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知名史记人物之生存价值观

论知名史记人物之生存价值观 【导语】——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总会有一死，只是来的时间不同而已，我们无法左右它，但我们却可以选择。死与生只是一瞬间的决定，但面对它有很多人毅然决然的选择了死亡，为了尊严，为了国家，为了义气。他们死的光荣，也死得其所。当然也有选择生的人，他们为了自己的心愿，忍辱偷生，苟活于这个世界上，他们完成了自己的心愿，死后也同样光彩四射。【正文】无论任何时候，生存都是需要代价的。为了生存，有人透支了体力，有人绞尽了脑汁，有人抛洒了血泪，有人牺牲了尊严，有人抛开了良知，有人掷弃了亲情，有人出卖了肉体，有人最终沦为魔鬼的奴仆。生命的代价是沉重的。如果生存的代价是痛苦的纠缠，你是否会还甘愿选择生？如果安乐的代价是死亡的临降，你是还有勇气选择死呢？在生与死的夹缝中，你将会如何作出抉择？【与太史公的强烈共鸣——屈原】司马迁和屈原身上散发着一种共同的伟人气质：正直刚毅、不屈于权贵、洁身自好。所谓王道的昏庸及小人当道对于司马迁屈原而言不过是他们生活的一个社会大背景、是个衬托而已。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还是有很多人生活的很好，还是有人得意。前面已经提到，如果屈原就过普通王公贵族的生活，他的历史将会被改写。然而，屈原生来就是刚直不阿的君子，在其诗作中，他也常以“香草”自喻，在《离骚》中他高傲的写到：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乎此度？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与太史公殊途同归的生死观司马迁的名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道出了他对于生死的看法。司马迁对待生死是严谨的，对生死的选择也是理性的。在《报任安》中，司马迁多次明其受宫刑乃受辱之极致，也曾多次表现在面对这样的耻辱之后应该毫不犹豫的引裁自绝。然而司马迁“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世也。”他的隐忍苟活不是“贪生恶死，念亲戚，顾妻子”，因为在茫然天地之间，他已孑然一身，了无牵挂，无所眷恋。他的活乃为了著书立说“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在《报任安书》中写到“草创未就，会遭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每每读到此处，便肃然起敬。可以说一个人死很容易，有意义的活着才是真正困难的事情。司马迁放弃了轻于鸿毛的引裁自绝。选择了隐忍苟活。其勇气以及生的意志及动力都是常人所不能及的。可以说，司马迁的活不是生活性的，而是诗人性的。有很多人因为心中对艺术及理想的追求绝望而死，如屈原，也有人为了心中对艺术及理想的希望而活，如司马迁。这便是我要说的二人在生死观的殊途同归。从二人的选择上，屈原投江而死，司马迁隐忍苟活，其结果是背道而驰的，不联系二人的艺术追求，也不会有人愿意承认生死是一回事。然而将生死放到屈原司马迁身上的时候，却可以从此找出二者在对待生死的心理认同感。二者的生死都不能以简单的眼光去评论，屈原的死并不源于的生的怯懦跟畏惧。在《屈原贾生列传》中司马迁写到：屈原曰：“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曰：“夫圣人者，不凝滞於物而能与世推移。举世混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怀瑾握瑜而自令见放为？”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温蠖乎！”由此段引文我们可以发现，屈原并不愿意因世人皆浊而浊，因世人皆醉而醉。即使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屈原选择的依然是“清”和“醒”。所谓清者自清大概说的就是屈原吧。屈原一直以香草自喻，即使“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也不愿意“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这样的一个人，他的死我们能说是因为对生的怯懦么？如果说有诗人性自杀的存在，那么屈原无疑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可以说，司马迁对屈原生死的选择在心理上是理解并且认同的，甚至是崇敬的。如果用他自己的生死观来衡量的话。屈原的死则是重于泰山的了。然而，对这种重于泰山的死，司马迁是不能效仿也效仿不了的。若他学屈原选择了死，那么他的死同于蝼蚁，轻于鸿毛，没有任何意义。他所选择的是屈原宁死追求真理的精神，而不是其死的形式。可以说，司马迁在受宫刑之后，其心理是极其自卑的，在这种极其自卑极其受辱的情况下，司马迁仍然因为“草创未就，会遭此祸，惜其不成。”而隐忍而活，其精神也是诗人性的，难能可贵的。司马迁之生，乃为心中追求之希望，其生重于泰山，屈原之死，乃为心中追求之绝望，乃为洁身自好，其死重于泰山。一个选择诗人性生存，一个选择诗人性死亡，不是殊途同归又是什么？总之，通过对以上四点的简单，我们可以看出司马迁不仅在创作上受到屈原的影响，在思想上也是与屈原一脉相承。司马迁视屈原为榜样，两人虽处在不同的时代，但在创作上和思想上不仅心心相惜而且不谋而合。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说司马迁的《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李长之先生在《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一书中认为“司马迁就是第二个屈原”，他们都看到了司马迁与屈原心灵上的强烈共鸣。【项羽——悲情式的英雄】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不逝。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项羽《垓下歌》项羽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但也是一个悲情式的英雄。中国人向来喜欢以成败论人，但项羽是一个反例。在楚汉之争，项羽是一个败者，但无损其英雄形象，人们记住的是威风凛凛的西楚霸王，选择自刎来结束自己生命的英雄，不愿苟且偷生的顶天立地的人物。骄傲自满和过度自信、生性多疑输不起的西楚霸王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辱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杜牧《题乌江亭》结局是不可改变的，项羽最终还是自杀了。他把楚汉之争看得太重了，他把自己的名誉看得太重了，他把胜负看得太重了，所以他输不起这场战争。对故国过度留恋的游子从另外一个角度看，项羽是一个虚荣心极强的人。在他的深层意识中，带兵打仗就是为了求富贵，而不是为了拯救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富贵了，就要炫耀。这就是项羽打仗的目标。当然，虚荣心过度的膨胀，让失利的他无颜过乌江，从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对“勇武制胜”过度崇拜的屠夫百战疲劳壮士哀，中原一败势难回。江东子弟今虽在，肯与君王卷土来？—王安石《乌江亭》项羽热衷于带兵打仗，在《史记》中，就有大篇幅的描述。常年的征战，难免士兵不会疲惫，而且真正对项羽忠心的人又有多少呢？在陈胜起义时，项羽借机杀了郡守，“一府中皆慑伏，莫敢起。”在杀宋义时，“当是时，诸将皆慑服，莫敢枝梧。”从以上两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项羽向来是以“以武服人”，而不是“以理服人”。项羽东渡乌江后，又会有多少人会陪他东山再起呢？这是一个疑问。【管仲——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据《管子·大匡》等记载，管仲时代大体存在三种不同的生死观。其一，像召忽那样只忠于君主个人，为公子纠而生而死的观点。召忽说："百岁之后，吾君下世，犯吾君命而废吾所立，夺吾纠也，虽得天下吾不生也。"后来桓公借鲁君之手杀死公子纠，并打算起用召忽和管仲，召忽说："杀君而用吾身，是再辱我也。"他认为"死者成行，生者成名，名不两立，行不虚至"，于是"自刎而死"。其二，像管仲那样把个人生死与社稷存亡相联系的观点。管仲说："夷吾之为君臣也，将承君命，奉社稷以待宗庙，岂死一纠哉？夷吾之所死者，社稷破，宗庙灭，祭祖绝，夷吾死之；非此三者，则夷吾生。"后来公子纠被杀，管仲生还，当他确知桓公为振兴齐国而准备重用他时，说："应公之赐，杀之黄泉，死且不朽。"其三，所谓"君子"的观点。召忽自刎，管仲返齐后，"君子闻之曰：召忽之死也，贤其生也；管仲之生也，贤其死也。"纵观上述三种生死观，召忽不顾社稷、国家而为个别人而死，属于愚忠，显然不足取；"君子"们貌似公正，实则搞折衷，也不可取唯有管仲的观点，乃从国家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着眼，体现了其"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的价值所在。也正因如此，管仲才大难不死，东山再起，而建千秋功勋。【荆轲——知恩必报的侠义情怀】对于荆轲刺秦，秦史家各有各的看法，但可以肯定的是：荆轲刺秦体现了一种阻挡秦国继续攻打其他小国战争脚步的企图。无论是退兵之计也好，或仅仅是缓兵之计也罢，这应当是荆轲为解燕国之困，更是为所有诸侯国所做的最后一次努力。无论是否可以把荆轲拔高到一个英雄的高度，史为今鉴，至少我们今人可以从中感受到几千年来普通民众对强权的仇视。 荆轲不仅仅是刺客，他还是有政治眼光的，他曾提出帮太子丹联络诸侯，可惜没被接受，他也知道太子丹是个目光短浅的人，但是受恩太重，以当时的价值观而言，不得不以死相报。战国时期是社会上任侠最盛的时期，侠士们并无什么高尚的政治价值观和理想主义，也没有被现代人拔高的什么国家、民族、自由、正义至上的信念，他们只有知恩必报的侠义情怀和行为。他们不惜个人的生命而重视名节，讲究言必信行必果，一诺千金是他们的行为准则。因此荆轲才明知“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而义无反顾的赴秦践诺，才在刺秦王之际不瞬间杀死秦王而坐失时机酿成灭国大祸。那么为什么历代文史家们都对荆轲一片赞誉之词呢？这源于人们对秦王的偏见，汉是取代秦的朝代，其书史必定要极力贬低秦始皇，才能表明本朝的圣明，所以自汉司马迁《史记》始，中国史书都有沿着这一贬秦的思想，进而影响了后世无数文人墨客的诗词歌咏。那么荆轲的行为正好符合这一思想，荆轲自然就成会一名功败垂成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