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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王小波早期小说的叙事模式

2017-03-15 4页 doc 11KB 13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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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王小波早期小说的叙事模式论王小波早期小说的叙事模式   摘要:王小波的早期小说尽管最早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中前期,但已开始有意识地注意叙事模式的选择与应用,显示了作家在小说文体上的一种艺术自觉。“失望――希望――绝望”的叙事模式在王小波早期小说中作为一种相对固定的叙事范型得到了普遍的应用。尽管各个小说文本风格不同,内容各异,但是这个模式几乎概括了小说全部的情节发展趋向,为我们提供了一条进入王小波早期精神世界的隐秘通道。   关键词:王小波 叙事模式 早期小说   在中国新时期文学起步的早期,文学尤其是小说承担更多的是一种强烈的社会认知职责,竭力反映...
论王小波早期小说的叙事模式
论王小波早期小说的叙事模式   摘要:王小波的早期小说尽管最早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中前期,但已开始有意识地注意叙事模式的选择与应用,显示了作家在小说文体上的一种艺术自觉。“失望――希望――绝望”的叙事模式在王小波早期小说中作为一种相对固定的叙事范型得到了普遍的应用。尽管各个小说文本风格不同,内容各异,但是这个模式几乎概括了小说全部的情节发展趋向,为我们提供了一条进入王小波早期精神世界的隐秘通道。   关键词:王小波 叙事模式 早期小说   在中国新时期文学起步的早期,文学尤其是小说承担更多的是一种强烈的社会认知,竭力反映刚刚过去的“文革”给人们带来的巨大的精神创伤和人生苦难,批判现实主义创作手法自然而然地成为文坛的主流,《班主任》《乔厂长上任记》《高山下的花环》等通过题材、主题和人物紧扣时代脉搏而声名大噪,但很少有作家留意到文学技巧在写作中的位置,至多认为技巧不过是一种外表的修饰和润色。事实上对小说创作而言,艺术手段尤其是叙事方式和叙事手段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倘若作家无视不同的叙述方式在整合形象体系方面迥然不同的艺术功能,那么,这些叙事方式所包含的‘变化’终将为传统小说艺术所同化,从而作为一种调剂或技术性处理手段附属于他们的庞大队伍之中。”①王小波的早期小说尽管最早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中前期,但已开始有意识地注意叙事模式的选择与应用,显示了作家在小说文体上的一种艺术自觉。   分析《绿水毛怪》《战福》《地久天长》等王小波早期小说,我们可以发现其中有一个共同的叙事模式,即“失望――希望――绝望”模式,尽管各个小说文本风格不同,内容各异,但是这个模式几乎概括了小说全部的情节发展趋向,为我们提供了一条进入王小波早期精神世界的隐秘通道。具体而言,“失望”指主人公往往面对外部世界的强大压力而感到怨恨和不满,但无力改变现实世界的生存体验;“希望”意味着生活现状的突然失衡,出现新的积极因素,能够使主人公摆脱当下的生存困境获得一种理想的生存状态,使人物充满了幻想和憧憬;“绝望”指理想的生活信念或目标被摧毁,主人公又退回到原先的生活秩序,只是精神受到重创而变得更加消极和深沉,具有悲凉和绝望之感。之所以指出并分析王小波的“失望――希望――绝望”模式,目的不仅限于了解这些小说的叙事形态,从中更可以看出这一叙事形态所蕴含的对艺术和对人生的基本观念,这些思想内涵在王小波此后的杂文和小说代表作《时代三部曲》中被继续深化,是贯穿王小波创作生命始终的主要精神内容。下面我们将从王小波早期小说中选取有代表性的篇目进行叙事模式的分析研究。   《绿毛水怪》作为王小波的处女作显示了较为复杂的叙事结构。但是它的“失望――希望――绝望”模式是非常明显的。在叙事功能上整部小说分为两个层次,在第一个层次中,陈辉和妖妖因为特殊的天赋被老师和学校视为眼中钉,一直郁郁不得志――失望;两人一起读书,得到了极大的乐趣,体验到前所未有的奇妙和快乐――希望;“文革”开始后,妖妖下乡插队溺死,“我”则重新回到孤独的生活――绝望。在这个具有一定写实性的故事中,王小波基本上表达的是一种对枯燥生活的反抗情绪,而在第二层次中则带有浓郁的浪漫色彩:“我”到山东老家插队而“地方闭塞得很,人也很无知”,使我觉得“生活空虚透了”――失望;“我”意外碰上变为绿毛水怪的妖妖,她给我描述的神奇而又美丽的海底世界令我激动不已,“我”渴望服药之后也变成一名海怪――希望;“我”回来后高烧不退,被当作精神病人看管起来而无法赴约,最终没能加入绿毛水怪的行列,继续忍受空虚的生活――绝望。   《战福》讲述的是一个由人变狗的悲惨故事。战福辛辛苦苦盖起来的新房被哥嫂霸占,一气之下变得厌恶劳动、游手好闲――失望;小苏出现,战福在幻想中得到爱情并和小苏结婚――希望;这一切都被供销社其他   《这是真的》和《战福》一样也是人物变形的故事,但两篇小说的侧重点各有不同。《战福》把侧重点放在战福变为黑狗前的生活经历,揭露了战福由人变为狗的悲剧成因,而《这是真的》则把小说的重点放在文教助理员由人变驴的过程及变成驴子之后的遭遇上,有酣畅淋漓的讽刺意味。但是它的“失望――希望――绝望”模式也是非常明显的。文教助理员老赵仗着手中的权力,横征暴敛,胡作非为,广大教师和民众敢怒不敢言――失望;老赵变为驴后,终日劳作,苦不堪言,大家因此扬眉吐气――希望;原来一切只不过是南柯一梦,老赵还是现实中的文教助理员,而且比以前更加暴虐。在其他小说中,都是主人公对现实抱有失望之感,渴望另外一个理想的世界,最终由于理想的破灭而产生绝望之感,而《这是真的》不同之处在于,主人公老赵是反面人物,是造成现实不堪忍受的罪魁祸首,他变为驴子成为大快人心的“理想”,而最终他醒过来,人物和读者都意识到一切都只不过是一场梦幻,这时候产生绝望之情是在其他次要人物心理上的。   《地久天长》是王小波所有早期小说中篇幅最长的作品,也是在收入《黑铁时代――王小波早期小说及未竟稿集》之前唯一公开发表的小说。艾晓明曾经评价道:“对超乎性别的精神之爱的歌咏,还有单纯的叙述风格,这些都好像是向刚刚过去不久的青年时代的致意,浪漫诗情的致意”。②可以说,《地久天长》是一部典型的知青小说文本,在小说结构布局和叙述方式上都十分只稚嫩,也很严格地体现了王小波早期小说的叙事模式:“我”、大许和邢红作为知青到云南插队,生活十分枯燥,每天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而指导员蛮不讲理,肆意凌辱下乡知青――失望;“我”、大许和邢红三人产生亲密的友谊,一起劳动、游乐和承受批斗,期望“三人永远在一起生活”――希望;邢红得了脑瘤,在北京医治无效去世,“我”和大许各奔东西――绝望。   由此可见,“失望――希望――绝望”的叙事模式在王小波早期小说中作为一种相对固定的叙事范型得到了普遍的应用。提到模式,一般人总是将其理解为隐匿于现象组织后面的一种格局,一种框架,或者一种普遍遵从的规范,但是,之所以指出并探讨作家的叙事模式,并非指责作家依照某种固定的艺术模式成批地“生产”小说,而是力图说明作家的审美情感方式并非独一无二,在某种相对固定的叙事套路背后,蕴涵着作家深沉的艺术认知和审美。事实上,小说结构模式的艺术处理和审美情感模式功能密切相关:“小说结构并不意味着生活秩序确定如此,而是意味着审美情感按照这种秩序关照了生活。我们甚至可以在审美情感活动的意义上对小说结构的过程加以重述:在纷纷攘攘的现实世界中,审美情感发现了某些现象所包蕴的特定意蕴。审美情感将这些现象置于视野中考察,并且在这种意蕴的带动下重新关注现实。于是如同破译了生活中的一种密码,一连串与这种意蕴相关的形象联翩而至,逐渐聚合为形象体系。我们甚至可以这么说:小说结构正是作家的审美观照在叙述过程中的一种现实展开。”③事实上,“失望――希望――绝望”的叙事模式的选择并不断强化,正是其内心审美意识的烛照和外化形式。王小波之所以在小说中一再采用“失望――希望――绝望”的叙事模式,使之成为带有个性化的独特标签,充分显示了其思想深处的痛苦与无奈。   在中国当代作家中,王小波的经历异常复杂、坎坷。少年时代的王小波像当时大多数同龄人一样,身上流淌着理想主义的热血,为了建设崭新的社会和实现全人类解放的光辉理想,甚至放弃了较为舒适的干校锻炼而自愿远赴云南边疆,希望在艰苦的自然条件下“练一颗红心”,战天斗地。然而崇高火热的理想和触目惊心的现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王小波们想象中的革命、奋斗等天真的信条被残酷的生活击得粉碎。大量匪夷所思、荒谬绝伦的事件纷至沓来,强烈地冲击着王小波敏感的神经。严峻的生活体验使王小波真正走出了被长期灌输的浪漫化的革命想象,在不堪承受的苦难面前开始对生活的真谛展开痛苦的思索。回顾自己的插队经历,王小波和梁晓声、张承志等作家不同,在他心底涌起的不是崇高与悲壮,激情与自豪,而是一种自始至终受愚弄的感情,一种油然而生的“行货感”。这一切给作为“觉醒者”的王小波带来强烈的精神痛苦,同时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深深的焦灼之情。所以,在小说中王小波一再选择“失望――希望――绝望”的叙事模式,作为作家组织情节的“隐性基因”,对个体在特殊政治时代艰难的处境和体验进行生动的展示和描绘。   很多评论者都把王小波定义为一位理想主义者,其一生都在追求爱与美,但同时他又是一位深沉的悲观主义者,从早期小说开始,即反映了一种深入骨髓的绝望与悲凉。《绿毛水怪》《战福》《这是真的》《地久天长》这批小说,虽然构思未必圆熟,但已充分显示了王小波在20世纪70年代残酷现实面前思想意识深处的痛苦和无奈:人活在世界上,应该充满理想诗意的栖居,但理想总被外部世界的强力破坏或摧毁,诗意的世界似乎永远无法抵达。这种绝望之情在《猫》中更是达到了极致。在“猫”眼中,世界仅仅包括“一条窄窄的通道,两边是万丈深渊,而两端是万丈悬崖”,除了坐以待毙之外,无法可施。显然这也是王小波眼中的现实世界。这种绝望情绪也在其以后的创作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进入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创作,无论是人世还是人情,都抱以低调的悲观的态度”④。   对小说创作而言,作家采用一定的结构模式最终是为了表达一定的创作意图,处于其中心的是作者全部的情感体验和审美蕴藉,问题是这种体验的丰富性使它具有不同的表现途径,同样也制约着小说叙事文本的构成。选择何种合适的叙事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小说文本是否具有丰富的解读可能。70年代的王小波在创作上非常娴熟地运用“失望――希望――绝望”的叙事模式,借以表现个人对那个年代的独特认识和体悟,虽然让人印象深刻,但在一定程度上似乎也预示着作家在艺术创新上的某种“困境”。好在进入八九十年代的王小波并没有裹足不前,在创作中以相当的勇气打破了情节模式的窠臼,沿着内心活动的次序组织各种形象片段,返照人物的情感过程和意识波动,以崭新的方式揭开了内心世界的广阔图景,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小说叙事技巧的从容跨越。   注释:   ①③南帆.小说艺术模式的革命[M].北京:三联书店,1987:3、23~24   ②④艾晓明、李银河编.艾晓明:《浪漫骑士――记忆王小波》[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318   :   [1]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2]王毅.不再沉默――人文学者论王小波[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   [3]〔美〕艾布拉姆斯等.二十世纪文学评论(上)[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4]张伯存.躯体 刑罚 权力 性――王小波小说一解[J].北京文学,19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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