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企业对中国商业文明的影响(1)

外资企业对中国商业文明的影响(1) [摘 要]本文认为，外资企业尤其欧美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给中国商业文明带来冲击的同时，有积极的影响，表现在：促使中国政企关系法制化；其企业内的民主平等和规范管理使內资企业效仿；其企业社会责任理念带来新的商业伦理。研究外资企业对中国企业文化的影响，对中国商业文化融合和进步有意义。 　　[关键词]外资企业；商业文明；政企关系；民主管理 　　 　　广义的商业文明是工商企业在人类社会历史实践中的进步状态。经济发展水平决定工商业发展水平，而工商业发展水平和商业文明的高低又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化程度高低的标志。 　　随着外资企业的进入，中国商业文化实际上变成世界文化的多元共存体，中西企业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并存。西方尤其欧美在中国跨国公司的企业文化对中国商业文明的影响有积极的方面，也有消极的方面，本文着重其积极影响。 　　 　　一 外资企业的进入促使中国政企关系法制化 　　 　　从世界各国的情况来看，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以东南亚一些国家为代表的权威关系型。这种类型的政企关系的基本特征是政府享有很大的权力，而企业对政府的讨价还价能力极小，企业只有向权力行使者增加影响力来实现自己的利益。它也被称为“父子”关系。第二种是以日本为代表的关系依存型。其基本特征是，企业是独立的法人，政府通过对企业诱导和控制，也就是所谓的政策管理。它也被称为“手足”关系。第三种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规则依存型。它的主要特征是，政府主要通过制订规则来规范市场、约束企业行为，不存在直接的行政干预；政府在行使权力的时候，要以法律作为依据。它也被称为是“交警与司机”的关系。由于企业整体实力雄厚，与政府有比较大的谈判能力，形成企业与政府间的博弈关系。政府是市场规则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但企业是独立的市场主体，视政府为纳税人供养的公共服务机构，应该为企业及公民提供良好的服务。 　　进人中国的跨国公司尤其欧美公司将“交警与司机”的政企关系思维模式带入境内。 　　第一，它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政府，平视政府及政府公务员，倒逼政府及其公务员树立平等观念。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前，主要沿用苏联模式，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基本是权威关系型。政府及公务员视企业为被管理者。几千年“官本位”思想强化了政府的强势地位，企业和公民仰视政府，习惯接受政府的管制。外资企业则政府提供良好服务。 　　第二，外资企业在爽快接受政府的优惠政策和“超国民待遇”的同时，要求政府依法行政。优惠政策和“超国民待遇”好比地方政府招商引资奉送的礼品，但并不意味着政府与企业间的界限可以模糊。外资企业当遇到不合法的执法行为和行政行为(包括程序不合法行为)时，它通常拒绝。笔者调查的某外资企业在2004年1——3月政府评比高峰期，共接待政府相关部门组织的各种评比13次，参加这些评比都需要交费，少则几千元，多则几万元，但都被该企业拒绝。政府及行业协会组织的有偿培训全年平均每月有1次以上，也被拒绝。2003年6月——12月，共有政府各项收费、罚款88.91万元，这些罚款大多为工商管理、质量监督、环境保护、公共卫生管理、烟草专卖等部门所为，但企业据理力争，致使全部被减免。遇到难缠的“小鬼”，沟通失败时，企业通常会运用政府提供的申诉渠道，找上一级政府或负责投诉的部门解决。 　　第三，外资企业与政府间的博弈有正和博弈和零和博弈(或负和博弈)。有的企业遵纪守法，积极配合政府的各项工作，与政府及公务员之间保持平等合作的关系，但“君子之交淡如水”，企业不请客、不送礼、不行贿，没有公关经费。这种做法虽然在初期很难被理解，但外企坚持其文化，通过慢慢渗透使政府及公务员接受，政府与企业之间是正和博弈关系。有的企业与政府的博弈为零和博弈(或负和博弈)，而且通常以破坏中国法律政策为代价。其中一种表现为公开的对抗，包括违规开店、办厂；漠视《劳动法》，侵犯劳动者的权益；进行商业贿赂等等。另一种表现为钻中国政策法律的空子，如避税；利用中国法律和行政处置的弹性，与政府讨价还价。不管是哪一种，都急切地需要我国政府完善法制并严肃执法。伊桑，葛特曼的《失去新中国：美国商业、渴望和背叛的故事》一书出版后，引起人们对中国的外资企业的关注，讨论是什么导致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上失去商业原则。外资企业究竟是促进中国市场化的力量还是恶化市场环境的因素?是外资企业带来发达市场经济的商业文明改变着中国社会还是外资企业被改变?笔者认为，就单个企业而言，外企与政府间采取正和博弈还是非正和博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企自身的战略和企业文化。有遵纪守法带来新的商业文明的“羊”，也有漠视法律和政府规制的“狼”。但外资企业整体来说是促进中国市场化的力量，即便钻空子，也倒逼政府完善法治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