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襄的监察理论及其监察思想践行

蔡襄的监察理论及其监察思想践行 　　宋代沿袭唐制，中央检察机关称为御史台，其监察主要由谏官的谏诤制度和御史的纠弹制度两部分组成，下面是搜集整理的一篇探究蔡襄监察理论的，供大家阅读参考。 　　北宋名臣蔡襄，生于仙游枫亭，19岁中进士步入仕途，57岁为母亲守制时病逝家中。在37年仕宦生涯中，他担任中央监察御史及地方官职，有一套较为完整的监察思想及其实践。蔡襄监察言行虽距今千年，且是维护封建统治的，但今天重温它，对于认识监察制度及其反腐倡廉的必要性有其实践意义，对当前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党的路线教育有启迪借鉴作用。 　　一、蔡襄的监察理论 　　宋御史所属三院，台院有台院侍御史，殿院有殿中侍御史，察院有监察御史。蔡襄任监察御史和言官等，长期官宦生涯，造就他的监察思想内涵极其丰富，主要表现在监察主张、反腐倡廉言论，以及选贤任能、轻徭薄赋和谨财节制等主张与言论上。 　　1.监察方面的主张 　　宋代沿袭唐制，中央检察机关称为御史台，其监察制度主要由谏官的谏诤制度和御史的纠弹制度两部分组成。谏是规劝，诤是直言。谏诤是对君王或上司提规劝性言论。到宋代谏诤的范围有所扩大，它除了继续掌有对人主谏诤权外，又新辟对百官违失的监察。对此蔡襄十分清楚，因此他步入仕途不久，就参与谏诤活动。 　　庆历三年(1043)，朝廷任用忠直之士王素、余靖、欧阳修等人为谏官。蔡襄感到言路已开，虽然当时还在馆阁校勘任上，职微言轻，但他仍大胆向仁宗皇帝上了《言增置谏官书》，先肯定增置谏官的意义：“以广言路，此陛下为社稷生灵大计也。” 　　又疑虑正直的人任谏官能否长久，皇帝能否始终如一地听谏，于是提出了言谏制度的根本问。“任谏非难，听谏为难，听谏非难，用谏为难”。他认为最难的是纳谏。主张皇帝要采纳谏言，否则谏官形同虚设。其次，鉴于谏官的特殊位置和职权，“忠诚刚气”之人容易触忤权臣及既得利益者，易招邪人的攻击和刁难。蔡襄很有远见地分析攻击谏官的三种罪名：“好名也，好进也，彰君过也。”对投机取巧的谏官，“事之难言者则喑而不言”。蔡襄给予批判，建议皇帝“擢官必自主之”。尔后又在《明谏》一文中重申：“为谏之难，非进谏之难，难乎人主听而用之之难也;”“纳谏不必皆用，辨是非则妄言息而忠言进矣。”劝仁宗要善于纳谏，并择善用之。 　　御史的纠弹监察，这是宋代新辟监察百官违失的谏正之议，蔡襄非常重视，他认为监察弹劾官吏，就是检举各级官员的失职、渎职及其他罪行。 　　谏官的职能更加广泛，任务也更艰巨，以三省至百官违失为谏诤对象。对此，蔡襄首先重视御史官的选择，他认为御史台官员应有“鲠正之志”，才能纠弹奸慝，肃正纪纲。他在为皇帝拟就的《尚书都官员外郎郭中锡可侍御史制》制书中就指出：“御史府之职，正纪纲，绳愆缪，外以肃官师，内以献忠谠，名为清要，固难其材。” 　　[1]卷九并对当御史台属官多不称职状况，向皇帝状奏《乞令御史中丞举属官状》，上言：“御史，纲纪之地，官属选用，宜得实才。其不称者，臣请黜之。”并主张由御史台长官御史中丞荐举属官，“臣乞御史台官属只下御史中丞荐举，宽其资限之格，资深者为御史，卑者为里行。 　　若能称职，亦是官守之常，不必过有升陟。或不称职，可并举者坐之，则朝廷有责任之方，风宪有得人之美”。[1]卷二十一这样既可使御史台得到人才，又可使其责任专一，职责分明。 　　宋代的监察制度有个重大改革，就是在御史台置言谏御史，让御史兼言谏之职，蔡襄极表赞同，他在为皇帝作制书中指出：“宪台之职，弹治百官，分决诏狱。昔我真考，特置言事御史，颛持诤议，所以甄录材美。”[1]卷十一言事御史的设置，为台谏合一开了先河。 　　为解除谏官的后顾之忧，蔡襄还向皇帝上了《乞不令中书出谏疏宣示札子》建议朝廷，谏官论列官员的奏疏须保密，不可出示与当事人。 　　2.反腐倡廉的诤言 　　蔡襄所处的时代是北宋王朝由盛转衰时期，主要表现在朝廷存在冗官，冗兵和冗费三大问题以及辽、西夏威协边境的安全。冗官使官僚机构臃肿不堪，运转不灵，官吏冗滥文恬武嬉，结党营私，勾心斗角。“近臣苟进，党附相倾，百官臣僚，目相诋讦”。 　　[1]卷二十三贪官污吏的存在，造成政事废弛，政风败坏，道德沦丧，世象日恶，产生许多不良的社会风气与腐败现象。面对时艰，统治者却病体恹恹，缺乏生机;冗兵使兵卒数量剧增，却缺乏训练，战斗力低下，且“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兵不知将，将不专兵”，[1]卷十八上下隔阂，指挥不灵。在与辽夏作战时每战皆败。 　　冗官、冗兵带来冗费，造成国库虚竭，入不敷出。宋王朝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就不断向农民增加赋税，造成农民负担加重。同时田赋不均，“豪强形势者，田多而税少，贫弱者地薄而税重，由是富者益富，贫者益贫”。[2]而统治者还遗使到各地“取索钱帛，以供公上”[1]卷十八，给人民增加沉重的负担。腐败的政治、孱弱的军制、匮乏的财政，带来“夷狄侵侮，生民重困”[1]卷二十三的严重局势。 　　面对岌岌可危的政局。没有进行改革，推行新政，势必走向衰亡之路，这不仅是蔡襄等人的看法，就是统治者内部，也意识到没有改革的危机。仁宗皇帝忧心忡忡，忍垢蒙羞，慨叹“大臣无一人为国了事者”。迫于无奈，不得不在庆历二年(1042)五月诏令三馆臣僚条陈政见，希望从臣僚条陈中找到拯救国家的办法。蔡襄怀着忧国忧民的拳拳之心与强烈的使命感，痛陈天下困弊至危，呼吁朝廷更张救其患，力主社会改革，扫除腐败现象。他认为要挽救危局，必须从当权者做起，整顿吏治，反腐倡廉，“贪脏者废之，清廉者奖之”[1]卷十八。在施政中，要完善监察机制，造就廉洁自持，取信于民的好官，培育勤政为民的官风。蔡襄是时虽然还是个馆阁校勘，但他能识大体，积极配僚，提出许多颇有见地的建议，其中较有份量的是庆历三年(1043)向仁宗进呈《黼扆箴》。 　　这是一组13篇文章，包括政治、择官、军事、财政、君主作风等方面。政治上提出“跻俗于礼，肃治家政、好问益广、恩赏无私、威福是守、法令必信”等主张;选择人才擢官上，提出“任材以宜”和“去邪勿迟”等主张;军事上提出“兵连虑危”，认为“官名既正，则将权可专;将权可专，则练军必实，练军必实则所用之兵必寡，……以守则固，以战则胜”。唯如此，才能得到兵精马强，又可去去冗消费，一举两得。这一建议立即得到仁宗采纳。财政方面，提出“利急思困”，主张“上下两济，公私两行”;君主作风方面，在《黼扆箴》中，几乎条条都涉及君主作风，蔡襄在此拳拳告诫才智平庸、优柔寡断的仁宗，内宠既多，应“严肃莅之”，不可闭目塞听，要“好问益广”，善听能断。在“听断不疑”中，提出“人主但务博采兼容，而要之断也”。 　　要善断须“讲仪礼要，广接群臣，询访时事。聪明益至，处置自精，何患断之不审也”? 　　这份《黼扆箴》，蔡襄以一个改革家的雄才大略、聪明才智条陈时弊，规谏仁宗居安思危，任贤却邪，公正守信，励精图治。蔡襄还一针见血地提出：吏治的混乱与腐败，根源在北宋朝廷实现“磨勘法”和“恩荫制”，结果造成“奇材异绩，不闻奖拔;贪墨昏耋之人，曾经免罢责罚，……使天下贪廉混淆，善恶无别”[1]卷十四。蔡襄建议取消“磨勘法”和“恩荫制”，肃贪反腐，制之以法，兴利除弊，振肃朝政。 　　3.轻徭薄赋，勤政节用的建议 　　反对横征暴敛，主张轻徭役、薄赋敛、勤财用、善节制。这是蔡襄廉政监察思想的一部分。他提出限制统治阶级的欲壑奢望，希望上自皇帝下至各级官员，务须廉洁自律，勤政爱民，做到“实惠天下，以利百姓”。他回顾历史上诛求苛制的情况，提出“自古剥下无厌而民不乱，诛财无已而国不危者，未之有也”[1]卷二十二，建议国家财政收支、赋税轻重应有规划，要有节制，不能无原则地滥支滥用，要注意民众的承受能力，注意减轻人民的负担，剔除一些不良现象。禁奸豪、宽民力。“蠲赋税，均借贷，省配敛，赈流移”[1]卷十九。 　　蔡襄针对当时社会“薄礼义、厚财利”及大臣们“相竞广市田宅，争求重利”[1]卷二十三，各级官吏以权谋私曲狱受贿，豪富之家纵欲相矝、奢侈无度等不良风气和腐败现象，进行深刻揭露和批判。提出扭转风气消除腐败，必须“跻俗于礼”，“立经制、兴礼让”，“兴儒学，敦教化”。朝廷须“明令戒谕”。主张通过儒家思想道德的约束力和国家法律制度的强制力相结合，从正面教育与适当制裁并重原则，进行自我节制来匡正鄙俗，扫除腐败，拯救时弊。 　　在经济管理上，他认为应该“勤财用”，建议朝廷要遵循“较天下盈虚出入，量力以制用”的原则，去冗消费，节省费用，希望朝廷倡行“俭约之法”，惩戒浪费之失，节制不必要的开支，必以边事为忧，必以苍生为意，不可枉费无用。对于贪污国家财物之人，要实行惩防并举的方针，既要严惩不贷、不能手软，又要注意防微杜渐，加强约束，防止赃官恶吏侵吞国家财产。 　　二、监察思想之践行 　　蔡襄不仅有一套系统的监察思想，而且还身体力行义无返顾地践行。他发表言论，侃侃而谈，不管在监察官任上，或是非监察任上，都始终如一贯彻他的监察思想。 　　1.谏官任上的敢作敢为 　　庆历三年，仁宗在天章阁召辅臣条陈奏国事。 　　是年三月，仁宗“特增置谏官四员以补圣聪”。四月增补蔡襄为秘书丞、集贤校理、知谏院，任谏官。 　　蔡襄带着忠直的秉赋，与欧阳修、余靖、王素一同进入谏垣，从而拉开庆历新政的序幕。 　　庆历新政是宋代第一次改革，“开直言，旌谠论”，用开拓言路来澄清史治，以正确的舆论来督促，约束统治者本身言行，以稳固其统治地位。 　　进入谏垣是蔡襄政治生涯中最光辉的一页，蔡襄及其同僚不辱使命，立即投入谏诤活动，他在谏垣上办的第一件事就是上疏要求彻底解除奸相吕夷简的职权。 　　吕夷简任宰相20多年，压制忠良，进用朋党，专事姑息，大坏纪纲，导致宋政权内忧外患。一个月前已由章得象、晏殊代替，但他仍以司徒资格，预议军国大事决策，两府大臣还常到他的家里商量政事。对吕夷简这种干预政事的恶劣行为，蔡襄深为不满，他上疏《乞罢吕夷简商量军国事》，从吕夷简任职时“屡贬言者、廉贪不分、好大喜功、善恶无别、务取人情、屡战屡败、无制敌之术”等方面，一针见血地指出吕夷简七大罪状。指出：“夷简出入中书且二十年，不为陛下兴利除害，苟且姑息。以致事事隳坏如此。”吕夷简如此不材不忠，还“乞令政府一两人至家商议大事，正验夷简退而不止之心也”。因此，应“罢商量军国大事，庶使两府大臣专当责任，无所推避”。 　　蔡襄的这一奏章，不仅直指吕夷简误国害民的罪行，也可以说是对仁宗前期朝政的一个总结，揭中要害，振聋发聩，面对蔡襄等谏官的无情揭发，吕夷简不得不放弃实权，于庆历三年(1043)三月结束了擅权20年的宰相生涯。但是任何一个顽固分子总是不肯轻易退出历史舞台，同年九月老奸巨滑的吕夷简又以大尉身份致仕，蔡襄等谏官发挥打落水狗的精神，再上疏《乞降吕夷简致仕官秩》，虽然无下文，但谏官们敢于连续弹劾这个老奸相，足见其赤胆忠心与勇气。 　　蔡襄等谏官劾罢第二位宰执是副相王举正。 　　王举正“材能最下，久忝大用，柔懦缄默，无补于时”。[1]卷十四蔡襄上奏《乞罢王举正用范仲淹》，恳切希望仁宗“发乾刚，出圣断，退举正，用仲淹，以答天下之望”。[1]卷十四懦然不称职的王举正，实际也适应不了即将开始的庆历新政，终被罢免参加知政事之职。 　　第三位被蔡襄、欧阳修等谏官劾罢的宰辅是晏殊。晏殊是蔡襄、欧阳修的师座，襄、欧两人应举时都对晏殊行过礼，称恩师。虽为恩师但却无法改变晏殊的政治立场和贪侈作风。晏殊弄权误国，平时很少时间处理国家大事，更多是献喜宾客，过着奢华生活。如此挥霍无度，怎么不取无义之财呢? 　　平时，蔡襄对晏殊这种行为多有异议，师生间的矛盾日益公开化、尖锐化。晏殊对欧阳修、蔡襄的舆论斗争也逐渐产生鄙视和厌恶。他捺不住了，借口河北军务需要，欲把欧阳修从谏垣调离。眼看舆论阵线将被削弱，蔡襄等人也急了，开始全面揭露晏殊的罪过，包括他在商业、交通等方面霸占官地、役勤兵民、盖房僦贷、殖货规利、营私肥已等等，都给予暴露无遗，写进奏状，在蔡襄等人多次弹劾下，晏殊于庆历四年(1044)九月罢相而去。 　　蔡襄等谏官在谏垣上不仅弹劾炙手可热的三位宰相，还毫无气馁地继续弹劾贪婪、秽恶的权臣恶吏，其阻力与艰难，不亚于奸相。宋代某些当权的宰相，往往凭持职权，培植私人势力，如吕夷简擅权20多年，屡屡进用私人，因而退休之后，其子弟、门生、依附者、仆从等，仍利用他的社会关系，大肆活动。章得象、晏殊两相也不例外，所以随着蔡襄等一批谏官地位的确立，诸谏官一方面要弹劾贪赃恶吏及不称职者，如李淑、梁适、吕公倬、魏姜等人，一方面要设法割断这些人背后社会关系网络。 　　李淑是徐州人，李若谷之子。梁适是山东人，内翰梁颢之子。这批人狼狈为奸，为人奸滑贪诈，曾被朝野路人斥之为“三尸五鬼”。他们又颇富才具，或阿附于吕，或阴结于阉，为仁宗所宠，蔡襄等谏官直言批评仁宗宠之不当。又如吕夷简长子吕公绰，曾在职位上丢失400多枚编钟，事故严重，却无妨碍其晋升。如此恶吏还在横行，蔡襄等谏官向仁宗上了《论李淑梁适奸邪》的奏章，指出“奸邪不去，正人退缩，此正可痛心也。李淑梁适皆有实罪……愿陛下为社稷为生灵留意，幸甚”。奏章最后表明心迹：“臣力指奸邪，世人以臣不思后患，为臣寒心，笑臣愚鲁。臣自知甚明。苟利国家，岂顾后患哉?臣不爱身，唯忧朝廷不即施行耳。” 　　“尽言尽谏，不顾权贵”，“究民利益，察吏善恶”。尽心尽力，尽职尽责，充分表现蔡襄作为谏官，为了驱邪，以利国家，不顾个人自家性命的坦荡胸怀和高尚情操。 　　2.仕宦生涯中身体力行 　　蔡襄在仕宦生涯中有相当部分监察言行，体现在他的民本思想领域。他认为人民大众是发展生产、推动社会前进的主要力量。施政者必须尽一切能力为老百姓的安居乐业着想。自庆历三年(1043)春开始，各地相继发生旱灾、蝗灾、地震及日蚀等，一时人心惶惶。皇室、豪门贵幸和一些官僚，对灾害给人民带来的苦难，视而不见，听而任之，还大兴土木，歌舞升平，过着奢侈的生活。蔡襄与余靖等人连上四篇《言灾异》奏疏，指出“灾变之来，实由人事”的要害，“数年以来，天戒屡至”。 　　“救患之方，莫若原其致灾之本，致灾之本，由君臣上下之阙失也。阙失之事，臣等敢次第言之，陛下不专听断，不揽威权，使号令不信于人。恩泽不及于下，此陛下之失也。持天下之柄，司生民之命。无嘉谋异议以救时弊，不尽忠竭节以副任用，此大臣之失也。朝有阙失而不能救，民有疾苦而不能达，陛下宽仁少断而不能规，大臣循默避事而不能斥……此臣等之罪也。”对当时频繁的天灾联系到人事，提请朝廷关注社会的种种弊病和危机，采取措施加以消除。 　　蔡襄为了社稷的兴盛和庶民的福利，冒着丢官下狱的风险，直言上疏极谏，其不畏权贵、不计个人得失的爽直刚正的言行，让闻者悚然，观者敬悚，令人扼腕赞叹!虽然这些奏疏未全面被采纳，但蔡襄能这样直言不讳地批评皇帝与大臣，其为国为民的耿耿忠心，苍天可鉴。 　　从济世安民的思想立场出发，蔡襄还十分注意吏治整顿。他认为贪官脏吏，“凭恃官威，因缘为奸，求取脏贿，以曲为直”。[1]卷十八他知泉州时，对晋江县令章洪之依仗伯父章得象宰相的权势，为所欲为，欺压百姓。蔡襄到任后，通过微服私访，掌握章洪之的罪恶事实，上报朝廷批准法办。之后蔡襄还引导龟湖塘四周百姓居民制订一套用水塘规。 　　解决了被章洪之拖延了多年的水利纠纷，使当地粮食生产“常常二三倍于他乡”。 　　蔡襄认为济世安民应从关心人民疾苦入手，他想方设法减轻人民负担。漕闽时他视察兴化、泉州汀州、漳州，耳闻目睹当地民众的困苦生活，便向仁宗上疏《乞减放漳泉州、兴化军人户身米札子》。身丁米是历史遗留问题，漳、泉、兴化三郡官府变换手法，把交纳现金的身丁锐改为身丁米，并用官斗订正，增加税赋。真宗朝已诏减了，但此三郡身丁钱被折为米依旧交纳，蔡襄看到三郡人民的悲惨生活，特上疏请求减免身丁税，在蔡襄等人努力奔波下，终获准诏减。他不仅关心民众生活，也同情地方军兵厢军的生活，是时闽地被派往广东、广西驻防的厢军，多是贫苦饥民。路途遥远，水土不服，许多人染瘴毒，又得不到治疗，军人伤亡大半，因而每次新兵出发，与其父母、妻子决别，哭声盈野，惨景难忍。蔡襄非常同情军人处境，他上疏仁宗《乞厢军屯驻广南只于此近军州节次那移对替札子》，向仁宗建议：“只乞于近比州军节次那移对替，年岁升之，存救人命，不可胜计。”这一请求获仁宗批准，此后福建厢军改在附近州军屯驻和更戌，避免了许多士兵的无谓死亡。 　　在济世安民上，他注意监察发展地方经济、关心民众生活。他任地方官期间，重视兴修水利，保证农田灌溉。在知福州任内，命属县疏导渠浦，扩大水利灌溉。嘉佑二年(1057)冬，据闽、侯官两县不完全统计，疏导浦渠245条，长度达二百几十公里，受益耕地在三千六百公顷以上。 　　任福建转运使时，恢复莆田五塘水利尤为突出。兴化平原原有胜寿、西冲等五处古水塘，退盐咸，保灌溉，受益面积达一千余顷，农户计八千余家。仁宗天圣、宝元年中，形势户陈清等请修建秋芦以续灌溉，废五塘为湖田。结果原灌区农田年年干旱，只有一百多顷湖田，三十余家官户、形势户得利。蔡襄察知民隐，断然奏请恢复五塘，废湖田，兴水利，为民造福。在泉州，他鼎力支持建造洛阳桥，在海湾开阔、撑渡不易的万安渡架起桥梁。“长虹卧波人争越，闽海四州变通途”。同时，他还令人从福州到漳沿途州县干道两旁种植松树，民谣赞曰：“夹道松、夹道松，问谁栽之，我蔡公，行人六月不知暑，千古万古摇清风。” 　　三、蔡襄监察理论的当代价值 　　从中国古代治国的理念来看，历代统治者都有一套监察制度，以监督其治国方略的实施，只是各朝君主听谏与纳谏的态度不同，以及执行监察的监官负责与否，结果截然不同。贤明的君主有听谏和纳谏的胸怀与雅量，能倾听谏言治理好国家，造就天下升平;昏君听不进忠言，其朝政就弊端百出。而谏官也有责任，谏官忠直与否，其谏诤的言行直接影响时世升平与混浊。蔡襄、欧阳修等一批谏官处于北宋仁宗朝，仁宗皇帝在历史上不算昏君，他也想治理好朝政，只是智慧平庸，制定不出高超的治国方略，他任命蔡襄、欧阳修这批清廉刚正的谏官，为其出谋献策，才有“谏官风采倾天下”昙花一现时期。蔡襄在察院担任谏官以及他所演绎的监察言论，形成一套较为完整的监察理论，他所参与的监察实践，造就鲠亮正直的谏官形象，直声震朝野，在北宋历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蔡襄监察言行迄今千年，今天看来，还闪烁着时代光芒，还具有积极进步的意义与时代价值。现归纳以下诸方面供借鉴。 　　1.刚正不阿的精神 　　蔡襄作为朝官不仅没与丑恶势力同流合污，而且往往因腐败问题拍案而起，加以揭露，与之斗争，矛头集中对准官场的黑暗与腐败。升为谏官，他在谏垣上大胆揭露正在得势的奸臣吕夷简、王举正、晏殊、李淑、梁适、陈执中等。揭露攻击正在得势的奸臣，就如委身以伺虎，多会被虎所咬，轻则受伤，重侧致命。而蔡襄不顾身已安危，不断发起对得势奸臣的攻击，今天看来，其对恶势力不畏权势的刚正不阿精神，还值得赞扬，值得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指出：“我们所说的不论什么人，不论其职务多高，只要触犯了党纪国法，都要受到严肃追究和严厉惩处，决不是一句空话。从严治党，惩治这一手决不能放松。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既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法违纪案件，又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要坚持党纪国法面前没有例外，不管涉及到谁，都要一查到底，决不姑息。” 　　[3]中国共产党在中华大地上执政半个世纪多了，历届中央领导都提到反腐倡廉，但从来没有像一届中央领导放这样的狠话，这说明新一届党中央已看到自身存在的问题，唯有挥起铁拳猛打，才能保住社会主义江山永不变色，外电评论：“中共反腐铁拳打到贪官痛处”———至2013年底，全国有18.2万党员干部受到查处，其中高官31名，[4]2014年1—5月份，又有省部级高官落马10名[5]。 　　2.敢于直谏的勇气 　　直谏多是对上司或最高统治者而言。作为谏官，敢不敢向最高统治者提出不同意见，甚至直指其过失，这是区别监官忠直与投机取巧的试金石。 　　蔡襄在整个谏垣上的可贵之处，就是敢于进谏，讲真话。讲真话谓之忠言，忠言必然会暴露社会的阴暗面，会得罪人，令人怨恨。实际上人主有过失，谏官最近密，如果谏官不尽言，人主从何而知变更呢?蔡襄在向统治者上的奏疏里，如《黼扆箴》《言灾异》《别疏》等，都毫不隐匿地直指君主，如说到灾异就直指“君臣上下之阙失也”。在专制社会里，人们往往只能有一种思想方式和讲话方式，官场更是如此。蔡襄这些锋芒毕露的谏官，有时会冒坐牢杀头的灾祸，但他仍然义无反顾地勇往直前。 　　蔡襄的言行，激起人们的反思，也给人们启迪。作为千年之前的封建时代官僚，能为国为民大胆谏诤;一千年后，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中国共产党人，还有什么丑恶现象不敢揭露，还有什么腐败现象不敢抨击?大家要有蔡襄敢于直谏的勇气，发挥正能量。“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坚决反对一切消极腐败现象，坚决不搞特权，始终保持共产党员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要深入抓好反腐倡廉工作，坚持有案必查、有腐必惩，任何人触犯了党纪国法都要依纪依法严肃查处，决不姑息，党内决不允许腐败分子有藏身之地”。[6] 　　3.关心民瘼的情怀 　　人民是国家主体，是执政者的衣食父母。“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历代统治阶级，贤明的为国家昌盛富强、人民的幸福安康着想;腐朽的只顾自己享乐，不管人民死活，这是监官监察之职，是衡量监官好坏忠邪的。蔡襄是监官，首先他是“一位堂堂正正的君子，是个贤者，人格之师”。“他一生关心民间疾苦，时时处处为民众着想。”“古往今来，大凡受民喜爱的官员，多半是敬业而爱民者，多半是智者仁者。智者虑事非在一日，而在百年;仁者用心不在一已之便安，而求有益于国计民生”。[7] 　　蔡襄正是这样的人，他作监官，讲治国平天下之术;他任地方官，怀忠心爱民之诚，求裕民之福。他一生赢得人民的喜爱与敬重，这是很自然的。 　　千年前蔡襄的言行，正是我们共产党人所倡导的。听习总书记《在河北省阜平县考察扶贫开发工作时的讲话》中讲到一段话，字字句句暖在心头：“对各类困难群众，我们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时刻把他们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关心他们的疾苦，千方百计帮助他们排忧解难。郑板桥有一首诗写道：‘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我们共产党人对人民群众的疾苦更要有这样的情怀，要有仁爱之心、关爱之心，更多关注困难群众，不断提高全体人民生活水平。” 　　这是共产党人的心声，治国安邦的良药，“实干兴邦，空谈误国”。[6] 　　4.勇于伸张正义的人格 　　蔡襄所以赢得“前无贬词，后无异议”的赞誉，是他生前除了揭露抨击官场腐败，还由于他常为受冤的贤人鸣不平，试举几例：范仲淹、余靖、欧阳修、尹诛因坚持正义而被贬，他称之为“四贤”。他写的《四贤一不肖》诗名动京师，为千古绝唱。 　　《乞用韩琦、范仲淹》奏议，作出“讲贤退邪”的着名论述：“君子进则天下泰，小人进则天下否，一邪退则其类退，一贤进则其类进;众邪并退众贤并进，而天下不泰者无有也。”如今有口皆碑。 　　当殿冒死诤救唐介，震惊朝野。监官唐介不避权贵，攻击宰相文彦博，触怒皇帝，贬去春州。蔡襄奋起拯救，在仁宗盛怒之下，举朝无人敢进诤，唯独蔡襄，以右正言身份，敢于冒死趋前，“苟利国家、岂顾后果”。令当朝百官赞叹不已。 　　南京孙沔以罪谴谪，处分太重了，蔡襄为之辩护，建议“湔洗拂拭，有所任用”;南京吕泰因犯法而被降官责废，蔡襄为之辩护：“事出仇人，情轻法重属冤枉，应矝悯”。 　　伸张正义是我党一贯作风，解读蔡襄勇于伸张正义的言行，光明磊落的人格，更加坚定了人们为人民伸张正义的信心和勇气。 　　蔡襄是中华民族史上的优秀人物，在封建专制年代给民众透出一道亮光，其监察思想犹如一把利剑，在当时直接刺痛贪赃官员，今天，它还在闪光，对反腐倡廉不无时代价值：它威慑、打破腐败官员“杀头不要紧，有钱就是真，栽了我一个，幸福几代人”的美梦。它告诫人们，反腐倡廉长抓不懈，拒腐防变，警钟长鸣，这就是蔡襄监察思想的当代价值。 　　： 　　[1][宋]蔡襄.蔡襄全集[M].陈庆元，欧明俊，陈贻庭，校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 　　[2][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卷63[G].北京：中华书局，1987. 　　[3]新华网.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EB/OL].(2013-01-22). 　　[4]参考消息.境外媒体：中共反腐铁拳打到贪官痛处[EB/OL].(2014-11-18). 　　[5]半岛都市报.5个月10名省部级高官落马[EB/OL].(2014-06-02).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论群众路线———重要论述摘编[EB/OL].(2013-07-08). 　　[7]林其泉，陈慰锭.试论蔡襄的官德[C]//林怡瑞.蔡襄学术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福建省蔡襄学术研究会纪念蔡襄诞辰99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75-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