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异概念与绵延概念的内在关联探析

延异概念与绵延概念的内在关联探析 　　对于德里达和柏格森而言，通过空间、几何以及基于空间的结构主义，都无法真正地揭示出变化、力量、运动的意义，以下是搜集整理的一篇探究延异概念与绵延概念内在关联的，供大家阅读查看。 　　德里达的许多哲学文本，都建立在对西方思想史重要人物的解读和解构的基础上，引用率最高的是胡塞尔、海德格尔、尼采等人。奇怪的是，翻阅一下德里达的着作，发现极少提到柏格森的名字，然而柏格森却是20世纪上半叶最重要的法国哲学家，对萨特影响很大。求学时期的德里达颇为崇拜萨特，因为萨特在哲学和文学两个领域都取得了非凡成就。德里达年轻时也曾讲授过关于柏格森哲学的课程，但在他后来发表的着作中极少提到柏格森。①而德里达早期频繁使用的延异概念，显然有着柏格森绵延概念的影响。国外学者从现象学的角度，曾论述过德里达和柏格森二者间的关系。②实际上，在德里达早期的文本之中，也曾有好几处引用柏格森的思想，当然，他同时也与柏格森拉开了距离。柏格森被归结为简单的形而上的对立，正如德里达所说：“在此，我们并不是通过某种简单的钟摆运动、平衡运动、反转运动，来将绵延与空间、质与量、力量与形式对立起来，将意义或者价值的深度与形象的表面对立起来。相反，反对这种简单的二项选择，反对在诸系列之中对这个或者那个选项进行简单的选择，我们认为，必须寻找新的概念和新的模式，一种避开这种形而上的对立的体系的某种经济学。” 　　这段引文来自于《书写与差异》中的首篇文章“力量与意义”(Forceetsignification)。显然，在上述引用的文字之中，绵延与空间、质与量、深度与表面、力量与形式，这些术语所影射的显然就是柏格森。而且，笔者还注意到，在这篇文章之中，德里达正是借助柏格森的绵延概念，来批判在当时刚刚开始流行的结构主义。接下来，通过对德里达的延异概念和柏格森的绵延概念的比较，我们认为，尽管德里达极少引用柏格森，但他的延异概念与绵延概念有着内在的关联，既对绵延概念有所继承，又是对绵延概念的批判性推进。 　　一、柏格森的绵延概念 　　在讨论《力量与意义》一文之前，我们先看看德里达所说的这些形而上学对立，在柏格森那里意味着什么。在笔者看来，这些对立并非德里达所谓的只是一种“抽象主义”,而勿宁是梅洛-庞蒂式的一种“重新观看世界的方式”,[2]一种想要通过“绵延的思”(penséeendurée)来把握实在的具体运动和世界意义的原初生成的一种努力。 　　柏格森在其第一部着作《论意识的直接材料》①中，首次提出了“绵延”(durée)的观念，这是柏格森哲学的起点。在这本书中，通过关于多样性(multiplicité)概念的探讨，引出绵延概念。柏格森区分了物质对象的多样性和意识状态的多样性：前者是某种空间之中的多个对象的并置，其数目是可计算的。而计算这一行为已经隐含着一个前提，即存在着一种均匀、单质的空间，从而陈列多个位置各异的对象。两个不同的对象，不能占据空间的同一个点，而是互不渗透的。在物质多样性观念中，人们倾向于用几何的、数量的方式来呈现物质对象，而忽视其时间的、质的方面。与之相反，意识状态呈现出另一种多样性，与物质对象截然不同。意识状态总是彼此相续、互相渗透、彼此交融，每个当下的状态，既饱含着过去，亦包含着未来。各个意识状态汇集在一起，形成一种“有机的整体性”(totalitéorganique)，[3]也就是某种绵延。 　　绵延概念也意味着重新理解时间概念。在柏格森看来，近现代的哲学中，无论是牛顿的绝对时间，还是康德作为先天感性形式的时间，都只是一种空间化的时间，而非真正的时间。空间化时间的关键在于把时间设想为某种“空虚而均匀单一的场所”(unmilieuvideethomogène)。[4] 　　正是在这样一种空间之中，物质多样性得以可能，对物质的计量成为可能。空间是与绵延相对立的概念。空间的诞生，在于通过某种意识行动将所有的对象都并列地安放在“某种空虚的、同质的场域”.[5]法国学者沃姆斯就此写道：“因此，空间就是纯粹的、同质的表象(再现)，我们支配并立的对象，并且区分它们、分离它们。”[6]借助这种空间观念，我们可以尝试把意识的内在状态解释为在一个同质空间中的许多个点，于是就可以把质显现为量。 　　与空间概念相反，在绵延中，所有的状态都互相渗透、互相交融，最终形成一个整体，不可能从中抽离出任何一个部分作为一个独立的原子状态。仅仅是通过理智的后天努力，才有可能从人的意识之中分离出过去、现在、未来，才有可能从中分析出一个又一个互相孤立、彼此分离的意识状态。因此，纯粹的绵延，是一种互相渗透的质的多样性(unemultiplicitéqualitativeetpénétrante)、一种无外在性的延续(unesuccessionsansextérioritéréciproque)、一种有机的进展(undéveloppementorganique)、一种纯粹的异质性(unehétérogénéitépure)。它不断延续又不断差异，每一瞬间都有异于此前的瞬间，却又保持其自身。 　　但是，纯粹绵延的概念、绵延-时间的概念，常常为我们所忽视。人们总是有意无意地用空间代替时间。“要呈现纯粹的、原始的绵延，我们感觉一种前所未有的困难。” 　　这种困难在于，我们总是习惯于从外部事物的角度来思考，习惯于在空间中思维。空间思维有助于认识外在的事物，有助于人们对外物采取行动，以满足人们生活的需要。但问在于，人们一旦习惯于在空间中思维，就容易忽视时间和绵延，从而无法深入地把握到生命、精神、自由。因此，不应满足于只考虑那些在空间之中的“现成”(déjàfaites)的事物，不应停留在空间化的语言、符号的表象之中，而是应该扭转思维的天然倾向，重新把握运动和变化着的实在本身，“在绵延中思”(penser《endurée》)，直接把握那“生成着”的事物(cequiest《sefaisant》)。为此，我们需要通过长期与对象建立一种亲密而熟悉的关系，从而最终实现我们自身与事物本身的某种同情(sympathie)。同情意味着通过某种思的努力，把握到事物的运动和变化本身，并且使自身与对象融合为一。在柏格森看来，当我们达到这种同情时，我们就获得了对事物本身的某种哲学直观。 　　二、德里达对结构主义的批评 　　概述了柏格森的绵延概念之后，我们再来考察一下德里达。《力量与意义》一文，于1963年出版在《批判》(Critique)杂志上，后来收入到1967年出版的文集《书写与差异》之中。在这篇文章之中，德里达的主旨在于反思当时刚开始流行的结构主义，揭示出结构主义所隐含的形而上学前提，进而加以批评。在20世纪60年代德里达还写过不少关于结构主义的文章，从不同角度进行类似的工作。当时，德里达对新兴的结构主义充满兴趣，但他也对结构主义感到失望，认为结构主义错失了某些在德里达看来关键的东西。对此，德里达晚年在一次访谈中说道：“在那时候，有着人们所说的结构主义，代表者是列维-斯特劳斯、拉康等人。对于在结构主义中所发生的东西，我既有所同感，也深怀兴趣，同时，我也感觉到，让我倍感兴趣的书写概念对于这些伟大的论述仍然是未知的、被忽视的。” 　　在另一篇文章《在人文学科论述之中的结构、符号和游戏》(Lastructure,lesigneetlejeudanslediscoursdesscienceshumaines)①的开头，德里达毫不留情地批判了结构主义，指责结构主义仍然是一种关于中心的思想(unepenséeducentre)。在德里达看来，结构总是与某种中心、某个在场的点、某个固定的源头联系在一起。结构主义所做的，只不过建立一系列的替换，用一个中心替换另一个中心。“母体形式(formematricielle)将是把存在的规定性规定为对于这个词的一切意义中都保持在场。” 　　于是，在一定意义上，结构主义重复着在场形而上学。在德里达看来，必须进行去中心化的思考，为此需要借助一些解构的思想家，如尼采、弗洛伊德、海德格尔，等等。德里达所寻找的不是某种源头、某种中心，相反，他主张某种游戏，即某种在场与不在场的游戏，从而超越结构主义和传统的人道主义。 　　让我们返回到《力量与意义》一文，看看德里达如何批判结构主义。此文批评的对象是瑞士文学理论家、文艺批评家让·卢瑟(JeanRousset)②，德里达视之为结构主义的典型。当时结构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只是刚刚兴起，但德里达就已经对其开始进行冷静的解剖和无情的批判，指出“结构主义现象值得受到观念历史学家的考察”.尽管他自己也承认，要对结构主义盖棺定论为时过早：“正如我们生活在结构主义的繁荣期，要鞭打我们的梦是太早了。” 　　在文章中，德里达批评的是文学批评领域中的结构主义，但他的批评最终扩展到一般意义上的结构主义。德里达重点考察了卢瑟在文学批评领域的一部重要着作---《形式与意义：论从高乃依到克洛岱尔的各种文学结构》(Formeetsignification: 　　essaisurlesstructureslittérairesdeCorneilleàClaudel)。显然，德里达文章名“力量与意义”本身就已经构成对卢瑟书名的某种回应与批评。不是“形式与意义”,而是“力量与意义”.他用“力量”来反对卢瑟的“形式”,言下之意：“意义”在于力量而非形式。德里达写道：“也许，明天，会有人把[结构主义]诠释为对于力量的注意力的某种放松，如果不是某种缺失的话，而这种注意力正是力量的强化。当人们不再有力量在力量的内部来理解力量时，形式就开始使人着迷。也就是说创造。因此，文学批评，就其本质而言，在一切时代，命定地就是结构主义的。” 　　德里达还指出，结构主义的意识“是一种作为对过去的思想，我想说的是，一般意义上的事实。对于已经完成的、已经建构的、已经建成的事物的一种反思”. 　　这样，结构主义就被视作一种仅仅只考虑既成事实的思想。如果推到极致，就意味着某种基于已然存在的因素所进行的建构，一切都简化为某种特定的结构或者某种图式。这将是某种没有历史性的结构，某种无需深度的广度。“借助于某种图式化或者某种空间化，我们就在平面上浏览，以及更自由的，完全没有力量的场域(lechampsdésertédesesforces)。”德里达指控结构主义的意识已经是一种“灾难性的意识，既是被摧毁的、又是具有摧毁力的，是解构的(déstructurante)”. 　　换用柏格森的术语，结构主义就是一种只对空间、“已经形成”的事物、痕迹感兴趣的思想，完全忽视了绵延。因此，结构主义无法把握到那“正在形成”中的事物，无法把握到“所以迹”(cequifaitlatrace)，也无法把握到那使得生生不息地运动和变化着的万物得以可能的内在创造性力量。在笔者看来，德里达对结构主义的批判，首先就在于立足于绵延与空间、力量与形式之间的对立，然后指出结构主义只关注空间和形式，从而忽视了绵延与力量。因此，结构主义最终被简化为一种“几何主义”.“形式在先主义、目的论、对力量、价值、绵延的简化，这些都是与几何主义合而为一的，正是这些形成了结构。” 　　我们再具体看看德里达如何借助柏格森思想来批判卢瑟的结构主义。德里达指出，卢瑟的结构主义，关心的是作品的形式上的自成一体。卢瑟写道：“我所说的结构，就是这些形式的常量，这些透露出心灵世界的联系。” 　　这样，卢瑟关心的是作品的内在形式特征、叙事结构，不关注作品的来源及历史，从而他的文学研究有别于历史学家式的、传记式的、心理主义的文学研究。卢瑟不满意理查德(J.-P.Richard)①的文学批评，因为理查德只是重视诗人的想象世界，而不关心作品的形式和风格。卢瑟想要在他的文学研究之中，能够同时顾及到作者的想象和作品的形式两个方面。 　　对此，德里达指出卢瑟的做法导致了双重的不平衡：第一，“结构变成了对象本身，变成了文学本身。”“在这里，结构，建构的图式，形式间的关系，变成了理论的意图，成为批评唯一关心的对象。”[20] 　　第二，“作为文学的结构在是在字面上来理解的。”在德里达看来，卢瑟试图二者兼顾，结果却顾此失彼。卢瑟说的结构指向空间，一种几何的、形式的空间，完全是一种人为的建构。卢瑟在他的分析之中，总是赋予空间图式、图式以绝对的优先权，总是从空间出发来理解结构。德里达认为可以借用莱布尼茨指责笛卡尔的话来批评卢瑟：想要通过形式和运动来解释自然中的一切，没有认识到力量，并且从数量和运动出发来理解力量。②例如，在对高乃依作品的分析中，卢瑟认为在高乃依那里始终存在着一种上升(élévation)的运动，一种螺旋式的上升。 　　德里达指出：“作品的力量，天才的力量，一切能够有所创造者的力量，就在于抵抗一切几何的隐喻，也才是文学批评的本来对象。” 　　也就是说，使得文学作品具有意义的，并不是其结构，而是作品内在的力量。卢瑟过于注重形式的分析，从而错失了作品的意义和力量。例如，卢瑟把高乃依的戏剧分析为某种上升的运动，这样做会带来怎样的损失呢?德里达写道：“在这种本质主义或者这种目的论结构主义的名义下，人们就把一切嘲弄几何机械图式的东西都简化为非本质的表相： 　　[被简化的]不只是无法被强制为曲线和螺旋的剧作，不只是作为意义本身的力量和品质，还有绵延(durée)，这种绵延在运动之中是纯粹的质的异质性(purehétérogénéitéqualitative)。”[24] 　　也就是说，力量、品质、绵延等，在卢瑟的分析中都被简化和忽视。这样一种批评，显然充满了柏格森哲学的气息。因此德里达在中指出，形成结构的同时，也意味着与几何主义、形式在先主义(préformisme)的结盟，以及对力量、绵延的忽视，这些都是紧密联系并且融为一体的。德里达认为，卢瑟在论述高乃依和马里沃(Marivaux)时有着明显的几何主义，而在论及普鲁斯特和克洛代尔时则是预定形式论，“这样一种把绵延和力量中立化的美学，表达了一种形而上学”. 　　这种形而上学正是所有结构主义所隐含的。一种结构主义的阅读总是预设了一种“关于书本的神学式的同时性”(simultanéitéthéologiquedulivre)，也就是说作品的各个部分被预设为可以同时地呈现出来，从而有可能为作品找到一种新的结构或者关系网络来把整个作品贯穿起来，进而对整个作品进行解读，也就是说这要求一种总体性的阅读(lecturetotale)。这种同时性已经是对绵延的遗忘。 　　德里达引用柏格森的话来进一步解释：“这样，绵延就采取一种同质的场域的虚假形式，在两个方面，空间和绵延的联系，就是同时性，我们可以定义为时间与空间的交互关系。” 　　因此，德里达的结论就是，结构主义的表面是为我们揭示了意义，但实际上却使我们错失了意义。德里达写道：“内在地威胁着光明的东西，也在形而上层面威胁着整个结构主义：在人们借以发现意义的行动之中，就已经是对意义的隐藏。理解一种变化的结构，一种力量的形式，也就是在获得其意义的同时，丧失了意义。” 　　显然，对于德里达和柏格森而言，通过空间、几何以及基于空间的结构主义，都无法真正地揭示出变化、力量、运动的意义。在德里达看来，结构主义之于意义，既是一种揭示，又是一种遮蔽。而之所以结构主义最终会错失意义本身，就在于结构主义隐藏着一个形而上学的前提，即关于对象的一种“神学式的同时性”的阅读是可能的，这种阅读基于对对象和世界的空间化理解，从而无法把握对象之绵延以及意义本身。“同时性”(simultanéité)、“绵延”以及“空间”等概念，显然都来自于德里达对柏格森哲学的解读。柏格森用这些术语来批判传统的形而上学，而德里达则熟练地运用这些概念作为武器来批判结构主义。 　　三、延异与绵延之比较 　　为了进一步揭示出德里达和柏格森之间隐秘的关系，笔者提出一个大胆设想：对于德里达而言，存在着两种趋于极端又彼此对立的思想：一方面，有着一种“完全没有力量的总体性”,一种无深度的平面，一种纯粹的几何主义，而结构主义正是这一类。另一方面，则是一种无平面的深度，一种非空间的绵延，一些力量，一些幽灵，这些潜在未显的力量使得某种平面成为可能，而正是在此平面上，才有可能建构出各种各样的结构。显然，这是一种柏格森式的区分。和柏格森一样，德里达也不满足于前一种思想，而更倾向于后一种，力图通过幽灵、不在场等概念，来揭示出那使得源头、在场、意义等成为可能的东西。尽管德里达更多地从尼采、海德格尔等人那里汲取思想资源，但如果上述这一区分成立的话，德里达显然是和柏格森处在同一阵营的。尽管德里达很少提到柏格森，但我们仍然可以试图寻找两位哲学家在某些理论立场的共识。在德里达眼中，柏格森与胡塞尔、尼采的思想都可以归属于19世纪末批判传统形而上学的哲学思潮。①德里达一方面同情和赞同柏格森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并且熟悉地运用柏格森的绵延概念来批评结构主义，但并不意味着他是柏格森主义者。正如本文一开始的引文所揭示的，德里达认为柏格森的哲学仍然是在一个系列之中对于这个或者那个选项的简单选择。对于他来说，进行“或此或彼”的选择仍然陷入形而上学，而应该寻找“既是此又是彼”或者说使得对立的彼此双方得以可能的更为源初的东西。例如，在《哲学的边缘》中的“本原与文字”(Ousiaetgrammè)一文中，德里达对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82节中的长注加以解读，结合亚里斯多德、黑格尔、海德格尔、柏格森的思想，来讨论时间问题。这篇文章显示出德里达对柏格森的思想有着全面而准确的把握。在文章的结尾，德里达指出，也许并没有什么“流俗的时间概念”,当人们想用另一种时间观来取代时，往往也带入了另一些形而上学前提。言下之意，海德格尔和柏格森尽管提出了另一种时间观，但也都引入了一些新的形而上学前提。“柏格森的绵延概念……仍然受到某种目的(télos)的引导，保留着亚里斯多德关于时间的本体论的某种东西。” 　　在德里达看来，时间和空间有着共同的起源，是事物得以出现的条件。时间和运动既不是存在者，也不是非存在。重新思考时间，意味着重新思考在场、本原(ousia)，由此，德里达将读者引向一种比存在者和存在之间的差异更为根本的差异，引向关于踪迹、延异、解构等概念。 　　延异(différance)是德里达自己新造的一个术语，发音和差异(différence)一样，只是用a取代了e.延异来自于法语动词différer,这个法语词可以回溯到拉丁词dijjerre.法语动词différer有两重含义：(一)延迟，涉及一种时间化(temporisation)。(二)差异、差别，有所不同，这涉及一种空间化(espacement)，一种间隔、距离。意大利学者比扬柯(GiuseppeBianco)将延异归结为四个特征：(1)延异是一种动态运动，既是主动的又是被动的，是一种时间化运动;(2)延异是一种生成化的运动，使得语言中的各种差异和各种对立的概念得以可能;(3)通过延异给出一种差异化的符号理论，不再基于某个在场的事物或者意义，而是基于语词间的差异化游戏;(4)延异意味着，在场、意义等都是某种原初的差异化运动的产物。 　　在比扬柯所定义的四个特征之中，(1)、(2)和(4)几乎都可以一字不易地用来描述柏格森的绵延概念。(1)在柏格森那里，绵延是真正的时间，有别于空间化的时间，是时间、运动、变化本身之所是，是不间断的、不可分的延续。就(2)而言，在柏格森看来，绵延是空间之前提，语言、文字、概念意味着对于实在的一种空间化解释。因此，第(3)点完全不适用于绵延。在柏格森看来，我们只能通过某种哲学直观来把握绵延，对于人的社会生活是必需的，但也使得人们远离了对于绵延、生命的把握。柏格森未能意识到，语言、文字等符号，一旦产生，就获得了某种独立的生命，从而有可能进行自我更新、自我创造，而德里达所关注的正是文字所具有的、为大多数哲学家所忽视的这种创造性和新颖性。正如他在《论文字学》一书中所揭示的，德里达最为关注的是文字本身，包括文学和哲学作品中出现的文字。关于第(4)点，和德里达的延异一样，绵延也起着某种源头的作用，绵延可以被视作德里达所说的“非-完满的、非简单的源头，诸多差异的结构化的、差异着的源头”(loriginenon-pleine,non-simple,loriginestructuréeetdifférantedesdifférences)。 　　在绵延之中，不断地发生着差异化过程和差异化事件，总是有着源源不断的创造，使得每一瞬间都充满着新颖性和奇迹，充满着不可预见性、不可回溯性、不可还原性。 　　柏格森所说的创造是一种从虚存(virtuel)到现实(actuel)的创造。英国学者皮尔森(KeithAnsellPearson)指出，虚存(virtuel)概念在柏格森和德勒兹的哲学中都极为重要。 　　在法国哲学家之中，柏格森第一个深刻地表述这一概念。作为对德里达和德勒兹都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哲学家，伊波利特(JeanHyppolite)在1949年发表的《柏格森论记忆的多重面向》一文中，揭示出记忆概念和虚存概念的重要性。①1956年，德勒兹出版了两篇关于柏格森的文章，更深入地阐发了这一概念的重要意义。在德勒兹看来，“柏格森哲学的秘密就体现在《物质与记忆》一书，……其作品的就在于反思这件事：一切并非已经给定(toutnestpasdonné)”. 　　德勒兹指出，作为绵延的时间，其本质正在于对某种处在不断实现过程之中的虚存的肯定，这种不断实现着的虚存就是创造。虚存不同于可能(possible)，可能性是在某个事件发生之后，通过某种回溯，指出通向这一事件的诸条道路或者诸种。而虚存则是在事件未发生之前，以一种潜在的方式酝酿着事件的发生或者到来，从而无法提前规定任何可能的形式。虚存类似于亚里斯多德的潜能，但对虚存而言，并没有任何预定的形式或目的来规定虚存将要变成何种现实，而是一切都尚未给定，一切都处在不断的变动和创造过程之中。 　　德里达发展了这种虚存的概念，并赋予更多的主动能力。正如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一书中所说的，幽灵是某种不可见的东西、某种虚存的东西。但是，这种虚存的、不可见的东西，却能够看着我们，而不被我们看到。这样，幽灵就是某种超越了“在场与非在场、有效性与无效性、生命和非生命之间的对立”. 　　对于不在场的东西而言，总是有着某种可能性，使得能够在某种“将-来”(à-venir)之中呈现。延异概念正是体现着在场与不在场之间的复杂游戏，体现着符号间的复杂游戏，不断唤醒意义和力量，使得虚存不断转化为现实。 　　四、结语 　　综上所述，德里达在“力量与意义”一文中，借助于柏格森的哲学概念来批判结构主义，指出结构主义关注形式而忽视了力量，从而沦为一种几何主义而忽视了绵延。在德里达看来，力量、绵延、变化等事物的悖论在于，它们只能在某些形式之中显现，如语言、话语、文字等，但这些形式只是一些踪迹(trace)。力量一旦显现为意义，力量本身就不再存在，力量始终在别处。延异、解构、踪迹、幽灵等概念，都是一些富有创造性的哲学行动，用以追问那不可把捉、不可固定、无法用语言呈现的东西。追问那使得结构、语言、形式得以可能，以某种虚存方式存在的某种力量，而这也正是柏格森通过绵延这一概念所试图通达的。通过对德里达的延异概念与柏格森的绵延概念进行比较，我们发现德里达和柏格森有着相当接近的理论立场。特别是在虚存概念之中，我们看到德里达和柏格森之间，通过伊波利特和德勒兹，存在着一种潜在而隐秘的联系。德里达的延异概念是和解构、踪迹、在场形而上学等概念相关联的，并且进一步发展了虚存这一维度。晚年德里达放弃了使用延异概念，而特别重视虚存概念，他更多地使用的是幽灵、灰烬(cendre)等词语，也许正是因为意识到这些术语更能够表达出虚存概念的丰富性和深刻性。德里达通过对柏格森哲学的解读和批判，也许还借助于伊波利特和德勒兹的中介，使得他有可能更深刻地对虚存概念加以发展。这种充满批判和解构性质的发展，体现了德里达的延异概念对于柏格森的绵延概念的继续、批判和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