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

苏联解体与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思考 苏联解体了。是偶然，还是必然？时间演化着历史，充满太多的偶然，只是历史不可能重来，唯物主义也解释不了苏联解体是不是一种必然。苏联盛极一时，最终还是土崩瓦解，溃如山倒。是什么造就了其统领半个世界、称霸地球的辉煌，又是什么造就了其失败和衰亡。假如时间可以回溯，苏联是否意味着最终的解体、是不是历史还会演变成现在的模样。      苏联，意味着体制，意味着自上而下，良好的计划和目的性。在苏联成立到解体的69年历史上（如果从十月革命后的苏俄算起则为74年），除了短暂的列宁时期外，基本上是斯大林体制或者说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一统天下。斯大林体制在苏联工业化、都市化和文化教育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就，斯大林体制是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期由斯大林建立的苏联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制度。首先，它是共产主义，是马克思主义，这是主要的一面；其次，它包含了一些极为严重的、必须彻底纠正的、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它是在急风暴雨般的阶级斗争中产生和发育的，又是在连绵不断的政治清洗和思想批判运动中得到强化和巩固的。通过强力手段建立起来的斯大林体制，成了苏联人民不容置疑的必须接受的惟一选择。斯大林体制在政治方面，思想文化方面，实行书报检查和舆论统制，基本否定和排斥一切外来文化，将其视作资产阶级的东西加以批判，使民族文化不断地萎缩和衰弱。具有这些特征的斯大林体制是一种脱离整个人类文明发展进程的封闭式的半军事化体制，它与外部世界本能上是对立的。 苏联的解体是由于：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实行高度集权的中央管理体系，否定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的作用，排斥商品与货币关系，市场缺乏活力，使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用行政手段管理经济。它与世界经济是无法相通和相容的，因而它必然孤立于统一的世界经济市场之外。虽然这种体制在初期对于苏联工业化的实现曾发挥过难以替代的作用，但后期这种体制的弊端越来越突出。1926年开始的工业化运动是在外部资本主义包围的条件下进行的，其目的是通过把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来建立和维持强大的军事体系。这也是为何重工业和军工产业构成工业化以及工业化后国民经济重心的原因。差不多只用了两个五年计划多一点的时间就走完了资本主义国家需要上百年时间的工业化道路。但这一令人骄傲的成就并不能掩盖工业化过程中违背经济规律的主观行为和消极现象，即工业化并没有使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而是片面强调重工业，牺牲农业和排挤轻工业，无视人民的物质利益和消费需要。工业化的结果是造就了排斥市场的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体制和与统一的世界市场相脱离的狭窄的孤岛经济。暂时的高速发展是以后来的缓慢低速为代价的。这种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与苏联这样一个联邦性质的集合体来说，没有很好地发挥地区和除俄罗斯名族之外的其他民族的积极性。俄罗斯名族和其他名族的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到80年代初期，它已陷入全面危机，从而使整个社会进入了停顿和停滞时期。这种制度使得不管什么样的修补都无济于事，而对它进行根本性改革便使它丧命，也就是说，转变成了一场更替制度的革命。戈尔巴乔夫开始时进行有限的改革，“但是后来非常强烈地想要使自己和自己的统治由共产党君主转变为尚未成熟的民主共和国的总统。他改变政权的试图产生了破坏苏联帝国本身的危机。苏联的解体归因于民族关系的紧张。一旦公开性允许自由，分离主义的声音就愈益强烈。分离主义分子把莫斯科满足他们的要求看作是莫斯科软弱的表现，并且他们利用这种软弱而要求独立。就苏联国家解体而论，叶利钦（耶尔辛）也负有重大责任。戈尔巴乔夫的错误为苏联解体提供了条件，而叶利钦则利用了当时的复杂形势，叶利钦组织"激进派"向戈尔巴乔夫为首的"主流派"发起强大的攻势，迫使戈氏妥协，接受了叶利钦一直主张召开的"圆桌会议"一"9+1会议 "。在取代苏联总统地位不成的情况下，直接制造了瓦解苏联的悲剧。 苏联解体18年。这18年，世界风云变幻，和平与发展并进，天灾与人祸同行。人们会不由自主地思考、议论这样一些话：当年的一个超级大国何以解体？苏联解体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当今国际局势的变化与苏联解体有什么关系？苏联国家解体和苏联社会制度演变，是相互联系着的但又不完全相同的两个命题。苏联解体离不开全球大背景。进入1980年代之后，面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高科技迅速发展和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的严峻挑战，面对世界变得更加开放和依存性不断加深条件下的经济全球化的猛烈冲击，业已僵化、凝固化的苏联模式的弊端越发突显。苏共当初在特殊历史条件下选择和培育的过度集权的经济政治管理模式，长期以来没有及时地得到根本改造，反而越来越成为生产力发展的严重障碍。加之执政党的方针政策错误与这种管理体制的弊端相互作用，恶性循环，造成的困境是不改革不行，改不好也不行。 并非不可避免的结局 。苏联久患沉疴，积重难返，倒也不是绝对不可救药，而是饮鸩止渴被置之于死地罢了。苏联领导人本意是想通过改革让国家变好的，但急于求成、政策多变和反复无常的改革药方失灵，不妨回想一下，如果当时即着手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而不是在原先已经非常畸形结构的基础上推行仍以重工业为优先发展的加速战略；如果早点抓农业改革，在石油价格下跌的情况下仍不惜付出一定代价大量进口食品以丰富市场，并在给人民群众带来经济实惠的基础上逐步放开价格；如果1987年开始的经济改革认真搞下去而不是半途搁浅，孤立地搞破坏性的政治改革；如果民主化和公开性掌握适度而不去搅乱稳定的政治环境和造成激烈的权力之争与民族冲突——如果这一切本可避免的事态得以避免，那么形势的发展和结局很可能完全是另一个样子。苏联的改革从启动到失败，经历了使命、宏图、试航、走险、误区、陷落等几个阶段。戈尔巴乔夫的智慧和才能胜任不了领导改革的重任。苏联人先是信任他，尊重他，寄希望于他；后来又埋怨他，憎恨他，不肯原谅他，均属情理之中。 至于苏联消失是坏事还是好事，这可以从不同角度观察。苏联垮台导致社会主义阵地削弱，这是其一；作为美国主要对手的苏联消失，美国得以肆无忌惮地推行单边主义，国际力量对比失衡，世界局势更加混乱，这是其二。但是，当年的苏联霸权主义威胁不复存在了，那又未必不是一件好事。事物存在着两重性，矛盾可以转化，好事往往寓于坏事之中。 可以断言的是，如果苏联还存在，当今世界的许多情况也许不会发生，包括南斯拉夫解体以及随之而来的科索沃独立、俄罗斯与格鲁吉亚的武装冲突，等等。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的时候，恐怖主义基地曾经将矛头对着苏联；如果苏联还在，那么九一一事件是不是可以避免，这些也都在人们的思考之中。 在评价苏联解体的时候，普京曾面对俄罗斯人说过这样一句话：“谁不为苏联解体而惋惜，谁就没有良心；谁想恢复过去的苏联，谁就没有头脑。”随着岁月的流逝，随着俄罗斯逐渐走向振兴和俄罗斯人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大为改善，人们对苏联解体的惋惜心情和恢复苏联的念头势必从淡化趋向泯灭。 “苏联是被人从内部攻破的，是被一小撮有影响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葬送的，是被反对派搞垮的。“雷日科夫指责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出卖了现行社会主义制度。”从历史的宏观角度看，解体事件未必已经完全尘埃落定。如果把它比作一杯水，那它仍是混沌不清的。许多史实尚未澄清，众多谜团有待解开。而要客观公正地评价这一事件，我们的视野不仅应当更为开阔，而且必须不宥于论者本身对解体事件所持的立场——不论是对解体感到悲哀的还是对解体感到喜悦的。在探讨和论述苏联解体原因方面，感情因素往往是妨碍人们对事件进行客观公正分析的大敌。 不少人认为，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在于没有搞好经济。诚然，当年苏联的经济比起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确实存在较大的差距。但苏联人民的生活是不断改善的，特别是苏联社会福利保障方面显示了较大的优越性，对此人民群众还是比较满意的。西方国家不仅承认这个事实，而且曾悄悄地借鉴苏联的有关经验。其实，导致苏联垮台的政治原因，要远胜于经济原因。苏联政治生活中的专制、不民主，早已埋下了国家动乱的祸根。 也有人把苏联解体归咎于西方的“和平演变”。这其实是外部问题和内部问题，苏联解体外部环境是和平的。内部问题是什么？ 这个问题的实质是什么叫社会主义？怎么理解社会主义的不同模式？我们应该怎样对待苏联模式和民主社会主义？回答这些问题，在论上关键是要把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同它的具体实现形式区分开来，也就是要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具体的体制、运行机制区分开来，分别进行研究，然后综合起来分析。 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在现象上是没有区别的，只在本质上有区别，这就是内部的区别，新中国建立初期，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曾引进苏联模式；中国的经验证明，只要做法得当，苏联模式是有可能得到成功改造的。四项基本原则反映了社会主义制度必须具备的本质特征：政治上，必须由无产阶级政党掌握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经济上，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实行按劳分配原则，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思想上，以无产阶级世界观--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是任何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共同的东西。维护四项基本原则，就是坚持了社会主义；抛弃四项基本原则，就是否定了社会主义。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我不赞成完全否定苏联模式，更不赞成对苏联模式“否定得越彻底越好”，因为这种说法意味着在批评斯大林模式的弊病的同时，连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也否定了；我也不赞成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同苏联模式对立起来，不赞成把我国的改革简单地理解为反对和否定苏联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总结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即“以苏联为鉴戒”）的基础上，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进行的探索，它有与苏联模式不同的地方，但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角度来说，两者原则上是没有区别的。从毛泽东开始到邓小平初步形成完整系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方面同苏联的苏联模式是相同的，但在具体体制、运行机制方面又是在总结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从中国所处的时代特点和本国具体国情出发进行探索的产物，因而与苏联模式是有区别的。这就形成了社会主义的两种不同的模式。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是后来者。我们完全可以、也应该在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做得更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苏联模式相比较，除了国情不同因而各具特色外，理应更加成熟、更加完善。这种优势不能成为否定苏联模式的资本，不能把我国的实践作为批评苏联模式的，相反，我们应该尊重前人的探索，把它看作是社会主义向前发展的一个阶段，认真吸取他们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是相互可以学习和借鉴的。我们在具体运行层次上既然可以学习美国的某些做法，当然也完全可以借鉴社会党执政的国家中对我们有用的东西。它们在不触动雇佣劳动制度、资产阶级政治统治这一资本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一定程度上维护劳动人民的利益，这是它们与保守党不同的地方。它们在执政期间为加强执政地位的某些具体做法，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所以，我主张在党际关系四项原则的基础上，同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建立广泛的联系和多方面的合作交流。当然，这种学习和借鉴，必须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进行，决不允许借口学习社会党的经验而动摇、甚至放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有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