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清华：创造社的文化行为与上海出版市场

创造社的文化行为与上海出版市场 曹清华 深圳大学文学院 [原载《人文中国学报》第10期，第371-392页。] 　　 　　1931年，鲁迅在上海社会科学研究会所的一次，专门描述了上海文艺在二十世纪最初三十年的发展情形。在他一片调侃声中，似乎文艺在上海总去不了“才子+流氓”的陋习。就是“承继中国文学革命正统”1的“创造社”也被称作“中了才子+流氓的毒”。2 　　“才子+流氓”的习气显然与上海租界这一特定地域有关。鲁迅说： 　　 　　“有了上海的租界，——那时叫做‘洋场’，也叫‘夷场’，后来有怕犯讳的，便往往写作‘彝场’——有些才子们便跑到上海来。”3 　　 　　事实上，上海租界对各色“才子”——文化人的吸引力，除了外国殖民势力提供的政治法律屏障外，最重要的还是中外投资者刻苦经营所酿造的市场环境和商业氛围，以及藉此形成的市民社会和文化中心之地位——这座城市已经培育出具有购买力和阅读需求的读者，并拥有相当数量且口味多样的出版物和店4。 　　书店作为商业实体不可避免要运用自由市场的游戏规则和经营手段；而“文化人”与出版商打交道，或者直接参与出版业的实际运作，其写作和经营势必受到市场的感染甚至左右。鲁迅眼中的“流氓”气指得正是类似商场中唯利是图的心态和行为5，他认为“新上海”6创造社也概莫能外。 　　除去调侃和嘲讽的外壳，鲁迅对创造社的评价突现了创造社另一个人们忌讳去讨论的侧面——作为上海出版市场的一分子，创造社一方面受到所处商业环境的影响；反过来又以商业的手段和行为加入到这个出版市场的运作当中。以往研究者往往侧重创造社精神活动的一面，局限于寻找创造社的文化行为和文学主张在社会文化方面的制约因素以及所受国外文学思潮的影响7，从而对创造社的解释多少流于偏颇。事实上，创造社的种种活动——从崛起于泰东图书局，到筹办出版部自主经营；从最初标新立异的文学主张，到引发革命文学论争——都与上海出版市场这一商业环境息息相关。如果顾及到这一侧面，我们对创造社的文化行为，特别是对其文学主张的分析就会全面得多。 　　 一、泰东图书局——创造社的“摇篮” 　　 　　先看创造社的成立。一般文学史著作都给我们一个错觉，似乎创造社在日本成立仅仅缘于其成员共通的文学兴趣和追求。事实上，与五四时期众多文学社团不同，创造社的面世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上海出版市场的兼容并包和多元格局——正是在这个自由竞争而多元共存的出版市场中，创造社这群没有经济实力而又思想激进的文化青年才获得了谋生的机会；他们领风气之先的文学创作和主张才拥有了伸展的舞台。 　　（一）由于对国内出版界缺乏了解，创造社最初的文学理想只不过纸上谈兵，根本无从实现。 　　针对鲁迅《上海文艺之一瞥》对创造社的评价，郭沫若在1932年写了洋洋数万言的《创造十年》一书加以反驳。书中特别突出了创造社孕育并成长于同人共有之文学理想的经过。书的开头甚至把创造社的历史追溯到1918年夏天郭沫若与张资平在日本福冈博多湾的一次谈话，并声称这次谈话就是创造社的受胎期。 　　谈话中张资平对国内文化界进行了大肆抨击。认为中国没有一部可读的杂志，就是《新青年》也只是“差强人意”，特别是无法找到日本所有的纯粹的科学杂志和纯粹的文艺杂志。因此他们出一种同人杂志，专门收集文学上的作品，并打算从每个人每月的官费里面抽出四五块钱做印费，以填补国内空白。8 　　但是这一理想当时并未付诸实施。一直到1920年夏天，郁达夫、张资平、成仿吾以及田寿昌，在东京好几次聚会，讨论这一出版纯文学杂志的话，还一度确定由田寿昌负责到国内寻找出版处。9但最终没有结果，田寿昌所托的朋友在上海找不到愿意承印的书店——“中华书局不肯印，亚东也不肯印，大约商务也怕是不肯印的。”10这几家以经营教科书为支柱的大牌书店对创造社年青人的文学理想显然不感兴趣。 　　（二）创造社创办杂志的计划获得转机，是上海泰东图书局为他们提供的一个赖以谋生的工作机会。 　　1921年初，成仿吾收到一封来自上海的信，信中允诺他一个月薪百元的职位——泰东图书局编辑部文学部主任11。这一职位的诱惑，让成仿吾下决心放弃学业中道回国，而郭沫若也与其一同返沪。 　　不过，当时他们回国的动机并非“创办纯文学刊物”，而是企图找到一份职业。所以当成仿吾到达泰东图书局，发现那所谓的“百元月薪”只是一个“骗局”之后，他在泰东呆了不到三个星期，就放弃了“文学理想”而前往长沙投靠一家兵工厂12。 　　而郭沫若临行前他的日本籍妻子对他的嘱托就是尽快找到一份职业13，当时一份稳定的收入在他们一家人眼中显然比什么都重要。到达泰东后，郭沫若因为刚刚在《时事新报·学灯》上度过一个诗创作的“高潮期”，凭借其诗作方面的声望被书局老板留下14。但是，郭沫若此时并不能实践他编辑纯文学杂志的理想，因为泰东已经印行一本名为《新的小说》杂志，编辑职位已无空缺。而书店方也无意再办一份新的文学刊物，相反他们感兴趣的是出版郭沫若的旧诗作以及请他标点古籍以跟进当时的出版潮流15。 　　尽管如此，泰东书局偶然之间为郭沫若提供的这一工作机会却成了创造社日后浮出历史的契机。 　　（三）创造社迅速在文坛崛起离不开泰东图书局不无投机色彩的经营理念。 　　在当时的上海出版界，泰东图书局规模小，经营无方，经济上十分困难。创造社成员与泰东之间只保持着一种十分松散的雇佣关系——他们一直没有拿到书店的正式聘书16，也没有从书店按月领取薪水，所得报酬只是平时需要时从书店“随便拿三元五元”。17就是在《创造社丛书》十分畅销，纯文学刊物《创造季刊》1922年5月1日创刊之后，创造社同人在泰东打零工的性质也没有变。 　　一位创造社同人后来描述了创造社与泰东图书局合作的情形： 　　 　　“泰东书局出版创造社旧著作，名气做得很大，钱亦赚的不少，实在书店方面却是越做越空，作家方面的报酬便根本谈不到，郭、成、郁等人到了上海，在‘北京同兴楼’喝酒吃饭可以挂账，临走旅费可以有着，但是谈到稿费版税的话便无法兑现，只好用言语支吾支吾过去了。文学研究会靠商务印书馆生活的人很多，语丝社靠北新书局生活的人也不少，可是创造社靠泰东书局生活的人便一个也没有，连一点点小小的补贴也没有，…… 　　……创造社靠不到泰东书局的生活，却也不受泰东书局的拘束，甚至反过来还可以批评书店方面的人，写作态度比较自由，言论的胆量也大了。”18 　　 　　由此可以看出，泰东只是一个得过且过习惯于一锤子买卖的书局，他们敢于冒险，希望这些留学生笔下与众不同的文化产品能为其赢来商业利益，但是却不给创造社同人发放薪水，支付版税，让他们稳定下来为泰东服务。而创造社虽然落得个“食客”的地位，却获得了相当的自由——他们把泰东当作跳板，一有稳定的职位或者想法改变就立即走人；而更为重要的是，仰仗泰东的冒险心态，他们出版纯文学杂志的“文学理想”得以实现，他们一系列敢为天下先的“文学主张”有了公之于众的可能。 　　后来郑拍奇回忆说，“沫若一到泰东，就感觉有点上当，但以中国之大，当时只有这一家小书店还表示愿意跟我们合作，因此只好耐心地等待事态的发展。”19 可见，1938年张静庐说泰东书局是创造社的摇篮并不是夸张之辞20。 　　 二 “艺术独立”的主张和“革命文学”的口号 　　 　　创造社不仅仅仰仗上海出版市场获得了开展文化活动的物质基础，就是其文学方面的主张和口号也与上海文化出版业的大背景密切相关。 　　（一）创造社最早以重天才、为艺术的文学主张为文坛所侧目，甚至在当时就被人看作“为艺术”的一派以与文学研究会相对立。事实上，创造社这些标新立异的主张很大程度上只是表达了对当时文化出版界的抗争与申斥。 　　《创造季报》的刊行是在“创造社丛书”的出版取得成功之后。泰东老板商业眼光的敏锐很快得到证明，在他的催促下，郭沫若整理出版的第一部诗集《女神的再生》“即速再版”21，之后郁达夫的《沉沦》也同样的轰动22。这样，泰东老板对创造社出版纯文学杂志兴趣大增，最终答应印行《创造季刊》23。 　　能出版刊物意味着创造社终于在上海这个文化大舞台中有了探出头来的机会。在《创造季刊》的出版预告中，郁达夫迫不及待地抨击有人垄断文坛24： 　　 　　“自文化运动发生后，我国新文艺为一二偶像所垄断，以致艺术之新兴气运，澌灭将尽。创造社同人奋然兴起打破社会因袭，主张艺术独立，愿与天下之无名作家共兴起而造成中国未来之国民文学。”25 　　 　　后来郑伯奇确认，郁达夫影射的对象就是文学研究会，而郁达夫对文学研究会的不满，不是来自他们文学主张上的歧异，而是因为在发表文章和出版书籍方面他们所享有的天壤之别的待遇。当时《小说月报》是文学研究会代用机关刊物，《文学研究会丛书》也在商务印书馆印行，就是文学研究会的分会也都有自己的机关刊物。对照之下，创造社却相形见绌，办刊物找不到愿意承印的书店，以致于不得不投靠无行无名的泰东；发表文章也十分艰难，此前郁达夫的小说《银灰色的死》寄给《时事新报·学灯》，压了5个月尚未见诸报端。26 　　如果看到这样一个文化出版的背景，我们就能理解何以郁达夫一边提出“艺术独立”，一边又声称要造成“未来之国民文学”。事实上文中“艺术独立”一说并不能看成一个单纯的创作主张，其主要用意同样是针对文学研究会在出版界的垄断地位。 　　这之后，郁达夫又在《创造季刊》创刊号《艺文私见》一文的开头，提出“文艺是天才的创造物”的主张，后来研究者往往引以为创造社的重要言论。但是纵观全文，我们会发现，文章的主旨只不过批评当时新闻杂志上的“假批评家”。郁达夫提出“天才”一说只是对当时一般文学编辑的嘲讽。正因为如此，这篇文章当即引起了时为编辑的沈雁冰的回敬27。 　　而且可以相互印证的是，郁达夫在《创造季刊》第二号上发表的《夕阳楼日记》，其主旨则完全溢出了创造社创办纯文艺刊物的初衷之外——文章批评的对象是中国的思想界、新闻杂志界以及翻译，受到郁达夫特别“关照”的余家菊的重译和误译更是属于哲学而非文艺。创造社希望在文化界获得自己立足之地的心态在这篇文章中表现得最明显不过了。 　　《创造季刊》上的“大胆言论”，引发了创造社的年青人与文学研究会以及胡适之间的一场笔战。后来郭沫若回顾这次论争时承认，“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并没有什么根本不同，所谓人生派与艺术派都只是斗争上使用的幌子。”28 　　（二）1926年创造社推出“革命文学”口号是一个十足的策略，这一策略则与创造社出版部的成立以及《创造月刊》的创办相关联。 　　1926年4月创造社出版部的成立开了作家办书店的先河29。其初衷在于把创造社从书商之盘剥和控制中解放出来。在1926年底最后公布的出版部理事名录中，郭沫若出掌出版部理事会主席，成仿吾则担任常务理事并兼会计与总务之职30。从此创造社同人开始亲身涉足书籍报刊的商业经营，创造社文化活动的自由空间也进一步得到拓展。 　　出版部成立的同时，创造社即创办了《创造月刊》，紧接着创造社又提出了为世人瞩目的“革命文学”的口号。先是4月16日郭沫若在《创造月刊》第二期发表了有名的《孤鸿——致成仿吾的一封信》，声称文艺上并无“主义”之分，其可区分的只在于文学的三个类别，即“昨日的文艺，今日的文艺，和明日的文艺”，文章认为“今日的文艺”就是“革命文艺”。31 　　紧接着在《创造月刊》的第三期，郭沫若的《革命与文学》又在头条的位置刊出，文章中出现了“革命的文学”一名词，并提出“只要你赞成革命，那你做出来的文学或者你所欣赏的文学，就是革命的文学”的说法 32。到《创造月刊》第四期，成仿吾还写了一篇《革命文学与他的永远性》以响应。 　　这三篇文章的先后刊出显然不是出于偶然。特别耐人寻味的是，《孤鸿——致成仿吾的一封信》的文末所署日期是“1924年8月9日夜”，这说明，成、郭两人一直在为这封信的发表寻找最佳时机，甚至可以说，这三篇文章的依次发表以及“革命文学”之命名本身就是计划之物——《创造月刊》的面世需要新的旗帜；在广州甚至全国，当时“革命”已是“时代”的主题。因此正如后来鲁迅所说，“在广东，于是也有‘革命文学’这名词的出现，然而并无什么作品”33。 　　 三 从“爆击弹”到“改口味” 　　 　　正因为创造社与上海出版市场联系之紧密，其编辑方针和写作风格也能够根据市场需求之变化进行适时地调整。 　　（一）1924年《创造周报》的停刊与创造社的解散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创造社之文化产品在出版市场的失势。 　　《创造周报》创办伊始，正是“创造社的全盛时期”34。按郑伯奇的说法，《创造周报》的创刊是应文化论争的需要——《创造季刊》周期太长，不能及时回应各方的挑战，于是“大家主张另出一个机动刊物来应付斗争的需要”35 　　而事实并非如此。在《创造周报》的前期，几乎每一期上都有旗帜鲜明的言论文章，但并不是论争中的回应或反击，而纯粹属于摇旗呐喊城门挑战的性质。创刊号上成仿吾的《诗之防御战》，被郭沫若称作“爆击弹”，“得罪了胡适大博士，周作人大导师，以及文学研究会里面的一些大贤小贤。”36而第三号郁达夫的《文学上的阶级斗争》和郭沫若的《我们的文学新运动》更是与众不同，李何林先生在1939年就认为《我们的文学新运动》一篇已是“革命文学”的呼声。 37 　　其结果是《创造周报》的销数不断增加，甚至屡次重版。38创造社一时间成了一本畅销杂志39。但是好景不长，市场的需求很快就发生了变化，1923年底，《创造周报》吸引力渐渐下降。郁达夫在1927年坦言，当时已经“矢穷弦尽”，再也不能支持。40而郭沫若则想到“更换口味”： 　　 　　“《创造日》停刊后，可算松得一口气，但说也奇怪，那一停刊却增加了创造社的萧条的景象。《创造周报》已成了强弩之末，失掉了它从前的刺激性。《季刊》出到第五期以后便很难继续。有些人劝我们改改口味。仿吾的大哥在那时由广东到了上海，他也劝我们把方向转换到政治方面。这是当时社会上的一般的要求……我自己也感觉着有这种必要。但没有转换的能力。”41 　　当时这一更口味的想法没能实现。迫于出版市场的压力，创造社只能消极以对——郁、郭、成三人相继离开上海，《创造周报》于1924年5月19日最后停刊，创造社与泰东的合作走向终结。 　　（二）“五卅”之后，创造社“更换口味”以应对市场需求的变化，其杂志事业再又一次走上成功。 　　郭沫若“改口味”得以实现是在“五卅”之后。1924年郭沫若赴日本之后不久又折回上海以卖文为生42。他先在《东方杂志》发表文章，后来商务印书馆也出版他的译著43；直到无本经营的光华书局创立之后，他一度把《三个叛逆的女性》、《文艺论集》交给这家书店出版，还经过交涉以每期50元编辑费的低价让其印行创造社刊物《洪水》半月刊44。 　　事实上，这光华书店的老板之一正是从前参与“剥削”创造社的泰东书局老板的“襄理人”张静庐。光华书局的开办，正是他从“伙计”到“老板”身份之蜕变的开始。创造社不计前嫌，又转嫁到另一个投机书商的门下，不能不说又是一次无奈的选择。 　　《洪水》半月刊从第二期起，便陆续刊载郭沫若“改口味”之后的政治评论文章《盲肠炎与资本主义》（第2期）、《穷汉与穷谈》、（第4期）、《共产与共管》（第5期）、《马克思进文庙》（第7期）、《新国家的创造》（第8期）等等。按郭沫若自己的说法，正是这些文章，“把那偏向着‘上帝’的‘洪水’，向着‘猛兽’的一方面逆转了过来”。45 　　十几年之后“光华”的老板还称赞创造社这一适应市场变化的做法： 　　 　　“洪水，这有特殊风味的刊物（创造社同人除文艺作品外，从来没有做过政治论文的），在读者们迫切需要下，在一家陌生的书店里出现了，很快的被各地同业所重视，向来没有交往过，也没有先铺一层‘账底’，居然有很好的成绩。货款也有很多是先期进来的。”46 　　 四 “革命文学”论争及其商业动机 　　 　　到1928年初，创造社引发“革命文学”论争则有着明显的商业动机。 　　1927年国共分裂，国内政治形势骤变。年底，创造社一干人马重聚上海，正鲁迅所说，有些是旧文人解下指挥刀来重理笔墨的旧业，有些是几个青年被从实际工作排出，只好借此谋生47，文化出版业再次成为创造社同人生活之依靠。 　　而此时的创造社已经雄风不再。人员方面，早在1927年初，《洪水》时期的创造社“小伙计”潘汉年、周全平、叶灵凤等人，因在创造社出版部之外自印书籍和刊物已被清算出局48；之后，郁达夫也发表声明脱离了创造社。旗下的刊物则几乎退出了读者的视野——《创造月刊》1927年全年只出版两期；《洪水》半月刊在1927年5月之后，也只有两期与读者见面。 　　重振创造社的计划之一就是联合鲁迅。郑伯奇在征得郭沫若的同意之后，与段可情、蒋光慈曾主动访问鲁迅并讨论联合一事，结果鲁迅欣然同意，并建议恢复出版《创造周报》作为共同的园地49。这样，在1927年12月3日的《时事新报》上，就出现了《〈创造周报〉优待定户》的广告，鲁迅、麦克昂、蒋光慈三人顺序排列在特约撰述员名单的最前面50；到1928年1月1日，《创造月刊》上又刊出《〈创造周报〉复活了》的告示，上面更是详细地列出一个长达30人的特约撰述人名单，列在名单的最前面的仍旧是鲁迅、蒋光慈。 　　而与此同时成仿吾也在行动。他前往日本成功地说服了尚未完成学业的留学生李初梨、冯乃超、彭康、朱镜我、李声华等人回国加盟创造社。李、冯等人一回到上海，创造社立即放弃了与鲁迅联合并恢复《创造周报》的计划，转而创办“理论性刊物”《文化批判》，以为这五位新人提供舞台。51五位新人能取鲁迅、蒋光慈而代之，其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手中所掌握的有关“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理论52。因而当时郑伯奇写信到日本征求成仿吾有关与鲁迅联合的意见时，成仿吾表示了反对的态度，认为“老的作家都不行了，只有把老的统统打倒，才能建立新的普罗文艺。”53 　　这“打倒”的行动从《文化批判》创刊号上冯乃超所作《艺术与社会生活》一文迈出第一步。在这篇文章中，以叶圣陶为代表的文学研究会、以张资平为代表的通俗作家以及鲁迅、郁达夫等等都被划入“小资产阶级”的行列54。接下来一系列宣布“转换方向”、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文章有条不紊地发表出来：成仿吾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李初梨《怎样建设革命文学》、成仿吾《全部的批判之必要——如何才能转换方向的考察》、郭沫若《留声机器的回音》等等——创造社同人俨然又回到了《创造周报》时代。 　　与此同时，一场声势浩大的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随即拉开序幕。除了鲁迅与创造社开了笔战之外，郁达夫、周作人、梁实秋等人均对创造社的言论加以回击，就是昔日盟友太阳社成员也随即出版了自己的刊物——《太阳月刊》，并就谁最先提出“革命文学”口号、谁是最正宗的“革命文学”等问题与创造社争持不下。 　　而最出人意料的是，一时间响应“革命文学”口号的刊物雨后春笋般生长出来。除了与创造社有联系的《我们》《畸形》外，仅“光华”“现代”等一向嗅觉敏感而敢于冒险的书店就先后推出《洪荒》、《澎湃》、《戈壁》、《现代小说》、《摩洛》等多种杂志，加入鼓吹“革命文学”的大潮当中。55“革命文学”的口号最终沦落成出版商心目中的“畅销货”。 　　反过来，如果仔细分析论争之始创造社的种种行为，我们会发现，创造社最初引发这场论争未尝不包含商业方面的动机。 　　首先，创造社主动联合鲁迅的举动，就不是创造社主脑们发自内心的愿望，而是其商业动作上的权宜之计。否则，他们就不会转瞬之间不作任何交代而放弃与鲁迅的联合，甚至一开始就把批判的矛头指向鲁迅； 　　第二，创造社前后两次登出广告，显示《创造周报》将拥有以鲁迅为领衔的强大的撰述人队伍，这意味着，如果没有李、冯等人加盟，创造社与鲁迅的联合很可能就不会改变，进而说明创造社对鲁迅的批评，并不是基于某种原则； 　　第三，尽管李、冯、朱等人加盟了创造社，而且他们以掌握了最新的“无产阶级文学”理论而引起创造社的注意，可是，在上述一系列提倡“无产阶级文学”的文章中，却有相当大的份量出自郭、成两人之手，《文化批判》前四期的“卷首语”则均为成仿吾所撰写。可见，创造社所提倡的“无产阶级文学”理论乃速成之说，而非严谨而认真的文学思潮或学术思想的介绍。 　　第四，郑伯奇在回忆创造社与鲁迅之间的论争时说，“创造社在广州时都不是党员，郭老是北伐到武汉时才入党的，后来又失掉关系。成仿吾是在与鲁迅论战后出国时才入党的。其他从日本回来的人在论战时好象也不是党员。创造社当时没有接受谁的领导，是自己在活动的。”56 这说明创造社发动和参与论争是纯粹的文化行为而非政治动作。既没有政治上牵连，又不是基于某种学术原则和理想，创造社商业上的考虑就难辞其咎了。 　　而鲁迅在1928年曾多次抨击创造社这种商业做法的不是。4月4日他给冬芬先生的回信中说： 　　 　　“现在所号称革命文学者，是斗争和所谓超时代。……社会停滞着，文艺决不能独自飞跃，若在这停滞的社会里居然滋长了，那倒是为社会所容，已经离开革命，其结果，不过多卖几本刊物，或在大商店的刊物上挣得揭稿子的机会罢了。”57 　　 　　一个月之后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又一次谈到此事： 　　 　　“革命文学家的言论行动，我近来觉得不足道了。一切伎俩，都已用出，不过是政客和商人的杂种法术，将‘口号’‘标语’之类，贴上了杂志而已。”58 　　 五 “剧变”中的“不变” 　　创造社在十年历史中，尽管不断提出新文学主张，两次三番的声称“转变方向”，却一以贯之地被市场所接受为读者所欢迎。其原因是，在创造社不断变化甚至截然对立的文学主张背后，潜藏着一个不变的叙事策略，维护着一个与读者所共享的交流方式。 　　1930年郭沫若曾经把创造社分成三个时期。第一时期称为《创造季刊》或《创造周报》时期，是极端个人主义的表现；第二时期是洪水时期，这期间，“郭沫若把方向转变了”；最后是《文化批判》时期，创造社来了一个“剧变”。59 　　而且，创造社每次提出新的主张都是以对自身的反动为基础。1926年推出“革命文学”一名词，就宣布了早期创造社“个人主义”的死亡；1928年倡导“无产阶级文学”，又把此前的创造社定性为“小资产阶级”。创造社这一自我叙述方式，给人一个印象——似乎创造社的文学思想在短短十年间，经历了一个直线上升的发展过程。事实上，这是一个错觉。 　　我们从郭沫若的代表作——《凤凰涅（上般下木）》开始分析创造社的文学主张。在这首诗中，我们可以隐隐约约地看到创造社数次阐述文学主张时一个共享的主题，即“道德洗涤”。诗中“凤凰自焚”的故事可以概括为一个关于“道德清洗”的神话，而这一神话贯穿了创造社历史的始末。 　　1923年郭沫若所作《我们的文学新运动》，被文学史家看作“革命文学”先声。这篇文章不仅直接引用了凤凰自焚的故事——“凤凰要再生，要先把尸骸火葬”60，其对“文学新运动”的阐述本身也是“凤凰涅般”神话的一次复述： 　　 　　“四五前的白话文革命，在破了的絮袄上虽打上了几个补绽，在污了的粉壁上虽涂了一层白垩，但是里面内容依然还是败棉，依然还是粪土。Bourgeois（资产阶级）的根性，在那些提倡者与附和者之中是植根太深了。我们要把恶根性和盘推翻，要把那败棉烧成灰烬，把那粪土消灭于无形。”61 　　 　　而文章结尾对新文学运动的呼吁——“我们的运动要在文学之中爆发出无产阶级的精神，精赤裸裸的人性。”62——也是一个追求道德完善的宣言。 　　1926年郭沫若的《革命与文学》把文学分成“革命文学”与“反革命文学”两个类别，论其实质也是一种道德诉求。文章在论述“革命”之价值时说：“如此永远代替，永远进展起去，其根基都在求大多数人的幸福的生活。所以在社会的进展上我们可以得一个结论，就是凡是新的总就是好的，凡是革命的总就是合乎人类的要求，合乎社会构成的基调的。”63在他们眼中，“革命”全部意义正来自这种古老的拯民济世“道德承担”而不是其他。 　　1928年创造社提倡“方向转换”则更是一个“凤凰自焚”之诗剧的大合唱。李初梨说：“假如他真是‘为革命而文学’的一个，他就应该干干净净地把从来他所有的一切布尔乔亚意德沃罗基完全地克服，牢牢地把握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战斗的唯物论，唯物的辩证法。”64如果剔除里面的几个新名词，也就剩下一个活脱脱“凤凰更生”的道德故事。 　　然而，同一个故事，创造社在不同时期，却讲出了不同的花样，且达到同一个目的——能与读者互相交流，能在文化市场中占一席之地。我想这主要原因在于，创造社每一次都塑造出了一个合于时宜的故事“主人”。 　　《创造季刊》时代这故事由“自我”来讲述。我们看一看郭沫若为《创造季刊》和《创造周报》所写的发刊词。这两个发刊词都是以诗的形式写成，两首诗的结尾分别是： 　　 　　“我要高赞这最初的婴儿， 　　我要高赞这开辟鸿荒的大我。”65 　　 　　“上帝，我们是不甘于这样缺陷充满的人生， 　　我们是要重新创造我们的自我。 　　我们自我创造的， 　　便从你贪懒好闲的第七天上做起。”66 　　 　　两首诗中的“大我”、“自我”同是一个走上“新生”的道德意象，从中难以得出创造社自称的“个人主义”的结论。《创造季刊》时代的社会情绪尚集中在社会文化领域，知识分子进行“道德洗涤”的想象也就局限于思想情感——“自我”的一面。当五卅运动爆发，特别是北伐革命之后，社会兴奋点已经转移到社会政治势力的对立，于是到政治行动——“革命”或者革命力量——“无产阶级”的身上寻找道德想象的寄托也就在情理当中了。 　　1928年，创造社拿来“无产阶级文学“理论的术语来叙述“凤凰涅般”的故事，鲁迅把这一行为说成是： 　　 　　“无论古今，凡是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的变化并无线索可寻，而随时拿了各种理论来作武器的人，都可称之为流氓。”67 注释： 　　 1 李初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文化批判》第二号 第11页1928年2月15日。 2 鲁迅：《上海文艺之一瞥——八月十二日在社会科学研究会讲》《鲁迅全集·二心集》第四卷第29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3 同上，第291页。 4 关于上海全国文化中心地位的论述，本文参阅了张仲礼主编的《近代上海城市研究》第五章《全国文化中心形成与发展》第1021-1052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 5 鲁迅1934年8月3日在给徐懋庸的一封信中说：“光华忽用算盘，忽用苦求，也就是忽讲买卖，忽讲友情，只要有利于已的，什么方法都肯用，这正是流氓行为的模范标本。” 6 鲁迅：《上海文艺之一瞥——八月十二日在社会科学研究会讲》《鲁迅全集·二心集》第四卷，第296页。 7 比如朱寿桐：《创造社》，载贾植芳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上卷）》第93-144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89年。陈安湖：《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史》，第78-120，225-240页，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两位学者治学严谨，我敬佩他们在社团研究特别是创造社研究方面做出的贡献。本文只是在学术探讨方面提出不同的看法。 8 参见《创造十年》《郭沫若全集 ·文学编》第十二卷第46-48页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9 参见《创造十年》《郭沫若全集 ·文学编》第十二卷第84页；郁达夫《创造社出版部的第一周年》《创造社资料》（下）第655页。 10 《创造十年》《郭沫若全集 ·文学编》第十二卷第104页。 11 同上，第94页。 12 参见同上。 13 见同上，第87页。 14 参见同上，第94页。 15 参见同上，第96-97页。 16 《创造十年》《郭沫若全集 ·文学编》第十二卷第167页。 17 张静庐《在出版界二十年》第95-96页 上海：上海杂志公司1938年。 18 周毓英《记后期创造社》《申报月刊》复刊第3卷第5期1945年5月16日。 19 郑伯奇《忆创造社》《创造社资料》（下）第852页。 20 见张静庐《在出版界二十年》一书第十六章的标题。 21 参阅 郑伯奇《忆创造社》《创造社资料》（下）第850页。 22 同上，第855页。 23 同上，第850-852页。 24 郭沫若暗示这一预告为郁达夫所写。见《创造十年》《郭沫若全集 ·文学编》第十二卷第139页。 25 《纯文学季刊〈创造〉出版预告》《创造社资料》（上）第464页。 26参阅 郑伯奇《忆创造社》《创造社资料》（下）第861页； 郭沫若《创造十年》《郭沫若全集 ·文学编》第十二卷第113页。 27 见损：《〈创造〉给我的印象》《时事新报》副刊《文学旬刊》1922年5月11日、21日、6月1日。 28 《创造十年》《郭沫若全集 ·文学编》第十二卷第140页。 29 这之后开明书店、太阳书店都作家所创办，多多少少受到了创造社的启示。请参见周毓英《记后期创造社》《申报月刊》复刊第3卷第5期1945年5月16日。 30 见《洪水周年增刊》1926年12月1日。 31 参见郭沫若《孤鸿——致成仿吾的一封信》《郭沫若全集 ·文学编》第十六卷第8、9、19页。 32 参见《“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编》（上） 第1-12页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年。 33 鲁迅《上海文艺之一瞥——八月十二日在社会科学研究会讲》《鲁迅全庥·二心集》第四卷第296页。 34 郑伯奇《忆创造社》《创造社资料》（下）第863页。 35 郑伯奇《忆创造社》《创造社资料》（下）第862页。 36 《创造十年》《郭沫若全集 ·文学编》第十二卷第169页。 37 参阅李何林《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第109-112页 上海：生活书店 1939年。 38 参见郑伯奇《忆创造社》《创造社资料》（下）第862页。 39 郑伯奇这样描述了当年《创造周报》畅销盛况：“每到星期六，总有不少读者在泰东书局的店头等候新出版的《周报》。案头上堆积厚厚的新刊物很快就卖光了。” 见郑伯奇《忆创造社》《创造社资料》（下）第865页。 40 参见郁达夫《创造社出版部的第一周年》《创造社资料》（下）第657页。 41 《创造十年》《郭沫若全集 ·文学编》第十二卷第182页。 42 参阅郁达夫《创造社出版部的第一周年》《创造社资料》（下）第657页。 43 参阅《创造十年续编》《郭沫若全集 ·文学编》第十二卷第219-220页。 44 参阅张静庐《在出版界二十年》第111-113页。 45 《创造十年续编》《郭沫若全集 ·文学编》第十二卷第265页。 46 张静庐《在出版界二十年》第114页。 47 同上 第297页。 48 关于这一事件可参阅 达夫《对于社会的态度》《北新》半月刊第2卷第19期 1928年8月16日；周毓英《记后期创造社》；王独清：《创造社》《创造社资料》（下）第673-674页；张静庐《在出版界二十年》第117页。 49 参阅郑伯奇：《创造社后期的革命文学活动》《创造社资料》（下）第873页。 50 参阅《创造社资料》（上）第483页。 51 参阅郑伯奇：《创造社后期的革命文学活动》《创造社资料》（下）第875页。 52 郑伯奇曾经回忆他向成仿吾举荐李、冯等人的情形：“我和仿吾谈过日本的同志们主张提倡无产阶级文学的意见，仿吾很兴奋。我们本来就觉得创造社的人力单薄，达夫离开以后，更希望有生力军参加。初梨、乃超已经发表过作品。彭康、镜我研究理论有成就，现在大家提出无产阶级文学，这对于创造社的前途有很大的关系，仿吾决定亲自去日本跟他们谈谈，以便制定今后的活动方针，请他们回来共同来搞。” 见郑伯奇：《创造社后期的文学活动》《创造社资料》（下）第874页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5年1月。 53 《郑伯奇谈‘创造社’‘左联’的一些情况》《鲁迅研究资料·6·》第102页 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10月。 54 见《文化批判》第一期第5-6页1928年1月15日。 55 参阅郑伯奇：《创造社后期的革命文学活动》《创造社资料》（下）第878页。 56 《郑伯奇谈‘创造社’‘左联’的一些情况》《鲁迅研究资料》第六辑 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10月。 57 鲁迅《文艺与革命》《鲁迅全集·三闲集》第四卷第83页。 58 鲁迅《致章廷谦（1928年5月30日）》《鲁迅全集·书信》第十二卷第623页。 59 郭沫若《文学革命之回顾》《郭沫若全集 ·文学编》第十六卷第99-101页。 60 郭沫若：《我们的新运动》《创造周报》第三号1923年5月27日。 61 同上。 62 同上。 63 郭沫若《革命与文学》《创造月刊》第1卷第3期 1926年5月16日。 64 李初梨：《怎样建设革命文学》《文化批判》第2号第16-17页 1928年2月15日。 65 郭沫若：《创造者》《创造季刊》第1卷第1期 1922年3月15日。 66 郭沫若：《创世工程之第七日（发刊词）》《创造周报》第1号1923年5月13日。 67 鲁迅《上海文艺之一瞥——八月十二日在社会科学研究会讲》《鲁迅全集·二心集》第四卷第297页。 PAGE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