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干预实践：“非典”期间大学生心态变化过程分析（2003年获一等奖调查报告）

危机干预实践：“非典”期间大学生心态变化过程分析 中国人大社会学专业2000级学生 万惠仪 　　内容摘要： 当“非典型肺炎”肆虐中国的时候，大学生群体和其他社会群体一样，其心态经历了从恐慌到平静的变化过程。出于对自身所属群体的反思，笔者对北京三所高校本科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显示，个人心理素质、家庭状况、所属群体的反应、学校举措、政府政策等均是导致学生恐慌心理形成的重要因素。通过对从恐慌到平静的路径分析，笔者发现，学生从恐慌到平静的心态变化是自我调节和宏观危机干预共同作用的结果。基于上述分析，笔者对日后应如何应对突发事件提出了一些思考和建议。 　　关键词： 大学生 危机干预 恐慌 非典 　　2003年春天，一场突如其来的灾害——非典型肺炎肆虐整个神州。大学生群体和其他社会群体一样，其心态经历了从恐慌到平静的变化过程。从4月中旬起，各校陆续出现非典疑似或确诊病人，学生正常的学习生活秩序就逐渐被打乱，出现了普遍的恐慌情绪，并以一定的行动表现出来：抢购、自发罢课、听信谣言，甚至集体离校。原来平静的校园内呈现出一种危机的局面。然而，在危机发生后，学校和政府做出的有效的反应和危机干预，促使弥漫在空气中的恐慌情绪逐渐消退，学生的心态普遍归于平静。对这样一次危机干预实践的深入分析，不仅极具社会学意义，有助于了解学生心态变化的具体过程，而且还对政府、学校将来的危机防范和干预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问的提出 　　在这次“非典”事件中，大学生群体的心理状态究竟是怎样的？它以什么形式的行为表现出来？是什么因素导致这种心态的形成和转变？政府和学校的危机干预对学生心理产生什么作用？基于对这些问题的思考，笔者根据自身的便利，选取大学生群体作为分析对象，考察“非典”期间大学生群体的心态变化轨迹，从中探讨造就上述心态及其变化的因素，特别是政府和学校的危机干预实践在学生心理转变方面的重要性。 　　在以有的关于危机处理和危机干预方面的研究中，研究者主要是从公共关系的角度侧重于考察企业组织的危机管理和应对，极少涉及到一般突发事件中政府部门的危机干预实践。如迈克尔·里杰斯特曾指出，危机管理策划包括对组织的危机形态进行分类、制订预防危机的方针对策、对进行试验性演习等。（迈克尔·里杰斯特，1995：50）卡波尼格罗则指出，应对危机时应重视同员工、顾客、公众和新闻媒体的有效沟通。（卡波尼格罗，2001：160-245）在政府的危机应对方面，许文惠、张成福在指出政府危机干预的重要性后，并未对之做具体的论述。（许文惠、张成福，1998：64-65）此次“非典”事件的发生，恰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和研究这方面内容的机会。 　　对个人而言，“非典”事件是一场突发的、具有震撼力的境遇性危机。个人在危机面前显现出极大的不确定性，即个人对未来会出现的状况无法预期，对社会行动无法作出利弊选择的状态（李骏，2001）。而个体在接受“非典”事件刺激的初期，困惑、迷惘、不安、紧张、焦虑和恐惧等情绪则是这种不确定性的直接表现。经过一定时间的自我调节和社会干预后，公众情绪便逐渐稳定下来，社会性的恐慌也随之消退。 　　这个从恐慌到平静的过程是整个社会在“非典”时期经历的心态变化过程，大学生群体也不例外。一般认为，在突发事件发生时，教育水平较高的人恐慌程度较低（丘海雄，2003）。但与此同时，大学生在年龄上处于从幼稚走向成熟的过渡期，社会阅历较浅，生活经验不足，独立能力不强，加上离开父母的直接指导，致使这一群体的心理比较脆弱，承受风险和挫折的能力较差（樊富珉，2002：9），因而容易产生恐慌情绪。 　　在分析的过程中，笔者尤其关注大学生群体所生活的校园环境的特殊作用。和其他社区相比，高校社区相对封闭，人群相对集中，人际互动频繁，内部整合程度亦较高，这既为内部成员情绪感染和行为趋同提供了前提，也为学校和政府在系统层面的有效干预奠定了基础。 二、研究方法及说明 本文的研究分析主要基于一项对北京市三所大学学生在“非典”期间的心理和行为调查，并辅之以文献和非参与观察所得数据。 　　大学生群体无论在能力、价值观、社会态度方面，还是在学习、生活的行为模式方面，都具有高度同质性。而且，校园内人口密度较高，学生之间的互动频繁而深入，促成心理上的相互暗示、感染和强化，导致突发事件发生时，学生的心理特征也具有相似性和普遍性。因此，在这基础上进行的调查和观察是具有一定代表性的。 　　本次问卷调查（“问卷”参见附录一）选取了北京市三所受“非典”影响程度不同的高校，它们内部均出现过非典临床确诊病人，但在“非典”爆发初期实行不同策略：高校1鼓励学生留校，并较早实行封闭管理；高校2对学生离校采取“不提倡、不阻止”的暧昧态度，在大规模学生离校后实行封闭管理；高校3疫情较重、发现较早，校方宣布停课，鼓励学生离校，随后也实行了封闭式管理。 　　由于笔者就读的学校在“非典”期间禁止学生出入，这给调查活动带来极大的不便和限制。调查采用电话访问的方式进行，调查对象包括这三所高校在校和离校的本科生，调查实施时间是2003年5月15日—5月24日。 　　调查的抽样步骤如下：先利用高校学生宿舍电话号码前四位相同的特点，运用电话随机抽样的方法选取电话号码的后四位，随机访问在校学生；再结合考虑该校对外公布离校学生比例与在校学生样本的调查结果，确定每所学校离校学生与留校学生的比例，进而计算出各校需要抽取的离校学生的样本数1；然后从各校团学组织提供的离校同学的名单和联系方式中随机抽取一定数量的样本，进行电话访问调查。本次调查共访问了113位同学，以不同高校和是否离校为因素的样本分布如下（如表1所示）： 表1 样本分布表  　　调查中主要通过考察学生群体在“非典”期间的各种行为选择，如是否离校、有没有抢购或参与自发罢课等，来测量其在相同时段的心理状态。需要指出的时，笔者的这种操作化方式可能存在着一定的冒险性，因为它隐含着一个前提假设，即个体的外在行为与其心理状况是基本一致的，群体的某种行为倾向是集体心态的反映。然而，受社会期望和自我认同的影响，个体在评估或追忆时会在一定程度上掩饰自己现在或曾经拥有的恐惧心理，从而高估了自己的心理安全感，因而间接的行为测量有时能更忠诚地反映事情的原始面貌。 三、从恐慌到平静：大学生心态变化分析 1．学生恐慌的表现 　　从4月中旬起，北京各高校学生正常的学习生活秩序就逐渐被打乱：抗击“非典”的横幅，充斥着消毒水气味的楼道，空荡荡的超市货架，无不向同学们发出某种暗示；多如牛毛的小道消息，应接不暇的电话和短信息，学校领导层层传达的“非典”信息，这一切均在无形之中给人施加了越来越重的压力；“非典”成了学生之间茶余饭后唯一的话题，课堂也成了信息交换的主要场所，使学生的紧张与不安进一步强化；到学校出现非典疑似病人，危险信号就更加强烈了，课堂到课率急剧下降，提着行李仓促离校的学生络绎不绝。至此，整个校园达到恐慌的顶点。 　　本次调查显示，在曾经计划离校2的64位同学中，25.0%（16人）表示“自己的心理压力很大”是要离校的主要原因之一。而在被问及“在学校正常教学秩序刚被‘非典’打乱的那段时间，你觉得自己所处的环境安全吗”时，42.5%（48人）的同学表示当时觉得“很安全”或“比较安全”，29.2%（33人）表示“一般”，28.3%（32人）感觉“不太安全”或“很不安全”。这种追忆性的评估实际上是带有不可避免的偏差的，因为人们不但会在回答问题时揣摩出题者的用意，而且在回忆时会意识到要表现出社会及其自身期望的“临危不乱”。在电话访问中，不少人在不经意间用了“恐怖”一词来形容当时的环境，但他们当中一些人仍然在该题选择了“很安全”或“比较安全”。 　　同学们对谣言的抵抗力下降也是恐慌的体现。在被问及当时是否相信北京“封城”的消息时，除了3.5%（4人，其中3人是离校学生）的同学表示没有听说过以外，其他同学都作出了回答，这说明谣言的影响范围是广泛的。其中，21.2%（24人）的同学表示比较相信，38.9%（44人）表示半信半疑，23.9%（27人）表示不太相信，12.4%（14人）表示完全不相信3。这表明大学生虽然较一般人具有更高的认知能力和分析能力，但在紧急情境下也是难以很理性地辨别是非。这种危机感在行为上的表现更为明显，如41.6%同学承认曾经“多储备了一些食物或日用品”（实际上等同于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的“抢购”），37.2%（42人）同学承认曾经“参与自发罢课”。 　　在笔者看来，是否离校的选择是测量学生当时心理安全感更重要的指标。尽管学生离校的原因纷繁复杂，如37.5%的人认为“学校可能要停课很长时间，可以回家度假”，也有人是因为“本来就打算五一回家”或者“老师通知回家”，但总的来说，离校仍是一种个体在恐惧情绪笼罩下做出的非理性行为。在承认曾参与自发罢课的同学中，73.8%（31人）的人最后选择了离校，这正是恐慌心理的系列行为表现。学生目前的选择跟原来选择的差异即可表明他们对这种观点的认同（如表2所示）： 表2 先前选择与现在选择的比较  　　目前有77.0%同学选择留校，而当时只有55.8%的同学；在离校的49人中，一半的人现在选择留校，而仍选择离校的同学中有6位是北京人；留校同学中则只有一人选择要离校，说明绝大多数留校的同学并未后悔原来的决定。可见，留校的选择被认为是更明智和理性的，而离校的举措则是个体心理处于极不稳定状态下的非理性举措。被斥为对社会不负责任的“集体大逃亡”正是集体恐慌的最佳反映。 　　2．影响学生恐慌的因素分析 　　当然，离校也并不是个体完全非理性的决定。虽然很多人在计划离校的时候可能并没有考虑社会责任的问题，但像回家途中是否安全4[1]、自己是否会把病毒带回家、回家后是否要隔离、回家后经济上和学习上的损失有多大、家庭所在社区的医疗条件如何等制约因素却都不能不在个体的考虑范围内。个体在行动前，也是经过对离校成本进行计算的。如果离校付出的代价大于留校承受的压力和风险，离校的行动就会被制止，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23.4%（15人）的留校同学中曾经计划离校但最终仍选择留下。那么，究竟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学生更容易恐慌并倾向于离校呢？以下是调查的一些主要发现： 　　a.个体 　　个体的心理素质是决定其行为表现的内在因素。个体心理承受能力和自我控制能力的高低决定了个体最终是否采取离校的行为。而群体一定的心理倾向则增大其某种行为表现的可能性。下文将通过分析各种学生群体的离校倾向，来推断这个时期不同学生群体的心理状况差异（如表3所示）：表3 独生子女、性别、年级、学校5为自变量，是否留校为因变量的Logistic回归* 　　调查数据表明，学生的性别、年级6以及学生是否独生子女，与这时期的心理状况和行为选择具有显著相关性：女生、低年级（大一、大二）学生和独生子女的安全感更低，更倾向于最终做出离校的决定；而男生、高年级学生（大三、大四）和非独生子女则更理性地选择留校。 　　性别上的差异是不言自明的，在相同的刺激下，女生较男生产生的压力和焦虑更严重，安全感更低。低年级学生融入学校社区的程度较低，对学校和周围环境的归属感较弱，更倾向于回家寻找心理支持；高年级学生的自立能力更高，更多理性地分析离校对学习或工作造成的损失，因此更倾向于留校，即使离校，部分人也并未离京，而只是搬离人口密度较高的宿舍外出居住，继续学业和工作。就个人特质而言，独生子女的心理承受能力较非独生子女低，心理依赖性较强，更需要家人、朋友的关心和爱护（李志等，1998），在环境中充斥着恐慌时更多地选择离校也是可以理解的。 　　b.家庭 　　家庭是影响个人心理状况和行为选择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家庭是个体最重要的首属群体，也是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Peter R·Day，1987：11）。虽然上学期间一般学生跟家人难以有直接的接触，但当自己遇到危机或感到无助的时候，却总是能从家人那里得到强有力的支持和帮助。 　　在“非典”事件中，学生决定是否离校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家人情绪感染的结果。在计划过离校的64人中，因为“家人很担心”而要离校的有35人，占54.7%，在众多原因中居于首位，远高于因为自身“心理压力很大”而想离校的25.0%。而这35人中的29人（82.9%）最终也选择了离校，可见家人的感召力是显著的。 　　家庭经济状况也是影响学生做出决定的因素之一。64人中只有2人（1.8%）留校的原因之一是“回家路费太高”，表明大部分同学否认经济因素影响是否离校的决定。但另一方面，学生每月生活费的高低却与这种选择呈现显著相关：在108个有效样本中，以生活费为自变量，以是否离校的选择为因变量进行Lambda相关测量，得出 Sig.=0.008，λ=0.292，即生活费的高低能对离校选择有高达29.2%的解释能力，这表明获得越多生活费的学生越有可能选择离校。对大部分学生而言，家庭是其重要的乃至唯一的经济来源。即使生活费由学生自己赚取，其消费水平与其家庭的经济状况也是密切相关的。家庭给予个体越多的经济支持，越允许个体在规避风险时付出更高的经济成本，在计划离校时也就越少顾虑经济上的代价。另一方面，家庭收入较低的学生独立能力和自我控制能力较强，对家庭的依赖性较低，因此也就较少选择回家；反之亦相反。 　　来自农村家庭的学生与来自城市家庭的学生在心理和行为上也有较大的差异。调查数据表明，家庭居住地的地域差异对学生的离校选择也具有极其显著的影响（如表4所示）： 表4 学生留校选择与家庭居住地的关联*  　　从表4可以看出，越是出身于小城镇乃至农村家庭的学生，越倾向于做出留校的选择。尤其是来自农村家庭的学生，17人中竟无一人离校。而且，调查数据也证明，这类学生甚至更少做出离校的计划（只有3/26）。笔者认为，这是因为小地方较大城市更难到达，这类学生回家常常要经过多番周折，增加感染“非典”的概率，万一不幸感染，当地的医疗条件远不如北京，所以得出留校更安全的。而且，小城镇和农村地区的通讯条件较差，学生跟家人联系比较困难。一位家在农村的被访者就向笔者表示，家里没有电话，他也没有通过其他途径把学校出现确诊病人、班里46个同学有44人已走的消息告知家人。再者，城乡分割造成的地区收入差异与家庭收入水平也存在一定的相关性。正如前文的分析一样，家庭收入较低的学生可能具有更强的独立能力和自我控制能力，对家庭的依赖性较低，更多理性的考虑现实问题，因此就在主观上调节和控制自己的恐惧和焦虑情绪，包括积极的自我评价、自我判断和自我反应（周晓虹，1990：75），从而在行为上更少选择回家寻求心理支持。 　　此外，家庭结构和规模、个体与其他家庭成员的关系以及成员之间的关系，很可能都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学生的心理状况和行为选择。 　　c．所属群体 　　再者，大学生所属群体对“非典”的反应对其心理状况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大学生离家在外，又尚未涉足社会，生活环境和社交范围较窄，人际交往对象主要限于同班同学、老乡、恋人（尤其是在京的恋人）、临近宿舍或院系里其他班级的熟人、在学生活动中认识的朋友等，这些不同性质的交往对象与大学生本人形成了若干较为稳定的群体。而群体及其成员对个体心理状态和行为选择的影响乃至同化是显而易见的。 　　在大众传媒全面及时报道有关“非典”的消息前，学生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交谈（63.7%）、短信息（32.8%）、电话（15.0%）等人际传播途径获知相关信息的。高校的人口密度较高，学生之间的互动频繁，而群体内部的成员更是相互信任和依赖，这为突发事件发生时集群行为的爆发提供了前提。尤其在当时的紧急状况下，学生意识到所处环境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在不知不觉中相互传递着一种恐慌情绪，而且受这种情绪感染的人数呈几何级数增长。但是与此同时，学校和政府部门并没有快速提出应对突发事件的相关措施，来缓解学生的恐慌和引导学生的行为。于是，无组织的学生在群体内部和群体之间的相互暗示和感染中逐渐冲破原有的行为规范的控制并形成一种新的“紧急规范”，个体出于一时的激情冲动和潜在的求同压力，在知觉、判断上遵从这种新的规范，并做出一些非常规性的行为，即“集群行为”（郑欣，2000）。 　　调查数据表明，在要离校的原因中，50.0%的同学是因为“周围很多人走了或准备走”，20.3%是因为“同学或同乡想跟你一起走”7。而3个最亲密的同学朋友中回家的人数8（简称“离校朋友”）和所在班级离校人数与总人数的比率（简称“离校比例”）与离校选择的关系，似乎更能说明问题（如表5、表6所示）： 表5 以离校比例为自变量、是否离校为因变量的Logistic回归  　　 表6 学生离校朋友与其自身离校选择的列联分析  　　从表5和表6可见，所在班级离校学生比例越高，亲密朋友离校的人数越多，个体越倾向于选择离校，而且离校朋友的多寡比所在班级离校同学比例的高低影响更大，这意味着关系越亲密的个体对个人心态和行为的作用越大。而且，在班级离校学生比例与亲密朋友离校人数的相关分析中，相关系数（Pearson’s）高达0.528，显著性水平为0.000，表明两者之间也是高度相关的，从中也可以看出学生的关系网络范围比较狭窄，学生之间情绪和认知的同化程度是相当高的。在这一高度整合的初级群体中，个体更容易由于情绪感染、认知趋同和群体潜在的压力而采取与群体中大多数人一致的行为选择。 　　另外，拥有在京恋人的学生的选择也更倾向于与他们的恋人一致：34个有效样本中，25个的选择与其恋人一致，运用Spearman相关分析，相关系数r=0.459，Sig.=0.006，说明两者之间呈显著相关。而且越是有同校恋人的同学，越倾向于留校，这更说明在学生感到恐惧和焦虑的时候，如果得到足够的心理支持，是不会轻易选择离校的。而离校的同学，更多的是为了寻求在集体恐慌情境下的心理支持。 　　d．学校 　　当社会性突发事件发生时，学校的态度、决策和举措对学生的重大影响是无庸置疑的。在调查中的三所高校中，虽然内部均出现了非典疑似或确诊病人，但出于各自现实条件的考虑9，却以不同的方式去对待：高校1没有采取停课或调课的行动，并积极鼓励学生留校；高校2没有停课或调课的举措，但在学生离校问题上态度暧昧，没有鼓励或阻止学生离校；高校3主动宣布调课，并对学生离校表示许可。学校这种对待方式的差别，是造成各校学生离校比例差异悬殊的最主要因素。同时，学校采取的措施实际上也给学生心理上的某种暗示：如果学校鼓励学生留校，意味着学校不仅确定我们的生活环境足够的安全，而且学校会采取行动确保我们的安全；如果学校停课允许学生返乡，则意味着学校环境的安全性已经受到威胁，我们应该离开学校；如果学校没有明确表态，学生心里就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对学校环境的安全状况和未来会出现的变数无法预期，也会出现回家寻求心理支持的倾向。 　　这时期不同学校的学生安全感上的差别就是学校政策差异对学生产生不同程度影响的反映。以不同高校为因素，以该时期学生安全感状况10为因变量的方差分析中，水平项离差平方和为13.851，F=7.887，Sig.=0.001，即该时期不同学校学生的安全感水平存在显著差异，而且安全感水平与学校对学生离校的政策和态度呈正相关：学校越是鼓励学生留校，学生的安全感也越高；反之，学校越是允许学生离校，学生的危机感亦越加强烈。 　　学生对学校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也对学生在这段时期中的心理状态有一定的影响。最好的解释是低年级学生由于尚未建立对学校的归属感和认同感而更多的选择离校。同时，这种信任和认同的心理氛围也需要学校在突发事件发生时的营造和维系，尤其通过学校与学生之间的双向沟通来实现。但在危机发生初期，学校与学生的沟通主要是具有单向性和纵向性的上传下达，这是传统科层组织按组织程序进行的正式沟通方式，可以快速自上而下的传播信息，但却难以传达情感信号。31.0%（35人）的同学表示学校传达是他们在“非典”突袭时获得相关信息的最主要途径之一，次于交谈（63.7%）、网络（54.0%）和短信息（32.8%）等信息传播途径。同时，却有73.5%（83人）同学在这段时期内上学校网站读取有关“非典”的信息，尤其是学校在这期间的相关措施，另外还有61.9%（70人）和57.5%（65人）同学通过学生制作的校刊和学校广播了解校内“非典”信息。可见，在模糊情境下，学生是渴望与学校和谐沟通的，并且更愿意选择主动或平等的方式进行交流。而学校上传下达的主要沟通方式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学生与学校之间的双向沟通和情感沟通，限制了学生对学校的信任和理解。学生无法从学校获得急需的心理支持，内心恐惧和不确定的感觉也就愈加强烈。 　　e．政府 　　此外，政府作为个体的外部系统，在重大事件发生时，对学生在情绪、态度、选择上的影响也是显著的。但是在4月20日以前，也就是各高校的正常教学秩序刚被打乱的前后，政府在公众面前对待“非典”的反应和态度是消极的，不少政府官员正试图掩盖疫情的严重性，刻意地粉饰太平。而公众从传言中了解到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并不甘于接受缺乏信息的现实。现代社会信息途径的多样性，使公众在无法获得所渴望了解的信息时，寻求其他消息来源成为可能，特别是大学生，更是利用上各种现代通讯工具获取信息。这些非正规途径传递的消息往往是未经证实的，并且很容易在人们口口相传的过程中发生变异和扭曲，不仅不利于消除人们的恐慌，而且还有可能让恐慌越滚越大，越滚越远。可见，政府作用的缺席对紧急状况下学生心态的稳定是十分不利的。 　　4月20日后，政府决心以积极、负责的形象面对公众，向公众发布及时、全面、真实的信息，使公众全面、正确地对待“非典”。但是这种突然的转变，特别是人们接受的信息刺激强度骤然加大，前后信息刺激的对比度异常强烈，使人们在短时间内难以迅速作出反应并适应刺激，进而使其恐慌程度甚至有所提高。而大学生在这个转变过程中也受到同样的冲击，恐慌程度也同样随之上升。许多大学生的集体离校行动也正是在这段时期爆发的。 　　3．学生心理从恐慌到平静的路径分析： 　　到4月底，北京各高校的留校学生逐渐恢复了正常的学习生活，相互问候中多了几分调侃的意味，学校里的恐慌情绪也随之逐渐消退，取而代之的是恢复得出乎意料的快的平静。究竟是什么因素促使学生心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实现从恐慌到平静的转变呢？特别是，在整个社会仍然持续恐慌的情况下，大学生为什么先平静下来？以下是笔者对这个过程可能的路径进行的分析： 　　第一种可能是，已经有效地消除“非典”对公众生活和生命的威胁，使恐慌源得到根除，公众，包括学生的心态也就自然恢复平静。但是，到目前为止，对于非典型肺炎，人们仍是既没有明了病毒的生存方式和传播途径，也没有研制出用于治疗和预防的药物和疫苗。实际上，我们还没有有效控制这种病毒，而只是有效地控制了病毒的大规模传播，至于它是否会在将来的某天卷土重来肆虐人间仍不得而知。因此，非典病毒对公众的威胁虽然逐渐暂时消减，但却仍然存在，大学生心理的平静似乎无法依靠这种路径得以实现。 　　第二种可能是，个人运用自我调节能力主动适应外部刺激，使个人与环境之间达到一种新的平衡，个人心态也就实现自动的平静。根据班杜拉的交互决定论，个体并不是被动地接受环境的刺激，而是依靠自身的认知能力能动地对受到的信息进行选择、组织并进行转化（王端鸿，2002：34）。这种自我调节对个体系统在受到“非典”危机刺激后重新恢复平衡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个体对环境的适应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事实上，在学生心态趋于平静的时候，社会上的公众却仍然受到恐慌的笼罩。在4月29日下午的下班高峰期，笔者在学校门口观察到，平时人都被挤出月台的公交车站上竟然只站着两个等车的人，大街上一片萧条的景象，寥寥的行人都戴着严实的口罩。与此同时，校内的学生却基本恢复了正常的学习生活，并踊跃参加各种室外的学术活动和团体活动。可见，大学生群体较其他社会公众更早恢复了平静。因此，纯粹的系统内部自我调节也无法解释在相同时段内大学生群体与一般社会公众的心理差异。 　　第三种可能，就是个体的外部系统做出有效的危机干预，缓解个体心理压力和恐惧情绪，促使个体系统内部在短时间内实现整合。事实表明，这也是在短期内促使学生心态从恐慌向平静转变的最可能的路径。 　　对于包括大学生在内的公众而言，政府实行信息的公开化和透明化，推行各种严格防控的措施和政策，宣传普及各种相关的专业知识和防疫措施等，都是宏观层面卓有成效的危机干预方式。咨询中心社情民意调查网11在5月初对北京城八区1800名市民进行了“非典”专项民意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几乎全部被访者都认为，4月下旬起政府抗击“非典”的一系列措施是必要的，其中，66.2%的人表示“很有必要”，33.7%的人表示“有必要”（陆纯，2003/5/7）。公众对政府工作的这种认可与公众平静心态的恢复是同步的。在问及对待“非典”基本态度时，89.1%的人回答“加强预防”，表示“恐慌”的比例只有4.9%，另有6%的人表示“无所谓” （陆纯，2003/5/7）。这表明至五月初，北京市民对待“非典”的态度已经趋于理性和平和，恐慌情绪明显减弱。可见，政府在公众接受危机应激时作出的危机干预的有效性是无庸置疑的。 　　对大学生群体而言，除了受到政府政策的有效干预外，还受到更直接的学校社区的干预。其中，最重要的干预措施要数学校的封闭式管理。从4月27日起，笔者所在的学校开始实行封闭式管理。笔者在此前后通过非参与性观察统计三个周三中午11：30-11：45之间从校内某食堂大门走出的学生的人数和类型（按性别、是否戴口罩来划分，见表7），对照同时期北京市疫情统计图（见图1）和同时期北京一般公众的心理状态即可发现，学校这种危机干预所起的显著作用： 表7 学生戴口罩情况统计表  　　 　　对照图1可以发现，北京市疫情在4月23-29日一周是最严重的，而学生可以通过多种途径了解到相关信息，不可能一点都不了解。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学生的安全感却反而大幅度提升，这不得不归功于学校有效的危机干预。学校的封闭式管理使学生意识到在学校这个封闭环境中，外部系统与个体发生的接触减小，客观上感染病毒的概率就缩小，自身受到的生命威胁减少，安全感就自然随之上升。 　　此外，学校借助于器物、仪式、活动实现的情景化也对学生心理起到潜移默化的干预作用。激励人心的横幅和海报，校领导积极参与的各种仪式和庆典，学生团体组织的各种精彩纷呈的学术活动和文体活动，无不为学校营造一种健康祥和的氛围，促使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回复积极活跃的本性，心态也随之恢复平静。 　　可以说，学生从恐慌到平静的心态变化是自我调节和宏观系统危机干预共同作用的结果（如图2所示）。当学生受到“非典”事件的干扰后，个体与外界之间输入和输出的均衡状态就被打破。一方面，个体系统就会自主地去适应干扰，调整与外界的交换，逐渐形成新的稳定状态，重新恢复整合和平衡（冯·贝塔朗菲等，1989：131）；另一方面，政府和学校等宏观系统施加快速、适度的危机干预，尤其是以稳定学生心理和情绪为目标的干预，纠正学生给予自己的否定或扭曲的信息，促使学生对危机情境的认知发生改变，增加学生重新恢复危机前平衡状态的可能并加快其恢复的速度。 　　从前文的分析可以看出，学生恐慌心理的形成是个体心理素质、所属群体、家庭、学校、政府等多方面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这时期学校和政府危机干预的缺乏使学生更倾向于从初级群体众寻求心理支持。而后期学生平静心态的恢复则正是自我调节和宏观系统危机干预共同作用的产物，其中学校和政府有效的干预更是加快了个体系统恢复平衡的进程。出于分析的需要，笔者把这些因素独立和静态化，但在现实中，作为一个更大的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这些因素却是相互依赖、相互作用并且动态发展的。不同因素在不同时期对不同的个体的作用也是不同的。 　　相对于一般的公众，学生群体固然具有其特殊性，如高度整合、互动频繁、关系网络狭窄、认知趋同等为学生群体集体恐慌形成提供了前提条件，以及相对封闭的校园环境为学校社区危机干预的有效实施提供了保证。然而，尽管学生面对危机时的心态变化过程与整个社会心态变化过程在时间上存在一定差距，但从整体来看，这两个过程却是基本一致的。因此，对大学生群体心态变化影响因素的系统分析结论，在一定程度上亦可推广到一般公众心态变化历程的解释上。在此基础上，笔者对日后突发事件的应对提出了一些思考和建议： 　　第一，建立化的危机干预机制。这种危机干预既有在个人心理层面的，也有针对社会宏观层面的。从这次“非典”事件中可以看出，适度的危机干预不仅对公众心理重新恢复平衡起着有效的促进作用，而且更是在危机发生时保持社会稳定的需要。在西方很多国家，负责危机干预的机构是深入到全国各社区的各条街道的，来协助公众处理心理和生活中的问题和危机。当社会性危机发生时，政府和这些机构的专业人员就会及时组成各种快速危机处理小组，对受害者采取迅速适度的干预（Burl·E·Gilliland等，1997：794）。这种制度化的机制构建是我国长期发展的目标，但就目前而言，由于经济资源和专业人才匮乏的限制，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以社区为单位的危机干预机构显然是不现实的。然而，政府建立全国性的危机干预机构，预测和监控危机的发生，制定具体的危机干预策略和计划，及时有效地应对突发的社会性危机，则是可能而且必要的。此外，针对这次“非典”事件中的问题，笔者相应提出在危机干预中尤需注意的几点： 　　1．必要权威信息和专业知识的发布和普及。在这次“非典”事件中，公众对一些必要的专业知识和权威信息的掌握有助于改变公众对危机情境的认知和判断，而政府部门在态度转变后也确实努力通过综合媒体对公众进行宣传和教育。但是，在113位被访者中，22.1%的人竟然认为确诊病例与疑似病例的根本区别是持续高烧，而只有27.4%（31人）的同学能正确分辨出其根本区别在于抗生素治疗无效；55.8%（64人）的同学否认青年人比儿童老人感染“非典”的概率更高；还有23.9%（27人）的人甚至认为蚊子叮咬能传染“非典”。显然，大部分学生并没有正确的掌握一些“非典”的基本知识。认知能力较高的大学生群体尚且如此，一般民众在接受政府宣传教育方面的收效亦可略见一斑。 　　2．现代信息传播工具的利用。虽然我们并不能把这次“非典”事件中民众恐慌心理的产生归咎于传播工具，但现代传播工具，如网络、电话、短信息等却加快了信息传播速度，扩大了信息传播范围。危机发生时如何正确利用这些新型传播工具，对抑制谣言和恐慌、疏导公众心理是非常有效的。比如网络，在这次“非典”事件中，各大网站都推出“非典”专栏，利用自身信息综合性强的优势，全面报道相关新闻和专家指引，对公众，尤其是认知能力和判断能力较强的高知识群体，全面了解信息和缓和恐惧情绪起到重大的作用。另外，网络的讨论区也为政府官员与公众提供了交流的平台，从而通过双向沟通促使公众在危机发生时仍保持较高的安全感。 　　3．特别强调社区层面的危机干预。对本文的分析对象而言，学校除了发挥培养创新人才、推进科技发展、引领社会进步的作用外，还需要承担作为一个社区的基本社会职能。尤其在境遇性危机发生时，学校社区及时、适度的干预对个体缓解恐慌、沉着应对起到决定性作用。社区的干预直接作用于个人及所属群体，群体中稳定积极的气氛能够强烈地感染个人的情绪，对个人心态的恢复起到特别关键的作用。而一般公众的居住社区采取严格的防控措施、与居民进行及时有效的沟通，无论对疫情传播的控制，还是对公众稳定心理的恢复，都是极其有效的。 　　第二，重建社会心理支持系统。社会心理支持，能使个体产生在社会中被尊重、被支持、被理解的情绪体验，在缓解个体心理压力、消除个体心理障碍、增进个体心理健康等方面均起着重要的作用。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心理支持系统出现了结构的紊乱和功能的弱化，传统的单位组织为个人提供的社会支持正迅速瓦解，新的社会心理支持系统尚处于自发的萌芽状态（程俊玲，1998）。在这种情况下，充分发挥社区的支持作用，重建社会心理支持系统就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这次“非典”事件也证明，社区与个体有效的、互动式的信息沟通和情感沟通，能给与个体足够的心理支持，有效地缓解个体心理压力和恐惧情绪。尤其在学校社区中，校领导的主动行动、专业人员提供的心理咨询、学生社团组织的各种团体活动，给个体提供了一定的心理支持，营造了健康积极的环境氛围，使个体认识到其认知中的非理性部分，强化个体思维中的理性和自强成份，从而促使个体心理重新达到整合状态。 　　第三，提高大学生及其他社会群体自身的心理素质。当代大学生一直被斥为是心理素质低下的一代。在“非典”事件发生后，大学生心理的脆弱便伴随各种非理性行为暴露无遗。笔者认为，这与这个成长于和平年代的群体在过去的生活经历中普遍缺乏危机应激（stress）有关。心理学认为，曾经经验过某种应激源（stressor）并有良好适应者，在相似的应激源重现时，会有良好的耐受性（李磊，2002）。大多数大学生并未经受过风险较强的应激源，因而难以正确应对危机是可以理解的。而对于大学生而言，“非典”事件本身就是一次提高其心理承受能力和风险应对能力的契机；对其他心理素质较低的社会群体而言更是如此。除此之外，有关部门更应该就类似“非典”的突发事件对公众进行有针对性的心理健康教育，尤其在“非典”对公众的心理影响尚未完全消退的时候。只有公众的心理素质在根本上提高，公众日后才能从容应对类似“非典”的突发危机。 1其中高校1没有对外公布离校学生人数，而在校样本的调查结果显示，除了一个样本表示他所在班级有两人离校外，其他30个样本都表示他们所在班级的同学及其亲密学生朋友均无一人离校。 2包括后来离校的全部同学（49位）和留校的15位同学。下同。 3没有人选择完全相信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无论是当时的官方消息还是后来的事实都证实了所谓的“封城”只是一种谣言，是人们在非理性的状态下传播的结果。因此人们在恢复理性后，为了使自己在认知和评价上趋于一致，是很少会承认自己曾经“完全相信”这种谣言的。 4从同学较平常更多的选择飞机作为回家的交通工具，即可看出途中的安全性是学生计划离校时较关注的一个因素。 5由于不同学校学生离校的比例不一，是影响学生离校的最重要变量，因此必须先控制学校这一固定效应再分析其他个人的随机效应。 6年龄的作用并没有年级显著，笔者认为，这是因为相对于生理年龄，心理年龄和社会年龄对心理状况的影响更重要。而大学生的活动空间较小，关系网络较简单，年级的高低更大程度上决定其心理年龄和社会年龄的长幼。 7在问卷中， “离校原因”一题是不定项选择，也就是说，有人同时选择了“周围很多人走了或准备走”和“同学或同乡想跟你一起走”。这说明不同群体对离校学生的影响是同时发生的。 8在问卷中，这个变量操作为“找出三个你在学校里最亲密的学生朋友，想想他们中几人因为‘非典’离校了”，选择项有0、1、2、3。 9笔者认为主要是学校人口密度，高校1、2、3的人口密度逐个递增。其次是疫情的严重性，高校1、2感染非典的人数不多，而高校3则较为严重。再次还有疫情出现的时段，高校1、2均在4月20日左右，而高校3则在4月20日政府对非典作出全面应击前，政策上没有太多指导。 10前期安全感状况分为很安全、比较安全、一般、不太安全、很不安全等五个等级，并依次赋值为5、4、3、2、1。11原资料标注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