简”，“拷红”造成泰山压顶之势，红娘巧言善辩，以“四两拔千斤”解决了矛盾，《西厢记》恰到好处地处理了一次又一次的戏剧冲突。 第二节 《西厢记》的人物塑造、语言艺术和后世影响 一、人物塑造 1、创造了各种显明的人物形象。 主动追求爱情，内外完美的莺莺形象，志诚于爱情的张生形象，机智泼辣的红娘形象。 2、创造了精彩的戏剧场面。 既有浓厚的诗情画意，由有幽默的讽刺的喜剧气氛。《西厢记》文辞典雅、清丽，情景交融，名句隽永，美不胜收，为人传诵者甚多，可谓最美丽的长篇叙事诗。例如：“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衬托出莺莺为离愁别恨所惹起的痛苦和抑郁的心情。像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或是情景交融的表现剧中人的情怀，或是细腻深刻描画剧中人的心理活动。但作为悲喜剧来讲，剧中也不乏喜剧气氛。如《拷红》老夫人拷红，反被红娘揶揄，使其丑态百出。 3、语言特色，辞采华美，清丽婉约，具有花间美人的艺术风格。 是元杂剧文采派的代表作。作品擅长情景交融的描绘，善于吸收和熔铸前人的名句。 [混江龙] 落花成阵，风飘万点正愁人。池塘梦晓，兰槛辞春，蝶粉轻沾飞絮雪，燕泥香惹落花尘。系春心情短柳丝长，隔花阴人远天涯近；香消了六朝金粉，消减了三楚精神。 二、赏析《长亭送别》 三、《西厢记》的影响 当时的社会影响：比同于《春秋》、禁书的行列、六大才子书 对戏剧的影响如：《东城记》、《刍梅香》、《倩女离魂》、《牡丹亭》场景设置 对小说的影响如：曹雪芹《红楼梦》、巴金的《家》、《春》、《秋》情节、思想 章节名称：第四章 白朴、马致远及元代北方的戏曲创作 授课时数：1课时 教学目的和任务：了解白朴、马致远及北方的戏曲创作 教学重点和难点：白朴、马致远的代表作 教学方法：讲授 教学过程（内容、方法、步骤）： 第一节 白朴和他的《梧桐雨》、《墙头马上》 白朴（1226—1306）字仁甫，一字太素，号兰谷。其父白华，曾任金朝枢密院历官，当蒙古军围攻金朝时，白华随金哀宗出奔，家眷则留在城内，不久城破，白朴的母亲死于战乱之中，年仅八岁的白朴，幸得其父好友元好问的抚养。白朴在战乱中成长，虽承元好问恩惠，但心灵却受到严重的伤害，丧母的伤痛，成为他内心永远不能磨灭的阴影，他拒不出仕元朝，“放浪形骸，期于适意”。这样的人格经历和处世态度，使他的杂剧创作，产生了情态或表现方式各不相同的代表作品。一是描写杨玉环、李隆基爱情生活和政治遭遇的历史剧——《梧桐雨》，一是赞美婚姻自由婚恋剧——《墙头马上》。 一、《梧桐雨》的内容梗概 《梧桐雨》　元·白朴作。写安史之乱前后唐明皇与杨贵妃爱情的悲欢离合。共四折一楔子。剧情是：安禄山有一次未能完成军令，幽州节度使张守圭本欲将他斩首，惜其骁勇，将他押至京城问罪。丞相张九龄奏请明皇杀掉安禄山，明皇不从，反而召见授官。此时贵妃正受宠幸，奉明皇命收安禄山为义子，赐洗儿钱。后来安禄山因与杨国忠不和，出京任范阳节度使。七月七日，贵妃与明皇在长生殿欢宴。明皇将金钗钿盒赐给贵妃，酒酣之际，二人深感牛郎织女的坚贞，对星盟誓，愿生生世世为夫妇。好景不长，天宝十四年，贵妃正在品尝她喜爱的荔枝，安禄山谋反的消息传到，明皇携贵妃仓皇入蜀。驻扎马嵬驿时，军队起了骚乱。龙武将军陈元礼请明皇诛杀祸国殃民的杨国忠，明皇依言而行。但军队仍不肯前进，陈元礼又请诛媚惑君王的杨贵妃。明皇无奈，令高力士将杨贵妃带到佛堂中，由她自尽。这样，军队得到了安抚，保护明皇逃亡。肃宗收复京都后，太上皇（明皇）闲居西宫，悬挂贵妃像，与之朝夕相对，追念不已。一夜，明皇正在梦中与贵妃相见，却被梧桐雨惊醒。他追思往日与贵妃欢爱情景，惆怅万分。《梧桐雨》全名《唐明皇秋夜梧桐雨》，现有明嘉靖间李开先刻《改定元贤传奇》本、明万历间继志斋刻本、明脉望馆藏《古名家杂剧》匏集本、《元明杂剧》本、明顾曲斋刻《元人杂剧选》本、《元曲选》丙集本、《酹江集》本、《元曲大观》本、《古今名剧选》卷一本、《元人杂剧全集》本。 二、《梧桐雨》的艺术创新 在《梧桐雨》里，白朴把梧桐与杨、李的悲欢离合联系起来，李隆基对着梧桐回忆“当初妃子舞翠盘时，在此树下，寡人与妃子盟誓时，亦对此树；今日梦境相对，又被它惊觉了。”这点明了梧桐在整个剧本艺术构思中的作用，在我国的诗文中，梧桐形象，本身即包含着伤悼、孤独、寂寞的意蕴。白朴让梧桐作为世事变幻的见证，让雨湿寒梢、敲愁助恨的景象，搅动了沉淀在人们意识中的凄怨感受，从而使剧本获得了独特的艺术效果，可以说，从《梧桐雨》的戏剧冲突生动跌宕，笔墨酣畅优美，而构筑的意境则深沉含蓄。浓重的抒情性以及醇厚的诗味，使这部历史剧成为元代文坛的一树奇花。 三、《墙头马上》的戏剧内容 裴尚书之子裴少俊，奉命到洛阳购买花苗，行经李总管的花园，遇到其女李倩君。二人一见钟情，私订终身。经过传书递简，李倩君竟勇敢地和裴少俊私奔了。少俊把她藏在府中后花园的书房里，并生下一子一女，度过了七个年头。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李倩君被裴尚书撞见了。裴尚书认为李倩君的行为违背礼法，强命裴少俊写下休书，把李倩君赶回娘家。后来，裴少俊中了进士，裴尚书知道了李倩君是洛阳总管的女儿，便同意裴少俊的要求，请李倩君重返裴府。李倩君坚决不肯，把家翁奚落了一番。最后，为了一双儿女，才重新团圆。 四、《墙头马上》的艺术风格 《墙头马上》的艺术风格与《梧桐雨》有明显的不同。《梧桐雨》以深沉的意境和抒情性见长，《墙头马上》则以紧凑、生动、欢快的节奏取胜。在这个戏里，作者充分显现出他善于通过戏剧场面刻划人物形象的才能。裴秀才的志诚忠厚，李小姐的大胆泼辣，祖孙遭遇的戏剧场面，加之调侃与诙谐，几乎场场使人捧腹大笑，使人笑得开怀，让人在笑中领悟道理，这是与《梧桐雨》完全不同的风格婚恋戏中的一种特殊品味的作品。 第二节 马致远的《汉宫秋》与《陈抟高卧》 马致远（1250？——1321？）号东篱，大都（今北京）人。青年时代，曾热烈地追求功名，中年时期，曾一度出任江浙行省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