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出敦煌文献

吐魯番出土敦煌文獻研究述略 （《敦煌吐鲁番研究》第7卷，中华书局，2004年1月，179～191页） 王素 李方 如所周知，吐魯番出土的文獻，並非全都是吐魯番本地的文獻，還包括很多從河西甚至中原、江南傳來的文獻。古籍、對策及詔敕、符令、告身等官文書姑且不論。譬如：吐魯番出土最早的佛經題記——西晉元康六年（296年）竺法護等譯寫《諸佛要集經》題記，就是竺法首在酒泉傳寫的，屬於所謂酒泉文獻[1]。此外，吐魯番還曾出土南朝江南的寫經題記[2]、唐代長安的質庫帳曆[3]、唐代洛陽的私人書信[4]、元代杭州的行鋪招貼[5]，以及一些其他地方的文獻。當然，數量最多的，仍是近鄰敦煌的文獻。以下僅對吐魯番出土敦煌文獻的研究情況進行簡略評述。 一、段氏北涼張施寫《正法華經·光世音品》 吐魯番出土最早的敦煌文獻，應爲段氏北涼神璽三年（399年）七月十七日張施抄寫的《正法華經·光世音品》。該寫經現藏德國柏林印度藝術博物館。題記釋文原來均作“張施於寬(？)安縣中寫訖”。1987年6月，饒宗頤先生在香港國際敦煌吐魯番學術討論會上指出：此處“寬”應釋爲“冥”。又據《元和郡縣圖志》指出:“冥安”爲漢縣，故屬敦煌郡[6]。池田溫先生最早介紹饒氏新說，云:“寬(？)，饒宗頤讀冥，冥安縣在敦煌郡。”[7]我們也曾指出：“饒先生釋讀正確。”[8]可以斷定：該寫經爲吐魯番出土最早的敦煌文獻。 二、武周聖曆年間沙州敦煌縣勘檢田畝案卷 吐魯番出土成組的敦煌文獻，首推《武周聖曆（698～700）年間沙州敦煌縣勘檢田畝案卷》。該案卷原由以下六件文書組成： （1） 武周沙州敦煌縣田畝籍帳（72TAM225：23〈a〉） （2） 武周沙州敦煌縣田畝帳（72TAM230：47〈a〉） （3） 武周聖曆二年三月敦煌縣檢校營田人等牒（大谷2836〈b〉, 籍帳 124號） （4） 武周聖曆二年前後敦煌縣勳蔭田簿（大谷2835〈b〉,籍帳125號） （5） 武周聖曆二年前後敦煌縣受田簿（大谷2834〈a〉, 籍帳126號） （6） 武周聖曆二年前後敦煌縣各鄉營麥豆畝數計會（大谷2839〈b〉，籍 帳127號） 其中：第一件出自阿斯塔那225號墓，整理者已據內記“八尺渠”爲敦煌渠名，稱“自田”不稱“自至”爲敦煌籍帳特徵，以及同出其他文書，定爲武周沙州敦煌縣田畝籍帳（文書七，258頁；圖文叁，422頁）。第二件原出阿斯塔那230號墓，整理者已據內容、字迹、紙質及所蓋“敦煌縣之印”，認爲應與第一件原屬一件，亦爲武周沙州敦煌縣田畝帳（文書八，168頁；圖文肆，79頁。又，文書七，258頁；圖文叁，422頁）[9]。後來，吳震先生認爲第一件內記“西支渠”亦爲敦煌渠名，寫成年代不遲於武周，第二件情況大致相同，並將此二件分別定名爲“唐敦煌縣田畝帳之一”和“唐敦煌縣田畝帳之二”[10]。陳國燦先生則綜合有關情況，認爲第二件“可能原藏于阿225號墓，後經盜擾混入阿230號墓”[11]。 第三至第六件均爲日本大谷探險隊掘獲文書。內藤乾吉先生最早對第三件文書進行探研[12]，西村元佑先生最早對第四件文書進行考究[13]。池田溫先生則最早對此四件文書進行綜合整理與研究（籍帳，336～339頁）。後來，小田義久先生編集《大谷文書集成》，吸收的也主要是池田溫先生的研究成果（大谷壹，104～109頁）。但對這四件文書的原出土地，由於當時沒有更多材料可供比較，似乎均未涉及。直到陳國燦先生聯繫前二件吐魯番新出田畝帳進行綜合研究，才指出這四件文書也有可能原出阿斯塔那225號墓[14]。 陳國燦先生對中、日分藏的這六件文書進行過多次綜合研究，最後確定總名應爲《武周聖曆年間敦煌縣勘檢田畝案卷》。不僅如此，他還對次序及小標題進行了重新編排及改定，結果爲： （一）聖曆二年(或前)敦煌縣諸戶作物種類段畝簿（大谷2834〈a〉, 籍帳126號） （二）聖曆二年(或前)敦煌縣諸戶作物種類段畝簿（72TAM230：47〈a〉） （三）聖曆二年(或前)敦煌縣諸戶作物種類段畝簿（72TAM225：23〈a〉） （4） 敦煌縣各鄉營麥豆畝數計會（大谷2839〈b〉, 籍帳127號） （五）聖曆二年(或前)敦煌縣勳蔭田簿（大谷2835〈b〉, 籍帳125號） （六）聖曆二年三月敦煌縣檢校營田人等牒(大谷2836〈b〉，籍帳124號) 同時，他又結合吐魯番舊出武周高昌縣勘檢田籍簿[15]，以及傳世文獻的相關記載，在黃文弼、堀敏一、池田溫等先生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證明：在武周聖曆年間，確曾進行過一次勘檢田畝運動。這次運動涉及到偏遠的敦煌和高昌，說明是全國性的。這一結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三、武周長安年間沙州敦煌縣勘檢戶籍案卷 吐魯番出土成組的敦煌文獻，次爲《武周長安（701～704）年間沙州敦煌縣勘檢戶籍案卷》。該案卷原由以下八件文書組成： （一）武周長安三年史宋果牒（72TAM225：16〈a〉） （二）唐合計僧尼道士女冠數帳（72TAM225：16〈b〉） （三）武周王成進妻楊等名籍（72TAM225：23〈b〉） （四）武周牒爲鎮果毅楊奴子等娶妻事（72TAM230：47〈b〉） （五）武周長安三年三月括逃使牒並敦煌縣牒（停逃戶文書）（大谷2835〈a〉, 籍帳134號） （六）武周長安三年三月敦煌縣錄事董文徹牒（大谷2836〈a〉，籍帳135號） （七）武周長安四年二月敦煌縣里正等牒（大谷2839〈a〉, 籍帳137號） （八）武周長安四年前後敦煌縣狀（大谷2834〈b〉, 籍帳138號） 其中，除第一、二件爲新增外，其餘六件分別爲前述《武周聖曆年間沙州敦煌縣勘檢田畝案卷》六件文書的另面。第一至第四件爲吐魯番阿斯塔那225、230號墓新出文書，有關情況，參閱前節，此處不再重複。吳震先生將第三、四件分別定名爲“武周副使兼人王遼等妻殘籍”和“武周追問鎮果毅楊奴子等妻文書”，並結合前述大谷2834（a）、2839（b）進行了探討。第五至第八件爲日本大谷探險隊掘獲文書。既爲前述《武周聖曆年間沙州敦煌縣勘檢田畝案卷》的另面，當然也應原出阿斯塔那225號墓。唐長孺先生較早對第五件文書進行考證[16]，周藤吉之先生較早對第六件文書進行探討[17]，小笠原宣秀、西村元佑先生較早對第七件文書進行研究[18]。內藤乾吉先生最早對此四件文書進行綜合整理與研究。池田溫先生對此四件文書進行綜合整理與研究的成果最爲學界所關注（籍帳，342～345頁）。小田義久先生編集《大谷文書集成》，吸收的也主要是池田溫先生的研究成果（大谷壹，104～109頁）。後來，吳震先生對第七件文書進行探討，也肯定了池田溫先生的研究成果。 陳國燦先生對中、日分藏的這八件文書進行過多次綜合研究，最後確定總名應爲《武周長安年間敦煌縣勘檢戶籍案卷》。不僅如此，他還同樣對次序及小標題進行了重新編排及改定，結果爲： （1） 長安三年三月一日敦煌縣錄事董文徹牒（大谷2836〈a〉，籍帳135 號） （二）長安三年三月十六日括逃使牒並敦煌縣牒（大谷2835〈a〉, 籍帳134號） （三）長安三年五月廿日史宋果牒（72TAM225：16〈a〉） （四）合計僧尼道士女冠數帳（72TAM225：16〈b〉） （五）長安四年二月廿日洪閏、敦煌鄉里正等牒（大谷2839〈a〉, 籍帳137號） （六）長安四年二月(或後)王成進妻楊氏等名籍（72TAM225：23〈b〉） （七）長安四年二月(或後)牒爲鎮果毅楊奴子等娶妻事（72TAM230：47〈b〉） （八）長安四年二月敦煌縣史閻迢帖（大谷2834〈b〉, 籍帳138號） 同時，他又結合吐魯番舊出武周狀上括浮逃使等文書，以及傳世文獻的相關記載，在唐長孺、內藤乾吉、池田溫等先生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證明：在武周長安年間，確曾進行過一次檢籍括戶運動。這次運動涉及到偏遠的敦煌和高昌，也說明是全國性的[19]。這一結論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四、武周聖曆後吐谷渾歸朝文書 吐魯番出土成組的敦煌文獻，還有《武周聖曆（698～700）後吐谷渾歸朝文書》。該文書主要由以下二四件文書組成： （一）武周聖曆二年（699年）豆盧軍殘牒（72TAM225：31） （二）武周久視二年（701年）沙州敦煌縣懸泉鄉上柱國康萬善牒爲以男代赴役事（72TAM225：22〈a〉） （三）武周豆盧軍牒爲吐谷渾歸朝事一（72TAM225：25，38） （四）武周豆盧軍牒爲吐谷渾歸朝事二（72TAM225：33，28） （五）武周豆盧軍牒爲報吐谷渾後頭消息事（72TAM225：26） （六）武周豆盧軍下諸營牒爲備人馬熟糧事（72TAM225：29） （七）武周府陰正牒爲請給公驗事（72TAM225：27） （八）武周豆盧軍配置兵人文書（72TAM225：34） （九）武周豆盧軍殘牒一（72TAM225：42/1～42/3，45/3，44/5～44/8） （一○）武周豆盧軍殘牒二（72TAM225：44/1～44/4） （一一）武周豆盧軍殘牒三（72TAM225：3） （一二）武周墨離軍殘文書一（72TAM225：39） （一三）武周墨離軍殘文書二（72TAM225：37） （一四）唐軍馬集會殘文書（72TAM225：32） （一五）唐曹節殘文書（72TAM225：43） （一六）渾大首領文信文書斷片（大谷1086） （一七）役制關係文書斷片（大谷1401） （一八）兵役關係文書（豆盧軍軍務文書）（大谷3366） （一九）官廳文書（大谷3367） （二○）官廳文書（大谷3368） （二一）官廳文書（大谷3371） （二二）瓜州都督府兵團文書（豆盧軍軍務文書）（大谷3369） （二三）瓜州都督府兵團文書（豆盧軍軍務文書）（大谷3370） （二四）豆盧軍軍務文書（大谷3761） 其中，第一至第一五件均爲吐魯番阿斯塔那225號墓新出文書，有關情況，參閱前二節，此處也不再重複。其中不僅提到吐谷渾歸朝事件，還提到“郭知運”、“張令端”、“豆盧軍”、“墨離軍”、“墨離川”、“山南”、“東水源、西水源”等衆多人名、地名，引起學術界廣泛關注。第一六至第二四件爲日本大谷探險隊掘獲文書。小笠原宣秀、西村元佑二先生最早對第一七、一八、二二至第二四件文書進行探討，雖然也涉及豆盧軍的建置，但均定性爲“軍鎮文書”中之“軍馬文書”，沒有與吐谷渾歸朝相聯繫，對其原出土地亦未涉及。直到陳國燦先生聯繫吐魯番阿斯塔那225號墓新出文書進行綜合研究，才指出這些文書也與吐谷渾歸朝有關，也有可能原出阿斯塔那225號墓[20]。後來，小田義久先生編集《大谷文書集成》，在第一八、二二至第二四件文書下，分別注明原出阿斯塔那225號墓，吸收的主要是陳國燦先生的研究成果（大谷貳，84～85、149頁）。 齊東方先生最早利用上述文書對吐谷渾歸朝事件進行探討。但當時阿斯塔那225號墓文書尚未發表，他利用的僅爲五件（第三至第七件）沒有定稿的抄件，且釋文衍脫錯訛較多，使探討出現一些問題。儘管如此，由於爬梳廣博，考證精細，仍獲得引人注目的成果。如斷定這些新出吐谷渾歸朝文書“不應晚於武則天統治的晚期”，文書中的“郭知運”應即史籍（兩《唐書》、《張說之文集》）所見時任沙州龍勒府折衝的瓜州晉昌人“郭知運”，文書中的“豆盧軍”和“墨離軍”分別在沙、瓜二州，史籍記“墨離軍”在瓜州或晉昌“西北千里”的“千”應如嚴耕望先生所說爲“十”之誤，這次歸朝的吐谷渾不是當年隨諾曷缽內遷的部衆而是留在故地的“餘部”等等。認爲這次吐谷渾歸朝，大致經過應爲：“在武則天晚期，落蕃人瓜州百姓弘德，攜馬、鞍、兵器及蕃書，向瓜州陳都督報告了吐谷渾將欲投漢的情況，唐朝立即派出兵馬接應，參與這一次行動的只有豆盧軍、墨離軍、……瓜州都督府和沙州府兵等。”[21] 陳國燦先生從上述文書中選出十九個編號，分爲二組，並重新編排爲： 甲、阿斯塔那25號墓新出有關文書： （一）72TAM225：31 （二）72TAM225：25 （三）72TAM225：33 （四）72TAM225：38 （五）72TAM225：28 （六）72TAM225：26 （七）72TAM225：29 （八）72TAM225：27 （九）72TAM225：34 （一○）72TAM225：39 （一一）72TAM225：37 （一二）72TAM225：32 （一三）72TAM225：43 （一四）72TAM225：3 乙、日本龍圖藏與上列內容相關的大谷文書： （一五）大谷3366 （一六）大谷3761 （一七）大谷1401 （一八）大谷3369 （一九）大谷3370 認爲：第一編號時間爲武周聖曆二年七月四日，其他編號亦當在此前後不久。內記吐谷渾歸朝，即《通鑑》所記聖曆二年七月吐谷渾內附，亦即郭元振所說“棄吐蕃”而“當甘、肅、瓜、沙降者”，《新唐書》所云“餘部詣涼、甘、肅、瓜、沙等州降”事。“墨離”無定字，莫高窟供養人題記作“墨釐”，《新唐書》作“莫離”，可能是由吐谷渾語或吐蕃語轉譯而來。“墨離海”應如高嵩先生所考即今當金山口以南的蘇幹諾爾湖,“墨離川”應即“墨離海”所在的平川。“東水源、西水源”應指山南具有二水源的甘泉水（今黨河）。“瓜州陳都督”可能即《沙州志》中之“刺史陳如珪”。至於“張令端”，可能即《敦煌名族志》中之“張端”,亦即阿斯塔那225號墓的墓主。阿斯塔那225號墓能夠出土大量敦煌文獻，與墓主張令端曾在敦煌(豆盧軍)任職有很大關係[22]。 吳震先生將上述文書定名爲《武周聖曆二年豆盧軍爲應接吐谷渾歸朝文卷》，從中選出八個片段，重新編排爲： （一）72TAM225：25 （二）72TAM225：38 （三）72TAM225：33 （四）72TAM225：28 （五）72TAM225：39 （六）72TAM225：29 （七）72TAM225：31 （八）72TAM225：26 他認爲：這八個片段，從內容與字迹看，可視爲三件：第一、二片段爲一件，記吐谷渾可汗派使者（拔褐）與落蕃人、瓜州百姓賀弘德向瓜州陳都督接洽率部歸附，帳落止於墨離川，陳都督因派郭知運、張令端等率兵馬應接，並牒墨離軍協同行動等事。第三至第七片段爲同一件（第六片段末二行與第七片段接近），先復述上述過程，後言具體行動，發文時間在武周聖曆二年七月四日。第八片段爲另一件，字迹比較工整，似就以上行動作消息奏聞的文書。其中所記“墨離海”可能即吐谷渾境內的哈拉湖[23]，“張令端”可能即《敦煌名族志》中之“張端”，“瓜州陳都督”可能即《沙州圖經》中之“刺史陳如珪”。最後斷定：此次（聖曆二年七月四日）吐谷渾歸朝，應即《通鑑》所記聖曆二年秋七月“丙辰（四日），吐谷渾部落一千四百帳內附”。對前述第八件文書（72TAM225：34）則另外進行了探討。 荒川正晴先生站在唐朝中央政府的立場，圍繞“墨離”與吐谷渾，對上述文書進行了一系列的研究。認爲：現知吐魯番出土敦煌文獻，不論是新出文書，還是大谷文書，都以聖曆二年至長安四年敦煌縣處理諸牒文的案卷爲中心，可以考慮都是由司戶、司兵等曹整理的公文。其中，記載吐谷渾歸朝的這些豆盧軍牒，也應看作是從豆盧軍發往敦煌縣司並由敦煌縣的司兵曹受理、處理的一系列牒案。如第三件文書（72TAM225：25），開頭雖然殘缺，但可推測所記應有“豆盧軍 （牒敦煌縣）”云云。這些豆盧軍牒的時間都在聖曆二年七月，新出文書見有四日、十日（72TAM225：25、31），大谷文書見有八日、十七日（大谷3371、3367）。這些均與《通鑑》所記聖曆二年秋七月丙辰（四日）“吐谷渾部落一千四百帳內附”相合，證明是同一事件。文書記吐谷渾餘部原居“墨離川”，應指蘇幹（西海子）、布倫根（花海子）二湖周邊及哈爾騰河流域廣袤的平地。文書提到“東水源、西水源”，應指瓜州境內適合安置降渾的黨河、踏實河、疏勒河上流地區。文書提到郭知運領兵應接。郭知運時爲沙州龍勒府折衝。龍勒府始置於隋，入唐屬壽昌縣。壽昌縣在今南湖附近，敦煌縣城西南一百二十里，距吐谷渾餘部的根據地墨離川最近。此外，還對豆盧軍在吐谷渾歸朝事件中扮演的角色及墨離軍的性質與變化進行了專門的探討。 按：關於墨離軍，最早的記載應是《唐會要》卷七八節度使條所云：“墨離軍，本是月氏舊國，武德初置軍焉。”這條記載，由於涉及墨離軍的設置時間及其民族構成，在日本學術界曾經引起廣泛討論。浜口重國、和田清、岩佐精一郎、岡崎精郎、菊池英夫等先生都曾發表過重要意見[24]。荒川正晴先生則認爲：①墨離軍是唐王朝在控制瓜、沙二州的同時，在當地設置的蕃族部落軍，最初的主體勢力，應是與瓜、沙二州鄰接的南山方面的吐谷渾部落民。②在此之後，貞觀時期，唐王朝控制伊、西、庭等州，爲了配合天山以北的軍事行動，墨離軍大概改而以根據地在天山以北的沙陀族酋帥率領的部落爲主體了。③到了聖曆二年，隨着吐谷渾向瓜、沙二州的投降，墨離軍在很大程度上又以境內寄住的吐谷渾等蕃族部落爲主體；不同的是，此後控制墨離軍的，不是吐谷渾等蕃族部落首領，而是出身漢族的瓜州刺史（常兼墨離軍使）。④歸義軍時期，墨離軍的構成，同樣以退渾（吐谷渾）爲主，成爲節度使政權控制的三軍中的一軍；特別是曹氏歸義軍時期，最初掌握墨離軍部落的都是具有吐谷渾王族種姓的慕容氏，曹氏與慕容氏聯姻應與慕容氏掌握墨離軍有關[25]。 我們也曾利用前述第三至第五件文書，對吐谷渾歸朝事件作過一些探討。主要認爲：①我們所見明確涉及吐谷渾歸朝的文書，實際上均無確切紀年。《新唐書·吐谷渾傳》既然明言：“聖曆三年（700年），（吐谷渾）餘部詣涼、甘、肅、瓜、沙等州降。”則此次吐谷渾歸朝事件，似乎應該發生在聖曆三年（即久視元年）。②《新唐書·吐谷渾傳》接云：“宰相張錫與右武衛大將軍唐休璟議徙其人于秦、隴、豐、靈間，令不得畔去。”《通典·邊防·吐谷渾傳》載郭元振《上安置降吐谷渾狀》敍述更詳。據《通鑑》及兩《唐書》有關紀、表記載：張錫于久視元年（700年）閏七月以天官侍郎拜相，翌年（701年）三月以罪流循州；唐休璟則于久視元年八月後，由隴右諸軍大使回京任右武衛大將軍。可見張錫、唐休璟分別以宰相與右武衛大將軍合議內徙吐谷渾事，也只能在久視元年八月至二年三月間。這一點，與前引《新唐書·吐谷渾傳》記吐谷渾歸朝時間正相符合。③文書提到歸朝的吐谷渾有“可汗”，這一點應該予以重視。而吐谷渾自可汗諾曷鉢于龍朔三年（663年）、咸亨元年（670年）二次內附後，青海故地就沒有了所謂吐谷渾可汗。史籍披露的唯一線索，是前引《通典·邊防·吐谷渾傳》在“諾曷鉢以餘眾復來降，於靈州之境置安樂州”一句中間加了一條注腳，云：“中閒叛去。”而我們知道：諾曷鉢本人從未“叛去”過。據前引《新唐書·吐谷渾傳》記張錫、唐休璟合議內徙吐谷渾事，也特別強調“令不得畔去”，這裏的“叛去”者，似乎應指諾曷鉢之孫宣超。即這次吐谷渾餘部歸朝，是由諾曷鉢之孫可汗宣超率領的[26]。 蘇瑩輝先生針對陳國燦先生的論文，也對吐谷渾歸朝文書進行了一些研究。較爲獨特的見解，主要有二：一是認爲“山南”通常是指三危、鳴沙二山之南；二是認爲“東水源、西水源”應指野馬河和甘泉水[27]。 周偉洲先生針對齊東方、陳國燦、荒川正晴三先生的論文，並參考其他研究成果，認爲：關於“墨離軍”，嚴耕望先生在懷疑史載“在瓜州西北千里”之“千”爲“十”之誤後，還曾據《唐會要》卷七八節度使條所云“墨離軍本是月氏舊國，武德初置”補記道：“或者唐初就有月氏舊國置軍在瓜州西北一千里，其後移就瓜州城，例以瓜州刺史兼充軍使。”此推測似乎更合乎事實。而《新唐書·地理四》鄯州鄯城縣條注文提到“莫離驛”，此“莫離”當爲“墨離”之異譯。據中外學者研究，“莫離驛”在今青海共和縣城附近。經分析，此結論正確。關於“墨離海”，中外學者見解不一，高嵩先生定爲蘇幹淖爾，正確。關於“墨離川”，荒川正晴先生定爲哈爾騰河（今地圖譯作哈爾騰果勒河），正確。《新唐書·王忠嗣傳》所云“又討吐谷渾於墨離，平其國”，其中“墨離”即指此“墨離川（海）”。而“墨離”一詞，據前引《唐會要》云云，最早可能源於月氏語[28]。 王永興先生針對齊東方、陳國燦二先生的論文，先認爲：“豆盧”爲吐谷渾姓氏，沙州曾爲吐谷渾故居，唐豆盧軍應爲吐谷渾人組成的軍隊[29]；後又認為：墨離也應爲吐谷渾語，唐墨離軍亦應爲吐谷渾人組成的軍隊[30]。 綜觀國內外學者對《武周聖曆後吐谷渾歸朝文書》的研究，感到雖然解決了一些問題，但由於缺乏溝通（如重複研究頗多等），見解尚難完全統一，仍有不少未發之覆。我們認爲：關於該文書，還有很多工作可做。 五、餘 論 關於吐魯番出土敦煌文獻，除以上所列外，還有不少，如： （一）武周長安二年(702年)前後沙州敦煌縣牒(大谷2832，籍帳132號) （二）武周長安二年十二月豆盧軍牒（大谷2840，籍帳133號） （三）武周長安三年(703年)前後沙州敦煌縣牒(大谷2838，籍帳136號) （四）武周請備狂賊殘文書（72TAM225：36〈a〉，35） （五）唐軍府衛士名籍（72TAM225：36〈b〉） （六）唐公孫知基等名籍（72TAM225：41） 此外，阿斯塔那225號墓還有四件殘文書和四件文書殘片（文書七，263～267頁；圖文叁，424～425頁），按例也應屬於所謂敦煌文獻。由此可見，吐魯番出土敦煌文獻，總數可以說相當不少。這一方面反映吐魯番與敦煌確實有着緊密的聯繫，另方面也反映敦煌學與吐魯番學確實有着深遠的淵源。而這一點，無論是研究吐魯番出土敦煌文獻，還是研究敦煌所出吐魯番文獻，都是需要特別加以注意的。 本文徵引文獻略稱 籍 帳：池田溫《中國古代籍帳研究 概觀·錄文》，東京大學出版會，1979年。 文書七：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等《吐魯番出土文書》第七冊，文物出版社，1986年。 文書八：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等《吐魯番出土文書》第八冊，文物出版社，1987年。 圖文叁：中國文物研究所等《吐魯番出土文書》[叁]，文物出版社，1996年。 圖文肆：中國文物研究所等《吐魯番出土文書》[肆]，文物出版社，1996年。 大谷壹：小田義久責任編集《大谷文書集成》壹，龍谷大學善本叢書5，法藏館，1984年。 大谷貳：小田義久責任編集《大谷文書集成》貳，龍谷大學善本叢書10，法藏館，1990年。 注 釋 [1] 陳國燦《吐魯番出土的〈諸佛要集經〉殘卷與敦煌高僧竺法護的譯經考略》，《敦煌學輯刊》創刊號(總第4期)，1983年，6～13頁。 [2] 池田溫《中國古代寫本識語集錄》，大藏出版株式會社，1990年，第99、100、157、208等號。 [3] 陳國燦《從吐魯番出土的“質庫帳”看唐代的質庫制度》，《敦煌吐魯番文書初探》，武漢大學出版社，1983年，316～343頁。 [4] 陳國燦著、關尾史郎譯《長安、洛陽よりトゥルファンに將來された唐代文書について》，《東洋學報》第72卷第3、4號，1991年，65～93頁。 [5] 陳國燦《吐魯番出土元代杭州“裹貼紙”淺析》，《武漢大學學報》1995年第5期，41～44頁。 [6] 饒宗頤《柏林印度藝術博物館藏經卷小記》，《九州學刊》第4卷第4期，1992年，161～162頁。 [7] 池田溫《中國古代寫本識語集錄》，大藏出版株式會社，1990年，78頁。 [8] 王素《吐魯番出土高昌文獻編年》，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7年，76頁。 [9] 唐長孺師最早指出“阿225號墓所出文書幾乎全屬敦煌，……阿230號墓也出有……敦煌文書”。見《新出吐魯番文書發掘整理經過及文書簡介》，原載《東方學報》(京都)第54號，1982年，100頁，改名《新出吐魯番文書簡介》，收入《山居存稿》，中華書局，1989年，332頁。 [10]吳震《吐魯番出土的“敦煌”文書》，《1983年全國敦煌學術討論會文集》文史·遺書編上，甘肅人民出版社，1987年，438～458頁。以下凡引吳震之說，均出該文，不再注明。 [11]陳國燦《武周時期的勘田檢籍活動——對吐魯番所出兩組敦煌經濟文書的探討》，《敦煌吐魯番文書初探》二編，武漢大學出版社，1990年，370～418頁；《武周聖曆年間的勘檢田畝運動》，《唐代的經濟社會》，臺北文津出版社，1999年，1～49頁。本節引述陳國燦之說，凡未另外出注者，均出該文，不再注明。 [12]內藤乾吉《西域發見唐代官文書の研究》，原載《西域文化研究》第2卷《敦煌吐魯番社會經濟資料》下，法藏館，1960年，9～111頁，後收入 同氏《中國法制史考證》，有斐閣，1963年，223～345頁。以下凡引內藤乾吉之說，均出該文，不再注明。 [13]西村元佑《唐代敦煌差科簿の研究——大谷探檢隊將來敦煌、吐魯番古文書を參考資料として》，原載《西域文化研究》第2卷《敦煌吐魯番社會經濟資料》下，法藏館，1960年，375～464頁，後改訂收入同氏《中國經濟史研究——均田制度篇》，東洋史研究會，1968年，467～706頁。姜鎮慶有譯文，載《敦煌學譯文集——敦煌吐魯番出土社會經濟文書研究》,甘肅人民出版社，1985年，978～1233頁。 [14]陳國燦還在多篇論文中，結合吐魯番出土《武周長安年間沙州敦煌縣勘檢戶籍案卷》和《武周聖曆後吐谷渾歸朝文書》（見下），重申類似見解。如：《略論日本大谷文書與吐魯番新出墓葬文書之關聯》，《敦煌吐魯番學研究論文集》,漢語大辭典出版社，1990年，268～287頁；《中國吐魯番文書研究的進展與展望》，《敦煌文藪》，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99年，139～158頁。 [15]陳國燦《吐魯番舊出武周勘檢田籍簿考釋》，《敦煌吐魯番文書初探》二編，武漢大學出版社，1990年，419～439頁；《武周聖曆年間的勘檢田畝運動》，《唐代的經濟社會》，臺北文津出版社，1999年，1～49頁。 [16]唐長孺師《關於武則天統治末年的浮逃戶》，《歷史研究》1961年第6期，90～95頁。 [17]周藤吉之《佃人文書の研究——唐代前期の佃人制》，原載《西域文化研究》第2卷《敦煌吐魯番社會經濟資料》上，法藏館，1959年，91～132頁，後增訂收入同氏《唐宋社會經濟史研究》，東京大學出版會，1965年，1～100頁。姜鎮慶有譯文，載《敦煌學譯文集——敦煌吐魯番出土社會經濟文書研究》,甘肅人民出版社，1985年，1～120頁。 [18]小笠原宣秀、西村元佑《唐代役制關係文書考》，《西域文化研究》第3卷《敦煌吐魯番社會經濟資料》下，法藏館，1960年，131～186頁。那向芹有譯文，載《敦煌學譯文集——敦煌吐魯番出土社會經濟文書研究》，甘肅人民出版社，1985年，871～977頁。以下凡引小笠原宣秀、西村元佑之說，均出該文，不再注明。 [19]陳國燦《武周時期的勘田檢籍活動——對吐魯番所出兩組敦煌經濟文書的探討》，《敦煌吐魯番文書初探》二編，武漢大學出版社，1990年，370～418頁；《武周長安年間的括戶運動》，《唐代的經濟社會》，臺北文津出版社，1999年，50～72頁。 [20]陳國燦《武周瓜、沙地區的吐谷渾歸朝事迹——對吐魯番墓葬新出敦煌軍事文書的探討》，《1983年全國敦煌學術討論會文集》文史·遺書編上，甘肅人民出版社，1987年，1～26頁。本節引述陳國燦之說，凡未另外出注者，均出該文，不再注明。 [21]齊東方《吐魯番阿斯塔那二二五號墓出土的部分文書的研究——兼論吐谷渾餘部》，《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論集》第2輯，北京大學出版社，1983年，581～615頁。 [22]按：關於敦煌文獻如何流入吐魯番，學者曾經作過一些探討，但因均屬推測，並無實據，這裏僅舉陳國燦先生之說以見一斑。 [23]按：將“墨離海”比定爲“哈拉湖”，最早似由向達提出。見閻文儒《敦煌兩個陷蕃人殘詩集校釋》，《向達先生紀念論文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183頁。 [24]參閱：浜口重國《府兵制度より新兵制へ》，《史學雜誌》第41編第12號，1930年，49頁。和田清《乜克力考》，《桑原博士還曆記念東洋史論叢》，弘文堂書店，1931年，346頁。岩佐精一郎《節度使の起源》，《岩佐精一郎遺稿集》，1936年，13～14頁；又《河西節度使の起原に就いて》，同前，45頁。岡崎精郎《墨離軍と遼の對西域關係》，《史林》第40卷第1號，1957年，24～28頁。菊池英夫《節度使制確立以前における“軍”制度の展開》，《東洋學報》第44卷第2號，1961年，72頁。有關討論情況，另參注[24]引荒川正晴第三文。 [25]荒川正晴《唐代河西の吐谷渾と墨離》，《內陸アジア史研究》第3號，1986年，50～62頁；《唐の中央アジア支配と墨離の吐谷渾(上)——トゥルファン、アスタ－ナ出土の豆盧軍牒の檢討を中心として》，《史滴》第9號，1988年，25～48頁；《唐の中央アジア支配と墨離の吐谷渾(下)——主に墨離軍の性格をめぐって》，《史滴》第10號，1989年，19～42頁。 [26]王素《吐魯番所出武周時期吐谷渾歸朝文書史實考證》，《文史》第29輯，中華書局，1988年，161～170頁。 [27]蘇瑩輝《“墨離”、“墨離川”、“墨離海”、“墨離軍”考略》，《第一屆國際唐代學術會議論文集》，中華民國唐代學者聯誼會，1989年，327～336頁。 [28]周偉洲《大非與墨離》，《西北歷史研究》1988年號，三秦出版社，1990年，134～142頁。 [29]王永興《讀吐魯番文書劄記二則》，《中國文化》第4期，1991年，166～170頁。[30]王永興《王永興學述》，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122～12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