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实与否

诚实与否，这是一个问题 德国电影导演莱妮·瑞芬斯塔尔在百岁上去世，中国的许多报章报道了这一消息，有的篇幅相当不小，配以瑞芬斯塔尔从青春到衰年的照像，其中自然少不了希特勒多次接见她的合影。中国人对瑞芬斯塔尔的如此兴趣像是有些奇怪，这超出了我们对许多世界性艺术家的关注，也超出了艺术本身。事实上，有机会看到过瑞芬斯塔尔影片的中国人很少，能够领略她那些首创性的摄制技巧的更少，这个无论是时间还是空间都与我们相距遥远的艺术家，所以刺激我们的，是她的艺术背面的更为广延的问题，那是时间与空间都不能抹平的问题，即便我们不愿意承认那问题与我们相关。     作为一名电影艺术家，瑞芬斯塔尔生活的年代是上世纪的三四十年代，在她的祖国，那是希特勒第三帝国的年代。瑞芬斯塔尔的艺术生涯是在这样一个年代达到了自己的峰巅。这年代之于她，如水之于鱼，林之于鸟，因之那也是她的年代。其时她执导了两部气势恢宏的标志性作品，皆为大型纪录片，一部是为1934年纽伦堡纳粹党大会所拍摄的《意志的胜利》，一部是为1936年柏林奥运会所拍摄的《奥林匹亚》。两部影片都以其特异的艺术效果令人震撼，在电影史上堪称无与伦比，从而一次再次获得世界性大奖。     瑞芬斯塔尔当然是极具艺术才华的，在那个德国妇女都遵照党的意旨，以回家去生育优等人种为己任的年代，她却得以走到广场上去，奇迹般地执掌起艺术的权力——或者说权力的艺术，卓然独立在其事业的峰顶。这辉煌的年代以算术的说法在她百岁生命中所占很短，但其眩目的光焰已经将她整个一生遮没了，以致她一生都沉迷于那光焰。直到她垂暮之年，在第三帝国覆亡半个多世纪以后，她依然以此自恃，说：“我不知道我应该为什么道歉。就像我不能为拍摄了《意志的胜利》而道歉——它获得了最高奖，我所有的电影都获奖。”     瑞芬斯塔尔所要说的，是艺术成就的问题，而不是罪与非罪的问题。罪与非罪是法庭上的问题，所涉范畴毕竟较小，“成功越狱”毕竟容易。但在罪与非罪之外，却有着广延得多的政治与艺术的问题，却是难以逃逸的。瑞芬斯塔尔的后半生以超人的勤勉和坚毅，试图再次“越狱”，摆脱政治的纠葛，逃逸到艺术的庐舍里去，但这一次的“越狱”终究没有成功。她的艺术与政治胶结太紧，她的里程碑之作是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她就是凭这样的结构成功登顶，而后来，她却企图带走她艺术的混凝土，抽掉并销毁她政治的钢筋。     瑞芬斯塔尔为自己辩护的理由是这样的：她在政治上很幼稚——她所追寻的永远是艺术之美——“我关注优秀和美好总是多于丑陋和疾病”——“我拍摄这些电影并没有什么政治原因”——“那时候有一个希特勒和一个政府，每个人都喊‘嗨，希特勒。’那时候这样子很正常”——“我没有伤害任何人，也从来没有害人的意图”——她对于希特勒的种族灭绝一无所知——她不知道那些从集中营里找来为她的影片充当临时演员的吉普赛人后来都被杀死在集中营里……     评价一个艺术家，我们不能以政治正确与否为，但诚实与否却是重要的标准。对自己所处的时代是否诚实，对个人所闻所见的现实生活是否诚实，对个人内心的知觉和感受是否诚实，亦即对自己所从事的艺术是否诚实。巴尔扎克是保王党人，宣称自己“在宗教和君主制这两种永恒真理的照耀之下写作”，然而，事实上，他忠实于现实生活和个人感受远胜于“永恒真理”，因之他成就了超越政治理念的伟大艺术。瑞芬斯塔尔的悲剧不在于她政治幼稚，而在于她对置身其中的现实生活缺乏诚实，以致纳粹党的意识可以完全覆盖掉个人的感知。     据说瑞芬斯塔尔也曾推拒过希特勒的邀请，想撇弃那个纳粹党的宣传大片而飞往国外去拍自己的电影，但元首的青睐毕竟太荣耀了，这种权力的恩宠，很少有人可以抗拒。单个人——尤其是渴望荣耀的文化人——的内心里总是弱的，而国家权力却是那么强有力。人总需要为自己寻找某种外力的支撑，亲人，友人，同道人或资助救助人，但毫无疑问，国家权力却是最强大的支撑。何况在一个极权国家里，在一个垂爱艺术的极权者面前。极权国家端给瑞芬斯塔尔的馅饼太诱人了——无限制的经费，数目庞大且任凭调遣的机器和人员，无与伦比的盛大而壮阔的场景，划时代的历史瞬间……还有依傍在国家权力之上的荣耀。许多艺术家把自己卖得太贱，而瑞芬斯塔尔是骄傲的，志在高远，她换得的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价钱。     或者我们不说买卖，我们可以把这说成一种信仰，信仰可能会使事情变得干净一点，但瑞芬斯塔尔自己反对信仰的解释，她甚至不是纳粹党员，而且否认自己是纳粹的支持者。但信仰也罢，既得利益也罢，都是一副滤光镜，必然要滤掉现实生活中的很多东西，也就是滤掉那些与信仰或既得利益不吻合的东西。这滤光镜随时控制和修正你的视线，决定你看见什么，看不见什么，对什么东西进行放大、渲染，又对什么东西缩小、省略、视而不见。     我们可以相信瑞芬斯塔尔不知道希特勒的种族灭绝计划，不知道她的临时演员们怎样从集中营被拉来，又怎样在集中营被杀死，我们可以相信这些丑陋的事情离一个艺术家的生活很远。但另一些事情却必然是靠得太近的。我们不能相信瑞芬斯塔尔不知道那场轰轰烈烈的焚书运动，不知道一批又一批同行的作品被无理查禁，不知道每日里有多少艺术家和文化人（其中自然有她熟识或知晓的）在逃亡，被逐，被捕，或者失踪，不知道那些褐衫党徒遍布每一条大街小巷的暴行……如果她的确不知道，人们便有权责问是什么导致了她的无知，她也必须为自己的无知承担责任，因为她不是沉默的羔羊，她是言说者。一个用艺术言说现实的人，有义务了解自己所置身的社会的基本事实。作为对照的是，德国当年的许多艺术家和文化人了解他们的社会现实，他们或者逃亡，或者抗议，或者沉默，他们对自己的所见所感保持诚实。作家恩斯特·维歇特1933年就在国内发文章说道：“你们没有看到，我们这儿，在吵吵嚷嚷的喧嚣声中有多少人沉默不语吗?有多少人不想打开报纸吗?因为歌功颂德、奴颜婢膝的嗥叫使他们感到讨厌。又有多少人让收音机积满灰尘，因为播音员假惺惺的声音使他们感到讨厌。”并不是像瑞芬斯塔尔所说的那时候这样子很正常，有多少人是知道的，可惜的是，天生应有敏锐直觉的艺术家瑞芬斯塔尔不知道。     那么瑞芬斯塔尔知道的、看见的是些什么?据她自己所说，1931年她第一次听到希特勒的演讲，便觉轰然洞开，“我眼前一亮，如同神谕出现，永生难忘，就像大地在我眼前无尽地展开，并突然从中间裂开两半，喷射出巨大的水柱，直冲云霄，震颤大地。当时，我似乎瘫痪了。”这自述可以成为弗洛伊德的材料，但这里宁可不请弗洛伊德。一位女性艺术家，并不比男性暧昧一点或欠缺一点，仅以信仰和理念作为她的注解同样够用。我们所能确定的是，自此瑞芬斯塔尔服膺于一个信仰，如同受洗而成为忠实的教徒。任何信仰都是排他的，它摈除一切与其相左的观念，也摈除一切可能的疑念。任何信仰都是闭合的，它设置有墙、壁画、彩窗，以及庄严的大门，它提供有纯净富足的景观，引领你的视线，阻隔开外面那些扰乱人心的情景。     希特勒为与其合作的艺术家建造了一个美丽的花园，那里有优渥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有令人感戴的恩宠，有诱人迷醉的特权。这位懂艺术的领袖，向花园频频播洒阳光，源源输送温暖。那些宠物一样被圈养在花园里的艺术家们，所看见的就是太平盛世，繁花似锦，而看不见外面的惨苦和暴行，即使偶尔看见了，他们也会像掸掉礼服上的灰尘一样把它轻轻掸去，甚或用他们艺术的花朵去修饰暴行。瑞芬斯塔尔说：“我关注优秀和美好总是多于丑陋和疾病。”但与其说这是天性乐观如此训练了她的眼睛，不如说是她享有的优渥如此训练了她的眼睛。     于是，她看见的悉数是美：纳粹党的节日盛况空前的美，整饬而壮阔的美，意志的美，秩序的美，号令与服从的美，德国青年被一个政治理想照耀得意气风发的美，领袖神话的美，极权统治下一个民族正在振兴的美，奥林匹亚力量的美，人体健硕的美，仪式繁丽的美，国家社会主义的美，旗帜和使命的美，整个德意志民族万众一心、雄视天下、让全世界侧目惊叹的美……她通过她的镜头，极尽所能渲染和放大这些美。     瑞芬斯塔尔可以说，她拍的是纪录片，镜头中的种种都是真实的。但与此同时，宪法中保障个人和公民自由的条款被勾销；议会民主制度被踏平；报刊电台接连被封禁；成千上万反对党、教士、工会会员、异见者被追杀逮捕；冲锋队横冲直撞，破门而入，任意抓人、打人、杀人；国家鼓动精神上和肉体上的恐怖，以教育和驯服它的国民；直至对犹太人及所有“劣等种族”的人解除公职，剥夺财产，关入集中营，百般施虐使他们尽失人形，最终如牲口一样被一列车一列车送进毒气室和焚尸炉里……这一切“丑陋和疾病”也是真实的。     一个伟大的艺术家以自由为第一生命，他的眼睛和心灵都是不受羁勒的，他必须争夺在大地上自由行走的权利，没有人能遮蔽只属于他个人的、具有穿透力的眼睛。但瑞芬斯塔尔并不要这样的自由，她宁愿选取纳粹党和法西斯国家要求她选取的景色，这样，她就蒙上了自己的眼睛而代之以统治者的眼睛，她就放弃了一个艺术家的生命，而沦为一个宣传员，只不过她制作的宣传品有更厚的艺术躯壳而已。宣传员与艺术家的区别在于，他不需要自由而只需要追随，他不需要怀疑而只需要迷信，他不需要穿透力而只需要煽动力，他不是独立的个人，而是某群体里的一个工具。     《意志的胜利》固然是法西斯的宣传品，《奥林匹亚》同样也是。在一个极权国家里，任何与国家相关的事情，都是与极权政治相关的事情。在希特勒的治下，奥运会就不可能是一个单纯的体育事件，它就是一个政治橱窗，恰逢其时地向全世界展示纳粹德国的力量。在这里，单纯的、不带极权政治色彩的德意志民族并不存在，所谓的民族感情，只要取合作趋向，都将被巨大的政治力量席卷，合流为极权国家感情。这既不是民族的节日，更不是“各民族的节日”，而是纳粹主义的节日。从这个节日里获益最丰的，不是毫无政治权利可言的德国人民，而是将整个民族操控于掌心的纳粹党人。更何况瑞芬斯塔尔的这部巨型作品，还是元首生日的献礼片呢?     后世的一些电影艺术家为瑞芬斯塔尔影片的宏大叙事叹服，将之归结为瑞芬斯塔尔的特异才具，感慨于无人能及。但他们忽略了另一个事实。瑞芬斯塔尔的宏大叙事之下，是纳粹的组织力量，只有一个达到极致的极权机器，可以如此恣肆地运动整一个国家，如此随心所欲地调度它役使之下的人民，奇迹般制造出它乐于制造的场景。与一个极权国家相比，民主政体的国家机器是弱的；与国家机器相比，个人的力量更弱。一个独立的艺术家，不可能造出极权国家机器所制造的奇迹，也没有理由钦羡那奇迹。瑞芬斯塔尔的脚下，是垫了极权国家的强硬基石，她的宏大叙事，是凭借煊赫一时的法西斯主义和第三帝国的权力所达致的。获奖能说明什么呢?这不是一个独立的艺术家获奖，而是第三帝国获奖，瑞芬斯塔尔不过是头顶艺术家的花冠，代表纳粹的意识形态和美学理想，代表一种权力的艺术，站在台前。     瑞芬斯塔尔后来说：“我拍摄这些电影并没有什么政治原因。”这辩解当然是不诚实的。作为一个艺术家，她应该感到羞愧，艺术家必备的敏感没有帮助她识破谎言，却帮助了她制造谎言。与一般的纳粹支持者不同，瑞芬斯塔尔的宣传才能太出色了，因之她的罪孽也太出色了。这既是一道耀眼的光焰，也是一道耻辱的绳索，一路缠绕着她，直到她的百年。     追随纳粹主义的人今天还有，学步瑞芬斯塔尔的人自然也有，我们无权焚毁他们，但把他们认出来，与艺术作一区分，却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