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信被诛不知进退功臣的悲惨结局

韩信被诛不知进退功臣的悲惨结局 韩信是秦汉之际的著名军事家，在秦亡汉兴的过程中，他为刘邦夺取天下立下汗马功劳，被称为汉初“三杰”之一。但韩信在功成名就之后，却未能善终。 据《史记·高祖本纪》记载：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五月的一天，刚做皇帝三个月的刘邦在洛阳南宫摆酒与文武大臣宴饮。酒酣饭足之时，刘邦让大家直言汉所以得天下的原因。高起、王陵各抒己见，但没有讲到刘邦心里，刘邦随即纠正说： 公知此一，未知其二。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 刘邦出的得天下之原因，堪为肺腑之言。他所提到的子房（张良）、萧何、韩信这三个人物，确实为人中之杰，他们在帮助刘邦夺取天下的过程中南征北讨，各自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特别是一代军事奇才韩信，开始只是一个乞食无赖的混混，几经改换门庭，终为刘邦所用。他指挥的暗度陈仓平定三秦，背水一战平复赵地，下燕取齐连战连胜，十面埋伏大战项羽等著名战役，成为我国古代战争史上的典范。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特意提到韩信的贡献：“汉之所以得天下者，大抵皆（韩）信之功也。”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建有盖世奇勋的大功臣，却落得极为悲惨的下场：汉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一月，韩信被诛杀于长乐宫钟室。 一代人杰为何死于非命？千百年来，评说不断，然而至今未有公认的结论。下面五种说法颇具代性： 其一，韩信因为谋反被杀。 汉初陆贾的《楚汉春秋》和贾谊的《新书》最先提出此说，而后的《史记》、《汉书》在韩信本传中采纳了此说，因而此说成为最流行的说法。 持此说者认为，韩信本来就是一个很不安分的将领。他在从军之初，几次改换门庭，都因封官太小，转身再择别主。后来，因为萧何推荐，幸遇刘邦，给他提供了建功立业的舞台。随着时间的推移，韩信功劳渐著，原先立身扬名的雄心变为称王称霸的野心。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刘邦被楚军围困于荥阳，亟须韩信率军救援，不料他却借此公开封王。刘邦迫于形势，违心地封他为齐王。楚汉战争结束，立即徙封他为楚王，足证刘邦对韩信已经有了猜忌和防范之心。 齐人蒯通曾劝韩信自立为王，并向他指出继续听命于刘邦的危险性。韩信不忍背汉，又自以为功高，刘邦不会狠下毒手，没有听从。可是韩信并不谨慎，他到楚地后，不仅与项羽的故将钟离昧来往密切，而且出入还有严密的警卫，甚至公然超规使用仪仗队，犯了为人臣之大忌。不久就有人告发韩信谋反，这才坚定了刘邦抓捕韩信的决心。但是擒拿韩信并不是一件小事，为了迷惑韩信，刘邦采用陈平的调虎离山之计，去楚地云梦巡游，临时通知韩信到楚西陈地开会，突然将其逮捕。 刘邦得手后又感觉现在下手不合适，因为韩信谋反的证据不足，又是帮助自己得天下的功臣，于是到洛阳后就赦免了他，只是将他降封为淮阴侯，命他居住长安，意在便于监视。韩信心知肚明，自此称病不起，渐渐流露出不满的情绪。 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韩信知道刘邦不会放过自己，遂决定铤而走险。他与边将陈豨勾结起来，打算假传诏令，释放官徒、官奴，待陈豨兵到，便里应外合，准备大举叛乱。汉高祖十年（公元前197年），陈豨果然在代地造反，刘邦起驾亲征，韩信托病不去，准备在京袭击吕后和太子。不料尚未实施，就被一个罪犯的弟弟告发。留守京师的吕后知道韩信不好对付，遂与相国萧何商议，诈称陈豨叛乱已被平息，传令群臣进宫庆贺。韩信未辨真假，毫无戒备，按时前往，在长乐宫钟室遭到预先埋伏在那里的军士袭击，惨遭杀害，最终命丧黄泉，旋被夷灭三族。韩信恃功倨傲，制造分裂，谋反被杀，可谓罪有应得。 其二，韩信因为功高震主而被冤杀。 从刘邦的为人和处事风格看，带有明显的政治流氓色彩。楚汉相争时，用人要紧，因而刘邦能迁就、容纳韩信，并用一切可以采取的手段让韩信充分施展“战必胜，攻必取”的长处，为他打下了汉家江山。待到大局已定，战争不再，韩信转而失去了利用的价值，而且还成了刘氏天下潜在的威胁，刘邦必欲除之而后快，进而故意制造借口，冤杀了这位第一功臣。正如清代学者郭嵩焘在《史记札记》中说：“贵贱生死，取资于人，是乃人臣之定分，非能反者。”这就是说，韩信作为统兵大将，知晓臣道，不可能谋反。分析刘邦认定的那些所谓谋反证据，存有明显的疑窦。 例如，韩信为楚王时，刘邦对其“初之国，行县邑，陈兵出入”的做法起了疑心，以为他要造反，这就有些多余地担忧了。试想：当时战争结束不久，社会很不安定，韩信作为楚王，多带些警卫部队有何大惊小怪？如果他真有谋反之心，正好可借刘邦伪游云梦之机兴兵发难，又怎么会单身前去陈地迎接刘邦？所以，韩信被错捕之后，连刘邦都感到其“谋反”证据不足，难以向天下人交代，匆忙给自己找了个台阶下，把韩信降为淮阴侯。 又如，韩信谋反的第二个证据是所谓密谋“诈诏赦诸官奴，欲发以袭吕后、太子”，然后再与陈豨里应外合一起造反。细细一想，就会发现有捏造的痕迹：韩、陈二人若真有造反计划，此属高度机密，知道者应十分有限，怎会让一个罪犯的弟弟知晓？当时，蒯通曾极力劝说韩信造反，但韩信认为“汉王遇我甚厚”，虽握重兵但不忍心叛汉，及至闲居长安，手无兵权，又怎会再生异志而谋反？汉高祖十年（公元前197年）陈豨造反，第二年就被刘邦平息，随后却发生所谓的韩信谋反事件。此时陈豨已兵败，韩信怎能里应外合？再说，韩、陈若真有勾结，应拿出令天下人信服的证据，怎可仅凭一人密告就深信不疑？ 韩信是个常胜将军，历来不打无准备之仗，陈豨造反并无绝对胜利的把握，刘邦的问尚未解决，他又怎么会贸然轻率地去袭击吕后和太子？韩信被擒，既有所谓证人，理应严加审问并告之天下，然后堂堂正正地杀掉不迟，为何不待韩信知晓就对其下了毒手？以这样卑鄙的手段杀戮功臣，本身就说明了当权者的理亏。韩信并非一般平头百姓，若要将其处死，也应待刘邦归来按礼数实施。更何况叛乱既已平息，又何必害怕赤手空拳的韩信？刘邦回来后“见信死，亦喜亦怜之”，如果韩信真有谋反大罪，刘邦又何必怜之？ 由此可见，韩信被杀，完全是最高决策者有计划、有安排的。这也恰好验证了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韩信被囚时说过的一段话：“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这位能征善战的军事家在完成了他的历史任命后，在刘邦看来已经没有继续利用的价值，再要留存下去，只会产生无法遏制的危害，因而下了决心加以铲除。由此看来，不管韩信有没有过错，他都难逃被杀的结局。 其三，韩信因为屡遭刘邦猜忌而被杀害。 韩信这位领兵统帅与最高决策者刘邦的合作，总体看是不错的。但是，由于韩信对自己的军事才能过分自负，几次同刘邦发生分歧，甚至闹到要挟、胁迫讨封的地步，这不能不使刘邦多一手防备。除此之外，韩信的有些做法也引起过刘邦的严重不满。 例如，汉高祖三年（公元前204年），郦食其已经说服齐王归汉，兵不血刃可得七十余城。但韩信为了争抢灭齐之功，仍然率兵对齐猛攻，致使齐王将郦食其烹杀，使刘邦既损兵折将，又葬送了一个高级谋士。又如，蒯通策动韩信谋反，韩信虽然不为所动，但刘邦却知“天下权在信”的道理，因而他对韩信早已有猜忌和防范之心，只要一有机会，就会给他点颜色看看。 在楚汉战争前期，刘邦就曾两次分韩信之兵，有意削弱他的力量。韩信入齐之后，刘邦立即赶到定陶，“驰入齐王信壁，夺其军”，堂堂韩大将军自此失去了兵权。刘邦害怕韩信在齐地造反，又以“齐王信习楚风俗”为由，把他徙封为楚王。韩信到楚之后，不到一年时间就有人告发他谋反，这又一次引起了刘邦的警觉，尽管没有抓到韩信谋反的确凿证据，还是把他做了降职处理，由原来的楚王改封为淮阴侯。可是改封以后，又不分给封地，却将其留在京城，实际上是软禁起来。 作为汉家“第一大功臣”的韩信接连遭此打击，纯属被刘邦猜忌、防范的结果。后来，刘邦实在抓不到韩信的把柄，这才把他扯进陈豨叛乱事件，甚至不让他作任何申辩，就迅速而又秘密地将其处死了。 其四，韩信因刘邦的“家天下”政策而死。 刘邦以小小的亭长起家，靠的正是高超的驭人手段，笼络住大批人才而得天下。胜利之后先给几个干将一些甜头，分封韩信、英布、卢绾等七大功臣为王，即史家所说的“异姓诸王”。这些人大都是实力派人物，手中握有军队，脚下占据一方领土，因为长期效命于刘邦麾下，尚能服从这位主上的管理。可是在刘邦死后是否能听命于他的子孙，这就很难说了。作为开国帝王又已年过五旬的刘邦不得不考虑这些。 刘家要想稳坐天下，而且要传之久远，就不能不消除“异姓王”的隐患。而在这些“异姓王”中，情况有所不同，结局也有所不同：一类如长沙王吴芮，能力较弱，封国狭小，且地处僻远，又担当着南越方面的防备，没有能力也不可能扯旗造反，因而免于被诛；另一类是韩王信（韩襄王之孙）、淮南王英布、燕王卢绾，他们在同刘邦的长期合作过程中，多次遭到怀疑和猜忌，被迫走上了反叛的道路，终究也未逃脱灭亡的命运；再一类就是楚王韩信、梁王彭越、赵王张敖，他们既无造反的可靠证据，也无什么该杀的大罪，但结果都以谋反的罪名被杀。 特别是韩信这位杰出的军事统帅，在刘邦看来只要他存活于世，对刘氏天下就是个巨大的威胁。刘邦有言：“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既然有这种既定国策，韩信又怎么能逃掉被杀的命运？ 其五，韩信因为有分封思想而自取灭亡。 韩信出身贫苦，却有非凡的雄心壮志，十分热衷于建功立业。他甚至专门选择高敞之地葬母，其母墓旁可置万家，早就悄悄做着封王成侯的前期准备。 投靠刘邦之后，从南郑拜将之始，韩信就明确提出了“以天下城邑封功臣”的分封思想，认为只要照此去做就可以达到“何所不服”的效果。刘邦正当用人之际，并没有认真同他计较，而且当时的楚汉之争胜负难料，只要有人能够襄助成就王业，又何惜封给一城一地？所以，刘邦尽管心中不满，到底还是同意了韩信的主张。而韩信也由于有分封的激励，尽心尽力于兴汉大业，经过一番艰苦征逐，建立起了不世殊勋。但是，韩信精于军事却疏于权术，他想不到这种天真的打算已经为自己埋下了祸根。 从韩信所处的时代来看，裂土封王制度早已过时，人们虽然不满秦始皇的暴政，但对全国大一统的做法，大都给予支持和肯定。韩信在这个问题上目光短浅，他看到的是秦亡以后的动乱，其中原六国贵族如项羽等复辟势力又都乘势而起，以为只要有了势力，谁都可以为王。韩信出身于平民，既无祖业可复，又得不到项羽的重用，他要达到自己的目的，必须消灭贵族势力的代表人物项羽等人。所以他看中了同样也是平民出身的刘邦，毅然决定投奔其麾下，以便实现“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高材捷足者先得焉”的伟大抱负。 可惜的是，韩信并没有看透刘邦的心思。刘邦本是一个十分羡慕秦始皇的角色，他所主张的是建立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只希望刘氏一家为王。这样，随着刘邦帝业的不断进展，二人的矛盾必定显现并日渐激烈起来。 例如，韩信在灭掉陈余以后，先试探性地要求封张耳为赵王，刘邦内心虽不痛快，但从全局考虑，仍然准其所请。可是刘邦也从这件事情上看清了韩信的真正用意，自此提防着这位也想当王的大将。果然，韩信乘刘邦“荥阳被围”的危急时刻，以要挟的口气自请代理齐王，刘邦这时就真的想同他翻脸。《汉书·高帝纪》对此记载说： 韩信已破齐，使人言曰：“齐边楚，权轻，不为假王，恐不能安齐。”汉王怒，欲攻之。张良曰：“不如因而立之，使为自守。”春二月，遣张良操印，立韩信为齐王。 即是说，如果不是张良相劝要从大局着眼，刘邦那时就与韩信翻脸了。刘邦听了张良的劝告，这才来个假戏真做，又一次违心地答应了韩信。 过了不长时间，刘邦命令韩信进军固陵（今河南太康县西南），以便会同彭越共击项羽。得寸进尺的韩信仍然讨价还价，竟以刘邦没有主动给他封王而按兵不动，导致了刘邦的全线失败。仅此一条，韩信就该被杀。只是由于强敌未灭，刘邦不得已再次做了让步。经历这件事以后，刘邦除韩信之心越加坚定。 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项羽败亡，韩信也随之失去其分量和价值，刘邦找了个借口就把他先徙去异地，再由王降为侯。更为不幸的是，偏偏韩信又是个功名利禄之心极强的人，《史记·淮阴侯列传》说他“能忍夺军徙王，而不能忍夺王贬爵”，眼见封王的梦想变为泡影，他就“常称病不朝”，而且“日夜怨望，居常怏怏”。韩信不一定有反叛之心，但刘邦已不能容他，随之怀疑韩信勾结陈豨谋反，致使这位失势大将百口难辩，不仅自己不明不白地死去，连同三族老少也遭诛杀。 这里有个疑问：既然韩信没有确凿的谋反证据，司马迁在《史记》中为何要记上这么一笔呢？有人认为，这不难理解，司马迁因为仗义执言遭到终生之辱，他实在不想再惹笔墨上的麻烦。所以明知韩信蒙冤而亡，也不敢直书其事，更不敢为其鸣冤叫屈，故意为后世留下这个明显的破绽。但是，也有人认为此说不妥，认为韩信素有大志，不甘人下，本身且有盖世之功，又怎会一直容忍刘邦对他的摆布？加之他的个性又是“贪”、“骄”相循，其谋反举动势所必然。只是由于宫闱秘密，当朝不宜外泄，司马迁知之有限，所以没有详细记载。由此，致使韩信的死因，产生种种说法，令后人争论不休，难有定论。 其实，韩信之死，是封建时代不知进退的功臣的必然结局。在楚汉战争中，刘邦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因为各种原因而封了7人为王，让他们建立了半独立的王国，这是汉朝加强中央集权的最大障碍。刘邦当初封他们为王，原是不得已的权宜之计。他在做皇帝以后的第六个月，就借口诸王谋反，开始一个一个地收拾他们，那些异姓王必然成为封建社会“家天下”的牺牲品。鸟尽弓藏，兔死狗烹，这正是许多开国功臣的遭遇，历史上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同为刘邦的开国功臣，张良因为对刘邦的了解，在功成名就后就借口有病，坚决辞职，飘然而去，故得善终。而韩信，不知进退，他的遭遇只能让人感叹而欷歔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