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大文物学普及读物 12

※編號 73 侍從俑 加彩的白衣灰陶 最高25.9公分 北魏，約西元五二五年 早期的墓葬，其年代有時可從陶罐上所寫或磚上所刻的文字判斷出。但是絕大多數的墓葬，考古學家就要從墓室的結構、技術等方面的分析，以及器物的形制去斷定年代。用這種所得的年代很難精確。但是到了第六世紀情況就有了變化，因為墓誌銘經常被埋在墓中。精磨的墓誌銘石塊刻有死者的傳略，它習慣性地包括埋葬的年代。所以墓誌銘對於所隨葬器物的年代提供相當可靠的信息。 這兩件陶俑據說出土自有元慕墓誌銘的墓葬。他是北魏皇室的子弟，於孝昌元年十一月二十日辛酉（西元五二五年十二月二十日）埋在洛陽城外的小丘。其時距北魏從塞外南移洛陽而以之為首都才幾十年。南移是他們的漢化政策之一，包括採用漢字為官方語文，貴族習用中國的服裝及習俗。這些六世紀早期的陶俑穿戴傳統中國官吏的冠冕和寬長的垂袖。證實漢化政策推行的成功。 這兩個文吏的高度和所塗顏料都相當配合，但代表怎樣的身分呢？右邊的這一個，右手放置在長黑劍鞘的把手上，是武官的服式。他穿了皮帶跨肩的兩檔式整片盔甲，及在膝蓋處束緊的長褲。左邊這一個戴藍色小冠的人物，還套了一頂高聳的黑色外冠。從其下垂的長袍，以及腰帶高高地繫在稍圓鼓的肚子上，看來帶有女性的味道。但是仔細地檢驗臉上保存很好的顏料，卻發現它畫有纖細而繁密的鬍鬚，原來他不是女性，卻是男性的官員。 ※編號 74 武士俑 彩繪白衣灰陶 最高38.3公分 北魏，約公元五二五年 像編號73所介紹的侍從俑，這件手持長盾而戒備中的武士俑據說也出自元慕的墓葬。其右邊的武士說是來自他哥哥元熙的墳墓，埋葬在公元五二五年。雖然這個說法是難於證實的，但從形態、技術和等方面來看，它們與經正式發掘而有年代墓葬所出的陶俑是相類的。一旦其年代可確定，這些陶俑，其印模造形的逼真詳細，以及保存良好的顏料，可以提供很多中國第六世紀早期時的盔甲形制。 這三個武士都戴頭盔和在襯裙上穿具有護胸及護背的裲檔式鎧甲。但這些標準的裝備有其各別的細節上的不同。中間這一位彪悍的武士，其鎧甲的各部分都是用直列的長片條的硬皮革縫製的，而其兩旁武士胸上橢圓形的東西表現可能是金屬製的護胸（明光甲）一類的加強措施。中間人物其背後高聳的黑板塊是為保護肩部，連接前後鎧甲的肩上帶扣清楚可見。而持盾武士的吊帶卻是連接在他的前鎧的保護胸甲下，他的前後兩片鎧也緊緊地用寬皮帶紮在腰際而不是用繩子好幾道縛緊。邁步的武士，其縛褲素面無飾。持盾的武士，其大口褲下緣有顏料，從其上的刻劃及畫線可看出是描寫有由金屬的小甲片或塗漆的皮革所綴連的花邊的褲子。中間武士的有圓頂鈕頭兜鍪是單式的，其兩旁武士的則較複雜，由碗形的冑及下垂的護耳構成。中間武士的兜鍪由其彩繪的線條可看出是由成排的小甲片綴成。持盾武士的護耳也是由這種薄板甲片綴成。至於邁步的武士，其肩和上膊則穿用可能是皮革作的，幾道相疊的大塊圓形板護肩。公元六世紀前半屬橫吹曲辭的梁企喻歌辭，『男兒欲行健，結伴不須多。鷂子經天飛，群雀兩向波。放馬大澤中，草好馬著膘。牌子鐵裲襠， 尾條。前行看後行，齊著鐵裲襠。前頭看後頭，齊著鐵 。』即是對這一群武士的描寫。 1) 彩繪按盾武士俑，高47.5cm，北齊，約西元550-577。（國179） 2) 北魏加彩白衣灰陶官吏俑，最高63.5cm，約西元500-534。（徐56） 1) 2) ※編號 75 馬騎護衛 彩繪白衣灰陶 最高23.5公分 北魏，公元六世紀早期 墓室的崩潰、淤泥、滲水，或是盜墓者匆忙逃離現場，都擾亂了大多數墓葬的隨葬品的位置，而使埋葬其中陶俑的原來排列不清楚。但是偶而其隊形可以明白的看出來。一旦墓中隊形的用意明白了，則隊群裏每一件陶俑的角色也就清楚了。 在西安一個公元第四世紀的墓葬，發現一件牛車模型的四周圍繞著騎馬的護衛及樂師。從一個在公元三五七年葬在北韓安岳的中國將軍冬壽的墓室牆上所畫詳細的圖，其安排的意義就很清楚了。圖中央所畫的是顯赫的墓主本人坐在有頂蓋的牛車中。其左右兩旁是前進的步卒，每人都拿著一塊盾牌及戈、戟、斧、鉞或旗旃。在他之前是一對行步的樂師，拿著大鐘和垂吊於肩架上的鼓。其後是騎馬的排簫樂師，以及更多的馬騎鼓樂師。在後邊有個騎馬的高官高舉著禮儀用的大傘蓋。他們都被穿甲冑的武士護衛著，前頭是身穿盔冑，手持盾牌及棍棒的步卒。後面再跟著四個騎著全身披具裝甲的馬及手持槍戟的武士。 安省博物館收藏有幾十件公元六世紀的步卒陶俑，有在背後佩弓箭囊或手持盾牌的，也有騎馬的官吏及武士。顯然它們被放到墓室裏頭是為了代表死者生前所擁有的前導儀仗隊的成員。圖示的是公元六世紀前期的典型作品，那時中國北方在入侵的通古斯、蒙古族所建立的北魏朝廷控制之下。那時的軍政氣氛在全身披甲的馬騎及武士護衛的盔冑形像下充分顯露出來了。其時統治階層的外國血統也表現在騎者的大衣上，其翻在肩上的厚大衣領是外國風行的形式。樂師的鼓棒是鐵作的，鐵絲也是夾藏在纖細的馬腳裏頭的支撐材料。 1)加彩白衣灰陶鼓手馬騎俑，最高39.8cm，北魏，約西元475-525。（徐55）1) ※編號 78 駝背上的外國騎者 上釉紅陶 高48.4公分 北齊至唐代，西元六世紀中期至七世紀中期 中國文獻很少提及馴養駱駝的早期歷史。但是在銅器時代的末期中國人已表明清楚，他們相當明白駱駝的價值並樂意接受其實用的價值。過後，在西元第一世紀的漢代時，歷史文獻就舉出駱駝的頑強與耐勞特性，與中國軍隊擴充勢力至駱駝家鄉的中亞有關係。 漢代的美術與隨葬用器裏偶而見有裝飾駱駝的形像，但例子很少。漢代的墓葬也非常少見有陶製駱駝的例子。但是，當游牧民族的北魏征服中國北方，以及唐代絲路的貿易隆盛時，情形就改變了。從六世紀的早期到八世紀的中期，駱駝就成為隨葬常用的明器了。 圖示這隻駱駝，不管是技術上或風格上，都不與中國北方可斷定年代的墓葬裏所出的任何典型的駱駝有任何的血緣關係。它厚重的紅瓦陶身軀，從綠或棕色的釉層裏透出。還有陶工的美學眼光與製造手法，都使得它與其他的駱駝造形，如優雅的第六世紀的灰色駱駝，七世紀中期的光滑的白色駱駝，以及盛唐時上釉的高傲艷麗的形像大為不同。 還有，不但是這隻駱駝，就是與之有關的另一件牛車（編號72），也都沒有考古的證據有助於確定其燒造的地點與年代。它很容易讓人把這個蓄短鬚的外國騎者看成是來北齊所統治的中國的訪客，或響應六世紀晚期佛教的雕刻，駱背上貨物所覆蓋的層層井井有條的布紋的形像。但是圖示的只是一群陶俑中的一件，其他的有的顯示唐代的格調。但是要特別的小心。在一個動亂的時代，幾乎每一、二十年就改朝換代一次，要得其較可信的年代或朝代就要等待更確實而肯定的證據。 1)塗彩瓦陶駱俑，高31.6cm，北魏，約西元500-534。駝背上有猴子在水袋上，作為食物的鳥與動物懸掛在後。（徐54） 2)陶臥駝，北齊，西元386-534。（百085） 1) 2) ※1)陶牛，高34.5cm，長36，太原婁叡墓出土，北齊，西元386-534。（百084、國175） 1) ※編號 72 牛車 白衣、加彩或上釉的瓦陶 最高39.5公分 西晉至唐代，西元三世紀中期至七世紀中期 步伐緩慢的壯牛拉曳著高大牢固的車子，在中國牛一定從很早就開始負重致遠。但是在青銅時代卻不見與馬匹和馬車同出現於墓葬。就是在漢代的隨葬也很少見到它們，雖然偶而從牆上的刻劃或彩繪，可見到其裝糧貨的不加蓋及載人的有頂蓋的車子形像。隨葬品隨著時光的轉移也有流行性。西元第三世紀新的陶俑形式就較有規律地出現。牛車就是其中之一。在此後的五百年，它成為墓中固定的隨葬品。 這三輛牛車的年代大致跨越自漢朝滅亡至唐朝興立的這段戰爭動亂的時代。右邊的是最早的，牛的粗壯身軀是由兩片同式的模子翻印的。其堅實的四腳是手捏後用刀簡要切割而成，是典型的西晉時代河南地區隨葬動物的製造手法。與此牛具有強烈對比的是左邊的這一件，它是同一地區用同一手法於二百年後所製造的。它精致的腳，高隆的駝背，下垂的頸皮，都具北魏時代的格式化特徵。其背上所套的繁雜皮帶及圓瘤狀的裝飾，頭部的羈絆，仔細地用貼花附加上去，表現了六世紀早期北魏首都洛陽的陶俑製作的高度水平。 中間的一件年代最遲。這隻繫鈴的牛，其兩旁的駕馭者，左邊是外國人，右邊是中國人。車轅和套軛都忠實地表現出來。車輪的軸輻和車輿前的檔板也都很小心地展現。車後為防止灰塵進入輿內的長而有穗狀緣飾的掛簾，也用泥土塑造出來。車兩旁上下各有插座及插孔，說明它們是用來支撐木棍，可能是支持複式的絲質穹頂傘蓋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