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道德困境建设新华伦理

走出道德困境建设新华伦理 走出道德困境建设新华伦理 ——建设适应市场经济的中华新伦理体系导论 改革开放以来，由市场经济驱动，中国在经济社会现代化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已是不争的事实，早已为世人所嘱目世界所公认；与此同时，在中国社会各个领域中，也出现了道德进步或“爬坡”①与道德危机或“滑坡”②共存的现实，这些同样也是不争的事实，早已为舆论界为伦理学界所重视。鉴于在某些方面，道德“滑坡”的速度，超出了道德“爬坡”的速度，其客观危害越来越严重，因此，集中力量从理论上探求原因寻找有效对策，以求尽快制止“滑坡”，并为市场经济和社会进步提供有效的道德支持，这是伦理学界所面临的严峻课。但现实情况却是：十多年来，伦理学界不仅围绕道德是否滑坡问题论争不停，而且在关于“滑坡”的原因及对策上也存在着严重对立，这便使现实的道德困境变成道德理论自身的困境。当然，如果伦理学只是一门形而上的人文学科，我们所面对的只是一个经院课题，那么，这种后果可能仅仅是昭示着伦理学本身的悲剧命运而已。但伦理学却恰恰是极具实践性的社会科学，所面对的又恰恰是极具现实意义的实践课题，因此，困境中的伦理学界因切脉不准方出多门，又恰恰加剧了现实道德危机，药不对症虚火实攻诸多真诚求善的道德药方换来的可能是灾难性的非道德的后果；理论的悲剧则极可能酿成社会的悲剧。这便是我为道德理论走出困境而提出建设中华新伦理的理论动机。 一 让我们同样从现实的道德困境切入。面看去，对目前道德滑坡的严峻形势，人们的认识是一致的，但许多人的着眼点却并不十分准确。譬如象许多文章中所罗列的坑蒙拐骗、伪劣假冒、走私贩毒、谋财害命、拐卖妇女、贪污受贿等严重违法犯罪现象，便并不能完全用来证明道德滑坡的严重性，尽管其背后肯定有道德滑坡的原因。因为道德在通常情况下，只能约束大多数人作守法好人，却不能制止少数人犯罪；少数人犯罪，并不一定能反证多数人的道德素质低下。一些发达国家，犯罪率不低，但其公民的道德素质与社会道德水平依然较高便是例证。因此，我认为目前道德滑坡问题之严重，并不完全在这些犯罪现象本身，而在于面对这些犯罪现象，社会大众的道德是非颠倒良知麻木达到令人震惊的地步。某些抵制丑恶的善良和崇高举动受到公然的嘲笑，而那些寻租受贿的犯罪行为却被视为正常——“有权不用过期作废”成了“喻世名言”。那些严重违法犯罪者不仅不受道德的批判，而且，有人说情，有人庇护，一旦出狱，甚至马上有人重用；而那些主持正义的受害者却往往被围观嘲讽、孤独无助、甚至被救者自己逃之夭夭置恩人生死于不顾。造假、走私、买卖妇女等犯罪猖獗，是因为有众多群众甚至领导默认支持并受到当地道德舆论的保护！至于许多子女毫无伦理责任，遗弃虐待老人甚至打骂残害父母的恶性案件不断被舆论所揭露和批判但又不断重复发生，则是因为许多人已经没有行孝的良知了。这种普遍性道德是非的颠倒或道德良知的丧失，才是今天道德危机严重性之所在！ 当然，问题的关键还在于探求造成道德滑坡的原因。原因的确是复杂的。如果从道德之外寻求其客观社会历史根源的话，其因有四：文化“革命”遗毒、市场经济转轨、法制建设滞后、社会文化污染。十年动乱毒化了一代人的心灵，恶果需要几代人默默吞食，这是历史的惩罚；市场经济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但却同时刺激起人的卑劣贪欲，这是历史进步的代价。如果有良好的法制基础和社会文化环境，我们可以把代价减少到最低限度。但不幸的是，我们的市场经济又恰恰是在十年动乱之后，在新旧体制转轨、相应法律配套严重滞后、精神文明相对落后的形势下超常速度发展起来的。这便在客观上加速了道德滑坡的速度。一方面，新旧体制法律政策并存，不同法律政策间的漏洞百出，红灯绿灯交叉闪烁，使道德失去可以依傍的法律权威和是非基础；另一方面，传统文化或外来文化中低级庸俗悔淫悔盗的文化垃圾，在暴利的驱动下乘机大肆泛滥，成了道德瘟疫滋生的土壤。如上诸因合一，出现阶段性的道德滑坡的确是不可避免的。如果造成道德滑坡的原因仅仅在此的话，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市场体制的完善、法制的健全和文化建设进步，道德滑坡是完全可以制止的。但事实情况并非如此。社会诸因素之间是互关互因的。如果换一个角度，那么，我们就会发现，阻碍或影响法制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因素不是别的，正是种种非道德因素。黄色或非法出版物的市场，就是非道德人群。没有道德对法律正义的支持，法律也将成为一纸空文。那些解救被拐卖妇女的公安人员不是讲比解放前打鬼子都难吗？因为村里很少有人站正义和法律一边！在这样的道德基础上，即使立法速度再快或打非扫黄手段再严厉，又怎能彻底解决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