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拉克战争与宪法

伊拉克战争与宪法 战争与宪法似乎是矛盾的，因为战争是武力、暴力、强权和丧失人命的代名词，而宪法是和平、法治、秩序和保护生命的代名词。但在当今，任何一个国家都回避不了战争的，所以，从国内法的角度来说，一般各国宪法都有关于战争的。 伊拉克战争于本月20日打响，伊拉克的战败似乎已没有什么疑问，许多军事专家也都在从军事的角度战况，笔者不由得想起从宪法的角度分析战争会有意外的收获。一场战争的胜负毫无疑问是取决于战场上对峙的双方的力量对比情况，显然在伊拉克战争中，对峙的双方力量对比悬殊，是一场不对称的战争，表面上看来是武力的强弱决定战争的胜负，其实，在武力强弱的背后还有更深层次的宪法因素在起着作用，何以见得？将战争的胜负与宪法联系起来是否有点牵强附会呢？ 其实其中的道理早在清末就已经较为清楚了，只不过现在的人们已经大多忘却了当初清朝政府对其所经历的战争进行反思的结论。1894年被日本打败，1904年至1905年日俄战争，俄国又被日本战败，世界震惊。当时中国的立宪派认为日本以立宪而胜，俄国因不行立宪而败，张謇在致袁世凯信中说：“不变政体，枝枝节节之补救，无益也。……日俄之胜负，立宪专制之胜负也。”清朝驻法公使孙宝琦也以立宪向政府请奏：“仿英德日本之制，定为立宪政体，先行宣布中外，于以团结民心，保全邦本。”慈禧与王公大臣商定特派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绍英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各国宪政。1906年五大臣归国，清廷于1906年9月1日发布预备立宪的上谕。至于清末立宪的详情在此不必赘述，但有一点是值得注意的，即当时的朝廷和大臣已经注意到宪法和战争胜负之间的关系，从立宪的小国日本战败了没有立宪的庞大的中国和俄国这一现象得出这一结论，但当时的大臣对战争胜负与宪法之间的关系的认识还是很有局限的，对这二者之间的深层次的分析还不够。在当时的条件下，世界各国基本上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实行立宪的国家，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一类是没有实行立宪的国家，主要是一些仍然处在封建王朝统治的国家。立宪就代表了先进和文明，没有立宪显然已经落伍。那些立宪的国家在的文明程度上已经超过了那些仍然坚持封建王朝统治的国家，文明的政治制度对一国的生产力有极大的促进作用，有利于本国、、军事实力等的增强，有利于本国人民权利的保障，凝聚民心，让人的巨大潜力发挥出来，宪法这一制度文明对一国综合国力的强弱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当然，当今世界已经跨越了以有无立宪来区分国家的这一阶段，世界各国都有自己的宪法。因而在宪法的内容上又可以进行比较，是形式上的宪法，还是实质意义上的宪法；在宪法具体内容方面是文明的，还是假装文明或根本就是不文明的。我们不妨将清末大臣的结论推进一步，即先进文明宪法的国家往往有利于战胜相对落后宪法的国家。伊拉克宪法就是属于在当今世界上相对落后的，而美国宪法毫无疑问是较为成熟和先进的宪法，这场战争实质上是两种极不对称的宪法的较量，是两种政治制度的较量。为什么说伊拉克宪法是相对较为落后的宪法呢？大多数人不太注意伊拉克宪法，原因也在于该宪法较为落后。我们在此不妨了解一下伊拉克宪法的某些方面。 伊拉克历史悠久，贯穿全境的底格里斯河和幼法拉底河流域是世界古代文明发祥地之一。1924年伊拉克王国制宪会议制定了第一部宪法，1925年3月21日经国王颁布实施。1958年7月14日军事政变后被废止，1958年7月22日新政权颁布临时宪法。1963年2月8日伊拉克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推翻了卡塞姆，建立以复兴党为主的政权，由党外人士阿里夫任总统。同年11月总统阿里夫发动政变，将复兴党排挤出政府。1968年7月17日艾哈迈德·哈桑·贝克尔为首的复兴党军官集团联合阿卜杜勒·拉扎克·纳伊夫青年军官集团发动政变，重新建立复兴党政权，成立革命指挥委员会，由贝克尔任主席并担任总统，1979年7月贝克尔因病辞职，由萨达姆·侯赛因接任总统。萨达姆执政到今，已经24个年头。这就势必让我们想起宪法问题，伊拉克宪法是一种什么样的制度安排？总统怎么几乎是终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