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音乐会中的“身体秀”

解读当今音乐会中的“身体”现象包兆会（南京大学文学院，江苏南京，10093）内容提要：本文揭示了当代文化中一个重要的现象，即音乐会中存在着越来越重视“身体”的趋向。认为，这是现代社会重视身体和感觉的结果，也跟现代消费社会注重视觉形象消费有关。而歌手对“身体”展示是通过发型、服装、肉身、舞蹈等实现的，其中服装和舞蹈是身体释放和达的主要途径，它们总体上都传达了现代人生存的基本情绪，体现了现代人以身体为本位的倾向。本文还认为，歌手“身体”的释放和表达也不是无所顾忌的，它受到了消费意识形态和政治意识形态的控制，他身体最终展示的类型及方式是双方相互平衡和妥协的结果。关键词：音乐会身体感觉生存基本情绪政治意识形态作者简介：包兆会（1972—），男，浙江临海人，文学博士。现为南京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基金项目：国家“985工程”“汉语言文学与民族认同”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项目一、现代社会对“身体”的重视在当今社会，出现了这样一种文化倾向，即音乐会上存在着“看”比“听”还重要的趋势。本来，现场歌手所演唱的歌曲还没有他唱片中经过技术处理后所唱的歌好听，但很多听音乐的歌迷不愿呆在家里听CD或收音机，非要到现场听音乐，准确地说，是到现场“看”音乐，他们之所以喜欢去现场听音乐，无非是现场的音乐会给他们提供了在家里听CD或收音机所没有的效果，他们在那里能亲自看到歌手的演出，尤其是歌手的“身体”展示，因而歌手的身体展示成了音乐会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正因为如今的音乐会对身体的重视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期，所以音乐会对歌手的长相要求也比较高。歌手一般要长得漂亮或英俊潇洒，能“扮酷”或很前卫，尤其“偶像派”歌手正是利用其身体获得“偶像”身份和市场利润。所以有些歌手如赵传等虽歌唱得好，但由于长相不行，他人气并不旺。同样，由于如今的音乐会“看”比“唱”还重要，所以有很多唱得不好但长相好的影视明星也可以向音乐方面发展（如赵薇）。相反的是，有些影视明星由于长得有些遗憾，即使歌唱得好，他也很少举办音乐节目和举办个人演唱会，他的演唱才能只能在电视小品中偶尔露一下，如潘长江。那么是什么造成了如今音乐会中“身体”越来越显示其重要性呢？从大的方面来说，现代社会是行和看的社会。“看”成了现代人接触世界的首选方式之一。如今，我们不难发现，生活中到处充满了视觉符号——广告、影像、摄影、多媒体、卡拉OK、电影、建筑、美容、形体训练，也到处充满了视觉符号的制造者——电影人、电视人、媒体制作者、形象师、广告人、平面制作者、摄影师。就连过去用精神进行思维活动的如今也以“看”的方式进行解决和实施，即过去用“心”看的现今也转换成了用“眼睛”看，如小说中的主人公形象转化为电视和电影中的明星，歌词MTV化，用多媒体诠释意义和思想，等等。可见，一个看“像”的时代正在到来，对视觉符号（形象）的消费几乎成了现代人日常生活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Bell）得出如下结论也就在情理之中：“我相信，当代文化正在变成一种视觉文化，而不是一种印刷文化，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因此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中，音乐会中“看”的成分的突出也成了必然，而最能激起人们“看”的无非是身体所展示的系列形象。音乐会中对身体的重视也跟现代社会重视“身体”有关。简单地说，现代社会是一个注重感觉的社会，现代性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解放人的感性欲望，注重俗世生活，以身体和此岸世界为本位。在17世纪至19世纪之前，传统的理论还把身体分成二部分，把劲以上的属于心（mind），把颈以下的属于身体（body），并且以心来反对身。到了二十世纪，经过普兰尼、萨特、梅洛·庞蒂等众多思想家的努力，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身体的重要性，尤其梅洛·庞蒂认为，身体先于世界和精神，身体自身具有意义并编制这个世界。总之，身体在经历了一千多年的清教传统后，在现代社会尤其消费社会里获得了极大解放。如果说，过去我把身体作为一个对象处理，说明的是“我有一个身体”（Ihaveabody），那么，如今强调的则是我是一个身体（Iamabody）或我是身体（Iambody），它表明现代人对身体和感觉的重视。正因为现代人尤其年轻人注重感觉和身体，所以即使在音乐会上他们也要突出“看”的成分。这样我们也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如今的年轻人不喜欢民族音乐和京剧的原因，除了这些音乐节奏缓慢他们不喜欢这一原因外，大概还跟这些音乐没有“看头”很有关系，这没有“看头”就是感觉到在这样的音乐节目中“身体”展示得太少，在音乐表现中，缺少了某种能强烈、直接刺激感官的“身体性”东西，他们感觉不过瘾。因此，如今无论是表演者还是观看者，他们企图都在寻找一种新的感觉生活的空间，使自身的身体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其自然的权利，也就是说通过在音乐会中的表演身体和看身体表演来获得某种身体解放，以释放平时被压抑的“身体”。二、“身体”的释放与表达在音乐会中“身体”的释放和表达无非通过以下身体几个组成部分展示出来：发型、服装、肉身、肢体动作（舞蹈）、声音。相对于发型改变的有限性，自身长相的定型，唱腔和音质的稳定性，音乐会中对“身体”的释放和表达主要是通过服装和肢体动作来完成。服装如今在音乐会中的重要性越来越明显，无论歌手是唱民族的、通俗的还是唱美声的，他们在音乐会上非常注重自己的着装，在服装设计和着装上都下了很大的工夫，有的音乐会甚至就是一台精美的时装表演，他们的着装传达出很多细微的含意。比较显明的含意是，这些歌手如此这样的着装有时是为了更好地诠释歌词的内容，引导观众进入歌词语境。如歌手唱《塞北的雪》时，他往往要穿上银装，整个舞台背景也是银白色的，连送给歌手的鲜花也是素淡的。通过这样的氛围塑造。无论观众还是歌手都容易进入歌词中所传达的、塞北的雪的世界，在这个雪的世界里雪花“飘飘洒洒漫天遍野”，一望无际。再比如唱《青藏高原》，歌手往往要着西藏的民族服装，甚至整个发型也是藏族式的，目的也无非是让观众更好的进入歌词中所描述的青藏高原的世界。在现象学家看来，精神性的东西最终都是奠基在我们共同的生活世界基础上的，因而若能辅之以对应于抽象歌词的具体生活世界，那么我们对歌词则更易理解。音乐会上很多歌手则以前卫的、叛逆的形象出现在观众面前，以此显示对现存社会秩序尤其伦理道德、习俗和政治的不满。有的所穿的衣服以及着装的方式甚至是希奇古怪的，惊世骇俗的。最典型的是美国歌手麦当娜，她以内衣外穿的装束出现在她个人的音乐会上。再如我国现代摇滚乐的开创者崔健，有意用一块红布蒙住自己眼睛来唱他亲自创作的歌曲《一块红布》，有的摇滚歌手甚至披着国旗上场演唱，有的歌手则穿着火箭式的衣服，如此等等。他们这样的装束传达出一个很明显的信号，他们拟与主流的文化和社会保持一定的距离，他们通过穿着服装使自己的身体某种程度上达到奇观化、性征化、肉身化，藉此反抗当下社会文化秩序对身体的压抑。如麦当娜通过内衣外穿的方式达到了“身体性征化”的目的，崔健用红布蒙住自己眼睛演唱，表明了他对这个社会秩序的拒绝，而披着国旗上场演唱的摇滚歌手无非是对无所不在的政治的一种调侃，以及借此场合对其进行宣泄。歌手着装最隐秘的含意是他拟直接回到“身体之在”，他的服装展示不是表达对某一文化和道德习俗的不满，就如上述有些歌手所表述的，他所反抗的是对身体之在的任何形式的归附，而不是其中的一种形式。这是现代社会（包括歌手和观众）对服装的独特的理解。在现代人看来，现代社会不是文化和知识理念积淀得太少，而是太多。由于太多的文化理念，现代人被各种各样的文化观念挤压得喘不气来，所以他们要反抗任何一切理念，他们也由此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场所或利用某种方式来反抗对身体之在的任何形式的统治。而服装的穿着和观看则给他们提供了这样的机会。在服装表演过程中，作为观众的“看”和作为“被看”的演出者都得到了满足，因为对观众来说，在服装表演舞台中，是自己的“身体在直观身体，而且只欲直观身体的扭行。直观在古代带有思辩的性，这种规定性被解除了，剩下单纯的感性直观，成为现代人的基本感觉样式：人们在此在只需观看而无需再沉思冥想。由此，感性的体知就取代了古代性的冥思（理智的直观）。”观众就在完全放松和自如地观看中抵达了感觉自身，而无须再用外在理念和文化来指导感觉和诠释感觉。而对那些着装的歌手来说，他不断着装，不断变换服装，并用自己的“身体之在”把服装支撑起来在舞台上行走，他此时回到了身体本身，感觉到是身体在演出的舞台上行走。他的“身体之在”每一瞬间都是真实的，也只有在瞬间感觉身体才是属于自己的，所以为了抓住每一瞬间的真实，编制那只属于自己的真实的某一时空片段，他就要不断地把服装换下去。在音乐会上歌手的肢体动作也越来越重要。歌手的肢体动作主要表现在他的舞蹈上。正因为现代社会是行和看的社会，因此歌手在音乐会上对自己的舞蹈是很重视的，这不仅体现在他唱歌时为自己设计了很多有创意的舞蹈动作，也体现在他唱歌时有很多伴舞者。对于有些歌手来说，他的肢体动作甚至就是他的“招牌”，他的代名词，如猫王那两腿交叉摆动的性感动作，迈克尔·杰克逊犹如太空行走的舞步。可以这样说，歌手的肢体动作极大增强了他个人的演唱魅力，象许多“偶像派”歌手，他（或她）之所以成为“偶像”，跟他们自身的舞蹈分不开的。很难设想，假如他们不会舞蹈，他们是否还能成为“偶像”，他们还能否成功举办个人演唱会。这方面的歌手有张惠妹、郭富城等。尤其歌手郭富城，他之所以能挤进“四大天王”，跟他深厚的舞蹈功底分不开的，他不属于实力派歌手，唱歌没有张学友唱得好，但他靠他唱歌时的舞蹈动作赢得了观众的心。歌手的舞蹈动作所传达出来的含意也很多。首先它可以渲染音乐会气氛、调动观众的情绪。很多歌手为了调动观众的情绪，他想方设法通过自己的肢体语言来带动大家一起动起来。在歌手的狂热鼓动下，很多观众会给歌手打拍子，甚至自身的肢体随着歌手肢体的摆动而摆动。歌手的舞蹈动作有时也为诠释歌词而设计。在一些歌曲演唱中，仅仅歌手一人的肢体动作无法完成对歌词的诠释，而且过多的肢体动作有时也会妨碍歌手的演唱，因而这时候伴舞就很重要。伴舞者他们不需太多的演唱，他们通过舞蹈语言来呈现歌中的一个故事情节和生活世界的一个片段。如有些歌手在演唱苏东坡词《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时，就很难用自己的肢体动作来演绎词中所传达出来的生活世界，必须要有人来伴舞（如一男一女），通过伴舞来说明词中男女之间的悲观离合，而伴舞者也正是通过舞蹈演绎了一对恋人悲欢离合的故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成了歌唱者对这对恋人的良好祝愿。在这样的歌唱过程中，歌者主要是用其声音诠释歌词，他的肢体语言并不多，他的肢体动作也是为他身体的审美化服务，而审美化了的身体则对应着歌中审美的生活世界。歌手的肢体动作更多的时候不是针对歌词内容的，而是独立于歌词的，准确地说，仅对应于歌词的旋律和节奏。这方面快节奏的劲歌和具有颠覆性的摇滚乐体现得最明显。在这样的音乐节拍中，人会不由自主地随着节拍摇摆起来，这时，歌手的肢体动作已不是单单为了调动观众的情绪，或诠释歌词，他的肢体动作就是音乐旋律本身，或者说就是他动作自身。可以这样说，在这里肢体语言与歌唱旋律已浑然一体，相互不能分离，肢体的动作好象专门为歌词的旋律设计，而歌词的旋律好象也是为专门阐释肢体的动作而存在。因而，在这样的场景中，肢体动作变得越来越重要，它与音乐节奏谁也少不了谁。它在其中起着意义的联结作用，即通过肢体动作把歌手、歌声、观众、歌词旋律以及旋律所体现出来的人的内在情绪活生生地联系在一起，此时歌手的情绪释放以及观众对旋律的理解似乎都通过歌手的身体（肢体动作）来完成，此时的身体“不是‘我思’的对象，而且是趋向平衡的主观意义的整体。”肢体动作在音乐会上所显示出来的重要性，跟歌手所传达给观众的特殊内容有关。一般说来，劲歌和摇滚乐所传达的是现代人的生存基本情绪，并且是一种极端体验的情绪。很难设想，在这样极端体验的情绪中，作为传达者歌手还能很冷静地站在舞台上一动不动，如果他还是站在舞台上一动不动，那他传达的不是一种原始的情绪，而是经过理智过滤和意志控制后的一种情感，也就是说，在人的生存触身情绪中，人对世界不是有距离地进行审美，也不是把世界当作一个对象进行静观，他就在世界之中，世界则通过我的身体呈现出来，准确地说，通过我的基本情绪展现出来，所以作为代现者的我们自身的肢体感官，这时与其说是一个我们情感发现的附随的事实，不如说是我们情感的组织者。因此，在这样的表现场景里，歌手身体的已不是作为一个自然物体而存在，它也不应用外在的理念和文化对之进行阐释，它不为任何其他服务，它就是它自身，它在这里获得了一种本体论基设。在这样的情境里，我们也发现，歌词的内容并不重要了——事实上当代很多歌曲也是没有多少内容的，观众注意或感觉到的也仅是歌词的旋律和节奏，这种歌词的旋律和节奏跟我们的内在情绪节奏相吻合，并通过歌手的肢体动作外化为一种视觉形象，我们就在与歌手一起疯狂扭摆中，释放出现代人生存的一些基本情绪。三、“身体”的控制及控制方式表面上看，音乐会中的歌手可以无所顾忌地通过发型、服装、肉身、肢体动作、声音等来展示自己的身体，并最终通过这些展示来达到身体的奇观化、身体的肉身化、身体的性征化、身体的审美化以及身体偏离社会等等。但实质上，歌手的身体展示不是为所欲为的，他的身体在很大程度上受消费意识形态和政治意识形态控制。歌手身体最终的展示类型及方式是两者相互平衡和妥协的结果。音乐会上身体各个部分的展示在很大程度上是消费社会里消费者对自己所消费对象的要求。在消费社会里消费者对物的要求就是快乐，法国后现代社会理论家鲍德里亚（JeanBaudrillard）援引美国消费广告大师迪希特的话说：“繁荣的根本问题之一就是要允许享乐，使享乐有理，要让人们相信，让他们的生活美满是道德的，而不是不道德的。……要允许消费者自由地享受生活，让他知道他有权将凡是使他的生活丰富、愉快的产品都放到他的周围。”作为音乐会的消费者观众，本来是来听歌的，但为了满足自己的感性欲望和快乐而要求歌手除了唱歌外，还必须要有“身体”展示，以便他们“享用”。因为身体能激起消费者的原始欲望和快乐，而且消费者对身体的视觉形象消费也显得便捷合理。因而，歌手的“身体”展示成了音乐会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甚至占主导地位。由于这个原因，很多歌迷喜欢这位歌手长得“酷”和“帅”，以及他舞跳得好，而他歌唱得好听、不好听反而其次。前几年春节晚会上一个名为《包装》的小品正说明了观众这一消费心理现象。在小品中，演出公司考虑到消费者歌迷的心理需求，要求年老体迈的、唱传统戏曲的歌手（赵丽蓉饰）去演唱劲歌，并且要她全身包装自己，在唱歌时伴以劲舞。同样，有些音乐节目并不一定要有很多肢体动作相伴，或者要有很多人伴舞，象《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等一些对物抒情的、旋律缓慢的歌，但为了商业的需要，为了迎合观众热闹、好看、快乐的心理，歌唱者在唱这些歌时有时也伴之以很多的肢体动作。即使这样，消费者还不满足于此，他们还有意无意规范着歌手的身体展示类型。对于消费者来说，歌手的身体就是一个视觉形象，而视觉形象的生产和消费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满足受众的欲望，因此消费者的心理需求无形中影响着歌手的身体展示类型，即要求他的身体或以奇观化或以性征化或以审美化等方式展示。一般说来，室内的音乐会往往要求歌手的身体以审美化的方式展示；而在地下的或酒吧的一些音乐场所里，歌手就有可能以身体的性征化形象出现；在露天的、大型的音乐会上他又有可能以身体的奇观化的形象出现。他在不同场合变换他的身体形象就是考虑到，每一场合中消费群体发生了变化，那么他们的心理需求和感性诉求也就发生了变化。如果说，在室内观看的消费者是一群文化修养很高的观众，他们要求歌手展示给他们的是一个审美的身体，那么在地下的或酒吧这样的场所，消费者更需要来点欲望刺激，他们需要通过歌手或伴舞者的身体的性征化来宣泄自己被压抑的生理性本能。同样，在露天的、大型的音乐会上，歌手的奇异装束和辣舞也能释放观众平时被压抑的心理需求。音乐会中的身体如何展示、在什么场所展示以及以何种方式展示很大程度上也受政治意识形态影响。作为无孔不入的政治意识形态，它之所以对歌手的身体展示要进行严格的控制，是因为在现代社会身体重要性越来越突出，身体与其他领域的关联也越来越深广，身体关系的组织模式反映了事物关系的组织模式及社会关系的组织模式，因此，对身体的控制在现代社会变得越来越重要。美国社会学家约翰·费斯克（JohnFiske）说：“服装、化妆品、节食减肥、慢跑，都是使规则具体化、使身体‘进入文本而文本化’的方式。美丽的身体与丑陋的身体、健康与不健康、着装的得体与凌乱、整洁与邋遢、强壮与软弱，等等，两者之间的关系，都是关乎规范与偏离的社会关系，因此也都是政治的关系。这些政治关系企图在身体之内，自然化为那些在社会结构中最有权力者的规范。”政治意识形态对歌手的身体展示进行严格控制的另一重要原因是歌手往往是以偶像的身份出现，他有很多的追星族，而那些追星族极容易模仿他的身体行为，因此对歌手的身体控制实质上也是对歌迷（大众）身体的间接控制，“所以对身体的意义与行为的控制，便成为一种主要的规训机器。”那么政治意识形态是通过何种方式控制歌手的身体呢？一般说来，主要有三种：禁止，合谋，限制。首先对那些有可能对政治和社会秩序构成挑战或威胁的歌手，政府部门以其违反法律和法规条文为由禁止其演出，如禁止台湾歌手张惠妹在大陆演出，有段时期禁止崔健等摇滚歌手演出。之所以禁止张惠妹演出是因为涉及到政治问题，而禁止崔健等摇滚歌手演出，则是这些歌手其无论所创作的歌词，还是其在音乐会中的身体表演，都明显带有颠覆现存社会秩序的味道。政治意识形态还与歌手在演出过程中进行某种心照不宣的合谋。在一些带有官方性质的音乐会上，歌手的身体展示往往是审美化的、符合社会习俗的，甚至是诠释主流文化的。歌手以审美化的身体形象出现，目的不是为了寄托某种理想的生活世界，而是有意对当下严峻的现实进行回避或遮蔽，让观众沉醉于虚假的审美情境从而忘却现实真相，这样就暗合了政治意识形态的要求。大多时候，政治意识形态是通过限制的方式实现对歌手的身体控制。它默许歌手身体能展示什么、不能展示什么。如歌手的身体的性征化倾向，它一方面给予了某种程度的默许，另一方面又给予它一定的限度。相对身体其他部分，性代表了身体和自我的真实。性的身体统治了其他层次的经验，因此性的影响力和破坏力是巨大的。在一些音乐会上歌手（尤其女歌手）往往以性感的形象出现，她以及她的伴舞者大跳艳舞，它们给观众以最直接和最感性的视觉刺激，但同时歌手也很有分寸地控制自己的性征化行为，她怕过分的性征化会破坏和影响一个隐藏的权力轴。由于在音乐会上歌手身体往往以奇观化、性征化以及偏离社会规范的方式出现，因此政治意识形态也对歌手身体所在的时空进行了限制。具体地说，把歌手的演出放在某一封闭的场所内进行，藉此达到了控制歌手演出的目的，而歌手演出过程中所产生的所谓不良影响也就限制在某一固定区域内。这样，对社会越具有颠覆性的音乐会演出，其演出的场所就限制得越严，演出范围也收缩得越小。如摇滚乐和地下音乐，它在所有流行音乐和民族音乐演出中可能是对社会秩序最具颠覆力量的，因为它更与“狂欢化”联系在一起。“狂欢节对身体感兴趣，但它关心的不是个人的身体，而是‘身体原则’（bodyprinciple），亦即构成个体性、精神性、意识形态与社会的基础并先于这些方面的‘生活的物质性’。它是在物质层面（在这里，万物皆平等）对社会层面的一种表述（representation），而通常准许一个阶级凌驾于另一个阶级之上的那些等级地位与特权，在此都被悬置。”也就是说，在摇滚乐特有的疯狂和地下音乐的癫狂中，平时所谓等级地位、政治操纵、性压抑、教条主义、一切特权、禁律等，在这里都被悬置，人们在这里获得了一种暂时的解放，平时自我被压抑的情感在这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宣泄。由于摇滚乐等给我们提供了一种解神话的工具，把我们从占统治地位的真理与既定的秩序中脱身出来，因此这些音乐对社会文化秩序具有的强大颠覆性，也正是因为其强大的颠覆性，它们的活动场所往往控制最严，一般在地下活动或在范围很小的酒吧内演出。相对来说，一般的流行音乐会没有摇滚乐的颠覆性强，所以场地限制不是太严，它们大都在体育馆内进行，但对它们的演出场所也给予了一定的限制，它们还不能完全在一些很高雅和代表主流意识形态的音乐场所内演出，换句话说，也只有那些跟主流文化合拍的或跟政治意识形态合谋的音乐才有可能在富丽堂皇的音乐厅或庄严的大会堂演出。在这样的场所，歌手的身体展示必须以审美的、符合社会习俗的形象出现，歌手的身体形象也只有符合了主流文化的审美以及社会习俗的要求，他也才有可能在这样的场所里演出。总之，摇滚乐中歌手的身体是被统治阶级的身体、劳动着的身体、反抗式的身体，民族音乐和主流音乐中歌手的身体是精英的身体、审美的身体、有教养的身体，流行音乐中歌手的身体是小市民的身体、大众的身体，而酒吧中唱地下音乐的歌手身体则是反叛者的、年轻人的身体。根据这些身体对社会秩序反抗程度的不同，政治意识形态相应地对它们进行了控制。经过对以上音乐会中“身体”现象的分析，我们可以这样说，当代音乐会中的“身体”展示已缺少了古典身体行为的“质态”。在古典社会，观看行为跟沉思联系在一起，直观还带有沉思性的性质，而如今直观纯粹是感性的、充满欲望的。古典的音乐很讲究歌词内容，音乐中的身体展示是为了更好地诠释歌词中所展现的生活世界，而如今音乐会中的身体展示不仅比重在加大，而且身体的展示往往跟诠释歌词内容无关，甚至在歌手或伴舞者身体展示过程中，听音乐已让位给看表演，很多舞蹈仅仅表达的是一种音乐的节奏和旋律，宣泄的是现代人生存的基本情绪。另外，如今的看也往往与行联系在一起，观众在观看过程中往往跟歌手一起左右摇摆，他们对音乐已不是一种审美的“静观”，而是直接动态的参与和介入。歌手也以身体的奇观化、性征化和偏离社会规范的形象出现在音乐会上，引导和疏导着现代人被压抑的生存基本情绪，由于这种生存基本情绪威胁着理性，并一定程度上反抗着现存社会文化秩序，所以政治意识形态以各种方式对它进行了规训。歌手的身体展示也受到了消费意识形态的控制，为了保证票房，讨歌迷喜欢，很多歌手不得不在音乐会上增加身体展示的比重，用发型、服装、体态、舞蹈来吸引观众。与此同时，歌手也以他的身体形象在控制着我们看这个世界的方式。他的身体的展示类型无形之中规范了我们看这个世界的方式，它改变并扩展我们对于什么东西值得一看以及我们有权注意什么的观念，它成了一种观看的标准。我们在看的方面也由此失去了自身的主体性。这是现时代的我们尤其那些偶像崇拜者特别需要警惕的。InterpretingThePhenomenonAboutSingers’BodyInCurrentConcertBaoZhaohui（NanjingUniversity,literaturecollege,Jiangsu,Nanjing,210093）Abstract:Thepaperexposesanimportantphenomenonincurrentculturethatregardsthebodymoreandmoreimportantinconcert.Itresultsfromattachingimportancetothebodyandthefeelinginmodernsociety,andcontactswithattachingimportancetothevisualimageofconsumptioninconsumesociety.Asingershowshis“body”byhishairstyle,costume,fleshanddanceofwhichthedominantwaytosetfreeanddelivertobodyiscostumeanddance.Theytotallyexpressthebasicemotionsofmodernpeople’sexistence,showingthebody-in-selftendency.Thepaperalsoconsidersthatasingertosetfreeanddelivertobodyislimited,whichiscontrolledbyconsumeideologyandpoliticalideology,andhisbody’sfinalshowing’stypeandwayresultfromthemutualbalanceandcompromiseofthebothsides.Keywords:concertbodyfeelingthebasicemotionsofexistencepoliticalideology作者通讯地址：江苏、南京、鼓楼、南京大学文学院，包兆会收（210093）。电话：025-83597064（H），手机：13851482973电子邮件：bzhxff@yaho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