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春秋，福兮？祸兮？

生于春秋，福兮？祸兮？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孔子之道虽然“仰之弥高，钻之弥坚”，但究其根本，不过仁义二字。仁，则恕，胸怀博大而心存他人；义，则忠，信念坚定而不屈不欺。同一时代的墨子为路有分叉而悲泣，孔子却义无反顾地走上了一条“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旅途。“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读来满心苍凉，仿佛见他抚髯而长叹，却又从骨子里透出一股倔强，一股久违的令人热血激荡的豪情。 春秋时期，诸侯各有野心，周天子名存实亡，以周礼为核心的等级被有意无意地毁坏。孔子生时，正值吴王阖闾夺位，鲁国三桓越权执政已逾百年，有些鲁人甚至只知三桓，不知鲁君，“三桓胜，鲁如小侯，卑于三桓之家”。 孔子正当壮年，推崇礼制，以一己之力抗衡鲁国权贵。被迫出走鲁国后，矢志不忘，游说于各诸侯国。但各国执政对他敬而不从，孔子空怀大志，唯“率彼旷野”，老而归鲁。 我向来是不吝以褒扬之辞来赞美孔子的，不只为其深邃的思想，更因为他有着不屈的意志。在那大争之世，人心叵测，权利为先，孔圣却扛着“仁义”大旗，不顾自身荣辱。他焉能不知自己的学说不为世道所容，焉能不知他的行为正受到“名士”的嘲讽与斥责？但他不属于老聃、庄周一流，只要这世上一日不复周礼，世人一日不知仁德，他的心便难以逍遥，驱使着他又牵绊着他的是一份责任。 也许孔子之前，诸子百家之中也曾有人是仁道礼治的支持者，也曾周游列国，却不为我们所知，他们可能有人半途而废，有人中道易辙，有人死于非命，也许寥寥无几，也许何止千万，但正如孟子所言，“虽千万人吾往矣”。 我相信大部分人是顾惜自己的名声的，一旦众夫所指，即使原本信誓旦旦，也会羞愧地弯下脊梁，甚而对自己的信念产生根本性的动摇。春秋之人看到了孔子的颠簸与狼狈，他们有人敬，有人笑，有人断树相逼，有人盛情相待但束之高阁，但少有人识得孔子于困厄之中的大彻大悟。 名者，义之宾也，焉能弃主求宾？世人不由我道，那便随他们去吧。 “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彖》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孔子希望以他的仁爱思想默默滋养世人贫瘠的心，正如亘古长存的天空，万物赖之以生。孔子以古之圣贤的境界为至高目标，他的学生则以他为楷模。对学生，孔子循循善诱，博之以文，约之以礼。孔子的一句话，乃至一个字，有时便如同拨云见日，一扫学生几日来的困惑，甚至在千百年后的读者心中仍是微言大义。 孔子像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坚持周礼兴邦，却又安贫乐道，“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其实春秋之隐士怪杰大多如此。胸怀万卷，谁不曾有一颗经世济民的雄心？然而最终心灰意冷。孔子只是比他们多了一份坚持，多了一份信仰，多了一份责任。虽然孔子得成正果是在汉武帝时，但谁说不是春秋造就了孔子，是那个时代的人情冷暖、烽火硝烟促使他心怀苍生？ 生于春秋，祸兮，福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