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王国维的悲剧观

浅论王国维的悲剧观　　摘要：王国维是处于中外古今交汇点上的思想家、文学理论家，他的“悲剧观”融合自己生活之切身体会与中外思想家理论精华。王国维的悲剧观念主要可以分为三个部分：“欲而已矣”与解脱、彻底的悲剧以及第三种悲剧，通过《红楼梦评论》、《人间词话》以及文学创作实践作等体现出来。　　关键词：王国维;悲剧观;悲剧　　1927年王国维以一潭澄澈昆明水结束了自己的一生，只留下“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十六字作为人生谢幕词，这不可不谓一出悲剧。回顾王国维的一生，在他的文艺创作和理论中也涉及到有关“悲剧”的论述，可以说王国维是中国融汇中西方悲剧经典论述的第一人。　　谈及王国维在文学领域的贡献，即使一些学者已经意识到要“紧扣王国维美学原著，进行归纳、整理并加阐发，力图展现王国维美学思想体系的原貌与全貌”[1]，但往往在某些领域用力过多而忽视其他方面。王国维关于“悲剧”的一系列论述融汇中外古今，见解独到精深，当引起当代学人的重视。　　1.“欲而已矣”与解脱　　处在中外古今融汇时期，王国维的思想受中国传统和国外思想家的双重影响。在“悲剧”方面，叔本华对其影响颇深。叔本华认为“世界是我的表象”[2]，“世界是我的意志”[3]，而意志的本质就是痛苦，欲求源自需要与匮乏，也就是痛苦，整个“人生是在痛苦和无聊之间像钟摆一样的来回摆动着。事实上痛苦和无聊两者也就是人生的两种最终成分。”[4]王国维受叔本华唯意志主义和悲观主义精神的影响，经过深入思考提出“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矣。”[5]生活只用“欲”一字便可概括，当一个欲望得到满足后还会有其他欲望兴起。如此而言，欲是无法满足的，所以，人生便终究逃脱不了苦痛的笼罩。整个“人生者，如钟表之摆，实往复于苦痛与倦厌之间也”，[6]快乐偶尔短暂，“苦痛”“倦厌”永恒。“故欲与生活、与苦痛，三者一而已矣。”[7]王国维对于痛苦的体尝还与他的经历有很大关系。，他自小自身体弱多病壮志难酬，此时国家又风雨飘摇多灾多难，世界在王国维眼中便沾染了极其浓重的悲观色彩，生活仿佛一部黑白影片。王国维结合自己的生活经历和其他思想家的思想提出了人的一切活动“无往而不与生活之欲相关系，即与痛苦相关系”。[8]　　痛苦是客观存在的现实，解脱之道需人类自己寻找，王国维找到了“使吾人超然于利害之外，而忘物与我之关系”[9]――在艺术中得到暂时的解脱，“欲者不观，观者不欲;而艺术之美所以优于自然之美者，全存于使人易忘物我之关系也。”[10]生活是沉重的，当投身艺术去除生活之“欲”时，人就能拥有轻松，获得美感。这一点间接表达出王国维“无用之用”的功利观，强调文艺的审美意义，“独美之为物，使人忘一己之利害而入高尚纯洁之域，此最纯粹之快乐也”。[11]艺术就是这样一条解脱之道，它的目的正在于描写人生的痛苦及其解脱，让身处凡俗欲望之网的芸芸众生暂时栖身生命意志之外，拥有短暂的平和。除此之外，结合《红楼梦》，王国维还提出生活的苦痛是人自己造成的，因此解脱之道还应该由自己寻得，“解脱之道存于出世，而不存于自杀”，[12]因此《红楼梦》中真正获得解脱的只有贾宝玉、惜春和紫鹃三人，而三者相比惜春和紫鹃又是低级的解脱，只有贾宝玉才是“壮美的也，故文学的也，诗歌的也，小说的也”，[13]是符合悲剧精神的。　　2.彻底的悲剧　　王国维对《红楼梦》体现的美学价值高度评价还因为作品展现出彻底的悲剧精神与敢于直面残酷现实的勇气。《红楼梦》放弃了传统中国作品“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和，始于困者终于享”[14]的乐天精神，向读者展示了一个完整的悲剧作品，是“彻头彻尾之悲剧也”，[15]王国维对于这种彻底的悲剧精神是赞扬的，认为中国只有《红楼梦》和《桃花扇》才能够算得上是真正的悲剧。中国人往往秉承持中而立的人生态度，文学作品也强调中庸中和思想，早在《礼记・中庸》中就有“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16]的观点，因此，调和思想以及追求完满结局在中国古代作品中很常见，《牡丹亭》、《长生殿》都对悲剧情绪进行调节中和，最终以圆满收场，甚至连《窦娥冤》也在最后让窦娥的三桩誓愿实现以冲淡读者冤屈不平的悲愤。虽然这种乐天精神及“大团圆”结局可以带给读者一种释然之感，但是“闭着眼睛不肯看天下的悲剧惨剧……这便是说谎的文学。”[17]这种“说谎的文学”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人直面悲伤的必要性。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悲剧所具有的震撼心灵的效果也只有在彻底的悲剧情节中才能够得到完整展现，“只有尝尽生命精神的悲愁，我们才能啜尽生命杯底的甜蜜。”[18]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也提出悲剧“完美的布局应有单一的结局”，[19]“其中的转变不应由逆境转入顺境，而应相反，由顺境转入逆境”。[20]王国维提倡彻底的悲剧，认为《红楼梦》是“宇宙之大著述，悲剧中之悲剧”[21]，是对中国传统“大团圆”结局文学观念的挑战。　　3.第三种悲剧　　同是悲剧也有优劣高下之分，叔本华将悲剧分为三个层次，“由叔本华之说，悲剧之中又有三种之别：第一种之悲剧……各加以力而各不任其咎。”[22]王国维认同叔本华的分类，前两种悲剧中引起悲惨人物命运的通常是一个特别的人或事，这是少有的，但是第三种悲剧是普遍的，常常发生在普通人身上，不可避免的。悲剧中的人物既不应是完美无瑕的好人，也不应是罪不容诛的坏人，而应在似乎合情合理的关系中埋下悲剧的伏笔，这种普通人不经意促成的人生悲剧能够给读者更强大的心灵震撼。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也曾提到悲剧人物的特点是“不十分善良，也不十分公正，而他之所以陷入厄运，不是由于他为非作恶，而是由于他犯了错误”。[22]这种和我们一般人差不多的人物遭受厄运，才能“借引起怜悯和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23]《红楼梦》是第三种悲剧的典范，贾母、王夫人、凤姐等一众人都各行其是，而恰恰就是通常的道德、人情和境遇等合情合理最终促成了这场爱情悲剧，“可谓悲剧中之悲剧也。”[24]王国维意识到创作者应该把关注的重点放在普通人身上，只有这样才能使作品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对于读者而言，当那些与他们自己差不多的人遭受厄运，“卡塔西斯”作用会更强大。第三种悲剧的观点也得到了现代小说家的认同，池莉曾在谈到《烦恼人生》时说：“生活，何止是烦恼的。……也许，这悲哀来得更深重更深刻一些。”[25]可以看出，王国维不仅认识到了命运的悲剧冲突，而且还看到了普通人在普通生活中遭遇悲剧的必然性，从而回复到他对整个人生的态度：“故欲与生活、与苦痛，三者一而已矣。”[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