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没发的毕业证

没发的毕业证——岁月划痕之五十五整理旧证件时，突然意识到我没有小学毕业证和初中毕业证。我在保定市厚福盈小学上了5年学（一在瑯瑚街小学上学），1963年7月毕业时没有任何异常，应该发了毕业证。那我手里为什么没有呢？是丢了？还是压根没发？如今是实在想不起来了。1963年9月我考上保定五中后，一连气儿上了6年学，可既没发高中毕业证，也没发初中毕业证，这回的缘由我很清楚，爆发了文化大革命。从1966年2月初三下学期开始，班里的政治气氛愈发浓烈，政治学习成为常事，一般都由邱同学念报纸，主要是《保定日报》上刊登的文章。邱同学是位女同学，学习成绩一般，但朗读不错。开始时还多人轮换，到后来就基本由她一个人念了。她也注意提高朗读水平，有意减少保定地方口音，听着是越来越像播音员了。邱同学没有富家小姐的白皮肤，却总是带着富家小姐的高傲神情，让人觉得难以接近。我曾坐在她的后排，无意间看到她跟同桌耍小脾气，使小性子，感觉很有趣。她还经常变换头饰，以显示与众不同，我也觉得很新鲜。就对她比较注意了。听说她和打乒乓球特棒还会打花板的王同学是亲，我就无由头地认为，他们是天生的一对。印象中，大约在4月份，邱同学曾朗读过学习王双的文章。王双是南奇公社北奇大队社员、共产党员，在劳动中因车祸去世，市里树他为模范，《保定日报》就刊登了宣传他先进事迹的文章。记得邱同学念的文章中有一篇叫《三访王双》。现在想来，模范已死，记者访问的肯定不是死者，而是其他社员，怎么能叫《三访王双》呢？学习这篇文章后，班主任刘老师（也可能是团支部书记石同学）受到启发，也组织我们去北奇大队访问。社员们给我们介绍了王双的什么事迹，已没有一点儿印象，只记得村里满树新枝，一片春光。为了让我们更好地向贫下中农学习，学校还组织我们去农村劳动。当老师宣布要去胡指挥村时，大家都哄笑起来，老师赶紧解释，不是村干部胡指挥，而是村里出过一位姓胡的任“指挥使”的大官。进村的时候，要经过韭菜地，印尼归国的黄老师大声提醒：“不要踩了麦苗！”又引得大家哄笑。以致他再给我们上数学课时，都有人会学着他的洋腔国语说“不要踩了麦苗”。经过胡萝卜地时，我们班练习铁饼的胡同学不小心踩到胡萝卜，被老师提醒，小个子李同学一下子就发现了二者的关系，冲胡同学喊“胡萝卜”，于是胡萝卜便成了胡同学的外号。进村后，村干部就安排了贫下中农带我们干活，算是再教育。带我们班的是一位男性中年贫下中农，很爱说。挖地时，有同学挖到了拱形砖坟，这位贫下中农立即给我们讲起了砖坟的故事。说以前的时候，皇帝认为老人无用，白糟蹋粮食，就下圣旨说，六十花甲子，不死就活埋，这种活埋人的拱形砖坟就出现了。建坟时直接把老人砌在里边，只留个孝子送饭的窗口。一旦孝子不再送饭，老人就得饿死。后来一位高官成了这样的孝子，他给老人送饭时神情恍惚，老人问他怎么回事，他说，皇帝限期让他解决个什么问题，他解决不了，马上要被杀头，已有几位大臣被杀。老人立即跟他说了解决办法。高官回去跟皇帝禀告，皇帝问他怎么找到的解决办法，他说老爹教的。于是皇帝下旨，废除了“六十就活埋”的政策，还提出了新口号，叫“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当时我认为这是瞎编的，可2009年时有报道称，武当山发现“寄死窑”，其形制与我们挖到的拱坟近似，看来这事没准儿还是真的。老师是让我们来接受贫下中农的“阶级教育”，没想到他给我们讲的是孝道，也不知队长怎么跟他交待的。进入5月，学习的文章主要是大批判，批判对象是“三家村”。“三家村”不是有三姓人家的小村，而是3个人，现在我还能顺嘴就说出他们的名字，是邓拓吴琀廖沫沙。他们的罪行好像是含沙射影地攻击党（连“含沙射影”这个成语都是那儿知道的），记忆中曾批判过一篇《白开水最好喝》的文章，是邓拓《燕山夜话》中的一篇。进入6月，我们学习过《人民日报》社论，标题听着像《西游记》里的，叫做《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后来又学习过一个中共中央的通知，因为是5月16日通过的，就叫“五一六通知”，其结论听着令人震撼——中国的党政军和文化界都混进了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下来的任务自然是把他们揪出来。我的直感就是要搞一场比“四清”更大的运动了。因为面临初中毕业，我曾考虑下来是考高中，还是找工作。从家庭考虑，找工作更合理，因为家里孩子多，父母的经济压力太大了。不过我还是希望考高中，这样才有机会上大学。可学校没有一点儿组织我们应考的迹象，6月中旬，还组织我们去县里劳动。听说这是一次全市行动，去的不仅有学生，还有干部、职工，一共几千人，当时说是“支援夏收夏种”。我们学校被安排到了拥城村。据说这个村古时候叫淀边村，因为它位于白洋淀边上。明代后改为雍城，那时“雍”与“壅”是同一个字，我猜着这个可能与我的老家饶阳一样，怕水淹盖房时先壅土，全村都这么干，这块地儿就成了高地，所以改叫壅城了。解放后又改叫拥城，为什么这么改，没问社员，没准是写着方便吧。这个村现在属高阳县管辖，可我记得老师说我们去的是安新，不知是记忆有误，还是管辖范围有变化。到了拥城之后，大队干部安排我们吃住到社员家，我们都希望主家成份好一些，最好是贫雇农，起码是下中农，这样才有学习的好机会。我分配到一个贫农家庭，自然满心欢喜，那些分配到中农家的就不高兴了。吃住在社员家，当然要交粮票和饭费。粮票按学生定量交，饭费一天两三毛钱，准确的钱数忘了，反正觉得不少，因为在自己家吃用不了这么多。我分配到的这家，是对老夫妇。那时候自己小，看别人都老，现在想来他们也就四五十岁。到他们家的那天晚上，喝的是玉米面粥，没有干的，菜是咸菜。我心里称赞，贫农就是懂得勤俭。第二天，大队干部就安排我们和社员一起干活。我被分配到麦场上，负责脱粒，就是用多齿大木叉把麦穗铲到电动脱粒机中。这活儿可真累，稍微一休息，机器就空转，又得赶紧往里装。那机器是电动的不知疲倦，可我受不了，腰酸腿痛，而且不到中午就饥肠辘辘了。中午吃锅贴玉米饼子，吃着真香。午饭后没有午睡，接着干活儿。快收工时，我又饥肠辘辘了。可没想到的是，晚饭竟然还是玉米粥和咸菜，我不由地腹诽起贫农的勤俭。此后，他家每天晚饭都喝粥。我猜着没准村里就是这种习惯，就偷偷打听别的同学，原来有的家晚饭也有干粮，这让我非常羡慕。干活的第二天，我的手就被麦芒扎了个刺。我母亲曾说我“干活儿就要工钱”，因为我干活儿不管不顾，经常碰破手脚，这次是老毛病又犯了。麦芒扎得刺儿外边没有露头，我拔不出来就没管它。可只隔了一天手指就肿了。老师让我去找驻村大夫。驻村大夫是与我们一起下乡的市里的医务人员，主要为我们服务。大夫给我抹了黑药膏，然后包扎起来，说不用打针吃药。又隔了一天，我的手指是好多了，可大腿根又起了大疱，一走路就蹭得疼。我又去找大夫，她给我量体温，说发烧。之后又给我抹了黑药膏，并让我跟老师请假，回市里治疗。我跟老师说了情况之后，立即乘长途车回了保定。去医院后，大夫把浸泡了黄色药膏的纱布塞入肿疱的脓眼儿，还给开了口服的消炎药，并让我每天去换药。没等我的伤口长好，支农的同学们就都回来了，我的这次支农劳动便成了永远的烂尾工程。支农劳动结束后，学校仍没有组织我们备考，而是要说组织开展文化大革命了，要停课闹革命。据说，市里已两次开会布置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事。我们的各门功课都是稀里糊涂讲完的，是否进行了考试已记不得。只有政治学习没有间断，邱同学几乎天天念报纸，人民日报刊登的重要文章我们都要学习。学了半天，我们还是不知道文化大革命怎么搞。我当时的理解是，既然叫文化大革命，那革文化的命肯定是题中之义，学校是学文化的地方，自然也是运动的重点了。那时人民日报的社论中已有“破四旧”（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说法，但怎么“破”，校领导可能也搞不清，在支农劳动结束后，只组织了一次各班都要参加的文艺演出。我们班出的节目是歌舞《农友歌》。《农友歌》是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王昆领唱的歌曲。我们班的女同学根据剧中的伴舞，编排了没有领唱的小歌舞。邱同学也参与表演。文艺演出在大操场举行，舞台就是大操场前开会用的那个砖台。由于砖台台面较小，我们班表演节目时邱同学手中的枪被别人碰掉。她捡起枪后立即怒冲冲指责碰她的同学。演出虽然没有停顿，但由于有了这么一个插曲，我们班的节目成了全校最差的节目。进入7月，我们毕业班应该毕业了，可赶上停课闹革命，别说发毕业证，就连放暑假这事都取消了。那时北京的学校已贴出了大字报，邱同学还念过人民日报《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的评论文章，可我们学校还冷冷清清，没有贴出一张，我们的革命主要还是听邱同学念报纸。由于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提法，都从邱同学口中念出，感觉她就是文化大革命的风向标了。进入8月，我们的革命还是听邱同学念报纸。中旬主要是学习《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由于其内容共计16条，所以也叫《十六条》。那时还学了一首专门歌颂《十六条》的歌曲，现在只记得一句，好像是“十六条啊是明灯”。这首歌是由38班的一个女生教的，我们36班为什么要跟38班的同学学唱歌曲，也记不得了。在8月中旬学校组织我们去北京看大字报之后，学校的运动才有了实质性进展。从北京取经回来的同学，开始横扫牛鬼蛇神，批斗有历史问题的老师，抄“黑五类”同学的家。这里说的黑五类可不是黑豆黑米黑木耳黑枣黑芝麻，而是指家庭、家长涉及“地富反坏右”的同学。我曾经的同桌章同学被抄家，和我也是小学同学的农同学被迫交待她父亲的问题，她父亲是解放军干部，本来属“红五类”，只因是“解放兵”（被俘投诚），她也被划入另类。落差最大的是邱同学，她也被迫交待家庭问题。她交待的是什么已想不起来，只记得她再也不念报纸，再也不出头露面，像从班里消失一样。因为我父亲参加过国民党，我整天提心吊胆，害怕下一个就是我。就在这时市里组织了一次下乡劳动，让我躲过了一劫。印象中全市的大中学校都参加了这次下乡劳动，但没有干部、职工。去的地方有清苑、完县、唐县、易县、安新、容城和市郊区，是支援秋收。我们学校被安排到郊区焦庄。9月20日进村。记得村里家家户户的篱笆墙上都是丝瓜扁豆，黄花紫花成片，真有农家气息。进村后，我们仍是吃住在社员家里，交粮票饭费。焦庄的社员没有晚饭只喝粥的习惯，这让我很庆幸。我们干活主要是帮助社员收玉米，感觉没有拥城打场累，但玉米叶子划人，如果再出汗，划红的地方就很疼。还帮助社员撒过肥，节奏自己掌握，也不特别累。只有一次，着实让我出了力。那是下午收工的时候，一辆小拉车上装了满满的玉米秸秆，我为在同学面前逞能，一个人拉起来往村里跑。车很轻，我跑的飞快，一会儿就把收工的人群甩在后边。可车越拉越重，我的车速越来越慢，最后是倾下身子也拉着费劲。收工的人群最终追上了我。有社员看我拉得这么吃力，就过来看，一看就大笑起来，原来玉米秸秆压得车帮外倾，已紧紧挤在车轱辘上。班里的同学也都过来看，还有女同学对着车帮上的碳黑痕迹指指点点，让我大丢面子。10月上旬，支农劳动结束，我写日记记录劳动中发生的一些事儿。邱同学已无任何表现，自然没有提到，倒是提到了另外两位女生，一位是平同学，一位是娜同学。她俩是初三时转到我们班的。在这期间共有5位同学转入我们班，另外3位是男同学，他们都是从京津转过来的。娜同学会唱歌，多次给焦庄的社员表演，为班里增了光，我便提到了她，还用像“银铃一般”形容她的歌声，其实那时我根本没见过银铃，更不知道银铃发什么样的声音，只是见别人这么写，我也就这么写。平同学则是因为我俩分别收取男生和女生的粮票饭费有了交集。我家是中农，父亲又有问题，自然不是“红五类”，但班主任刘老师还很信任我，让我管全班财务，这样我俩就有了接触。平同学是天津人，不像班里原来的女生那么讲男女界限，对男女同学一视同仁，所以我们配合得很愉快。但我俩有一次尴尬相遇，日记中没有提。社员家的厕所是“连茅圈”，人在上面大便，猪在下面开饭。我不习惯方便时被猪焦急地窥视，就去街上的公厕。而街上的公厕与社员家的厕所一样，围墙一律一米五高，人站着里边头部会露出来。我看村里的人个子也不矮，不知为什么把厕所建得这么低。一次我去方便，站起身来正好看到路过的平同学，而她也正好看到我，目光相对，我非常尴尬，她也非常尴尬。之后见面我都不自然了。我写完日记，随手放在了我住的小东屋的小破桌上，没想到让伟同学偷看了。支农回来后，我住的地方已从相府胡同2号的外院小屋，调换到父母住的3号院小东屋。原来就在我支农期间，街道上搞牛鬼蛇神大遣返，把一些出身高的、历史有问题的遣送回原籍，并把他们的房子重新调配。调配中街道干部照顾我家，把我调回到父母住的院儿。由于与父母一个院儿，我外出并不锁门，而伟同学来找我玩时我正好外出，母亲让他在屋里等一下，他就趁机偷看了日记。事后，他添油加醋地给我宣传，好像我和二位女同学有什么关系，其实，我们什么关系都没有，只是日记中提到而已。焦庄劳动之后，学校的官办文革会垮塌，校领导被批斗，全校处于瘫痪，再没人管事，毕业证的发放自然也无从谈起了。后来我参加了学校的“钢铁兵团”。再后来对立面有了枪，我随“钢铁兵团”躲到市人委（即市政府）大院。这下，连学校的边儿都沾不上，更别提毕业证的事了。这一折腾就是3年多，直到1969年8月我去了内蒙兵团之后数月，学校才安定下来。听说学校给没去兵团的同学分配了工作，石班长就分配到了一个生产子弹的军工厂。学校是否也给没去兵团的同学发了毕业证，没有打听，因为觉得已是无所谓的事了。邱同学可能没有服从学校的分配，因为她后来去的工作单位是银行。据我所知，当时对口我们学校的招工企业中没有这么好的单位。听班里人说，邱同学基本上不与人们来往。后来又听说，她的婚姻不美满，家庭不和谐。最后听到的消息，就是2014年5月我在厚福盈小学附近碰到学同学时听到的消息，她是四位去世的同班同学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