悉尼

悉尼 悉尼（Sydney，台湾及海外华人聚居区译为“雪梨”），澳大利亚第一大城市及新南威尔士州首府，澳大利亚经济、金融、航运和旅游中心，世界著名的国际大都市。 悉尼位于澳大利亚东南沿海，是欧洲在澳大利亚建立的首个殖民聚落地，1788年由英国第一舰队船长阿瑟·菲利普于雪梨湾建立，最早收纳被流放的罪犯，后来随着澳洲淘金热期间大量移民涌入，悉尼渐成南半球最重要的都市。悉尼市环绕杰克逊港（包括雪梨港）而建，20世纪以来成为世界著名的海港城市。 城市的空间形态是生产活动累积的产物，影响其变化的因素一方面是规划和管理手段下的人为发展，另一方面是城市自身的有机生长。前者是以人为改造为助力，推动城市的发展，后者则是城市历史进程中自然形成的、起潜移默化作用的无形因素。 城市中相互作用和限制的因素，以及多个因素之间的联动关系，往往会推动城市形成新的空间形态，城市的空间形态会随历史和文化因素的变更而改变。空间形态不仅反映一个城市的物理布局，也反映该城市的功能和发展目标。 一、悉尼城市空间形态发展阶段划分 澳大利亚是一个“城市的国家”——60%的澳洲人口集中分布在其沿海岸线的六大城市中，而这些人口中的40%又集中在其两大城市——悉尼（人口450万），以及墨尔本（人口407万），形成典型的大都市区。澳洲都市区的集中分布是其中部大陆土壤贫瘠和降水稀少的结果。“澳洲城市的分散和人口的集中化意味着其城市发展面临巨大的挑战，尽管它显然拥有广阔的领土。” 悉尼经过两百多年的发展，已由功能单一的港口城市转化为国际化的休闲度假目的地和世界金融中心之一。根据其历史沿革，可以认为悉尼的城市空间发展至少经历了四个演变阶段：1）1770~1810年，城市自发生长及初步规划时期：该阶段城市特征以自然生长为主，空间形态初步呈现出由海湾向内陆渗透的趋势；2）1810~1821年，麦觉理担任新南威尔士州总督时期，通过政策手段和对城市空间的建设，实现城市性质的转变——从容纳犯人的流放地转变为吸引自由移民的新兴大陆。城市形态受早期欧洲城市规划理论影响，空间布局趋于规则化和人工化；3）18世纪中期至19世纪初，由于工业革命所带来的技术革新，世界格局发生了新的变化，悉尼的城市发展进入了跨越时期；随着大量新移民涌入悉尼，外来文化对城市发展产生影响，城市空间开始出现多元化的意象；4）19世纪初至今，由于经济全球化所导致的普遍城市化阶段，城市空间形态继续趋向多元化，而空间演变越来越多的受到经济的制约和全球化浪潮的影响。 二、悉尼的城市空间形态发展 （一）城市空间的自发生长时期： 悉尼具备天然的地理优势——拥有全世界最大的海港，以及超过70个港口和海滩。 “由于海港，悉尼无法成长为受现代区位理论所眷顾的、那一系列让人振奋的同心圆形态的城市。”（Paul Ashton and Duncan Waterson，1977）悉尼的城市发展是在其原生形态上，以一种自然堆砌的方式进行的。其城市空间的母体形态也并非规则形状，而是根植于海洋和河流文化之上的蔓生形态——城市的发展方向沿着悉尼湾海港和帕拉马塔河，渐进地、缓慢地向内陆进行渗透（图 1）。 悉尼的城市发展伴随着殖民历史而展开。在新南威尔士州成为英国的殖民地之前，澳大利亚的原住民在此定居超过三万年。当菲利普船长于1788年到达悉尼后，他认为自己发现了世界上最好的深水良港之一，能承载千帆并能保证航速 和安全性。不久该地被命名为悉尼湾，成为英属殖民地。 悉尼最初的建设目标并非定位为大都市，而仅是罪犯流放地和囚徒转运地。因此，能够便利停泊和转换船只的港口成了至关重要的因素，物质和活动行为最初只集聚在港口附近。“他必须很快的将犯人和物资卸下，这样运输的船只才能尽快去中国再次开展交易。” 由于物资的运输和军队通行的需要，欧洲古老的城市的街道总是有超人尺度。在这种大都市印象影响下，悉尼第一任测量员（surveyor-general）奥古斯特男爵（Baron Augustus Alt）设计了一个理想化的城市平面。“为了使空气可以自由流通，重要的街道达到了200英尺宽”，（N.A.W. Ashton，1984）这个布局为悉尼的空间形态制定了雏形，这些宽阔的街道一直被保留至麦觉理总督（Macquarie）的统治时期，并增设了街道景观。 1802年开始，悉尼的主城区逐渐扩张，向内陆方向绵延了大约1.5公里。道路网开始初现雏形，并出现了更多的公共建筑。悉尼的城市空间改造从路网和码头开始——它们是悉尼历史和文化的映射。由于运输的需要，码头在悉尼的城市发展中极为重要，结合悉尼天然的地理条件，沿其海岸线形成了最初的城市空间；同样地，为了迅速的将人和物资转送到内陆区域，道路网亟待发展。 （二）麦觉理总督的统治时期 而城市空间真正大规模、高速度的建设，则始于1810年。麦觉理政府的统治时期对于悉尼城市中心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节点——它强调的是城市基础设施的巩固和发展。政府在悉尼已有的空间基础上，引入了新的建筑和城市规划标准，以求将悉尼建设成为一座能够吸引自由移民的繁华城市。而悉尼的建筑则由格林威（Greenway）开始。他了悉尼的建筑形制，对悉尼的城市空间进行了设计。最初他只尝试了一些小尺度公建：如教堂、纪念碑等，接着他对大范围的城市空间进行了改造，其改造成果是现代悉尼的城市空间的框架。1815年，他提出了将悉尼湾改造成为圆形或半圆形航运码头的想法，形成了今天所见的圆形码头区（Circular quay）。 （三）外来文化及历史更替对城市空间的影响 1830年到1840年期间是悉尼的城市中心发展的黄金时期，这是英国和爱尔兰日渐强盛的结果。从十八世纪初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到十八世纪中叶的第二次工业革命，英国都是革命的发源地及影响核心。农业技术的进步导致土地对劳动力需求的降低，从而导致大批失去土地的农民涌入城市，为制造和加工业提供了劳动力。随着造船技术的进步，一种新的贸易方式及人口迁移的前提被诱发出来。1842年7月20日，悉尼自治政府成立，同时悉尼被宣布成为澳大利亚的第一城市，钱伯斯（Charles H. Chambers）任其第一任市长。 尽管堪培拉在澳大利亚独立后成为了澳洲的首都，但大部分的国家政治活动依然集中在悉尼。“码头、铁路、港口、城区、港湾大桥、歌剧院、市政府、国家和州的摩天楼占据了足够多的城市中心区空间以控制其间的私人领域和活动。”（Hugh Stretton，1989）悉尼的城市中心区（city of Sydney）在各个时期都是大悉尼地区的规划重心所在，它同样由一种叠加历史的方式进行建设（图3）。在城市中心，可以发现带有殖民风格的古老建筑及街道——如维多利亚大厦和乔治大街，同时也可以找到由于新移民带来的异乡文化，如骑楼街、中国城等。而澳大利亚广场、歌剧院等建筑则是全球经济背景下，外来文化与本土特色相结合产生的城市地标。 海岸线已完全规则化，中心城区发展完善，而周边郊区呈分散发展。 但悉尼市郊的另一番景象，则延续了澳洲原生的自然形态。“城市中心占据 了一处小而紧凑的、开发强度很高的、被充分利用的土地，而粗犷的大都市区却向30公里之外的北部、西部和南部蔓延。”（Edited by G. P. Webber，1988）蔓生、散落形态的独立式住宅，彼此区别却存在共性——如建筑色彩。这种空间态势一方面源于悉尼人对自然的崇拜和澳洲的广袤土地，另一方面，也来源于各个时期城市建设中政府对市中心外的用地控制不足。 战后澳洲的城市规划和建筑受到田园都市理论和城市美化运动，以及城市功能区划理论的影响——具体案例如堪培拉城市设计、阿得雷德和墨尔本的城市中心设计。而这些理论的影响力也未能体现在悉尼的整体城市规划布局上，而仅出现在其局部的市郊建设中——如卡斯尔克莱格（Castle crag）和达斯维尔（Daceyville）的平面布局。这种散落的城市发展同样影射出悉尼政府对除中心区之外的城市区域的有限控制力。 与中国的土地政策相反，悉尼的土地是私有化的，而私有土地和公共用地的区分必然带来城市空间的不同特征。在小土地所有者和大型土地开发商，以及城市管理部门之间存在着一系列的冲突，从而促成了区域间发展差异的增大。而城市中原本属于城市公共空间的区域也可以被出售，或者存在被出售的可能性，因此，整个大都市区的公共空间是以一种叠加和更替的手段进行设计的——规划者必须平衡各方利益，并对规划范围内的城市历史做深入了解。 三、结论 得益于其自身优越的港口系统，悉尼早期的规划和发展是一个由自然衍生到意象叠加的过程，政府规划和决策在发展中充当了重要角色，然而随着港口功能的发展，商业和贸易的扩大化，这些因素在城市的中后期发展中趋于弱化。 在殖民文化的影响下，本土文化及城市空间与外来文化融合发展成为折中的新兴形态。因此，殖民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冲突性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城市发展的动力。殖民文化在对本土文化造成冲击的同时也引入新的文化意象，如新的城市平面布局和建筑形式。在悉尼的案例中可以通过城市空间细部、城市景观和地标性建筑来说明外来文化与本地文化的融合。 随着城市目标的变更，悉尼的城市空间发生了改变。城市空间设计可以被看作是由于历史文化因素的影响而产生的一系列现象和过程的叠加，追溯城市发展历史和探寻其内部组织要素是研究城市空间构成的重要方法。城市空间的设计是一个缓慢的、组织和平衡各个服务客体之间关系的过程，并需要根据城市自身的历史文化因素来预测其未来的发展需求。由此可见，一个城市的历史和文化因素将对城市空间的未来发展和规划起到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