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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武器时代的意识形态（未删节版） 2008-02-28 不同的自然禀赋塑造了不同的历史文化。人类生存方式的差异是必然的，中国人不可能像美国人那样生存，日本人也不可能像俄国人那样生存。财富资源的竞争其实是生存方式的竞争。竞争导致相互学习、相互促进、取长补短，也导致压迫与被压迫、奴役与被奴役，导致生存方式的兴盛或者毁灭。 在资本主义时代，生产力越发达，物质短缺感就越强烈，财富竞争也就空前地激烈。激烈的财富竞争迅速减少了人类生存方式的种类，灭绝了大多数生存方式。而今的竞争主要发生在四大生存方式之间：（1）以俄罗斯为核心的斯拉夫人生存方式；（2）以美国为核心的西方生存方式；（3）以突厥人、波斯人、阿拉伯人为核心的伊斯兰生存方式；以及（4）中华生存方式。这些生存方式的差异和历史演变与自然禀赋的不同密切相关。斯拉夫人占有最辽阔的空间，却有最稀少的人口；中国人口规模为世界之最，却占有最小的空间。 直到原子弹出现以前，人类生存方式的竞争主要取决于军事技术和军事实力。无论是否拥有较先进的生产力，拥有更强大军事力量的一方总是获胜。秦灭六国，汉人王朝被“五胡”所“乱”，蒙、满征服宋、明，古希腊的米赛尼人被多里亚人征服，罗马人被日耳曼人征服，等等，中外皆然。六十多年前德国横扫欧洲，苏联战胜德国，是对这个道理的最后一次证明。核武器改变了这个规律。 核武器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武器，而是绝对的、终极的武器，是可以消灭战争意义的武器。战争是为政治目的而打的，在拥有确保相互摧毁的“第二次核打击能力”的国家之间，武器再难决出大型生存方式的胜负。不仅如此，虽然在大国的高压之下，核扩散进展缓慢，却终究是难以避免的。 一、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 自原子弹时代降临，人类生存方式的主要竞争手段出现了根本变化。思想战线上的竞争，即政治观念体系的竞争，成了生存竞争的主要手段。民心向背依然决定竞争的胜负，但政治话语权之争决定民心向背。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苏联的溃败与军事技术和生产能力几乎无关。在军事和生产技术上，苏联溃败之际也并不落后于美国。美国霸权也不取决于其生产能力。无论在生产还是金融服务方面，美国所占的世界份额一直在逐步下降，但美国却获得了世界霸权，几年前甚至开始谈论建立美利坚帝国。美国的霸权更不在其军事能力。尽管美国军工联合体极力渲染其军事技术的高超，自二战后迄今六十多年里，美军从没打赢过任何一场真正的战争。朝鲜、越南、阿富汗、伊拉克，哪一场战争以美国的胜利告终？南斯拉夫没有被美军打败，那里的人民急于加入欧盟，自我分裂，并向西欧缴械投降。科索沃之战是在意识形态战场上决出胜负的。 美国到底靠什么取得和维持世界霸权？“自由民主”话语系统崛起称霸才是美国获胜的主因。1975年全球只有30个国家是所谓“民选政府”，到2005年有120个。至于那些“新兴民主国家”是否陷入凋敝混乱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国家从此被边缘化，屈从美国，美国获得了世界的统治权。意识形态竞争是当代生存方式竞争的主战场，也是主要武器。世界霸权是靠政治话语霸权来确立的，也是靠政治话语霸权来维持的。 “冷战”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靠意识形态竞争决出胜负的文明间的大战。冷战史证明，政治观念体系竞争的成败是文明兴衰的关键。苏联领导层未能理解这个变化，全力获取批判的武器，全力争取军事技术和生产技术上的优势，却在意识形态上采取守势。了无生气的官方话语系统说不服知识界，于是就靠行政力量压制国内意识形态竞争，奉行意识形态上的鸵鸟政策。鸵鸟政策必然导致意识形态上的弱势，当然打不赢思想战线上的战争。思想战线上的战争是靠激烈而高明的思想竞争来赢得的。于是苏联知识界首先被西方征服，然后他们征服苏联领导集团，最终导致了观念上的崩溃和投降。于是整个民族陷入生活的混乱和困顿，陷入失败的绝望。 什么是意识形态？在当代，意识形态是关于社会发展道路的政治观念体系，是关于生存方式的政治观念体系。 政治观念体系凝聚成少数抽象概念，就号称“普世价值”，就成为现代宗教，成为知识界信奉的对象，就能如宗教般俘获民心。 类似于传统宗教，现代政治宗教有三大作用： （1）确立人民对政权正当性的认同。从“君权神（天）授”到“主权民授”都是神话。事实上，管理社会的权力只能由少数人行使；再精致的“授权”仪式也不能取代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区别和矛盾。 （2）使人民区分敌我阵营。比如从“基督徒与异教徒”之分到“民主与专制”之分。事实上，敌我划分非常弹性，苏美可以联手攻击德意日，中美可以联手对付苏联。中国三千多年前虽有“华夷之辨”，却可以奉行“王者无外”。 （3）动员人民同仇敌忾。用美丽的神话包装利益之争，煽动大众仇恨，这是“十字军东征”和当代“民主与专制之战”的共同特点。得民心者得天下，没有道义包装，赤裸裸的利益征服不了民心。 自由、民主、市场的“三位一体”与圣父、圣子、圣灵的“三位一体”并没有性质上的区别。概念的外延越大，内涵就越少，其标准也就越含糊，就越取决于谁掌控定义权。谁能证明中国传统的自耕农社会不自由，或者没市场？从科学的意义上说，脱离了社会具体条件的抽象概念只是生存方式“阵营”的标签。“自由民主”这种抽象标签对生产的进步、生活的富裕、社会的秩序与和平、都没什么实际意义，正如苏联以及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已经展示的，正如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曲折历程也已经展示了的。 有人去探究，中国比法国“市场”得多，比加拿大或者日本“自由”得多，或者印度比美国“民主”得多。这种“事实证明”没有意义，不过体现落入了西方的话语框架。所谓“话语霸权”，核心在于“概念定义权”，在于被知识界主流所真心信奉的定义。什么是当今世界主流信奉的“自由民主”？你有再多的言论自由也不算数，除非反共的言论占据主流地位才是真正的“自由”。你有再多的党也不算数，除非让想推翻共产党的党逐渐坐大并取而代之才是真正的“民主”。而美国在制度上排斥第三党，其两个党的政纲看上去比共产党更像一个党，却依然是“真正的”自由民主。掌控不了人们心目中的概念定义权，自造的定义只会沦为知识舆论界的笑柄。 为什么“自由民主”话语能够成为世界意识形态的主流？ 第一，西方把自己征服世界，支配欠发达国家的成功，说成是因为上帝属于他们，真理属于他们，说成是因为他们掌握了自由民主的真谛。这就掩盖了一个由强权支撑的资本剥夺游戏，掩盖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制造的不平等，掩盖了日不落帝国和对美洲、非洲、印度、大洋洲的占领。英语战胜法语，不是因为英语本身比法语更美，而在于英国和美国相继用战争手段取代了法国，成为世界霸主。 第二，在二十世纪大约三分之二的时段里，被压迫民族接过了自由民主话语系统，用于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并获得了民族解放运动的巨大进步。在这段时间里，作为压迫者的西方，被自己制造的利剑杀得一度失语。同时，另一部分被压迫民族接过了共产党的话语系统，获得了更大的成功。共产党的话语系统也是一种西方的话语系统，“西方的东方”话语系统与“西方的西方”的话语系统有天然的血缘关系。两者的混合，加上中国本土的话语，雕塑了中国革命的世界奇迹。自由民主话语系统在东方的成功，导致了东方对西方话语的依赖，而西方的失败却刺激了这个体系的进步。 第三，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中出现了思想领域的迅速僵化趋势。这种僵化也使得改善原有社会落后现象的步伐放缓。于是，在共产党国家里，自由民主天然成为内部反僵化的旗帜，却也成了外部对手的“第五纵队”。同时，新独立的欠发达国家由于原有的贫穷落后软弱，呈现大量的欠发达现象。这些国家的知识层，政治领袖层，基本是在宗主国的话语环境下熏陶出来的，话语知识的独创能力不足。他们执政之后与本国大多数人民的日常生活脱节，解决社会实际管理问的能力更差。加上内部经济买办阶层和思想买办阶层的控制，欠发达国家基本无法抵挡自由民主话语系统的攻击，陷入被控制的局面。当国家的血管被切开，外部给你输血也是为了可持续地吸你的血。于是，你只能为他国打工，永远不可能进入雇主集团。而这个事实的原因，却被说成你没有“真正”的自由民主。 是的，东方怎么可能成为“真正”的西方？中国照美国的方式生存，地球就毁灭了。即便你想，西方会允许吗！武器的批判不能代替批判的武器。意识形态是攻击的利器，却不是解决现实生活问题的法宝，不是管理社会的技术，更不是关于吃穿住行的科学技术。 转奉自由民主的“真理”会变得繁荣富强？不，不会。思想上的被征服者会成为征服者支配和鱼肉的对象。第三世界的“民主化”过程也是第三世界被边缘化的过程，是被资本主义核心世界驯服的过程。为了传播，宗教永远号称是改善生存质量的原因，未来的乌托邦恒定是宗教的魅力所在。然而，从科学的意义上说，宗教与生存质量无关。西方人说“自由民主”使他们富裕，可他们明明是占有了南北美洲、大洋洲、非洲、中东、南亚和东南亚之后才变得富裕。除了俄国和日本，他们占据了，移居了，掠夺了地球上所有的陆地，而且还在继续掠夺中。印度多数人民信奉“自由民主”，却不可能像欧美人民那样富裕。如果生存质量没有因为改宗“自由民主”而改善，那自然是因为你没有信奉“真正的”自由民主，过上“真正的”自由民主生活。至于谁信的基督更“正宗”，谁的“自由民主”更“真正”，那标准是西方制定的，西方人有话语权，即定义权，处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边缘的民族永远不可能达标。在伊斯兰世界播种民主的龙种，收获的是伊拉克跳蚤。“自由民主”只是个标签，说明西方阵营的先进和非西方国家被压迫的合理。美国大兵刺刀下的伊拉克被认作“自由”了，“民主”了，那么由美国控制巴士拉油田当然有“合法性”，美军在那里永久的军事占领当然有“合法性”。谁会谈论应当制裁每天都在滥杀伊拉克平民的美国军政府呢！于是，必须制裁缅甸，因为那里还没准备接受美国指定的“民主”傀儡。当然不能制裁巴基斯坦或者格鲁吉亚，因为那里已经有了美国控制的傀儡，而且连下一任傀儡都储备好了。意识形态是攻击别国，实现自己国家利益的武器。 既然抽象概念与“实际”无甚关联，便只好转而强调“信奉”所谓“普世价值”。可是，讲究“实际”的我国领导人厌恶这种不讲具体条件的抽象概念争论。我国政府要求知识界“不争论”，不空谈“主义”，要全民埋头搞经济。受此影响，我国各级官员不愿在公开场合谈论意识形态，也不敢表明自己的立场，唯恐沾染上可能影响自己前程的“色彩”。 然而，生存方式竞争的胜负从来都不取决于物质生产状况，否则大清国怎会败于小日本，延安怎能胜过西安，又怎会有“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事实上，改革开放面临的最大悖论是：物质生产越成功，知识界和政界与我国政体离心离德的人反而越多。我国政治家早就懂得，民心向背决定战争的胜负。在当代，民心向背之争主要是意识形态的话语权之争。没有色彩其实就是色彩，就是默认世界的“主流”色彩。 从此，一种生存方式分成三个阶段被对方征服： （1）对方的话语系统由知识界的非主流变成知识主流； （2）知识界的新主流话语渗入政治领导集团； （3）政府认同此种话语系统，并使之成为社会主流。 从此，被征服者看上去永远像是“自杀”而非“他杀”。 鸵鸟政策只会输掉意识形态之战。意识形态之战，实质不在是否有意识形态争论的“自由”，而在是否有勇气应战，在于是否有能力去争夺战场的主动权，在历史、文化等主要战线发动进攻，而且战而胜之。看看我国那部分缺少了灵魂的“文学艺术”吧，由生产纯责任感而变成生产纯美感，进而生产纯快感，然后生产纯垃圾。文艺不可能是这样复兴的。 换言之，在核时代，“批判的武器”远不如“武器的批判”重要。对文明生存的主要威胁不是批判的武器比较落后，而在于武器的批判比较落后。有了思想界的买办阶层，才会有经济界的买办阶层，才会有准殖民地，才会有发达国家的永远发达。在核时代，没有抵抗霸权话语系统能力的民族，没有意识形态竞争力的文明，注定要被击溃。斯拉夫文明如此，伊斯兰文明如此，中华文明也是如此。 我们当然渴望天下大同，但绝不是分成压迫与被压迫的天下。从战略上讲，从根本上说，我国的广大劳动者不是这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股东，买办阶层才是。若能得到“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中国何惜将昆仑裁为三截，遗欧、赠美、还东国！在这太平和平等的“天下”降临之前，地球不是平的，昆仑不能倒。 二、新蒙昧时代与中国道路的启蒙 在对欧洲封建主义的战争中，本着开放解放的精神，自由民主话语系统渐渐成熟为伟大的话语系统。这个系统在应付共产党人的批判中更加成熟壮大。然而，如同罗马帝国时代获得了统治地位的基督教，一旦赢得了世界的统治权，这个话语系统就变成了教条，走向了堕落，成为压迫者的外衣，征服者的武器，把当今世界带入了政治蒙昧时代。 千年前的西方把世界分成“基督徒和异教徒”的世界，今天的西方把世界分成“民主与专制”的世界。“民主与专制”的两分傲慢地高踞于话语权的最顶端，解释世界上发生的几乎一切重要事情，轻浮地为一切重要的事情开同样的药方。如果治不好病，他们使被洗脑的人相信，责任永远不在药方，而在病人。新的十字军带着自诩的道德优越感发动了新的东征，以人权的名义摧残人权，以自由的名义限制自由，以民主的名义支持专制。他们冒犯了整个伊斯兰世界，羞辱了斯拉夫世界，也使一部分中国知识界强烈反感。未来的历史学家们会指出，所谓“反恐”战争，非常肮脏，目的是控制战略要地，掠夺战略资源。正如雅克·德里达曾经指出的，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暴行，都以人性和人道的名义进行。然而，即便认识了这场新十字军东征的实质，意识形态依然重要。宗教狂热点燃了基督徒们参加十字军的欲望之火，而“自由民主”之类的信仰煽动着今天愚昧或者功利的西方人民，也给受害者带来了内部的“第五纵队”，带来了抵抗运动的自杀。 需要指出，新蒙昧主义在我国已经流毒甚广了。照着流行的说法，从秦始皇到今天，我国两千多年都实行“专制”；近六十年的制度则是“集权主义专制”，即最恶劣的一种专制。这种分类一笔勾销了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一笔勾销了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一笔勾销了二十世纪上半期西方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一笔勾销了二十世纪后半期的民族解放运动，也一笔勾销了中华民族过去的辉煌和今天的复兴。奇怪的是，中国居然有如此多的官员和知识分子把这两分法奉为圭皋，忽略行政改革，大谈特谈政体的“根本改革”。我国基本政体缺少“合法性”的说法是怎么变成主流话语的？ 如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的黄平教授所称，“我国已成功解决了挨打、挨饿问题，现在却面临挨骂问题。”物质不再匮乏，精神却涣散了，灵魂开始自由地流浪。在现行的党政体制下，我国取得了举世公认的辉煌成就。但现行党政体制却不仅遭到西方各国指责，而且主要遭遇本国知识界依据西方“自由民主”话语系统进行指责。许多人以为中国不会被“骂”垮，这是浅薄的。因为对政体正当性的自我怀疑，“政治改革”成了我国的正式纲领。“政治改革滞后于经济改革”不仅是我国知识界的主流认知，而且已经是官方话语的一部分了。对很多掌握话语权的知识分子来说，改革当然不是改良，不是改善行政体制。对他们而言，“政治改革”就是从“专制”改成“民主”，就是拆房子，拆政体。无论是“跃进”地拆，还是“渐进”地拆，目标都是把故宫拆掉建白宫。房子未拆，“政治改革”就没完成。然而，世界上只有一个白宫，中国的白宫是“假”的，也只可能是假的。假白宫不是解放的标志，而是被真白宫奴役的标志。对西方意识形态“普世性”的迷信，特别是对竞争型选举制度的迷信，不仅成了我国知识界主流，而且已经渗透到了我国决策层，开始威胁中国党政体制的前途。西方把台湾贴上“民主”标签，大陆贴上“专制”标签，毫不奇怪。可在我国大众和官方媒体里，甚至大学课堂里，也已普遍使用这种从西方进口的标签，自承“专制”。连我国的军队也不能免疫。有些高级军官开始困惑，既然不应为专制政权攻击民主政权而战，自己怎能参与收复台湾之战？ 所有现存的政体都漏洞百出。关于政体的理想不是现实，也永远不可能替代现实的政体。用自己的政体理想来攻击他人的现存政体，并不会导致这种理想在他人土地上成为现实，只会削弱他人现存政体的正当性。我国的政体当然有毛病，正如所有现世的政体都有毛病。而且，任何政体，放在乡村与城市人口对半的我国，放在东西南北巨大差异的我国，都会显得苍白。因为许多地理、历史、文化原因，中华的生存方式从来就是独特的，中华的政体也向来独特。中华悠久、复杂、独特的政治文明，岂是民主和专制两个政治标签所能概括！ 我国的现存政体当然有毛病。可中国政体比其他政体毛病更多？为什么不肯承认六十年的巨大进步也是在这个政体下获得的？没有战争和占领，能有美国？拆了故宫建白宫，就会把我们变成美国，这难道不是当初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臆想？有病需要服药并不等于需要服毒自杀。苏联的对手就是这样诱导苏联自杀了，通过没有硝烟的意识形态战争，通过苏联那批天真的知识分子和领导集团。 解构政治蒙昧主义没有别的办法，科学是去昧的唯一武器，启蒙只能靠政治科学知识。过去的中国模式曾经给了欧洲启蒙运动以重要的知识启发，今天的中国道路则应成为世界新启蒙运动的主要发动机。 以往六十年的中国，“不唯书，不唯上”，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闯出了一条独特的中国发展道路。稍加抽象，我们就能看出这个“中国模式”的端倪。在经济方面：自由的劳动力市场和商品、资本市场是我国经济的两只翅膀，让我国经济得以腾飞，搏击长空。而大型国有企事业机构及国家对土地的控制权如两只脚，让我国经济安全地落在坚实的大地上。在社会方面，我们的基本单元不是个人，而是家庭、社区；高度的社会流动使我们没有稳定的社会分层；政府与社会的相互渗透，导致了一个有机的“社稷”；这个整体塑造了我们独特的社会伦常。在政治上，我国拥有现代化了的民本主义思想体系；有以考试入选，以功过考评为提拔更换标准的官员遴选机制；有单一、先进、坚强的执政党；还有特殊分权制衡安排下的政府构成、行政手段，及独特的决策修正机制。在世界观上，我们看世界的观念与西方自古就有重大的哲理意义上的不同，也由此催生了我国当下与西方国家不同的外交原则。 然而，经验的知识若不能凝炼成有关发展道路的政治科学理论，就打不破霸权意识形态的桎梏，我国就难以在生存方式的竞争中立足。哪怕获得再大的物质文明成就，国内外的意识形态话语权掌握者仍会拿西方的“普世”尺度来测量，拿那空洞的概念给我国政权贴上“缺少合法性”的标签。这类政治标签在知识界传播，进而渗入决策层，就会获得自我实现的生命，引导中华文明走向“自杀”。 走出了独特的发展道路，还应当拥有独特的政治观念体系。为了解构“民主”与“专制”两分的政治蒙昧主义，为了中华生存方式的延续，我国应当积极开放和大力开展意识形态领域的竞争。如果没有竞争的自信，没有竞争的勇气，如果连对一部电影的争论都噤若寒蝉，我们的文明是没有前途的。对于美国，半岛电视不是言论是否自由的标志，而是意识形态竞争的战场。可以说，没有思想战线上的竞争就没有思想的进步，没有思想的进步就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没有在民族之林中思想竞争的成功就没有中华生存方式的未来。 我们不应忘记，若从1973年8月1日签署欧安会的《最后文件》（即《赫尔辛基宣言》）算起，作为超级大国的苏联，解除思想武装的自杀过程只用了18年。我们还可以预言，俄罗斯在全球政治中的重新崛起，靠的将不是普京政权，不是石油财富，不是生产技术，更不会是恢复战略轰炸机的值班巡航；俄罗斯将在摔倒的地方爬起来，因为发展出一套崭新的、有说服力的、关于俄国发展道路的独立理论体系而重放光芒。 思想战线上的竞争有两大任务，第一，要解构所谓“普世”价值，说破这“皇帝的新衣”，把一个药方应付百病的荒唐揭穿；第二，要实事求是地总结我们中华的生存方式，给出关于“中国道路”或者“中国模式”的让知识界信服的阐述和理论解释。一个是破，破一个国际性的霸权话语系统；一个是立，在知识界确立对自己生存方式的自觉，也就是对中华发展道路的自觉。我们不是为对立而对立，是为摆脱思想桎梏，为中华的生存而对立。思想上的破与立是生存竞争的主战场，强大的武器批判能力攸关中华文明的兴衰续绝。 论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观2008-02-20 摘要：社会核心价值观的迷失，是中国社会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之一。核心价值观是一个七层的――道德、自然、群体、社会、政治、民族、国际――由内而外的同心圆体系，其普适性、牢固性自内而外逐层降低，体系的崩溃往往始于最外层的国际观。重建价值观，精英共识是关键。 社会核心价值观的迷失，是中国社会面临的最严重问题之一。缺少了社会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没了“主心骨”。 本文试图提供一个关于“社会核心价值观”研究的科学分析工具1，希望这个工具有助于形成中国知识界的核心社会价值观共识。 本文回答以下三种问题：一，什么是社会价值观？社会价值观如何变迁？二，什么是社会核心价值观？三，社会核心价值观是如何迷失的，又是如何建构的？ 本文分为四节：第一节，阐述社会价值观的定义、作用、变迁、种类；第二节，分辨社会核心价值观体系和体系内的层次；第三节，讨论核心价值体系内不同层次间的联系；第四节，简述核心价值观生成为社会主流价值的途径。 一．社会价值观的定义、作用、变迁、种类 1．社会价值观的定义 与动物不同，人类拥有“观念”。人类的“观念”有无限多，而价值观不是一般的观念，它是关于是非曲直的观念――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正因为有了它，人类才能分辨生活的甜酸苦辣，才能懂得耻辱和光荣，才有了关于光明的梦想。 价值观是关于什么的是非曲直观念？社科人文的各个学科因研究对象的不同，各自关心的价值观也就不同。哲学关心与“真、善、美”有关的是非曲直观，历史学关心与历史判断有关的是非曲直观，人类学关心人类再生产——性与生育方面——的是非曲直观，伦理学关心与人类基本道德相关的是非曲直观，心理学关心影响心理健康的是非曲直观，经济学关心那些与市场机制运行相关的是非曲直观，社会学关心影响社会（向现代性）变迁的是非曲直观，政治学关心各种被称为“主义”的是非曲直观。 作为政治学人，作者关心的是能给“现代民族国家”带来和谐社会关系的那些是非曲直观念，作者把关系到社会凝聚的价值观称为“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观”。 那么，到底什么是“社会价值观”？人之间发生交往关系的场合被称为“社会”；社会上人之间的关系是“社会关系”；人们关于社会关系的“是非判断”就是“社会价值观”，它集中体现为社会“纲常”或“社会行为准则”――埋藏在我们意识深处。 “社会行为准则”由人们对社会关系的认识而来。这种认识经过长年积淀，因润滑社会关系而成为“纲常”，成为“人文知识”。行为准则与社会客观条件有关系，与本地的文化传统也有关系，从而在不同民族之间有很强的相对性。所谓“人类的普适价值”，大多承载着某些强大富裕社会的政治和文化偏见。 尽管不同文明体系社会的是非观是相对的，但是，任何一个价值观只有两个方向――是与非。而是非判断是有程度空间的，人们常常把价值观向是或非一端的变化趋向称为价值观的“导向”，价值导向的终极标准只有“是”和“非”两头。当然，是非观念可能会变化，今是而昨非，但依然还有是与非，只不过是以一种是非观取代了另一种而已。举个“导向空间”的例子：新闻界的价值观认为，客观报道事实是记者“应有的”职业道德，记者利用报纸扭曲事实而牟私利是“错误的”。但中国一些经济类的专业记者，经常会收到企业的报酬，换取记者较多的“美言”。就新闻界的价值观而言，这在方向上是“错”的。但受制于种种现实条件，此种“非”，已是不成文的行规，被新闻界和企业界勉强接受。若记者因为收受较多的钱把一个经营差的企业说成是经营好的企业，就往错误的方向滑动了一大步。若记者把操纵企业报道当成自己的主要收入来源，就明显是错误的了。若记者为了钱，去勒索企业，威胁毁掉企业的声誉，那就成了犯罪。 2．社会价值观的作用与变迁 强调社会价值观对社会关系的作用是本文的基本出发点。 社会行为准则的前提是界定身份认同，即确定“我（们）是谁”。比如，我是男人，所以我“应该”保护女人；我是老年人，所以“不该”去迪厅蹦迪；我代表政府，“不该”办博彩；我们是中国人，“不必”以美国做判定是非的标准。 界定了社会身份，价值观就比较稳固，就能润滑社会关系。自我身份界定清晰，与身份相关的行为准则也得到公认，社会关系就和谐。比如，我是“子女”，就“应当”孝敬父母；我是“父母”，就“应当”养育子女；我是“商人”，就“应当”做生意赚钱；我是“教授”，就“应当”教书写书；我是管理社会的官员，就“应当”为老百姓服务。各安其位，方能各司其职，社会方能和谐。 相反，当自我社会身份定位出现混乱，则价值观就不稳固，行为纲常随之紊乱，社会关系中的矛盾被催化。比如，男人同时认为自己是女人，教师同时自认是赚钱机器，官员同时自认是商人，商人同时自认是官员，则各自的行为准则就会混淆紊乱，导致怪异行为：掌握公权的官员挖空心思去赚钱，官场纲常就崩溃，官员的行为就似强盗了。老百姓视官员为强盗，社会就可能烽烟四起。 既然价值观是人们关于社会关系的是非判断，价值观的主要源泉就是社会关系，价值观变迁的主要动力就是社会关系的变迁。生产技术在进步，社会分工在变迁和细化，社会在运动演化，社会关系也在运动演化。倘若社会关系变动不拘，人们对自己身份的界定就变动不拘，人们内心深处与身份相关的行为准则也就不稳定。在一个高速变迁的社会，社会关系不可能稳定，价值观也不可能稳定。 绝大部分价值观的变迁是被动的，会跟随、反映、并润滑社会关系的变迁。大部分价值观的变迁只会让一部分人“不大适应”，却不会引发社会动荡。比如，当家庭由三世同堂变成核心型的小家庭，再变成“丁克家庭”（没有孩子的家庭），原有“家庭伦理”相应地逐步解体是当然的。同样的道理，先进避孕技术的普及和男女同工同酬，使性与生育的必然关系不复存在，关于性关系的观念也发生显著变化。当交通、通讯、运输技术产生重大突破，IT业成为重要的产业部门，关于劳动的观念，关于雇主与雇员关系的观念，关于休闲娱乐的观念，关于言论自由的观念，关于师生关系的观念，关于政府权威的观念，等等，就都与小农社会和机器社会里的观念显著不同。 如果社会结构变迁太快，社会关系变迁太快，就会造成同一时代里不同年龄人之间的价值观出现“代沟”。当权的长者跟不上社会关系变迁的实际，强行灌输保守的价值观，会招致年轻人的逆反心理。同样，年轻人不懂得尊重传统价值观，浅薄地嘲弄那些光荣时代确立的价值观，也会招致长者的激烈反应。 3．社会价值观的种类 价值观分为两大类，即“核心价值观”和“非核心价值观”。反映基本的、需要长期稳定的社会关系的价值观就是核心价值观。或者说，能维持社会基本团结的价值观就是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只有很少的几种，笔者认为只有七种（见下文）。核心价值观以外的对社会关系的是非判断，都是非核心价值观。在一个社会里，多元的非核心价值观能增进社会活力，统一的核心价值观能阻止社会分裂。 基本的社会关系“应当”比较稳定，社会核心价值观也“应当”比较稳定。基本的社会关系没有变，核心价值观变了，可以使基本的社会关系发生“不应当的”紊乱。在任何时代，人际关系出现急剧恶化都是“不应当的”，而普适道德观迷失后就会发生。这说明，与非核心价值观的被动变迁不同，核心价值观的变迁是主动的，有其自身的变化逻辑，相对独立于社会关系的变迁。本文的主要目的在于阐述核心价值观变化的独立逻辑，及其对基本的社会关系发生杠杆作用。 二．核心价值观体系及其层次 “基本的社会关系”是社会构成的骨架。骨架散了，“社会”就崩溃了。现代社会的骨架由七大类关系构成：个人与他人的关系，个人与自然的关系，个人与群体的关系，群体与社会的关系，人民与政府的关系，人民与民族国家的关系，以及民族国家与国际体系的关系。 对应这七大类基本社会关系的是非判断就是“核心价值观”。若把这些基本的是非判断当作一个“体系”——核心价值观体系，就能观察到这个体系的分层，乃至层次间相互关联的逻辑。对应“基本社会关系”的种类，核心价值观自成一个七层的同心圆体系，自内而外包含七大类核心价值观：（1）道德观，（2）自然观，（3）群体观，（4）社会观，（5）政治观，（6）民族观，（7）国际观。其中，最外层是国际观，内核是人类的普适道德观。 1、第一层：个人与他人的关系——道德观 在社会里，最基本的行为准则是六条区分“人”与“动物”的“普适道德”。既然我们是“人”，就不能认同：（1）杀人（比如，随意监禁，滥杀无辜）；（2）抢劫（比如，强占农民土地，违法迫使工人超时工作）；（3）偷窃（比如，剽窃别人的研究成果，把全民或集体所有窃为私有）；（4）欺骗（比如，出尔反尔，不讲诚信）；（5）遗弃（比如，抛弃老人和缺乏劳动能力的人）；（6）滥淫（比如，强奸及同未成年人发生性关系）2。 人们对普适道德观有分歧吗？一般而言，人类在普适道德领域里基本没有分歧。不过，近代市场体系确立以来流行的“物质主义”——个人的物质利益享受至上，以及“理性主义”——盘算利益得失是个人行为的至上准则。这两条往往是道德和宗教界的批评对象。其实，在任何时代，追求物质享受都是人的本能。农人努力使田地多出产，商人努力赚更多的钱，自古皆然。即便对于孔子，依然“食、色，性也”，而且要“食不厌精”。对物质享受的理性追求，提供了人类基本的前进动力。然而，理性地追求物质享受只是人类本能，而不是价值观。价值观不是本能，而是精英们制造的关于“社会”关系的观念，要求在获取个人利益的同时不能不择手段，不能伤害“社会”中他人的利益。物质利益是重要的，成为“主义”，则反社会了。个人理性是重要的，成为“主义”，也是反社会的。本能以利己为要，而社会价值观在本质上是利他的。当社会精英把“人类社会”的法则简化为市场法则，甚至简化为动物界法则，普适道德就成了“理性主义者”们的（逻辑）“累赘”。维系人类社会，靠的是人类成千上万年痛苦经验积淀出的普适道德规则，亦称“正义”或“基本法”。这正义观是深深种植在人类心灵里的。正是这种“人性”使人类脱离动物界。比较动物界，人类社会优越得多。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如果社会精英们不把自己看作“人”，而自认是动物王国里的一员，赞美弱肉强食自然法则下的“自由”及“理性”，心灵里的“普适道德”就迷失，这个社会就有堕入动物界的危险。 2、第二层：个人与自然的关系——自然观 大自然——山川、平原、海洋、空气、动植物——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条件，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所以，人与自然的关系就被归为社会关系。人类对待自然的观念，深刻地影响着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观念，影响各种社会观念。 我们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的观念有什么分歧？近代以来，有教养的人们摒弃了万物有灵的迷信，放弃了“天人合一”的玄学，避开成体系的宗教解释，用科学的怀疑求知精神去解释大自然，解释“为什么”。正是因为对科学的信仰——科学精神――才有了近代以来物质文明的跨越式进步，人类近三百年的知识积累超过此前上万年。如果我们自认是“现代人”，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尊重科学就是我们时代的核心价值观，也是正规学校教育的主体，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础。社会潮流是由社会精英引导的，如果我们社会的精英们不再自认是“现代人”，不信科学而信迷信，用迷信来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就会用迷信来处理其他的社会关系，那么，我们的社会就盛行“怪力乱神”。 3、第三层：个人与群体的关系——群体观 从生物学的角度看，对于任何一种生物来说，群体的存在是个体生存的先决条件。生物学还告诉我们，群体和群体结构大于个体，群体生存竞争的能力取决于群体结构的复杂性。人是属于社会的，个人的地位是由群体赋予的，也是自群体中因出类拔萃而获得的。没有群体认同的个体，虽然自由，却是社会垃圾，也是社会碎片化的原因。所以，个体的自由和创造力不是在伤害群体中体现，而体现在为群体的生存和发展做贡献。这种群体观有相当的普适性，也体现在各种成体系的宗教观里。然而，在群体观上，中国出现了重大分歧。到底是群体在先，还是个人在先？群体观被中国很多的“精英”倒着讲：雷锋不代表“人性”；而反雷锋，见死不救，是“人性”。像这样的“价值多元化”、个人至上，是反社会的，不会让中国的社会和谐有序。 以为西方社会信奉个人自由至上，这是中国一些社会精英“食洋不化”的误读。相对于中国社会事实上的个体家庭至上，西方社会自希腊罗马时代就是群体主义的。中世纪自不待言。进入工业时代后，纪律和规则成为社会纽带，群体严丝合缝的配合劳作成为西方社会强大的关键。在西方的群体里，等级、纪律、服从、权威、共同意志之类的词汇屡见不鲜，那是西方社会的“基因”。Civil Society，无论翻译成市民会社、公民会社、或者文明会社，首先是“会社”，不属于组织起来了的“会”或者“社”，就成了“私”民，就不是“公民”，就不“文明”。正由于西方社会这群体至上的传统与现实，尊重“个人”，分清“群”与“己”的“权界”，才成为那里的永恒话题3。 中国传统社会关于“公共”及“公民”的意识相当浅淡，仅极少数精英有在意“公共”的传统。一直到1900年，中国的四亿五千万人还被两万洋兵打败，赔了人家四亿五千万两白银，不分男女老幼，一人赔一两。如果中国人能团结一心，即使每人向这两万洋兵吐一口唾沫，侵略者也会被淹死在口水里。 所有发展中国家的群体价值观都不如现代发达国家稳固。在发展中国家，现代化是个强化群体意识的过程。日本、新加坡、韩国在亚洲率先由发展中社会进入世界的发达社会行列，是加强和扩展了群体价值观的结果。在现代中国，（社区范围的）“社会主义”是强化群体意识的核心价值符号。 4、第四层：群体与社会的关系——社会观 在现代市场社会，市场竞争是以群体为单位的，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是竞争关系。村与村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每一个群体与另一个群体，都存在竞争关系。群体间的优胜劣汰是“自然”法则。然而，人类社会并不处在完全自然的状态中。大同世界，人皆兄弟，是人类进步的希望。群体竞争的自由是受限制的，受更大群体利益的限制。近代以来，我们的群体价值边界一直在扩展之中：小集体之上还有大集体，还有中华民族；中华民族之外还有国际社会。换言之，由家族认同而村落认同，由村落认同而乡镇认同，由乡镇认同而县市认同，由县市认同而省份和国家认同，这是靠不断扩展边界而进步的“现代”群体价值观。我们称这种现代观念为“公民”意识。因为“我是公民”，所以不能伤害社会整体利益。近代以来，交通运输通讯工具发达了，地球缩小了，国际竞争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所以，全民族的社会整体利益至上，不能被危害。正是在这个核心价值观基础上，各地各单位的人民必须遵守全国统一的法律和政令。比如，德国的《基本法》规定，德国实行“社会市场经济”，近来又调整为“社会环境市场经济（social-eco market economy）”。意思是说，社会整体利益和环境保护利益高于群体竞争的市场利益，而且这被称为德意志民族的核心价值观。 群体间的市场竞争，可能引发阶级斗争和利益集团的斗争，从而损害社会整体利益。因此，对市场机制的尊重，要以尊重“社会整体利益”为前提，以服从关于保护社会整体利益的强制性规范为前提。在现代中国，（全国范围的）“社会主义”是强化社会整体意识的核心价值符号。 5、第五层：人民与政府的关系——政治观 群体的集合就是人民，人民组成社会，社会是由政府统一管理的。人民与政府的关系应当如何？这是个政治价值观的问题。一切出色的文明都以一个独特的政治文明为核心。政治文明凝聚在政治制度中。政治制度有社会结构和政治价值观两个来源。社会结构不同，各国的政治体制就不同，有些政治体制貌似相同而实际不同。叶利钦时代的俄国，虽然进口了自由民主制，但实际运作上更像哥伦比亚，甚至西西里的黑手党。日本表面上奉行自由民主制，但其实际运作却与西方大相径庭：半数日本议员出身政治世家，部长的儿子是部长，部长的孙子也是部长，部长的重孙还是部长；日本的“首席部长”（首相），实际出自700个左右自民党党员的选票，其中的掌控者不过寥寥数人。中国农村的基层选举也是这样，法定的程序是一回事，实际的运作是另一回事。 为什么有些国家的精英非要硬性抄袭与自己社会结构不相匹配的政治制度？原因在于政治价值观。政治价值观可以独立于社会结构而存在，是可以被精英们信奉、宣扬而流行的。政治价值观集中体现为如何看待人民与政府的关系，特别是关于应当如何遴选政府官员，以及应当如何约束政府的观念。倘若精英们认同的政治价值观过于“西方”，致使流行的政治价值观与中国实际的社会条件不兼容，就会撬动和扭曲人民与政府的关系，中国社会也就不可能和谐。 而今，流行于全球的政治价值观是选举，是直选，是多数决，是人民组成阶级和利益集团，由集团的代表争夺政府权力，通过占有政府权力来保卫和促进本集团的利益。于是，政治成为政府权力的拍卖场，相对势大者赢。在许多发展中国家，这种政治价值观变成了人民与人民、人民与政府激烈冲突的催化剂。在历史上，别国靠两党或多党竞争解决了阶级战争；在中国，两个党或多个党却制造了战争，制造了所有人与所有人之间的混战。中国因拥有自己独特的核心政治价值观而拥有独特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文明，从而能自立于世界文明之林。在历史上，中国靠儒家精英集团来领导；在今天，中国由一支称为“共产党”的“先锋队” 来领导。两者之间显示着社会结构和政治价值的传承，异曲同工。不可否认，历史上，儒家精英集团屡屡出现退化；今天，中国共产党也出现了退化迹象。但同样不可否认，在历史上，西方民主曾经堕落为希特勒统治；今天，西方民主再次遭遇严重的“合法性”危机，人民对政治失望、无助、乃至冷漠――2006年美国中期选举的投票率才20％左右。今天，在广大发展中地区，西方式的选举民主也在四处遭遇“合法性”危机：街头政治与票箱政治齐飞共舞；社会被急欲绑“票”的政客挑动得四分五裂。 对本民族文化的自觉，首先是对本民族政治文明的自觉。如果中华民族不拥有自己民族的政治价值观，就不可能拥有适应自己独特社会结构的杰出政治文明，就会播种“龙种”而收获“跳蚤”。 6、第六层：人民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民族观 个人、群体、社会，都存在于民族国家之中。世界范围的竞争，是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过去是这样，现在更是。世界市场将当今世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加剧了世界范围的竞争和冲突，导致民族国家的快速兴衰，也导致庞大国家的天然竞争优势。为了避免被淘汰的前景，欧洲大陆过了气的强国联合起来，试图建立一个庞大的欧罗巴合众国。世界各大区域的中小国家之间也盛行区域合作。 民族国家是以“现代民族”为基础的国家。“现代民族”是个政治概念，指的是国家行政疆界内的所有人民，比如，美利坚民族、中华民族。“传统民族”，指的是现代民族内部依照宗教、人种、语言、文化、天然地理界限等划分的民族。中华民族在20世纪靠浴血奋战才建立起了自己的现代民族国家，建成了本民族终极的安全保障。所以，爱国主义就是爱我们中国，民族主义就是在与其他民族国家的关系里，视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至上。只要自认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爱国主义是天经地义的核心价值观，本应是毋庸置疑的。 7、第七层：民族国家与国际体系的关系——国际观 国际体系是由民族国家构成的。因为国际体系处于“无政府”状态，没有统一的世界政府，各国都依赖本国的武装力量自保安全，所以，通行于“国际社会”的基本法则是“弱肉强食”。因为被欺压的民族会反抗，甚至联合起来反抗，弱肉强食是需要结盟的，没有任何强大的民族国家有能力单独主宰整个世界。于是，在国际体系里，一方是压迫者，另一方是被压迫者，当然还有地位模糊的中介群，是压迫和抵抗压迫的中介和中间地带。 由于被压迫者也有国防兵器，会给赤裸裸的压迫和掠夺带来代价，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便成为国际财富交流的最正常形式。貌似公平的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体系，其实并不“公平”，大多掺杂着强国集团的政治和军事压迫。 文化血缘可以成为利益纽带，对国际关系体系的是非判断则构成结盟的纽带。然而，世界体系里结盟的基础是利益，不是文化或“文明”。压迫者对国际关系的压迫有一套辩护词，被压迫者对反抗压迫也有一套辩护词。认同压迫者的说辞，当然有可能成为压迫者的朋友。但能否成为盟友，并不主要取决于对国际体系的认识，而主要取决于利益，取决于你的国家是否被压迫和被掠夺。最悲惨的国家是，一方面流行认同压迫者的国际观，另一方面自己就是被压迫者，不得不反抗压迫。伊拉克并不反感美国，是美国在冷战末期在中东的主要盟国。在美国入侵前夜，伊拉克电视台播放的是好莱坞电影。因为石油和地缘优势，伊拉克又不得不被压迫，也不得不反抗。但被压迫的伊拉克政治和军事领袖们，并没有抵抗美国压迫的意识和意志，却有变成美国盟友的梦。意识混乱，内部就分崩离析，就软弱，就“招”抢，“招”打。 由于上述道理，一个国家的人民，特别是这个国家的精英，需要有对国际关系的清醒认识。当今国际体系的本质到底是“相互依存”还是“压迫与被压迫”？我们自己是不是被压迫民族？我们要认同压迫民族的国际主义，还是被压迫民族的国际主义？ 综上，对七层社会关系的是非判断构成了七大类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观：道德观，自然观，群体观，社会观，政治观，民族观，国际观。如前所述，在核心价值观的所有层次，在今天的中国都存在着截然不同的看法，也看不出哪一种是“主流”。这种情形就是“核心价值观的迷失”。 三．核心价值观体系层次间的相互关系 今天议论价值观，大家容易集中着眼于“普适道德”观念的缺失。普适道德是人类最核心的价值观，是“人”皆有之，维系着人类“社会”，怎么会“迷失”？ 在世纪之交，向来淳朴的俄罗斯公民们似乎突然丧失了道德意识。在短短十几年内，俄国遍布杀人越货的匪徒，无人敢管。笃信伊斯兰教的伊拉克公民原本安分守法，现而今“民主”了，伊拉克社会却突然盛行暴戾之风，所有人偷窃和抢劫所有人，甚至稍有不合就相互杀戮。同为一代人，普适道德怎会骤然“迷失”？ 价值观当然受社会关系的制约，反映社会关系的变迁。社会关系变了，价值观也会发生变化。南斯拉夫的民族国家都垮了，南斯拉夫的民族观就没了载体。然而，与一般价值观不同，核心价值观有其独立的一面，有其自身的变化逻辑。倘若不应当变化的核心价值观出现了变化，我们就要考察核心价值观变化的内在逻辑，这种逻辑对于社会关系的变迁有相当的独立性，而且是社会关系变迁的杠杆。核心价值观变了，政策就变了；政策变了，社会就变了。换言之，先有南斯拉夫民族观的崩溃，后有南斯拉夫民族国家的崩溃。 上节提出了核心价值观体系的分层。运用这个分层，我们可以分辨核心价值观变迁的逻辑，即独立于社会关系变迁的逻辑机制，从而解释普适道德的“骤然迷失”。笔者由下述分析中得出的结论是：外层价值观的迷失会触发内层价值观的迷失，直至触发位于最内层的普适道德观的迷失。换句话说，核心价值观体系的崩溃往往始于最外层，即国际观的崩溃。 1．国际观是核心价值观里最薄弱的一层 国际关系体系与人民的日常生活距离最远，一般人对国际关系的理解远远弱于对身边日常生活的理解。所以，对国际体系的判断基本来自本国精英的看法：精英对国际体系的看法变了，整个社会的国际观也随之变化。 在中东，美国采取令世人瞠目结舌的政策――无条件地支持以色列做任何事情，不惜得罪该区域所有的穆斯林国家。除了占全国人口不到2％的犹太人，美国似乎没有多少“利益”去实行这种政策。与该区的穆斯林国家不同，以色列没有石油，也并不居于交通要道，支持以色列种族清洗政策甚至还导致了美国国内的不安全。但是，大多数美国人对深究国际关系没有兴趣，美国对中东政策的教育、研究、制定、宣传、执行，都掌握在犹太人精英集团手中，他们成功地引导了美国的国内舆论：把反对美国中东政策，与反犹主义、反基督教文明、甚至与支持希特勒的法西斯大屠杀联系在一起。 同样，在中国，绝大多数人并不了解国际事务，中国人对国际关系的看法大多来自自己的精英。倘若精英们认同美国领导的国际体系，这个世界就没有压迫与被压迫民族之分，而是一个以美国为核心的“国际文明社会”在创造和维护进步的国际秩序，是美国正在领导与反文明、反进步的“流氓国家”进行正义战争。在国际关系现实中，妥协和讨价还价是一回事，持有某种国际观是另一回事。国际观变了，妥协和讨价还价的性质也会变。罗马帝国丧失了区分罗马人与日尔曼人的意识，罗马帝国的末日也就不远了。“华夷之辨”消亡了，中华帝国体系就不可能持久。1975年，是前苏联经济非常健康的年代，是自信心膨胀的年代，但在该年举行的第一次“欧安会”上，前苏联签署了“赫尔辛基协议”，向西方的国际观缴枪。当一部分前苏联的知识精英们改变了对国际体系的认知，前苏联的核心价值体系就开始了自外而内的多元化历程，直至崩溃。 2．国际观的迷失会触发民族观的迷失 如果美国领导的国际体系是正义的，代表进步，那么与这个体系的冲突则罪在本国，本国的爱国主义就是“极端民族主义”，就应当遭到抵制。中国的一些知识精英常把中美矛盾归于中国对主流国际机制缺少认同，归于“极端民族主义”。对于压迫国家联盟的成员，认同压迫民族的国际主义与认同爱国主义毫不冲突：美国社会里的爱国主义被公认为世界最强的一类。美国国庆日家家户户都自动高挂国旗，“不爱国”的帽子对美国精英们是不堪其负的。同样，对于被压迫国家而言，认同反压迫的国际主义与认同爱国主义也毫不冲突：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与今日美国一样，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浑然一体。然而，在压迫国家内部，信奉反压迫的国际主义与信奉爱国主义会发生激烈冲突，美国的政论家、哲学家、语言家乔姆斯基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同样，在被压迫国家，信奉压迫民族的国际主义与信奉爱国主义也会发生激烈的冲突，因为，被迫抵抗国际压迫的现实与其国际观必然发生冲突。在中国，国际观的迷失正在导致爱国主义的消解，反对爱国主义的价值观公然登上了大雅之堂，是否应当坚持爱国主义已经成为一场舆论混战。不信奉现存国际体系的人们指责说，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是大丈夫，现在有人存心让中国做美国的小老婆。而信奉现存国际体系正义性的精英们，像美国那样要求中国“理性地融入”美国领导的世界体系，无例外地斥责中国的“极端民族主义”。主流媒体，甚至教育界，以貌似“公平”的姿态给双方提供“平等”的平台，助长非爱国主义的舆论，直至让历史教科书“淡化”民族国家意识。舆论混战和教育的变质，体现了中国民族观的迷失。 3．民族观的迷失会触发政治观的迷失 如果认定现代民族是虚无的，如果相对于外族利益而言的本民族利益不是至上的，如果爱国主义是可以反对的，那么，民族的政治价值观就要让位于所谓的“普世政治价值”。迷失了民族观，会丧失对本民族政治文明的自觉，就会轻浮地谈论“普世政治价值”信仰，而无视其能否适应本国特殊的社会结构。 民族观，并不与某种具体的政治观必然相连――“爱国”与“爱党”当然有区别。但是，民族观要求以本国利益为至高标准，不会被什么主流的“普世政治价值”吓倒。人类道德观是普世的，但政治价值的所谓“普世”性明显不是事实，过去不是，现在也不是。只要人类社会还存在不同的社会结构，政治价值观就丰富多彩，政治文明也就丰富多彩。例如，中国的民本主义与西方的民主主义就是两类不同的政治价值观4。以多数决为程序的普选并不代表普世政治价值，正如公开考评也并不代表普世政治价值。罗马的政治价值观风靡了整个罗马帝国，却与中国汉朝的政治价值观不同，因为，两国的社会结构不同。若小农的中国也奉行起罗马的政治价值，那么，这个世界也就没有“了中华文明”。美国军威给阿富汗带来了“民主”，也制造了军阀混战和世界上最大的毒品生产基地。毛泽东所持的政治价值观与“世界潮流”不同，邓小平也顶住了所谓的“世界潮流”，坚持非西方的中国政治价值观。而戈尔巴乔夫则被所谓“世界潮流”吓坏了，结果就是中苏两国迥然不同的命运。 在西方成长的孙中山先生，本来认同西方的政治价值，但是，当他看到中国正是受到西方帝国主义侵略掠夺而衰落，就对原先认同的价值产生了怀疑，转而求助于中国本土的政治价值，以及能使中国获得民族解放的其他政治价值5。孙中山的思想核心是民族利益至上的民族主义，即爱国主义。不谈民族自主的“主权”，哪里还谈得上“民主”？中华民族的社会过去是独特的，现在也是。中国不是阶级和利益集团组成的社会，一如台湾不是，香港不是，新加坡也不是。在这些与西方不同的中华社会结构里，选票主要靠族群和地域区隔，所以多数决在本质上是分裂性的，反现代的。正因为如此，无论是暴力阶级斗争的政治价值观，还是程序阶级斗争的政治价值观，我们对待它们的惟一标准就是本民族的利益。没有对本民族政治文明的甦醒和自觉，就不会有真正的文化自觉。有了民族政治文明的自觉，就不难发现：乞丐并不因为获得一张选票就成了“主人”，对他来说，那张票还不值一瓶酒。 在今天的中国，政治价值观是争议最大的一类核心价值观，精英们的思想一片混乱，而且在进行着“百花齐放”的混战。在政治价值观方面，我们应主要靠以集团为基础的“多数决”，还是继承中国政治文明传统，靠考评考选的“绩优”原则来公开透明地选拔一个中立的领导集团？决策者应当是全民利益的代表，还是某些集团利益的代表？应主要靠“多数决”的票箱子，还是靠“分权制衡”的法治来约束政府？ 中国今天在政治价值观上的混乱，还体现在官方的反应上：一旦美国批评中国没自由、不民主，中国就极力辩解。这种辩解，体现对美国“普世”政治价值的认同，以及对自己民族政治文明的自惭形秽。 4．政治观的迷失会触发社会观的迷失 政治价值观是关于政府与人民相互关系的价值观，在逻辑上与社会整体观是紧密相连的。“官”者，“管”也。为什么社会需要政府“管理”？因为社会要求整体的和谐。在现代市场社会，有政府管理未必就有社会的整体和谐；但是，没有政府管理就肯定没有社会关系的整体和谐。 政府的管理是受政治价值观制约的。在结构不同的社会，处理社会关系的方法不同，政治价值观也就不同。政治价值观不同，关于如何维系社会整体性的观念也就不同。由此，政治价值的混乱，将导致社会整体观的混乱。如果维系社会的整体价值观迷失了，人们的认识不统一，维持社会的整体性也就极为困难。 法定的固定社会分工，是维系封建社会整体性的价值观；物竞天择，自由竞争，强者获胜的集团型社会分工，是维持资本主义社会整体性的价值观；竞争服从社会整体利益的社会分工，是维持社会主义社会整体性的价值观。在今天的中国社会，群体间的竞争经常呈恶性竞争态势，以邻为壑、无法无天，规范群体竞争的社会准则滞碍难行。 传统中国的社会整体观是非常薄弱的，这也是引入社会整体利益观的主要缘由。这个社会整体观就是（全国范围内的）“社会主义”。当政治价值观崩溃了，社会主义的价值观也崩溃了。缺少了社会整体观，群体之间的竞争利益就至上，社会就陷入群体间的恶战。于是，为了小集团利益，可以去侵吞全民所有的财产；为了本单位利益，可以无视国家环保法律而去污染江河湖海；为了本省本地的利益，国家法律和中央政令被搁置一旁。 5．社会观的迷失会触发群体观的迷失 如果全社会的利益是虚无的，较大群体的利益也就不实在，小团体的信念也将随之动摇。当群体的精英和领袖们自己都不在意自己所领导的群体，搞“五鬼搬运”，窃本集体内的“公家”利益为自家所有，那么，哪个员工还会珍惜自己的团队？群体观垮掉了，团队就会“兵败如山倒”。原本盈利的企业瞬间被“企业家”搞垮，而这些企业家还振振有词地引用“经济学家”们的话，指责“产权不明晰”，认为只有“明晰”到“个人”的产权，才是真正实在的产权。然而，“股份公司”难道不是集体企业？股票的所有者对企业必然有“责任心”，而不会“望风而逃”？“职业经理人”没有产权就肯定不敬业？教师不拥有学校产权就应当不认真教书？军人因为不拥有军队的产权就不拼死作战？总理因为不拥有国家的产权就不认真办事？ 群体观的迷失，会导致个人利益无限膨胀，就只剩下原子的“个人”。现代社会不是由个人组成的，而是靠群体串联起来的。如果一个社会的价值观只剩下个人主义，我们得到的只是普遍的“反社会”的意识，这个社会离陷入“所有人与所有人”之间的战争也就不远了。我们中国社会的群体观就是（社区和集体范围的）社会主义――强帮弱，富帮穷，扶老携幼，同舟共济，共同进步。 6．群体观的迷失会触发自然观的迷失 在现代社会里，个人是非常无助和脆弱的。缺少了群体的信念，无助的个人就只好乞灵于各类神怪赐予的“奇迹”。科学的知识与个人利益相距遥远，需要靠群体、靠群体的配合、乃至靠全社会和全人类的协作才能发挥效益。缺少了群体的信念，对科学的信念就丧失了根基，因为，科学知识无助于克服个人的恐惧，也不解决个人面临的重大社会挑战。 在一个社会里，当赖以进步的科学精神被打入冷宫时，这个社会就会流行各种“妖道”，“现代人”就堕落成“传统人”。在中国最近15年间，传统迷信和各类变种了的西洋宗教杂交，遍地开花。对此，社会精英们的推波助澜，“功”莫大焉。西安有所“华中科技学院”，原先一年只能招到200学生，遂在教学楼一层的副院长办公室设了神坛，还请专职神棍做法。据说设坛之后的第二年学校就招了600学生，而今已经招到1500学生6。此事竟然发生在每年要培养上千名科技工作者的“科技学院”。以前，有报道说，西部某县的首脑机关里也设神坛。在当今的中国，有不少官员和商人们靠求神拜庙打卦来祈求升官发财，楼层不设4、13、14层，车牌、门牌拣选88、66。如此这般，流行邪教不足为怪。王道衰，妖道兴，自古皆然。 7．自然观的迷失会触发道德观的迷失 群体观迷失了，科学观也迷失了，“社会”就成了一个空洞的概念，适用于社会关系的普适道德也就没了依托，我们对“人类社会”的信念就只剩下了缺乏科学信念和没有群体归属的个人。 宗教信念固然可以替代科学信念，但人们信奉的宗教各不相同，现代的人类社会也无法依赖宗教来引导群体的生产活动。当“社会”不存在了，世界上只有个人，人的兽性就彰显。丧失了道德观的人们，是非常可怕的人。丧失了道德意识的社会，当然不可能是和谐的社会。 国际观、民族观、政治观、社会观、群体观、自然观、道德观，就是这样层层相关，构筑了我们“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道德观是普适的，最为坚固；自然观基本上是普适的，坚固程度次之；群体观和社会观的普适性依次递减，坚固程度也依次递减；政治观是普适性的分水岭，人们在政治观上的显著区别已经说明其非普适性，尽管政治观的坚固程度相对较低，却是有关社会统一的核心观念基础；民族观当然依民族不同而各自独立，“现代民族”的历史并不悠久，长者二三百年，短者二三十年，民族观不是坚固的观念，却是现代民族国家赖以生存的关键；国际观被明显分割成“阵营”，不可能普适，因为各国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地位不同，国际观的坚固程度最低，却是核心价值观体系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 综合而论：核心价值观的崩溃是自外而内，由易到难的，越往里越难崩溃。在这个体系里，政治观是普适性的“拐点”，也是坚固程度的拐点。倘若我们看到了政治价值观的多元化，那时，核心价值观体系已经处在风雨飘摇之中了。倘若我们看到了最内层的价值观开始崩溃，那时，这个社会的价值观体系肯定处在全面的混乱（多元化）和崩溃之中。因此，攻击一个强大的国家，攻击其核心价值体系是最廉价的进攻手段，能收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有效的攻击往往从最薄弱、有争议的外层开始。被攻击方的核心价值体系是自外而内崩溃的，直至垮到最内层。苏联的瓦解，以及瓦解之后的情形，给这个逻辑提供了生动的案例。 中国核心价值观的迷失，也是从“国际观”的变化开始的，从不会发生世界战争的判断，发展到今天的“融入论”。同样，我们要重建社会核心价值观，一个有效的方法就是从国际观着手，重新审视本国的战略方向，将那偏向“事秦谨，与诸侯信”的连横，逐渐调整为倾向制衡霸权的合纵7。 四．社会主流价值观的生成 维系社会整体性，关键在于社会核心价值观的确立和巩固，使之成为社会的“主流”认同。在“价值多元化”的当代中国，核心价值观如何能被“确立”和“公认”？回顾中外社会的变迁史，核心价值观生成为社会主流价值的路径大体如下。 1、知识精英形成关于核心价值观的共识 核心价值观是由知识精英界定的。这些精英自上而下地界定本民族文明的各层核心价值观，最终形成一个社会主流体系。 在现代社会，这些知识精英包括以下四大类人：（1）主要大学的人文和社科类教师；（2）主要政党的领导人和政府的中高级官员；（3）主流大众媒体的管理和从业人员；（4）大型企事业机构的管理者。主流体系形成之后，知识精英们会自觉地群起围攻挑战这个价值体系的企图，甚至以彻底忽略抵制之。在这四类人中，核心价值观体系组织对于“事实”的理解。 2、通过思想论战取得和巩固精英的核心价值观共识 精英们思想混乱，对自己拥有的价值体系没信心，又不敢放弃，就心虚，就不许争论，就本能地进行思想压制。然而，核心价值体系是在论战中成长的，也是在批判中创新和进步的。知识精英们的共识是通过激烈辩论形成的。用粗暴的行政手段压制争论，是一个社会主流价值观体系僵化衰落的根本表征。思想，不可能靠行政压制占据上风。相反，压制讨论使对方思想更容易流行，因为，公众本能地要求了解和关心受到行政压制的思想。罗马帝国对基督教的野蛮压迫制造了数以万计的“殉教者”和数以千计的“圣徒”，促进了基督教取代罗马的多神教。汉初对儒家思想的压制促进了儒家确立“独尊”地位。基督教神权对近代思想体系的压制促进了西方整体上的世俗化。同样，近代国家对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强烈压制，反而促进了共产党人的思想如狂风暴雨般传播；而共产党国家对现代西方思想体系传播的压制，则导致了原有正统思想体系的僵化与虚弱。 在现代社会，随着传播技术的日益发达，作为建立或者摧毁思想的工具，监狱和行政压制是极为落后的手段，早已被高明得多的手段所淘汰，比如，对传媒的控制。怀疑本国精英和大众的价值观判断力，不允许手中的舆论工具论战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在制造核心价值观的多元化，也是在损害原有的核心价值体系。在中国，社会主义的主流价值观是有强大民意基础的。然而，行政对舆论的压制，已经把承载主流价值观思想的精英和舆论工具边缘化了，而反主流的价值观却在主流媒体上大行其道，甚至利用官方政治帽子去压制原有的社会主流价值观，使其流落到网络大众论坛上。可以认为，正是因为主流传媒拒绝思想领域的论战，使其失去了活力，而丧失了对主流价值观战场的主导权。 3、核心价值观的传播取决于精英们与大众的交流能力 一种核心价值观能否成为主流，以及能否巩固其主流地位，在于创造和宣扬这种价值体系的精英与人民大众交流能力的强弱。及时更新语言概念表述，使之有强大的渗透力，清晰地回答而非回避人民热切关心的现实问题，就能把知识精英团结在“主旋律”周围。 如果“主旋律”成为官气十足的“党八股”，那就不是主旋律了。要求人们“认真学习”的党的文件谁都看不懂，也不爱看，就不叫“党”的文件了。伤害核心价值观，“党八股”是最致命的，体现了思想的封闭、枯竭、无能。美国和日本的保守主义，伊斯兰世界里的原教旨主义，之所以迅速流行，因为他们更新了表达传统思想体系的语言，给出了亲近人民现实问题的解决。毛泽东惯于使用人民的语言，是他成为人民领袖的重要原因。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毛泽东用“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来说明他的“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一个全新的价值观，就这样传播到了全社会。过去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了确立一套新的价值体系，发明了能打动民心的通俗口号。比如，“打土豪，分田地”这六个字，通俗而又精确地体现了党的复杂纲领，深刻地触动了所有人。自“五讲四美三热爱”开始，中国官方文件里的“大众语言”日渐拙劣，成了毫无生气的“新八股”。深宫里的秀才拼命制造二、五、八，三、六、九之类的廉价数字口号，官僚气十足的“全面”、“完善”、“大力”、“充分”、“深化”、“加强”、“健全”、“推进”弥漫在所有党和政府的文件里。这种语言成为笑话，被芸芸众生“恶搞”，遑论团结知识精英了。 4、知识精英要让核心价值观赢得关键的机构、人群和场所 知识精英们拥有与人民大众的强大交流能力，核心价值观就能赢得关键的机构、关键的人群和关键的场所，成为社会主流价值观。知识精英们选择和界定了核心价值观，若要使之成为“公认”，就需要这个观念体系掌握关键的机构、关键的人群、关键的场所。 所谓“关键的机构”，指的是关键的大学（比如，一流大学、党政干部培训机构、民族学院、行政学院、政法学院），关键的政府机构（比如，立法、行政和执法机构、主要政党），核心的人文社科科研机构，以及关键的大众传媒（在西方，教会也属“关键传媒”的一种）。 所谓“关键的人群”，指的是大都会居民、大学生、媒体从业者、青年白领、妇女团体、和社会最贫困的人群，比如，中国城市里的“民工”——当今产业工人的主体。为什么社会最贫困的人群是关键的人群？核心价值观忽略社会最贫困的人群，给不出解决贫困问题的答案，就丧失了社会道义上的制高点，就难以成为社会主流。比如，宗教价值观的传播，往往在于他们扶助最贫困人群，占领了道德制高点。共产党人价值体系的核心是，照顾和解决贫困。攻击这个价值体系，在于指责其制造贫穷。 所谓“关键的场所”，指的是各种能集合人群的场合，比如，电影、戏剧、小说、大众的网络聚会空间、城市和社区的集体活动场所以及各种民间社团的活动场所。 当一种核心价值观体系掌握了关键机构、关键人群、关键场所，这个社会就拥有了主流价值观，而这些机构、人群、场所就会自觉地排斥挑战主流观念的企图。有了社会主流价值观，社会的团结是有机的，而非机械的。 5、精英们要坚决和不懈地维护代表核心价值观的符号 在七层核心价值观里，每一层都有历史的和当今还活着的社会榜样。这七大类符号是主流价值观的旗帜和号角。金字塔是埃及政体的象征符号，遍布全国的孔庙是传统中国政体的象征，斯巴达城邦自“俄瑞斯忒斯”的传说而起，雅典城邦以忒修斯为开国之王，天主教为殉道者们封圣，庄严的华盛顿纪念塔和杰佛逊纪念堂稳固地耸立在美国首都的中心。当列宁和斯大林被妖魔化了，前苏联的价值观体系必定是无以为继的。 当一些知识精英开始丑化我们民族的精神楷模，就是在挑战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当台上的“劳动模范”被赚大钱的商人替代，我们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就开始裂解。当鹤岗市为保护国家财产而致残的方玉荣女士被社会长年忽视，生活陷入困窘，我们就不难知道，为什么在常州——苏南一个拥有深厚社会主义传统的城市，上百市民会“围观”小偷殴打“多管闲事”抓小偷的老人，直至老人被打死都无人出手救援8。 核心价值观是依赖一些符号才能被社会传承的。那些符号背后的故事，当然有事实根据，也包含了浪漫的想象。但是，那些故事全是事实，或者说应该全是事实，因为，那些故事比事实更壮丽，更动人，是我们人类和民族的精神遗产，是学校里人文教育的核心。人们由此懂得，当他们为做人的尊严，为科学的探索，为社区的利益，为社会的团结，为政治的正义，为祖国的安全，为世界的公正而奋斗的时候，即使牺牲了，也会博得永恒的纪念，为世世代代的同胞树立榜样。 在今天的中国，个别学者拿着所谓“理性”标杆去批判所有导致中国今天制度的社会运动，特别是爱国主义运动，贬低中国20世纪社会革命所取得的成就。这样的思想，成了2006年新版上海中学历史教科书的指南，却没有主流媒体刊载批评的立场。没有昨天的民族是没有未来的。被阉割了精神的“理性”，会让孩子们成为没有血性的行尸走肉。没有“精神”，中华民族是不可能世世代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这精神的骨架，就是我们的核心价值体系。维系和巩固这一价值体系，有赖于我们细心地呵护承载这一体系的典型符号――从《义勇军进行曲》，到狼牙山五壮士，到八女投江，到黄继光，到埋葬在坦赞铁路边的中国工程技术人员的尸骨——这些符号是我们国际观和民族观的载体和基石。正是这些处在核心价值观体系外层的基石，构筑了我们中华民族的现代“精神长城”。 结论：概括本文要点如下。 1.把“社会价值观”定义为“对社会关系的是非判断”，可以推进对社会价值观作用和变迁规律的认识。 2.划分了“核心价值观”与“非核心价值观”，并指出：多元的非核心价值观反映社会变迁的需求，能增进社会关系的活力；统一的核心价值观反映社会生存的需求，能阻滞社会关系的恶化和分裂。 3.指出了对应基本社会关系的“核心价值观体系”，分辨了这个同心圆体系由内而外的七大层次，并指出：核心价值观体系相对于社会关系的独立性和对社会关系起到的杠杆作用。 4.讨论了七层核心价值观之间的逻辑关联，并指出：核心价值观体系在普适性和牢固性上，自内而外逐层降低。在这个体系里，政治观是普适性的“拐点”，也是坚固程度的拐点；而国际观是最薄弱的，也最容易遭到攻击――在体系崩溃时，国际观是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 5.为了在中国重建“社会主流价值观”，文章探索了“社会核心价值观”生成为“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路径。尽管这个“路径”仅仅是对一些历史经验的粗糙概括，但作者深信，有了社会主流价值观，我们中华民族就有了“主心骨”，中国社会才可能和谐、牢固、安全。 注释： 1.在这里，“科学”指的是可证伪的因果关系，并不代表“正确”。参见卡尔?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中文版，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 2.为什么是这六条？这六条是正义观的基础。《圣经》中的“十戒”，仔细分析，也是这六条。考察古今中外的各大文明，从部落规范，到宗教法，到自然法，到现代法律，虽内容各有不同，却都包含这六条。最古老的法律是刑法，也都均包含这六条。以后的各类法律皆延续古老刑法所体现的正义观。没有这六条，就谈不上人类社会的“文明”。所以，我们可称这六条为“基本法”，也就是人类最基本的道德原则。 3.严复将约翰?穆勒的名著《论自由》（On Liberty）独具匠心地翻译成“群己权界论”（约翰?穆勒：《群己权界论》，严复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寓意个人权利尚需界限。 4.民本主义的含义是：政府存在的原因在于照看（全体）民众的福祉，政府由考选出的中立精英文官组成，以维护民众福利为“本”职。不为（全体）民众服务的政府合当被推翻。民主主义的含义是：依照多数决原则，社会集团推举自己的精英代表争夺政府权力，通过掌握政府权力来保护和促进本集团的利益。民本主义成为中国政治的主流意识形态，可以一直追溯到《尚书?夏书?五子之歌》。《尚书》是上古文献的汇编。传大禹的孙子“太康”（夏王“启”之子）失德，其五个弟弟分别做《五子之歌》，以大禹的训诫相劝。第一首歌中的第一句便是“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民本主义作为中国官方意识形态是一脉相承、万世一系的，延续至人民共和国之“为人民服务”，到而今的“以民为本”。西方民主主义也有悠久传统，始于原始军事部落民主，支持者众则获领导权。西方民主不是强调“人民当家作主”，而是“多数决”，体现强权政治意识。民主主义建立在集团分化的社会基础之上，也是强权意识的产物；民本主义建立在非集团化的均质社会中，也是权力中立意识的产物。民本主义要求“抑制豪强”；民主主义则承认强大集团分肥的合理性。概言之，中国不以社会集团之间凭实力进行的斗争为“政治”。“政”治之于中国，乃“正文”之治，是正义（或曰中庸）的道理之治，是道德伦理之治，是中立的精英文官之治，不是崇尚利益集团精英代表之间的强权政治。 5.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包括民族主义，民生主义，民权主义。若把“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及“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综合起来看，就知道他的思想与今日大陆和台湾的选票箱子痴迷者大为不同。孙文思想的外延是民族主义，内核是民本主义。孙文民本主义在传统民本主义强调国计民生之外又增加了现代民权观。维护权利靠法治，与民权主义结合的民本主义就是法治民本主义，宪政民本主义，自由民本主义。 6.参见《北京晚报》2006年10月9日第25版。 7.战国七雄：秦在西：另五国在秦国之东自北向南一线排开，为燕、赵、韩、魏、楚；齐国则在五国之东。六国中任何一国与秦修好而沾秦攻击他国之利，称为“连横”；六国中任何国家间之联盟以御强秦，称为“合纵”。齐国亦为强国，与任何五国之一联合，即足以制衡强秦野心。但齐国老太后为齐王田建立下“事秦谨，与诸侯信”的“准”连横策略。同时，秦则采取“远交近攻”之策，与五国背后的齐国修好。六国中，齐国最后被灭。田建虽在位40年，却唇亡齿寒，终成亡国之君。“事秦谨”的战略与宋朝屡与强国结盟的愚蠢战略本质相当。宋先与金结盟，击宿敌契丹（辽），却被金吞掉半壁江山；后又与蒙古结盟击金，又被蒙古完全吞并。齐国与宋朝的执政者都幻想巴结和“加入”强权，违背了与弱国结盟平衡强权方能自保的安全定律。 治理腐败原理——兼论民主选举不能治理腐败 2008-02-20 腐败对社会机体的危害是不言而喻的。世界上不存在没有腐败的国家，也没有任何国家不反腐败。政治体制与腐败的关系非常密切。为什么不同的政体会倾向采用不同的反腐败政策？为什么同样的反腐败措施在不同的政体下会产生截然不同的效果？为什么世界各国的民主化与政府的腐败化同时发生？民主能治腐败吗？ 本文讨论腐败的定义，由定义推导反腐败政策的类别，由反腐政策的类别解释政治体制与反腐政策及其效果的关系。 一．腐败的定义 腐败的定义是：滥用公权谋取物质私利。 为什么腐败是“滥用公权谋取物质私利”？（1）“公权”一词把研究对象限制为掌握公共权力的人，主要是政府官员。没掌握公权的人谋私利是社会的普遍特征，不属腐败研究的对象。如果政府官员基本不腐败，社会也就不再普遍关心腐败问题，腐败作为一个政治话题就丧失了意义。（2）“非法使用”或“滥用”公权才是腐败。若掌握公权的人“合法”谋私利，就不是腐败，比如握有财政权的议会为自己涨工资。（3）有些政府官员滥用公权，目的却未必是谋私利。这种现象虽不比腐败的危害小，却不能算作腐败。如果把官员好大喜功，滥用财权也算作腐败，就失去了研究重心。（4）什么是“私利”？“私利”是腐败者自己的利益。自己个人和直系家庭成员的物质利益是标准的私利。但亲戚的、朋友的呢？那就取决于亲戚、朋友在物质上回报腐败者及其家庭的潜力了。（5）为什么要强调包括肉欲在内的“物质”私利？因为谋取精神上的私利（如个人的荣誉或宗教信仰）是另一类问题，不算腐败。 任何定义清晰的概念都有边缘。掌握公权的人为选举自己的利益集团谋利益，算不算“谋私利”呢？选民集团的利益似乎明显不是掌握公权人的私利。然而，因选民支持而获得公权力，这本身就有构成私利的潜在可能；当选人甚至可能就是“自己”利益集团的代表。以公权为“自己的利益集团”谋利益，就处在腐败的边缘地带了。在边缘区，社会接受的程度，也就是法律的规定，乃是判断腐败的标准。特殊利益集团出钱资助政客当选，政客在国会为利益集团投票，这在美国民主制度里是合理合法的，但在中国的共产党制度里会被看作腐败。德国前总理科尔收受商人的竞选集资在德国被看作腐败大案，法国制度比德国制度民主得多，选举在政治体制里占的份额大得多（德国的上议院与美国参议院权力一样大，却不是选举产生的），与科尔类似的情况在法国是合法交易。 概念的边缘区恒定是是模糊的。比如大学教师与在学学生谈恋爱是否算腐败？相对于大学生，教师握有“公权”，而且权力还颇重，有能力诱使学生以“献身”来换取“前程”。一般大学都有校规，禁止教员与在学学生发生恋爱关系。然而，有的学校可能没这条校规，仅有一些无惩罚措施的“告戒”。毕竟，君子有成人之美，况且两人之间可能不存在任何权力关系，比如化学系的学生与历史系的教员。但在大学里，教员都是“一个单位的”，权力关系盘根错节，任何教员都有“潜力”帮助或惩罚其所恋爱的学生。模糊的边缘并不导致否定概念定义。定义的边缘也是研究领域的边缘。 经常有人误将边缘现象定义为概念的主体，导致丧失研究重心，甚至因果倒置。有人把社会道德风气败坏算作腐败，提出的解决方法自然挺离谱。抓*女、关赌场、限制饭馆消费、等等，治的是民风，而非官场的风气。“仕风变，天下治矣”。[1] 二．腐败的原因及控制手段 腐败的定义是“滥用公权谋取物质私利”。从这个定义就能轻易推断出腐败的原因和治理腐败的政策类别。 在不同的时代和地区，腐败行为有不同的具体原因和具体表现形式。然而，腐败的根本原因只有一个：执掌公权的人有谋私利的欲望。所有时代和所有形式的腐败皆源于执掌公权的人有谋私之欲。 认识到了腐败的根本原因，我们就有能力给出关于腐败的严谨简明的定义。 腐败几乎是永恒的。只要掌握公权的人还有谋私利的欲望，腐败就永远有机会，就不可能被彻底消灭。不少人认为，谋私利的欲望是人类的本性。但也有人相信，人类的本性与所有生物是相同的，仅仅是延续生命和种族两类。所以，谋私利的欲望并非天然，而是私有制和家庭的结果，消灭了私有制和家庭就消灭了谋私利的欲望。中国的孔子大约是世界上最早提出这种看法的学者。他认为人性无非食色，若天下归公，而不是归家，就不会有谋私之事。[2] 无论两派观点孰是孰非，在可见的未来，公权必定存在，私有制和家庭必定存在，谋私利的欲望也就普遍存在。所以，腐败与老鼠一样几乎无法被消灭。如果腐败的原因“几乎是”永恒的，为什么还要“反腐败”？ 根除腐败固然不可能，但把腐败程度控制在社会能接受的范围里（即法律许可的范围里）并不难。消灭老鼠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把老鼠排挤出人们的日常生活却相当容易。由于腐败的严重危害，每个社会都限制腐败，实现以公权谋私利其实有相当难度。世界上所有时期都存在一些极为廉洁的政府，小国有，大国也有。在世界上，廉洁的政府并不鲜见。廉洁的政府往往是强有力的政府，其治下的民族或国家也必然是繁荣昌盛的。 从根源上看，控制腐败无非就是限制政府官员以公权谋私利。腐败仅仅由掌握公权的人及其谋私利之欲望两个简单因素构成，控制腐败也很简单。控制腐败有三类手段，也只可能有三类手段。 （1）限制官员掌握的公权力。 （2）降低官员谋私利的欲望。 （3）减少公权与私利结合的现实机会。 兹分述如下。 （1）所谓“限制官员掌握的公权力”，指的主要是分权制衡，让每个官员手中的权力都具有相对性，不容许绝对权力的存在。如果一个政府部门的职能分做人、财、物、事、四种权力，那么管人的不能管事，管财的不能管人，管物的不能管事，管事的不能管财，必须各司其职。如果事务主管获得了胁迫其他部门主管的权力，就拥有了绝对权力，就是专制；腐败也就只在这官员的一念之间了。所以，“限制官员掌握的公权力”指的是分权制衡。 为什么说分权制衡，而不说“减少”公权？公权本身就是为管理社会而设的。公权多或少、大或小，都为腐败提供机会。公权本身不是问题，掌握公权的“人”，也就是政府官员，才是腐败之源。在现代社会里，需要政府管理的事情越来越多，公权覆盖面越来越宽是不可避免的。但制衡每个官员手中的权力不仅依然可能，而且是必须的。北欧国家的政府权力不断扩大，在社会和经济事务里日益起决定性作用，但同时，严密的分权制衡也使北欧国家的政府成为世界上最廉洁的政府。香港政府一直是世界上最少干预经济生活的政府，却在1960年代末到1970年代末的十年里经历了从极其腐败到非常廉洁的巨大转变。与此同时，香港政府的规模，也就是公务员的数量，也在迅速扩张。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对经济生活的控制程度大幅降低，但腐败现象却大幅增加。为什么呢？在发达国家分权制衡越来越严密成熟之际，我国的公权力却出现了快速的“封建化”趋势，一个书记一支笔，就成了一个小王国。有人担心分权制衡导致低效率，其实不然。制度化和法律化了的分权制衡是高效率的保障。效率的死敌是专制者的一言堂，高浪费；或者无休止的民主讨论，议而不决。 就我国当前的情形而言，完善分权制衡主要指下面的五件事。第一，确立独立的反贪机构，用于侦察所有政府机构的腐败。第二，确立独立的司法系统，用于判断政府行政是否违法；第三，确立独立的审计系统，用于判断政府是否滥用公权。第四，建立独立的官员人事评叙体系，从而保障执法机构严谨地依法办事。第五，制定区分人、财、物、事管理的法规，从而使各类官员权责清晰、透明。 （2）所谓“降低官员谋私利的欲望”，指的是要求官员拥有高于普通百姓的道德水准，即“大公无私”、也就是为人民服务的民本主义道德。古今中外，选拔高层政府官员的基本标准之一就是高于普通民众的无私品德。官员永远是极少数人，要求少数“精英”无私奉献当然是可能的。传统中国“以德治国”，讲究官员修身自省，政体延续了两千多年，遥遥领先于世上任何政体的寿命。今天颇有些人认为，既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应当把官员视为普通百姓，理解宽容其“凡人”的欲望。然而，官员不是普通百姓，而是掌握百姓命运的极少数人，人民有充足的理由期望政府官员廉洁奉公，特别是领导公务员队伍的政务官。若非如此，他们凭什么掌握管理人民的巨大权力？所以，官员的法权低于普通民众，所以法律不给“公众人物”以普通百姓那样的隐私权；所以，香港的廉政公署可以对官员实行有罪推断，甚至定下“财产来源不明罪”；所以，从古至今，政府对官员的道德要求都高于一般百姓。 要做官就必须有奉献精神，就必须放弃隐私权，就要允许别人评头论足。人们信任共产党执政，因为共产党人声称自己是大公无私的，吃的是草，贡献的是奶。“党员”曾经是崇高的代名词，“像个党员”曾经是对人格很高的评价。所以，那时的共产党尽管犯了不少重大错误，依然得到社会的普遍支持。把官员视同普通百姓，就有了所谓“高薪养廉”的无聊说法。多高的薪水能与腐败的收益相比？物欲有限度吗？ 高薪与高素质的人才相关，与政府提供高质量的服务相关，却与政府官员是否廉洁没什么关系。北欧和英国一直都对官员实行低薪制度。在新加坡的反贪运动期间，降低公务员薪水是反贪手段之一，目的是驱逐为谋私利而做官的人，提拔有奉献精神的官员。[3] 当然，反贪并非政府恒定的最重要事务，高质量的管理工作是政府的主要目标，所以政府要吸收高素质人才，社会也同意为此支付与其教育、经验、和工作质量相当的高薪。高质量的人才未必不腐败，也未必大公无私，腐败起来胃口更大。所以，对高质量的政府官员依然要提出高于一般公众的道德要求。李光耀曾经自豪地声称，他是世界上薪水最高的总理，却也是世界上唯一仅*薪水生活的总理。 降低官员谋私利的欲望，要求我国执政党复兴民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教育，要求严肃党风党纪，减少党员人数，提高入党的门槛，把党锻造成精英党。 （3）所谓“减少公权与私利结合的机会”，指的是以严密的法规堵塞官员以权谋私的通道，用严厉的惩罚警示后来者。有的国家规定，官员不得接受同自己权力相关的企业家的宴请，不得在本政府部门以外接受或报销差旅费。还有的国家要求警察必须写日志，除家务之外的公私事情必须分小时详细记载，供人事部门定期查阅，隐瞒或撒谎要受严厉惩罚。还有的国家规定，每个官员每年至少被跟踪侦察一天，检查是否有违规或不道德行为。多数发达国家对官员收受礼品的价值上线有明确规定，并对公众举报官员腐败设立奖励措施。新加坡的CPIB，香港的ICAC都是专门从事侦察官员腐败的独立机构。美国的FBI虽然不是专门的反腐败机构，却也相当独立，还拥有奇特的诱导官员犯罪权。世界上有无数措施可以“减少公权与私利结合的机会”，大多为各国学界和政府研究部门所知。[4] 不做有关规定的国家极少，出于无知而未做规定的国家更少。有意避免制定有效规定的国家不少，做了规定却故意不制定严厉惩罚措施者最多。 对以权谋私的“惩罚措施”一般指的是驱逐出政府机构，永不录用。有人会认为这“太过严厉”。人民公仆利用职权偷人民的钱或许不算什么，但让人民对政府丧失信心就不是小事了，这是国家民族败亡的主因。况且，驱逐出政府并非酷刑，只不过使之回归百姓的生活而已。还有人认为，规矩太严格，从此无人敢为官。其实，世界上缺什么也不缺政府官员。想无私奉献却报国无门者多矣，在中国尤其多。官府代表荣誉和地位，经常“人满为患”，不要工资都难进，怎会缺人？低素质、但廉洁奉公的官员，比高素质、却贪污腐败的官员强得多。 概言之，治理腐败的政策手段有无数，但万变不离其宗，都可以归入上述三类。分权制衡约束公权，是外在的结构性措施，旨在预防。高于一般百姓的道德水准削弱官员的私欲，是内在的修养措施，旨在官员的自我约束。严密的法规切断公权和私欲的联系，是对结果的惩罚措施，亦在警示后来者。 腐败不难治理，大国、小国、穷国、富国都有在一夕之间控制住腐败的范例。正因为控制腐败与控制老鼠一样容易，在多数社会的多数时间里，腐败并不是公众最关心的问题，也不构成重大政治问题。 三．政治体制与腐败 既然治理腐败并不难，为什么一个政府会容忍腐败肆行无忌，拒绝采行有效的反腐政策？为什么清官总是变贪官，使贪官生生不息？为什么在一些国家行之有效的反腐败政策，在另一些国家却效果不彰？为什么反贪系统在香港和新加坡都能起关键性作用，但在我们这里却成了腐败的一个新来源？显然，个人的力量难敌制度的力量。反贪政策的制订及效果决定于政治体制。 上文提到，反贪的政策手段只有三类：（1）限制官员掌握的公权力；（2）降低官员谋私利的欲望；（3）减少公权与私利结合的现实机会。 政治体制与三类反贪政策手段的关系非常密切。反贪政策及其有效性决定于政体，取决于政体里法治成分的高低。民主制不能减少腐败，民主是产生腐败的源泉之一。 1．法治政体决定反贪政策及其效果 在市场经济时代，当谋私利成了“理性”，官场的传统纲维岌岌可危，分权制衡也就成了控制腐败的最根本、最有效手段。“权力导致腐化，绝对的权力绝对会导致腐化。”[5] 分权制衡是法治政体的核心原则及基本特征。法律不能自行，法相对于政府的权威是*官员之间的制衡来支撑的。制衡首在分权，主要是司法和执法系统的独立；其次是分立的权力机关要有一定程度的功能重迭，使其相互掣肘。司法和执法系统是相对中立的机构，它们的产生和运作不依赖执政者的意志和社会集团的利益。作为独立的权力机构，司法和执法系统的生命在于忠实法律。分权制衡的政治体制拒绝任何官员或政府部门拥有绝对权力，从而使法律拥有至上权威。 在市场经济时代，缺少分权制衡的政体必然使反腐败的法规形同虚设，反腐败法规反而会成为政府缺少诚信的证据。同样是反贪局，在集权的政体下不可能成为独立机构，于是反贪局就有成为帮贪局或贪污局的明显机会。 法治政体与官场道德是什么关系？民本主义是官场道德的核心，讲究“两袖清风”地“为人民服务”。道德要求是所有政体都拥有的特征，但缺少分权制衡的政体比其他政体更依赖道德要求来维持廉洁。例如中国的传统政体，以德治国，非常倚重官员的道德修养，也就是依赖官员的自律。在非市场型的经济体系里（比如计划经济、自然经济、“道德经济”），私利远不如在市场体系里那么重要，以德治国的政体当然是可能的。在传统中国，以德治国几乎是必然的，因为传统中国不仅以自然经济为基础，而且阶级划分不明显，阶级斗争不激烈、不重要。我国学者经常指传统中国政体是“外儒内法”，其实是外法内儒，儒家之道德精神乃是支撑我国传统政体两千余年不堕的根本。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官员的共产主义道德是共产党廉洁执政的根本。 道德是法的来源，弹性却比明确的法律大得多。道德标准的弹性导致官员的行为准则相当模糊，弹性极大。在德治政体里，一旦官场的道德纲维崩溃了，就会出现自上而下的贿赂公行，鬻爵卖官，剥民剖地。 无论如何，民本主义的我国，要求官员必须拥有高于一般民众的道德水准。这是中国官场的纲常。 在市场条件下，对官员较高的道德要求必须法律化，要以法治为根基。今天，较高于公众道德的官场纲维，体现为对官员的法律歧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官员不在“人人”之列，官员的法权低于一般人民。官员的层级越高，法权就越少。在市场条件下，怎样才能实现这种法律化了的道德要求呢？只有法治政体才可能。有了分权制衡的法治政体，官场的道德纲维才有根基。道德与法律和执法脱节，那就不仅没有效果，而且极可能成为谋私的外衣，使人民加倍感到官场缺少廉耻。 减少公权与私利结合的机会，指的不过是一些惩治腐败的法规，以及这些法规的有效实施。法和执法也是所有政体都具有的特征。然而，在人治型的政体里，有了相关的法规却经常不能有效实施。没有分权制衡的体制，法规就没有权威，就不可能有效。法规的有效性取决于分权制衡，特别取决于司法机构和执法机构的独立性。不受外部舆论和其他权力机构干扰的机械性执法是执法必严的关键。也就是说，在市场经济时代，法治政体不仅直接控制腐败，保障官场的纲维，还是减少公权与私利结合机会的根本保障，是各种严厉法规的保障。当法规不能得到执行，当惩罚条例的适用对象因人而异，制定这些法规就毫无意义。有法不依比无法可依还要糟糕，是为最恶劣的违法行为敞开大门。 因此，反腐败政策与政治体制密切相关。更准确地说，反腐政策与政体里的分权制衡制度相关，也就是与法治成份相关。法治程度越低，反腐政策的空间越小，政策的有效性越低，腐败的程度就越高。法治程度越高，反腐政策的空间越大，有效性也越高，腐败程度就越低。 2．民主与腐败“铁三角” 对迷信民主的知识界而言，民主万能，所以民主当然能治理腐败。民主制与腐败或腐败的治理有什么关系呢？民主制度的基本原则不是分权制衡，而是多数决。多数决原则的应用分成两个层次，即选民选举国家领导人时的多数决，和领导人在决策时的多数决（如议会内的多数决）。民主制度不是为反贪的需要而生。民主制度的产生与阶级构成和阶级斗争密切相关，是利益集团争夺政府权力的游戏规则，是强权政治的一种手段。民主不治腐败，民主是催生腐败的制度源泉之一。说明这个问题，必须从民主的社会基础谈起。 什么导致了民主制度？ 当社会由几个稳定的阶级所构成，而且这种构成有上千年的历史，强权政治就可能成为根深蒂固的政治文化。这种政治文化相信，强大的阶级或利益集团理应占有政府权力，让政府代表自己的集团利益。在信奉强权的文化里，弱者认赌服输。西方社会自古希腊时代开始就一直是阶级社会。居于西方和东方之间的美洲新大陆缺少阶级传统，却是由利益集团主导的社会，并且继承了欧洲的强权政治文化。王或皇家的“天命”是强大，贵族的出身和品行是强大，工商业主的金钱是强大，平民百姓的数量也是强大。无论阶级的民主还是利益集团的民主都体现强权政治。在西方人看来，强者的利益被代表，是应当的，是“自然法则”。当被统治阶级与统治阶级争夺政权，而且前者占有数量优势，就被称为“争取平等”。数量强权的概念十分粗俗，也不平等，赢家和输家怎么可能是平等的呢？可笑的是，多数决在今天居然成了“平等”的代名词。随着西方势力的扩张，强权意识形态已经传遍了世界的每个角落，成了一种宗教式的政治迷信，是当代知识界的主流“信念”。 有些社会不是由阶级构成的。种姓、部落、族群、宗族、或家庭都可能成为社会构成的主体。以强权意识推之，若以种姓为主要社会分际，则出现种姓强权，如印度；若以部落为主要社会分际，则出现部落强权，如尼日利亚；若以族群为主要社会分际，则有族群强权，如前南斯拉夫。在一国之内，若家庭和宗族是社会的主要分际，宗族或家庭强权几乎是不可能的，只能在村落里实现家族强权，因为三十、五十人就是一家，三百、五百人就是一个家族。社会构成决定社会意识。在不以阶级或利益集团分野为主体的社会，强权的意识并不“自然”，未必会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中国的传统社会延续了两千多年，是由规模大体相当的小型自耕农家庭构成的社会。小农家庭自给自足，以宗法村社为依托，阶级分际不明显，也就从未催生以阶级为基础的政治集团，更没理由产生以争夺政权来维护阶级利益的强权意识。在这样的社会里，主流的政治认同是中立的政府和公正有德的官员。所以，中国两千五百年的传统社会是民本主义的温床，不信奉民主主义，不信奉多数决原则。“政”乃“正”之义理。“政治”应是正人君子之治，以中庸之道为原则，不偏不倚，公正廉明、光明正大。这就是“为政以德”的道德礼仪之治了。农民造反，是因为政府不“正”，滥用公权，官行匪事，不是什么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阶级斗争，也不是利益集团对政权的争夺。 现代工商业市场导致了利益的多元化，也造就社会职业和收入的差异。有人据此认为民主是必然趋势，因为利益集团“必然”要求被政府所“代表”。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中国知识界的主流认为，不推进民主化就不可能推动市场化。近代和当代的历史事实证明，他们是错的，民主化与市场化没有必然关联。同样的道理，认为社会利益的多元化必然导致政治的民主化也不正确。社会利益的多元化与利益的集团化和政治的党派化没有必然关联。在中国，自给自足的农民家庭演变成千百万个小型家庭企业，此消彼涨，是社会化了的小生产。他们分散而有活力，很难联合成大型经济利益集团，更不会联合成政治利益集团。在中国，以经济利益为基础组成经济政治利益集团，以争夺政权来维护自己的利益，这绝对是愚蠢的念头，只有在象牙塔里食洋不化的知识分子才想得出来。政府应当代表穷人还是富人，城里人还是乡下人，企业家还是工人？中国的社会结构和政治文化传统不催生野蛮的强权规则。在国人的意识里，我们不期望政府代表或倾向谁的利益，我们期望政府不偏不倚，依法办事。中国真正的执政者不是由各个利益集团的代表组成的，而是由职业公务员组成的，是中立的政府。此种政府的最大问题不是代表或排斥某个利益集团，而是以公权牟取官员一己的私利。没有利益集团和强权政治文化的民主制度会是什么样的呢？政客只能*挖掘民族之间、族群之间、和地域之间的历史怨恨来生存，结果是所有人对所有人进行死缠烂打的战争，而且要斗到鱼死网破，谁也不会“优雅”地认输。 社会构成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构成和社会意识决定政治体制。但在全球化的世界里，社会意识受“国际社会”构成的深刻影响，并不完全取决于一个国家的社会构成。强大的西方及其霸权式的意识形态使得相当一部分非西方国家的知识界转而信奉多数决的“合法性”。然而，知识分子信奉多数决是一回事，多数决原则能否适应一个非阶级的社会结构是另一回事。播下的是龙种，却收获了跳蚤。好在中国的知识界并没有丢失现实主义传统，声声信奉民主的知识分子们居然认为“普选”应当缓行，而且是在“素质比较高”的城市里应当缓行，要等待“未来条件成熟”。虽则如此，乡下的农民是“素质不高”的人，就被用来做其“理想”的实验田。至于收获的是宗法民主，裙带民主，还是邪教黑社会民主，就与象牙塔里养尊处优的人无干了。如果乡村的民主试验一旦失败，理由自然是“农民素质不高”，尚待“启”而“蒙”之。还有更荒唐的，把实验失败归结为“政府官员素质不高”。政府官员素质高，要民主做什么？西方人要求阶级分肥，所以闹民主。中国农民要求摆脱贫困，知识分子们启“蒙”他们说，投票选举能脱贫。农民们对“海选”的普遍冷感是聪明还是愚蠢？ 多数决能治腐败吗？ 分权制衡能控制腐败。多数决制造强权，承认强权，不能导致分权制衡，不能治腐败，反而制造腐败的机会。选举为什么会成为腐败的温床？普选制造政客－选民－金主之间的“铁三角”游戏。（1）为了接触和说服尽量多数的选民，政客需要钱。（2）恒定有一些有钱缺权的人愿意资助政客当选。（3）当选的政客既需要以公权回报投票支持他的选民，也需要以公权回报金主的“投资”。 政客回报选民是腐败的边缘区，回报金主是明显的“权钱交换”，是产生腐败的温床。在台湾，黑金的泛滥显然是普选导致的。我曾经猜想，民进党会因反腐败而执政，执政后民进党会腐败；但绝没料到民进党腐败的速度如此之快，到了每天都能闹出新闻的地步。陈水扁当选之际是在野的职业政客，是没有收入的穷人。可他执政不到三年就聚敛了八千万台币（2200万人民币）的私人流动资产，还没包括他家的不动产。其中三千二百万是在台湾经济极不景气的2002年“挣”来的，而且是在崩了盘的股市里挣来的。[6] “上梁”如此，“下梁”可想而知。日本的政党政治向来是腐败的，日本的政党政治也向来以反腐败为主要话题。当日本官僚政治被政党政治淹没之际，我曾经猜想日本的腐败会增加；却万没想到充斥荣誉传统的日本官僚机构居然也腐败了。对迷信民主的知识界而言，民主万能，民主能控制腐败是必然的。日本、韩国、台湾民主化后没有腐败，前苏联、东欧国家在民主化后没有腐败，拉美和非洲民主化后没有腐败，东南亚国家民主化后也没有腐败。对于教徒，神是万能的。不要说质疑神的存在，只要质疑神的万能都是对神的亵渎。神的存在无需证明。与基督徒争论上帝是否存在显然是浪费双方的生命。 民主要*法治来约束，民主导致的腐败也只能*法治来控制。在西方，民主与与法治共存，就成为“自由民主制”。西方的民主也是腐败的温床。若没有法治，民主的西方比专制的东方一样腐败，或许更腐败。 民主与法治的共存绝非必然，多数决与分权制衡根本就是两回事。西方先进国家都是先有法治后有议会民主，今天的非西方国家则普遍有议会民主却缺少法治。中国大陆的法治基础比台湾要薄弱得多。如果今天实行普选，腐败情形必定比台湾糟糕得多。基层政权刚刚有了选举，而且还严禁“竞选”、严禁“买票”，就已经四处出现了贿选。 法治与民主的关系向来很紧张。出于对古希腊民主制的不信任，古罗马奉行“共和”，是最早的法治形式。“共和”的基本内容就是分权制衡，是限制政府权力，保护个人（自由）权利不受政府或“多数”侵犯。现代法治以宪法司法为基础。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不是选举产生的，而且实行终身制，却可以判民意代表立的法违宪作废。分权制衡思想甚至渗入美国的议会制度，美国参议院不管各州大小和人数多少都是一州两票，对抗和制衡按选民人数选出的众院。 民主不是产生于反贪的需求。民主适应阶级社会，是适应和平地进行阶级斗争而产生的规则，*社会集团的实力均衡以及强权文化认同来维系。法治也不是为反贪而定做的。法治是适应城市工商业社会，特别是市场经济而产生的，旨在维护公民个人权利，防止政府滥权，迫使政府守法。分权制衡天然不是反腐败措施，但反腐败措施天然就是分权制衡。没有分权制衡的政治体制是落后的政治体制，是腐败的直接原因，也是好人变贪官的制度根源。 今天有无数人认定民主化能控制腐败。本文的结论是：分权制衡能治腐败，民主不能。中国并不存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也不普遍认同阶级或利益集团的强权意识。挑动阶级意识和阶级斗争的结果只会挑动全民战争和民族矛盾。中国目前的主要矛盾是全社会与一个需要改革的政体的矛盾。现行政体之缺陷在于缺少分权制衡，在于政府官员滥用公权谋取个人私利。因此，华人社会出现有法治缺民主的独特政治体制没什么奇怪的。香港、新加坡的政体专为治理滥用公权而设，因为那里没有什么阶级斗争，更不必去挑动阶级斗争。 -------------------------------------------------------------------------------- [1] [明] 吕坤《呻吟语·治道》：“变民风易，变士风难，变士风易，变仕风难；仕风变，天下治矣。” [2] 《礼记》（礼运篇） [3] 李光耀，《李光耀回忆录：1923－1965》，新加坡《联合早报》出版，1998， 370－371页。 [4] 关于这些具体法规手段的国际政府间交流十分频繁。有关的国际组织，学术讨论会，政府间的交流，等等催生了大批的出版物。可查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TI Source Book 2000. http://www.transparency.org [5] 阿克顿这句话的原文为，“Power tends to corrupts and 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见Selected Writings of Lord Acton, Volume III (Essays in Religion, Politics, and Morality), Liberty Fund, Inc., 1988, p. 519。 虽然此处的“腐化”指的是滥用公权，但在市场时代，滥用公权的动机大多是牟取个人私利，也就是“腐败”，正如书里同一页指出的: “Absolute power dmoralizes.” （绝对权力导致道德堕落） [6] 见《中央日报》2003年2月13日消息。 中国党政体制——现行政体的由来 2008-02-20 由中国共产党治理国家的体制在西方广受批评。然而，“六四”之后，中国崛起为世界经济巨人。这一奇迹是在现行政体下出现的，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实现的。这个事实让整个西方世界大为惊奇。苏联东欧国家经由民主化革命，抛弃了共产党体制，却陷入凋敝、分裂、甚至内战。对比这种情形，中国在原有政体下创造的奇迹，就不仅让西方惊奇，而且极为不安。 理解上述政治奇迹的前提是了解中国政治体制的由来。本篇分三节解释中国政体的历史由来和演变。 一．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意识及传统政体 理解政治权威一般遵循如下范式：特定的社会分工导致特定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意识；特定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意识导致特定的政治权威形态。 与欧洲的社会结构不同，中国传统社会基本不存在严格的社会等级或阶级划分。中华农耕社会不适合实行长子继承制，所以“富不过三代”，无从固定社会等级划分。至迟自秦朝以来，中国传统社会由平等、自由、分散、独立、自给自足的小农家庭构成。血缘、宗族和宗法关系是维系中国乡土社会的基本纽带。按照西方标准，传统中国有家庭（及宗亲），无“社会”[1]。自由小农历史塑造了今日中华民族的“基因”。家庭农业，中小型家族企业居主导地位，强大的私利追求与艰难的社区合作，城市大型住宅区设置每户独立的空调机，知识分子激烈反对大型公共建筑，等等，都体现自由小农的历史传承。 与欧洲的社会意识也不同，在独立、分散、自由、平等、社会分化相对不严重的中国小农家庭中，阶级意识相对淡漠，利益集团意识也相对淡漠，缺少强权政治的思想基础。在自由小农家庭构成的社会里，组织社会集团的（交易）成本很高，而且利益集团很容易出内讧，并被政府分而治之地摧毁或收买。所以，与西方社会传统不同，中国人信奉“君子不党”，不认为应当组成集团才能维护自己的利益，更缺少通过争夺政府权力才能维护、促进自己集团利益的认识。那是西方式的“强权政治”认识。相反，中华社会对政府的普遍期望是：官员不偏不倚，“公正廉明”，为（所有的）“民众”服务。 自由小农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意识催生了如下政治结果：（1）在皇家领导下的，由儒家精英组成的文官队伍；（2）有强烈道家“无为而治”色彩的小型政府[2]。顺利治理国家的要素只有这两个。因此，与西方的集团斗争政治不同，我国产生了靠公平考试和政绩考核来选拔文官的制度，也产生了一个县只派驻一个政府官员的制度。中国创造了文官制度，这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最重要的贡献。 儒家宣扬视“天下百姓”福祉为己任的“官场主流”道德。中国传统王朝时的文官内阁分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在中国，政治求清明的要义是“治吏不治民”，故中央六部向以吏部为首[3]。体制要求官吏信奉“民本主义”，以维护民众福利为“本”职，“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官员与卖红薯的百姓不同，必须是为民做主的“社会精英”。民本主义成为中国政府的主流意识形态可以一直追溯到远古。《四书五经》中的《尚书》是我国上古文献的汇编。其中记载了夏朝大禹之孙太康的故事。太康失德，其五个儿子做《五子之歌》来劝戒。歌中第一句便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之语。民本主义作为中国官方意识形态是一脉相承，万世一系的，延续到共产党时代是政府从“为人民服务”到而今的“以民为本”。概言之，中国不以社会集团之间凭实力进行的斗争为“政治”。“政”治之于中国，乃“正文”之治，是正义（或曰中庸）的道理之治，是道德伦理之治，是精英文官之治，不崇尚暴力或争权夺利的利益集团斗争，不崇尚强权政治。故中国可称为“道德文化国家”。 中国传统政体基本不受改朝换代影响，是世界上最耐久的政治体制。在这个政体下，发生改朝换代的原因主要有两个，而且均为两大因素结合的结果：（1）皇位继承人退化引发的政府质量退化；（2）北方游牧民族的军事压力。 如果没有与近代西方民族国家的遭遇，中国平静的田园社会还会持续很久，长达两千多年的，由皇家领导的文官制政体也会延续很久[4]。 二．遭遇西方“民族国家”及中国的“现代化”任务 1840年以来，中国与西方“民族国家”遭遇，持续了两千多年的传统政体终于被“现代化”任务所淹没。由此产生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也产生了在“现代化”这面大旗之下的三大类主张：（1）保守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2）激进的“全盘西化”，（3）实用主义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这一节将通过解释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任务，来说明中国政体的变迁，并支持实用主义的主张。 从古希腊到古罗马，西方社会实行奴隶制。自罗马帝国灭亡直至近代，欧洲实行封建制。在封建制下，欧洲长期分裂，内战频繁，阶级和宗教战争是家常便饭。仅英格兰一弹丸之地就分为七国，相互争战不已。因此，无论是奴隶制的欧洲，还是封建制的欧洲，在经济和社会上都落后于大一统的中国，落后于中国自由、平等、自足的小农社会。 两大纽带维系着西方社会的基本社会关系：（1）有法律和宗教教义保证的，严格的社会等级序列；（2）被压迫阶级对压迫阶级的人身依附关系。因此，欧洲社会分化严重。少数上层集团极为富有，非常文明。劳动者，即先前的奴隶及后来的农奴集团，则一无所有。对大多数劳动者而言，在阶级集团社会里，经济、社会、政治的“个人自由”是奢侈品。缺少自由，再加上长期的分裂和内战，欧洲的落后是自然的。对于严密组织起来了的欧洲人，个人自由乃是稀缺和宝贵的，以集团为单位争取自由的斗争也是必然的。正因为缺乏个人自由，个人自由才成为西方人永恒的政治话题。 当农耕业和畜牧业被工业取代，“近代”社会就开始了。近代是工商业占主导地位的时代。在工业社会，财富以制造的产品为主；在农耕社会，财富以种植和养殖的产品为主。制造产品的价值远远超过种植和养殖产品的价值。因此，工商社会创造的财富远远超过农业社会创造的财富。与农耕和畜牧不同，工业生产和商业交换要求严格的社会组织和法律秩序。在西方，这是封建社会原有的优势。 当工业社会降临之际，具有深厚社会组织传统的西方对中国突然获得了巨大优势。此时，自西方社会传统中生长出一种极为先进的国家组织形式，即“民族国家”（nation-state）。民族国家内的“近代民族”（modern nation）其实是“国家的民族”，到二十年代，中文仍译作“政族”或“国族”，也就是依国家行政疆界来建构的“民族”。国土疆界多大，其内部之“民族”就有多大。比如“美利坚民族”，“法兰西民族”，乃至二十世纪兴起的“中华民族”。这些“民族”，依政治疆界区分，并不依天然的血缘、语言、宗教、及天然的地理障碍来区分。 庞大的民族国家如何取得内聚力？西方人把王权、神权、等级制都废除了，倡导政治疆界内所有的人在法律上平等、自由。而平等和自由是我国小农社会的天然要素。 个人自由与“多数决”程序下的“民主”在逻辑上显然自相矛盾。但在欧洲近代的社会革命中，个人自由注定与一人一票的“多数决”民主程序结合在一起。没有集团的努力，就无从废除没落阶级主导制定的，违背新兴集团“自由”和“不平等”的“恶法”。因此，在西方，个人自由是通过集团间的斗争来争取的。民主是社会利益集团组党，推举出党派代表来做主，依“多数决”原则来和平地决定权力斗争的胜负。这反映出西方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的社会遗产，正如非洲的民主体现部落分隔，台湾的民主体现省籍分际，拉美的民主与人种和阶级相关。 在西方民族国家内部，以多数决程序来保持社会和谐，这符合西方自古以来流行的强权政治意识。又通过以分权制衡为主要手段的法治结构来保持政府的稳定及公信力，这符合欧洲多元封建政治中的法律主义传统。依据强权和分权这两大传统，也依据工商时代以来各大社会集团之间相对实力的兴衰，民主革命摧毁了欧洲社会的等级制，赋予了新兴社会集团“平等”和“自由”。这种由集团权力政治衍生出的个人自由还受法治规范：民选政府遵从保护少数人权益的法律，不是无限的多数决。由此，欧洲的民族国家既有规模，也有了内聚力。 顺便提到，由欧洲贫困移民建立的美国，天然没有社会等级结构，阶级意识相对薄弱，但仍形成大型利益集团，并继承了欧洲传统的强权意识，实行多数决。然而，出于管理移民社会的需要，美国大幅推进了西方的法治传统，首创了“司法审议制”（judicial review），和极为复杂精致的分权制衡体系。美国比欧洲更严厉地规范和限制了多数决的作用，以保证少数人“自由”。在今日欧洲，仅德国有类似的制度安排，比如拥有关键立法权的参议院不实行民选，更不搞全民公决。 在近代欧洲和北美以外的地区，国体多是松散的部落部族国家或道德文化国家。尽管个别国家的规模十分庞大，其内部凝聚力甚至难以匹敌西方的微型民族国家。由此，在工商时代，中国固有的优势（即自由、分散、独立、自足的小农家庭构成的“社会”）成了社会难以组织起来的原因，成为工商业不发达的原因，成为贫穷落后的原因。正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在民族国家里，社会被高度凝聚起来了，非常适合工商业发展，使西方获得了巨大的比较优势。西方国家还在美洲、非洲、亚洲奉行帝国主义的强权掠夺政策。掠夺使工商业的西方更加富裕；被掠夺使农耕的中国由富裕而贫困，由贫困走向更贫困。 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国农业文明由此开始衰落。如李鸿章所言：此“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 1840年之后，我国丧失了三百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半数归俄国，半数因为外蒙独立──还是与俄国有关。三百万平方公里的一半就大于英国、法国、德国、波兰四国面积之和了。割地之外还有频繁的巨额战争赔款。我国最后一次战争赔款发生在1900年。八国联军只有两万个士兵，却打败了中国军队，占领了北京城。结果是，中国不分男女老幼，每人赔一两白银，总共四亿五千万两。四亿五千万人，每人吐口唾沫也会淹死两万洋兵。但分散独立的中国小农没能力组织起来，一道去吐唾沫。依照赔款条约，四亿五千万两白银赔款须折合成八国各自的货币支付。八国之中，美国仅分得赔款中的7.3%，即三千三百万两，估算为美元两千四百五十万元。1867年，为救财政危机，俄国急于出售阿拉斯加。美国支付七百二十万美元购入，美国公众还惊呼太贵。四亿五千万两白银能买46.4个阿拉斯加。庚款自1902年起付，38年后的1940年付清，其间年利率为4％，总共支付了近十亿两。而在庚款之前，中国刚赔完日本，是甲午中日战争赔款，总额两亿两白银，约值20个阿拉斯加。如此，中国积贫积弱。直到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在日军铁蹄的蹂躏下，大半个中国还沦为殖民地。1840年以来的近代中国史，记载的是“一年年国土的沦丧，一天天人民的流亡和悲伤”。 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革命，既不是为自由，也不是为民主。中国革命为的是抵抗帝国主义，为了民族的凝聚、自强、独立，为的是社会的安宁，为的是强国富民。这场革命的第一目标是动员组织我国分散、自足、自私的小农，变道德文化国家为民族国家，以应付外患，发展工商业。我们称这个任务为“现代化”。 欲成就中国的“现代化”，变小农社会为工商社会，需达到三大目标：（1）完成机械的政治整合，即国土疆界清晰，政令通达，使人民在政治上联合起来[5]。（2）完成有机的经济整合，即拆除国内贸易障碍，建立统一的市场体系，使中国人民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上相互依存。（3）确立稳定、有公信力的政府制度，即建立能迫使官员严格遵守宪法及法律的制度，以保障工商业顺利持续地发展。 正因为中国的任务是强国富民，不是争取经济、社会、政治的自由和平等，更不是争取“多数决”的选举民主，所以自由主义的思想和运动长期处于边缘，不构成中国革命和中国建设事业的主流。中国社会的问题是：分散、平等、独立、自足、自由的小农家庭极难被动员组织起来。中国政府的问题是：政府官员肆意违法，还化公为私，使政府缺少公信力。中国至今落后，现代化任务尚未完成。 中国现代化的过程非常激烈、曲折、悲壮。晚清政府搞维新，学日本；失败了。北方的国民政府学欧洲议会制度；也失败了。国民党制定了“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战略，学俄国，又转而学德国，从纳粹德国引进政治和军事顾问，却无力低挡日本侵略；还是失败了。中国共产党学习苏联共产党的组织形式，有效地动员了被一个世纪的战争和动荡剥夺了生计的贫困小农，便在1949年淘汰了国民政府，完成了土改，把大革命引向了成功。这便是“专政”体制的由来。 三．精英党领导下的民主制 无论中国革命或作为其产物的现行政治体制，都没能割断中国历史，也不可能割断。如同基因，传统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意识仍然在我国的现代社会中顽强地传承着，也反映在我国的现行体制中。 中国社会不是被阶级或利益集团区隔的社会，政体也不是以阶级斗争之制度化为基础的政体。所以，中国共产党不是以阶级或利益集团为基础的政党，不是“一党、两党、多党”的那个西方“议会政党”，而是动员和组织社会的工具。类似传统的儒家精英，共产党原本由一批有自我牺牲精神的人组成，是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代表。他们渗入城乡每个角落，建立党支部，党小组。类似传统的儒家精英，中国共产党要求党员们具有孔门弟子式的“修养”，大公无私，以身作则，发挥“先锋队”作用，努力动员人民加入强国、富民的现代化事业。 社会动员工作天然具有民主性，要求吸引尽量多的人民去参与。在一个平静、停滞的小农社会里，为了最大程度地动员人民加入中国革命和现代化事业，共产党呈现出强烈的民主特色。“群众路线”是共产党自己总结出的“三大法宝”之一，也是西方学界研究中国革命成功的基本出发点。从某种意义上讲，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和1966年的“文革”都体现了毛泽东对“群众”的迷信。改革之后实行的“村民自治”和“海选基层政权”，也隐约可见共产党人信奉“人民当家作主”的遗风。 什么是“人民当家作主”？受18世纪法国大革命“人民主权”概念的强烈影响，第一代共产党领导人比发达国家的政治家更信奉民主。但是，中国共产党人理解的民主不是以社会集团分裂为基础的“多数决”机制，不是以党派自由竞争为基础的议会政治，而是“人民当家作主”。如同传统中国，“人民”指的是“全体人民”，“反革命”者则被逐出“人民”范畴，是“人民公敌”。中国共产党也从欧洲进口了“阶级斗争”概念。但与欧洲不同，“阶级”是以敌我阵营划线的，以是否支持革命、支持动员群众、支持共产党来划分。“反动阶级”只是一些反对动员群众参加革命的“分子”，不在“人民”之列。对第一代共产党人而言，西方民主是“假民主”，以分权制衡来限制代议机构的权力，拒绝普通劳动人民当家作主。 因此，共产党人设计了“彻底民主”制度，即“一切权力归人民”。这是中国《宪法》规定“一切权力归人民代表大会”的思想来源。这个制度拒绝分权制衡，要求一切权力归人民代表，“分工不分权”。这种“真正民主制”还有一个粗壮的经济支撑，即直到八十年代后期还在城市里实行的“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 说共产党人不搞普选就不信奉民主，并不准确。共产党人在五十年代搞过普选，后来实行间接选举。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即便是自由普选，中国也没有哪种政治势力有资格与共产党匹敌。事实上，在当时的环境中，即使实行自由普选，也会被西方批评为搞形式主义。到了二十世纪末，在此时特定的国际和国内环境中，定期的自由普选会分裂社会，定期导致社会动荡。 与中国共产党人不同，西方从未普遍接受过“人民当家作主”的概念。在西方，“人民”从不是整体。当代西方人认为，民主就是以利益集团为基础的党派自由竞争：集团的利益代表通过组党和多数决的普选来竞争执政权。改革以来，此种西方观念深入中国知识界。共产党决策层亦受影响，却举棋不定，未公开表示接受，也不公开反对。香港《基本法》便深刻地反映出这种矛盾的思维。 比较司法和执法独立的分权制衡制度，“一切权力归人民代表大会”固然民主程度更高，却也成为“党之治”的基础。中共党员在人民代表大会中占绝大多数席位，共产党当然就拥有了包括立法、行政、司法在内的“一切权力”。再由于共产党员遵从“民主集中制”这一党内纪律，“一切权力”也就被集中到了党的最核心机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目前由包括总书记、总理、人大委员长、政协主席在内的9位委员组成。因此，在制度上，一切权力归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度导致中国由中国共产党直接治理。这个事实被写入《宪法》的《序言》部分。这就是让许多人感到中国并不“民主”，而是“党主”的原因。 类似于中国传统社会，一旦中国共产党退化了，整个政府，乃至整个社会也随之退化。倘若这种退化再伴随着外部的强大压力，中国社会的稳定和繁荣会遭遇极大危险。 另外，中国的“党”并非一个，还有八个“民主党”，再加上一个“无党派”，共有十个“党派”。除共产党外，其他九个小型“党派”皆称“参政党”，而非“在野党”。因此，中国的“专政”又称“人民民主专政”。 中国的现行政体有六大支柱。（1）共产党及其核心决策机构；（2）共产党领导下的拥有一切权力的“人民代表大会”；（3）由共产党直接指挥的现代政府机构；（4）由共产党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5）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咨询机构；（6）以及共产党领导下的“半官方”群众组织，包括工会、共青团、妇女联合会，工商联合会，等等。 就中国的现代化任务而言，由共产党治国的制度显示出巨大的优越性。 共产党在执政的前三十年获得了震惊世界的成就。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之后仅半个世纪，到1950年，共产党接管政权不到一年，我国人口依然是四亿五千万，但共产党成功地把小农们组织起来了，把美国军队从鸭绿江边赶回到了“三八线”。这是中国自1840年以来未打输的第一场对外战争，而且是对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作战，还是在外国领土上作战。那是中华民族获得了独立自主的最明显标志。同时，在经济建设上，计划经济体制让中国从农业国迅速转化为一个工业国，拥有了一切重要的工业基础设施，能够制造从飞机、卫星，到原子弹和远洋船舶等一切必要工业品。计划经济还使中国的社会体制呈现出明显的进步。农村免除了总有大批人口被饿死的威胁。防范自然灾害、城乡养老、城乡医疗卫生事业等现代社会制度都发展起来了。没有共产党制度，计划经济是不可能的。 不仅如此，在共产党执政的最近二十五年，中国再次获得了震惊世界的成就。在计划经济的动力开始枯竭之际，共产党敏锐地看到了这个经济体制的弊端，从1978年开始，在所有共产党国家之间率先修正这个制度，把中国领向开放和自由市场道路，推动经济和社会自由化，导致了国民经济大繁荣，使中国成为世界经济的强大动力之一。 在共产党治国的体制下，中国共产党有过三次严重失误：浪漫主义导致的1959－1961年“人民公社化”饥荒；极左政策导致的1966－1969年“文革”动乱；在特定国际环境下党内高层发生分裂所导致的1989年“六四”事件。 尽管犯过严重错误，在现行体制下，共产党领导中国社会完成了“现代化”三大任务中的两大任务，即建立民族国家所必须的机械政治整合以及有机经济整合，达到了强国富民的初步目标。人们有理由相信，拥有光荣历史传统的共产党会努力带领人民走完中国现代化的最后一步，去建立具有公信力的政府体制。 “具有公信力”的政治体制，必定是为中国之需要而建立，必定植根于我们民族的特点中，不是政体“全盘西化”的结果。正如我国传统政体是独特的，我们未来的政体也会是独特的，是为解决中国面临的重大问题而创造，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结果。 换言之，历史是不可能被割裂的。中华民族数千年生于兹，长于兹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意识不是虚无，不是一张白纸，而是我们民族注定的基因。西洋的天空再绚丽，中华民族不可能拔着自己的头发飞离脚下的热土。 评“选举迷信” 我们刚刚看到乌克兰、格鲁吉亚、罗马尼亚的选举怎样严重遭受外国势力影响。不久之后，我们还将看到吉尔吉斯坦的故事。今年春天，我们也刚在眼皮底下见到过两粒土造子弹决定的自由选举。然而，对若干学者而言，选举还是“普世价值”。选举引发的社会分裂，政治衰退，甚至内战之类，不过是“缺陷”，不过是走向进步的“必要”代价。 选举体现“普世价值”和“人民当家作主”？这件“皇帝的新衣”该被说破了。选举的游戏规则不过是“多数决”。这个游戏并不比考试加日常考核的游戏更出色。以多数决为原则的选举，是个简单的选拔领导人的手段，毫不“神圣”，方便易行而已。 总有智者说出“不是最好的，但没有更好的”这种逻辑混乱却自以为聪明的昏话。 我无意一概反对选举。在阶级意识强烈和阶级斗争壁垒森严的情况下，我还非常欣赏选举的简单、高效、平和。然而，笔者列下十二条理由，意在破除“选举迷信”。 第一，多数决与正义有关系吗？没有。正义与“基本法”有关，与支持者的数量多少没有任何关系。种族清洗就是以多数决名义干出来的，是在“全民公决”下做出来的。 第二，多数决与科学有关系吗？没有。科学与支持票多少无关。牛顿不是多数决选出来的，科学是一小批专门人才的事情。 第三，多数决与智慧有关系吗？没有。支持者的数量倘若与智慧有关，那少数人教授多数人的所谓“教育事业”就是荒唐的事情。 第四，多数决与平等有关系吗？没有。一人一票并不代表政治平等和公平竞争。选民与候选人是不平等的。您四年投一分钟票，人家统治您多少分钟？四年是多少分钟？平等吗？如果您的票投给了输家，您与支持赢家的选民平等吗？在岳家村里姓秦，您生来就注定要选输，那游戏公平吗？是“起点平等”，“过程平等”，还是“结果平等”？在美国属于人口17％的黑人，若不诉诸街头暴力，他们的“基本权利”就是当奴隶，被种族隔离。 第五，多数决与“法治”有关系吗？没有。法治不同于法律，法律分左右，法治不分左右。法治是使法律“顶用”的手段。法治的核心不是选举，不是多数决，而是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分权制衡，主要是司法独立。司法独立使（多数或者少数）“人”的权威下降，“法”的权威上升。尽管现实中的法律与支持者的数量相关，但理论上更应与“基本法”相关。“基本法”与支持者的数量无关。基本法体现人类在长期痛苦经历中总结出的六条基本行为准则，即禁止杀戮、偷窃、欺骗、抢劫、遗弃（抛弃丧失劳动能力或机会的人）、滥淫（完全不受限制性关系）。如果多数决与法治无关，那么与“合法性”也没多大关系。 第六，多数决的选举与专制是对立的吗？不是。世界上全部法西斯独裁者都是民选上台的，党治则来自“一切权力归议会”及议会里的多数决。专制的反义词是法治，是分权制衡。民主选举乃至“一切”权力归民选领导人，与专制之间没有边界。除非闭上眼睛不肯看今天的俄国，您怎么能拒绝这个道理呢？ 第七，只有多数决的选举才能“换人做做看”吗？不是。见过或者听说过“文官制度”的人应当不会这样讲。世界上能导致定期“换人做做看”的制度恐怕不下上百种。 第八，选民手中的一票体现当家作主的权力吗？您手中一票代表的权力趋近于零，也不代表您个人的自由选择（您大约最想选的是自己）。这就是选民“当家作主”权力的真相。谁是真正有权力的人？有能力把“大家”的选票“集合”在一起，并且最终“赢得”选举的那极少数政客才是真正有权力的人。少数人统治，多数人被统治，这是政府功能的基本前提。多数人统治，少数人被统治，如卢梭所言，那是“违反自然规律的”。因此他说，“真正的民主从来不曾有过，将来也不会有”。 第九，多数决与维护少数人的基本权利有关系吗？没有。法治维护少数人的人权，多数决甚至能导致“种族清洗”。法治奉“基本法”至上而非支持者数量至上，所以能维护所有人的基本权利，特别是少数人的基本权利。 第十，多数决与保护多数人的利益有关系吗？未必。如果一个社会分成两个利益集团，50％加1票是多数。如果社会分成三个及以上数量的集团呢？除非把游戏规则强行定为2择1，否则多数必然是“相对多数”，“绝对少数”。世界上有哪个社会只分成两个利益集团呢？当选举游戏强迫2选1，恐怕不能说是人民的“自由选择”吧。除了通过争夺政权来保护自己的利益，世界上还有众多其他保护自己合法利益的手段。保护占绝对少数的相对多数人的利益，这种游戏到底保护的是多数人的利益还是少数人的利益？况且，这种“数量决”不是“强权政治”是什么呢？ 第十一，多数决与反腐败有关系吗？没有。腐败是选举中必然包含的内在逻辑，选举游戏制造腐败。选举游戏里包含一个“铁三角”，即候选人，选民，金主构成的三角关系。（1）为了赢得尽可能多的选票，候选人必须通过包括大众媒体在内的各种手段接触尽可能多的选民；（2）为此，政客就需要尽可能多的钱；（3）总有金主有钱缺权，提供候选人金钱，希望以权谋更多的钱；（4）当选之后，政客一方面要回报投自己票的那些“相对多数”，另一方面必须以公权回报出钱的金主，而金主与选民的利益未必是一致的。所以，自古以来，多数决必定产生以权谋私。选举不治腐败，选举导致腐败。选举中的腐败是靠法治来控制的。 第十二，多数决导致社会团结或者“和谐社会”吗？今天没多少人敢这么说了。但有人会声称选举撕破了“虚假的”或者“强迫的”社会团结。这些人的逻辑是，撕开止血的绷带，甚至把疮疤也揭开，让鲜血痛快地流，哪怕是血枯人亡，也要合了他们的“普世价值”。他们为陈水扁叫好，为台湾的民主叫好，哪怕他危害了13亿人民的根本利益，把两岸人民推向谁都不想要的战争。 选举不过是一种简易的政治手段，可以迅速在所有大大小小，穷国富国中推行，却并非在所有社会条件下都使用方便。选举成为“合法性”的代名词，不过是一种意识形态，一种宗教。在第三世界，选举是一些占人民极少数的“知识分子”脑子里的“法”，未必是大众心中的“法”，因此才有这少数人拼命发动“启蒙”运动。有一天，当这国家真的“民主”了，大众投票要剥夺富人的财产，要进攻台湾，他们就会叫嚷这选举“不合法”了。 这二十五年来，我们看到了很多欠发达国家普选的故事。那些故事里若不出现血腥，就已经是幸运了，就被称为“天鹅绒”般平滑顺利的“革命”了。然而，那些故事里鲜有法治，鲜有政府的公正、透明、廉洁，没有经济奇迹，没有人民的福祉，甚至没有国家安全。 因为多数决的选举游戏，因为选举中有一、两个外国金主，选民代表就成为外国利益的代理人。这种国家垮掉或者发生内战是活该，因为其政府愚蠢，其精英学者愚昧。当迷信选举到了跨越国家安全底线的地步，甚至不知有国界，那不仅可悲，而且可恨。持中国护照的人，能享受美国人的“基本政治权利”吗？您热爱的民主国家，不归您做主！ 对“乡镇行政体制改革”的另一种看法 当前的“乡镇行政体制改革”有两个流行的内涵：一是要求裁官减负、息事宁人：二是要求“海选”乡镇长。本文提出不同思路。 体制改革和“民主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时髦的词。无论做什么事　，贴上这个标签就代表政治正确。可是，环顾我们生活的世界政府体制的革命性变迁特别是改行普选经常给社会带来灾难。在以往四分之一个世纪里相对于那些改行“彻底”“　海选”的地方《如拉美、非洲、东欧、亚洲的日本、韩国和我国的台湾省），中国的成功是对政治体制改革迷信的一大讽刺。 笔者也是政；合沐制改革的热情支持者但笔者主张为解决具体问题而进行改革反对为改革而改革，特别反对出于某种意识形态目的而进行体制改革。相对于保存政；合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本身并不天然具有合理性或道德优势。笔者认为：体制改革要坚持我国实用主义和渐进主义的优秀传统。对体制变革的代价保持高度敏感即保持理性绝不能从价值观出发进行体制改革特别要警惕那些被称为“普世的价值观。一旦有人祭起“普世政治的旗帜。那就表示他不准备讲道理、估代价、守理性了在对农村基层政权的遍地讨伐声中，笔者为之辩护。主张尊重现有的基层政权。尊重不仅仅意味着对成绩的肯定、夸奖也意味着宽容其错误，认真去理解其发生的落后社会环境。美国之所以有联邦制和地方自治源于对蓄奴和种族隔离这种野蛮制度的宽容。传统中国的乡绅自治也是建立在对农村落后宗法制度的理解。宽容、妥协基础上的，尽管宗法制度并不符合官方的选贤任能原则。 一、裁官能省钱能息事宁人吗 的确在有些地方，乡镇政府机构膨胀、冗员充斥而且一些官员横征暴敛、胡作非为。但中国农村的现｝，差距代大升非每个地方的乡镇政府都冗员充斥、都在鱼肉村民。对中国农村而言全国一刀切的政策恒定不合理。改革25年来，哪个自上而下“一刀切”的农村政策产生过积极结果？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乡镇企业是谁搞起来的，对此，笔者在《农民与市场》（商务印书馆2003年）一书中有系统的回顾。 减少官员或许能省一点开支减轻些农民负担也或许不能。官少了乡镇政府财政宽松点了，乡镇书记贪污的胃口会不会变得更大与圈地势力和黑社会的勾结会不会更密切？一个刚进城的小农或许会对北京“养”那么多警察感到不可思议。可公务员并不都是饭桶，只吃饭不创造产值。在创“香港奇迹”中公务员功居第一。同样的道理，中国政府也高居“中国经济奇迹”的第一功。乡镇企业三分天下有其一，主要是基层政权的功劳。至于非要把乡镇企业“一刀切”地私有化了那是上个世纪90年代末的话。我好像没听说因为中央政府官员砍掉了一半，中央人事开支就减少了全国人均收入就增长了腐败就减少了。相反，事务繁复到一定程度中央政府的公务员数量很快就恢复到原来的水平，甚至更多。 社会发展程度越高要政府办的事情也越多官员的需求量也就越大，国家对经济生活的管理工作就越重、越庞杂。香港经济是世界上“最自由的经济”。但早在，990年香港的500万人口里就已经有20万公务员每25人养一个。美国是每13个“纳税人”养一个“政府雇员”政府雇员占总人口比例7％。我国“干部”与总人口之比是3％不到美国的一半，而且 “干部”还包括教师、文学家和新闻记者。“四千万人吃财政饭”有什么可“骇人听闻”的？拿清朝甚至汉朝的官民比例说事就更荒唐：大清朝不计划生育，不封山育林不搞环境保护也不养百万军队，更无需调控规范全国市场。面临帝国主义强权的时候，大清朝丧权辱国。 我国一些研究农村的知识分子还夸大乡镇政府的臃肿，把乡镇政府负担或补贴的中小学教师也算入政府臃肿。那叫“教育开支”，或者“人力资本投资”不是乡镇政府的人头费。乡镇政府把一半的财政收入投入到基础教育中是非常可敬可佩的事。义务教育本是中央和省政府的责任。无论是因为中央政策的错误还是因为中央没钱，只要中央不出钱只要省里出的钱远远不够基层政权就得承担这个重大责任。学者可以指责中央政策但不能指责乡镇政府办基础教育、补贴教师、修缮校舍，不能指责乡镇政府组织　农民出钱，送孩子们上学。百年树人善莫大焉。基础教育是人口素质的根本保证是中华民族以希望。羊毛出在羊身上没有办学材力尔｛乡镇政府当然仅负组织之责。他们迫使农民为孩子们交钱上学依然功不可没。日本明治政府在1868年并没能负担日本学童的全部教育费用当时的政策是“哪个家长不送孩子上学，就把他送到监狱里去”。 裁官或许能息事宁人却也未必。关键不在于减少官员做的事而在于官员们做的是什么事。减少官员做的事农民未必就能致富，也未必与政府的矛盾就少了。减少官员管的事，病猪、瘟鸡、毒菜会不会更多？农民各村庄之间为争夺资源的械斗是不是可以没人管？有些人认为，减少官员办的事老百姓就能致富。但笔者认为，减少乡镇干部做的事并不导致中国小农增收致富，也不会减少他们与政府的矛盾。不自由的仁寿（四川）农民能修个大水库自由的仁寿农民为自己修条路也会造反。农村没人组织修路国家也不从城里人的口袋里掏钱为农民修路我想不出仁寿县的农民怎么能致富。不自由的燃灯公社（安徽）能修个大水库，自由的小岗村却无力维护本村灌溉用的池塘。农户们自由了可这“自由“注定要被市场价格波动的巨浪所吞噬被“圈地运动”吞噬要么被市场边缘化。 在市场化时代政府作用增加才能规范市场组织弱者，保护弱者维护社会稳定最终维持市场机制。市场越发达，政府要做的事也就越多，穷人受到的政府保护也越多这是世界学术界的成论。在美国、加拿大自家院子里能否晾晒衣服都有政府管着，新加坡政府管得就更宽了。如果没有农村基层政权一个“非典”或者“禽流感”就能把我国农村搞得尸横遍野更不用说水旱蝗灾了。所以关键不在于减少官员做的事，而在于官员们做的是什么事是有用的事还是没用的事，是好事还是坏事。 在我国的少数落后地区乡镇官员确实多了加重了当地农民的负担。但是，中国农民穷主要不是因为养的乡镇公务员太多更不是因为乡镇公务员做的事太多。官多和官员乱收费不是中国农民贫困的主要原因。 中国农民贫困的基础原因有两个而且只有两个：一个是人多地，（1）的一亩地经济，再一个是市场经济（包括世界市场）导致农民的绝对和相对贫困化。 什么是“一亩地经济“？就是农民的人均耕地只有美国人家后院那么大即使种婴粟也无法“致富”。无论美国人怎么致富反正不可能靠耕种他们家后院致富。什么是农民的绝对贫困化？湖南农民种了几年桔子树，挂果之时，中国大量进口美国柑橙或者浙江大量种植美国柑橙湖南农民血本无归就“绝对贫困化”了。什么是农民的相对贫困化？多数农民的吃住条件“比过去强”，但少数“别人”有现钱而且有比自己多得多的现钱，“财大气粗”贫富之间裂变成了天大的鸿沟，多数人就成了赤贫的穷人，就“相对贫困化”了。 资本主义市场摧毁小型农业导致贫富差别，导致农民与政权的矛盾导致农民造反。这个道理被世界上无数的知名学者讲过无数遍了。自陈翰笙先生开始，我国学界也讲得让人耳熟能详了。最后连我国的中学生都知道英国纺织工厂的羊吃小农。靠减少乡镇政府公务员数量和减少他们办的事情来解决“三农”问题解决农民贫困问题，解决农民与政府的矛盾那是缘木求鱼。 然而，部分地区乡镇政府公务员过多及其胡作非为的问题是应当解决的。怎么解决？那要看出现问题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有些地区乡镇政府公务员超编，政府工作人员胡作非为？答案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那里的党纪政纪以及人事和财政制度的纪律已经弛废殆尽。 此类事由“上梁”始。不仅乡镇政府更高层的政府不也是有许多腐败和胡作非为的情况？现今的主流方案搞不清问题的原因却要求削弱基层政权、甚至取消基层政权。这是要不得的。 减少乡镇政府冗员的最简单方式莫过于由中央政府下道行政命令，贫富地区一刀切，辖地面积大小也一刀切，限期按乡镇政府管理的人口数量裁减政府冗员。其能得到的最好结果是；治标不治本过几年问题又回来了与中央和省政府的数次裁员运动结果差不多。最坏的结果是基层政权人人自危，工作没人做中央政府的大政方针没人落实处理乡镇政府冗员这个枝节问题反而引发基层政权瘫痪农村发生大面积社会动荡。 减少乡镇政府冗员最粗暴愚昧的方法是干脆取消乡镇政府。政权延伸到乡村的每个角落乃是构成全世界所有“现代社会一的基本前提。我们知道秦汉实行了郡县制才有中国的大一终：；有了雍正血淋淋的“改土归流”把土司的自冶“改成中央直辖的正式衙门才有了今天贵州“省’、云南“省”，才有了我国西南辽阔的领土和稳定的边睡；没有共产党建立农村基层政权，就不可能动员亿万农民参加革命参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争，参加现代化建设；正因 为有了基层政权，中央政府的一切政策才能落实到每个具体的农村公民。今天，有人建议削弱甚至取消农村基层政权，把基层政权的财政收入掏空，让天然的宗法制度复辟，甚至不惜让黑社会控制我国农村。往好处讲，他们是被狭隘的小农心理蒙住了眼睛：往坏处说，是“崽卖爷田不心疼，是共和国的败家子。 加强基层政权才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基层政权出了问题解决的方法只能是改善基层政权，目的还是加强基层政权，不是削弱或者取消基层政权。 同时，专业学者们应当理解。现代农村基层政权是在宗法关系居主导地位的大环境里生存的，宗法社会里无法无天的事自古就有r从未断绝。文学家可以义愤填膺拿城市法治的标尺衡量农村社会：但对专业学者而言重要的是：现代政权在我国农村已经有了正式的阵地正在逐渐削弱宗法社会。现代基层政权是我国现代化事业的全部基础是农村进步的希望阵地是绝对不能丢弃的。 二、如何改善乡镇政府 如何解决乡镇政府的冗员及不千正事的问题笔者已经提到过冗员和胡作非为问题是怎么来的。笔者也已经指出流行的解决方案牛头不对马嘴代价高昂甚至要以中华民族的现代化事业为代价。 笔者在两个层次上提出替代方案虽不能让改革家们“过瘾”但实用。 （一）明确乡镇上级政府该做什么 尽管中央和省的许多权力已经下放到基层但我们仍有国法、政纪、党纪。上级政府应当监督乡镇党委和政府恢复党的纪律恢复人事纪律恢复财经纪律，责成审计机构严肃对待乡镇财政的审计工作并执行《行政许可法》、《行政诉讼法》以分权制衡来改善乡镇党委和政府，迫使乡镇党委政府在人事、财政事务上保持透明制止其横征暴敛、胡作非为。这些措施可以逐渐缓解乡镇政府的冗员减轻农民负担。 “费改税”增加国家税收，取消基层政府和政权的财务收入，也是值得商榷的。取消“三提五统”之后，乡镇政府和村政权财务空洞化，基层政权的稳固性受到严重削弱.千部的积极性遭到严重打击。笔者建议，要么中央政府取消农业税重新划定基层政权的财政来源要么将征收的农业税返还给基层政权做财务收入取之于农民，用之于农村管理和建设。同时国家应当完全包下农村义务教育，按照我国义务教育法的精神由省政府和教育部把九年义务教育的责任承担起来按学生人头发放教育经费，彻底取消基层政府的义务教育负担。 更宏观务虚的措施也是重要的。如果不能约束乡镇以上的政府官吏，不能迫使他们以身作则不能禁止他们胡作非为乡镇政府的问题是不可能彻底解决的。不过讨论“上梁”问题超出了本文的主题，不在这里赘述。 （二）明确乡镇政府该做什么 第一，努力恢复农村基层的党务。恢复农村社区的党建、妇女、共青团、少先队工作，向韩国、日本、以色列的农民学习复兴农村社区的集体主义精神为走共同致富道路的典型村庄撑腰打气，为那些大公无私一心为集体的好干部鸣锣开道为林县人民愚公移山、修红旗渠的光荣历史唱赞歌。 第二，努力恢复农村内部的政务。医疗保障、环境卫生、道桥修建、饮水安全、环境保护、社会秩序、文化生活、农田水利设施维护、房屋和新村营造规划、先进种籽和种植技术的推广、直至鳄寡孤独废疾者的基本生活保障等等这些都是市场经济兴起以来严重恶化了，而且还在恶化中的政务，需要乡镇政府挺身而出把这些工作恢复起来担负起组织农民的责任。这些公共事务靠“个人自扫门前雪”的个体小农是办不到的。把农民们组织起来，办好这些事情。是乡镇政府公务员的正事是在创造产值。 第三，开拓扶助本乡外流人员的政务。我们必须认识到，在市场时代，农村小生产的衰落是不可避免的。用国家财政转移支付来补贴农民一一让城里人补贴农民只能是杯水车薪远不足以使九亿农村人脱离市场竞争的苦海。政府在农村的主要任务是尽量减轻农民在转型期的苦难.带领他们安全地脱离耕地，脱离农村。在这方面如果乡镇政府能发挥组织作用，我们的农民就能像林县农民像华西、南街农民那样抱成一团扶老携幼，成建制地闯荡市场去参与新城的扩建。甚至成为大型新城的主力军，解决我国城市化的步伐。当一个乡镇有成千上万 “民工”涌向大城市的时候他们在家乡的土地需要出让，他们的孩子要上学，他们年迈的父母需要照顾，他们出门或返乡需要买汽车票和火车票。他们需要在城市聚居、租房、办准住证、找工作、接受培训。在大城市里他们往往是乡亲们在一起聚居似门的聚居地需要组织清洁卫生、需要诊所、需要学校、需要秩序、需要抵抗当地的黑社会势力、需要集体与当地政府沟通。他们还需要得到他们应得的工资。出门打工的人们迫切需要组织起来做这些事情，可他们自己无力组织集体行动。乡镇政府应承担这些任务。在有众多民工打工的城市市政府在维护城市的社会秩序时，也企盼那些打工者中间及其聚居地有基层政权的身影。什么叫“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做这些事就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当乡亲们需要基层政府的时候乡镇政府的官员们就应当出现在那里拿国家的工资替乡亲们办事。 我们不可以简单粗暴地指责乡镇政府“冗员”，说他们只知道找老百姓要钱没干好事轻蔑地让他们回家抱小孩。我们的政府应当引导基层政权的公务员们去做该做的事情。引导他们做了该做的事情他们就不再是“冗员”，而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好干部。如果他们做上述事情，乡镇政府还是人满为患，光吃饭，不干活，不做好事吗？ 三、“海选”的乡镇政府就有“合法性”吗？ 选举不是农村的新鲜事。前些年“　海选“农村基层政权被吹得神乎其神。民政部的“基层政权司一自上而下强力推行“海选”已有十几年了，十几万份鼓吹“海选”的研究报告发表了，连法律都有了，美国人也兴致勃勃、成群结队地来“观察”了报上还说全国90％以上的村庄实行了“海选”。可结果呢？“海选”不但没有缓解“三农问题”农村状况反而严重恶化了。 村政权“海选”没折腾出个结果现在又有人要折腾乡镇政府“海选”了。 我们在以往四分之一个世纪里反反复复地看到选举尤其是较高层次的选举，并没有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实际的福利和进协。亚、非、拉美、东欧那么多事例摆在那里。而我们中国没有跟“潮流”却取得了巨大成就。 当然笔者说不服那些坚定不移的“海选”派。“　海选“已经成为他们的“宗教“，他们自己的“普世”价值观，他们自己心里“合法性”的“法”。非“海选”出来的政权缺少“合法性“。缺少合法性的政府人民当然应当“依法”组织反抗。最有诱惑力的断言是：只有“海选”才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 其实“海选”并不体现“人民当家做主”。第一人民做主与“责任政府”是个悖论。如果“由人民做主”办错了事，应当惩罚政府还是惩罚人民？谁有资格、有能力去惩罚本国全体人民7美国侵略越南错在政府，人民不能为此负责。为了不让政府推卸责任现代社会的人民只能让政府做主。第二“代议制”时代是责任政府的时代普选的任务不是要“人民做主”（决定政策），而是要人民选择“做人民之主”的人，也就是政府领导人。第三人民是分成不同利益群体的少数人也是人民。多数决程序下的当选者不代表少数人就不能称为人民做主。而且，在人民分成两个以上利益团体的情况下。选举甚至无法保障多数决只能保证相对多数决。相对多数决经常是绝对的少数决当然就更不能称为人民做主。第四普选与人民作主的权力基本不相干。如果一张选票代表一份做主的权力那投给竞争失败者的一票代表什么？其实，单张选票不体现任何权力，选票的集合才体现权力。而且选票的集合并不体现“做主”的权力选票的集合仅体现“更换主人”的权力。即便就“更换主人”的权力而言单张选票的“权力”也趋于零；空间上是千分之一、万分之一、甚至数十万分之一。 笔者绝无泛泛反对选举的意思。在不同的土壤环境里选举的功能大不相同。“海选”有优点，也可能招致很高的代价。在一定条件下选举是决策和选贤任能的方便手段。在另一些条件下“海选”分裂人民和领袖。 说“海选”能解决中国农村的困境，不符合事实。 为什么很多农民非要有“投票误工费”才去投票选举村主任？对一部分选民个人来说，那张选票“权”极小，“利“趋于无。没用的东西就不神圣，把没用的东西说成神圣就是“迷信”。城里的评论家们不屑参加居委会选举因为选出来的“主任”不管给自己涨工资、分住房、提职称升调奖惩。所以选居委会主任的“权利“不“神圣”。同理，村官不能取消计划生育，不决定农产品价格，不能取消农业税和“三提五统”，也不决定农民在城里打工的机会和待遇（若让村官决定这些事。制造的麻烦就大了）。“海选”也不解决农村生老病死、卫生医疗、道路修建、饮水安全、环境保护、社会秩序以及鳃寡孤独废疾者的基本生活供给。一句话，对一部分农村人而言选谁都差不多，选票不“神圣”。 事情还远不止于上述的“是否有用”。在宗法关系居主导地位的中国农村，在李家村我不幸姓了张；或者在张家庄，我不幸姓了李。我那张选票就更没用了。我的“权利”是给李家或者张家人“锦上添花”，做个“人民授权”的陪衬。然而村庄里的“小姓”人家当然会问“凭什么”花我的时间去给他当陪衬？ 为什么很多农民非要有“投票误工费”才去投票选举村主任，选票的集合才意味着权力，才有更换主人（任）”的效果。在中国农村谁有能力“聚集”我们每个农民个体的选票呢？好人有坏人也有，一般贫苦农民没有。于是“海选”为“好人”提供机会，却也为宗法势力、投机家、黑社会以及新财主们提供了上好的机会。 在法律的硬性规定以及“投票误工费”的诱导下，农民们去投票了。在“多数决”这种“合法的强权政治”里，大款们花几十万买选票是当然的：无奈的弱者卖掉选票是他们所能得到的半合法的、可怜的福利。农民卖选票的原因就是这样简单、清楚。若让农民选乡官、县官、省官卖掉选票的理由就更多了。 在宗法关系和小农家庭占主导地位的乡村，多数决的选举可能导致宗法关系的“合法化”，“大姓”欺负“小姓”的“合法化，甚至黑社会的“合法化”。正因为如此，自秦汉以来治理乡村中国的传统政府从不提倡靠“多数决”来选贤任能。数千年的中国史，有关治国方略的文献浩如烟海无一处提到多数决为什么？ “发展中”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别显然不取决于是否有“海选”。在发展中国家“海选”遍地都是，“海选”出的恶劣政府也遍地都是。在那里”海选”引发贿选、暴力、社会分裂以及国家崩溃的例子可不少了。最近的例子是格鲁吉亚。因为怕出乱子“为民主”而侵略伊拉克的美民不允许伊拉克“海选”“。在台湾的“海选”中，政客不去争论社会经济发展方案，而是为自己“作主“之“位子“的利益，把人民拉向战争的火坑。 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海选“能解决中国农民的贫困问题或者能解决农民与政府的矛盾。竭力鼓吹小农“个人”的权力和权利，会伤害农村社区的团结，鼓励宗法关系和黑社会势力的复苏，激化政府（之统筹政策）与农民的矛盾。如果在南街村鼓吹彻底“海选”，那个走共同富裕道路的“中原工贸公司”会被立即消灭。那村里的一半汉人和一半回民就会被政客跳动起来彼此争斗。在这种情况下，南街的多数农民会走向贫困，也会有极少数人暴富。对“海选”的痴迷者而言，这阶级斗争前景是不是太“激动人心”，，太体现农民的个人权利和权力？　一直到政府被迫派武装警察来镇压。 组织农民是绝对必要的。但评估组织制度优劣的标准不可以是空洞抽象的“农民个人权利”。最低标准应当是：是否有利于农村社区的卫生医疗、道桥修建、饮水安全、环境保护、社会秩序、农田基础设施维护以及鳄寡孤独废疾者的基本生活保障：最高标准应当是：是否有利于农民大批地、安全地、迅速地离开耕地。离开农业。这两层人本主义标准不如“普世价值观华丽却实用！ 在市场机制下.个体农户正面临灭顶之灾。但市场经济是我们民族的希望之路不能因为小农的要求而改变。更不能因为小农的数量而改变。小农们只有在基层社区的基础上团结起来，组织起来，才能扶老携幼齐心协力闯市场，杀出一条生存的光明之路。所以，我们不能削弱基层政权，更不能取消基层政权r而是要通过改善基层政权来加强基层政权。 在此，笔者蝗臂挡车，呼吁居庙堂之高的知识分子和决策者们，慎行“乡镇政府改制”。 中国是失败的国家吗？——现行政体面临的五大问题 依社会和经济发展状况，当今世界各国可分为三个集团：（1）先进国家、（2）发展中国家、（3）失败国家。在共产党领导下，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各族人民，通过半个世纪的辛勤劳动，脱离了第三集团，而且赢得了第二集团的领先位置。我们期待着，再努力半个世纪，中华民族将进入第一集团，并凭借庞大的经济规模和技术能力，进入世界前三甲，恢复中国在世界上原有的位置。中国共产党称这个任务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中国的飞速进步必然带来深刻的社会问题，甚至社会危机。而今，中国社会已经进入“多事之秋”，进入社会危机的时代。本文把我国现行政体面临的最重大问题归纳为五种，（1）执政党迅速退化，（2）农村社会濒临破产，（3）大城市出现庞大贫民群体，（4）主流社会意识错乱，（5）外患压力日趋沉重。居安思危，如果五大问题持续恶化，中国社会可能出现大动荡，现代化进程可能中途夭折。若能在未来的半个世纪成功地解决这五大问题，现代化事业将胜利结束，中国将进入与发达国家比肩而立的“后现代”阶段。 本篇分五部分，分别阐述五大问题及其成因。尽管五大问题并不都是政体缺陷造成的，但所有的解决方案都指向政体改革。 一．执政党迅速退化 党的退化导致政府质量下降。这与皇位继承人退化导致政府退化的道理类似。政府退化会进一步导致社会退化，因为自古以来中国社会就是“官本位”的。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党政官员以公权谋私利的情形突然以爆炸般的速度恶化。每逢节日，下级给上级送钱，比清朝时送“冰炭敬”还频繁，而且数额逐年暴长。党政官员不再奉公惟谨，“为人民服务”的官场纲常被“为私利服务”取代。更有人滥用公权，违法乱纪，巧取豪夺，甚至鬻爵卖官、剥民剖地。结果是：（1）一些握有实权的党政官员以奢糜淫巧为时尚，任意行政、违法乱纪，迅速跻身新富；（2）纲常不举，政令不行，冤、假、错案的发生如同家常；（3）人民对党和政府处事之认真和公正丧失信心，现行政体的公信力急剧下降。 党政官员腐败对中国现代化成败的意义，乃至对共和国生死存亡的意义，敌、我、友三方都清楚地认识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英国出现了丘吉尔赢得战争却失去选票，失去执政权的一幕。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与共产党孪生的国民党获得了全国统一的巨大成就，但腐败使党迅速退化，丧失了大众支持，执政不到二十年就丢掉了政权。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是赢得经济繁荣却失去人民信任的危机。腐败正侵蚀这个精英党的群众基础，消耗掉党的先贤积累了近百年的信誉。 公权力的腐化是在市场繁荣的背景下发生的，因为掌权者获得暴利的机会突然大幅增长。其具体成因有两个。（1）公权力的封建化，即权力集中到了地方和部门领导手中，致使公权力地方化、部门化、个人化。党之治退化为个人之治。（2）公权力的市场化，即本应中立的公权，明显倾向有钱人，致使权力可以被购买，涉及百姓的日常公务被冷淡，甚至百姓的利益可以被任意侵犯。 权力的封建化与经济改革要求权力下放有关。权力的市场化与政体不适应市场经济有关，即欠缺行政中立的机制，缺少惩罚官员任意行政的司法独立机制。 在以往二十五年里，中国共产党执行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政方针，“搞好经济”是提拔干部的基本标准。由此，全国出现了空前的经济繁荣。繁荣的副产品是党政干部的腐化，执政党质量的迅速退化。因此，难以受司法监督的执政党，质量在市场大潮中迅速退化，“先锋队”已图有其名了。 毛泽东曾经指出，“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五大问题的核心是执政党的迅速退化。治理执政党退化问题是解决一切问题的“纲”。 这就使三大类政体改革选择摆在了桌面上。选择什么方案，是中国当前面临的“总路线”问题，决定中国的前途。 （1）维持现有政体。继承定期整党的历史传统，努力清除腐败分子，改善党的质量。（2）实行西式的选举民主。党内和党外都要搞选举，依“多数决”原则自由竞争，得票多者赢得执政权。（3）党政分开，建立法治政府。执政党退出日常行政，专责制定大政方针和选派政务官，从而减少执政党腐败的机会。同时用分权制衡来规范政府公权。 “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再次出现了，与当年在“现代化”这面大旗下的三大类主张有异曲同工之妙。（1）保守的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2）激进的“全盘西化”，（3）实用主义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二．农村社会濒临破产 城市工商业的繁荣映衬着中国农村的急速衰败。饮水、卫生、养老、教育、交通、通讯、能源、农民收入、邻里关系、社会秩序、计划生育、环境保护、农田水利建设，等等农村事务，无不呈现萧条和混乱。各种利益纠纷引发的农村群体抗议事件急剧上升。中国目前最显见的社会矛盾是农村不稳定。 建国以来的历届政府都力图在农村事务上有所作为，党中央每年都召开专门的农村工作会议，做出有关改进农村工作的决议。然而，近二十年来，所有政策都指向失败。拆除公社恢复家庭耕作后出现过短期的繁荣，随后就出现了乡村社区的衰落和谷贱伤农问题。提出村民“自治”，又出现“自治”概念混乱问题。提出“海选”基层政权，又出现农村基层政权崩溃，宗法和黑社会势力复兴的问题。提倡家庭和集体“双层经营”，又出现“农民负担过重”问题。取消农村费税，又恶化了农村事务无人负责的问题。国家决定由城市全面补贴农村，又出现“杯水车薪”问题。 2005年农村形势比较稳定，因为连续多年的粮食产量下降导致2004年粮价暴涨，也因为2005年的《一号文件》取消了税和费。但今明两年农产品产量将大幅增长，化肥、种子、农药、柴油、电力等等价格也会暴涨。至迟到明年（2006年）就会再现“谷贱伤农”的旧景，可说是来日无多。总之，拆东墙补西墙，挡不住农民相对贫困化，农村社会走向颓败的大趋势。 农民贫困，农村衰败的基本原因有三个。 （1）农村人口庞大导致人均耕地面积细小。中国共有19亿亩耕地，按现有农业技术计算，足够养活17亿人。然而，按户籍计算，中国共有9亿“农村人”，其中有将近5亿“农业劳动力”。换言之，中国每个农业劳动力仅耕作不到4亩田，每个农业人口仅拥有2亩。南方多水田，作物每年两熟。北方多旱田，每年一熟。北方每亩农作物产量为南方的三分之一。按南方产量标准，中国农业经济是“一亩地经济”。一亩田的面积是0.06公顷，或0.16英亩，大致相当于美国一般人家后院的面积。没有美国人因耕作其后院而致富，或者成为农民。在后院种海洛因也不可能致富。清初中国人口才1亿，1950年还不到5亿，而今已达13亿。改革后，19亿亩耕地上出现了数以亿计的“家庭农场”。 自由的家庭小农经济促成了中国勤奋的人民和繁荣的人口。而今这种经济形式走到了尽头。人均一亩地的结果是：每个农业劳动力每年只工作三个月，从事附加值极低的种植和养殖业劳动，而且效率奇低。换言之，中国5亿农村劳动力每年都有9个月处于失业状态。“不劳动者不得食”，这是中国农民贫穷，中国农村衰败的最根本原因。 对于这种天然困境，国家财政基本上是无能为力的。中国经济界使用“国家转移支付”概念，其实就是城市补贴农村，工商业补贴农业。然而，对于9亿农村人口，国家补贴只可能是“杯水车薪”。2.5万亿的财政收入，让5千万“吃公家饭”的人致富都不可能。财政什么都不做，只发工资，人均每月也只能分到4千多元。 （2）国内外市场经济导致中国农民绝对和相对的贫困化。相对于工商业，农业天然是落后的经济，并不适合市场机制。发达国家的农业是靠国家补贴才具有“市场竞争力”。中国农业经济原本不是商品市场经济而是自然经济，是自给自足的经济。在计划经济时代，农民仅将20％的农产品卖给国家。今天，农民将50％的产品出售给市场，自给自足的程度仍然非常高。这种袖珍型养殖业不可能成规模地换回化肥、农药、电力、道路、通讯、自来水、甚至教育设施，从而凸现贫困问题。在发达国家，农民是产业工人，农业是“产业”，是完全的商品经济。农民出售100％的产品，养奶牛的也买牛奶喝。中国少数农民进行有一定规模的专业化生产，把多数农民置于破产威胁之下。中国小农还面临外国规模农业的竞争，整体上处在破产威胁之下。这就是中国农民的绝对贫困化问题。同时，中国城市工商业的繁荣，制造了城乡收入的巨大鸿沟，制造了中国农民相对贫困化问题。城乡收入差距急剧扩大是中国收入差距系数（gini coefficient）恶化的主因。 在市场机制下，绝对和相对的贫困化使平静的乡村变成了斗争的乡村。人们与父母兄弟姐妹斗、与邻里乡亲斗、与基层政权斗，而且与上级政府斗。名为“维权”（维护公民权利），实则越穷越斗，越斗越穷。靠在农村搞“维权政治”是不可能摆脱贫困的。关键是，人民要团结组织起来，进行生产劳动，从事工商业，离开必然被市场打垮的微型农业。 （3）我国自由小农很难组织联合生产。我国小农以自由家庭为单位，具有强烈的独立性或者“反社会”特性。在传统中国，自由小农靠家族宗法制度来组织。比起西方的社会组织，中国民间自然的宗法制不仅规模小，比自然村还小，而且相当松散。与西方两千五百年的奴隶制加农奴制不同，两千五百年前的中国农民就获得了自由和独立，就“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中国农民并不缺少“自由”或者“平等”，他们比西方大公司里的雇员要自由平等得多，他们自己决定自己“上班”的时间，甚至是否“上班”。他们没有“一切行动听指挥”的习惯。中国农民拥有强烈的自由平等以及家庭私利观。想把一个村庄的小农团结组织起来，就已经非常困难。把十几个村庄的小农组织为一体几乎是天方夜谭。世界上最困难的事情，莫过于把中国的自由小农动员和组织起来。 然而，不组织起来进行生产劳动，农民就无事可做，农村就必然日渐衰败，就不可能建设和维持农田水利设施，更无法集中修建现代基础设施，比如自来水、电力、通讯、道路、桥梁、乃至符合现代卫生标准的、有统一给排水的住房。不组织起来，农民就无法大规模离开种养业，从事现代工商业生产，乃至离开农村。做不到这些，农民就必然贫穷，农村就必然衰败。 现代社会是严密组织起来了的“社”和“会”。在今天的西方，没有身处某个社会经济组织的人，是社会垃圾。看到如军队那样组织起来的西式工厂和公司，才能体味出什么是社会的“现代奴隶”，也才能懂得西方人为什么深情地向往 “个人自由”。中国城里的知识分子们不耕作，却天然有强烈的小农基因。他们以“自由”的名义反对组织农民，正如他们以节俭的名义反对建设不朽的公共设施和艺术雕塑，以管理方便的名义在有上千户居民聚居的楼里设置每户独立的热水机、暖气机、空调机。在中国历史上，组织修建大型公共工程的王朝都很著名，寿命却都很短，比如秦朝和隋朝。 1840年，“一盘散沙”的小农社会遭遇了组织严密的西方社会，被彻底击败了。组织动员独立自私的小农，解决“一盘散沙”问题，是领导现代中国革命的根本。毛泽东领导下的共产党做到了，而且被迫以非常极端的方式做。共产党把“支部建在连上”，“支部建在村上”，直到把中国农村组织成准军事化的大队、小队。这种西式现代组织的成就是不容否认的。大面积的农田改造，耕地面积的大幅度扩大，水利设施的建设和普及，农村卫生医疗条件的显著改善，农村道路的修建，饥荒问题的彻底解决，农村人口的大幅增长，人均寿命的迅速提高，乃至一支强悍的现代军队，都与之相关。建成这样的农村组织，代价也十分高昂。可以说，准军事化的农村社区是鲜血凝成的，付出的代价能与世界上任何一场战争相比。所以，世上最难的事，莫过于把中国的自由小农组织起来进行生产劳动。 当共产党在1979年决定放弃计划经济，实行市场经济，其对农村的严密组织也随之崩溃了，农民回到了有两千五百年历史的自由家庭小农制度。随着农村人口的快速增长，中国形成了有史以来世界上数量最多（数以亿计），平均规模却最“袖珍”的独立“家庭农场”。然而，此后“公社”的余波还荡漾了二十年，基层政权曾经死灰复燃，创造了“乡镇企业”奇迹。乡镇企业吸纳了近1.5亿剩余劳动力，创造了全国工业产值的三分之一，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出口创汇的三分之一，还训练出一大批熟悉工商业的“农民”。莫名其妙，中国政府自1993年就开始搞乡镇企业私有化，加上政府随后出台了种种削弱基层政权的措施，自由派舆论诽谤攻击成功的村庄集体。自九十年代中后期以来，乡镇企业不断衰落。到2000年攻克苏南这块乡镇企业的重镇，全盘私有化完成，乡镇企业消失了。 将来的史学家会不断地争论，中国回归家庭耕作以后，究竟是执政党主动放弃了农村基层组织，还是市场机制导致农村基层组织自然衰落。无论持何种看法，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党员干部们越来越懒惰于联系群众，甚至腐化堕落。这与从上到下的整个执政系统退化密切相关。而今国内外的“民主派”们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方法在中国搞“颜色革命”。他们引诱执政党进一步懒惰，放弃发展和巩固农村基层政权，架空执政党，使其在中国的统治丧失根基。 如何解决农村衰败问题？很明显，唯一的出路是组织和吸引农民离开种养业，从事工商业。按照现代农业技术，即便人均仅耕作百亩地，中国不到二十亿亩的耕地也只需要两千万农业劳动者来照料。这不过是我国两年新增劳力的数量。也就是说，我国现有的全部9亿农村人口都应当转移出耕地。 从技术上看，需要政府做四件事。第一，勇敢地开放户籍的完全自由流动，特别是上海、北京等大都市的户籍自由流动，并为此调整就学、社保等配套政策。当城市人口可以互相流动了，大城市的户籍压力才会降低，乡村人流向城市才可能是实在的。第二，恢复和改善共产党领导的乡村基层政权，奋勇向前，坚决组织农民进行生产，改善社区生活，离开乡土去从事现代工商业生产活动。第三，组织贫困农民去建设新的大型城市。盛世造新城是常例，我国大城市供不应求，组织贫困农民建设新的大型城市，能迅速把农民带离耕地[1]。第四，坚决补贴对农村下一代的教育事业，普及住宿制的初级和高级中学，使之脱离“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耕生活。农村的孩子是我国城市未来的主人。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以不太富裕的4亿城市人去补贴9亿贫困的农村人，不可能让农村富裕。钱要用在刀刃上。教育和基层政权就是刀刃。 中国农业经济已经无法支撑数量巨大的农村人口。把小农们组织起来离开农耕，进入工商业，是中国现代化的基本任务。这是一场争夺时间制高点的战争。如果不能及时、安全地组织农民从农村转移出来，中国将遭遇社会动乱，现代化事业将中途夭折。散漫的小农不可能自己把自己组织起来，只能依靠党和政府来组织。这是被中国近现代史反复证明，而且被改革以来农村的衰败再次证明了的。 然而，说到此，我们再次遇到了执政党退化腐败问题。没有勤奋为民的执政系统，就不可能动员和组织小农去从事现代工商业生产活动。可见，解决农村衰败问题的关键也是政体改革。 三．大城市出现庞大的新贫民群体 大量（农）民工流向大城市，制造了大城市新贫民问题。总数大约1.5亿的乡村人，分散地向大城市季节性流动，寻找临时工作，特别是最苦、最脏、最累、最危险的工作。这些人构成了中国大城市新出现的一个庞大贫民群体。他们收入奇低，居住条件奇差，医疗、卫生、教育、社会保障基本没有。 一方面，他们是中国城市经济繁荣的主力军，盖起了所有的高楼，提供了城市必须的所有生活服务。另一方面，他们在城乡结合部建造了肮脏混乱的“村庄”，导致城市环境和秩序恶化。那里有许多居民找不到工作，成为刑事犯罪的主力军。 （农）民工分散地来自全国各县，迄今为止并没有成为一股政治力量的迹象。但是，有理由担心，一旦发生城市动乱，这些“无产者”会成为动乱的先锋队。有迹象表明，海外政治势力已投入大量资金，企图把城市民工组织发动起来，向政府“维权”。历史上，“流民”向来是导致中国传统政权崩溃的生力军。当然，中国大城市里的民工并不是“流民”。其中多数在乡下拥有一份相当平均的耕地。每年春节期间，铁路和公路春运的繁忙，既证明他们在“流”，也证明他们有根。然而，他们在乡下的“根”正被乡村政府挖掉，城里的政府则不容他们生“根”。农户“增人不增地”的家庭土地承包已进行到第二轮，几年前刚结束的新一轮承包规定三十年不变。乡村基层政权早年尚有活力时，经常做“违反政策”的土地微调（生人增地，死人减地），现在则已有一整代新进入劳动大军的“农民”不拥有耕地了。加上种地常年不赚钱，政府鼓励土地“向种田能手集中”，自由派还积极鼓动耕地私有化，流动民工中的无耕地者正变为潜在的大问题。一旦城市市场进入衰退期，民工们虽有家可归，却无地可种。 大城市里一亿五千万新贫民是城市繁荣与农村衰落的反差导致的。化解这个问题不像“维权分子”的口号那么简单，更不是改称“民工”为“工人”的问题。 从道义上讲，在中国大城市里的“民工”不应遭到歧视和欺辱。然而他们却在遭受一切能想象到的歧视和欺辱。他们与城里人没有平等的户籍权、就业权，甚至没有孩子的就学权，父母经常被迫送孩子回家乡就学。他们能够按时、足额拿到一份微薄的工资，就已经幸运了。然而，没有哪个市政府愿意歧视从乡下来的兄弟姐妹。乡土中国本来没有歧视乡下人的传统。 从技术上讲，城乡的不平等是计划经济的历史产物。维持住城市的原有福利，特别是保障城市人的就业和就学，是城市安定和支持市场经济的要素。因此，尽管政府无意把人民分成城乡两类，却长期下不了铲除城乡不平等权利的决心。城乡社会分裂正在成为政治煽动的目标，企图把城乡人民化为两大政治集团，把刚进城的民工化为农民集团对抗城市人，对抗政府的先锋队。工农联盟是共和国的两条腿，缺一不可。将民工问题政治化是需要高度警惕的。 从经济规律上讲，城市化与城市贫民是一对孪生现象。城市化是必须的，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而且还要高速城市化。然而，中国又不能允许出现像拉丁美洲那样的城市阶级对抗，也不能允许制造出像印度那样肮脏混乱的大城市。 在上述困境下，解决大规模“民工”问题的办法是：让农村基层政权与城市管理当局合作，帮助民工有组织、成建制地进城、造城，让民工在大城市里生根。这种办法会增加民工与城市用工单位的谈判地位，保障民工与城市人享受同等权益，又方便城市当局进行社会管理，改贫民窟为现代社区，还能直接把农村基层政权融入城市基层政权，保证社会和谐。 然而，说到此，我们再次遇到了执政党退化腐败问题。没有勤奋为民的执政系统，不可能把民工组织起来进城、造城；弥合社会结构的裂痕就是不可能的。可见，解决城市贫民问题的关键也在政体改革。 四．社会主流意识错乱 凝聚社会，一靠弥合社会结构裂痕，二靠社会主流意识。每个有强大内聚力的民族国家都拥有一个维持社会和谐的政体和一个社会主流意识。缺少社会主流意识，民族国家就缺少内聚力，就不团结，政府就难以管理，国家就受强国欺辱掠夺。思想应当是自由的，但思想自由不能排斥主流社会意识。 社会主流意识指的是：社会内部的绝大多数人，拥有社会认同和社会行为规范的基本共识。当今的中国正面临着缺少社会主流意识的窘境。中国共产党宣传部门称之为“意识形态真空”问题。 当代西方的社会主流意识有五大要素：（1）认同披着宗教外衣的普世道德；（2）认同科学；（3）认同社区主义，亦称“社会资本”；（4）认同民主为主，法治为辅的各类自由民主政体；（5）认同爱国主义（在欧洲则有正在增长着的泛欧民族主义），辅之以“民主新帝国主义”。 欧陆上的社会主流意识有两个支柱，政府与基督教，呈现出半宗教、半官方的特点。美、英社会的主流意识几乎不靠政府，全靠强大的中产阶级和宗教支撑。 中国传统时代的社会主流意识有三大要素：（1）认同普世道德；（2）认同乡村宗法关系；（3）认同皇帝领导下的文官政体。在这个社会认同体系的基础上，我国产生了一整套社会行为规范，如君臣父子，忠孝节义，仁义礼智信。 儒家精英集团是支撑上述认同体系和行为准则的核心。儒家精英集团之所以成为精英，因为他们自己信奉更高标准的道德，如“以天下为己任”，“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高级教化始于官办的科举考试，考《四书五经》。《四书五经》的第一部是《大学》，大学的第一句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就是说，大的学问旨在：（1）光大高尚的品德，（2）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3）追求“至善”这一理想境界。熟读《四书五经》方能入官场。中国传统时代的社会主流意识由官家支撑，是官本位的。 共产党并没能割裂中国历史。中国改革以前的社会主流意识也由五个要素构成：（1）认同普世道德；（2）认同科学；（3）认同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社会主义道德；（4）认同共产党治理国家的政体；（5）认同爱国主义，辅之以对世界上被压迫民族的同情和支持。在这个社会认同体系下，也形成了一套既符合普世道德，却有很强政治性的社会行为规范。 在有家庭，无社会的中国现实中，政府和政府官员必然成为社会主流意识的支柱。共产党之所以成为精英，因为他们自己信奉更高标准的道德，即“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道德。换言之，改革前的社会主流意识靠党政干部支撑，也是官本位的。党员模范构成的群体是这套行为规范的化身。共产党的精英是支撑这套认同和行为准则体系的核心。 改革以来的二十五年里，我们见证了中国社会主流意识逐渐消解，乃至陷入错乱。普世的社会公德被金钱主义瓦解，媒体公开宣扬自私自利的合理性。社会上每天都听到见死不救、甚至落井下石的事。科学精神衰落了。基础科学成为冷门，大量党政官员好玄学，笃信斋醮，频访庙宇和尚，让传统迷信在城市和乡村死灰复燃，而且在一些地方愈演愈烈。集体主义精神衰落了。大、中、小学忽视集体主义教育，倡导集体主义的言论在公共媒体上遭到冷嘲热讽。实践集体主义精神的行动孤立无援，甚至被诬为独裁专制的残渣余孽。同时，否定爱国主义行动，批判爱国主义精神，甚至歌颂帝国主义强权的言论，由私下转向公开。对爱国主义的共识居然演变成关于爱国主义正当性的舆论混战。借着教育、新闻和出版事业的改革，彻底否定共产党历史成就的言论也登上了大雅之堂。 社会主流意识错乱是外因和内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外因是市场经济的冲击和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内因是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的腐化蜕变。 首先，市场经济的逻辑与普世道德是矛盾的。普世道德宣扬急人所难，互助友爱。市场经济追求利益最大化,唯利是图。市场逻辑被经济界的精英们神话化，模糊了是非曲直的界限。市场逻辑是天然的，但道德力量需要政府和社会的支撑。在“官本位”的中国，道德力量要靠党政精英支撑。党政干部腐化了，“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没有了，“先锋队”的骨干们为私利争公权，以公器谋私利，社会道德如何撑得住？其次，西方意识形态大举渗透：通过否定爱国主义来消解中国的民族国家认同，通过否定共产党的历史成就、宣扬西方政治意识形态之“普世性”来抹煞共产党政权的合理性。西方赢得冷战的主要手段是诱使共产党国家的知识及政治精英与其合作。“冷战”结束了，但对我国的“冷战”正在展开。 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市场和思想渗透这两个外部因素是通过内部精英的意识蜕变来影响国内社会意识的。在追逐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公共媒体放弃了捍卫社会道德的职责。我国各地的官办晚报每天一版，讨论如何赢得彩票，鼓吹不劳而获的观念。由此，地下赌博盛行，成为公害。学术界盛行学术欺诈，加上前“腐”后继的政府官员，道德劝戒便信誉扫地，成为虚伪的化身。一些知识和政治精英，被西方宣传工具洗了脑，无视社会意识混乱的后果，竭力否定社会主流意识，鼓吹思想“多元化”，希望以此实现其“政治自由”。 从古到今，中国的主流社会意识是由精英集团支撑的。一旦这个精英集团自己的意识发生错乱，社会主流意识就崩溃了，社会的崩溃也就不远了。魏晋时代士大夫的思想混乱乃是近三百年“五胡乱华”的前奏。也就是说，在造成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缺位和错乱的原因中，内因是决定性的。 而今，党正在丧失“先锋队”的性质，呈现出强烈的官僚化趋势。党的各种文件决议变成了官八股，丧失了与普通百姓交流沟通的功能。共产党的宣传部门成了舆论公安局，忙于“禁止”，却懒于“引导”，不去发动积极的思想斗争，更不在乎普通老百姓对其工作的评价。党政官员没有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群众路线变成了对群众的恐惧，统一战线成了与退化了的“民主党派”一起唱颂歌。党政官员们丢掉了“为人民服务”的信念，不再密切联系群众，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反而懒惰腐化，甚至违法乱纪。这样，社会主流意识的混乱就不可避免了。 中国共产党面临着恢复社会主流意识的艰巨任务，即：（1）坚决支持普世道德；（2）大张旗鼓地弘扬集体主义；（3）带头普及科学信仰；（4）大力宣传爱国主义和同情被压迫民族的国际主义；（5）坚决要求党政干部“克己复礼”，成为社会上遵纪守法的模范，努力恢复党和政府在人民中的公信力。 很显然，即便只是为了完成恢复社会主流意识的任务，也必须改进政体。 五．外患压力日趋沉重 与传统中国受北方游牧民族军事压力的历史类似，当代中国也有沉重的外患。中国社会大动荡恒定在内部腐化和外患压力共同作用下发生。 现代化使中国快速崛起，在本世纪内进入世界第一集团的前景越来越清晰。这就引发了当今世界霸主的恐惧。这是国际关系规律导致的。古希腊的修昔底德写作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其中一句名言是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开端。他说：雅典与斯巴达战争的根本原因是“斯巴达对雅典迅速崛起的恐惧”。迅速崛起是客观的；恐惧是主观的，可变的。 美国决策层明显认为：在可见的未来，中国是唯一可能挑战美国世界霸权的国家，因此要及时制止中国崛起。然而，中国是正在获得第二次核打击能力（即遭受全面核打击后仍具有进行毁灭性核报复能力）的大国。而且，与前苏联不同，中美双方有很多利益交集，特别是在经贸和国际金融领域。所以，遏制中国似乎无从下手。好在中国目前实力尚弱，内部矛盾重重，美国可以优先处理在其他地区的棘手问题。然而，战略利益恒定高于经贸利益。美国可能等不及摆平中东就转向处理“中国问题”了。密切的经贸关系未必能阻止中美关系下滑。 美国对中国的恐惧属于误判。如同强大的斯巴达困于内政，不是个外向型城邦，强大的中国也困于内政，不可能是军事和政治的外向型国家。中国将来不会拥有做世界霸主的能力，更缺少产生这种意愿的内在动力。所以，中国并不反对美国对世界的领导，如果这种领导能维持国际安全秩序和一定程度的国际公正。其实，以中国庞大而且高质量的人力资源，中国有潜力而且有意愿成为美国领导地位的最强有力的支持者。没有中国的支持，美国的霸主地位是难以持久的。中国没有能力成为世界霸主，却有能力以经济发展为代价，把任何企图毁灭中国现代化事业的世界霸主拉下台。中美冲突，结果必定是两败俱伤。如果美国放弃在台湾问题上与中国为敌，中国将成为美国最诚挚有力的支持者。然而，我们不能把希望寄托在美国修正其对中国的误判。 中美冲突还有另一个化解的希望，就是俄国的迅速复兴。俄国学界认为，俄国的复兴，将使俄国成为比苏联更强大的国家，成为主导整个欧洲的力量。这个前景大概会出现。然而，俄国的复兴能否发生在中美出现严重冲突之前？从目前看，这种希望不明显。 美国遏制中国的主要手段有四个。（1）在台湾维持海峡两岸对峙的军事平衡，并鼓励中国东邻日本加入其中。日本目前面临的国内外态势导致日本比美国更积极地卷入遏制中国的努力。（2）在中亚、东北亚、东南亚、南亚构筑一旦有事即可启用的潜在封锁线，特别是出海口和能源运输要道。（3）尽量限制中国获取先进技术，特别是有潜在军事用途的技术。（4）投入大量资金影响中国政府官员和知识界，普及自由选举乃“合法性”的意识，挑动由乡村至城市的“颜色革命”。 美国尽管在中国周边攻势咄咄逼人，战线却拉得太长，花费巨大，是虚弱的。从美国的角度看，中国在中亚、东北亚、东南亚、南亚，经常轻松和不露声色地中和了美国和日本的联合努力。中国还是科技大国，不是纯粹依赖武器进口的国家，遏制中国获取（军事）技术的努力也碍难成功。况且美国还有另一个需要警惕的国家，即拥有先进军事技术的俄国。中国与俄国保持着相当温和的睦邻关系。因此，遏制中国的根本手段只有两个，一是台湾，一是搅乱中国内政。 在台湾问题上，对北京而言，和平统一是上策，冻结现状是中策，战争解决是下策。对华盛顿（包括东京）、北京、台北三方，下策不是选项，只可能是被逼无奈下出现的“状况”，特别是美国误判后的状况。树欲静而风不止，现状的冻结不可能是静态的，是促统的北京和明里暗里支持独派的华盛顿和东京竭力参与岛内政治博弈的最可能结果，是各方实力动态平衡的结果。谁消极，谁被动，现状就会偏向统或独的一边。和平统一则代表北京的完全胜利和华盛顿遏制政策的破产。这种奇迹极难出现，也未必完全不可能。美国实力强，却是“外人”。 北京处理台湾问题有四个关键手段：（1）促统的坚强战略决心以及灵活的战术策略；（2）强大的军事实力；（3）国内经济高速度、可持续的繁荣；（4）稳定而有公信力的先进政府制度。很显然，最后一条是前三条的基础。一旦北京政府能刷新吏治，如香港、新加坡政府一样守法、廉洁、透明、也就是“公正廉明”，鼓励内斗的台湾政体将相形见绌，台湾就会出现对祖国的强大向心力。 同样的道理，美国对中国内政的干涉，特别是在思想领域的干涉，也只有在中国内部虚弱的情况下才有效果。如果中国能够及时去除政体中的弊端，建立起具有公信力的政府和政府制度，解决好前面提到的四大问题，即腐败问题，乡村问题、民工问题、社会主流意识问题，美国从内部攻破堡垒的希望也就破灭了。 外患来自中国的成功，而抵御外患的基本手段是加强中国社会内部的凝聚力。中国内部十三亿百姓的凝聚力来自国内政治的清明，来自有公信力的政府。 注释： [1]潘维：《组织贫困农民建新城——解决我国农村问题的一条思路》，《香港传真》（2004－14）。 中西文明的差异与国家安全 ——“中西文明差异、国家安全、联合国改革” 研讨会发言 十几年前，还在美国留学时，就听说梁守德老师在号召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回国后，仍感到不得要领。国际关系之所以自成一门学科，是因为有不同于国内政治的“规律”。理论是对规律的发现、表述和解释。如果国际关系的规律是客观的、公认的，怎么会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正如世界上没有“中国特色的物理学理论”。 在北大教了九年书以后，我对梁老师的主张有了些新认识。以这个新认识为由头，我在此谈谈中西方文明的差异与国际安全的关系，以至于同联合国改革的关系，从而扣住本次会议看上去风、马、牛、不相及的主题，即“中西方文明差异，国家安全，联合国改革”。我试图把风、马、牛全栓在一起。 首先谈“国际关系规律”的两面性——即主观性与客观性。其次谈国际关系规律的主观性与文化的关联，比较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安全观。最后以安理会改革和中日关系做例子，谈中西安全观的差异和安全政策的导向选择。 一．国际关系规律的客观性与主观性 我们似乎自认为非常熟悉国际关系的基本规律。也就是：以无政府状态为前提条件，以国家间相对的实力分布为原因变量，以国家安全为结果变量。国际政治是什么？是国家为了自身安全而改善自己相对实力地位的政治。 拥有否决权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是改善实力地位的一种手段，也是地位改善的一个标志。中国争来了，日本也要争，印度也要争，德国也要争。国家强大了就要争，争来了就变得更强大。 人类认识相对实力分布这个原因变量已有两千五百年之久了。我们认识到，实力分布的迅速变迁会严重影响到安全。我们也因此推导出“安全悖论”，即一国安全了，另一国可能就不安全。所以，雅典的迅速崛起，建立起庞大的雅典帝国，是波罗奔尼撒战争的根本原因。所以，中国的崛起，导弹能覆盖日本全境，能摧毁日本全部重要目标，成为日本感到不安全的原因。而日本拥有超出中国的海空军实力、拥有导弹防御系统、拥有核能力，又使中国深感不安全。 这就是国际关系的客观性，即国际安全问题是相对实力对比的结果。 然而，国际关系规律还包括主观性的一面，包含有巨大弹性的一面，比物理学规律更有魅力。国家的行为不仅取决于实力的相对分布，而且取决于相关国家对实力分布的主观看法。所以，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鼻祖修昔底德说，波罗奔尼撒战争的根本原因有两个，一个是雅典的迅速崛起，另一个是斯巴达对雅典迅速崛起的“恐惧”。雅典的崛起只用了二十来年，迅速崛起是事实。但斯巴达对雅典迅速崛起的恐惧是主观的，并不是必然的。 修昔底德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斯巴达的恐惧与雅典决策者的主观认识也相关。雅典的决策者中有两派认识。一派尊重斯巴达，提倡斯巴达与雅典是拉着希腊世界这辆车的两匹马，应当联手推动希腊世界各城邦进步。另一派认定斯巴达是雅典称霸希腊世界的对手。民主的雅典最终决定流放亲斯巴达势力的领导人（倾向“拉哥尼亚化”的鼓吹者），使敌视斯巴达的势力占了上风，让反斯巴达的政策占了上风。这当然引起了斯巴达的恐惧。敌视与恐惧的恶性循环导致了双方一系列政策的恶性循环。终于，双方不顾三十年和平的约定，走向了波罗奔尼撒战争。这场战争表面上是斯巴达赢了，其实双方都输了，都输得很惨。希腊世界自此衰落，位于偏远北方的马其顿则借机崛起，乃至统一了整个希腊世界，结束了希腊的城邦时代。 关于实力对比变迁的主观认识是国际关系中的两大原因变量之一。一是实力变迁，二是对实力变迁的主管认识。 规律的客观性与主观性与现实什么关系？ 今天是面临中国的快速崛起。这场崛起积蓄了一百年，又经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十余年。从西方世界意识到中国崛起的二十世纪末开始，再走半个世纪，中国很有可能成为与美国并肩而立的超级大国，给世界一种全新的政治文明选择。若我是美国的领导人，我也有理由感到恐惧，感到不安全。 换言之，中国的快速崛起，加上美国的恐惧，就构成了二十一世纪上半期世界最大的安全问题。相比之下，中东问题、反恐问题、乃至是贸易和金融问题，都是小问题。贸易从来不是阻止战争的因素，倒可能是战争的原因之一。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德国的最大贸易伙伴是美国，日本的最大贸易伙伴是美国。战略的考虑是至高的，安全恒定是第一位的国际政治原因。 然而，美国的恐惧是必然的吗？中国对美国的敌视是必然的吗？由此，就产生了如何应对今日之安全悖论的主观意识，这就有了“中国特色”的认识，就有与“西方文化特色”的对比，就有了梁守德老师的特色主张，就有了中西方文化对比的问题。 二、中西方文化中安全观的对照 对实力对比变化的认识、看法、心理状态将催生政策，政策导致结果。安全形势是客观的，但对安全问题的看法或者“安全观”是主观的，是受文化传统影响的。 中西方安全观有共同之处，就是都认识到“实力”和“观念”两大要素的重要性，而且我们双方都认为实力的核心是武装力量，也都认为观念的核心是正义，即正当性、合理性、合法性。 然而，我们双方有重要的不同之处。西方安全观把实力看作是最重要的，正当性是辅助性的，甚至称为“软实力”。我们的安全观则把正义摆在了核心位置。若非无奈情况下，中国人不尚武，尚文。讲究文攻武卫，讲究“道”，讲究“王道”。信奉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尚武是西方文明的基因，是游牧部落时期传下来的生存之道，于他们也是无奈，是生存之必需。修昔底德记录了雅典人最著名的外交立场：“强者做想做的事，弱者做不得不做的事”（The strong do what they want to, the weak suffer what they have to）。 对西方人而言，契约是力量均衡的结果。民主就是人数相对多的强大一方做主。公理属于强大的一方，强权即公理。打败了的一方，比如萨达姆，当然是邪恶的。而打赢了的一方，无论多么无理，也是对的，是正义的。越南战争赢时就是正义，输了就不提正义了。因此，对美国人而言，安全就是超过别人数十倍的军费，就是优势之上，再加上优势，直至绝对的优势。正义是军事优势的辅助甚至结果。 中国也有霸道的传统，也有尚武的传统。但更重要的传统是王道，是尚文。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无不以武功卓著，却两代之后就忘掉了战争的艺术。满清开国全凭武功，可两代人之后竟不会打仗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今天，尚文之风大盛，虎狼之师的特色所剩无几，也不过半个世纪，两代人而已。“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成了“文化”，文之教化。 然而，比起雅典的帝国，罗马帝国，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奥匈帝国，乃至英帝国，中华帝国在远东维持时间最持久，王道远播，不以力服人，讲究攻心为上。即便对弱小势力，我们千古称颂的是“七擒孟获”。锄强扶弱之正义观充满了我国的传统政治。是为政以德，是正文之治，是正义的道德之治。在最强大的汉朝，我国喊出的口号是“犯强汉者，虽远必诛”。其实还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绝无布什“不站在我一边就是我的敌人”那种霸道。 “国虽强，好战必亡，国虽大，忘战必危”。强大时不好战；因为有亡国的危险所以要记着战争。汉武帝晚年失败，人们归之为“穷兵黩武”。 在我国，安全与正义之师有关，哀兵必胜。我们不一味追求军事力量的超级强大，与苏联不同，我们讲究有限的足够的军事力量。核战略也是这样，中国人最早认识到“够用”的概念。而且，正因为正义观，我们有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不会像美国人那样发动预防性战争（preventive war）。 为此，我国军事艺术与西方走了不同的路。西方人认为最好的防御是进攻。而我们则讲究防御，不讲究进攻，讲究构筑城墙，修长城。讲究以弱胜强，讲究拼智慧，不讲究正面硬拼，而是运动战、游击战、政治战。甚至在没有退缩空间的“三八线”上搞“地遁”，挖地道、坑道战，往地底下钻。 我们特别依赖正义，他们特别依赖武力。《圣经》、民主也是靠武力来推广的。 中西方的安全观能彼此说服吗？ 我看很难，几乎不可能。美国不会相信中国的崛起于美国是无害的，不会相信中方对和平崛起的承诺。美国的恐惧改不了，中国则要耍太极。 中方缺失的是对实力，特别是军事实力的强调。而西方的弱点是缺少对正义的理解，浅薄地认为是“软实力”。他们的“软实力”包括欺骗。我们说的正义就是正义，就是不杀人放火，就是以自己的生命和幸福为代价去帮助别人，是一份真诚，如坦赞铁路。 而今怎么办？中国军力不堪与美国抗衡，但今人受西方强权思想影响太重，又不讲究中国传统，不知中国传统之正义观对维护安全的重大意义。甚至还受所谓“民主和平论”这种伪科学的欺骗，还去欣赏米尔斯海默对沃尔兹的劣等修正，什么“进攻型现实主义”。当然还包括已堕落成帝国主义辩护工具的那个建构主义。 我这就说到这个讨论的结论了：我们并不视美国为敌，也不以日本为敌，我们谴责世界上的一切不正义，我们呼吁公平贸易，支持减少世界的贫困，反对用战争来解决国际矛盾，反对干涉他国内政，高举“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大旗，树立起国际社会正义化身的形象。 这是我国的优势，能弥补我国军事不足的劣势。如果军力不济，再丢掉道义的旗帜，我们就什么也没有了。不讲道义，又不尚武，不当兵，就只好投降。与此同时，坚决增强我军实力，要有能力有办法击退任何强敌，以“忘战必危”来教育全党全国人民，真正做到“朋友来了有好酒，豺狼来了有猎枪”。 讲到这里就引来第三个问题。 三、安理会改革、中日关系与中国的主观认识 安理会是个强权即公理的典型。因为符合国际关系规律，故联合国比国联成功。按实力分配席位是国际关系的规律。但席位也不是白给的，你得“争”来，要是大家都争得进来，安理会就变国联了，也就该寿终正寝了。 日本说我给钱，德国说我给钱，印度说我有原子弹，巴西说我有钱也有人。全是强权政治，这是国际政治的客观规律。 但正义在哪里？中国的立场在哪里？我们与他们的不同在哪里？我国的正面形象在哪里？ 在中日关系上，我们一方面是现实主义者，承认中日战略关系有利害冲突。但这并不是我们反对日本入常的理由，或者不应当是。 我们的真正，或者真实的理由是，日本否认战争罪行就不配入常。这就是道义，我们与日本的关系也是这样，中日人民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前提是日本必须反省强盗行径、皇国史观。是的，我们在实力上不如日本，但正义在我们一方，我们的政府有13亿人民做后盾，就坚强、就强大，就能压日本一头。没有如德国政府那样的真诚，日本再强大也是虚弱的。同样的道理，美国再强大，当世界强盗也是要失败的。如果日本政府真诚反省，我看不出什么理由中国干吗反对其入常，毕竟那是个承认强权的地方。 因此，强调道德底线，强调最低程度的正义，这就是我国安全观的特色。 于是，我想起梁守德老师近年来思想的新发展，他近年教的研究生课，学生戏称为“球权”课。讲人权、主权和国际社会中的权利——利益的利。他从研究权力，力量的力，转而强调权益。个人、国家和国际社会三个层次的法定的正义——正义观。 我想，他是捕捉到了一个中国的现实处境，也捕捉到了我国传统安全观念的一个独特的、不同于西方的优势。虽然我还是没有看到他号召的“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然而，他的思想显然在往那个方向走，而且有了突破性。也就是说，在国际政治规律方面，我们中国人很可能有不同于西方人的理解。而这理解与中国传统有密切关系。我觉得他的这种理论追求，应当让我们这批学生辈的人，特别是从事国际事务研究的人尊敬。 好了，我把风、马、牛联一块了，不满意的还可以再拆开。 中国必须与西方展开政治竞争 自原子弹时代降临，人类生存方式的主要竞争手段出现了根本变化。不再是军事技术和军事实力的竞争，而是思想战线上的竞争，即政治观念体系的竞争，成了生存竞争的主要手段。 西方拥有话语霸权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苏联的溃败与军事力量几乎无关。美国的霸权也不在军事能力。战后迄今60多年里，美军从没打赢过任何一场战争。“自由民主”话语系统崛起、称霸才是美国获胜的主因。世界霸权是靠政治话语霸权来确立和维持的。 “冷战”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靠意识形态竞争决出胜负的文明间的大战。冷战史证明，政治观念体系竞争的成败是文明兴衰的关键。苏联领导层未能理解这个变化，全力争取军事技术和生产能力上的优势，却在意识形态上采取守势。于是苏联知识界首先被西方征服，然后是苏联领导集团，最终导致了苏联观念上的崩溃和投降。整个民族陷入生活的混乱和困顿，陷入失败的绝望。 什么是意识形态？在当代，意识形态是关于社会发展道路、生存方式的政治观念体系。政治观念体系凝聚成少数抽象概念，就号称“普世价值”，就成为现代宗教，成为知识界信奉的对象，就能如宗教般俘获民心。 自由、民主、市场的“三位一体”与圣父、圣子、圣灵的“三位一体”并没有区别。概念的外延越大，内涵就越少，其标准也就越含糊，就越取决于谁掌控定义权。谁能证明中国传统的自耕农社会不自由，或者没市场？有人去探究，中国比法国“市场”得多，比加拿大或者日本“自由”得多，或者印度比美国“民主”得多。这种“事实证明”没有意义，却落入了西方的话语框架。 因此，所谓“话语霸权”，核心在于“概念定义权”，在于被知识界主流信奉的定义。什么是当今世界主流信奉的“自由民主”？你有再多的言论自由也不算数，除非反共的言论占据主流地位才是“自由”。你有再多的党也不算数，除非让想推翻共产党的党逐渐坐大并取而代之才是民主。而美国在制度上排斥第三党，其两个党的政纲看上去比共产党更像一个党，却依然是自由民主。掌控不了人们心目中的概念定义权，自造的定义只会沦为知识舆论界的笑柄。 东方怎么可能成为西方？中国照美国的方式生存，地球就毁灭了。即便你想，西方会允许吗？武器的批判不能代替批判的武器。意识形态是攻击的利器，却不是解决问题的法宝，不是管理社会的技术，更不是关于吃穿住行的科学技术。转奉自由民主的真理会使国家变得繁荣富强？不，不会。思想上的被征服者会成为征服者支配和鱼肉的对象。第三世界的“民主化”过程也是被边缘化的过程，是被资本主义核心世界驯服的过程。 西方人说“自由民主”使他们富裕，可他们明明是占有了南北美洲、大洋洲、非洲、中东、南亚和东南亚之后才变得富裕。除了俄国和日本，他们占据了，移居了，掠夺了地球上所有的陆地，而且还在继续掠夺中。印度多数人民信奉“自由民主”，却不可能像欧美人民那样富裕。 如果生存质量没有因为改宗“自由民主”而改善，那自然是因为你没有信奉自由民主，过上自由民主生活。至于谁信的基督更“正宗”，谁的“自由民主”更“真正”，那标准是西方制定的，西方人有话语权，即定义权，处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边缘的民族永远不可能达标。 在伊斯兰世界播种民主的龙种，收获的是伊拉克跳蚤。“自由民主”只是个标签，说明西方阵营的先进和非西方国家被压迫的合理。美国大兵刺刀下的伊拉克被认作“自由”了、“民主”了，那么，由美国控制巴士拉油田、永久的军事占领当然有合法性。 谁会谈论应当制裁每天都在滥杀伊拉克平民的美国呢？于是，必须制裁缅甸，因为那里还没准备接受美国指定的“民主”傀儡。当然不能制裁格鲁吉亚，因为那里已经有了美国控制的傀儡。所以，意识形态是攻击别国的武器。 生存方式竞争的胜负从来都不取决于物质状况，否则大清国怎会败于小日本，延安怎能胜过西安，又怎会有“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民心向背决定战争的胜负。在当代，民心向背之争主要是意识形态的话语权之争。没有色彩其实就是色彩，就是默认世界的“主流”色彩。 我国面临挨骂问题 一种生存方式分成三个阶段被对方征服 (1)对方的话语系统由知识界的非主流变成知识主流；(2)知识界的新主流话语渗入政治领导集团；（3）政府认同此种话语系统，并使之成为社会主流。从此，被征服者看上去永远像“自杀”而非“他杀”。 鸵鸟政策只会输掉意识形态之战。意识形态之战，实质不在于是否有争论的自由，而在于是否有勇气应战，在于是否有能力去争夺论战的主动权，在历史、文化等主要战线发动进攻，而且战而胜之。在核时代，没有抵抗霸权话语系统能力的民族，没有意识形态竞争力的文明，注定要被击溃。 千年前的西方把世界分成“基督徒和异教徒”的世界，今天的西方把世界分成“民主与专制”的世界。“民主与专制”的两分让西方傲慢地高踞于话语权的最顶端。解释世界上发生的几乎一切重要事情，轻浮地为一切重要的事情开同样的药方。如果治不好病，他们使被洗脑的人相信，责任永远不在药方，而在病人。 在对欧洲封建主义的战争中，本着开放解放的精神，自由民主话语系统渐渐成熟为伟大的话语系统。这个系统在对共产党人的批判中更加成熟壮大。然而，如同罗马帝国时代获得了统治地位的基督教，一旦赢得了世界的统治权，这个话语系统就变成了教条，走向了堕落，成为压迫者的外衣、征服者的武器，把当今世界带入了政治蒙昧时代。 新的“十字军”带着道德优越感发动了新的东征，以人权的名义摧残人权，以自由的名义限制自由，以民主的名义支持专制。未来的历史学家们会指出，所谓“反恐”战争，非常肮脏，目的是控制战略要地，掠夺战略资源。正如雅克?德里达曾经指出的，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暴行，都以人性和人道的名义进行。 然而，即便认识了这场新十字军东征的实质，意识形态依然重要。宗教狂热点燃了基督徒们参加十字军的欲望之火，而“自由民主”之类的信仰煽动着今天愚昧或者功利的西方人民，也给受害者带来了内部的“第五纵队”，带来了抵抗运动的自杀。 需要指出，新蒙昧主义也在我国影响很深。照着流行的说法，从秦始皇到今天，我目2000多年都实行专制：近60年的制度则是“集权主义专制”，即最恶劣的一种专制。这种分类一笔勾销了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20世纪上半期西方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后半期的民族解放运动、中华民族过去的辉煌和今天的复兴。遗憾的是，中国也有些人对西方的这种两分法深信不疑，忽略行政改革，而专对政体的“根本改革”感兴趣。 如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的黄平教授所说，“我国已解决了挨打、挨饿问题，现在面临挨骂问题。”在现行的党政体制下，我国取得了举世公认的辉煌成就，但现行党政体制遭到西方指责。 许多人以为，中国不会被骂垮，这是浅薄的。西方希望的中国改革当然不是改良，不是改善行政体制。对他们而言，政治改革就是从专制改成民主，就是拆房子，拆政体。无论是跃进地拆，还是渐进地拆，目标都是把故宫拆掉建白宫。房子未拆，“政治改革”就没完成。然而，世界上只有一个白宫，中国的白宫是“假”的，也只可能是假的。假白宫不是解放的标志，而是被真白宫奴役的标志。 我国的政体当然有毛病，正如所有现世的政体都有毛病。而且，任何政体，放在乡村与城市人口对半、东西南北巨大差异的我国，都会显得苍白。因为许多地理、历史、文化原因，中华的生存方式、政体从来就是独特的。中华悠久、复杂、独特的政治文明，岂是民主和专制两个政治标签所能概括。 中国政体比其他政体毛病更多？为什么不肯承认60年的巨大进步也是在这个政体下获得的？没有战争和占领，能有美国？有病需要服药并不等于需要服毒自杀。苏联的对手就是这样诱导苏联自杀了，通过没有硝烟的意识形态战争，通过苏联那批天真的知识分子和领导集团。 没有自信和勇气，文明没有前途 解构政治蒙昧主义没有别的办法，科学是去昧的唯一武器。启蒙只能靠政治科学知识。经验的知识若不能总结成有关发展道路的理论，就打不破霸权意识形态的桎梏，我国就难以在生存方式的竞争中立足。哪怕获得再大的物质文明成就，国内外的意识形态话语权掌握者仍会拿西方的“普世”尺度来测量，拿那空洞的概念给我国政权贴上“缺少合法性”的标签。这类政治标签如果得不到批判，就有可能会引导中华文明走向“自杀”。 为了解构“民主”与“专制”两分的政治蒙昧主义，我国应当积极开放和勇于开展在意识形态领域与西方的竞争。如果没有竞争的自信，没有竞争的勇气，我们的文明是没有前途的。对于美国，半岛电视台不是言论是否自由的标志，而是意识形态竞争的战场。可以说，没有思想战线上的竞争就没有思想的进步，没有思想的进步就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没有在民族之林中思想竞争的成功就没有中华生存方式的未来。 不应忘记，若从1973年8月1日签署欧安会的《赫尔辛基宣言》算起，作为超级大国的苏联。解除思想武装的自杀过程只用了18年。可以预言，俄罗斯能否在全球政治中崛起，靠的将不是普京政权，不是石油财富，不是生产技术，更不会是恢复战略轰炸机的值班巡航：俄罗斯能否在摔倒的地方爬起来，将取决于能否发展出一套崭新的、有说服力的、关于俄国发展道路的独立理论体系。 思想战线上的竞争有两大任务，第一，要解构“普世”价值，说破这“皇帝的新衣”，把一个药方应付百病的荒唐揭穿；第二，要实事求是地总结我们中华的生存方式，给出关于“中国道路”或者“中国模式”的让知识界信服的阐述和理论解释。一个是破，破一个国际性的霸权话语系统；一个是立，在知识界确立对自己生存方式的自觉。我们不是为了对立而对立，是为摆脱思想桎梏，为中华的生存而对立。思想上的破与立是生存竞争的主战场，强大的武器批判能力攸关中华文明的兴衰续绝。 中国问题：核心价值观的迷失 与动物不同，人类拥有“观念”。人类的“观念”无限多，而价值观不是一般的观念，它是关于是非曲直的观念，它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正因为有了它，人类才能分辨生活的甜酸苦辣，才能懂得耻辱和光荣，才有了关于光明的梦想。 作为政治学人，作者关心的是能给“现代民族国家”带来和谐社会关系的那些是非曲直观念。作者把关系到社会凝聚的价值观称为“当代社会的核心价值观”。 那么，什么是“社会价值观”？人与人之间发生交往关系的场合被称为“社会”；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社会关系”；人们关于社会关系的“是非判断”就是“社会价值观”，它集中体现为社会“纲常”，也就是埋藏在我们意识深处的“社会行为准则”。 “社会行为准则”由人们对社会关系的认识而来，这种认识经过长年积淀，因润滑社会关系而成为“纲常”，成为“人文知识”。行为准则与社会客观条件有关系，与本地的文化传统也有关系，从而在不同民族之间具有很强的相对性。所谓“人类的普适价值”，大多承载着某些强大富裕社会的政治和文化偏见。 强调社会价值观对社会关系的作用是本文的基本出发点。社会行为准则的前提是界定身份认同，即确定“我（们）是谁”。自我身份界定清晰，与身份相关的行为准则就能得到公认，价值观就比较稳固并能润滑社会关系，整个社会才能和谐。 相反，如果自我社会身份定位混乱，价值观就不稳固，社会行为准则也随之紊乱，社会关系中的矛盾也会被催化。如果男人同时认为自己是女人，教师同时自认是赚钱机器，官员同时自认是商人，商人同时自认是官员，则各自的行为准则就会混淆紊乱，导致怪异行为。比如，掌握公权的官员挖空心思去赚钱，官场纲常就崩溃，官员的行为就似强盗了。老百姓视官员为强盗，社会就可能烽烟四起。 既然价值观是人们关于社会关系的是非判断，价值观的主要源泉就是社会关系，价值观变迁的主要动力就是社会关系的变迁。生产技术在进步，社会分工在变迁和细化，社会在运动演化，社会关系也在运动演化。倘若社会关系变动不居，人们对自己身份的界定就变动不居，人们内心深处与身份相关的行为准则也就不稳定。 在一个高速变迁的社会，社会关系不可能稳定，价值观也不可能稳定。价值观分为两大类，即“核心价值观”及“非核心价值观”。能维持社会基本团结的价值观就是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以外的对社会关系的是非判断，都是非核心价值观。在一个社会里，多元的非核心价值观能增进社会活力，统一的核心价值观能阻止社会分裂。 区分核心与非核心价值观非常重要。基本的社会关系没有变，核心价值观变了，可以使基本的社会关系发生“不应当的”紊乱。核心价值观有其自身的变化逻辑，相对独立于社会关系的变迁。本文的主要目的在于阐述核心价值观变化的独立逻辑，及其对基本的社会关系所发生的杠杆作用。 中国核心价值观体系在七个层面的迷失 “基本的社会关系”是社会构成的骨架。骨架散了，“社会”就崩溃了。当代社会的骨架由七大类关系构成：个人与他人的关系，个人与自然的关系，个人与群体的关系，群体与社会的关系，人民与政府的关系，人民与民族国家的关系，以及民族国家与国际体系的关系。 对应这七大类基本社会关系的是非判断就是“核心价值观”。若把这些基本的是非判断当作一个“体系”——核心价值观体系，就能观察到这个体系的分层，乃至层次间相互关联的逻辑。对应“基本社会关系”的种类，核心价值观自成一个七层的同心圆体系，自内而外包含七大类核心价值观：（1）道德观，（2）自然观，（3）群体观，（4）社会观，（5）政治观，（6）民族观，（7）国际观。其中，最外层是国际观，内核是人类普适道德观。 1.第一层：个人与他人的关系——道德观 最基本的社会行为准则是六条区分“人”与“动物”的“普适道德”。既然我们是“人”，就不可：（1）杀人（比如随意监禁、滥杀无辜）；（2）抢劫（比如强占农民土地、违法迫使工人超时工作）；（3）偷窃（比如剽窃别人的研究成果、把全民或集体所有窃为私有）；（4）欺骗（比如出尔反尔、不讲诚信）；（5）遗弃（比如抛弃老人和缺乏劳动能力的人）；（6）滥淫（比如强奸及同未成年人发生性关系）。 人们在普适道德观方面有分歧吗？一般而言在这方面没有分歧。不过，近代市场体系确立以来流行的“物质主义”——个人的物质享受至上，及“理性主义”——盘算利益得失是个人行为的至上准则，往往是道德和宗教界的批评对象。其实，在任何时代，追求物质享受都是人的本能。农人努力使田地多产，商人努力赚钱，自古皆然。即便对于孔孟先贤，依然“食、色，性也”，而且要“食不厌精”。对物质享受的理性追求，提供了人类基本的前进动力。然而，理性地追求物质享受是人类本能，而不是价值观。价值观不是本能，而是精英们制造的关于“社会”关系的观念，要求在获取个人利益的同时不能不择手段，不能伤害“社会”中他人的利益。 物质利益是重要的，成为“主义”，则反社会了。个人理性是重要的，成为“主义”，也是反社会的。本能以利己为要，社会价值观本质上是利他的。当社会精英把“人类社会”的法则简化为市场法则，甚至简化为动物界法则，普适道德就成为“理性主义者”们的（逻辑）“累赘”了。维系人类社会，靠的是人类成千上万年痛苦经验积淀出的普适道德规则，亦称“正义”或“基本法”。这正义观是深深种植在人类心灵里的，正是这种“人性”使人类脱离动物界。与动物界相比，人类社会优越得多。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如果社会精英们不把自己看作“人”，而自认是动物王国里的一员，赞美弱肉强食自然法则下的“自由”及“理性”，心灵里的“普适道德”就会迷失，这个社会就有堕入动物界的危险。 2.第二层：个人与自然的关系——自然观 大自然——山川、平原、海洋、空气、动植物——是人类生存发展的根本条件，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所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也被归为社会关系。人类的自然观，也在深刻地影响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影响着各种社会观念。 我们在自然观上有什么分歧？近代以来，有教养的人们摒弃了万物有灵的迷信，放弃了“天人合一”的玄学，避开了成体系的宗教解释，用科学的怀疑求知精神去解释大自然，解释“为什么”。正是因为对科学的信仰——科学精神，才有了近代以来物质文明的跨越式进步，以至于人类近三百年的知识积累超过此前上万年。如果我们自认是“现代人”，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尊重科学就是我们时代的核心价值观，是学校教育的主体，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础。社会潮流是由社会精英引导的，如果我们社会的精英不再自认是“现代人”，不信科学而信迷信，用迷信来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就会用迷信来处理其他种类的社会关系，那么，我们的社会就会盛行“怪力乱神”。 3.第三层：个人与群体的关系——群体观 从生物学的角度看，对任何一种生物来说，群体的存在是个体生存的先决条件，群体和群体结构大于个体，群体的生存竞争能力取决于群体结构的复杂性。人是属于社会的，个人的地位是由群体赋予的。没有群体认同的个体，虽然自由，却是社会垃圾，也是社会碎片化的原因。所以，个体的自由和创造力不是在伤害群体的行为中体现的，而体现在为群体的生存和发展做贡献。这种群体观有相当的普适性，各种成体系的宗教观里都体现了这点。 然而，在群体观上，当今中国出现了重大分歧。到底是群体在先还是个人在先？群体观被中国很多“精英”倒着讲：雷锋不代表“人性”；而反雷锋、见死不救，倒是“人性”。像这样的“价值多元化”、个人至上，是反社会的，不会让中国的社会和谐有序。 以为西方社会信奉个人自由至上，这是中国一些社会精英“食洋不化”的误读。相对于中国社会事实上的个体家庭至上，西方社会自希腊罗马时代就是群体主义的。中世纪自不待言。进入工业时代后，纪律和规则成为社会纽带，群体严丝合缝的配合劳作成为社会强大的关键。在西方的群体里，等级、纪律、服从、权威、共同意志之类的词汇屡见不鲜，那是西方社会的“基因”。Civil Society，无论翻译成市民会社、公民会社、或者文明会社，首先是“会社”。不属于组织起来了的“会”或者“社”，就成了“私”民，就不是“公民”，就不“文明”。正由于西方社会这群体至上的传统与现实，尊重“个人”，分清“群”与“己”的“权界”，才成为那里的永恒话题。 中国传统社会关于“公共”及“公民”的意识相当浅淡，仅极少数精英有在意“公共”的传统。一直到19 0 0年，中国的四亿五千万人还被两万洋兵打败，赔了人家四亿五千万两白银，不分男女老幼，一人赔一两。如果中国人能团结一心，不是每人赔一两银子，而是每人向这两万洋兵吐一口唾沫，侵略者也会被淹死在口水里。 所有发展中国家的群体价值观都不如现代发达国家稳固。在发展中国家，现代化是个强化群体意识的过程。日本、新加坡、韩国在亚洲率先由发展中社会进入世界的发达社会行列，是加强和扩展了群体价值观的结果。在当代中国，（社区范围的）“社会主义”是强化群体意识的核心价值符号。 4.第四层：群体与社会的关系——社会观 在当今市场社会里，市场竞争是以群体为单位的。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是竞争关系。村与村、企业与企业，每一个群体与另一个群体之间，都存在竞争关系。群体间的优胜劣汰是“自然”法则。然而，人类社会并不处在完全自然的状态中。大同世界，人皆兄弟，是人类进步的希望。群体竞争的自由是受限制的，受到更大群体利益的限制。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群体价值观的边界一直在扩展之中：小集体之上还有大集体，还有中华民族；中华民族之外还有国际社会。换言之，由家族认同而村落认同，由村落认同而乡镇认同，由乡镇认同而县市认同，由县市认同而省份和国家认同，这是靠不断扩展边界而进步的“现代”群体价值观。我们称这种现代观念为“公民”意识。因为“我是公民”，所以不能伤害社会整体利益。 近代以来，交通运输通讯工具发达了，地球“缩小”了，国际竞争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所以，全民族的社会整体利益至上，不能被危害。正是在这个核心价值观基础上，各地各单位的人民必须遵守全国统一的法律和政令。比如，德国的《基本法》规定，德国实行“社会市场经济”，近来还调整为“社会环境市场经济（social-eco market economy）”。意思是说，社会整体利益和环境保护利益高于群体竞争的市场利益，而且这被称为德意志民族的核心价值观。群体间的市场竞争，可能引发阶级斗争和利益集团的斗争，从而损害社会整体利益。因此，对市场机制的尊重，要以尊重“社会整体利益”为前提，以服从关于保护社会整体利益的强制性规范为前提。因此，在当代中国，（全国范围的）“社会主义”也是强化社会整体意识的核心价值符号。 5 .第五层：人民与政府的关系——政治观 群体的集合就是人民，人民组成社会，社会是由政府统一管理的。人民与政府的关系应当如何？这是个政治价值观问题。一切出色的文明都以一个独特的政治文明为核心，政治文明凝聚在政治制度中。政治制度有社会结构和政治价值观两个来源。社会结构不同，各国的政治体制就不同。有些政治体制貌似相同而实际不同。叶利钦时代的俄国，虽然进口了自由民主制，但在实际运作上更像哥伦比亚，甚至西西里的黑手党。日本表面上奉行自由民主制，其实际运作却与西方大相径庭：半数日本议员出身于传统的政治家族，部长的儿子是部长，部长的孙子也是部长，部长的重孙还是部长；日本的“首席部长”（首相）实际由70 0个左右自民党党员的选票产生，其中的掌控者不过寥寥数人。中国农村的基层选举也是这样，法定的程序是一回事，实际运作是另一回事。 为什么有些国家的精英非要硬性抄袭与自己社会结构不相匹配的政治制度？原因就在于政治价值观。政治价值观可以独立于社会结构而存在，是可以被精英们信奉、宣扬而流行的。政治价值观集中体现为如何看待人民与政府的关系，特别是关于应当如何遴选政府官员，以及应当如何约束政府的观念。倘若精英们认同的政治价值观过于“西方”，致使流行的政治价值观与中国实际的社会条件不兼容，就会撬动并扭曲人民与政府的关系，社会就不可能和谐。 而今，流行于全球的政治价值观是选举，是直选，是多数决定，是人民组成阶级和利益集团，由集团的代表争夺政府权力，通过占有政府权力来保卫和促进本集团的利益。于是，政治成为政府权力的拍卖场，相对势大者赢。在许多发展中国家，这种政治价值观变成了人民与人民、人民与政府激烈冲突的催化剂。在历史上，别国靠两党或多党竞争解决了阶级战争；在中国，两个党或多个党却制造了战争，制造了所有人与所有人之间的混战。中国因拥有自己独特的核心政治价值观而拥有独特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文明，从而能自立于世界文明之林。在历史上，中国靠儒家精英集团来领导；在今天，中国由一支称为“共产党”的“先锋队”来领导。两者之间显示着社会结构和政治价值的传承，异曲同工。不可否认，历史上，儒家精英集团屡屡出现退化；今天，中国共产党也出现了退化迹象。但同样不可否认，在历史上，西方民主曾经堕落为希特勒统治；今天，西方民主再次遭遇严重的“合法性”危机，人民对政治失望、无助、乃至冷漠——20 0 6年美国中期选举的投票率才20％左右。今天，在广大发展中地区，西方式的选举民主也在四处遭遇“合法性”危机：街头政治与票箱政治齐飞共舞。社会被急欲绑“票”的政客挑动得四分五裂。 对本民族文化的自觉，首先是对本民族政治文明的自觉。如果中华民族不拥有自己民族的政治价值观，就不可能拥有适应自己独特社会结构的杰出政治文明，就会去播种“龙种”而收获“跳蚤”。 6.第六层：人民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民族观 不管什么样的个人、群体、社会，都存在于民族国家之中。世界范围的竞争，是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过去是，现在更是。世界市场将当今世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加剧了世界范围的竞争和冲突，导致民族国家的快速兴衰，也导致庞大国家的天然竞争优势。为了避免被淘汰的前景，欧洲大陆过了气的强国联合起来，试图建立一个庞大的欧罗巴合众国。世界各大区域的中小国家之间也盛行区域合作。 民族国家是以“现代民族”为基础的国家。“现代民族”是个政治概念，指的是国家行政疆界内的所有人民。比如美利坚民族、中华民族。“传统民族”，是指现代民族内部依照宗教、人种、语言、文化、天然地理界限等划分的民族。中华民族在20世纪靠浴血奋战才建立起了自己的现代民族国家，建成了中华民族终极的安全保障。所以，爱国主义就是爱我们中国，民族主义就是在与其他民族国家的关系里，视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至上。只要自认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爱国主义就是天经地义的核心价值观，毋庸置疑。 7.第七层：民族国家与国际体系的关系——国际观 国际体系是由民族国家构成的。因为国际体系处于“无政府”状态，没有统一的世界政府，各国都依赖本国的武装力量自保安全，所以，通行于“国际社会”的基本法则是“弱肉强食”。由于被欺压的民族会反抗，甚至联合起来反抗，所以弱肉强食是需要结盟的，没有任何强大的民族国家有能力单独主宰整个世界。于是，在国际体系里，一方是压迫者，另一方是被压迫者，当然还有地位模糊的中介群，是压迫和抵抗压迫的中介和中间地带。 由于被压迫者也有国防兵器，会给赤裸裸的压迫和掠夺带来代价，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便成为国际财富交流的最正常形式。貌似公平的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体系，其实并不“公平”，大多掺杂着强国集团的政治和军事压迫。 文化血缘可以成为利益纽带，对国际关系体系的是非判断则构成结盟的纽带。然而，世界体系里结盟的基础是利益，不是文化或“文明”。压迫者对压迫有一套辩护词，被压迫者对反抗压迫有一套辩护词。认同压迫者的说辞，当然有可能成为压迫者的朋友。但能否成为盟友，并不主要取决于对国际体系的认识，而主要取决于利益，取决于你的国家是否被压迫和被掠夺。最悲惨的国家是，一方面流行认同压迫者的国际观，另一方面自己就是被压迫者，不得不反抗压迫。 伊拉克并不反感美国，是冷战末期美国在中东的主要盟国。在美国入侵前夜，伊拉克电视台还播放着好莱坞电影。因为石油和地缘优势，伊拉克又不得不被压迫，也不得不反抗。但被压迫的伊拉克政治和军事领袖们，并没有抵抗美国压迫的意识和意志，却有变成美国盟友的梦。意识混乱，内部就分崩离析，就软弱，就“招”抢“招”打。 由于上述道理，一个国家的人民，特别是这个国家的精英，需要有对国际关系的清醒认识。当今国际体系的本质到底是“相互依存”还是“压迫与被压迫”？我们自己是不是被压迫民族？我们要认同压迫民族的国际主义还是被压迫民族的国际主义？ 概言之，对七层社会关系的是非判断构成了七大类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即：道德观、自然观、群体观、社会观、政治观、民族观、国际观。如上所述，在核心价值观的所有层次，在今天的中国都存在着截然不同的看法，也看不出哪一种是“主流”。这种情形就是“核心价值观的迷失”。 核心价值观体系的崩溃往往始于国际观 今天议论价值观，大家容易集中着眼于“普适道德”观念的缺失。普适道德是人类最核心的价值观，维系着人类“社会”，“人”皆有之，怎么会“迷失”？ 运用上节提出的七个分层，我们可以分辨核心价值观独立于社会关系变迁的逻辑机制，从而解释普适道德的“骤然迷失”。笔者由下述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核心价值观体系的崩溃往往始于最外层，即国际观的崩溃。 1.国际观是核心价值观里最薄弱的一层 国际关系体系与人民的日常生活距离最远，一般人对国际关系的理解远远弱于对身边日常生活的理解。所以，对国际体系的判断基本来自本国精英的看法，精英们对国际体系的看法变了，整个社会的国际观也随之变化。 在中东，美国采取了令世人瞠目结舌的政策——无条件地支持以色列做任何事情，不惜得罪该区域所有的穆斯林国家。除了占全国人口不到2％的犹太人，美国似乎没有多少“利益”去实行这种政策。与该区的穆斯林国家不同，以色列没有石油，也并不居于交通要道，支持以色列种族清洗政策甚至还导致了美国国内的不安全。但是，大多数美国人对深究国际关系没有兴趣。美国对中东政策的教育、研究、制定、宣传、执行，都掌握在犹太人精英集团的手中，他们成功地引导了美国的国内舆论，把反对美国中东政策与反犹主义、反基督教文明，甚至与支持希特勒的法西斯大屠杀联系在一起。 同样，在中国，绝大多数人并不了解国际事务，对国际关系的看法大多来自精英。倘若精英们认同美国领导的国际体系，这个世界就没有压迫与被压迫民族之分，而是一个以美国为核心的“国际文明社会”在创造和维护进步的国际秩序，是美国正在领导与反文明、反进步的“流氓国家”进行正义战争。在国际关系现实中，妥协和讨价还价是一回事，持有某种国际观是另一回事。国际观变了，妥协和讨价还价的性质也会变。罗马帝国丧失了区分罗马人与日尔曼人的意识，罗马帝国的末日也就不远了。“华夷之辨”消亡了，中华帝国体系就不可能持久。1975年，是前苏联经济非常健康的年代，是自信心膨胀的年代，但在该年举行的第一次“欧安会”上，前苏联签署了“赫尔辛基协议”，向西方的国际观缴枪。当一部分前苏联的知识精英改变了对国际体系的认知，其核心价值体系就开始了自内而外的多元化历程，直至最终崩溃。 2．国际观的迷失会触发民族观的迷失 如果美国领导的国际体系是正义的，代表进步，那么与这个体系的冲突则罪在本国，本国的爱国主义就是“极端民族主义”，就应当遭到抵制。中国一些知识精英常把中美矛盾归于中国对主流国际机制缺少认同，归于“极端民族主义”。对于压迫国家联盟的成员，认同压迫民族的国际主义与认同爱国主义毫不冲突。美国社会里的爱国主义被公认为世界上最强的，美国国庆日家家户户都自动高挂国旗，“不爱国”的帽子对美国精英们是不堪其负的。同样，对于被压迫国家而言，认同反压迫的国际主义与认同爱国主义也毫不冲突。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与今日美国一样，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浑然一体。然而，在压迫国家内部，信奉反压迫的国际主义与信奉爱国主义会发生激烈冲突，比如美国的语言学家、政论家乔姆斯基就是一个例子。同样的道理，在被压迫国家，信奉压迫民族的国际主义与信奉爱国主义会发生激烈冲突，因为，被迫抵抗国际压迫的现实与其国际观必然发生冲突。 在中国，国际观的迷失正在导致爱国主义的消解，反对爱国主义的价值观公然登上了大雅之堂，是否应当坚持爱国主义已经成为一场舆论混战。不信奉现存国际体系的人指责说，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是大丈夫，现在有人存心让中国做美国的小老婆。而信奉现存国际体系正义性的精英们，像美国那样要求中国“理性地融入”美国领导的世界体系，无例外地斥责中国的“极端民族主义”。主流媒体，甚至教育界，以貌似“公平”的姿态给双方提供“平等”的平台，助长非爱国主义的舆论，直至让历史教科书“淡化”民族国家意识。舆论混战和教育的变质体现了中国民族观的迷失。 3．民族观的迷失会触发政治观的迷失 如果认定现代民族是虚无的，如果相对于外族利益而言的本民族利益不是至上的，如果爱国主义是可以反对的，那么，民族的政治价值观就要让位于所谓的“普适政治价值”。迷失了民族观，会丧失对本民族政治文明的自觉，就会轻浮地谈论“普适政治价值”信仰，而无视其能否适应本国特殊的社会结构。 民族观，并不与某种具体的政治观必然相联——“爱国”与“爱党”当然是有区别的。但民族观要求以本国利益为至高标准，不会被什么主流的“普适政治价值”吓倒。人类道德观是普适的，但政治价值观的所谓“普适”性明显不是事实，过去不是，现在也不是。只要人类社会还存在不同的社会结构，政治价值观就丰富多彩，政治文明也就丰富多彩。例如，中国的民本主义与西方的民主主义就是两类不同的政治价值观。以“多数决”为程序的普选不代表普适政治价值，正如公开考评也不代表普适政治价值。罗马的政治价值观风靡整个罗马帝国，却与中国汉朝的政治价值观不同，因为两国的社会结构不同。若小农的中国也奉行罗马的政治价值观，这世界上就没有“中华文明”了。美国军威给阿富汗带来了“民主”，也制造了军阀混战和世界上最大的毒品生产基地。毛泽东所持的政治价值观与“世界潮流”不同，邓小平也顶住了所谓的“世界潮流”，坚持非西方的中国政治价值观，而戈尔巴乔夫则被所谓“世界潮流”吓坏了，因而，两国的结果也就大不相同。 在西方成长的孙中山先生，本来认同西方的政治价值。但当他看到中国正是受到西方帝国主义侵略掠夺而衰落的，就对原先认同的价值产生了怀疑，转而求助于中国本土的政治价值，以及能使中国获得民族解放的其他政治价值。孙中山的思想核心是民族利益至上的民族主义，即爱国主义。不谈民族自主的“主权”，哪里还谈得上“民主”？中华民族的社会过去是独特的，现在也是。中国社会不是由阶级和利益集团组成的，一如台湾不是，香港不是，新加坡也不是。在这些与西方不同的中华社会结构里，选票主要靠族群和地域区隔，所以多数决在本质上是分裂性的，反现代的。正因为如此，无论是暴力阶级斗争的政治价值观，还是程序阶级斗争的政治价值观，我们对待它们的唯一标准就是本民族的利益。没有对本民族政治文明的苏醒和自觉，就不会有真正的文化自觉。有了民族政治文明的自觉，就不难发现：乞丐并不因为获得一张选票就成了“主人”，对他来说，那张选票还不值一瓶酒。 在今天的中国，政治价值观是争议最大的一类核心价值观。精英们的思想一片混乱，而且在进行着“百花齐放”式的混战。在政治价值观方面，我们应主要靠以集团为基础的“多数决”，还是继承中国政治文明传统，靠考评考选的“绩优”原则来公开透明地选拔一个中立的领导集团？决策者应当是全民利益的代表，还是某些集团利益的代表？应主要靠“多数决”的票箱子，还是靠“分权制衡”的法治来约束政府？中国今天在政治价值观上的混乱，还体现在官方的反应上：一旦美国批评中国没自由、不民主，中国就极力辩解。这种辩解体现了对美国“普适”政治价值的认同，以及对自己民族政治文明的自惭形秽。 4．政治观的迷失会触发社会观的迷失 政治价值观是关于政府与人民相互关系的价值观，在逻辑上与社会整体观紧密相连。“官”者，“管”也。为什么社会需要政府“管理”？因为社会要求整体的和谐。在当今市场社会里，有政府管理未必就有社会的整体和谐；但没有政府管理就肯定没有社会关系的整体和谐。 政府的管理是受政治价值观制约的。在结构不同的社会，处理社会关系的方法不同，政治价值观也就不同。政治价值观不同，关于如何维系社会整体性的观念也就不同。由此，政治价值的混乱将导致社会整体价值观的混乱。如果维系社会的整体价值观迷失了，人们的认识不统一，维持社会的整体性也就极为困难。 法定的固定社会分工，是维系封建社会整体性的价值观；物竞天择，自由竞争，强者获胜的集团型社会分工，是维持资本主义社会整体性的价值观；竞争服从社会整体利益的社会分工，是维持社会主义社会整体性的价值观。在今天的中国社会，群体间的竞争经常呈恶性竞争态势，以邻为壑、无法无天，规范群体竞争的社会准则滞碍难行。 传统中国的社会整体观是非常薄弱的，这也是引入社会整体利益观的主要原由。这个社会整体观就是（全国范围内的）“社会主义”。当政治价值观崩溃了，社会主义的价值观也就崩溃了。缺少了社会整体观，群体之间的竞争利益就至上，社会就陷入群体间的恶战。于是，为了小集团利益，可以去侵吞全民所有的财产；为本单位利益，可以无视国家环保法律而去污染江河湖海；为了本省本地的利益，国家法律和中央政令被搁置一旁。 5．社会观的迷失会触发群体观的迷失 如果全社会的利益是虚无的，较大群体的利益也就不实在，小团体的信念也将随之动摇。当群体的精英和领袖们自己都不在意自己所领导的群体，搞“五鬼搬运”，窃本集体内的“公家”利益为自家所有，哪个员工还会珍惜自己的团队？群体观垮掉了，团队就会“兵败如山倒”。原本盈利的企业瞬间被“企业家”搞垮，而这些企业家还振振有词地引用“经济学家”们的话，指责“产权不明晰”，认为只有“明晰”到“个人”的产权，才是真正实在的产权。然而，“股份公司”难道不是集体企业？股票的所有者对企业必然有“责任心”，而不会“望风而逃”？“职业经理人”没有产权就肯定不敬业？教师不拥有学校产权就应当不认真教书？军人因为不拥有军队的产权就不拼死作战？总理因为不拥有国家的产权就不认真办事？ 群体观的迷失，会导致个人利益无限膨胀，就只剩下原子般的“个人”了。社会不是由个人组成的，而是靠群体串联起来的。如果一个社会的价值观只剩下个人主义，我们得到的只是普遍的“反社会”的意识，这个社会离陷入“所有人与所有人”之间的战争也就不远了。中国社会的群体观就是（社区和集体范围的）社会主义——强帮弱，富帮穷，扶老携幼，同舟共济，共同进步。 6．群体观的迷失会触发自然观的迷失 在当代社会里，个人是脆弱无助的。缺少了群体的信念，无助的个人就只好乞灵于各类神怪赐予的“奇迹”。科学的知识与个人利益相距遥远，需要靠群体、靠群体的配合、乃至全社会和全人类的协作才能发挥效益。缺少了群体信念，对科学的信念就丧失了根基，因为科学知识无助于克服个人恐惧，也不解决个人面临的重大社会挑战。 当社会赖以进步的科学精神被打入冷宫，这个社会就会流行各种“妖道”。在中国最近15年间，传统迷信和各类变种了的西洋宗教杂交，遍地开花。其中，社会精英们的推波助澜，可谓“功”莫大焉。西安有所“华中科技学院”，原先一年只能招到二百学生，遂在教学楼一层的副院长办公室设了神坛，还请专职神棍做法。据说设坛之后的第二年，学校就招了六百学生，而今已经招到一千五百学生。此事竟然发生在每年要培养上千名科技工作者的“科技学院”。以前，曾有报道说，西部某县的首脑机关里也设神坛。在当今的中国，不少官员和商人们靠求神拜庙打卦来祈求升官发财，楼层不设4、13、14层号，车牌、门牌拣选88，66之类“吉祥”数字。如此这般，邪教流行便不足为怪。王道衰，妖道兴，自古皆然。 7．自然观的迷失会触发道德观的迷失 群体观迷失了，科学观也迷失了，“社会”就成了一个空洞的概念，适用于社会关系的普适道德也就没了依托，我们对“人类社会”的信念就只剩下了缺乏科学信念和没有群体归属的个人。 宗教信念固然可以替代科学信念，但人们信奉的宗教各不相同，现代人类社会也无法依赖宗教来引导群体的生产活动。当“社会”不存在了，世界上只有个人，人的兽性就彰显。丧失了道德观的人们，是非常可怕的。丧失了道德意识的社会，当然不可能是和谐的社会。 国际观、民族观、政治观、社会观、群体观、自然观、道德观，就是这样层层相关，构筑了“当代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 道德观是普适的，最为坚固。自然观基本上是普适的，坚固程度次之。群体观和社会观的普适性依次递减，坚固程度也依次递减。政治观是普适性的分水岭，人们在政治观上的显著区别已经说明其非普适性。尽管政治观的坚固程度相对较低，却是有关社会统一的核心观念基础。民族观当然依民族不同而各自独立，“现代民族”的历史并不悠久，长者二三百年，短者二三十年。民族观不是坚固的观念，却是现代民族国家赖以生存的关键。国际观被明显分割成“阵营”，不可能普适，因为各国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地位不同。国际观的坚固程度最低，却是核心价值观体系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 上文定义了核心价值观体系，分辨了体系内的层次，并指出了层次间的逻辑。作者由此判断，核心价值观的崩溃是自外而内，由易到难的，越往里越难崩溃。在这个体系里，政治观是普适性的“拐点”，也是坚固程度的拐点。倘若我们看到了政治价值观的多元化，那时，核心价值观体系已经处在风雨飘摇之中了。倘若我们看到了最内层的价值观开始崩溃，那时，这个社会的价值观体系肯定处在全面的混乱（多元化）和崩溃之中。 因此，攻击一个强大的国家，攻击其核心价值体系是最廉价的进攻手段，能收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随着大国的武器系统先进到了“相互确保摧毁”的程度，爆发世界战争的机会大为下降。由此，通过意识形态战来明晰己方的敌我友观念，模糊对手的敌我友观念，便上升为国际竞争战场上的战略武器。于是，在信奉新闻自由的美国，有了《国家网络战军事战略》，建立了“媒体战部队”，还设立了隶属于美军战略司令部的“网络作战司令部”。 有效的攻击往往从最薄弱、有争议的外层开始。被攻击方的核心价值体系是自外而内崩溃的，直至垮到最内层。苏联的瓦解，以及瓦解之后的情形，给这个逻辑提供了生动的案例。 中国核心价值观的迷失，也是从“国际观”的变化开始的，从不会发生世界战争的判断，发展到今天的“融入论”。同时，我们要重建社会核心价值观，一个有效方法是从国际观着手，重新审视本国的战略方向，将那偏向“事秦谨，与诸侯信”的连横，逐渐调整为倾向制衡霸权的合纵。 需要形成维护核心价值观的精英共识 维系社会整体性，关键在于社会核心价值观的确立和巩固，使之成为社会的“主流”认同。在“价值多元化”的当代中国，核心价值观如何能被“确立”和“公认”？回顾中外社会的变迁史，核心价值观生成为社会主流价值的路径大体如下： 1.知识精英形成关于核心价值观的共识 核心价值观是由知识精英界定的。这些精英自上而下地界定本民族文明的各层核心价值观，最终形成一个社会主流价值观体系。在现代社会，这些知识精英包括以下四大类人：（1）主要大学的人文和社科类教师，（2）主要政党的领导人和政府中高级官员，（3）主流大众媒体的管理者和从业人员，（4）大型企事业机构的管理者。社会主流价值观体系形成之后，知识精英们会自觉地群起围攻挑战这个价值观体系的企图，甚至以彻底忽略抵制之。在这四类人中，核心价值观体系组织对于“事实”的理解。 2.通过思想论战取得和巩固精英的核心价值观共识 精英们思想混乱，对自己拥有的价值体系没信心，又不敢放弃，就心虚，就不许争论，就本能地进行思想压制。然而，核心价值体系是在论战中成长的，也是在批判中创新和进步的。知识精英们的共识是通过激烈辩论形成的。用粗暴的行政手段压制争论，是一个主流价值观体系僵化衰落的根本表征。思想不可能靠行政压制占据上风。相反，压制讨论使对方思想更容易流行，因为公众本能地要求了解和关心受到行政压制的思想。罗马帝国对基督教的野蛮压迫制造了数以万计的“殉教者”和数以千计的“圣徒”，促进了基督教取代罗马的多神教。汉初对儒家思想的压制促进了儒家确立“独尊”地位。基督教神权对近代思想体系的压制促进了西方整体上的世俗化。同样，近代国家对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强烈压制，反而促进了共产党人的思想如狂风暴雨般传播；而共产党国家对现代西方思想体系传播的压制，则导致了原有正统思想体系的僵化与虚弱。 在传播技术日益发达的现代社会，作为建立或者摧毁思想的工具，监狱和行政压制是极为落后的手段，早已被高明得多的手段所淘汰，比如对传媒的控制。怀疑本国精英和大众的价值观判断力，不允许手中的舆论工具论战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在制造核心价值观的多元化，损害原有的核心价值体系。在中国，社会主义的主流价值观有强大的民意基础。然而，行政对舆论的压制，已经把承载主流价值观思想的精英和舆论工具边缘化了。而反主流的价值观却在主流媒体上大行其道，甚至利用官方政治帽子去压制原有的社会主流价值观，使其流落到网络大众论坛上。在当代社会里，不掌握传媒的思想，几乎等于不存在；同样，主流传媒如果拒绝思想领域的论战，自己就会失去活力和公众影响力，从而丧失对主流价值观战场的主导权。 3.核心价值观的传播取决于精英与大众的交流能力 一种核心价值观能否成为主流，以及能否巩固其主流地位，在于创造和宣扬这种价值体系的精英与人民大众交流能力的强弱。及时更新语言概念表述，使之有强大的渗透力，清晰地回答而非回避人民热切关心的现实问题，就能把知识精英团结在“主旋律”周围。如果“主旋律”成为官气十足的“党八股”，那就不是主旋律了。要求人们“认真学习”的党的文件谁都看不懂，也不爱看，就不叫“党”的文件了。伤害核心价值观，“党八股”是最致命的，体现了思想的封闭、枯竭、无能。美国和日本的保守主义，伊斯兰世界里的原教旨主义，之所以迅速流行，因为他们更新了表达传统思想体系的语言，给出了亲近人民现实问题的解决方案。毛泽东惯于使用人民的语言，是他成为人民领袖的重要原因。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他用“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来说明他的“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一个全新的价值观，就这样传播到了全社会。过去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了确立一套新的价值体系，发明了能打动民心的通俗口号。比如“打土豪，分田地”这六个字，通俗而又精确地体现了党的复杂纲领，深刻地触动了所有人。自“五讲四美三热爱”开始，中国官方文件里的“大众语言”日渐拙劣，成了毫无生气的“新八股”。深宫里的秀才拼命制造二、五、八，三、六、九之类的廉价数字口号，官僚气十足的“全面”、“完善”、“大力”、“充分”、“深化”、“加强”、“健全”、“推进”，弥漫在所有党和政府的文件里。这种语言被芸芸众生“恶搞”，成为笑话，遑论团结知识精英。 4.知识精英让核心价值观赢得关键的机构、人群和场所 知识精英选择和界定了核心价值观。若要使之被“公认”，成为社会主流价值观，就需要通过知识精英与人民大众的强大交流能力，使这个观念体系掌握关键的机构、关键的人群、关键的场所。 所谓“关键的机构”，指的是关键的大学（比如一流大学、党政干部培训机构、民族学院、行政学院、政法学院），关键的政府机构（比如立法、行政和执法机构、主要政党），核心的人文社科科研机构，以及关键的大众传媒（在西方，教会也属“关键传媒”的一种）。 所谓“关键的人群”，指的是大都会居民、大学生、媒体从业者、青年白领、妇女团体和社会最贫困的人群。比如中国城市里的“民工”——当今产业工人的主体。为什么社会最贫困的人群是关键人群？核心价值观忽略社会最贫困的人群，给不出解决贫困问题的答案，就丧失了社会道义上的制高点，就难以成为社会主流。比如，宗教价值观的传播，往往在于他们扶助最贫困人群，占领了道德制高点。共产党人价值体系的核心是照顾和解决贫困。攻击这个价值体系，也在于指责其制造贫穷。 所谓“关键的场所”，指的是各种能集合人群的场合，比如电影、戏剧、小说、大众的网络聚会空间、城市和社区的集体活动场所、以及各种民间社团的活动场所。 当核心价值观体系掌握了关键机构、关键人群、关键场所，这个社会就拥有了主流价值观，而这些机构、人群、场所就会自觉地排斥挑战主流观念的企图。有了社会主流价值观，社会的团结就是有机的。 5.精英们要坚决和不懈地维护代表核心价值观的符号 在七层核心价值观里，每一层里都有历史的和当今还活着的社会榜样，这七大类符号是主流价值观的旗帜和号角。金字塔是埃及政体的象征符号，遍布全国的孔庙是传统中国政体的象征，斯巴达城邦自“俄瑞斯忒斯”的传说而起，雅典城邦以忒修斯为开国之王，天主教为殉道者们封圣，庄严的华盛顿纪念塔和杰佛逊纪念堂稳固地耸立在美国首都的中心。当列宁和斯大林被妖魔化了，前苏联的价值观体系必定无以为继。 当一些知识精英开始丑化中华民族的精神楷模，就是在挑战社会核心价值观。当台上的“劳动模范”被赚大钱的商人替代，社会核心价值观就开始裂解。当鹤岗市为保护国家财产而致残的方玉荣女士被社会长年忽视，生活陷入困窘，我们就不难知道，为什么在常州——苏南一个拥有深厚社会主义传统的城市，上百市民会“围观”小偷殴打“多管闲事”抓小偷的老人，直至老人被打死都无人出手救援。 核心价值观是依赖一些符号才能被社会传承的。那些符号背后的故事，当然有事实根据，也包含了浪漫的想象。但那些故事全是事实，或者说应该全是事实，因为那故事比事实更壮丽，更动人，是我们人类和民族的精神遗产，是学校里人文教育的核心。人们由此懂得，当他们为做人的尊严，为科学的探索，为社区的利益，为社会的团结，为政治的正义，为祖国的安全，为世界的公正而奋斗的时候，即使牺牲了，也会博得永恒的纪念，为世世代代的同胞树立榜样。 在今天的中国，个别学者拿着所谓“理性”标杆去批判所有导致中国今天制度的社会运动，特别是爱国主义运动，贬低中国20世纪社会革命所取得的成就。这样的思想成了2006年新版上海中学历史教科书的指南，却没有主流媒体刊载批评的立场。没有昨天的民族是没有未来的。被阉割了精神的“理性”，会让孩子们成为没有血性的行尸走肉。没有“精神”，中华民族是不可能世世代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这精神的骨架，就是我们的核心价值体系。维系和巩固这一价值体系，有赖于我们细心地呵护承载这一体系的典型符号——从《义勇军进行曲》，到狼牙山五壮士，到八女投江，到黄继光，到埋葬在坦赞铁路边的中国工程技术人员的尸骨——这些符号是我们国际观和民族观的载体和基石。正是这些处在核心价值观体系外层的基石构筑了我们中华民族的现代“精神长城”。 回归民本主义，重建中国的政治价值 摘要：中国的传统一直在那里，道德诉求很容易，但无法自动地变成现实。对中国来说，关键在于找到落实价值目标的制度化机制。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不在于通常所说的传统文化的沦丧上，因此，复兴儒家文化只是隔靴搔痒。古今中西文明的核心是政治文明、政治价值观，西方是法制加民主，中国是远古的民本主义、今天的“为人民服务”。中国需要重建政治价值观，回归民本主义。 一、我们的精神出了不小的问题 当代中国一个突出的现象是：重物质轻精神。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共产党原有的价值观被“掏空”了。国家目标或者党的目标，从过去的强国转变为现在的富民。也就是说，改革开放前30年目标是强国，主要是为了解决不挨打的问题；改革开放后30年目标是富民，主要是为了解决不挨饿的问题。总体而言，前后60年都非常成功，这与共产党人强调物质第一、突出唯物主义有关，强国也好，富民也罢，都需要有物质基础。然而，成功也导致了一些新的问题：在前30年强国阶段，我们党有很强的精神，但是，到了富民阶段，集体主义这种被共产党人继承的传统、社会主义这种被共产党人开创的精神被摧毁了不少，甚至遭到抛弃。这样的变化，其实并非完全突然，在中国现代史开端也有前车之鉴：中国革命刚开始的时候，为了保证我们革命的正当性、合理性和合法性，我们把传统文化劈了出去，一些传统的价值观如“忠孝节义”被抛弃，这种抛弃在进入前30年社会主义阶段时更加明显。从上述意义上来说，当代中国社会、中国人在精神上的确出了问题，而且还不小。 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了“八荣八耻”，强调以爱国为荣、卖国为耻。现实又如何呢？比如，最近热播的电影《色·戒》，在官方媒体的大肆宣传中，几乎没有一个对《色·戒》就是汉奸文学进行批判的。文学界，以前我们强调它要有社会责任感，这些年来转向讲它要有纯粹的美感，近年更是追逐它要获得快感，所谓的“你有快感你就喊”。从责任感到美感再到快感，我们的文学界就这么一路走了下来。 再比如，现在的医院不讲究救死扶伤而讲究先收钱，显然，我们这个社会在生命价值观上出了问题。 还有，原来的教育讲“有教无类”，“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现在是教育产业化，是谁有钱谁上大学读硕士读博士。我们的国家已经成为最大的资本输出国，可我们连高中都普及不了，还要收费。显然，我们在教育价值观上出了问题。 从上述诸现象来看，我们的价值观的确出了问题。惟物质、惟金钱的价值观肯定是没有前途的。那么，中国为什么会出现轻精神重物质的现象？这是有原因的，人民连基本的教育、医疗、住房等都保障不了，迫使我们不得不去重视物质。但这里一个悖论值得重视：一方面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人民不少还很贫穷，连一些日常的基本东西都处理不了；另一方面我们的年财政收入已经突破五万亿，钱多得花不了。设想，如果政府在住房、教育、医疗上让人民放心，人民在精神层面就会安全一些，提升也会容易一些。而现在吃住行全部地市场化，必然给人一种很不安全的感觉，物质如此，精神亦如此。 二、全社会需要一种荣誉机制 1.共产党要有统一的价值观 中国进一步发展，需要呼唤社会共识。这种共识首先是共产党的共识，党没有共识，社会就没有共识。在现实世界中，我们的党作为一个精英的中立的领导集团，相当一部分人出现了不讲究真理、不强调精神这样的问题。比如，我们许多官员的孩子都送到国外念书了，他们的钱是怎么挣的？再比如，中央党校发出那么多不同的声音：有倾向资本主义的，有倾向资产阶级国家竞争式选举的，有说社会民主主义的，说什么的都有，可以说是社会势力利益多元化在党内的反映。在大学校园里可以有多元的价值观，但在中央党校怎么会有多元的价值观？中央党校不是一所大学，它是培养领导干部的地方，一定要讲究有统一的意志。毛泽东说，党内无派，千奇百怪；但同时，毛泽东也说，要团结，不要分裂；他告诉大家，党内必须要有统一的价值观。 2.价值观要有不同层次 中国的传统一直在那里，道德诉求很容易，但无法自动地变成现实。对中国来说，关键在于要找到落实价值目标的具体的制度化的机制。新中国成立快60年了，在前30年，我们的精神价值是不错的，但存在着问题：用统一的、共产党人的极高精神层次的价值观来要求整个民族、全体人民、每一个人去做；后30年的问题，就是没有价值观。 社会是分层级的，精英集团、领导集团是一类价值观，你不能用共产党人的价值观去要求乞丐，你不能用共产党领导干部的价值观去要求升斗小民。就好比现在提出的“八荣八耻”，谁都不会说有错，但如果让政治局的委员来学习“八荣八耻”，就显得太低了。价值观是有不同层次的，高层必须是非常坚强的集体，要有为民服务、大公无私的精神境界。所以，当社会上说高薪养廉的时候，我就觉得有问题了：你把党的领导干部当成普通市民来要求，而价值观针对不同层次的人是有所不同的。 3.中国社会需要一种荣辱机制 在中国，强调精神，强调价值，需要一种价值观的机制：荣辱机制。荣辱机制的关键是一体两翼：如果一个人不知道什么是荣誉，那么，他肯定也不知道什么是耻辱。改革开放前30年，我们有很强的光荣感，不管你是最高层，还是最低层，你在任何一个层面都有荣誉机制，如掏粪工时传祥。今天，这种荣誉机制全部被破坏了，只剩下钱了。层级高的就发高的奖金，层级低的就发低的奖金。但是，对于有些人来说，钱已经不是问题，除非你给他更多的钱。这就不知耻了，这是因为没有了荣誉感。 在我们的传统文化里是有荣誉感这个东西的，同样，西方也有。比如在英国，如果一个普通的人对社会做出了比较大的贡献，在退休之前会给你一个“太平绅士”，这个人会很骄傲地将它印在名片上；高层次的人对社会做出了贡献，可以给他一个“爵士”。这些，都没有金钱，但是荣誉。 可以想见：在中国，一个人当了一辈子科长，就会觉得真没有希望，不贪点弄点图什么？但是，如果有一个荣誉机制，则当了一辈子科长并遵纪守法的人，政府会给你一个荣誉称号，这些人会在政府现职人员开会作有关决策的时候，被请来咨询得到尊重，他的荣誉称号就是参与政务的通行证：向你咨询，是因为你是这方面的老人，经验丰富，社会承认你。 政府的人，可以一届一届地换，但是，有荣誉称号的人可以永远地参与政治，这就是荣誉。所以，时传祥可以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他有他的一票可以投，他可以和大知识分子、大政治家坐在一起讨论问题，这就是荣誉带来的，尽管他对有些问题的理解不够好。因此，对官员这一层级，提拔上去就不给荣誉，没有提拔的要给荣誉；那些兢兢业业干一辈子没有出差错的，政府就要给他荣誉，这是对他工作的肯定。 其实，教授也好，贩夫走卒也好，全社会都需要荣誉。荣誉有时候比金钱更重要，甚至可以比生命更重要，因为这是精神层面上的东西。我们国家在解放战争的时候，就有这个机制：一个战士获得了荣誉，就会伴随着物质方面的好处，不是先有物质方面的好处后再得到荣誉，而是有了荣誉才能得到物质上的好处。所以，我们要诚心地恢复这个社会的荣誉感。 三、重建中国的政治价值：回归民本主义 其实，现在中国最大问题不在于文化和精神上，中国需要的是重建政治价值。所谓文化和精神，其实只是泛泛的说法，最根本的文化是政治文化，最大的精神是政治精神。光说儒家思想，同现实生活没有太大关系，只是隔靴搔痒，解决不了问题。 为什么说精神层面的东西首要就是政治层面的东西呢？这就要说到西方的精神和文化其核心是什么。从历史上来说，古埃及的文明是金字塔文明，古希腊文明是城堡文明，今天西方文明的核心是法制加民主，这就是政治文明。政治文明是一切文明的核心。 那么，我们中华文明为什么伟大，其核心是什么？有人说是京剧，有人说是书法，有人说是四合院。如是，则没有京剧、书法、四合院之前，中华民族有没有文化？答案是肯定的。很显然，这些都不是本质的东西，真正本质的东西是政治文明，是政府与人民关系的一些共识。中华文明最核心的文明是民本主义，“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不照顾老百姓的利益，还要政府干什么？民本主义不是儒家思想里面的，老子的《道德经》说“无为而治”，“无为”可以治理天下也不是源头。三千多年前，《尚书》就明写着：“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这就是民本主义最初的源头，说的是夏代的事。 从远古的民本主义，一直到共产党人的“为人民服务”、“以民为本”，这叫万世一系，这才真正是中华文明最核心的东西。当官干什么？服务于老百姓的整体利益。老百姓没有房子住，没有钱上学，没有钱看病，这些事政府不抓怎么办？政治文明是一切文明的核心，政治价值观是最重要的价值观。 四、共产党决定知识精英的走向 在重整政治价值中，中国的知识精英应承担什么责任？我认为，知识分子是“毛”，他要附在一张“皮”上。对今天的中国知识精英来说，可以附的有三张“皮”：一个是共产党这张“皮”，一个是西方式的民主主义这张“皮”，一个是中国亿万老百姓这张“皮”。知识分子到底附在哪张“皮”上，这很重要。 我们的党永远说：党和老百姓的利益是一致的，与全民族的利益是一致的。至少现在，我看到了那么多的腐败官员，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不一定！共产党里面的思想分裂了，含含糊糊的：有说民主的，有说法制的，也有说社会主义民主的。至于中国的大多数老百姓都是希望民本主义的。于是，我们就看到，知识分子处在摇摆不定中：有人要靠向西方，有人要靠向共产党，有人要靠向老百姓。我们希望的是共产党与老百姓利益的坚定统一，这样的话，知识分子就有得靠。但现实却是：知识精英的“毛”在天空飘来飘去。 由上，我想强调的是：知识精英所起到的作用，关键是看共产党将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共产党决定知识精英的走向。知识精英的分裂是必然的，但共产党人、共产党的领导集体站在哪一边，他坚定不坚定，他让那个“毛”附得上去附不上去。否则，你自己把这个“毛”都抖落开了，那这个“毛”肯定就依附到别的“皮”上去了：要么跟老百姓造反，要么跟西方人反共。如果老百姓都支持共产党，而共产党自己又很坚定，则中国大部分的知识精英就会附过来了。 所以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对的。中国60年的成功，核心原因是共产党。改革开放这30年，遇到那么多的沟沟坎坎，每次知识界都认为过不去了：物价改革过不去、国企改革过不去、银行改革过不去……现在回头一看，都过来了。仔细想想，为什么能过来？集中到一条，是因为有共产党，尽管对这个道理知识界基本不愿意承认。 给我最大的启发是，我到俄罗斯访问时，俄国一个院士对我说了这样一句话：俄国要复兴是必然的，但是，要想真正地复兴，光靠普京是不行的，光靠一两个英明领袖是不行的，一定还要有某种形式的共产党出现。没有这样一个坚强的组织，把俄国人民团结在一起，俄国就没有复兴的希望。 结语 文明，不是静止的；文明，在时代中变迁。今天，当中国出现轻精神世界问题时，如何看待，如何应对，继承传统文明学习西方文明应该并举。在继承上，值得注重的是：中国的传统文明不仅仅是儒家文明，尽管儒家文明占主导地位的时间比较长，更接近我们，更系统化。在重新挖掘我们的精神世界时，《大学》中的11个字：“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祖宗留给我们的中华文明之根。 说到学习西方文明，前30年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表现得非常有气魄、做得比较好。百年前张之洞说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也罢，一个半世纪前日本人说的“和魂洋才”也罢，都不如毛泽东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这种气魄体现了文明的民族精神，没有什么“体”“用”之分，什么能为我所用就用什么，汲取全世界的营养，不担心中国传统文化的根被拔了，也不担心中华文明会被摧毁。 论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观 摘要：社会核心价值观的迷失，是中国社会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之一。核心价值观是一个七层的――道德、自然、群体、社会、政治、民族、国际――由内而外的同心圆体系，其普适性、牢固性自内而外逐层降低，体系的崩溃往往始于最外层的国际观。重建价值观，精英共识是关键。 社会核心价值观的迷失，是中国社会面临的最严重问题之一。缺少了社会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没了“主心骨”。 本文试图提供一个关于“社会核心价值观”研究的科学分析工具1，希望这个工具有助于形成中国知识界的核心社会价值观共识。 本文回答以下三种问题：一，什么是社会价值观？社会价值观如何变迁？二，什么是社会核心价值观？三，社会核心价值观是如何迷失的，又是如何建构的？ 本文分为四节：第一节，阐述社会价值观的定义、作用、变迁、种类；第二节，分辨社会核心价值观体系和体系内的层次；第三节，讨论核心价值体系内不同层次间的联系；第四节，简述核心价值观生成为社会主流价值的途径。 一．社会价值观的定义、作用、变迁、种类 1．社会价值观的定义 与动物不同，人类拥有“观念”。人类的“观念”有无限多，而价值观不是一般的观念，它是关于是非曲直的观念――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正因为有了它，人类才能分辨生活的甜酸苦辣，才能懂得耻辱和光荣，才有了关于光明的梦想。 价值观是关于什么的是非曲直观念？社科人文的各个学科因研究对象的不同，各自关心的价值观也就不同。哲学关心与“真、善、美”有关的是非曲直观，历史学关心与历史判断有关的是非曲直观，人类学关心人类再生产——性与生育方面——的是非曲直观，伦理学关心与人类基本道德相关的是非曲直观，心理学关心影响心理健康的是非曲直观，经济学关心那些与市场机制运行相关的是非曲直观，社会学关心影响社会（向现代性）变迁的是非曲直观，政治学关心各种被称为“主义”的是非曲直观。 作为政治学人，作者关心的是能给“现代民族国家”带来和谐社会关系的那些是非曲直观念，作者把关系到社会凝聚的价值观称为“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观”。 那么，到底什么是“社会价值观”？人之间发生交往关系的场合被称为“社会”；社会上人之间的关系是“社会关系”；人们关于社会关系的“是非判断”就是“社会价值观”，它集中体现为社会“纲常”或“社会行为准则”――埋藏在我们意识深处。 “社会行为准则”由人们对社会关系的认识而来。这种认识经过长年积淀，因润滑社会关系而成为“纲常”，成为“人文知识”。行为准则与社会客观条件有关系，与本地的文化传统也有关系，从而在不同民族之间有很强的相对性。所谓“人类的普适价值”，大多承载着某些强大富裕社会的政治和文化偏见。 尽管不同文明体系社会的是非观是相对的，但是，任何一个价值观只有两个方向――是与非。而是非判断是有程度空间的，人们常常把价值观向是或非一端的变化趋向称为价值观的“导向”，价值导向的终极标准只有“是”和“非”两头。当然，是非观念可能会变化，今是而昨非，但依然还有是与非，只不过是以一种是非观取代了另一种而已。举个“导向空间”的例子：新闻界的价值观认为，客观报道事实是记者“应有的”职业道德，记者利用报纸扭曲事实而牟私利是“错误的”。但中国一些经济类的专业记者，经常会收到企业的报酬，换取记者较多的“美言”。就新闻界的价值观而言，这在方向上是“错”的。但受制于种种现实条件，此种“非”，已是不成文的行规，被新闻界和企业界勉强接受。若记者因为收受较多的钱把一个经营差的企业说成是经营好的企业，就往错误的方向滑动了一大步。若记者把操纵企业报道当成自己的主要收入来源，就明显是错误的了。若记者为了钱，去勒索企业，威胁毁掉企业的声誉，那就成了犯罪。 2．社会价值观的作用与变迁 强调社会价值观对社会关系的作用是本文的基本出发点。 社会行为准则的前提是界定身份认同，即确定“我（们）是谁”。比如，我是男人，所以我“应该”保护女人；我是老年人，所以“不该”去迪厅蹦迪；我代表政府，“不该”办博彩；我们是中国人，“不必”以美国做判定是非的标准。 界定了社会身份，价值观就比较稳固，就能润滑社会关系。自我身份界定清晰，与身份相关的行为准则也得到公认，社会关系就和谐。比如，我是“子女”，就“应当”孝敬父母；我是“父母”，就“应当”养育子女；我是“商人”，就“应当”做生意赚钱；我是“教授”，就“应当”教书写书；我是管理社会的官员，就“应当”为老百姓服务。各安其位，方能各司其职，社会方能和谐。 相反，当自我社会身份定位出现混乱，则价值观就不稳固，行为纲常随之紊乱，社会关系中的矛盾被催化。比如，男人同时认为自己是女人，教师同时自认是赚钱机器，官员同时自认是商人，商人同时自认是官员，则各自的行为准则就会混淆紊乱，导致怪异行为：掌握公权的官员挖空心思去赚钱，官场纲常就崩溃，官员的行为就似强盗了。老百姓视官员为强盗，社会就可能烽烟四起。 既然价值观是人们关于社会关系的是非判断，价值观的主要源泉就是社会关系，价值观变迁的主要动力就是社会关系的变迁。生产技术在进步，社会分工在变迁和细化，社会在运动演化，社会关系也在运动演化。倘若社会关系变动不拘，人们对自己身份的界定就变动不拘，人们内心深处与身份相关的行为准则也就不稳定。在一个高速变迁的社会，社会关系不可能稳定，价值观也不可能稳定。 绝大部分价值观的变迁是被动的，会跟随、反映、并润滑社会关系的变迁。大部分价值观的变迁只会让一部分人“不大适应”，却不会引发社会动荡。比如，当家庭由三世同堂变成核心型的小家庭，再变成“丁克家庭”（没有孩子的家庭），原有“家庭伦理”相应地逐步解体是当然的。同样的道理，先进避孕技术的普及和男女同工同酬，使性与生育的必然关系不复存在，关于性关系的观念也发生显着变化。当交通、通讯、运输技术产生重大突破，IT业成为重要的产业部门，关于劳动的观念，关于雇主与雇员关系的观念，关于休闲娱乐的观念，关于言论自由的观念，关于师生关系的观念，关于政府权威的观念，等等，就都与小农社会和机器社会里的观念显着不同。 如果社会结构变迁太快，社会关系变迁太快，就会造成同一时代里不同年龄人之间的价值观出现“代沟”。当权的长者跟不上社会关系变迁的实际，强行灌输保守的价值观，会招致年轻人的逆反心理。同样，年轻人不懂得尊重传统价值观，浅薄地嘲弄那些光荣时代确立的价值观，也会招致长者的激烈反应。 3．社会价值观的种类 价值观分为两大类，即“核心价值观”和“非核心价值观”。反映基本的、需要长期稳定的社会关系的价值观就是核心价值观。或者说，能维持社会基本团结的价值观就是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只有很少的几种，笔者认为只有七种（见下文）。核心价值观以外的对社会关系的是非判断，都是非核心价值观。在一个社会里，多元的非核心价值观能增进社会活力，统一的核心价值观能阻止社会分裂。 基本的社会关系“应当”比较稳定，社会核心价值观也“应当”比较稳定。基本的社会关系没有变，核心价值观变了，可以使基本的社会关系发生“不应当的”紊乱。在任何时代，人际关系出现急剧恶化都是“不应当的”，而普适道德观迷失后就会发生。这说明，与非核心价值观的被动变迁不同，核心价值观的变迁是主动的，有其自身的变化逻辑，相对独立于社会关系的变迁。本文的主要目的在于阐述核心价值观变化的独立逻辑，及其对基本的社会关系发生杠杆作用。 二．核心价值观体系及其层次 “基本的社会关系”是社会构成的骨架。骨架散了，“社会”就崩溃了。现代社会的骨架由七大类关系构成：个人与他人的关系，个人与自然的关系，个人与群体的关系，群体与社会的关系，人民与政府的关系，人民与民族国家的关系，以及民族国家与国际体系的关系。 对应这七大类基本社会关系的是非判断就是“核心价值观”。若把这些基本的是非判断当作一个“体系”——核心价值观体系，就能观察到这个体系的分层，乃至层次间相互关联的逻辑。对应“基本社会关系”的种类，核心价值观自成一个七层的同心圆体系，自内而外包含七大类核心价值观：（1）道德观，（2）自然观，（3）群体观，（4）社会观，（5）政治观，（6）民族观，（7）国际观。其中，最外层是国际观，内核是人类的普适道德观。 1、第一层：个人与他人的关系——道德观 在社会里，最基本的行为准则是六条区分“人”与“动物”的“普适道德”。既然我们是“人”，就不能认同：（1）杀人（比如，随意监禁，滥杀无辜）；（2）抢劫（比如，强占农民土地，违法迫使工人超时工作）；（3）偷窃（比如，剽窃别人的研究成果，把全民或集体所有窃为私有）；（4）欺骗（比如，出尔反尔，不讲诚信）；（5）遗弃（比如，抛弃老人和缺乏劳动能力的人）；（6）滥淫（比如，强奸及同未成年人发生性关系）2。 人们对普适道德观有分歧吗？一般而言，人类在普适道德领域里基本没有分歧。不过，近代市场体系确立以来流行的“物质主义”——个人的物质利益享受至上，以及“理性主义”——盘算利益得失是个人行为的至上准则。这两条往往是道德和宗教界的批评对象。其实，在任何时代，追求物质享受都是人的本能。农人努力使田地多出产，商人努力赚更多的钱，自古皆然。即便对于孔子，依然“食、色，性也”，而且要“食不厌精”。对物质享受的理性追求，提供了人类基本的前进动力。然而，理性地追求物质享受只是人类本能，而不是价值观。价值观不是本能，而是精英们制造的关于“社会”关系的观念，要求在获取个人利益的同时不能不择手段，不能伤害“社会”中他人的利益。物质利益是重要的，成为“主义”，则反社会了。个人理性是重要的，成为“主义”，也是反社会的。本能以利己为要，而社会价值观在本质上是利他的。当社会精英把“人类社会”的法则简化为市场法则，甚至简化为动物界法则，普适道德就成了“理性主义者”们的（逻辑）“累赘”。维系人类社会，靠的是人类成千上万年痛苦经验积淀出的普适道德规则，亦称“正义”或“基本法”。这正义观是深深种植在人类心灵里的。正是这种“人性”使人类脱离动物界。比较动物界，人类社会优越得多。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如果社会精英们不把自己看作“人”，而自认是动物王国里的一员，赞美弱肉强食自然法则下的“自由”及“理性”，心灵里的“普适道德”就迷失，这个社会就有堕入动物界的危险。 2、第二层：个人与自然的关系——自然观 大自然——山川、平原、海洋、空气、动植物——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条件，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所以，人与自然的关系就被归为社会关系。人类对待自然的观念，深刻地影响着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观念，影响各种社会观念。 我们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的观念有什么分歧？近代以来，有教养的人们摒弃了万物有灵的迷信，放弃了“天人合一”的玄学，避开成体系的宗教解释，用科学的怀疑求知精神去解释大自然，解释“为什么”。正是因为对科学的信仰——科学精神――才有了近代以来物质文明的跨越式进步，人类近三百年的知识积累超过此前上万年。如果我们自认是“现代人”，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尊重科学就是我们时代的核心价值观，也是正规学校教育的主体，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础。社会潮流是由社会精英引导的，如果我们社会的精英们不再自认是“现代人”，不信科学而信迷信，用迷信来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就会用迷信来处理其他的社会关系，那么，我们的社会就盛行“怪力乱神”。 3、第三层：个人与群体的关系——群体观 从生物学的角度看，对于任何一种生物来说，群体的存在是个体生存的先决条件。生物学还告诉我们，群体和群体结构大于个体，群体生存竞争的能力取决于群体结构的复杂性。人是属于社会的，个人的地位是由群体赋予的，也是自群体中因出类拔萃而获得的。没有群体认同的个体，虽然自由，却是社会垃圾，也是社会碎片化的原因。所以，个体的自由和创造力不是在伤害群体中体现，而体现在为群体的生存和发展做贡献。这种群体观有相当的普适性，也体现在各种成体系的宗教观里。然而，在群体观上，中国出现了重大分歧。到底是群体在先，还是个人在先？群体观被中国很多的“精英”倒着讲：雷锋不代表“人性”；而反雷锋，见死不救，是“人性”。像这样的“价值多元化”、个人至上，是反社会的，不会让中国的社会和谐有序。 以为西方社会信奉个人自由至上，这是中国一些社会精英“食洋不化”的误读。相对于中国社会事实上的个体家庭至上，西方社会自希腊罗马时代就是群体主义的。中世纪自不待言。进入工业时代后，纪律和规则成为社会纽带，群体严丝合缝的配合劳作成为西方社会强大的关键。在西方的群体里，等级、纪律、服从、权威、共同意志之类的词汇屡见不鲜，那是西方社会的“基因”。Civil Society，无论翻译成市民会社、公民会社、或者文明会社，首先是“会社”，不属于组织起来了的“会”或者“社”，就成了“私”民，就不是“公民”，就不“文明”。正由于西方社会这群体至上的传统与现实，尊重“个人”，分清“群”与“己”的“权界”，才成为那里的永恒话题3。 中国传统社会关于“公共”及“公民”的意识相当浅淡，仅极少数精英有在意“公共”的传统。一直到1900年，中国的四亿五千万人还被两万洋兵打败，赔了人家四亿五千万两白银，不分男女老幼，一人赔一两。如果中国人能团结一心，即使每人向这两万洋兵吐一口唾沫，侵略者也会被淹死在口水里。 所有发展中国家的群体价值观都不如现代发达国家稳固。在发展中国家，现代化是个强化群体意识的过程。日本、新加坡、韩国在亚洲率先由发展中社会进入世界的发达社会行列，是加强和扩展了群体价值观的结果。在现代中国，（社区范围的）“社会主义”是强化群体意识的核心价值符号。 4、第四层：群体与社会的关系——社会观 在现代市场社会，市场竞争是以群体为单位的，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是竞争关系。村与村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每一个群体与另一个群体，都存在竞争关系。群体间的优胜劣汰是“自然”法则。然而，人类社会并不处在完全自然的状态中。大同世界，人皆兄弟，是人类进步的希望。群体竞争的自由是受限制的，受更大群体利益的限制。近代以来，我们的群体价值边界一直在扩展之中：小集体之上还有大集体，还有中华民族；中华民族之外还有国际社会。换言之，由家族认同而村落认同，由村落认同而乡镇认同，由乡镇认同而县市认同，由县市认同而省份和国家认同，这是靠不断扩展边界而进步的“现代”群体价值观。我们称这种现代观念为“公民”意识。因为“我是公民”，所以不能伤害社会整体利益。近代以来，交通运输通讯工具发达了，地球缩小了，国际竞争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所以，全民族的社会整体利益至上，不能被危害。正是在这个核心价值观基础上，各地各单位的人民必须遵守全国统一的法律和政令。比如，德国的《基本法》规定，德国实行“社会市场经济”，近来又调整为“社会环境市场经济（social-eco market economy）”。意思是说，社会整体利益和环境保护利益高于群体竞争的市场利益，而且这被称为德意志民族的核心价值观。 群体间的市场竞争，可能引发阶级斗争和利益集团的斗争，从而损害社会整体利益。因此，对市场机制的尊重，要以尊重“社会整体利益”为前提，以服从关于保护社会整体利益的强制性规范为前提。在现代中国，（全国范围的）“社会主义”是强化社会整体意识的核心价值符号。 5、第五层：人民与政府的关系——政治观 群体的集合就是人民，人民组成社会，社会是由政府统一管理的。人民与政府的关系应当如何？这是个政治价值观的问题。一切出色的文明都以一个独特的政治文明为核心。政治文明凝聚在政治制度中。政治制度有社会结构和政治价值观两个来源。社会结构不同，各国的政治体制就不同，有些政治体制貌似相同而实际不同。叶利钦时代的俄国，虽然进口了自由民主制，但实际运作上更像哥伦比亚，甚至西西里的黑手党。日本表面上奉行自由民主制，但其实际运作却与西方大相径庭：半数日本议员出身政治世家，部长的儿子是部长，部长的孙子也是部长，部长的重孙还是部长；日本的“首席部长”（首相），实际出自700个左右自民党党员的选票，其中的掌控者不过寥寥数人。中国农村的基层选举也是这样，法定的程序是一回事，实际的运作是另一回事。 为什么有些国家的精英非要硬性抄袭与自己社会结构不相匹配的政治制度？原因在于政治价值观。政治价值观可以独立于社会结构而存在，是可以被精英们信奉、宣扬而流行的。政治价值观集中体现为如何看待人民与政府的关系，特别是关于应当如何遴选政府官员，以及应当如何约束政府的观念。倘若精英们认同的政治价值观过于“西方”，致使流行的政治价值观与中国实际的社会条件不兼容，就会撬动和扭曲人民与政府的关系，中国社会也就不可能和谐。 而今，流行于全球的政治价值观是选举，是直选，是多数决，是人民组成阶级和利益集团，由集团的代表争夺政府权力，通过占有政府权力来保卫和促进本集团的利益。于是，政治成为政府权力的拍卖场，相对势大者赢。在许多发展中国家，这种政治价值观变成了人民与人民、人民与政府激烈冲突的催化剂。在历史上，别国靠两党或多党竞争解决了阶级战争；在中国，两个党或多个党却制造了战争，制造了所有人与所有人之间的混战。中国因拥有自己独特的核心政治价值观而拥有独特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文明，从而能自立于世界文明之林。在历史上，中国靠儒家精英集团来领导；在今天，中国由一支称为“共产党”的“先锋队” 来领导。两者之间显示着社会结构和政治价值的传承，异曲同工。不可否认，历史上，儒家精英集团屡屡出现退化；今天，中国共产党也出现了退化迹象。但同样不可否认，在历史上，西方民主曾经堕落为希特勒统治；今天，西方民主再次遭遇严重的“合法性”危机，人民对政治失望、无助、乃至冷漠――2006年美国中期选举的投票率才20％左右。今天，在广大发展中地区，西方式的选举民主也在四处遭遇“合法性”危机：街头政治与票箱政治齐飞共舞；社会被急欲绑“票”的政客挑动得四分五裂。 对本民族文化的自觉，首先是对本民族政治文明的自觉。如果中华民族不拥有自己民族的政治价值观，就不可能拥有适应自己独特社会结构的杰出政治文明，就会播种“龙种”而收获“跳蚤”。 6、第六层：人民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民族观 个人、群体、社会，都存在于民族国家之中。世界范围的竞争，是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过去是这样，现在更是。世界市场将当今世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加剧了世界范围的竞争和冲突，导致民族国家的快速兴衰，也导致庞大国家的天然竞争优势。为了避免被淘汰的前景，欧洲大陆过了气的强国联合起来，试图建立一个庞大的欧罗巴合众国。世界各大区域的中小国家之间也盛行区域合作。 民族国家是以“现代民族”为基础的国家。“现代民族”是个政治概念，指的是国家行政疆界内的所有人民，比如，美利坚民族、中华民族。“传统民族”，指的是现代民族内部依照宗教、人种、语言、文化、天然地理界限等划分的民族。中华民族在20世纪靠浴血奋战才建立起了自己的现代民族国家，建成了本民族终极的安全保障。所以，爱国主义就是爱我们中国，民族主义就是在与其他民族国家的关系里，视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至上。只要自认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爱国主义是天经地义的核心价值观，本应是毋庸置疑的。 7、第七层：民族国家与国际体系的关系——国际观 国际体系是由民族国家构成的。因为国际体系处于“无政府”状态，没有统一的世界政府，各国都依赖本国的武装力量自保安全，所以，通行于“国际社会”的基本法则是“弱肉强食”。因为被欺压的民族会反抗，甚至联合起来反抗，弱肉强食是需要结盟的，没有任何强大的民族国家有能力单独主宰整个世界。于是，在国际体系里，一方是压迫者，另一方是被压迫者，当然还有地位模糊的中介群，是压迫和抵抗压迫的中介和中间地带。 由于被压迫者也有国防兵器，会给赤裸裸的压迫和掠夺带来代价，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便成为国际财富交流的最正常形式。貌似公平的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体系，其实并不“公平”，大多掺杂着强国集团的政治和军事压迫。 文化血缘可以成为利益纽带，对国际关系体系的是非判断则构成结盟的纽带。然而，世界体系里结盟的基础是利益，不是文化或“文明”。压迫者对国际关系的压迫有一套辩护词，被压迫者对反抗压迫也有一套辩护词。认同压迫者的说辞，当然有可能成为压迫者的朋友。但能否成为盟友，并不主要取决于对国际体系的认识，而主要取决于利益，取决于你的国家是否被压迫和被掠夺。最悲惨的国家是，一方面流行认同压迫者的国际观，另一方面自己就是被压迫者，不得不反抗压迫。伊拉克并不反感美国，是美国在冷战末期在中东的主要盟国。在美国入侵前夜，伊拉克电视台播放的是好莱坞电影。因为石油和地缘优势，伊拉克又不得不被压迫，也不得不反抗。但被压迫的伊拉克政治和军事领袖们，并没有抵抗美国压迫的意识和意志，却有变成美国盟友的梦。意识混乱，内部就分崩离析，就软弱，就“招”抢，“招”打。 由于上述道理，一个国家的人民，特别是这个国家的精英，需要有对国际关系的清醒认识。当今国际体系的本质到底是“相互依存”还是“压迫与被压迫”？我们自己是不是被压迫民族？我们要认同压迫民族的国际主义，还是被压迫民族的国际主义？ 综上，对七层社会关系的是非判断构成了七大类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观：道德观，自然观，群体观，社会观，政治观，民族观，国际观。如前所述，在核心价值观的所有层次，在今天的中国都存在着截然不同的看法，也看不出哪一种是“主流”。这种情形就是“核心价值观的迷失”。 三．核心价值观体系层次间的相互关系 今天议论价值观，大家容易集中着眼于“普适道德”观念的缺失。普适道德是人类最核心的价值观，是“人”皆有之，维系着人类“社会”，怎么会“迷失”？ 在世纪之交，向来淳朴的俄罗斯公民们似乎突然丧失了道德意识。在短短十几年内，俄国遍布杀人越货的匪徒，无人敢管。笃信伊斯兰教的伊拉克公民原本安分守法，现而今“民主”了，伊拉克社会却突然盛行暴戾之风，所有人偷窃和抢劫所有人，甚至稍有不合就相互杀戮。同为一代人，普适道德怎会骤然“迷失”？ 价值观当然受社会关系的制约，反映社会关系的变迁。社会关系变了，价值观也会发生变化。南斯拉夫的民族国家都垮了，南斯拉夫的民族观就没了载体。然而，与一般价值观不同，核心价值观有其独立的一面，有其自身的变化逻辑。倘若不应当变化的核心价值观出现了变化，我们就要考察核心价值观变化的内在逻辑，这种逻辑对于社会关系的变迁有相当的独立性，而且是社会关系变迁的杠杆。核心价值观变了，政策就变了；政策变了，社会就变了。换言之，先有南斯拉夫民族观的崩溃，后有南斯拉夫民族国家的崩溃。 上节提出了核心价值观体系的分层。运用这个分层，我们可以分辨核心价值观变迁的逻辑，即独立于社会关系变迁的逻辑机制，从而解释普适道德的“骤然迷失”。笔者由下述分析中得出的结论是：外层价值观的迷失会触发内层价值观的迷失，直至触发位于最内层的普适道德观的迷失。换句话说，核心价值观体系的崩溃往往始于最外层，即国际观的崩溃。 1．国际观是核心价值观里最薄弱的一层 国际关系体系与人民的日常生活距离最远，一般人对国际关系的理解远远弱于对身边日常生活的理解。所以，对国际体系的判断基本来自本国精英的看法：精英对国际体系的看法变了，整个社会的国际观也随之变化。 在中东，美国采取令世人瞠目结舌的政策――无条件地支持以色列做任何事情，不惜得罪该区域所有的穆斯林国家。除了占全国人口不到2％的犹太人，美国似乎没有多少“利益”去实行这种政策。与该区的穆斯林国家不同，以色列没有石油，也并不居于交通要道，支持以色列种族清洗政策甚至还导致了美国国内的不安全。但是，大多数美国人对深究国际关系没有兴趣，美国对中东政策的教育、研究、制定、宣传、执行，都掌握在犹太人精英集团手中，他们成功地引导了美国的国内舆论：把反对美国中东政策，与反犹主义、反基督教文明、甚至与支持希特勒的法西斯大屠杀联系在一起。 同样，在中国，绝大多数人并不了解国际事务，中国人对国际关系的看法大多来自自己的精英。倘若精英们认同美国领导的国际体系，这个世界就没有压迫与被压迫民族之分，而是一个以美国为核心的“国际文明社会”在创造和维护进步的国际秩序，是美国正在领导与反文明、反进步的“流氓国家”进行正义战争。在国际关系现实中，妥协和讨价还价是一回事，持有某种国际观是另一回事。国际观变了，妥协和讨价还价的性质也会变。罗马帝国丧失了区分罗马人与日尔曼人的意识，罗马帝国的末日也就不远了。“华夷之辨”消亡了，中华帝国体系就不可能持久。1975年，是前苏联经济非常健康的年代，是自信心膨胀的年代，但在该年举行的第一次“欧安会”上，前苏联签署了“赫尔辛基协议”，向西方的国际观缴枪。当一部分前苏联的知识精英们改变了对国际体系的认知，前苏联的核心价值体系就开始了自外而内的多元化历程，直至崩溃。 2．国际观的迷失会触发民族观的迷失 如果美国领导的国际体系是正义的，代表进步，那么与这个体系的冲突则罪在本国，本国的爱国主义就是“极端民族主义”，就应当遭到抵制。中国的一些知识精英常把中美矛盾归于中国对主流国际机制缺少认同，归于“极端民族主义”。对于压迫国家联盟的成员，认同压迫民族的国际主义与认同爱国主义毫不冲突：美国社会里的爱国主义被公认为世界最强的一类。美国国庆日家家户户都自动高挂国旗，“不爱国”的帽子对美国精英们是不堪其负的。同样，对于被压迫国家而言，认同反压迫的国际主义与认同爱国主义也毫不冲突：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与今日美国一样，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浑然一体。然而，在压迫国家内部，信奉反压迫的国际主义与信奉爱国主义会发生激烈冲突，美国的政论家、哲学家、语言家乔姆斯基就是一个着名的例子。同样，在被压迫国家，信奉压迫民族的国际主义与信奉爱国主义也会发生激烈的冲突，因为，被迫抵抗国际压迫的现实与其国际观必然发生冲突。在中国，国际观的迷失正在导致爱国主义的消解，反对爱国主义的价值观公然登上了大雅之堂，是否应当坚持爱国主义已经成为一场舆论混战。不信奉现存国际体系的人们指责说，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是大丈夫，现在有人存心让中国做美国的小老婆。而信奉现存国际体系正义性的精英们，像美国那样要求中国“理性地融入”美国领导的世界体系，无例外地斥责中国的“极端民族主义”。主流媒体，甚至教育界，以貌似“公平”的姿态给双方提供“平等”的平台，助长非爱国主义的舆论，直至让历史教科书“淡化”民族国家意识。舆论混战和教育的变质，体现了中国民族观的迷失。 3．民族观的迷失会触发政治观的迷失 如果认定现代民族是虚无的，如果相对于外族利益而言的本民族利益不是至上的，如果爱国主义是可以反对的，那么，民族的政治价值观就要让位于所谓的“普世政治价值”。迷失了民族观，会丧失对本民族政治文明的自觉，就会轻浮地谈论“普世政治价值”信仰，而无视其能否适应本国特殊的社会结构。 民族观，并不与某种具体的政治观必然相连――“爱国”与“爱党”当然有区别。但是，民族观要求以本国利益为至高标准，不会被什么主流的“普世政治价值”吓倒。人类道德观是普世的，但政治价值的所谓“普世”性明显不是事实，过去不是，现在也不是。只要人类社会还存在不同的社会结构，政治价值观就丰富多彩，政治文明也就丰富多彩。例如，中国的民本主义与西方的民主主义就是两类不同的政治价值观4。以多数决为程序的普选并不代表普世政治价值，正如公开考评也并不代表普世政治价值。罗马的政治价值观风靡了整个罗马帝国，却与中国汉朝的政治价值观不同，因为，两国的社会结构不同。若小农的中国也奉行起罗马的政治价值，那么，这个世界也就没有“了中华文明”。美国军威给阿富汗带来了“民主”，也制造了军阀混战和世界上最大的毒品生产基地。毛泽东所持的政治价值观与“世界潮流”不同，邓小平也顶住了所谓的“世界潮流”，坚持非西方的中国政治价值观。而戈尔巴乔夫则被所谓“世界潮流”吓坏了，结果就是中苏两国迥然不同的命运。 在西方成长的 孙中山先生，本来认同西方的政治价值，但是，当他看到中国正是受到西方帝国主义侵略掠夺而衰落，就对原先认同的价值产生了怀疑，转而求助于中国本土的政治价值，以及能使中国获得民族解放的其他政治价值5。孙中山的思想核心是民族利益至上的民族主义，即爱国主义。不谈民族自主的“主权”，哪里还谈得上“民主”？中华民族的社会过去是独特的，现在也是。中国不是阶级和利益集团组成的社会，一如台湾不是，香港不是，新加坡也不是。在这些与西方不同的中华社会结构里，选票主要靠族群和地域区隔，所以多数决在本质上是分裂性的，反现代的。正因为如此，无论是暴力阶级斗争的政治价值观，还是程序阶级斗争的政治价值观，我们对待它们的惟一标准就是本民族的利益。没有对本民族政治文明的苏醒和自觉，就不会有真正的文化自觉。有了民族政治文明的自觉，就不难发现：乞丐并不因为获得一张选票就成了“主人”，对他来说，那张票还不值一瓶酒。 在今天的中国，政治价值观是争议最大的一类核心价值观，精英们的思想一片混乱，而且在进行着“百花齐放”的混战。在政治价值观方面，我们应主要靠以集团为基础的“多数决”，还是继承中国政治文明传统，靠考评考选的“绩优”原则来公开透明地选拔一个中立的领导集团？决策者应当是全民利益的代表，还是某些集团利益的代表？应主要靠“多数决”的票箱子，还是靠“分权制衡”的法治来约束政府？ 中国今天在政治价值观上的混乱，还体现在官方的反应上：一旦美国批评中国没自由、不民主，中国就极力辩解。这种辩解，体现对美国“普世”政治价值的认同，以及对自己民族政治文明的自惭形秽。 4．政治观的迷失会触发社会观的迷失 政治价值观是关于政府与人民相互关系的价值观，在逻辑上与社会整体观是紧密相连的。“官”者，“管”也。为什么社会需要政府“管理”？因为社会要求整体的和谐。在现代市场社会，有政府管理未必就有社会的整体和谐；但是，没有政府管理就肯定没有社会关系的整体和谐。 政府的管理是受政治价值观制约的。在结构不同的社会，处理社会关系的方法不同，政治价值观也就不同。政治价值观不同，关于如何维系社会整体性的观念也就不同。由此，政治价值的混乱，将导致社会整体观的混乱。如果维系社会的整体价值观迷失了，人们的认识不统一，维持社会的整体性也就极为困难。 法定的固定社会分工，是维系封建社会整体性的价值观；物竞天择，自由竞争，强者获胜的集团型社会分工，是维持资本主义社会整体性的价值观；竞争服从社会整体利益的社会分工，是维持社会主义社会整体性的价值观。在今天的中国社会，群体间的竞争经常呈恶性竞争态势，以邻为壑、无法无天，规范群体竞争的社会准则滞碍难行。 传统中国的社会整体观是非常薄弱的，这也是引入社会整体利益观的主要缘由。这个社会整体观就是（全国范围内的）“社会主义”。当政治价值观崩溃了，社会主义的价值观也崩溃了。缺少了社会整体观，群体之间的竞争利益就至上，社会就陷入群体间的恶战。于是，为了小集团利益，可以去侵吞全民所有的财产；为了本单位利益，可以无视国家环保法律而去污染江河湖海；为了本省本地的利益，国家法律和中央政令被搁置一旁。 5．社会观的迷失会触发群体观的迷失 如果全社会的利益是虚无的，较大群体的利益也就不实在，小团体的信念也将随之动摇。当群体的精英和领袖们自己都不在意自己所领导的群体，搞“五鬼搬运”，窃本集体内的“公家”利益为自家所有，那么，哪个员工还会珍惜自己的团队？群体观垮掉了，团队就会“兵败如山倒”。原本盈利的企业瞬间被“企业家”搞垮，而这些企业家还振振有词地引用“经济学家”们的话，指责“产权不明晰”，认为只有“明晰”到“个人”的产权，才是真正实在的产权。然而，“股份公司”难道不是集体企业？股票的所有者对企业必然有“责任心”，而不会“望风而逃”？“职业经理人”没有产权就肯定不敬业？教师不拥有学校产权就应当不认真教书？军人因为不拥有军队的产权就不拼死作战？总理因为不拥有国家的产权就不认真办事？ 群体观的迷失，会导致个人利益无限膨胀，就只剩下原子的“个人”。现代社会不是由个人组成的，而是靠群体串联起来的。如果一个社会的价值观只剩下个人主义，我们得到的只是普遍的“反社会”的意识，这个社会离陷入“所有人与所有人”之间的战争也就不远了。我们中国社会的群体观就是（社区和集体范围的）社会主义――强帮弱，富帮穷，扶老携幼，同舟共济，共同进步。 6．群体观的迷失会触发自然观的迷失 在现代社会里，个人是非常无助和脆弱的。缺少了群体的信念，无助的个人就只好乞灵于各类神怪赐予的“奇迹”。科学的知识与个人利益相距遥远，需要靠群体、靠群体的配合、乃至靠全社会和全人类的协作才能发挥效益。缺少了群体的信念，对科学的信念就丧失了根基，因为，科学知识无助于克服个人的恐惧，也不解决个人面临的重大社会挑战。 在一个社会里，当赖以进步的科学精神被打入冷宫时，这个社会就会流行各种“妖道”，“现代人”就堕落成“传统人”。在中国最近15年间，传统迷信和各类变种了的西洋宗教杂交，遍地开花。对此，社会精英们的推波助澜，“功”莫大焉。西安有所“华中科技学院”，原先一年只能招到200学生，遂在教学楼一层的副院长办公室设了神坛，还请专职神棍做法。据说设坛之后的第二年学校就招了600学生，而今已经招到1500学生6。此事竟然发生在每年要培养上千名科技工作者的“科技学院”。以前，有报道说，西部某县的首脑机关里也设神坛。在当今的中国，有不少官员和商人们靠求神拜庙打卦来祈求升官发财，楼层不设4、13、14层，车牌、门牌拣选88、66。如此这般，流行邪教不足为怪。王道衰，妖道兴，自古皆然。 7．自然观的迷失会触发道德观的迷失 群体观迷失了，科学观也迷失了，“社会”就成了一个空洞的概念，适用于社会关系的普适道德也就没了依托，我们对“人类社会”的信念就只剩下了缺乏科学信念和没有群体归属的个人。 宗教信念固然可以替代科学信念，但人们信奉的宗教各不相同，现代的人类社会也无法依赖宗教来引导群体的生产活动。当“社会”不存在了，世界上只有个人，人的兽性就彰显。丧失了道德观的人们，是非常可怕的人。丧失了道德意识的社会，当然不可能是和谐的社会。 国际观、民族观、政治观、社会观、群体观、自然观、道德观，就是这样层层相关，构筑了我们“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道德观是普适的，最为坚固；自然观基本上是普适的，坚固程度次之；群体观和社会观的普适性依次递减，坚固程度也依次递减；政治观是普适性的分水岭，人们在政治观上的显着区别已经说明其非普适性，尽管政治观的坚固程度相对较低，却是有关社会统一的核心观念基础；民族观当然依民族不同而各自独立，“现代民族”的历史并不悠久，长者二三百年，短者二三十年，民族观不是坚固的观念，却是现代民族国家赖以生存的关键；国际观被明显分割成“阵营”，不可能普适，因为各国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地位不同，国际观的坚固程度最低，却是核心价值观体系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 综合而论：核心价值观的崩溃是自外而内，由易到难的，越往里越难崩溃。在这个体系里，政治观是普适性的“拐点”，也是坚固程度的拐点。倘若我们看到了政治价值观的多元化，那时，核心价值观体系已经处在风雨飘摇之中了。倘若我们看到了最内层的价值观开始崩溃，那时，这个社会的价值观体系肯定处在全面的混乱（多元化）和崩溃之中。因此，攻击一个强大的国家，攻击其核心价值体系是最廉价的进攻手段，能收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有效的攻击往往从最薄弱、有争议的外层开始。被攻击方的核心价值体系是自外而内崩溃的，直至垮到最内层。苏联的瓦解，以及瓦解之后的情形，给这个逻辑提供了生动的案例。 中国核心价值观的迷失，也是从“国际观”的变化开始的，从不会发生世界战争的判断，发展到今天的“融入论”。同样，我们要重建社会核心价值观，一个有效的方法就是从国际观着手，重新审视本国的战略方向，将那偏向“事秦谨，与诸侯信”的连横，逐渐调整为倾向制衡霸权的合纵7。 四．社会主流价值观的生成 维系社会整体性，关键在于社会核心价值观的确立和巩固，使之成为社会的“主流”认同。在“价值多元化”的当代中国，核心价值观如何能被“确立”和“公认”？回顾中外社会的变迁史，核心价值观生成为社会主流价值的路径大体如下。 1、知识精英形成关于核心价值观的共识 核心价值观是由知识精英界定的。这些精英自上而下地界定本民族文明的各层核心价值观，最终形成一个社会主流体系。 在现代社会，这些知识精英包括以下四大类人：（1）主要大学的人文和社科类教师；（2）主要政党的领导人和政府的中高级官员；（3）主流大众媒体的管理和从业人员；（4）大型企事业机构的管理者。主流体系形成之后，知识精英们会自觉地群起围攻挑战这个价值体系的企图，甚至以彻底忽略抵制之。在这四类人中，核心价值观体系组织对于“事实”的理解。 2、通过思想论战取得和巩固精英的核心价值观共识 精英们思想混乱，对自己拥有的价值体系没信心，又不敢放弃，就心虚，就不许争论，就本能地进行思想压制。然而，核心价值体系是在论战中成长的，也是在批判中创新和进步的。知识精英们的共识是通过激烈辩论形成的。用粗暴的行政手段压制争论，是一个社会主流价值观体系僵化衰落的根本表征。思想，不可能靠行政压制占据上风。相反，压制讨论使对方思想更容易流行，因为，公众本能地要求了解和关心受到行政压制的思想。罗马帝国对基督教的野蛮压迫制造了数以万计的“殉教者”和数以千计的“圣徒”，促进了基督教取代罗马的多神教。汉初对儒家思想的压制促进了儒家确立“独尊”地位。基督教神权对近代思想体系的压制促进了西方整体上的世俗化。同样，近代国家对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强烈压制，反而促进了共产党人的思想如狂风暴雨般传播；而共产党国家对现代西方思想体系传播的压制，则导致了原有正统思想体系的僵化与虚弱。 在现代社会，随着传播技术的日益发达，作为建立或者摧毁思想的工具，监狱和行政压制是极为落后的手段，早已被高明得多的手段所淘汰，比如，对传媒的控制。怀疑本国精英和大众的价值观判断力，不允许手中的舆论工具论战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在制造核心价值观的多元化，也是在损害原有的核心价值体系。在中国，社会主义的主流价值观是有强大民意基础的。然而，行政对舆论的压制，已经把承载主流价值观思想的精英和舆论工具边缘化了，而反主流的价值观却在主流媒体上大行其道，甚至利用官方政治帽子去压制原有的社会主流价值观，使其流落到网络大众论坛上。可以认为，正是因为主流传媒拒绝思想领域的论战，使其失去了活力，而丧失了对主流价值观战场的主导权。 3、核心价值观的传播取决于精英们与大众的交流能力 一种核心价值观能否成为主流，以及能否巩固其主流地位，在于创造和宣扬这种价值体系的精英与人民大众交流能力的强弱。及时更新语言概念表述，使之有强大的渗透力，清晰地回答而非回避人民热切关心的现实问题，就能把知识精英团结在“主旋律”周围。 如果“主旋律”成为官气十足的“党八股”，那就不是主旋律了。要求人们“认真学习”的党的文件谁都看不懂，也不爱看，就不叫“党”的文件了。伤害核心价值观，“党八股”是最致命的，体现了思想的封闭、枯竭、无能。美国和日本的保守主义，伊斯兰世界里的原教旨主义，之所以迅速流行，因为他们更新了表达传统思想体系的语言，给出了亲近人民现实问题的解决方案。毛泽东惯于使用人民的语言，是他成为人民领袖的重要原因。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毛泽东用“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来说明他的“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一个全新的价值观，就这样传播到了全社会。过去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了确立一套新的价值体系，发明了能打动民心的通俗口号。比如，“打土豪，分田地”这六个字，通俗而又精确地体现了党的复杂纲领，深刻地触动了所有人。自“五讲四美三热爱”开始，中国官方文件里的“大众语言”日渐拙劣，成了毫无生气的“新八股”。深宫里的秀才拼命制造二、五、八，三、六、九之类的廉价数字口号，官僚气十足的“全面”、“完善”、“大力”、“充分”、“深化”、“加强”、“健全”、“推进”弥漫在所有党和政府的文件里。这种语言成为笑话，被芸芸众生“恶搞”，遑论团结知识精英了。 4、知识精英要让核心价值观赢得关键的机构、人群和场所 知识精英们拥有与人民大众的强大交流能力，核心价值观就能赢得关键的机构、关键的人群和关键的场所，成为社会主流价值观。知识精英们选择和界定了核心价值观，若要使之成为“公认”，就需要这个观念体系掌握关键的机构、关键的人群、关键的场所。 所谓“关键的机构”，指的是关键的大学（比如，一流大学、党政干部培训机构、民族学院、行政学院、政法学院），关键的政府机构（比如，立法、行政和执法机构、主要政党），核心的人文社科科研机构，以及关键的大众传媒（在西方，教会也属“关键传媒”的一种）。 所谓“关键的人群”，指的是大都会居民、大学生、媒体从业者、青年白领、妇女团体、和社会最贫困的人群，比如，中国城市里的“民工”——当今产业工人的主体。为什么社会最贫困的人群是关键的人群？核心价值观忽略社会最贫困的人群，给不出解决贫困问题的答案，就丧失了社会道义上的制高点，就难以成为社会主流。比如，宗教价值观的传播，往往在于他们扶助最贫困人群，占领了道德制高点。共产党人价值体系的核心是，照顾和解决贫困。攻击这个价值体系，在于指责其制造贫穷。 所谓“关键的场所”，指的是各种能集合人群的场合，比如，电影、戏剧、小说、大众的网络聚会空间、城市和社区的集体活动场所以及各种民间社团的活动场所。 当一种核心价值观体系掌握了关键机构、关键人群、关键场所，这个社会就拥有了主流价值观，而这些机构、人群、场所就会自觉地排斥挑战主流观念的企图。有了社会主流价值观，社会的团结是有机的，而非机械的。 5、精英们要坚决和不懈地维护代表核心价值观的符号 在七层核心价值观里，每一层都有历史的和当今还活着的社会榜样。这七大类符号是主流价值观的旗帜和号角。金字塔是埃及政体的象征符号，遍布全国的孔庙是传统中国政体的象征，斯巴达城邦自“俄瑞斯忒斯”的传说而起，雅典城邦以忒修斯为开国之王，天主教为殉道者们封圣，庄严的华盛顿纪念塔和杰佛逊纪念堂稳固地耸立在美国首都的中心。当列宁和斯大林被妖魔化了，前苏联的价值观体系必定是无以为继的。 当一些知识精英开始丑化我们民族的精神楷模，就是在挑战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当台上的“劳动模范”被赚大钱的商人替代，我们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就开始裂解。当鹤岗市为保护国家财产而致残的 方玉荣女士被社会长年忽视，生活陷入困窘，我们就不难知道，为什么在常州——苏南一个拥有深厚社会主义传统的城市，上百市民会“围观”小偷殴打“多管闲事”抓小偷的老人，直至老人被打死都无人出手救援8。 核心价值观是依赖一些符号才能被社会传承的。那些符号背后的故事，当然有事实根据，也包含了浪漫的想象。但是，那些故事全是事实，或者说应该全是事实，因为，那些故事比事实更壮丽，更动人，是我们人类和民族的精神遗产，是学校里人文教育的核心。人们由此懂得，当他们为做人的尊严，为科学的探索，为社区的利益，为社会的团结，为政治的正义，为祖国的安全，为世界的公正而奋斗的时候，即使牺牲了，也会博得永恒的纪念，为世世代代的同胞树立榜样。 在今天的中国，个别学者拿着所谓“理性”标杆去批判所有导致中国今天制度的社会运动，特别是爱国主义运动，贬低中国20世纪社会革命所取得的成就。这样的思想，成了2006年新版上海中学历史教科书的指南，却没有主流媒体刊载批评的立场。没有昨天的民族是没有未来的。被阉割了精神的“理性”，会让孩子们成为没有血性的行尸走肉。没有“精神”，中华民族是不可能世世代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这精神的骨架，就是我们的核心价值体系。维系和巩固这一价值体系，有赖于我们细心地呵护承载这一体系的典型符号――从《义勇军进行曲》，到狼牙山五壮士，到八女投江，到黄继光，到埋葬在坦赞铁路边的中国工程技术人员的尸骨——这些符号是我们国际观和民族观的载体和基石。正是这些处在核心价值观体系外层的基石，构筑了我们中华民族的现代“精神长城”。 结论 概括本文要点如下。 1，把“社会价值观”定义为“对社会关系的是非判断”，可以推进对社会价值观作用和变迁规律的认识。 2，划分了“核心价值观”与“非核心价值观”，并指出：多元的非核心价值观反映社会变迁的需求，能增进社会关系的活力；统一的核心价值观反映社会生存的需求，能阻滞社会关系的恶化和分裂。 3，指出了对应基本社会关系的“核心价值观体系”，分辨了这个同心圆体系由内而外的七大层次，并指出：核心价值观体系相对于社会关系的独立性和对社会关系起到的杠杆作用。 8 参见《北京晚报》2006年9月27日第23版。 4，讨论了七层核心价值观之间的逻辑关联，并指出：核心价值观体系在普适性和牢固性上，自内而外逐层降低。在这个体系里，政治观是普适性的“拐点”，也是坚固程度的拐点；而国际观是最薄弱的，也最容易遭到攻击――在体系崩溃时，国际观是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 5，为了在中国重建“社会主流价值观”，文章探索了“社会核心价值观”生成为“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路径。尽管这个“路径”仅仅是对一些历史经验的粗糙概括，但作者深信，有了社会主流价值观，我们中华民族就有了“主心骨”，中国社会才可能和谐、牢固、安全。 1 在这里，“科学”指的是可证伪的因果关系，并不代表“正确”。参见卡尔?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中文版，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 2 为什么是这六条？这六条是正义观的基础。《圣经》中的“十戒”，仔细分析，也是这六条。考察古今中外的各大文明，从部落规范，到宗教法，到自然法，到现代法律，虽内容各有不同，却都包含这六条。最古老的法律是刑法，也都均包含这六条。以后的各类法律皆延续古老刑法所体现的正义观。没有这六条，就谈不上人类社会的“文明”。所以，我们可称这六条为“基本法”，也就是人类最基本的道德原则。 3 严复将约翰?穆勒的名着《论自由》（On Liberty）独具匠心地翻译成“群己权界论”（约翰?穆勒：《群己权界论》，严复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寓意个人权利尚需界限。 4民本主义的含义是：政府存在的原因在于照看（全体）民众的福祉，政府由考选出的中立精英文官组成，以维护民众福利为“本”职。不为（全体）民众服务的政府合当被推翻。民主主义的含义是：依照多数决原则，社会集团推举自己的精英代表争夺政府权力，通过掌握政府权力来保护和促进本集团的利益。民本主义成为中国政治的主流意识形态，可以一直追溯到《尚书?夏书?五子之歌》。《尚书》是上古文献的汇编。传大禹的孙子“太康”（夏王“启”之子）失德，其五个弟弟分别做《五子之歌》，以大禹的训诫相劝。第一首歌中的第一句便是“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民本主义作为中国官方意识形态是一脉相承、万世一系的，延续至人民共和国之“为人民服务”，到而今的“以民为本”。西方民主主义也有悠久传统，始于原始军事部落民主，支持者众则获领导权。西方民主不是强调“人民当家作主”，而是“多数决”，体现强权政治意识。民主主义建立在集团分化的社会基础之上，也是强权意识的产物；民本主义建立在非集团化的均质社会中，也是权力中立意识的产物。民本主义要求“抑制豪强”；民主主义则承认强大集团分肥的合理性。概言之，中国不以社会集团之间凭实力进行的斗争为“政治”。“政”治之于中国，乃“正文”之治，是正义（或曰中庸）的道理之治，是道德伦理之治，是中立的精英文官之治，不是崇尚利益集团精英代表之间的强权政治。 5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包括民族主义，民生主义，民权主义。若把“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及“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计划综合起来看，就知道他的思想与今日大陆和台湾的选票箱子痴迷者大为不同。孙文思想的外延是民族主义，内核是民本主义。孙文民本主义在传统民本主义强调国计民生之外又增加了现代民权观。维护权利靠法治，与民权主义结合的民本主义就是法治民本主义，宪政民本主义，自由民本主义。 6 参见《北京晚报》2006年10月9日第25版。 7 战国七雄：秦在西：另五国在秦国之东自北向南一线排开，为燕、赵、韩、魏、楚；齐国则在五国之东。六国中任何一国与秦修好而沾秦攻击他国之利，称为“连横”；六国中任何国家间之联盟以御强秦，称为“合纵”。齐国亦为强国，与任何五国之一联合，即足以制衡强秦野心。但齐国老太后为齐王田建立下“事秦谨，与诸侯信”的“准”连横策略。同时，秦则采取“远交近攻”之策，与五国背后的齐国修好。六国中，齐国最后被灭。田建虽在位40年，却唇亡齿寒，终成亡国之君。“事秦谨”的战略与宋朝屡与强国结盟的愚蠢战略本质相当。宋先与金结盟，击宿敌契丹（辽），却被金吞掉半壁江山；后又与蒙古结盟击金，又被蒙古完全吞并。齐国与宋朝的执政者都幻想巴结和“加入”强权，违背了与弱国结盟平衡强权方能自保的安全定律。 文章来源：中国与世界观察 六十年成功之路的理论解释 玛雅：2008年12月，你所主持的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举办了《人民共和国六十年与中国模式》研讨会，海内外五十多位学者出席了会议。能不能介绍一下举办这次研讨 会的动因和目的？ 潘维：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大庆。在以往的两代人中间，中华民族取得了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巨大进步。共和国的道路可以说非常成功，显然也非常独特。在不过六十年的 时间里，一个古老而独特的文明以强劲的势头复兴，以至于让世界格局为之改变。这不仅令世界刮目相看，也对世界已有的政治、经济、社会知识提出了挑战，让世界重新审视关 于人类进步的知识。因此我们认为，“中国模式”，或者称为“中国道路”，已经呼之欲出了。 举办这次研讨会有两个目的，第一是促进“中国道路”或者“中国模式”理论的概括，第二是促成“中国学派”在国际学界的兴起。 玛雅：这次会议似乎没有达成共识。虽然多数学者认同“中国模式”的提法，但比较多的是以“中国道路”、“中国经验”，或者“中国特色”来表述。也有学者认为，中国模式 还没有形成，现在讨论为时尚早。你在拟定这个主题的时候是怎么考虑的，更多的是不是出于你本人的立场？ 潘维：我确实有一点个人色彩，有点预设立场在里面。我写的是“人民共和国”，然后又加了个“中国模式”。其实中国模式有或者没有、应不应该总结，都是所谓开放问题， open question。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深知，举办学术研讨会的目的，从来就不是为了达成共识，而是给大家提供一个争论问题、澄清分歧的平台，以及一个脑力激荡的平台。 在中国发展道路上，学界一直存在不同意见，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可是在争论的背后，是我们对这个话题的共同关注，以及对中华民族复兴的共同期待。举办这次研讨会， 是希望能够为各种思想提供一个展示和碰撞的平台。 “中国模式”问题是一个理论讨论，是一个理论辩论。对我来说，这是对过去的一个总结，是对现实的一个定义，也是对未来的一个指南。为什么要对过去进行总结？我想，如果 我们能够得出共和国六十年是成功的这样一个基本概念，那么这个成功总是有原因的。就像1949年中国革命成功后，我们总结出武装斗争、群众路线、党的建设、统一战线这样一 些基本经验，称之为“法宝”。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法宝”就是中国革命的模式，或者中国革命的道路。背离这个模式，中国革命就不可能成功。 中国革命如此，中国的建设发展也是如此。从1949年到今天，我们走了六十年。如果说这条路走到今天是成功的，成功的原因是什么？它是苏联模式的成功吗？恐怕不是。是英美 模式的成功吗？也不是。是日本模式的成功？台湾模式的成功？……我们可以一路说到北欧模式，但恐怕这些都不能令我们服气。而在今天，中国在发展道路上出现了很多的问题 。为什么会出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办？于是我就想到，如果能总结出一个中国模式来，我们也许会发现，今天出现的这些问题，很可能是背离了中国模式的结果。 玛雅：你所理解的“中国模式”是什么？ 建立中国模式理论的意义何在？ 潘维：我对中国模式的概括是宏观的。什么是中国模式？中国模式是关于共和国六十年“成功之路”的理论解释，即因果抽象。目前学界、政界都存在把西方的今天当成中国明天 的迷信，我希望通过概括中国模式，说明中华民族走的路是独特的，而且是成功的。 有人说，中国处在大变迁的过程中，怎么会有“模式”？我认为，世界向来变动不居，但不能因此拒绝理论知识。固态的理论来自动态的历史，解释动态的现在，启示将来的行动 。换句话说，模式为现实提供定义、为比较提供知识、为未来提供指南。建立中国模式理论，意义即在于此。 那么，中国模式从哪里来？从共和国六十年的进步经验中抽象出来。而这进步的基础是中国人的百年奋斗史、三千年王朝史、五千年文明史，也包括被消化为中华文明有机组成部 分的外来文明。中华文明的延续性是中国模式的基础。 是时候总结中国模式了 玛雅：有人认为，所谓“中国模式”，有一种对峙的预设——中国和西方的对峙，西方的是什么，中国的是什么。这种预设有很强的排斥性。但是，如果中国是在迈向现代化，相 对于西方而言，是不是有如此强烈的排斥性？ 潘维：所谓“对峙”和“排斥”，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不是我们的责任。这是西方的蒙昧主义。是西方人说，除了基督徒就是异教徒，除了民主就是威权，我们没这么说。谁在 对抗呢？我们没有呀。我们只是说中国模式，还可以有日本模式、菲律宾模式、尼泊尔模式、尼日利亚模式……问题就出在，除了西方之外别人不能有模式，这不行。当然，我们 不是真的在乎这个问题。真正在乎的是，中国当下在哪里？中国在向何处去？是不是中国的今天就是西方的昨天，中国的明天就是西方的今天？所以，总结中国模式，不是为了让 别国“效法”中国——中华是“取经文明”，不是“传教文明”。总结中国模式，前提是认同共和国六十年所取得的巨大成功，重获世界尊重。 有些学人会说，何必要总结中国模式，难道今天的西方不是中国的未来吗？在这些学人眼里，共和国的前三十年是失败，后三十年是成功，而从失败到成功是因为“补课”和“接 轨”，因为回头走上了“普适”的西方道路。这种判断是浅薄的，而且危险。没有哪个后发国家成功地复制了西方模式。如果忘记了西方道路成功的基础和高昂成本，中国就会变 成“普通的”欠发达国家。西方模式的基础是侵略性的军事和政治经济机器，是通过武力向全球殖民建国，实行种族压迫，直至发动两次世界大战。这些基础，我们不曾拥有，将 来也不会拥有，也不应该拥有。中国的复兴在于闯出了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几代英雄满怀理想，前仆后继，浴血奋战才完成的中国革命不能否定。忘记历史意味着轻薄，篡改历 史意味着背叛。 现代中国在剧变中，每隔三十年就出现一次大的转折。从1919年－1949年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三十年，从1949年－1979年是人民共和国建立并实现独立自主的三十年，从1979年 －2009年是改革开放经济腾飞的三十年。人民共和国已经度过一甲子时光，来到了一个新三十年的十字路口。中华民族向何处去，是保持伟大复兴的强劲势头，还是东施效颦，从 此走向衰败和被奴役之路？“正题”与“反题”的争论方兴未艾，“合”题应该在“中国模式”之中。中国的成功挑战经济学的“市场与计划两分”，挑战政治学的“民主与专制 两分”，挑战社会学的“国家与社会两分”。总结中国模式能够提供新鲜知识，促进我国学界对本土文明的自觉，促进“中国话语系统”的形成。正如过去反对迷信苏联教条，今 日中国的迫切任务是反对迷信西方教条，防止教条主义把我们国家导入陷阱。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模式理论的建立，大可称为“中国学派”。 玛雅：也就是说，总结中国模式，先要打破西方意识形态和话语体系。是否用西方意识形态和话语来研究、评价中国经验，是“中国学派”能不能建立的前提条件。 潘维：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太熟悉所谓西方模式了，以至于我们这个社会深受某些，如果不叫西方模式的话，话语体系的影响。比如，在总结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成功时， 一个最浅薄的结论是，中国经济上的成功是“私有化”加“市场化”的结果。直到2008年底西方金融危机爆发前，“私有化”加“市场化”都是中国经济成功的主流解释。这种解 释的浅薄在于，世界上推行私有制和市场制的欠发达国家这么多，继承了苏联的俄罗斯也是一例，为什么没见到像中国这样的成功？ 金融危机打破了对“看不见的手”的迷信，也打破了对“国退民进”实行私有化的迷信。回顾共和国的经济发展，不可否认的是，成就是六十年的成就。六十年来，我国国内生产 总值以7％－9％的速度持续增长，改革开放三十年为9.5％（按照不同的计算方法）。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前三十年的扎实进步，无疑为后三十年的加速腾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事 实上，在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末期，正如计划经济三十年的末期，中国经济已经问题丛生。因此，用前三十年否定后三十年是偏见，用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也是偏见。如果不能确 立这个认识，我们就无法概括中国经济的成功，也无法避免私有迷信和市场迷信给我们带来的严重问题。 在社会方面也一样。有人说，中国的成功因为什么？就是因为国退民进，从大政府、小社会变成政府小一点，社会大一点。之所以今天还不够成功，还有很多问题，是因为我们的 civil society（公民社会）还不够强，不够发育。因此很多文章都在讲，促进civil society的发育。但事实是这么“显而易见”、“顺理成章”吗？西方理论中的“国家与社会 两分”，如同“民主与专制两分”，给我国传统思想界带来了新鲜知识。然而，食洋不化地接受“国家与社会两分”，如同食洋不化地接受“民主与专制两分”，也给我国思想界 制造了巨大的陷阱。 玛雅：为什么说是陷阱？ 潘维：“社会”（society）是个西方概念，接近于中国概念“会社”之集合。西方的“会社”起源于中世纪后期的城市自由民，即“市民”，是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产物。城市自由 民组成“市民会社”，针对拥有土地和政权的贵族阶级，维护相对于“国家”（state）而言的自由权益。中国的“社会”不是“公民会社”，而是“百姓”人家的集成。 “国家”也是个西方概念，含义近似中国概念的“官府”。中国历史上并不存在作为阶级或利益集团代表争夺或控制公器平台的state，只有公正亲民或自私害民的“官家”。中国 社会组织的原因和形态也不同于西方的“会社”，而是在悠久历史中逐渐形成了组织和意识上官民一体的“社稷”。“国家”也是“家国”。家－国同构，国－家一体，家事、国 事、天下事，事事相通。 所以在中华语境中，“亲民”就是政府与人民在一起。而在“国家与社会”界限分明的语境下，就出现 “强政府弱社会”、“小政府大社会”之类的说法，就“国退民进”。这些 概念统治了大众媒体，就成了政府脱离人民的辩护词。政府脱离人民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腐败，以公权谋私利，就“失天命”。六十年来，“政府与人民在一起”，是我国社会组 织的成功之道。这种社会组织方式在中国有深厚传统，也适合当下的具体条件。迷信“国家与社会两分”的“契约”教条，政府脱离人民，国家会陷入混乱和失败，故称“陷阱” 。 中国自古就是世俗国家，治国不是靠从纯概念出发的逻辑思辨，而是靠实事求是。我们学西方，求发展，要谨防各种各样的陷阱，诸如私有迷信、市场迷信、市民社会迷信，自由 竞选迷信，等等。近年来，在西学“民主与专制”、“国家与社会”、“市场与计划”两分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出现了很多问题，而这些问题却不是西方模式能够解决的。因此我 觉得，是时候我们摒弃西方意识形态和话语体系，开始总结中国模式了。 子模式一：社稷体制 玛雅：具体地说，你所理解的中国模式是什么样的内容和框架？ 潘维：刚才说了，我对中国模式的概括是宏观的。这个模式对我来说是要分解的，分解成三个子模式：独特的社会模式、独特的政治模式、独特的经济模式。我把这三个子模式分 别称为社稷体制、民本政治和国民经济，“三位一体”共同构成了中国模式。 玛雅：为什么称社会模式“社稷体制”？ 潘维：“社稷”最初是指“民以食为天”，拜五谷神的庙堂，也泛指官民在利益和意识上的统一体，介乎“民”与“君”之间。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朱熹解 释说，“盖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而君之尊，又系于二者之存亡，故其轻重如此”。不同于西方的“国家与社会”两分，社稷系于物质福祉，也系于伦理精神，是中国官 民互动的共同体。在我看来，中国社会就是这样一个共同体。 社会模式一般包含四类内容：（1）构成社会的基本单元；（2）社会分层的形态；（3）社会伦理的准则；（4）人民与政府的关系。经过六十年的发展，当代中国的社会模式已经 初露端倪，概括说，由四大支柱构成：（1）以分散流动的家庭为单元组成社区和工作单位；（2）社区和单位与行政的条条、块块重合而成有弹性、开放的立体网格；（3）家庭伦 理观念主导社会组织和行政管理的逻辑；（4）官民彼此嵌入形成相互依存的“社稷”。 玛雅：能不能简要介绍一下这四个支柱？ 潘维：中国社会不是“公民会社”的集成，而是城乡社区及“（工作）单位”的集成。组成社区和单位的基本单元是“家庭”，而不是有阶级－利益集团归属的“个人”。固然， 家庭也是世界上多数社会的基础单位，但在中国，家庭不仅是基本人伦单位，也是经济单位。家庭不仅哺育下一代，下一代还承担反哺上一代和更上一代的物质和精神责任。 历史上，我们称作独立自由的家庭小农经济。今天还是不是这样呢？在农村，50%的人口仍然生活在那里，实行耕地的“家庭承包制”。在城市，工商局注册企业99%以上是“家庭 企业”——家庭企业是中国劳动力最大的雇主。家庭的影子弥漫整个中国社会，就连大型企事业单位都可以看到家庭的影子。我所在的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每个学期末都组织 教职员及家属去旅游，还经常发食用油之类的生活用品。 与按照阶级和利益集团分为上、中、下三层的社会结构大为不同，中国社会的主体结构是由社区和单位组成的。这个结构天然与政府的管理网络重合。这个原因是历史的。一方面 ，我国的社区有自治的深厚传统。另一方面，社区需要政府援助和管理，以解决社区间的纠纷和维护社区集群的整体利益。这样，中国自古就有政府插手社区，帮助社区组织的传 统。 在现代中国，政府的层级分为纵向和横向两类，即“条条与块块”。社区被“条条”覆盖，村庄和城市居委会均受乡镇和街道行政纵向管辖，较高层级的条条协调更多社区集群间 的利益。专业的单位被“块块”覆盖，城市的企事业单位都“挂靠”在某个“块块”上，接受某种程度的行政管理，大块块覆盖众多小块块的利益。于是我们看到，中国的社会划 分与行政划分大体重合，形成了社区和单位依行政条块划分的“立体网格社会”。 中国立体网格社会支持极快的社会流动速度，边缘挤入中心，中心流至边缘的奇闻俯拾皆是。“破落”与“发达”之间往往仅一步之遥，呈现相当的自由乃至“混乱”，以至于体 面的地方常有不体面的人和事，反之亦然。不过，由于覆盖行政网格，中国社会“乱中有序”。危机之时，比如去年大地震，具有强大的社会组织动员能力。 玛雅：“家庭伦理观念主导社会组织和行政管理的逻辑”，也是因为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 潘维：对。家庭组成社会，家庭伦理观念就主导社会伦理。什么是中国的家庭伦理观？与西方个人与神、个人与团体、个人与国家的契约观念非常不同，中国人讲“父慈子孝”。 家长要照顾家庭成员的福祉，家庭成员要尽忠孝之责，“舍己为家”是社会伦理的楷模。南怀瑾先生以“中国人的精神十字架”概括中国人的家庭伦理观：“以自己为中心，上孝 父母而及于天，下爱子女以垂万世，旁以兄弟、姐妹、夫妇而及于朋友。” 这个“十字架”展示的是中国人独奉的家庭伦理“教”。这种理念渗透在社会组织和行政管理的逻辑里，就可称为“政教合一”。于是，“修身、齐家”的“内圣”自然延伸为“ 治国平天下”的“外王”，所以中国历朝皆称“以孝义治天下”。 在西方，契约观要求公私分明，群己权界清晰，国家与社会界限分明。在中国，伦理观淡化公私，视社会为一层层向外放射的“家”——核心家庭是小家，宗亲是大家，社区和单 位是“公家”，公家之上还有“国家”。小家、大家、公家、国家，利益相符，观念相通，公私难以区隔。中央政府成了最大的“公”，但其全部“宏伟目标”却是“私”，是帮 助全国人民的家庭收入达到“小康”。反之，小家也依托国家。“卫国”就是“保家”，就有了“杨家将”、“岳家军”为国分忧。既然都是“家”，社区和单位提供的福祉、亲 和力、安宁就成为评判“好”与“差”的标准。既然都是家，政府就应鼓励“父母官”爱民如子，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还要明文低税，限制官吏数量，使民休养生息。中华 社会最高的理想是，“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大同世界”。这个理念衍生于家庭伦理。较之人造的意识形态或宗教观念契约思想，家庭 伦理要自然和牢固得多。 玛雅：同样因为都是“家”，所以“官民彼此嵌入形成相互依存的社稷”？ 潘维：是的。社稷是官民互动的共同体。在社稷中，官与民不是大小强弱的关系，而是鱼与水、骨与肉的关系。官民离心离德，社稷就崩裂。 社稷中的社会网格与行政网格有两个交错嵌入的契合面，其状态与中国社会的治乱兴衰直接相关。第一个契合面是官民一体的家庭式伦理意识。官员通常被看作为民做主的大家长 。有了“父母官”，也就有了“官本位”意识，体现对官员行为规范的尊重。倘若官员背弃照顾“子民”的伦理，只顾自家私利，官民就离心离德，“官本位”就崩溃了，社会秩 序也就难以支撑。 第二个契合面是“亦民亦官”的社区－单位领袖，也就是中华社区自治传统里的“乡绅”。这些基层的“父母官”处在社会网络与行政网络的结合部，是实现官民一体的粘合剂。 他们上达官府，下通草民，一条腿站在社区－单位的局部利益一方，另一条腿伸入官家的全局筹划之中。他们不代表正式的“国法”，却承担大量社会管理职责，依天理和人情调 解社区和单位内部的冲突。“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因为他们的存在，政府就能感知民心，获得修正行政错误的弹性空间，也能减少官吏，节省开支，在广土众民 的大国维持低税率。中国历朝实现“以孝义治天下”的具体途径就在基层政权建设，“基层不稳，天下大乱”。 玛雅：相对于西方社会，这种“社稷”模式有什么“比较优势”？ 潘维：中国社会模式不仅独特，从理论和现实成就而言都未必落后。个人至上比家庭至上更先进吗？分为上、中、下层阶级的市民会社比平等的社区－单位更能鼓励社会流动吗？ 契约法理比家庭伦理更公正可靠吗？国家与社会界限分明比官民复合的社稷更自由吗？我看未必。中西社会组织方式都是特殊的，不必迷信西方的社会组织比中国的更高明。 当然，我并不想分高下优劣，也反对分高下优劣。我想说的是，因为历史轨迹不同，以美欧社会模式衡量中国社会进步的程度并不恰当。“立体网格社会”的解释力，强于西方基 于阶级分析方法的社会学分层理论。把中国社会分成“上中下”十多层，称占半数中国人口的农民是“弱势群体”，夸张拥有某类财产的“中产阶级”的作用，等等，对中国社会 问题的解释力是大可怀疑的。其必然结论是要求中国社会以集团为单位进行博弈，要求利益博弈的公开化、合法化，从而使人民共和国成为利益集团的共和国。 子模式二：民本政治 玛雅：第二个子模式是政治模式，它与社会模式是什么关系？ 潘维：政治模式的基础是社会模式，反过来也保障社会模式。中国独特的政治模式，为六十年的成功提供了首脑，即政治保障。总结中国政治模式，是为了延续适合我国社会结构 和社会意识的政治文明，抵制民主与专制两分的新蒙昧主义。 政治模式不是少数学人和政治家拍脑袋的结果，而是从历史的曲折中磨合而来，是以社会模式为基础的“上层建筑”。这个上层建筑是制度化了的政府权力产生、构成、行使、纠 错的方式。作为管理社会机构的政府靠垄断暴力和税收权而存在，但其生命力主要来自于，组成政府的人属于“贤能”之辈，更来自于社会流行的政治观念。因此，政治模式一般 包含四类基本要素：（1）关于政府与人民关系的政治理念；（2）依照上述理念选拔和更换官员的方式；（3）依照上述理念组织政府、行使政府权力的方式；（4）依照上述理念 修正行政错误的方式。具体到中国，当代中国的政治模式也是由四个支柱构成：（1）现代民本主义的民主理念；（2）强调功过考评的官员遴选机制；（3）先进、无私、团结的执 政集团；（4）独特的政府分工制衡纠错机制。 玛雅：怎么理解“现代民本主义的民主理念”？民本主义和民主主义并不一样。 潘维：民本主义的含义是，政府存在的唯一理由在于照看全体民众的福祉，否则“造反有理”，政府理应被推翻。这种“主义”明显是中国社会的家庭伦理观在政治生活中的延伸 。民本主义思想源自中华的上古时代，《尚书》最早记述了民本主义思想。《尚书·夏书·五子之歌》说，“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周书 ·蔡仲之命》说，“皇天无亲，唯德是辅”。意思是，“以民为本”的政府是有“德”的政府；不以民为本的政府就失“天命”，就没有“正当性”。西周的民本思想为“百家” 所共奉，故有汉武以降儒家两千多年道统。在儒门正统观念里，官员应“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自王朝而民国，民本主义称为“民生主义”；自民国而人民共和国 ，民本主义称为“为人民服务”。在今天，民本主义被具化成“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新三民主义”。政府的这种权力观、情感观和利益观，是中国独有的 官民关系思想。所以说，民本主义的底蕴极为深厚，是中国一脉相承、万世一系的主流意识形态，是正统的官民共识，是官权正当性的根本，早已融化到中华文化的基因和血脉之 中。 中国传统政体以民本主义为意识形态，成就了有朝代更替而无政体更替，寿命长达两千年之久的独特而出色的政治体制。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民权观念引入，市场力量的勃兴，中 国民本主义增加了关于人民权力的意识。抛弃“皇家”，由人民代表组成政府，称为“民主”。现代中国的民主主义与承认强势社会集团利益的西方民主有重大不同。中国的民主 主义，是民本的民主主义，依然以人民代表公正廉明地照顾“百姓福祉”为根本。对中国“百姓”来说，利益集团政治的“党争”，即西方式民主，并没有必然的合法性。 玛雅：“强调功过考评的官员遴选机制”，也是民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产物？ 潘维：选贤任能是所有政府体制的核心问题。在西方，强权政治为社会公认，利益集团组成党派，党派代表靠相对多数票支持获得政治权力，以政治权力维护本集团利益。在中国 ，民本主义的中立政治为社会公认。从制度而言，建立“公正廉明”维护全民利益的政府，只能实行科层文官制，即由行政主导的政府。 中国“中央六部，吏部为首”的制度可上溯到三千年前的《周礼》。隋唐兴科举，标志中国文官制的成熟，迄今已一千六百多年。不同于西式的democracy（选举民主）和 autocracy（个人专制），中国文官制是大众型的meritocracy（绩优选拔制），来自上古的功勋制。今日中国政府主要由考选出的文官组成，全部党政系统官员都被纳入公务员体 系，依据服务人民福祉的政绩升调奖惩。 就服务于社会需求而言，“绩优选拔制”与“集团代表竞争制”都有内在的缺陷，却是不同社会结构和社会意识的结果。考评机制难在拒绝结党营私的裙带关系，难在与时俱进地 调整评估系统，保持绩效评估的精确。但是比起治理竞选机制内在的利益输送，完善考评机制要容易得多。 玛雅：西方民主在中国政治文化中没有必然的合法性，中国政体的合法性又是如何建立的？ 潘维：中国政治模式最根本的特征是拥有一个先进的执政集团。中国共产党是当下领导中国现代化事业的执政集团。这个集团宣称代表全体人民向现代化前进的福祉，公正无私、 纪律严明、团结统一，使分散自由的中华民族拥有坚强的政治领导核心。 玛雅：可这只是一种理想状态。现实中，腐败已经造成执政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大大流失。 潘维：一点不错，执政党也会退化。不过与议会政治中集团利益的党争弊端不同，为社会整体利益服务的中立政治，最大的问题是以权谋私。相当数量的党官以公权谋私利，成为 社会极少数暴富家庭，是执政党退化的明显标志。从历史上看，一旦核心执政集团丧失理想，道德堕落，纪律松弛，“先进、无私、团结”这三大特征就消失了。此时，执政集团 必然懒惰无能，贪污腐败，分裂成相互争夺权力的私利集团。由此，中华民族必然陷入政治混战，乃至分疆裂土，直至产生一个新的“先进、无私、团结”的执政集团。 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如何保持先进、无私和团结？靠的是不间断的“党的建设”。党的生命线就在于，通过党的建设维护自己先锋队的“精英性质”，要求党政官员由“特殊材料制 成”，操守高于普通民众。党建手段因时而异，但万变不离其宗，核心是防微杜渐，让普通党员和广大群众来监督党的干部。群众监督不是“群众运动”，借口害怕“运动”而拒 绝群众监督，早晚会酿成“水可覆舟”的真正的群众运动。群众监督是执政党防治贪腐最为有效的机制。依靠这种机制，共产党才能做到先进、无私、团结。党的建设成败攸关中 华民族先锋队的命运，攸关中华民族现代化事业的命运。党建的成败只有一条标准：严肃党纪，遏止贪污腐败之风。共产党对其腐败官员采取纪律上的霹雳手段，方显出对中华百 姓的菩萨心肠。 玛雅：权力监督制衡问题，是当今中国政治生活中一个大问题。你怎么定义和评价“独特的政府分工制衡纠错机制”？ 潘维：中国的政府机构设置与世界上多数国家没有重大区别，别国有的，我们基本都有。我们还有一些别国没有的党政机构。在政府机制中，纠错制衡机制最能体现成文和不成文 制度的精致。在制衡方面，中国制度凸显独特性，也最具争议。 “制衡”（checks and balances）减少因领导人“滥权”而犯错误的机会，也提供纠正错误的机会。中华政体里有没有制衡机制？当然有。如果没有制衡机制，官员任意胡作非为 ，中华政治文明早就崩溃了，怎么可能是世界上延续最长久的文明？如果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中国官员受到很多制约。比如明朝，号称是最专制的朝代，但御史在皇帝面前“犯 颜直谏”的人很多。皇帝不爱听批评，就下令当庭打他们，可越打他们就越要说，被皇上打说明忠诚正直，打死了能光宗耀祖。皇帝不敢了，索性不见朝臣，不上朝了。所以，说 中国皇帝绝对专制，毫无禁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是后人的妄断。 西方体制普遍实行“分权制衡”，政府内部主要的权力部门各自独立，互不隶属。美国实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欧洲多数国家实行“两权分立”，即司法独立，但立 法权与行政权重合。与西方体制不同，中国体制在法理上比欧洲更强调“议会主权”，规定“一切权力归人民代表大会”。因为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在人民代表大会中占多数席位 ，权力集中于共产党，貌似缺少制衡。但实际上，中国实行“分工制衡”。 我把中国的分工制衡依次分为十类：第一是官民共奉的民本主义观念，对官员形成软制衡。第二是党政制度互相制衡。第三是党和国家的“民主集中制”，民主与集中相互制衡。 第四是任期制和年龄限制。第五是在政治局领导下的中央纪检监察机构，也包括专业的法院、检察院及反贪机构。第六是官员异地交流和异地任职制度。第七是人大、政协制度， 这两个机构对决策形成了相当明显的制约。第八是政府名下的舆情上达机构。第九是各政府部门及其所属政策研究机构的利益视角不同，导致相互制衡和决策谨慎。第十是中央与 地方的相互制衡。 中国的分工制衡并不完善。但夸大制度的作用，夸大西方分权制衡的完美，要求照搬西方分权模式也不可取。尽管跌跌撞撞，中国政府在以往六十年里，把世界上人口最多、差异 最大的国家带上高速发展的轨道，而且维持了社会秩序的稳定。 子模式三：国民经济 玛雅：最后一个子模式是经济模式，也是由四个支柱构成的？ 潘维：经济模式的理论基础相当简单。经济教科书从讨论经济生活的“三要素”——土地、劳力、货币——开始，概括经济模式也从三要素出发，以求共识。然而，经济三要素还 应补充一个要素，就是企业，因为把生产资料、劳力、货币三要素连接在一起的是企业。造成经济四要素——劳力、土地、货币、企业——变异和差异的深层基础是社会模式，直 接原因是政治模式。正因如此，几乎所有解释经济生活的经济学家都会离开本行，溯源到政治。 从经济四要素出发进行概括，中国经济模式也由四大支柱构成：（1）国家对土地的控制权和民间的有限土地使用权；（2）国有的金融和大型企业及事业机构；（3）（以家庭和社 区中小企业为基础的）自由的劳动力市场；（4）（以家庭和社区中小企业为基础的）自由竞争的商品－资本市场。四大支柱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国”，一部分是“民”。国与 民两部分互为支撑，故称“国民”经济模式。 “国民”经济模式这四个支柱简单到无需太多解释。首先，国家对土地的控制权就是土地国有。实际情况要复杂一点，农村的耕地集体所有，但集体所有的土地受国家控制，不能 随意转变为非农用地。中国土地公有私用，私人和企业可以购买一定年限的土地使用权。 第二，中国的金融业主要是国有的，至少是国家控股的。国家通过拥有的各种大型金融机构调控金融市场。国家还拥有一些控制经济命脉的行业，如石油、铁路、电力、通讯、道 路、航空、自来水，等等。中国还有国有的“事业单位”，主要指教育、科研、体育、医疗等机构。 第三，中国企业的主体不是国有企业，而是家庭企业和社区集体企业。这些企业的用工属于世界上最自由的一类，导致中国高度自由的劳动力市场。 最后，中国的中小企业是商品市场的主要供应者，所以商品生产的自由竞争强度非常高。中国的资本市场也在迅速形成之中，其开放没有意识形态问题，主要是技术问题。我们原 来以为，西方金融业非常开放，最近才发现，其开放具有很多技术性限制的前提。十几年后，我们将看到，中国成为世界金融开放的旗手，正如中国已经成为自由贸易的旗手。 中国经济模式是独特的。它不是苏联式的“产品经济”，因为不依靠“全民所有制”。它也不是英美式的“市场经济”，因为不以私有产权为基础。它同样不是西北欧的“社会市 场经济”，因为不支持高税率、高福利。它更不是德国和日本史上的“国家资本主义”，因为没有被少数大型私有企业主导，大型私有企业也不是中国劳动力的主要雇主。中国经 济是“国”与“民”相互支撑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国民”经济模式解决计划经济缺乏动力、市场经济缺乏情义、福利经济缺乏效率的问题，空前地调动了全国工商业 劳动者的积极性，刺激了企业间的激烈竞争，带来物质生产的极大丰富。 我并不是说中国经济模式没有缺陷，或者比其他模式高明。任何一种经济模式，在地球五分之一人口面前运作，在城乡差距，在从南到北、从沿海到高原的巨大差异下运作，都会 漏洞百出，弊端丛生。我想说明的是，任何经济模式的形成都不是偶然的，而是长期试错的结果，是具体的国情条件使然。中华一贯的思想方法是实事求是，中国的经济模式不应 按照某种流行的意识形态或少数强大国家的偏好而变换，也不应该按照“资本”的要求变换。国内左派指责中国搞资本主义，右派指责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可谁又能否认中国创造 了“经济奇迹”？在活生生的事实面前，“进口”的意识形态概念如此苍白和尴尬，“自学”的时代催生自信的“中国派”。 　“鲲鹏模式”的成功或失败 玛雅：从这三个子模式中，你是如何抽象出中国模式，以及评价这个模式？ 潘维：把这三个子模式整合到一起抽象出来的中国模式，我称之为“鲲鹏模式”。我对这个模式有三点评价： 第一，中国模式由社会、政治、经济三个子模式的十二个支柱组成。三个子模式的关系是，“社稷”塑造“民本”的政府，“民本”的政府保障“社稷”体制，也塑造“国民”经 济。换个比较形象的说法，政治模式是首脑，社会模式是躯干，经济模式提供翅膀。中华因为这样一个模式而腾飞。 “鲲鹏模式”的名称从《庄子·逍遥游》而来。鲲是一条巨大的鱼，嬗变为一只巨大的鸟，腾空而起，即鲲鹏。鲲鹏“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云；水击三千里，抟扶摇羊角而上者 九万里；绝云气，负青天”。“抟”字音及义皆同“团”。“扶摇”和“羊角”为两种旋风，使我想到苏联模式和美欧模式的力量。中国模式体量巨大，好似鲲鹏，前三十年迎风 破浪“水击三千里”，后三十年驾着苏联模式和美欧模式两股“旋风”冲天而上。 第二，中国模式以较低的代价形成，后来居上。中国发展模式的历史代价明显小于美欧模式和苏联模式形成的历史代价，也小于日本模式形成的历史代价。中国成功的基础不包括 侵略性的军事和政治经济机器，不包括通过武力向全球殖民建国，实行种族压迫甚至种族灭绝，也不包括发动两次世界大战和不断的区域战争。 第三，中国模式的弱点极为明显。最突出的问题是，中国法治尚不健全，执政集团可能趋于退化。先进统一的执政集团是中华政体的核心。政体功能最强大的部分来自执政集团， 最脆弱之处也在执政集团。当这个集团先进、无私、团结，整个中华民族就势不可当。当这个集团丧失理念，涣散分裂，官员谋私，就会脱离人民，使行政网格脱离社会网格，致 使“群龙无首”，国衰民穷。而今，人民共和国走过了六十年，来到一个新的十字路口，如果中国共产党能够厉行法治、制止腐败，并且避免落入台湾式的选举陷阱，中国模式就 能得以完善，得以持久。 玛雅：从思想渊源来说，中国模式的哲学思想基础是什么？ 潘维：我对中国模式理论的研究主要是抽象概括中国模式，比较中国模式和西方模式的区别，并给出比较历史的解释，我没有着重追溯中国模式的哲学思想基础。关于这个问题， 香港中文大学王绍光教授的观点我很认同。他认为，因为反封建的需要，中古以后的西方发展出“权利本位”思想，而中国的“责任本位”思想则延续至今。“责任本位”和“权 利本位”两个概念凝聚了中西方思想的基本差异，这种差异构成了中西模式差异的思想渊源。 权利本位强调个人享有其他个人不得侵犯的“权利”。如此，“天赋人权”成为近代西方社会组织的起点。权利本位给国家与社会两分、私有产权、隐私权、投票权、问责制等， 提供了哲学思辨基础。责任本位强调个人处于特定角色时对其他人必须担负的责任。“三纲五常”表达了中国传统社会的责任本位，明确各自社会角色的责任，“为人民服务”则 表达了中国现代社会的责任本位。权利本位强调“分”、责任本位强调“和”。 责任本位是中国“社稷”观念的基石，社稷使官民彼此嵌入，相互依存。责任本位也是“民本”观念的基石，民本使官员和政府对民众具有“责任和承担”（responsibility and responsiveness），迥异于权利本位的“问责”（accountability）。责任本位还构成了“国民”观念的基石，为民之福祉协调平衡国有与民有。可以说，责任本位构成了中国模 式的哲学思想基础。 玛雅：前面你谈到，中国当下出现了很多问题。这些问题是受西方意识形态和话语体系影响的结果，是因为背离了中国模式。为什么这么说？ 潘维：中国模式来自六十年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也基于数千年华夏“取经”文明的传承。中国模式有其独特性，是中国成功的原因，弃之则成为失败的原因。中国是“人民共和国 ”，人民共和国最应当被记住的是“人民”两个字。不管是政治模式、社会模式，还是经济模式，中国有一条是从《尚书》开始，从古到今贯穿始终的，那就是人民性。这个国家 、这个政府，着眼点和立足点都是这块土地上的人民。 西学给我们的基本结论是：现代社会应当由“市民会社”组成，平衡所谓的“国家”。西方社会大体是在阶级分化的基础上出现多元的“会社”；会社争夺“国家”平台，甚至“ 俘获”（capture）“国家”，以保障本集团的利益。换句话说，社会集团的利益斗争要求国家与社会两分，要求分权制衡。 中国自由小农的家庭社会不催生阶级或社会利益集团，不催生集团政治意识，或者称为“强权意识”。中国今天拥有现代工业，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制造业，是世界最大的商品生 产基地，但中国的现代工业没有催生西方式的利益集团，也没有催生普遍的集团政治意识。集团政治在中国意识里没有正当性，亲民、中立、公正廉明的政府才是正当的。我们一 直认为，西方对社会的理解很先进。但在当今中华文明复兴的时候，我们可以大胆地说，社区单位与政府相互契合的组织，还有人民与人民、人民与政府的“和谐社会”理念，比 起那种“国家”和“社会”两分的组织以及市民会社利益争斗均势的理念而言，未必是落后的。反之，集团与集团斗，社会与国家斗，会使我们的政府抛弃民本观，背离人民，会 使我们的国家倒退、落后，像多数后进国家那样被西方国家“分而治之”。而官民有共同的理念和目标，力气往一处使，中国就能快速发展进步。因为，我们不是“普通”的发展 中国家，更不是西方国家；因为，我们有自己独特的社会、政治、经济模式，有我们的中国模式。 玛雅：有人会问，中国今天成就显著，我们说是中国模式的成功。二十年后如果像某些人希望的那样，中国失败了，甚至崩溃了，又该如何解释？ 潘维：如果二十年后中国垮掉了，中国模式失败了，就是因为丧失了人民性。这个结果可能吗？当然可能，什么模式都有可能失败。中华民族历史上从来都有失败，但是不能说， 中华民族从来没有成功过，这一点必须清晰。 可是在今天这个世界上，失败来自于什么？正如我在《核时代的意识形态》一文中所说，自原子弹时代降临，人类生存方式的主要竞争手段出现了根本变化。思想战线上的竞争， 即政治观念体系的竞争，成了生存竞争的主要手段。民心向背依然决定竞争的胜负，但政治话语权之争决定民心向背。我们已经看到，苏联的溃败与军事技术和生产能力几乎无关 。苏联失败是其知识界首先被西方征服，然后其领导集团被征服，最终导致了观念上的崩溃和投降。于是整个民族陷入混乱和困顿，陷入失败的绝望。同样，中国未来如果垮掉， 中国模式如果失败，很可能也是从政治话语权开始的，是被人说着说着就说成了，中国必须抛弃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必须分为利益集团，让利益集团公开博弈，然后政府被利益 集团捕获，抛弃民本思想，不再照顾全体人民的福祉。现在，这套话语系统已经开始建立了，国家社会两分、民主专制两分、市场计划两分，已经渗透在我们整个意识形态话语系 统里。事实上，改革开放面临的最大悖论就是，物质生产越成功，学界和政界中与我国的政体离心离德的人反而越多。 确立对中华发展道路的自觉 玛雅：从这个意义上说，总结中国模式，也是为中国的政治体制辩护？ 潘维：在现行党政体制下，我国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但我们不仅遭到西方的指责，而且遭遇本国知识界依据西方“自由民主”话语的指责。许多人以为中国不会被“骂” 垮，这是幼稚的。由于对我国政体正当性的自我怀疑，所谓“政治改革”成了我们的正式纲领。“政治改革滞后于经济改革”不仅是我国知识界的主流认知，而且已经是官方话语 的一部分。对西方“普世价值”的迷信，特别是对竞争选举制度的迷信，已经渗透到我国决策层，开始威胁中国党政体制的前途。对很多掌握话语权的知识精英来说，改革不是改 良，不是完善行政体制，而是从“专制”改成“民主”，是拆房子——拆掉故宫建白宫。然而，世界上只有一个白宫，中国即使建成“白宫”，也是假的。假白宫不是解放的标志 ，是被真白宫奴役的标志。 中国现存政体当然有毛病，正如世界所有现存政体都有毛病。可中国政体比其他政体毛病更多吗？为什么拒不承认六十年的巨大进步，正是在这个体制下取得的？假如没有战争和 占领，能有今日美国？拆了故宫建白宫，真能把中国变成美国吗？这难道不是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曾经的臆想？因为种种地理、历史、文化原因，中华的生存方式从来就是独特的 ，中华政体也向来独特。中华悠久、复杂、独特的政治文明，岂是民主和专制两个政治标签所能概括的？ 中国政体是先锋党制度，不是政党轮替执政的制度。如果先锋党腐朽了，就会被人民推翻，取而代之以新的先锋党。我不否认，执政党今天的腐败问题十分严重，到了非用重典难 以遏制的程度。但共产党的“天命”气数大概还没到谈论“轮替交接”的地步，而且应当说，正在走向新的成功呢。六十年来，中国政府出色地满足了“百姓”的三类六种需求， 即眼下和长远的需求、部分和整体的需求，以及既要发展又要安定团结的需求。目前，中国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相当高，是全世界所有国家的人民中对本国政府信任度最高的。 所有现存的政体都漏洞百出。关于政体的理想不是现实，也永远不可能替代现实的政体。而且，任何政体，放在乡村与城市人口对半的中国，放在东西南北巨大差异的中国，都会 显得苍白。体制有毛病需要改善，正如人有病需要服药。但是服药不等于服毒自杀，苏联的对手就是这样诱导其自杀的——通过没有硝烟的意识形态战争，通过苏联那批天真的知 识精英和政治精英。 玛雅：应该如何应对这种新蒙昧主义？ 潘维：蒙昧主义是偏见的温床，偏见煽动对抗。中世纪欧洲曾经盛行“蒙昧主义”，把世界分成“基督徒与异教徒”两大类。冷战后的世界盛行“新蒙昧主义”，把世界分成“民 主与专制”两大类。解构新蒙昧主义没有别的办法，科学是去昧的唯一武器，启蒙只能靠政治科学知识。过去的中国模式曾经给了欧洲启蒙运动重要的启发，今天的中国道路也应 成为世界新启蒙运动的发动机。对新蒙昧主义而言，中国政治模式可说是一种“启蒙”。 思想战线上的竞争有两大任务，第一，要解构所谓“普世”价值，把一个药方应付百病的荒唐道破；第二，要实事求是地总结中华的生存方式，给出让知识界信服的关于“中国道 路”或者“中国模式”的阐述和理论解释。一个是破，破一个国际性的霸权话语系统；一个是立，在我国知识界确立对自己生存方式的自觉，也就是对中华发展道路的自觉。 再说一遍，我们不是为对立而对立，是为摆脱思想桎梏，为中华的生存而对立。思想上的破与立是生存竞争的主战场，强大的武器批判能力攸关中华文明的兴衰续绝。这正是总结 中国模式、建立中国模式理论的意义所在。 中国模式：中华体制的经济政治社会解析 引言 一.国民经济 1.归纳经济模式的意义和方法 2.中国经济模式 3.中国经济模式的比较历史解释 4.小结 二.民本政治 1.归纳政治模式的意义和方法 2.中国政治模式 3.政治模式的比较历史解释 4.小结 三.社稷体制 1.归纳社会模式的意义和方法 2.中国社会模式 3.社稷模式的比较历史解释 4.小结 结论 引言 在人民共和国六十周年庆典之际，一个内外“不平衡”的现象非常突出。在海外是中国国际地位快速蹿升，世界各国对中国国力高速增长深感震惊，以至美中两强“共治”世界的 论调大行其道。在国内却是党政干部执政理念多元化，社会价值观和舆论碎片化，官场纲维紊乱，社会矛盾日深，以至对我国前程的悲观情绪肆行于市。 从海外看中国，六十年至为成功；从国内看自己，前景堪忧。矛盾当然不可回避，但成就也绝非“粉饰”而来。 西方“国际社会”拥有世界人口的10%，而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20%以上。较之西方三百年的进步，中国六十年的成就不依靠侵略和控制他国，更代表世界的进步。中华社会六十年 里创造了近现代史上的世界奇迹，是事实。 人民共和国凭什么取得了如此成就？为什么人们感觉危机四伏？ 一些学人认为，人民共和国六十年的成就乃属子虚乌有，而解决危机之道在于“深入改革政治体制”，说白了就是拆故宫建白宫。但在笔者看来，成功在于我国以六十年的奋斗开 创了“中国模式”之路，而危机来自偏离这个“法宝”。 一 政府是极少数人管理全体人民的机构。政策法规是统一的，但代表人民局部和眼下利益的“民意”却各不相同，政府恒定无法让所有人满意。所以，“民心”向背才是当代所有政 府生存的根本。 “民意”来自对当前和局部利益的直接认知。“民心”就不止包括民意，还包括对长远和整体利益的间接判断。 争取“民心”的过程就是平衡社会利益的过程。所有的政府都需要经受平衡三类六种社会利益的严酷考验，即平衡局部和共同利益，眼前和长远利益，以及发展与秩序的利益。 就“民意”和“民心”的区分而言，当代日本是个有趣的例子。日本政府领导日本社会获得了极为出色的成就，比如把人均寿命提升到83岁，在世界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造就了世 界人均寿命最长的国家，造就了人民生理和心理最健康的国家。然而，在日本的民意调查中，日本政府的支持率经常在20%以下，在世界各国中属“民意”支持率最低的一类。尽管 日本政府首脑频繁变换，但能进入内阁的顶层政治家集团非常稳定，由一个彼此有近亲关系的小圈子组成。无论经历怎样的选举，绝大多数顶级政治家就出自这个小圈子。日本的 极端例子说明，民意调查中的“民意”与民心向背中的“民心”不是一回事。因为“得民心”，日本的政府体制非常稳定，社会也非常稳定。 较之西学简单生硬的“合法性”概念，民心与民意之分要高级得多。 各国人民的具体情况不同，平衡利益的方式就不同，即政府体制不同。世界上有众多的政府体制，如伊斯兰民主制，美国民主制，西欧民主制，中国民主制，日本民主制，拉美民 主制，等等。这些体制都是适应本地具体情况和外部挑战的历史产物，也都在不断调适，在全球的马拉松式淘汰赛中求生存。 现实的世界没有尽善尽美的体制，每个现实的体制都有其优势和缺陷。 如果再抽象些，我们可以把治理国家的手段归纳为四类。各种政府体制都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形式综合应用这四类手段。这四种手段还是区分“政客”与“政治家”的试金石。 （1）强力维护社会秩序（law enforcement）。这是最普遍应用，不可或缺的手段，却也是最浅显的手段。正所谓“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2）回应一时一地的民意（accountability）。这也是普遍应用的手段，但也相当不可靠。正所谓“民意如流水”。 （3）平衡“三类六种”利益，承担对人民整体和长远福祉的“责任”（responsibility）。这是高难度的精致手段，却是得民心的根本途径。 （4）塑造人民的共同利益观（consensus building）。这是最复杂、最高级的政治，是得民心，长治久安的根本。因为“利益”是认知的，是主观建构的。 “中国模式”代表了一种特殊而且出色的利益平衡形式。 二 什么是模式？与“描述”历史道路不同，与总结历史“教训”也不同，模式是对“成功”之路的“归纳”。 什么是中国模式？中国模式是关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成功之路”的理论解释，即因果抽象。 中国模式的基础是什么？中国模式的基础是中华文明的延续性。中国模式直接源于六十年的“试错”，但其基础是中华百年奋斗史、三千年王朝史、五千年文明史，还特别包括被 消化为中华文明有机组成部分的外来文明。 有学人认为，模式是固定的，中国的六十年是大变迁的六十年，而且依旧处在变迁之中。“改革”方兴未艾，何来“中国模式”？然而，世界向来变动不居，正因为世界变动不居 才需要理论知识。固态的理论来自动态的历史，解释动态的现在，启示将来的行动。换言之，模式为现实提供定义，为比较提供知识，为未来提供指南。世界上最大的民族成功地 走过了六十年，却不能给人类贡献一点新鲜知识？只有缺乏自尊自信才会如此断言。 有学人认为，中国很可能将面临溃败；既然中国将失败，总结中国模式就没有意义。世上各种“模式”此起彼伏，从来没有永恒的成功。中国模式或许也会因为中国未来的失败而 被淡忘。然而，总结今天的成功有助于认识昨天的失败，规避明天的失败。“中国革命”的成功被概括为拥有武装斗争，群众路线，党的建设，统一战线等“法宝”。背离这“模 式”，中国革命就遭遇失败。中国革命如此，人民共和国的发展亦如此。 还有学人认为，中国的发展成就是以巨大代价换来的，不足为他国效仿，谈何模式？首先，总结中国模式并不是为了供他国效仿。中国模式是否给别国人民带来启示是别国自己的 事情。中华文明是取经文明，不是传教文明。其次，形成中国发展模式的历史代价确实沉重，但世界上不存在没有代价的成就。美欧模式、苏联模式、日本模式，也都付出了沉重 的历史代价。历史明确记载着殖民战争，对印第安人的种族灭绝，贩奴蓄奴，两次血腥的世界大战，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还“合法”的种族隔离，更有延续不断以迄今日的 侵略战争。 更有学人认为，既然今天的西方就是中国的未来，何必费力总结中国模式？在这些学人眼里，共和国的前三十年是失败，后三十年是成功，而从失败到成功是因为“补课”和“接 轨”，因为扭头走上了“普适”的西方道路。这种判断不仅浅薄，而且危险。迄今没有哪个后发国家成功地复制过西方模式。西方模式的基础是侵略性的军事、政治、经济机器。 这个基础，中国不曾拥有，也不应该拥有。经过几代人前仆后继的英勇奋斗，中国闯出了一条成功发展之路。忘记历史意味着轻薄，篡改历史意味着背叛。 中国自古就是世俗国家，不依赖从纯概念出发的逻辑思辨，而靠实事求是。近年来，因为迷信西学教条，中国出现了很多问题。正如过去反对迷信苏联教条，今日中国的迫切任务 是反对迷信西方教条，防止洋教条把我国导入陷阱。 中国道路的成功挑战了西方经济学知识里的“市场与计划两分”，西方政治学知识里的“民主与专制两分”，西方社会学知识里的“国家与社会两分”。总结中国模式能够提供新 鲜知识，促进我国学界对本土文明的自觉，从而促进“中国话语系统”的形成，暨“中国学派”的崛起。 三 抛砖引玉，在笔者看来，中国模式可以分解成三个子模式。由四个支柱构成的“国民”经济体现独特的经济模式；由四个支柱构成的“民本”政治体现独特的政治模式；由四个支 柱构成的“社稷”体制体现独特的社会模式。社稷、民本、国民“三位一体”，十二大支柱共同构成了独特的“中国模式”。 除这篇“引言”外，正文分三章，分别论述中国的经济、政治、社会模式。每章又分三节：（1）讨论子模式建构的意义和理论依据；（2）归纳子模式；（3）给出比较历史的解释 。文章“结论”阐述子模式间的有机联系，概括中国模式。 经济、政治、社会的独特模式当然不是中国成功的全部原因。中华拥有颇不同于西方的思维方式，“中国思想模式”是中国成功的重要原因。中国还拥有深厚的外交传统，颇具特 色的“中国外交模式”也是中国成功的重要原因。但笔者力有不逮，只能专注于自认的三大“核心”问题了。 一.国民经济 1.归纳经济模式的意义和方法 （1）为什么要归纳中国经济模式？ 经济成就是中国成功最明显的体现，经济模式也是中国模式的最外层。 在“现代化”的大众知识框架里，经济进步是人类进步的主要标志。 中国发生了经济奇迹，世上几无异议。可一旦开始解释这个奇迹，中国学界就发生激烈争议。这争议攸关中国未来三十年的发展方向和道路，攸关中国能否持续稳定地进步。 直到2008年底西方金融危机爆发前，“私有化”加“市场化”是经济成功的主流解释。然而，对主流的质疑也一直简洁有力：世界上推行私有和市场制的欠发达国家多矣，继承了 苏联的俄罗斯也是一例，何以未见如中国般的成就？ 更深刻的分歧体现为下述疑问：经济奇迹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拨乱反正”的成就，还是“人民共和国六十年”的成就？2008年中国庆祝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直到年底，主流的解释 依旧是前者。然而，2009年庆祝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持后一种看法的人骤然增加。尽管人民共和国前、后三十年的经济统计口径大不相同，重点发展的产业部门也不同，但 证明前三十年的经济和技术高速进步依然轻而易举。用后三十年的富裕比较前三十年的贫穷会遇到逻辑困境，如此，前三十年只能用来比较解放前的三十年。 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打破了对“看不见的手”的迷信，也打破了对“国退民进”的迷信。回顾共和国的经济发展，成就是六十年的成就。我国的国有经济部门创建于前三十年。 在这三十年里，去掉1949-53年“恢复时期”的超高增长率，仅从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计算，到1978年我国获得了高达6.5%的GDP年均增长率。这就给后三十年9.8%飞跃 式年均增长率打下了扎实基础。我国的工业化政策是连贯的。经过六十年的不懈努力，世界上最大的小农国家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国家。 用前三十年否定后三十年是偏见，用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也是偏见。确立了这个认识，才可能概括中国经济的成功。确立了这个认识，才能诊治私有迷信和市场迷信给我们带来 的深入骨髓的病痛。 十九世纪的英、日、德、法，二十世纪的苏联和美国，都教会了中国许多关于现代经济的知识，中国也缴了不菲的“学费”。然而，“昨夜西风过园林，吹落黄花满地金”，而今 英、法、日、德已是满地黄花。接着苏联老师自杀，美国老师一度进了重症监护室。祭奠鸦片战争一百七十年之际，中国能否“自学”了？ 在“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末期，正如“计划经济”三十年的末期，我国经济已经问题丛生。“正题”与“反题”都在步入历史，“合题”正在浮出水面。这“合题”要从六十年的 成就中找，也要从我国古典经济思想中找。 中国不反市场，但反对“市场原教旨主义”；中国不支持“国家主义”，但支持国家干预市场，支持拥有干预市场的手段。纵观中国数千年之经济史，何时不是如此？ 中国人自古就熟知“市场机制”，懂得少贵多贱的道理，却从不迷信看不见的手，而是以看得见的手“损有余，补不足”，为百姓福祉“常平仓”。[1][1] 在中国，“经济”不是 围绕资本利润而作的学问。中国的古典经济思想讲究“经世济民”，是以“人”为本的政治经济学，核心是“百姓福祉”，终极理想是“天下为公”，私有制消亡。所谓竭力把盘 子做大，让大众永远承接少数人杯盘中溢出的汤汤水水，是极端偏向少数人的学问。 不仅如此，与当今关于“现代化”的大众知识不同，我们明智的祖先们不把“经济发展”当作成功的主要标志。“天下太平”才是成功。中国传统士子“修身齐家治国”，全部目 的是“平天下”，是平息社会争私权夺私利的动荡，是每个人，每个家庭，乃至整个社会的淡泊、和谐、安宁，即“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 要“经济发展”就得竞争。在“现代化”的结构性压力下，在全球化的市场竞争中，发展是“硬道理”。然而，要竞争就不可能“谋闭而不兴”。竞争带来不平等，带来不平静， 带来争权夺利，带来盗窃乱贼，带来目标异化。正因为如此，市场的道理比任何时候都更应服从“经世济民”的道理，更需要政府出手干预，压抑市场竞争之弊，维护“百姓”福 祉。传统中国向往“天下太平”，不屈从于输赢博弈的所谓“平等”，更不会“以资为本”，以利润为本。这思想代代相传，直至今日。正因为有能力保持政府干预与市场机制的 “对冲”，农耕的中国适应了工业时代，后来居上，依旧出色。 （2）怎样归纳经济模式？ 经济教科书从谈论经济生活的“三要素”开始，概括经济模式的方法也只能从“三要素”出发。 “三要素”指的是劳力、土地（一切生产资料的来源）、货币。土地加劳力就有了“产品”；将生产资料、劳力、产品均赋予货币价格就有了“商品”。 然而，“经济三要素”还应补充一个要素，即“企业”。把生产资料、劳力、货币三要素链接在一起的是“企业”。家庭企业也是一种企业，而且也是“现代”企业。经济四要素 ，劳力、土地、货币、企业，是分析经济生活的基本出发点。 一切经济模式都包含上述四要素。其间的关系如下图所示： 比较四要素的不同形态方便我们归纳当代中国的经济模式。 经济解释离不开政治。归纳经济模式必然采用政治经济学视角，而非纯粹的市场经济学视角。笔者将在下一章专题讨论作为经济模式必要条件的政治模式。 2.中国经济模式 中国经济模式是在人民共和国六十年的历史实践中逐渐形成的。 从经济四要素（劳力、土地、货币、企业）出发，中国经济模式可如此概括。 我国的经济模式由四大支柱组成：（1）国家对土地的控制权和民间的有限土地使用权；（2）国有的金融和大型企业及事业机构；（3）（以家庭和社区中小企业为基础的）自由的 劳动力市场；（4）（以家庭和社区中小企业为基础的）自由的商品-资本市场。 中国经济的四大支柱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国”，一部分是“民”。“国”与“民”两部分互为支撑，因此称为“国民”模式。 经济道理是简约的，经济模式也是简单的，简单到对四个支柱无需太多解释。 （1）国家对土地的控制权就是土地国有。实际情况要复杂一点，农村耕地集体所有，但集体所有的耕地受国家控制，不能随意转换为非农用地。中国土地公有私用。私人和企业可 以购买一定年限的土地使用权。 （2）中国的金融业主要是国有的，至少是国家控股的。国家通过各种大型金融机构调控金融市场，防范内外金融风险。国家还拥有少量但从事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和生产资料开发的 大型企业，如石油，铁路，电力，通讯，道路，航空，自来水，等等。中国还组织国有的“事业单位”，主要指教育、科研、医疗、体育、文化等机构。这些机构基本不盈利，但 基本自负盈亏。医疗机构一度成为盈利机构，但与“国营”一样不可能持久（“国有”与“国营”不是一回事）。疾病越多，赚钱越多，难称“正当”生意。健康的国民是国家根 本。 （3）中国拥有高度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中国企业的主体不是国有企业，而是家庭企业和社区集体企业。这类中小工商企业占中国工商局注册企业的99%以上。这些企业的用工属于 世界上最自由的一类。不仅如此，自由的劳动用工市场迫使国有企业也只好实行竞争型的劳动用工制度。 （4）中国拥有高度竞争的商品市场，自由的资本市场也在迅速形成之中。中国的中小企业是商品市场的主要供应者，所以商品生产的竞争烈度非常高。同时，高度竞争的商品市场 也在刺激中国资本市场快速发育。中国资本市场对外国的开放没有意识形态问题，主要是技术问题。我国业界原以为西方资本市场非常开放，但近两年才发现其开放具有很多技术 和政治限制。[2][2] 十几年后，将出乎今日大多数观察家的预料，中国会成为世界自由资本市场的旗手，正如十几年前几乎没人预料到中国今日会取代美国，成为自由贸易的旗手 。道理很简单，自由的商品市场必然催生自由的资本市场。 大部分学人看到了“民”有经济两大支柱的功能。 自由的劳动力市场有如下功能：（1）保障广大劳动者获得相对平等的就业机会。（2）保障劳力的低成本暨国际竞争力。（3）家庭和社区集体企业雇佣了中国大部分劳力，是百姓 经济生活的主干。 自由的商品和资本市场有如下功能：（1）保障竞争效率，使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商品生产基地。（2）保障供应弹性，以适应市场风云变幻的需求。（3）保障社会平等，维持“富 不过三代”的非阶级社会传统，有利于社会财富的平均化。 但只有不多的学人看到“国”有经济两大支柱的功能。 国家对不可再生的土地暨生产资料的控制权有如下功能：（1）通过耕地和房基地的平均分配维持了中国农村社会的稳定。（2）维持了全国人民对生产资料占有的相对公平。（3） 维持了工业经济的低税率。[3][3]（4）维持了工业基础设施建设的低成本。 国家拥有金融和大型企业和事业机构有如下功能：（1）使国家金融体系稳定、专注地服务于工业生产，防止金融部门异化为独立的吸金帝国，甚至被外部的金融帝国操纵；还使国 家拥有了实施市场宏观调控的有效杠杆。（2）国有工业部门专注建设昂贵的、民营部门难以承担的工业基础设施和高科技及国防工业，并建设和掌控拥有天然垄断性质的民用基础 设施以维持其价格稳定，还因此获得与西方巨大的寡头企业竞争全球资源的能力。（3）组织建设了教育、科研、卫生、体育、文化等民营部门难以承受的非盈利部门，使之迅速发 展和繁荣，远胜于其他欠发达国家。 如此，四大支柱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占经济规模四分之一左右的国有部门，另一部分是占经济规模四分之三左右的庞大民有部门。“国”与“民”两部分功能不同，互为补充， 互为支撑，协调发展，是为“国民”经济模式。 削弱四大支柱中的任何一个都会摧毁中国经济，导致中国经济失败。因此，中国不存在根本改革“经济体制”的问题，只需要与时俱进地进行技术性调整。 中国经济模式是独特的。国民模式不是苏联式的“产品经济”，因为不依靠“全民所有制”。国民模式不是英美式的“市场经济”，因为不以私有产权为基础。国民模式不是西北 欧的“社会市场经济”，因为不支持高税率、高福利。国民模式更不是德国和日本史上的“国家资本主义”，因为中国经济没有被少数大型私有企业主导，大型私有企业也不是中 国劳动力的主要雇主。中国经济是“国”与“民”相互支撑的经济，官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中国经济模式与定义十分含混的“东亚模式”也有重大区别。在成功时期，日本经济由以银行为核心的种种大企业集团撑起了多半边天，政府与企业密切合作，资本与劳工几如一 家。而在韩国，企业、劳工各自独立，中小企业无影无踪，政企依存是主轴，以“三星”为主的不含银行的两三个企业集团撑起了几乎全部韩国经济。台湾国有企业与大陆几无可 比，是中小企业的天下，而香港则几乎没有国有企业。说体量巨大的中国经济属于“政府主导，出口导向”的“东亚”模式非常可疑。首先，中国经济绝非仅是出口导向，中国经 济相当开放，正在迅速演变为世界最大的市场。其次，我们很难断定中国政府比欧美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更大。中国“国有”部门占经济总量的比例较欧洲小，对众多民有企 业的“监管”远比欧美难得多。 中国官民分工协作的“国民”模式成功缓解了计划经济缺动力、市场经济缺情义、福利经济缺效率的问题，空前地调动了全国工商业劳动者的积极性，刺激了企业间的激烈竞争， 带来了物质生产的极大丰富，使小农中国的工业化得以高速推进。 就运作机制而言，“国”与“民”两部分是矛盾的利益统一体，不断调整互适，维持动态的平衡。“国”的部分势力太大，引发了“与民争利”的问题，就收缩，能民营的就放弃 国有，比如互联网和无线通讯供应。当“民”的部分因缺少基础设施发展乏力，“国”的部分就要有决心，有手段去提供这些设施。当“民”的部分势力太大，甚至在基础部门寻 求垄断高价，影响了民生，国家就出手干预，保持物价稳定，比如住房、高速公路、自来水、公交、医院、学校。据此可以判断，中国经济模式是官民分工，协力保障“百姓福祉 ”的模式。 感知“国”与“民”两大部分平衡的需求，不可能仅靠“自动”调整供需的市场机制。感知“民心”方能发现平衡需求，做出科学和长期的经济发展规划。满足“百姓福祉”的需 求（即眼下和长远的，部分和整体的，以及又要发展又要安定团结的需求）就是“民心”。奥运后北京市政府体察要求延续汽车单双号行驶的“民意”，却不实行“公投”，而是 规定四环内依尾号每周停驶一天，以平衡有车人与无车人，私车需求和公交需求，以及驾车自由与减少拥堵改善环境的长期需要。某些法界人士死抠“财产权”法条对此进行批评 ；但若他们如此执政，早已被人民推翻。受“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机制制约，中立公正的执政集团在意“民心”，不独为一时一地的“民意”左右。国民模式的前 提是行政中立。失去了行政中立就难以保持对平衡的敏感。[4][4] 这是国民模式致命的软肋。世界上没有完美的模式，否则就没有兴衰循环了。 3.中国经济模式的比较历史解释 中国“民”有部门历史极为悠久；“国”有部门至迟始于西汉的“盐铁官营”。在西来的工业化浪潮和计划经济推动下，“国”与“民”两大块演变成了现代的“国民经济”。 剥开“主义”之争的意识形态标签，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六十年经济史的延续性。国家的土地控制权及大型国有金融和企事业机构脱胎于计划经济时代；自由的劳动力市场和商品- 资本市场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形成的，也有数千年农商市场的历史基因在发挥作用。中国经济模式是环境压迫下自然形成的道路，是六十年的成就，是两个三十年延续演化的结果， 也是“实事求是”传统的胜利。 中国历史的复杂性，多元复合性，塑造了深厚的“实事求是”传统。按西学分类则称“实用主义”。若老一辈革命家是教条主义者，连中国革命都不可能成功。事实上，正如建设 强大的国有部门是老一辈革命家的决策，改革开放，利用市场机制，参加全球市场竞争，也是他们的决策。 （1）关于“国”的部分 国民经济模式的筋骨——国有土地及国有金融和企事业机构，脱胎于共和国前三十年的计划经济。强调生产资料的国家占有确实与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有关，即与“剥削论”有 关。然而，我国建立计划经济绝不仅是从马克思理论出发的，也不是苏联斯大林模式的机械重复。中国式的计划经济不是教条主义的结果，而主要是出于实际需要。中国计划经济 分成国有和集体所有两大块，计划成分远远低于苏联，分权成分远远高于苏联。 经过了自鸦片战争以来的百年战乱，我国积贫积弱，国际安全环境非常险恶，面临尽快从传统小农社会转型到现代工业社会的任务。计划经济的现实原因是：立即要在被封锁的环 境中自力更生地建设世界人口第一大国的工业基础，特别是军事工业。这是“台湾模式”不能相提并论的。 在三十年计划经济期间，各级政府控制了生产资料和全部工商业。仅凭着人民对共产党的信任，国人用几乎忘我的劳动建设了一整套现代工业社会赖以生存的工农业基础设施，包 括庞大的教育机构和强大的军事机器。前三十年的成功是无法抹杀的，这成就还是三十年后少数人“一夜暴富”的基础。再能干，再聪明的人，一夜是不可能创造出很多物质财富 的。一夜暴富，多是因为“租用”了政府公章。公章本身并不包含财富，但公章的红色印泥里凝聚着前三十年里亿万劳动者创造的，未能货币化的财富。“红旗渠”不值钱，维护 水渠还积累“严重亏损”。但廉价或无偿转让给私人去卖水，红旗渠能让企业家一夜暴富。[5][5] 当然，通过“租用”公章把计划经济时代创造的财富货币化、市场化，终究是个 遗憾。我国未能走出一条不曲折的路。但比起前苏联垮台之后寡头们自由、疯狂地“抢占公章”，我国走过的路还是少了许多曲折。 无论官方或民间，我国流行一种莫名其妙，海外学界也不知所云的说法：中国前三十年的工业化依赖剥夺农民，靠“价格剪刀差”完成“资本原始积累”。很明显，中国工业化不 是靠资本，而是靠计划。是“计划”而非“资本”把城市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在一起了。计划经济时代的城市人口占20%。中国政府对粮食的“统购统销”一直保持为年产量的 20%，其余80%由农民自己消费。换言之，80%的农产品不受城市“剥夺”；那20%也不是纯粹的“剥夺”，而只可能存在“价格不公道”。争议的焦点是国家的粮食收购价与工业品 价有价格“剪刀差”。在工业品奇缺的年代，工业产品的计划价格也是超低价，何以算出“剪刀差”？拿极少量“黑市”粮的价格说明“剥夺”是荒唐的。占总量20%的粮食全放入 “黑市”，那黑市价撑不住。若同时置工业品和农产品于“黑市”，价格比又如何？事实证明，市场化之后，“剪刀差”不但没有缩小，反而大幅扩大，成为城乡差距迅速扩大的 原因。换言之，计划经济时代的统购统销价没有剥夺农民，反而比市场价更有利于农民。人们尽可以批评计划经济不利于消费品生产；尽可以批评国家把农民隔离在城市之外，农 民未能如城市工人那样分享工业化的利益。但没有证据说明中国工业化依赖对农民的“剥夺”。中国农民不是傻瓜，他们自己也从未这样认为。少数中国知识分子从苏联教科书里 抄来“剪刀差”概念形成误解，影响了部分领导人，导致中国有些高官也认可这种挑拨离间的说法。自工业时代降临，人类财富积累的形式发生了根本变化，季节性的种植和养殖 业早已不是人类财富的主要积累形式，按分秒进行的制造业才是。全世界的农民都不富裕，人均占有耕地很少的农民就更穷。他们的贫穷不是“被剥夺”的结果。 前三十年的计划经济奠定了我国的工业基础，也建成了强大的国防。此时，计划经济的动力随劳动积极性的下降和国家安全问题的缓解而枯竭。经验清楚地表明：没有雇佣劳动就 没有剩余价值，没有剩余价值就没有生产积累，就缺少劳动创造的积极性，就缺少丰富的生活资料生产。国强了还要民富。中国不可能像西方国家那样圈地、移民、掠夺、发动战 争；但追赶西方，像西方国家那样国强民富，是中国“现代化”的坚定目标。因此，恢复利用市场机制是早晚的事。不仅如此，我国古典经济生活里早就拥有深厚的自由市场传统 。[6][6] 当转向利用市场机制之际，我国继承了计划经济留下的两大宝贵遗产：国有土地控制权和大型国有金融及企事业机构。这两大遗产成就了我国独特的经济模式，使之拥有相当强的 抗风险能力。 有些学人批判国家对土地的所有权，要求“摆脱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像欧美那样实行全面的“要素”市场化。为什么我国不放弃土地的国家控制权？ 土地不是一般商品，土地供给不可能随需求增加而增加，只能被“炒作”。较之美国，我国“可居住”的土地是“寡土”，人口却几近美国人口五倍，是寡土众民。以农村耕地为 例。中国现有8亿“农村人”，18亿亩耕地。倘若私有化，人均100亩算不得集中，100亩在巴西还属于“无地农民”范畴，美国家庭农场平均规模是2000亩。但人均100亩意味着中 国只有1800万人拥有耕地权属，余下的近8亿人将失去安身立命的保障。耕地由国家和集体控制，国家和集体周期性地按照人口变迁调控土地的使用权，使每个公民都有安身立命之 处，这是中国经济模式的首要支柱。在寡土众民条件下，土地长期固定地集中到少数人手里，中国必然天下大乱，流民遍地。倘若政府将土地所有权不可逆转地分发给私人，鼓励 流转集中给少数人，就背离了中国经济模式，就会导致政治上的崩溃。[7][7] 政治秩序崩溃了，就没什么“经济”好谈了。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土地国有，升值利润归公，拒绝土地成为资本炒作牟利的对象，与其说是社会主义理论的影响，不如说来自中国悠久的“耕者有其田”理念。国有土地 ，在农村意味着“耕者有其田”；在城市意味着“居者有其屋”；在中小企业意味着低税率。正因为土地的国家所有，我国才能在高竞争、少劳保、低福利的同时还拥有社会安定 和秩序，使人民安居乐业。土地国有也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现实要求，符合农民和城市居民的长远利益。香港和新加坡的土地也是国有的，为的都是保障居者有其屋，却没被贴上 “社会主义”标签。从根本上说，土地不是商品，是我国百姓安身立命的根本，是安全和道义。 还有些学人批判攸关国计民生的大型国有金融和企事业机构。他们自造了一个貌似“学术”的词，“所有者缺位”。提出各种私有化政策的理由都是“所有者缺位”。其实，他们 的美欧老师们从未讲过“国有”就是“所有者缺位”。美国资本家们濒临破产，乞求国家收购；国家持股是他们生存的最后机会。 我国传统社会由独立自足的小农家庭组成，是一盘自由的散沙。类似农耕时代，中小企业筑成了我国今天自由的劳动力和商品-资本市场。但中小企业的激烈竞争难以催生，至少不 能及时催生，西方寡头式的庞大企业。即便出现也是凤毛麟角，还极可能是昙花一现，难以持久。以餐饮为例，中餐极具竞争力，靠千千万万个无孔不入的家庭餐馆普及全球。美 国快餐也极有竞争力，遍及世界，却仅十来家“公司”，均是全球连锁的庞然大物。在中国，能与西方社会化大企业媲美的庞然大物只能由政府打造。中国之所以能拥有远超一般 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基础设施，拥有稳定的金融体系，拥有有效的市场宏观调控能力，原因在于政府组织了国有的大型金融和工业企业。这些企业担负建设国家基础设施的任务，还 承担抵抗外国金融资本冒险，抵抗外国垄断企业，加入国际资源竞争的任务。 类似西方寡头企业，我国大型国有企业的管理层也出腐败丑闻。但中国国企管理层薪资水准低得多，担负了重要的社会责任，总体表现值得尊敬。大型国有企业不仅建设了昂贵的 基础设施，协助政府进行宏观调控，“损有余补不足”，还日渐成为西方资源寡头们不敢轻视的一支争夺地球资源的生力军。这些国有金融和企业机构“可持续”的成功，取决于 获得堪与西方工商业寡头相匹敌的资本和利润，成为世界“500强”的成员。 沉溺于“改制”，国有企业一成功就表示“惊诧”，就惊呼“国进民退”，就视为改革“倒退”，却对工人权益遭到伤害无动于衷，对工人抗议运动百般指责。这种高度倾向资本 的意识形态与“人民共和国”格格不入。 海内外都有人指责我国政府干预经济生活，干预市场的“自然”调节功能。然而，无论在任何地方，经济生活从来都有政府干预。地球上从未存在过没有政府干预的市场，将来也 不会有。没有政府当经济生活的“运动员”，中国百姓和中小企业的税负会高得多；耕地集中程度以至于无地无房无工作的流民数量要高得多；汽油、水电、铁路、道路、航空、 通讯，等等“天然垄断行业”的价格要高得多；教育、住房、医疗的社会保障，乃至于连“自由派”都不得不支持的穷人“低保”，就不可能实现；更不用说航空、航天、国防等 “高科技”领域的自主，和能源、原料等领域的国际竞争了。事实证明，不是西方贪婪的“民营”金融业，而是中国的国有金融业，才属于世界上最“健康”的金融业。在中国， 恰恰是国有经济促进了民营经济，促进了“藏富于民”。当社会出了问题，贫富差距急剧扩大，哲学上的“自由派”就变色为政策上的“社会民主派”，要求“国家”提供“社会 保障”。他们不算账，闭口不谈这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社会保障”钱从何来，忘记了自己一直攻击政府太“大”，一直要求政府变“小”。 西方与中国走了两条路：一条是资本俘获国家，另一条是是国家左右资本。前者是先发国家的旧路，后者是后发国家的新路。英国的鸦片贩子俘获了政府，英国海军就会千里迢迢 赶来替他们打“鸦片战争”。今天逻辑依旧，否则西方领袖就不用频频召集“峰会”讨论世界经济，美国也不用花费相当于全球其他国家军事开支总和的“国防”开支了。世界范 围的竞争从未“自由”，政府始终是后盾。在性质上，两条路的竞争是“公平”的。 大型国有金融和企事业机构应当得到我国舆论界的明确支持。舆论界应当理解：缺少了大型国有企业及其利润，缺少了国有金融体系，缺少了国有研究和其他事业机构，就没有市 场的宏观调控，就没有率先冲出世界经济大危机的优异表现，就没有廉价的公共交通、地下铁路、高速铁路、高速公路，就没有大规模的基础原料生产和旧能源、新能源，就没有 高新通讯技术的研发，没有大飞机和宇航，也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和文化体育事业。换言之，这些国有机构担负着分散的、中小型企业无力负担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基础科学研究任 务，是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维护我国市场秩序的杠杆；并在关键领域阻击了西方经济寡头对世界资源的瓜分。大众怎能指望我国私有的中小型企业承担这些任务，或指望外国寡头 比我国国有企事业机构仁慈？ 私有制我国古已有之，市场机制我国一直都有。可是，包装在“自由”理论里的对私有和市场的迷信，其实是简单的意识形态。这种简单的意识形态会把我国变成与大多数欠发达 国家一样的充斥社会动荡的“普通国家”。现代中国经济自成体系，有自己的逻辑，所以“出色”。 （2）关于“民”的部分 我国自由竞争的劳力和商品-资本市场催生了贫富分化，令人不安。为什么号称“社会主义”的我国不像西欧国家那样强调二次分配，即收取高税收，由国家财政来照顾劳工福利？ 为什么官方大力强调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有学人赞美计划经济。但回到那个生活资料拮据时代的主张不可能被“百姓”接受，除非中国再次处于战争时期。 有学人以为，不强调二次分配是因为我国财富总量尚少。其实，二次分配涉及的是财富分配比例，与社会整体富裕程度无关。世界首富的美国不强调二次分配，而西北欧国家是在 整体财富水平相当低下之际就大肆强调二次分配的。 有学人以为，自由的劳力市场和商品-资本市场是我国政府被少数受西方训练的经济专家说服，放弃社会主义理念，接受美国意识形态的结果。然而，我国并没有实行土地私有制度 ，我国还在政策上一贯地支持大型国有企业，尽管这些企业经常被新闻话语权掌握者贴上“与民争利”以及“垄断”标签。 还有学人以为，劳工缺少福利保护是因为我国“政治不民主”，不肯让工人成立反对党去制衡“与资本结合了的政权”，不肯让农民以及“农民工”参选及进入全国人大，组织起 来抵抗国家的“压迫”。其实，我国经济以家庭和社区拥有的中小企业为主干，没有理由认为以工人福利为诉求的“工人党”能像在西欧那样生根壮大。与西欧不同，在北美、日 本、新加坡、台湾、香港，“工人党”也都无声无息。而称中央政府缺少农民代表就不照顾农民利益，那显然罔顾事实，大概把“中国政治”误读为“议会政党政治”了。中国政 治不是西欧式的阶级政治，也不是美国式的利益集团政治。 中小企业间的竞争构成我国的劳力和商品-资本这两大市场。我国大多数人民的生活仰仗这些分散的中小型企业。自由的商品-资本市场促进了我国人民的劳动积极性。特殊的社会 结构使我国不会效法“福利国家”那样的二次分配。 在我国工商局注册的本土企业，绝大多数是家庭企业。这些以家庭和社区集体为单位的企业，小而散，利润不稳定，生存周期短，自由自在，自生自灭。起源于独立小农的我国人 民热衷于自己当家庭企业的老板，不预期永远做某个企业的雇员。几乎所有雇员的理想都是自己创业当老板；几乎没什么雇员认为自己能在一家企业里干到退休；也很少有雇员认 为自己为之工作的企业能生存到自己退休。与西方不同，我国的“资本家”们为生活而工作，不是为工作而生活，动机是为自己和家人“赚够”，而非企业“千秋万代”的生存。 这样的企业做不大，做不久。但是，这样的家庭企业垮三家就会新冒出五家，作为亲戚的雇员们变为新企业的东主。2008年深圳有九百多家企业倒闭，但是新增企业三万多家，展 示了中小企业的活力。[8][8] 船小好调头，活力非凡，中国中小企业生产效率并不低于大型西方企业，否则我国也不会迅速成为世界最大的商品制造基地。而且，如农耕时代，寿 命短暂的中小企业导致“富不过三代”，有利于社会财富的平均化。 我国政府不可能让每周工作7天，每天开业14个小时的家庭餐馆缴纳50%以上的所得税。我国也不拥有从全球吸血的金融机器来保障13亿人民生老病死的福利。我国各色企业和雇员 的差距如此之大，不可能由国家来统一照顾所有公民的生老病死和教育医疗退休。“政府”不可能用统一的标准去照顾形形色色不同需要的人民，既不现实，也没必要，不利于调 动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尽管地球人都希望享受政府提供的高福利，但中国百姓普遍、坚决地不接受高税率。没有高税率就不可能有高福利。因此，我国不可能像小国寡民的西北欧 国家那样实行高税率，并通过高税率进行二次分配。我国实行低税率和较少的劳工保障乃属必然，符合我国人民勤劳自强，不依赖也不信任政府福利的习惯。中国传统道家主张政 府“无为”，有所为有所不为。比如基础教育，政府就“全包”了。在城市，我国政府积极干预住房市场；在乡村，房基地是免费发放的。 主导欧美和日本经济的是大型的行业寡头，我国不存在催生大型民营企业的社会条件。我国工业经济的主体不是大型企业，大型企业也不是我国劳动者的主要雇主。大型国有金融 和企事业机构不是天然产生的，而是由政府组织起来的。这些企业居于经济生活上游，不是我国人民日常经济生活的载体。加上我国是世界人口第一大国，正处在城市化的中间阶 段，相对廉价的劳力几乎是“无限供给”的。所以，我国由政府管理的养老金只够勉强生存，我国的医疗保障也只管最基本的医疗救助。小国寡民的欧洲，社会高度均质化，可以 让人们完全依赖统一的社会养老和医疗保障；但在差异巨大的美国不行，在差异更大的我国社会更不可行，除非回到生产资料国有制基础上强制的、平均的一次分配。换言之，人 民经济生活的自由和自主是我国经济的特色，也是我国基本社会结构决定的。在经济生活中，政府社保和医保的作用仅仅是保障最基本的生存条件。 中国经济很难用“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这两个进口概念来描述。由于缺少“高级阶段”的标准和希望，“初级阶段”显得虚无缥缈。谁会宣称，一百年后的中国将进入到“ 高级的”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含混的“中国特色”没能说服任何一方。官方希望把一切“好的”东西放在含糊的“中国特色”里；而一些话语权的掌握者把西方的今天看作中国 的明天，把一切“好的”东西称为西方的发明，把一切“坏的”东西归之于“中国特色”。没有“中国特色”的清晰定义，就没有话语权，就会被“世界潮流”和“普世价值”冲 击得失去方寸。 4.小结 十年前，中国金融系统还被国内外的舆论称为“濒临全面破产”，十年内“接轨”的舆论与日俱增。十年后的今天，号称“最健全”的西方金融系统，不是“濒临”破产，而是“ 已经”破产，被“国家”接管了。中国的国有金融系统一夜间变身为世界上“最健康”的金融系统，三大银行排名世界前三名。十年前东亚还陷在金融危机里，舆论说那是因为东 亚“肌体不健康”，搞“裙带资本主义”。那时，中国为“尚未接轨”逃脱一劫而私下庆幸，可也没放弃与“健康肌体”接轨的愿望和努力。十年后，“舆论”刚开始为“接轨” 的“突破”兴高采烈，就再次轮到为“尚未完全接轨”，没有被拖累到全面破产而深感幸运。事实证明，那待接之“轨”里充斥金融骗子；他们不是政要的“裙带”，政要是他们 的“裙带”。双方联手展示一堆堆的图表进行坑蒙拐骗，靠印各种纸票空手套白狼，坑了自己，也把全球经济齐齐拖入泥淖。 国民模式不是偶然的，而是具体的国情条件使然，是长期试错的结果。国民模式上承中国两千多年的自由小农经济，下继人民共和国前三十年开创的国有和集体经济，还汲取了当 代西方的理论和经验，是在六十年的痛苦实践中磨合出来的。这个模式是“形成”而非“设计”的。 中国官民分工合作的经济模式当然有缺陷，也说不上比其他模式“高明”，因为各国政治社会经济的历史前提不一样。任何一种经济模式，在地球五分之一人口面前，在城乡差距 ，在从南到北、从沿海到高原的巨大地域差异下运作，都会漏洞百出，弊端丛生。 重要的是，中国的国民经济模式已经成型，是走向胜利的模式。这个模式不仅成功而且已臻成熟，除技术调整外，不存在照别国标准变革“体制”的问题。 服膺流行的西方霸权话语系统，背离“国民”模式，改变国有土地制度，摧毁国有金融和大型企业和事业机构，我国就出现种种“普通”欠发达国家的弊端。 “改革”并非天然正当。偏离成功之路的“改革”，倘若不得民心，就没有正当性。以“改革”的名义，去“闯”人民之“关”，必然丧失民心。 中华一贯的思想方法是实事求是。一部分学人指责中国搞资本主义，另一部分学人指责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可谁又能否认中国创造了“经济奇迹”？在活生生的事实面前，“进口 ”的意识形态概念就是如此的苍白和尴尬。中国的成功应当催生自信的“中国派”。 二.民本政治 1.归纳政治模式的意义和方法 （1）为什么要归纳中国政治模式？ 中国政治模式是中国模式的中间层，关键层，其基础是中国社会模式——中国模式的核心层。 为什么中国会产生官民分工协作的“国民经济”模式？笔者的答案是：政治模式催生经济模式。 与西方和东北亚的大型垄断企业形成鲜明对比，中国工业经济脱胎于自由独立的家庭小农经济，中小型家庭企业成为中国工业经济的主体。中国传统的家庭小农社会天然不利于工 业化，由村民自组织起来改善村庄的道路甚至厕所都会十分艰难。解释中国工业经济的落后非常容易，解释其成功就不能不溯及官民分工合作。“洋务运动”是中国现代工业的起 点，就是官民合作的产物。 政府质量低，不受人民信任，官民合作就难有效果。对于绝大多数欠发达国家，因为政府质量问题，官民冲突不已，工业化踟蹰不前。拉美拥有天然良好的工业化条件，但其工业 化进程却在挫折中徘徊迄今，已近二百年了。 工业化是件非常艰难的事。工业的成功意味着竞争效率，效率意味着生产规模和市场规模。地球上没有哪个单一国家拥有足够大的市场来容纳任何一种发达的工业生产，哪怕是生 产牙签。这就要求政府不以意识形态划线，与全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相互尊重，互利互惠。有效率的工业还要求昂贵的交通、通讯、运输等基础设施；要求受过良好教育，懂得遵 守生产纪律，做事认真的劳动者；更要求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以及支持工业发展的连贯政策。 这些，因为有个出色的政治模式，中国都做到了。 然而，中国政治模式却被很多国内学人称为“专制”（或“威权主义体制”）。 中世纪欧洲曾经盛行“蒙昧主义”，把世界分成“基督徒与异教徒”两类。冷战后的世界盛行“新蒙昧主义”，把世界政体分成“民主与专制”两类。对新蒙昧主义而言，中国政 治模式是“启蒙”。 中华社会在以往的百年中经历了从家庭自耕农社会到半殖民地社会，又到现代社会的巨大变迁。政治体制伴随社会结构和社会意识的变迁而演化，还未完全稳定、成熟。但就发展 趋势看，一个继承了中国政治文明传统和消化了外来政治文明成就的独特政治模式已初具规模。 发现中国政治模式，旨在理解中国经济模式，理解整体的中国模式，还旨在抵制民主与专制两分的新蒙昧主义，延续适合我国社会结构和社会意识的独特政治文明。 （2）怎样归纳政治模式？ 政治学的三个基础概念能帮助我们推导政治模式的一般分析框架。 什么是“权力”？权力是支配他人的能力；这种能力由四个要素构成：暴力、财富、人格、思想。 什么是“政府权力”？政府是垄断暴力和税收，行使社会管理权力的机构。政府权力是政府管理权所及之处发生的支配关系，即政治。 什么是“政治体制”？政体是政府权力产生、构成、行使、纠错的成文制度和不成文习惯。 政府拥有众多机构，但在任何国家，政府都拥有核心的决策权力机构，比如美国的立法、行政、司法机构，中国的党-政“双行政”机构。 对所有形式的政府，政府权力首先来自对暴力和税收的垄断。首先，垄断了暴力，就能遏制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制止“无政府”状态发生。其次，“无财就无政”，垄断税收才 有财力维持政府管理。但仅拥有暴力和财富，政府对社会的管理权依旧脆弱，依旧有社会不服从的问题。 政府是由人组成的，制度是人建立的，也是由人来执行的；死制度无法替代活人的作用。无论制度如何，组成政府的人都是决定性的，活人有能力绕过死制度。组成政府的人在人 格上既“贤”且“能”，人民就愿意服从政府管理。反之，组成政府的人无德无能，政府就缺少公信力，人民就会抵制政府管理。 古今中外的政府都强调领导人的人格，并努力在制度安排上有利于“选贤任能”。因此，官员的选拔方式，即政府权力产生的方式，乃是政治体制的核心部分。不同的社会结构和 不同的社会意识可导致对“贤能”的不同判断标准，从而导致不同的官员选拔机制。 当然，“人”不是“神”，无论多么出色的人，是人就会犯错误。因此，所有成熟的政府制度还都包含防范和纠正错误的制衡机制。这种制度因时因地而不同，比如西式的“分权 制衡”和中式的“分工制衡”。 比暴力、财富、人格更重要的是思想。政治观念，即政府与人民间权力关系的观念，是“为政之道”，能“塑造”或“建构”社会共同利益，因此是政府权力正当性的来源，是政 治体制的生命线。[9][9] 政治观念来源于社会意识，特别是社会伦理准则。政体从社会结构中生长出来，却从政治观念（和贤能的领导人）那里获得持续的生命力。民本主义思想 ，共产主义思想，自由民主思想，分别是传统中国、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和当代西方各国政府体制生命力的源泉。若社会主流政治观支持现存的政治体制，认可政府与人民间权 力关系的制度，这种政体在公众中就拥有正当性，官民就有共同利益观，支持制度的延续。 在当代，政治观念很容易被流行媒体建构和解构。出色的政府权力行使结果往往不敌强势的政治观念，导致政体改变。改变政体后哪怕明显出现了更恶劣的结果，比如苏联的崩溃 、非洲的沦落、台湾的堕落，也依然难以撼动流行的政治观念。物质生产领域的竞争代替不了政治观念的竞争，“武器的批判不能替代批判的武器” [10][10]。 权力导致腐化。在政府兴衰中，我们可以看到“权力四要素”关系的如下三段论规律。第一，获得暴力和税收的垄断权是获得政权的主要标志。第二，有了出色的人格和思想，没 有政权也能获得政权。第三，获得政权之后，对暴力和税收的垄断会腐蚀人格和思想，使之退化，以至早晚会失去政权。换言之，兴衰交替是必然，但保持官员人格优势和执政思 想出色，乃是政府肌体健康长寿之根本。 作为管理社会的机构，政府靠垄断暴力和税收而存在，但其生命力来自组成政府的人属于“贤能”之辈，更来自政府与人民关系的政治观念。 因此，政治模式一般包含四类基本要素。关于政府与人民关系的政治理念；依照上述理念选拔和更换官员的方式；依照上述理念行使政府权力的主要机构；依照上述理念修正行政 错误的方式。[11][11] 其间的关系如下图所示： 上述知识方便我们归纳当代中国的政治模式。 政治模式的基础是社会模式，也是社会模式的保障。笔者将在下一章专门讨论作为政治模式源头的社会模式。 2.中国政治模式 中国官民分工合作的经济成功显然不可能脱离政治解释。在笔者看来，“民本政治”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中国模式的中间层。民本政治垮了，国民经济就会崩溃。中国独特的政 治模式为中国六十年的成功提供了首脑，即政治保障。 中国的民本政治由四个支柱构成：（1）现代民本主义的民主理念；（2）强调功过考评的官员遴选机制；（3）先进、无私、团结的执政集团；（4）独特的政府分工制衡纠错机制 。 笔者称这个体系为“民本政治”模式。兹分述之。 （1）现代民本主义的民主理念 理念当然不是现实，不能混同于现实，所以称为“主义”。民本主义是意识形态，西方民主主义也是。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世人皆知现实与理念是两回事。但理念能左右现实 ，塑造现实。说中国传统政治理念不重要的人却从来都认为宣扬西方民主主义是重要的。意识形态是政治的指南和政治体制的生命，所以现实中才有拼死的理念之争。 现代民本主义的民主理念传承了有三千余年传统的中国民本主义。 民本主义的含义简单明了：政府存在的唯一理由在于承担照看全体国民福祉的“责任”，否则“造反有理”，政府理应被推翻。 民本主义思想在中国古代就已成熟。《尚书》原称“上书”，是上古文献的汇编，乃“四书五经”之一，是历代科考的必考书目。《尚书·夏书·五子之歌》说，“民可近，不可 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周书·蔡仲之命》说，“皇天无亲，唯德是辅”。何谓“德”？“圣人恒无心，以百姓心为心”（老子：《道德经》，第四十九章）。何为 天？《尚书·周书·泰誓》说，“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中华的“天命观”认为，不为民服务的政府，就不得民心，就理当被人民（天）抛 弃，人民造反有理。“天命”归属的变更称为“革命”。《尚书·多方》记载的中国第一次“革命”是成汤代夏桀的“民主”革命。大约三千七百年前的夏代末期，当政者淫昏贪 财残忍，戕害百姓，故“天惟时求民主，乃大降显休命（”显休“，光明美好）与成汤，刑殄（”刑殄“，诛灭）有夏，……代夏作民主”。因此，（周）文王修德获天命，（殷 ）纣王丧德失天下，小邦周能灭大邦殷。换言之，“官家”不“修德”，不以民为本，不为民之福祉“做主”，就失“天命”，就遭遇“革命”，就疲于“维稳”之类的“奔命” 。 西周亡，官散于春秋各国，故“诸子百家皆出于王官”。[12][12] 西周的民本思想为“百家”所共奉：道家承之，法家用之，墨家持之，孔子继之，孟子以“民贵君轻”之说弘扬 光大，故有汉武以降儒家两千多年道统。在儒门正统观念里，官员应“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是中国的民本史观。民本主义的官民“责任”理念成就了中国有朝代更替，无政体更替，寿命长达两千年的独特政制。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观念引入，市场力量勃兴，中国民本主义增加了关于人民权力的思想。抛弃“皇家”，由人民代表组成政府，称为“民主”。 在民国，民本主义称为“民生主义”。自民国而人民共和国，民本主义称“为人民服务”。当代民本主义要求政府“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这种民本的权力观 、情感观和利益观底蕴极为深厚。 西方近代以来的官民关系理念以“权利”为核心；但中国官民关系理念以“责任”为核心。责任观念是中国官场纲维，官民关系之本，也是官权正当性之本，更是中国万世一系的 主流意识形态，溶化到中华文化的血脉之中了。因此，中国政治有强烈的道德政治色彩——中国政府是道德的化身，兼具西方教会的教化作用。丧失了道德责任感，政府就丧失公 信力，无以“建构”人民的共同利益。 民本的民主主义要求人民代表“超党派”，公正廉明地承担起照顾“百姓”福祉的“责任”。“西方民主主义”则承认强势社会集团的“权利”。利益集团政治代表的“党争”在 西方有“合法性”，但对中国“百姓”来说，集团争权夺利的“党争政治”并没有正当性。 （2）强调功过考评的官员遴选机制 “选贤任能”是所有政府体制的核心问题。强调功过考评的人民代表遴选机制延续了中国传统的“绩优选拔”制，即所有官员以考绩入门，依服务人民福利的综合政绩考核升调奖 惩。今日我国政府主要由考选出的文官组成，全部党政系统官员都被纳入公务员体系，包括八个“参政党”及参政的“无党派”官员。 我国党政体系里的官员都需要经过“绩优选拔”的道道门槛。这是中国特色，与竞争型政党政治形成了鲜明对比。 文官制起源于我国，直接传承自上古的“功勋制”。这种“中央六部，吏部为首”的制度可溯至三千年前西周文王第四子周公（姬旦）制定的《周礼》。[13][13] 中国孩童们代代 诵读《三字经》：“我周公，作《周礼》。著六官，存治体。” 隋唐兴科举，代表中国文官制的成熟，迄今有一千六百余年了。 文官制的精髓是考绩，即官员由考试入门，依服务人民福祉的政绩升调奖惩。不同于西式的选举民主（democracy）或个人专制（autocracy），中国文官制是“大众型”的绩优选 拔制（meritocracy）。 在西方，社会认同强权政治。利益集团组成党派，党派代表靠相对多数票支持获得政治权力，以政治权力维护本集团利益。在中国，社会认同民本主义的中立政治。欲组织“公正 廉明”维护“百姓”利益的政府，制度答案只可能是文官制，即由中立的行政机构主导政府。[14][14] 就功能而言，“绩优选拔”是能“得民心”的政府产生机制，促使官员既敏感于民意，又承担平衡眼前与长远利益，局部与整体利益，发展与秩序利益的责任。绩优制不仅是个古 老体制，就选官评估标准而言，较之擅长“得民意”的竞争型选举制有更广阔的与时俱进的弹性空间。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是我国官员成就感的来源，也是“百姓”的殷殷期盼。尽管主要官员的任命需通过人民代表大会的认可，但那是业绩考评手段的一部分，不是竞争型议会 政党政治的一部分。在东北亚社会中，我们能清晰地看到这个中华传统的延续。无论在台湾、香港，还是在新加坡、韩国、日本，文官制都是政体的脊梁。出色的议员也多为有丰 富行政经验的官员转轨当选。[15][15] 在大陆和台湾各自的“文革”时期，文官制被搞乱，社会就陷入混乱。 “绩优选拔制”与“集团代表竞争制”都有内在的缺陷。竞选机制难在治理非法的集团利益输送。考评机制难在拒绝结党营私的裙带关系，难在与时俱进地调整评估系统，保持绩 效评估的精确。 绩优制有赖统一政治集团的支撑。政治方向不稳定，对人民福祉的认识就不稳定，绩优标准便无从稳定，绩优制度也无从稳定。 （3）先进、无私、团结的执政集团 如同在所有国家，行政系统需要政治领导。 中华政体最根本的特征是拥有统一的执政集团。六十年来发展完善的双行政系统是这个集团执政的具体形式。 先进、无私、团结的执政集团也是中华传统。传统执政集团经“绩优制”选拔而来，政治上皆出身“儒门”，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民本道义为官场纲维。“ 十月革命”带给中国的是组织严密，纪律严格的“先锋队”。 作为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先锋队”，中国共产党不是西式的“议会政党”。领导行政的共产党官员也经由绩优制选拔而来，但又自成统一强大的政治集团。 与西方社会不同，中华社会自由分散，不分化成固定的阶级或层级化的大型利益集团。若硬要区分，分出的就不是阶级或集团的利益差异，而是地域，族裔，宗教差异，更可能是 家庭私利，从而构成“非现代”的劣等政治。因此，中华社会无以支撑类似西方若干社会集团共存导致的政治力量均衡，统一的政治集团是中华政体核心的常态。在中国，要么是 一堆觊觎大位的宵小拼命“卡位”，逐鹿混战，要么是新的先进执政集团平定天下，取代旧的腐朽的执政集团。 中国共产党称为“政治领导核心”，因为中华社会的执政集团必须发挥六大功能。 第一，主导积极的思想斗争，保障稳定正确的政治路线，使庞大散漫的中华社会拥有共同利益的认知，万众一心，抵抗外部势力分而乱之的企图。 第二，以统一的组织路线保障政治路线的贯彻，维持全国行政统一，政令通畅，维持绩优选拔制度，拒绝血缘、地缘、裙带、派系的干扰。 第三，统一指挥武装力量，通过政治上的领导来杜绝发展中国家常见的军人干政和军事割据。 第四，抵抗族裔分裂主义，保障占中国领土近半的辽阔边疆自治地区团结在人民共和国的旗帜之下。 第五，凝聚和领导“统一战线”，促进各界、各族裔，以及海外华人的向心力，团结大家为中华的进步共同奋斗。 第六，维护中华的世俗政府传统，抵制海内外宗教势力分裂社会、挟持政府的企图，坚持弘扬科学精神，与传统的愚昧迷信做不懈的斗争。 比起一般欠发达国家，上述六大功能意味着人民共和国在发展上的巨大优势，也意味着拥有“先进、无私、团结”三大特征的核心执政集团不可或缺。 “先进”体现为执政集团致力于中国“现代化”的近期目标，也体现在其光明理想，即“天下为公”，环球同此凉热的“大同世界”。“无私”体现为执政集团秉承儒门的民本理 念，“私志不入公道，嗜欲不枉正术”，追求公正廉明地为人民服务。“团结”体现为执政集团拥有严厉的组织纪律，严格执行党纪。 如同皇家领导的传统儒门执政集团，现代中国的执政集团也会退化腐朽。与议会政治里集团利益的党争弊端不同，为社会整体利益服务的中立政治，最大的问题是以公权谋自家私 利。相当数量的中高层党官“以公权谋私利”，成为社会极少数富裕家庭，是执政党退化的明显标志。 一旦核心执政集团丧失理念，道德堕落，纪律松弛，“先进、无私、团结”这三大特征就消失了，执政集团就必然陷于懒惰无能，贪污腐败，从以民为本的集团退化为鱼肉百姓的 集团，分裂成相互竞争权力的私利集团，在内外交攻之下崩溃。此时，中华民族必然陷入政治混战，分疆裂土，直至诞生一个新的“先进、无私、团结”的执政集团。 因此，共产党要求党的干部由“特殊材料制成”，操守要求高于普通民众。 执政集团的“生命力”在于不断通过党的建设维护民本主义信念，维护“先锋队”的性质。“党建”的成败标准只有一个，就是制止党的执政官员贪污腐败。 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向来依赖两大相辅相成的“法宝”，即党的建设和群众路线。“党建”的不二法门是走“群众路线”，让普通党员和广大群众来监督执政官，防微杜渐。群众监 督不是“群众运动”。借口害怕“运动”而拒绝群众监督，早晚会酿成推翻执政集团的群众运动。 党建成败攸关中华先锋队的命运，攸关中华民族现代化事业的命运。对本党腐败干部采取纪律上的霹雳手段，方显出共产党对中华百姓的菩萨心肠。 （4）独特的政府分工制衡纠错机制 我国政府机构设置与世界上多数国家没有重大区别。别国有的，我国基本都有；我国还有一些别国没有的党政机构。在政府决策机制中，预防和纠错的制衡机制最能体现成文和不 成文制度的精致。在制衡方面，我国制度凸显其独特性，套以西学光谱，也最具争议性。 “制衡”（checks and balances）减少因领导人“滥权”而犯错误的机会，也提供纠正错误的机会。“制衡”主要靠两类技术：功能性的分工以及一定范围的功能重合。比如美国 的“三权分立”是功能性的分工，但立法机构有特定范围的执法权和司法权，司法和执法机构也有特定范围的立法权。 西方体制遍行“分权制衡”。分权制衡指的是政府内部主要的权力部门各自独立，互不隶属。美国实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而欧洲多数国家实行“两权分立”：司法 独立，但立法权与行政权重合，获得立法机构多数席位的政党同时获得行政权。与西方体制不同，中国体制在法理上比欧洲更强调“议会主权”，规定“一切权力归人民代表大会 ”。因共产党在人民代表大会中占有多数席位，权力就集中于中国共产党，是为单一执政集团。这种制度貌似缺少制衡，因为实行的是“分工制衡”。 分权的基础是分工，但分权是刚性的分工。就制度而言，较之分权，分工的覆盖面宽，对抗性低，无论分权或集权的弹性空间都比较大。 我国的分工制衡可粗分为十类。 第一，民本思想对所有执掌行政权力者形成软制衡。官员分工专司“为人民服务”。“得民心”，要“造福一方”的观念，类似宗教规范，制约着每个官员的行为。这种对错观念 深入人心，以公权谋私利没有正当性。 第二，党政分工形成精致的“双行政”体系。政府领导行政，党委把握政治方向；但“天无二日”，又明确规定以党领政。以党领政，但党政人员交相替换，互相渗透，行政第一 把手担任党内第二把手，功能也有一定重叠。这种由分工而存在的制衡相当精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熟悉对方工作，形成有序制约。 第三，中央与地方的分工形成“条条”与“块块”之间的相互弹性约束。笔者称我国纵向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制度为“弹性条块制度”。这个制度既有“联邦制”甚至“邦联制”的 特点，也有“单一制”的特点。但既非联邦制亦非单一制，而是古已有之的土生制度，源自“郡县制”（条）与“封建制”（块）高弹性的分工制衡。[16][16] 行政上我国有下级 服从上级的单一制，但税收上分国税和地税。立法上我国有人大层层推举的单一制，但选举和议事以地方代表团区隔，而且各省有事实上的特色立法权。司法上我国追求“正义” 标准的统一，原因却是巨大的几乎不可能消除的区域司法差异。我国不少法律学人沉溺于“法条主义”，真诚希望用细致清晰的立法来约束中央与地方关系，消除“种种不规范” 。殊不知，两条腿走路，尊奉“自然”，顺“势”而为，保持“条”和“块”一定程度的模糊和弹性，明显利大于弊。条条防止“政令不出中南海”，制止地方政府胡作非为。块 块防止“万马齐喑”，制止中央政府胡作非为。而弹性包容变化和差异，包容差异巨大的自治区，甚至“特别行政区”。没有如此弹性，就不会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而这“ 多元一体”的历史磨合催生了“弹性条块制”。[17][17] 第四，任期与年龄规定构成执政者定期交替的硬制衡。领导干部五年一届不得连任两届以上，以及由低层至高层55、60、65、70岁退休，刺激了我国干部队伍的激烈竞争和创造力 ，而且为定期更替提供了比西方更严格的制度保障。此制度也催生了最高领导人更替的“常例”。最高层领导人平稳产生和定期交接，既保证政策的延续性，又提供了与时俱进的 契机。就最高领导人的任期更替而言，我国的两届十年比欧洲主要国家短（比如法国的希拉克总统在任12年），比美国的两届八年长。但美国总统可以任命所有行政决策班子；中 国的总书记没有如此大的人事权，任期首届几乎没有决策层的人事权。当然，“常例”要成为“惯例”，仍需经历危机的考验。 第五，集体讨论，集体决策，但“班长”负主要责任，民主与集中相制衡。自改革开放以来，民主集中制渐成规范的决策制衡制度。受西方影响，民主集中制屡遭我国学界和新闻 界诟病；然而批评者却提不出在中国利大于弊的可行替代方案。“文革”后我国的民主集中制显然有了进步，明确规定集体领导，也明确了“班长”的个人责任。除非事关紧迫， 一般不用粗暴简单的票决。这使得少数不同意见举足轻重，决策谨慎度提高，却又保持了效率，不至议而不决。而今的问题不是要不要民主集中制，而是要求领导干部们理解和严 格遵循这个制度。 第六，纪检、监察、法院、反贪体系等专业监察机构规范官员行为。这种独特的分工制衡制度在我国历史悠久，而今却依然粗糙。这种古老的中国制度反是在香港特区和新加坡发 展得最为精致。 第七，干部异地交流和异地任职制度。这是我国古已有之的独特制度，能有效阻止地方派系的形成，也有助于保持政府决策的中立。 第八，人大、政协发挥着监督作用。这两个庞大的机构对政府决策形成了相当明显的制约。特别是“人民代表大会”，其中充斥懂得行政利弊内幕的原任行政官员。 第九，种种“信访”、“内参”使舆情上达，有现代传媒技术支撑的公共舆论迫使行政日渐规范和透明。在西方，新闻界被称为“政府第四权”，但主流媒体却被大资本控制，近 年甚至出现了“垄断”趋势。我国新闻机构均需“挂靠”官办机构，实际上却是多元舆论的阵地。新闻监督在互联网时代已经形成大气候。形形色色的“内参”和“上访”也对执 政官员起到了威慑作用。 第十，各政府官僚机构的不同利益视角导致均衡和决策谨慎。这个现象常被称为“官僚本位利益”的冲突，来自决策权界限重叠的“灰色区域”，导致相互“扯皮”。然而，这并 非“划界”不清的问题，而是分工制衡原本的题中之意。 中国的“分工制衡”并不完善。但迷信制度主义，夸张制度的作用，夸张“分权制衡”的完美，照搬西方分权模式，亦不妥。制度是人造的，人“心”坏了，再完美的制度也能被 “绕”过去，或者被“忽略”。尽管跌跌撞撞，中国政府在以往六十年里把世界上人口最多，差异最大的国家带入了强劲复兴的轨道，而且维持了社会秩序。 3.政治模式的比较历史解释 为什么我国不流行“选举民主”观，多党竞争执政，分权制衡？为什么我国奉“民本民主”观为正统，依功过考评选拔贤能，支持统一的执政集团，靠分工制衡来纠偏？笔者从比 较历史角度，分五个题目加以论述，说明而今出现的种种弊端，多是因为背离中国政治模式。 （1）中西方民主基本定义相同 若主张“民主”是人民“自己做自己的主”，就不需要政府了，就是无政府主义。民主的本意是由“人民代表”做主，废除法定的一家一姓做主。 民主概念和“代议制”的实践表明，“做主”的不是“全体”人民，而是极少数掌握政府权力的“人民代表”。官者，管也。人民代表行使治理社会的权力就是“官”。天然的政 治逻辑决定，人民与握有执政权的人民代表不是一回事。之所以称为“人民代表”，因为他们代表人民的利益，代民做主，为民做主。 中国古人不用“人民自己管理自己”（government by the people，民治）这种诱人但不诚实的说法。古人直白地说，“惟天生民有欲，无主乃乱”（《尚书·岑虺之诰》）。人 民天然有种种相互矛盾的“私欲”，没有政府管理就乱打成一锅粥了，故需执掌政府权力之人垄断暴力和税收权力，“代民做主”。 民主是代民做主，为民做主。“代议制”本意即如此。在这个定义上，西方与中国绝无不同。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指出：“就民主这个名词的严格意义而言，真正的民主制 （democracy，人民之治）从来就不曾有过，而且永远也不会有。多数人统治，少数人被统治，那是违反自然规律的”。[18][18] 他诚实地讲了个常识：“总之，最好的而又最自 然的秩序，便是让最明智的人来治理群众，只要能确定他们治理群众真是为了群众的利益而非私利”。[19][19] 在民与君的关系上，中国历代的正统观念都是民本的，君为民立，民贵君轻。“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春秋左传·文公十三年》。英译该是 government for the people，“民享”的政府。与现代西方民主观一样，中华正统的“天命观”认为，不为民服务的政府理当被人民（天）所抛弃，人民造反有理——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 下。换言之，在中华的正统观念，官家应代表人民利益，而非皇家一家一姓的利益。这是传统学界的共识和常识，却被现代学界隐蔽了。 在古代中国，原则上“君”以下的官员选自民间，百姓有平等机会参与官员考选，依服务于百姓福祉的功勋升迁。译成英文该是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民有”的政府。废 除君王，把世袭的“君”换成定期更替的“总统”或“总书记”，就成了现代民主。英国、日本和若干西北欧国家的“纳税人”花很多钱养个世袭的“虚”君做国家元首，满足尊 君的怀古幽情，体现了当地民众对历史文明的敬重和骄傲。当代中国百姓对讲述历代圣王哲君故事的连续剧趋之若鹜，情感也是类似。 就以上观念而言，中国古今的民本民主观与西方的民主观并无重要区别。没有任何根据断言“民本是为民做主，民主是人民做主”。观数十年来“好莱坞”电影中的“人民代表” 形象便知，说美国由“人民做主”是夸张。同样，说中国由“人民做主”也是夸张。 然而，由于中西的“人民”在生产和生存方式上存在重要差异，两地对“人民”的认识就存在重要差异。对“人民”的认识不同，就拥有对“最明智的人”的不同判断标准，也就 导致明显不同的选拔“人民代表”的方式。 （2）中西方对“人民”的不同认识 民主是“人民代表”行使治权。但如何认识“人民”，人民是整体还是分成阶级式的利益集团？这是个社会意识问题，更是个历史和现实问题。从这个问题开始，“民本民主”与 集团竞争型的“选举民主”分成了两条路。 人民分成阶级或利益集团，人民代表就应是阶级和利益集团的代表。人民是整体，人民代表就应是人民整体利益的代表。若人民代表以照看本集团利益为己任，定期的“多数决” 就应是选拔人民代表以及人民代表制定决策的基本规则。若人民代表照看的是社会整体利益，那么依照考绩选拔，维持先进的执政集团就是必然的；实行民主集中制，鼓励民众参 与、监督、评选，也是必要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断定，“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就欧洲史看，这个论断难以撼动。从两千四百年前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开始，阶级分 析就位列西方政治分析的主要方法。现代学界用“利益集团”取代阶级，用议会党团的纵横取代“阶级斗争”，性质大同小异。 在中国史上，上述理解的普适性遭遇了严峻挑战，阶级斗争给历史进步注入的“动力”似乎失踪了。自秦皇以降，中国历经两千多年的“阶级斗争”，时有布衣草莽起事成功；然 而“百代皆行秦政制”，政治结果几无变化。于是，“中国封建制”的寿命为何如此长久，让中国学人痴迷了数十年。相关著述汗牛充栋，却没有让人记得住的结论。其实，连马 克思也天才地猜想到阶级斗争理论在非西方世界可能遭遇解释力的困境。他在自己思想体系的边缘发明了含混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引得另一部分中国学人为之忙活了半生 。[20][20] 大概最接近“阶级斗争”的是二十世纪上半期的中国革命，其中抵抗土地兼并，维护小农权益的要求似乎含有阶级斗争意味。然而，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年的“改革开放”提供了重 新审视中国革命经典解释的机会。就阶级斗争而言，似乎“革命”的结果是回到了原点，回到了小农家庭经济。革命的成就主要是赶走了外来的帝国主义势力，推翻了腐朽的国民 政府，平均了地权，恢复了“耕者有其田”的小农社会。当然，这还是基本肯定了经典的“推翻三座大山”论。 “真理”经常是简单的。若非近代以来风靡西学，数典忘祖，中国学人不会忽略自己学界祖先历经数千年检验的正统解释，即“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里的“民 ”是农民，“富不过三代”，不分化为欧式的阶级，只与极少数当权的“官”区隔。 两千五百年前的古希腊城邦是思想的摇篮；同时代春秋末期的中国有“百家争鸣”，也是思想的摇篮。古希腊人懂得阶级分际和阶级分析方法，在政治生活中使用“多数决”；而 中国到二十世纪初经由进口才获得了这两样政治知识。不是中国学人愚笨，落后于西方两千四百年，而是中国的社会构成确与西方不同。 先说“阶级”。两千四百年来，中国农耕社会的主体是平等的自由小农家庭，没有贵族与平民之分，没有希腊罗马式的奴隶主与奴隶之分，没有中世纪的领主与农奴之分，亦无种 姓、种族、族裔之分。中国有贫富之分，但“两头小，中间大”，贫富也不固定。富家百年之内必回归一般，致使“贵族文化”或“贵族精神”在中国无影无踪，满清王公与市井 小民一同趴在地上逗蛐蛐。自宋朝以降，孩童诵《三字经》成长，家庭伦理观弥漫于整个社会，历朝皆称“以孝义治天下”。中国有官民之分，但皇帝以下的官职向全社会开放， 勤学者得之，“学而优则仕”。游牧部落侵入长城是朝代更替的外因，“农民起义”是朝代更替的内因。“农民”之外，中国还有什么阶级？若“农民起义”是阶级斗争，那农民 起义的胜利岂非是一个阶级推翻了另一个阶级，结果怎么还是同样的“中国封建制”？中国的传统解释是准确的，农民起义是不分阶级的“农民”推翻一个不复以民为本，转而为 自家谋私利的腐败官府。 再说“多数决”。自由小农的农耕社会与畜牧社会大不相同。构成中华社会的基层村庄多为自然形成的定居点，一家先来拓荒，逐渐兴旺成宗亲大家而成村里。如李家庄是李姓宗 亲为主，杂以外姓家庭。外姓人少，男丁势单，在村中已然低头走路，低调行事。“多数决”则用法律固定这种不平等，让“外姓”生计永远艰难，刺激暴力对抗。这如何能维持 “齐民”之和谐？在自由小农社会，中华历朝最昏庸的政府也不至愚蠢到推行以众暴寡的“多数决”。事实上，中华政府强调中正和谐，支持“知书达理”，行事公道的人出任社 区领袖。无论生于大姓、小姓、內姓、外姓，科举考场是赢得全体村民敬重的“捷径”。断言此种“礼义”文明落后于仗势欺人的强权文明，恐非公允之论。 五音成曲，没有差异就谈不上和谐。中国从来就承认社会分工差异。分工差异与阶级差别和阶级斗争不是一回事。分工不是零和式的对抗关系，而是天下归一的基础。左丘明所著 之《国语·齐语》记载了两千七百年前管仲对齐桓公提出“士农工商，四民分业”。自此以后，历代皆称社会分际为“四民”，今则称“工农商学兵”，并无高下“分层”的含义 。战国诸子著作中对“四民”分工多有记述。《荀子·王制篇》称：“农农，士士，工工，商商，一也”。荀子描述的“至平”社会是，“农以力尽田，贾以察尽财，百工以巧尽 械器，士大夫以上至于公侯，莫不以仁厚知能尽官职”。[21][21] 此外，孔子著名的“义利观”如此描述商业利益：“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22][22] 现代社会利益复杂化、多元化，但社会利益相互依存的程度也大为增加。在西方，我们明显看到了阶级分际的淡化，阶级斗争烈度的降低。在中国的三十年市场化时代，我们看到 了利益分化，甚至利益冲突。最重要的分化不是城乡分工之别，而是雇佣者与被雇佣者的区别。然而到目前为止，全民依旧怀有办家庭企业，“发家致富”的热情。家庭企业和国 有及集体企业依旧是我国经济生活的主干。倘若雇佣劳动的收入差距被固定化，“先富后富”的原则被摧毁，大学也“嫌贫爱富”，成为固定社会分层的核心机构，致使富者恒富 ，穷者恒穷，中国社会就会变成“阶级社会”。不过，这前景绝非因某些学人和当政者的偏好而能成事，端看中国“百姓”是否答应，端看历史是否选择人民“革命”。 没有明确的证据说明现代中国市场利益的多元化必然导致利益的集团化。无数证据表明，分散自由的中国社会“自组织”能力很低。除非获得政府无端的鼓励和参与，很难聚成如 西方那样活跃好斗的“会社”。[23][23] 不仅如此，即便形成市场利益集团，距离以市场利益为基础的政治集团还很远。中国政府为什么会去“培育”利益集团，支持政治对抗， 鼓励以势压人？那不是中华“正道”，不是为“政”之道。与西方社会传统不同，中华文化支持“公正廉明”的政府，代表私利集团的“人民代表”缺少正当性。其实，美国的“ 院外游说集团”是美国独有的，在其他西方国家也属于“合法”与“非法”之间的灰色地带。[24][24] 倘若“人民”是整体，那么“人民代表”就应当代表社会整体利益。这在中华不仅是历史，还是现实，是一种关于政权“正当性”的公众普遍认识。 较之集团政治的认同，中国对中庸政治的认同并不“落后”。如同美国的开国元勋们，卢梭早就认定：“人民把自己的注意力从普遍利益转移到个别利益上来不是好事。没有什么 比私人利益影响公共事务更危险了。政府滥用法律的危害之大远远比不上立法者的腐化”。[25][25] 美国的开国元勋们，大概做梦也想不到利益集团在今日美国政坛呼风唤雨的情形。这些肆无忌惮的权势集团，在仅十余年时间里，就把处在权力巅峰的美国拖入了战争泥淖和金融 大混乱。奥巴马在竞选总统时向美国人民信誓旦旦地许诺，将拒绝游说集团的代表进入政府。但他当选后立即食言。[26][26] 正是通过“说客”，利益集团的钱才变成了庞大的总 统竞选经费。 （3）中西方选拔“人民代表”的不同方式 因为对“人民”的认识不同，中西方选拔“人民代表”的方式就不可能相同。 “西方民主”（与“西方法制”是两回事）的含义是：各个社会集团推举自己的精英代表，依照“多 数决”原则竞争政府权力，通过掌握部分或全部的政府权力，保护和促进本集团的利益。 对欧洲而言，一人一票制是巨大的政治成就。从建筑就可以看出，欧洲封建社会极端偏向统治集团。我们至今还看到欧洲四处点缀着辉煌的王公城堡和壮丽的教堂，却不知“农奴 ”们的住房长什么模样。中国的“故宫”是民居的扩大版，而且只有一个，还由明清两朝共用。较之欧洲的“封建”，一人一票破除了社会集团的封建等级制，破除了法定的强者 集团，承认了强者集团可能的兴衰变换。从欧洲的狭隘眼光看，的确是“平等”了。 然而，竞争带来的是“输赢”，不是“平等”。政治竞争带来的是政权输赢，不是“政治平等”。政府是管理社会的机构，是“少数管理多数”，本质上就不可能“平等”。在欧 洲，票决把法定的贵族制变为流动的贵族制。 美国不看重一人一票。美国没有封建阶级结构，没有法定的阶级分际。欧洲下层人在跨越大西洋的船上就完成了美国的“社会革命”。就美国参议院选举而言，公民之间一票的权 重可相差几十倍。迄今美国总统不实行直接选举，而依参众两院代表数额分配“选举人团”名额，加上“赢家通吃”制，致使得到选票多者反而可能输掉总统选举。但美国继承了 西方文明中的“强权意识”。钱数与票数相关，票数与“合法”相关，使强大的集团掌握权力拥有“合法性”。[27][27] 无论在美国还是欧洲，一人一票延续了集团型的社会结构。每人手中的一票并不意味着“政治权力”，一票的权力含量无限趋近于零。以团体为基础的票的“集合”才有“政治意 义”，即获得治权的意义，否则等同废票。换言之，西方民主建筑在集团分化的社会结构基础上，也建筑在强权合法的社会意识基础上。西方民主主义不强调作为“整体”的“人 民”，而是认可“集团”的组织势力，认可强大的“公民会社”，认可“多数决”所代表的强权政治。 多数决不是维护、平衡利益的唯一方法，从道义、概念、逻辑上讲都存在困境。多数决有概念困境：反对票并未投给当选者，当选者凭什么代表投反对票的人民“做主”？没投票 或投反对票人是“做主”了还是“被做主”了？多数决有道义困境：为什么少数要服从多数，为什么一定要信奉“数量”决？数量决是解决利益矛盾的好方法？多数决还有逻辑困 境：若社会只有一个利益集团，多数决就丧失了利益集团抗衡的本义；若社会均分成两个利益集团，50%加1票确为多数；但只要社会均分为两个以上的利益集团，多数决恒定成为 绝对的“少数决”，即相对多数，绝对少数。于是，只好用“复决”强制社会“呈现”为两个利益集团。换言之，没有对多数决的制约，上述三大困境孕育失利集团的反抗。 西方制约“多数决”的手段是以司法独立为核心的分权制衡，即与选举无关的“西方法制”。西方法制与西方民主构成一对出色的矛盾均衡。西方法制加西方民主，称为“自由民 主”，是西方独有的政治体制。 自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以来，技术进步导致分工形态变化。服务业兴旺，“后工业时代”降临，西方社会缓慢地开始了“去阶级化”的过程。政党的集团性下降，全民性上升，政党 政纲逐渐趋同，区隔模糊化，还不如中国统一执政集团内部的政策分歧大。于是，投票的集团边界也开始模糊，投票率逐渐下降。这在西方被称为“民主合法性危机”。[28][28] 与政治性下降的同时，西方的官僚制却趋于法制化和精致化。这个缓慢趋势也反证了中国政体的合理性。 笔者无意攻击西方的政党竞争型选举制度；相反，笔者对其深怀敬意。如果一个社会明显分裂成利益集团，甚至是固定的、等级化了的社会利益集团，“贤能”就由集团利益决定 。西方市民会社发达，政党各有自己的阶级或集团利益基础，公民们依照本组织的利益投票，遵循社会公认的多数决原则，秩序井然地争夺政权，维护自己和自己集团的利益。这 大概已经是那里最佳的选贤与能方式了。 比较而言，中国从来就没有欧洲意义上的“封建”制。“小邦周”制定的“等级制”原本脆弱，到春秋就崩解了。公元前七世纪的中华就有奴隶百里奚升任秦国相国的纪录。史家 议论百里奚的政治军事成就，却并不对其出身大惊小怪，顺便提到而已。孔子想“复（周）礼”，却无手段，无非提倡“克己”，就被各国撵得“惶惶如丧家之犬”。中国终结“ 封建”，不靠“下等人”流向大西洋另一边，更不靠“一人一票”，而是靠“编户齐民”，靠“废井田，开阡陌”，靠实实在在的耕地家庭所有制，靠家庭所有制无力实行长子继 承导致的社会均平。 换言之，欧洲打了数百年“阶级斗争”才挣来的“票面平等”成就，于中国却根本算不上“成就”。中国自民初引入投票制就规定一人一票，男女平等。中国社会对此“变革”几 无争议，却也没产生丝毫社会影响，军阀混战依旧。 所有政治体制都强调官员的“贤”和“能”。在西方，忠诚本集团利益的人为“贤”，有效维护本集团利益的人为“能”。在以家庭为单位的中国社会，“德”是“贤”的根本标 准，其次是在“政绩”中体现的“能”；古称“选贤任能”。 何谓“德”？老子著《道德经》，声言“圣人恒无心，以百姓心为心”。[29][29] 也就是说，民本主义的利他精神就是“德”。汉代学人为官要习“六经”，即《诗经》、《尚书 》、《仪礼》、《乐经》、《易经》、《春秋》。隋唐立科举考试制，后代入官场需考“四书五经”。五经为《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四书是《大 学》、《论语》、《中庸》、《孟子》。在我中华，“书”代代相传。“书”所弘扬的礼法文明塑造了中华一代又一代“两袖清风”的“读书人”，由士及仕，文明绵延不绝。 [30][30] 小农家庭自足、自私，何况汉字难认难学。靠“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方能吸引农家子弟读书，服务社会公益。一旦被诱入“书”的天下，“知书”而“达（民本 主义之）理”，利益观、情感观、权力观就不同于俗了。“四书五经”的第一部是《大学》，《大学》开篇第一句不是“黄金屋”和“颜如玉”，而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 亲民，在止于至善”。用今天的话说：大学问有三层，（1）光大高尚品德，（2）专心为人民服务，（3）追求“至善”境界。 何谓“能”？“能”是中国上古“功勋制”的延伸。官员应有智慧和勇气，取得服务百姓福祉的成就。此种能力靠政绩检验。明清两代弘扬中华“两袖清风”官场正统的“能臣” 不乏其人，亦为共产党人极力推崇，而今仍载于中小学课本中，百姓代代传诵。直至腐朽的清末，此类人仍不绝于仕途。“中兴”重臣贵州人丁宝桢，智勇双全，文治武功享誉朝 野。其不畏权贵，“前门接旨，后门斩首”，诛杀太监首领安德海的事迹为民间津津乐道。丁1863年起主政山东，1876年转任四川总督，1886年病逝于四川任上，获赠“太子太保 ”。封疆二十三年，遗川菜“宫保鸡丁”享誉全球，身后却无遗丧葬之资。山东父老感念这“外乡人”13年善政，迎其灵柩葬于济南。 中国选贤与能的传统甚为深厚。 春秋战国时的功勋制，在天下一统开“孝义治天下”先风的汉代进化为“孝廉制”。每年地方政府考察并向朝廷推荐孝顺父母，品行廉洁的人出任官员。名额依人口多寡而定，约 二十万人举孝廉一人。东汉的“察举制”大同小异。州郡贡士，察举年满四十岁，敦朴、有道、贤能、直言、独行、高节、质直、清白、敦厚的“秀才”，然后经朝廷考试便可做 官，依照政绩考核升迁。[31][31] 两汉人才辈出，“读书人”重气节，中华文明与西方的罗马文明比肩成熟。然而，除重贤不重能的弊端，当时有世族大家垄断作弊，以至汉末“ 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孝廉制和察举制在魏晋演化成“九品中正”制，却因世风日下，出现“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 到了隋唐，绩优选拔又进化为精致的“科举制”，一直延续到明清。科举取士致仕，依政绩积累升迁。唐宋两代科举仍有“专业”，考察“能”。但明清两代，选官重贤轻能。 贤能是中国官制的核心，重能还是重贤，因时而异。商品经济高度繁荣之际，强调“选贤”并非无理。现代社会降临，社会动荡，“能”的考察分量就重了，功勋第一。贤能兼备 固然好，但在“利”字当头的时代，专业知识和行政经验可以积累，为人民服务的德行应是先决条件。当然，“选”与“拔”不是一回事，中国历来的传统是无“功”不“拔”。 我国的文官选拔机制存在两大问题。第一，纪律不够严明，监管惩罚机制欠严谨，未能做到针对腐败的防微杜渐。第二，官员的选拔机制欠透明，评估结果不公开，给裙带关系和 媚上欺下开了绿灯。[32][32] 这两大问题的根源首先来自政治路线。有了明确的民本政治路线，才有明确的组织路线。明确了组织路线，在信息高度发达透明的今天，干部任免改 革就是技术问题而非“改制”问题。 换言之，与传统时代文官体制依赖皇家的政治领导一样，现代中国的绩优制同样也离不开政治领导。执政集团身负感知和塑造人民“整体利益”的责任。 （4）先进执政集团的历史渊源 中华统一的“人民利益”乃是统一的先进执政集团存在的基础。这个集团也经绩优选拔而来，却比一般文官更“懂政治”。 怎样判断所谓“人民利益”，由谁来判断？囿于狭隘的社会利益集团视角，困于“选民集团”的概念，“选票”竞争就成为唯一答案。然而人们称缺少原则，只在意一时一地如流 水般“民意”的领袖为“政客”；称能判断和维护社会整体和长远利益的领袖为“政治家”。 中国“百姓”是分散的整体，与西方相互斗争妥协的“选民集团”是不同的概念。“民心”与“民意”也不同。“民心”并非在特定时间对特定事项的“民意”。与“集团”社会 不同，在“百姓”社会，“民心”比“民意”重要得多。 统一、先进的执政集团是维护“百姓福祉”的需要。“民心”一词概括了对三类六种“百姓福祉”的平衡：即平衡眼前和长远的利益，部分和整体的利益，发展变化和安定团结的 利益。这三类六种利益是矛盾的统一体。在“百姓”的社会，认知、平衡、维护、塑造这个“百姓福祉”的统一体是最大的“政治”，攸关“得民心”或“失民心”。这就是中华 “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的精彩机制。相互斗争的选民利益集团代表是集团社会的产物。认知、平衡、维护、塑造“百姓福祉”是非集团社会的产物。不分化的社会 要求民本主义，要求绩优选拔公正的官员，要求先进的单一执政集团。单一的先进执政集团与集团竞选机制同样“不理想”，却至少有同样的可操作性和可持续性。 政治上统一的执政集团不仅是现代产物，还是古制，中国古已有之。由士致仕的儒门弟子执政集团就是先进的执政集团。这个集团信奉民本主义，声言以天下为己任。 传统的儒家执政集团依赖皇帝个人的政治领导，缺少纪律，经常分裂不团结。皇家周期性地退化，这个文官集团也随之周期性地退化腐朽，私志入公道，嗜欲枉正术，从而失民心 ，失“天命”。不过，在民本理念下，儒家执政集团也周期性地再生，重获“天命”。朝代更替，理念不变，统一执政集团的制度也不变。 政党是近代西方发明的动员社会力量的先进工具。在西方，“党”是社会集团利益的代表。利益不同，政治诉求不同，组织起来，就能维护自己集团的利益，这是 “政党”政治正 当性的根本道理。 “致中和”乃中华政治文化精髓。既然“党”以公权谋（集团之）私利，就没有正当性。简化字的“党”，字面“尚儿”，但正体字的“党”，字面“尚黑”，不尚“光明正大” 或“中正和谐”。既然“私志不入公道”，故曰“君子不党”。 面对挟新兴工业能力，如狼似虎，信奉帝国主义的西方“民族国家”，中华概念中的“天下”无以维持了。中国庞大的自由小农家庭社会过于成功，农民自由散漫，无力适应工业 组织时代的降临，无力应付突然到来的帝国主义强力冲击。若不能建立“国族”意识，动员自由小农家庭团结起来共同奋斗，就要亡国，也亡“华夷之别”文化意义上的“天下” 。 在一盘散沙被动挨打之际，我国的士子们引入了西方鼓吹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天演论》——社会达尔文主义，引入了民族主义式的爱国主义，引入了西方的“阶级斗争”理论 ，也随之引入了动员部分人民，代表社会部分利益的西式“政党”。清末民初，我国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成百上千个西式政党。这些个“党”都昙花一现，今日仅余八-九个“参政党 ”，是“统一战线”的延续。区隔中华社会利益的“党”不适合我国流动均平的社会结构，不适合讲究“中正”的政治文明传统，更不适合中国当代追求的“现代化”任务，即强 国富民。 “十月革命”让中国知识界发现了俄式列宁主义政党。列宁主义政党动员功能十分强大：强调类似中国“大同世界”式的理想，强调为共同理想奉献牺牲的先进性，而且奉行“民 主集中制”，强调严格组织纪律下的团结和统一。为了中华的独立解放，我国显然需要这种动员人民的先进工具。这就是国民党和共产党先后成为民族革命主流政治力量的原因。 国民党虽与共产党孪生，但难免败于共产党。国民党被少数富裕和买办势力俘获，导致社会基础狭窄，不得不依附外国列强，也就无力抵抗外敌。加上执政后队伍鱼龙混杂，理想 泯灭，纪律松弛，内部腐败，所以“其兴也勃，其亡也忽”。 在夺取政权的时期，“阶级斗争”是动员穷苦大众的手段，但“统一战线”却被称为革命成功的“法宝”。 在人民共和国的前三十年，共产党依然强调“阶级斗争”。但与西方社会不同，斗争对象并非中国社会的某个实体“阶级”，而是局限于某类“思想”和极少数代表这思想的“分 子”，目的是统一思想，稳固政权，建设和巩固社会主义。 三十年前，中国共产党放弃了“阶级斗争为纲”，使“革命党”转型为代表全民利益的“执政党”。从此，中国的“党”成为一个独特的党，与强调阶级斗争和世界革命的“列宁 党”，与强调阶级和集团利益的议会“党”，与部落“党”，族裔“党”，宗教“党”，地域“党”，都呈现出根本的不同。 中国社会不支撑西式的“政党政治”，中国共产党不是“一党、两党、多党”之类的竞争型议会政治政党。此“党”非彼“党”，不“尚黑”。中国共产党继承了中国的政治传统 ，代表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 中国共产党规定的行为准则与拥有两千年传统的儒门弟子执政集团非常相似。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规定了现代共产党员的理念和行为规范，与儒门弟子仕途 上的理念和行为规范几无二致。[33][33] 来自“布衣”，知书达理，愿“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公正廉明地为“百姓”服务的人，就是“先进分子”。这些先进分 子组成“先锋队”，构成一个民之精英的执政集团。即便将来要淘汰腐化了的共产党，也会依赖类似的“先锋队”获得民心，否则只能得到“天下大乱”。 就“执政为公”的民本政治理念而论，中国传统的执政集团从来就是统一的。在历史和现实中，执政集团内部成员的“私利化”是这个集团分裂失败的原因，也是中国社会陷入分 裂混乱的原因。[34][34] 有了追求中华现代化的先进目标，汲取消化了外来的列宁式政党组织方式，有了纪律和团结，传统的儒家精英执政集团就升华成了今日的中国共产党。但如同过去，执政集团道德 上优越，团结有纪律，就有生命力，就坚强；若这个集团在理念上分裂，道德上堕落，纪律上涣散，就腐朽，灭亡。 “政党竞争”并不妨碍执政者以公权谋私利和执政党退化。台湾的国民党和民进党的迅速堕落是当下的明证。此类证据汗牛充栋，欠发达国家的反对党大多是高喊反腐败上台，又 因腐败下台，把轮流执政变为轮流获得贪腐的机会。缺少了党派竞争的社会阶级集团基础，党派竞争实质上是私家争权夺利。 没有团结的共产党，党在政治路线上就分裂，就会丧失坚定明确的政治方向。毛泽东说，“党内无派，千奇百怪”；但他还讲过，“要团结，不要分裂”。 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民主”不是鼓励党内有派，思想竞争，权力竞争，而是“党建”手段，指的是坚持“群众路线”，让普通党员群众监督党官，驱逐腐败党官，维护党纪国法。 党建的成败只有一条标准：严肃党纪，制止住贪污腐败之风。搞国民党式的“党内民主”，结果是卡位分赃和一而再、再而三的分裂，直至台湾社会的沉沦。戈尔巴乔夫更是因为 实行类似的“党内民主”成为苏联罪人，那是个无知引发的大悲剧。 常有学人云，西式集团竞争型政制比中式统一集团执政的政制更支持社会“持久的稳定和秩序”。此说颇为可疑。中国政制历两千两百年，汉，唐，宋、明、清五大朝代即占一千 七百年，平均三百年一朝。在这两千两百年间，西方连“文明”都“断裂”了三次。近现代史总共才三百年。仅在这三百年间，大英帝国从骤然崛起已然衰落至无形，正所谓“其 兴也勃，其亡也忽”。美国内战后稳定了一个半世纪，尚仅及中国主要“朝代”寿命的一半。欧陆国家则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刚打完两次“世界大战”，迄今方六十年有余。更有照 抄西制的亚非拉地区深陷社会冲突乃至战祸。 由简入奢易，由奢入简难，人性如此，是兴衰的缘由。宇宙尚有寿命，何况“国族”？而今，千山万水的地理阻隔已经被技术进步打破，全球的人民相互依存。天下大同，兴起“ 世界政府”，大概用不了三百年了。 谈“延寿之方”是科学；谈“跳出”兴衰循环的“根本途径”是神学。 （5）分工不分权的制衡 就“延寿之方”而言，分权制衡是西方政治文明的极出色之处，保障了集团式民主的纠错能力，也就保障了西式民主的生存。本节企图用比较历史的方法解释中华体制为何无力实 行“分权制衡”，而采用“分工制衡”。 “分权”指的是政府主要权力机构各自独立。由于行政与立法是重合的，至少是勾结在一起的，司法独立就成为西方分权的主要形式。西方的“分权”主要指司法管辖权独立。 [35][35] 这种独立不仅具有法理逻辑的刚性，也有权力刚性，即司法权与行政和立法权“分庭抗礼”。 在西方社会，阶级分际和利益集团分际使得权力难以统一，催生了司法独立的空间以及执掌司法权的“法律人集团”。[36][36] 这样的社会逐渐磨合出了成熟的分权制衡体制，磨 合成一种特殊的保障国家团结的杰出机制。 自罗马帝国时代，传统欧洲的天上就有两个“太阳”，表述为“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宗教权与世俗权博弈，商业和城市经济早熟，当然还有阶级斗争，催生了小国寡 民和连绵不断的战争，也给予了司法权居中独立的生存空间。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没有集团政治，就没有“法律人”居中独立的空间。 自罗马帝国以来，西方“法律人”执司法权的经验长达两千年之久。自西式“大学”兴起的千年以来，从训练到实践，“法律人”自成一个金字塔式的职业共同体，整体独立的传 统极为深厚。[37][37] 近代欧洲兴起“专制”，却也未能摧毁其独立。西方的司法“系统”，既无军队也无金钱或选票，但有法律人对法律的集体忠诚，有严谨的司法程序及独特 的司法仪式。公生明，廉生威，“法律人集团”就获得了与行政和立法比肩而立的独立权力，成为已有制度公认的捍卫者，使制度不因阶级和集团斗争而风雨飘摇。 法律人集团的生存依靠三个基本原则。第一是低调，即尽力避免成为社会舆论的焦点。第二是保守，即忠实于现有的法律条文，不热衷社会生活的创新进步。第三是竭力回避敏感 的政治议题。政治问题由政治方式解决，由立法和行政解决。司法在大局已定后确认政治对抗的胜负结果，或应双方政治集团的迫切请求，出面打破僵局。若司法系统不懂保守， 高调干预社会和政治生活，企图引导甚至主导社会与政治，就会丧失中立的声誉，丢掉集团的生存空间。 起源于不分化的家庭小农经济，我国社会没有提供独立司法系统生存的阶级基础和权力空间。单一执政集团的存在也使得司法权独立缺乏立足之处。中国社会缺少固定阶级分化， 却不乏以“伦理道德”为骨干的公正和公平精神，对“正义”的理解比西方社会毫不逊色。 于是，仅就司法而言，缺乏分化也缺乏分权的中国自然形成了一套“礼法制度”。尽管有详尽的成文法，“礼制”的核心却不是法律条文和法理逻辑，而是道德伦常，是“天理、 人情、国法”的弹性综合。换言之，西方有“法制”，中国有“礼法”。礼法以“不分权”的“大一统”政治为基础。 若需比较西方成文和习惯两大“法系”，礼法可称为“中华法系”。 中华法系是广义的“司法”，产生于社会网格与行政网格的立体重合（详见下节“社稷体制”）。中华法系成本低，效益高，走“群众路线”，强调“公道自在人心”，比英美普 通法系更重视司法的“地方性”和“人民性”。此“法系”有五大特征，区别于欧陆成文法和英美习惯法。 第一，社区司法。百姓内部绝大多数争执通过民众基层组织循本地乡俗民约调解。政府并不越俎代庖，而是尊重并积极支持地方乡绅长老符合“天理人情”的弹性公断。 第二，行政司法。既然行政中立，行政权天然而且必然包含司法权，与社区司法并行。传统行政的主要职责就是处理社区无力处理的大案要案。“无冤案”是“天下平”的基本标 志，也因而是历代官员政绩考评的主要标准。 第三，礼法为本。自秦以来全国统一的成文法代代相传，万世一系（清律效明律，明律效宋律，宋律效唐律，唐律效汉律，汉律效秦律），但断案不死抠法条，不依赖专业律师的 逻辑思辩“强词夺理”；而是依照“天理，人情，国法”顺序，以“礼”为本，务求两造服气，不再上诉。这与今日死抠法条字面矛盾，上诉率居高不下，上诉之后还要“上访” 的“两造不服”形成鲜明对比。 第四，免费方便。去衙门打官司不收费，而且规定了各种方便人民打官司的途径，比如拦轿，击鼓，上访。尽管设置了明确的阶梯型障碍，理论上官司可以层层上诉至最高行政当 局，以应对重大冤情。例如迟至清末还有慈禧亲断“杨乃武与小白菜”的著名案子。明太祖朱元璋亲编《大诰》，明文鼓励各地百姓岁末组团来京面君，上访告官。 第五，重教轻罚。行政当局以各种理由频繁“大赦”。[38][38] 因大赦频繁，明清以前刑犯坐牢通常不满三年。自两汉至元末平均2-3年“大赦”一次；明朝降至平均5年一次；清 朝虽骤降至14年，但经常对一切刑犯罪减一等。 无论中西，司法的终极目标是社会公正。若中华文明无维持社会公正之方，何以称“文明”，何以绵延至今还能巍然屹立？事实上，官场纲常随皇家的退化而周期性退化，是传统 中国的根本问题。但“司法不公”却不是。 近现代以来，在“官司”中“官官相护，有理没钱莫进来”成为重大问题。死抠法条，两造不服，双方喊冤，也成为问题。当代中国百姓乐看关于传统中国司法公正的电视剧，并 非无由。 笔者亦曾是司法分权独立的积极鼓吹者之一。希望司法独立，是学习西方，期待通过司法系统制衡党官的胡作非为。 然而，随着“司法独立”和“程序正义”的明显进展，一些不曾预料的事发生了。首先，我国出现了严重的司法腐败不公。2008年底揭露的司法最高层腐败案动摇了整个司法系统 的信誉。很明显，法院一旦完全独立，更容易被资本俘获，腐败会速于庞大复杂的党政机构。其次，中国法界至今缺乏西式的对“低调、保守和非政治”生存三原则的理解，企图 领袖政治的法界名人屡见不鲜。有些法界学人“制宪”欲膨胀，图藉司法独立做左右中国前途的巫师。 世界范围里的类似情形更发人深省。在台湾，由于政坛陷入混战，政客藉司法左右最高层人事。在香港，英国强力政治统治消失，司法界彷徨迷惘，呈现出方向性的断案混乱。在 拉美，在南亚，司法独立制度显然存在了很久，而且相当牢固。但那里司法腐败无力，行政胡作非为依然故我。 行政和政治腐朽了，独立的司法系统无力独善其身。 这些现象提醒笔者：有些社会结构并不支撑独立的法律人“系统”或“集团”。那是个“特殊”的西方历史现象。中国有人数众多的律师和法官，但都是个人，并没有“法律人集 团”。选举民主遍地都有，但“自由”的选举民主仅西方发达国家拥有。本意出色的司法独立，在中华却演化为“法官独立”。法官依法断案，法条却可因法官不同的政治理念有 不同解释。法官独立公认是低劣原始的司法形态，不仅催生司法腐败，还出现法官依个人政治理念，通过诉讼改制乱政，挑起社会对抗，陷“法制”于公认的政治险境——“法官 治国”。 所以，在中华条件下，党对司法的统一政治领导极为重要。无条件地讲司法独立，便有食洋不化之嫌。 笔者还看到另一些现实。“中华法系”的基因依旧强大，对司法的评价不独是对法院业务水平的评价，而依旧存于广义的司法概念，即“公道自在民心”的人民性。“人民法院” 不独立于人民，依赖社区单位，服从党的政治领导，实源于中华法系。相对法院的高台阶和律师等司法开销，中国百姓在单位、社区、基层派出所，照“情理法”顺序解决冲突不 要钱，比法院解决的争议多得多，效率也高得多；各级政府受理的“上访”案件，比法院受理的案件量也多得多。[39][39] 制止腐败，包括制止司法腐败，我国不仅靠法院，还靠 强大的中纪委、政法委，特别是依靠“群众”，靠公众舆论监督。我们还看到周边华人社会司法系统的情形。在殖民地香港，英国强力的政治统治及公开的反贪机构（ICAC）保障 司法公正。在新加坡，强大的人民行动党和保密的反贪机构（CPIB）保障司法公正。换言之，统一、坚强的政治领导和强大的反贪机构是华人社会司法公正的基石。 笔者绝非要否定专业法院和法官专业知识的重要性，专业司法无疑是现代社会的必须。尽管笔者也坚持认为“中国法治”亟待健全，但确实想指出：司法作为统一政治领导下的分 工机构而存在，是合理的，符合中国国情。政治领导要求专业司法严守分工分际，阻止法界操纵政治，这与独立的专业审判不矛盾。 我国有两千年“礼法”史。在民初引入了西方“法制”，建立了专业司法体系，也引发“讲法不讲理”和“有理没钱莫进来”的问题。在人民共和国之初，我国又引入了苏联的“ 政法”，确立了共产党对司法的政治领导，也引发以党的政策取代专业司法的重大弊端。在人民共和国最近的三十年，我国法界以西方“法制”为标准，批判“政法”传统和中华 法系的“封建”传统，认定主要是“政法”和“封建”传统导致了“法制不健全”，即司法权欠独立。对中国法界当下的主流而言，礼法、政法、法制三大传统中只有西方法制才 具有“正当性”。 若把西方视角换成中国视角，我们可以有全新的认识：“中华法系”仍是“中国法治”的主体，因引入“政法”延续于今，因引入专业司法机构的“法制”而现代化。此即“中国 法治”。用“西方法制”标准衡量，上述三大传统如此相联，“中国法治”肯定“不健全”，大概永远也不可能“健全”。 以上的论述解释“分权”在中华体制中处于“空中楼阁”地位的必然。 尽管缺少“分权”，中华社会却对官员分工的“权限”，对限制官权，存有深刻理解。中国限制官权靠的是“分工”，特别是专门的官员监察机构。近年来，传统监察机构还衍生 出了专职的反贪机构。 中国用职能“分工”来制衡纠错，并专设限制官员滥权的机构，由来已久。 分工指的是政府权力机构的职能分工。分工不是分权，却是分权的基础，比如司法、行政、立法原本职责不同。分工因不同职责交错重合而产生制衡效果。广泛的分工制衡保障了 中华政体的纠错能力，也就保障了其可持续的生存。 指责我国当前限制官权的“制度”跟不上官员滥权的“事故”，当然有道理。但“事故”并非由“制度”而生，而来自中国数十年的高速社会变迁。将一切弊端归于“制度”，轻 者陷入“制度迷信”，懒于探究制度的社会基础，重者迷信西方“分权制”放之四海而皆准，无视其在欠发达地区失败的实践。 中国的分工制衡与西方的分权制衡各有千秋，乃是两种政治文明分别积累了两千年的结果。实际上，我国政府行政并不必然比西方各国政府更少受到制衡，前述十大类分工制衡手 段也未必不如他国精致。没有成文规例和不成文的习惯，没有对皇权和官权的制度约束，无从保障“正义”，中华文明不可能长期走在世界文明的前列，至今仍与世界最强盛的文 明比肩而立。 近代以来的学界批判中国皇帝的“无限权力”。血缘继承和皇权嚣张无疑是其被现代社会废除的主因。可粗读国史就会发现，遑论汉唐，哪怕在号称“专制勃兴”的明清两代，皇 帝也没有“无限权力”。 [40][40] 与宋代禁杀文人，尊重文人的“习惯”大不相同，明朝皇帝曾当廷“杖毙”御史。但御史们居然趋之若鹜，以背“廷杖”为荣，彰显“文死谏 ”代民说话的正直，以至万历帝以“惧御史”闻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二十五年是“创制”的特殊时代，大环境几乎等同战争年代。其间的“文革”被说成“个人无限权力”的 例证。但仔细想来，若有无限权力，毛泽东何至于发动“文革”，又在生前就咀嚼到“文革”失败的苦涩。 因为不分权，制衡最高层腐败的确是自古以来的大问题。在因特网时代，这个问题的解决已经容易多了，也比制衡向利益集团非法输送利益的腐败容易。 近代以来的学界也批判皇权之下中国的“官权”不受限制。“官本位”常被当代人说成万恶之源。可是，倘若中国人民如此“驯顺”，官员大贾眼中的“刁民”、“暴民”、“乱 民”传统从何而来，不断的“起义”又从何而来？ 中国历朝历代都强调监督官员，规范官权。韩非子（公元前280-前233）说，“闻有吏虽乱而有独善之民，不闻有乱民而有独治之吏。故明主治吏不治民”。[41][41] 明朝的吕坤 说，“变民风易，变士风难；变士风易，变仕风难；仕风变，天下治矣”。[42][42] 在世界各大文明中，“国家”制度最早出现于中华。分工制度生于西周，秦汉成型，唐宋成熟 ，明清细化。唐代杜佑制“通典”，此后“三通”，“九通”，“十通”，制度多承“通典”；考试、监察、兵役、租税，均有明确制度，绝非官员可以任意胡为，否则也不可能 产生“父母官”概念和“官本位”文化。 中国早在商鞅时代就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名案。“居延汉简”记载的“外来户”平民寇恩告“甲渠侯”粟君，一波三折，情趣盎然。[43][43] 汉继秦“监御史”制，划 全国为十三个监察区，每区设“位低权重”，任期九年的“刺史”一人，巡游本区各郡，监察地方宗族豪强和年俸两千石的郡（今称省）级高官。《汉书》记载了“刺史”的六大 法定职责：一查强宗“以强凌弱，以众暴寡”；二查郡官“倍公向私，旁诏守利，侵渔百姓，聚敛为奸”；三查郡官“不恤疑狱，风厉杀人，怒则任刑，喜则淫赏，烦扰刻暴，剥 截黎元，为百姓所疾”；四查郡官“选署不平，苟阿所爱，蔽贤宠顽”；五查“郡官子弟恃怙荣势，请托所监”；六查郡官“违公下比，阿附豪强，通行货赂，割损政令”。六条 之外不查，不得干预地方行政。[44][44] 此六大职责定于两千多年前，并为以后历代监察机构承继。明朝则特别强调由百姓监督官员。朱元璋派数千人去各地乡里宣讲《大诰》， 谕每户一册，在民众中普及“民告官”知识，鼓励百姓监督官员贪污渎职。 读中国监察制度史可知，传统中国监督规范官员的制度极为细致规整，尤以唐朝规制最为严谨，至今难以超越。中国一朝三百年，并非无由。当然，读史也可感知当今流行“制度 迷信”的偏颇。在社会高速变迁中，渴望稳定乃人之常情。但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出色的制度终究没能制止奢靡和衰败。若把眼光放远，制度生存力的马拉松竞赛波折起伏， 哪种制度能给未来大同世界的体制提供更多基因，尚在未定之天。 比起司法分权，分工制衡的涵盖面要宽阔得多。然而，比起刚性的分权制衡，分工制衡的确有较大模糊性和弹性，分散和集中权力的空间都比较宽。此乃中国特有的社会条件使然 。 首先，中国社会差异远大于任何西方国家。中华民族，世界上人口最庞大的“国族”，生活在辽阔的土地上。汉、回、蒙、藏等多达五十六个族裔在从乡村到城市，从海岸到高山 ，从寒冷的北方到酷热的南方生活。差异之大要求权力下放，要求宽容、弹性、逻辑模糊，以化解对抗。而统一不分裂的利益之大又要求权力集中。[45][45] 有逻辑和权力刚性的 分权制衡在小国寡民的欧洲和欧洲移民建立的北美能通行。但刚性易折，西方政治文明对抗性强，国家兴衰交替频繁。 其次，中国政府需回应的社会需求与西方不同。在西方，选举政治要求政府回应（accountable to）简单、明确、即刻的“选民集团”需求。在中国，民本政治要求统一的执政集 团回应“百姓福祉”矛盾需求的统一体，即眼前和子孙后代的需求；部分和整体的需求；发展变化和安定团结的需求。满足“民心”十分艰难。惟其艰难，便催生了高弹性的“分 工不分权”纠错制衡机制；还催生了以“民心”为内核，顺其自然的“无为”哲学，有所为，更有所不为，“难得糊涂”。 分工不分权的弹性制衡机制，反映了权力分散与集中的矛盾统一，既包容迅猛的社会变迁，又维持了社会的基本秩序。解码中华政治文明卓越延续能力的关键即在此处。 4.小结 中国的民本政治模式由四大支柱构成：民本主义民主思想，绩优选拔制，统一的执政集团，分工制衡纠错机制。 从结果看，尽管民本模式有很多缺陷，我国政府六十年来相当出色地满足了“百姓”的三类六种需求，即眼下和长远的需求，部分和整体的需求，以及又要发展又要安定团结的需 求。就我国政体而言，“民心”仍在，“天命”犹存。 从历史角度看，四大支柱明显传承了中华的传统政治文明，民本模式的土生性和传承性远强于外来性。六十年的历史不算长，但其渊源何止千年。中华历史没有被共产党割断，也 没有被传入的西方文明割断。如同中国象形文字在计算机时代依旧生机盎然，中华政治文明也代代相传，生机盎然。 从功能上看，四大支柱有机地连在一起。现代民本主义的民主理念指导核心执政集团，核心执政集团领导绩优选拔制，绩优制支撑特殊的分工制衡制度。抛弃了民本观，后面三个 支柱就会相继垮掉。 从性质上看，中国政体不是西方议会政党制，先进、无私、团结的执政集团是中华政体的核心权力机构。政体功能最强大的部分来自这个统一的执政集团，最脆弱之处也在这个集 团。当这个集团先进、无私、团结，代表中华全体人民的利益，整个中华民族就势不可当。当这个集团丧失民本理念，官员谋私，涣散分裂，就会成为家庭私利的代表，就会脱离 “百姓”，脱离“人民性”，失去民心。一旦执政集团失去民心，就会被人民推翻，致使中国“群龙无首”，一盘散沙，直至诞生一个新的“先进、无私、团结”的执政集团。从 性质上看，若称以“人民代表”为主体的现代政治为“民主”，民本模式可称为“人民民主”。 人民民主最突出的特点是“人民性”，即中华“百姓福祉”不可分割的整体性。人民民主不同于当代形形色色的“民主”，如美英以利益集团划分为基础的“自由民主”，以劳资 妥协为基础的西北欧“社会民主”，以产业工人为基础的苏联“无产阶级民主”，以部落划分为基础的“部落民主”，以族裔划分为基础的“族裔民主”，以宗教信仰划分为基础 的“宗教民主”。我国政体的人民性在于行政网格黏附社会网格，官民一体，共同努力。所以我国比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发展得更快、更平稳。在“人民共和国”的旗帜下，人民 政府，人民军队，人民警察，人民银行，人民铁路，人民航空，人民邮政，人民电讯，人民矿山，人民体育，等等，都高速追赶当代西方国家的成就，而且不靠掠夺他国人民。世 界上最庞大成熟的农民和农耕国家艰难却成功地跟上了工业时代，成为世界最大的工业生产基地。反之，当上述部门丧失了“人民性”，我们的问题就成堆地开始了，呈现所有欠 发达国家的重大缺陷。 “人民民主”并不“落后”于“自由民主”。即便我们称各党各派的代表之治为“民治”而非“派治”，此“民治”却未必更能保障“民享、民有”，因为其法定游戏规则就是“ 派享、派有”。西方民主必须靠分权制衡的“法制”来维持“自由”和生存。没有坚强的西式“法制”维持“自由”，民主就只剩下多数决原则，天然不稳定，甚至难以生存。 “多数决”用于解决危机或僵局非常简便。但没有必要神话这个产生“人民代表”的方式，制造思想僵化。世界上采用“绩优选拔”的领域远超采用多数决的领域。经济、教育、 科技、军队、医疗等领域都不用多数决。即便在政治领域，选拔公务员和法官也不用多数决，联邦制是对多数决的替代，联合国要是多数决机构早就崩溃了。 政治的核心不是“游戏规则”，而是协调和均衡“利益”。承认政府可以被社会利益集团分肥的制度并不普适，谈不上普世的“合法性”。世界人民不可能都同意实行多数决，忽 略绝对多数相对少数（甚至绝对少数）的“利益”。追求公正廉明地维护和促进“百姓福祉”的民本政府也不“普适”，而是来自缺少社会分化的特殊社会结构，以及这结构沉淀 出的特殊社会意识——拒绝强权政治。笔者对“多数决”会成为未来“大同世界”选贤任能的手段深表怀疑。 依宗教信仰把人类分成“基督徒与异教徒”两类，是中世纪的蒙昧主义；依是否有直选把世界分为“民主与专制”两类，是新世纪的蒙昧主义。 审视大中华区各政治实体间的共同点和差异，我们可以检验上述结论。 大中华区各政治实体间的共同点和差异 先锋党 选举政治 行政主导 法治 中国大陆 有（共产党） 弱 有 弱 新加坡 有（人民行动党） 弱 有 强 台湾过去 有（国民党） 弱 有 弱 台湾现在 无 强 无 弱 香港过去 有（“英国党”*） 无 有 强 香港现在 无 趋强 趋弱 趋弱 *香港过去有强有力的执政党，可称为“英国党”。英国政治统治的强力机构是“政治处”。“政治处”的背后是英国情报机构“军情五处”（MI-5）。 从上表可以明显看出：第一，强大的先锋党是根本，能维持行政主导，建设并巩固法治。第二，西式的竞争型选举政治能摧毁先锋党，摧毁行政主导，削弱法治。第三，与新加坡 和香港相比，中国民本模式里的法治不够健全。 中国革命的幼稚时期曾接受“共产国际路线”，导致了惨痛的失败。全盘接受“西方民主教”，另起炉灶搞拆故宫建白宫的“政治体制改革”，鼓吹党争，实施“西方民主”，操 作多党竞选机制，是“仔卖爷田不心疼”。[46][46] 如此的“政治体制改革”会大幅降低我国政府的质量，导致政治混乱，无中生有地制造社会分裂。我国农村基层“海选”掏空 了基层政权，就是个清晰的教训。 如果中国共产党能避免落入台湾式的选举陷阱，厉行法治，走群众路线制止腐败，民本政治模式可望完善、持久。 三.社稷体制 1.归纳社会模式的意义和方法 （1）为什么要归纳中国社会模式？ 社会模式是中国模式的内核，是政治模式的直接原因。 为什么中国会出现超党派的“民本政体”？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意识”的特异性质大概是最有效的解释。民本主义理念，先进的单一执政集团，绩优选拔制，分工制衡制， 皆源自中国独特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意识。 中国传统社会由独立、自由、自足、平等的小农家庭构成，不存在西式的阶级或社会利益集团，也就没能催生集团政治意识，或称“强权政治”意识。集团利益和基于集团利益的 集团政治在中国意识里缺乏支撑。进入现代社会，中国工业主要由家庭企业和国有及社区集体企业构成，也没能催生西式的利益集团和普遍的集团政治意识。因此，“党争”在中 国缺少正当性。 西来的“国家与社会两分”给我国传统思想界带来了新知。[47][47] 然而，食洋不化地接受“国家与社会两分”也给我国思想界制造了巨大的陷阱。 “社会”（society）是个西方概念，接近于中国概念里的“会社”之集合。西方的“市民会社”（civil societies）源于中世纪后期的城市自由民，即相对于农奴和佃农而言的 “市民”。针对拥有乡村和城市土地并拥有政权的贵族阶级，城市自由民团结起来组成“市民会社”，维护相对于“国家”而言的自由权益。西方“会社”的基础是阶级分际和阶 级斗争；而中国的“会社”多为文化娱乐社团。中国的“社会”是“百姓”家庭的集成，不是针对“国家”的“市民会社”总称。 “国家”（state）也是个西方概念，含义近似中国概念的“官家”。中国历史上的“官家”不是阶级或集团代表争夺或垄断公器的平台。[48][48] 与西方的“会社”相比，中国 社会组织的原因不同，组织形态也不同，在悠久历史上逐渐形成了组织和意识上的官民一体。“国家”也是“家国”。家-国同构，国-家一体；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相通。 在中华语境中，“亲民”就是政府与人民在一起。而在“国家与社会”界限分明的语境下，就出现 “强政府，弱社会”，“小政府，大社会”，“裁判员与运动员”，等等之类的 说法，就“国退民进”。这些概念统治了大众媒体，就为政府脱离人民辩护。政府脱离人民，也就脱离了人民监督，就腐败，就“失天命”。 中国的社会特征催生了一个独特的社会组织体制。社会体制是中国政体独特性的直接原因。反过来，中国政体的质量也为中国社会体制的质量提供保障。 六十年来，“政府与人民在一起” 是我国社会组织的成功之道。笔者称这种官民一体的社会体制为“社稷”。迷信“国家与社会两分”的“契约”教条，政府脱离人民，我国会陷 入混乱和失败，故称“陷阱”。 中国模式的表层是国民经济，核心层是社稷体制，居于两者之间的关键层是民本政治。社稷是民本政治的源泉。 （2）怎样归纳社会模式？ 社会秩序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社会模式指的是社会构成的组织体制，是社会秩序的基础。 表面上，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但仅仅探讨个人之间的关系却不足以理解社会运行状态。具体条件不同，构成社会系统的单元就不同。构成系统的单元不一样，比如个人或家庭， 社会组织方式就不一样，社会运行状态也就不一样。 组成社会的单元在社会系统里有不同的分工，形成功能各异的社会组织。社会组织的网络就是社会结构。比如欧洲封建社会分成固定的上、中、下层阶级，中国传统社会有以家庭 为本源的“君臣父子”分际。 社会的状态与变迁不仅决定于社会结构，而且决定于有关社会组织的“社会意识”，主要是社会伦理准则。比如传统欧洲的“君权神授”和中国儒家名份教化（名教）中的“三纲 五常”。[49][49] 再如现代社会观念里的“自由”和（竞争机会的）“平等”。 从经验上看，世界上从未有过独立于“国家”的“社会”。既然政府是管理社会的机构，古今中外的人民与政府从来都是密切互动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意识决定人民与政府关系的 性质，人民与政府的互动关系塑造社会秩序。因此，社会秩序并不取决于少数政治精英操弄法律。 概言之，所有社会体制都包含四大要素：社会的基本单元；社会的组织形式；社会组织的精神纽带；社会组织与政府的关系。社会单元的形态塑造社会组织和社会伦理的形态，社 会组织和社会伦理的形态塑造社会组织与政府的互动关系，社会组织与政府的互动关系塑造社会秩序的状态。 上述知识方便我们抽象当代中国独特的社会体制。 2.中国社会模式 经过六十年的磨合，当代中国的社会模式已初露端倪，可概括如下。 “社稷体制”由四个支柱构成：（1）分散流动的家庭，而非个人，构成社会的基本单元。（2）与西式分层的“市民会社”不同，（以家庭为单元的）平等的社区和（工作）单位 构成了中国的社会网格。（3）（社区和单位构成的）社会网格与（“条条、块块”构成的）行政网格天然重合，在基层彼此嵌入，相互依存，形成弹性、开放的立体网格。（4） 家庭伦理观渗透社会组织和行政管理的逻辑。 笔者称中国的“立体网格”社会为“社稷”。兹分述之。 （1）分散流动的家庭，而非个人，构成中国社会的基本单元。 组成中国社会的基本单元是“家庭”，而不是有阶级或利益集团归属的“个人”。家庭固然也是世界多数社会的基础单位，但中华的家庭不仅是基本人伦单位，更是基本经济单位 。家庭不仅哺育下一代，下一代还承担反哺上一代和更上一代的物质和精神责任。历史上，中国拥有独立自由的家庭小农经济。而今已是工业时代，但家庭经济却依旧。在农村， 50%的人口仍然靠耕地的“家庭承包制”生活。在城市，“流动民工”依然倚仗家庭支撑。打工者常依村族之源聚居于城市，互帮互助。他们的孩子由乡下的父母和祖父母养育，亦 成为他们反哺上辈的途径。在城市，绝大多数工商企业是“家庭企业”。[50][50] 概言之，家庭的影子弥漫在整个中国社会，“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中国官场的腐败，多 半是为了子女前程。西方官场的腐败，主要是非法向自己代表的集团输送利益。中国社会流行“自私自利”，但这个“自”不是自己个人，而是“自己家”。这个“家”有亲疏远 近的弹性，近至核心家庭，远及“国家”。两头之间仿血缘家庭的称谓，从“母”校开始，几乎涵盖了中国的全部人际关系称谓。西学从“个人”出发推理社会关系的种种理论， 用于中华社会泛化的“家庭关系”，实在难免牵强。 （2）与西式分层的“市民会社”不同，（以家庭为基本单元的）社区和单位构成了中国的社会网格。 中国的家庭当然是组织起来的。但中国社会组织的基本形式不是 “市民会社”，而是以家庭为基础的城乡社区及工作单位。换言之，中国社会不是市民会社的集成，而是社区和单 位的集成。 扩大的家庭就是宗族。中国的社会组织原本是天然的宗族社区，即村庄。今日农村社区依旧渗透着血缘纽带。自城市勃兴为经济生活的主体，城市社区天然成为组织城市家庭的主 要形式。征兵退伍，环境卫生，城市秩序，扶危济困，副食供应，基础教育，文体设施，等等，都倚重社区。城市的（工作）“单位”起着与社区相同的社会组织作用。中国有大 型企业，但多属国有，与西式的大型利益集团颇为不同。中国的“单位”非常强调家庭。大型单位提供家庭住房帮助，办学校、医院、食堂、甚至帮助解决家庭矛盾，补贴帮办婚 丧事务。中型单位常派发家用实物，比如洗衣粉、食用油之类。小型企业单位家庭味道更浓，员工常是“东家”的亲属或族人。老板员工互称兄弟姐妹，东家甚至为员工提供免费 住房。中西味道不同，在用词上可见一斑，如“东家”与owner，“伙计”与employee，“掌柜的”与CEO，“账房先生”与CFO。 西方的“市民会社”基于阶级利益分化，是利益集团的主要组织形式。如同传统中国，现代中国的“会社”多是娱乐类的团体，不是人民公共生活的主体。中国的城市社区和单位 ，加上乡村社区，共同组成了中国的“社会网格”，协调“公”与“私”，承载中国“百姓”的公共生活。[51][51] 所以，如同在日本，有利益集团色彩的“市民会社”在中国至 今不发达。 （3）（社区和单位构成的）社会网格与（“条条、块块”构成的）行政网格天然重合，在基层彼此嵌入，相互依存，形成弹性、开放的立体网格。 社区和单位组成了我国的社会网格。社会网格天然与政府的行政网络重合，形成立体网格，即社稷。 “社稷”初指“民以食为天”，拜五谷神的庙堂；后亦泛指官民在利益和意识上的统一体，介乎“民”与“君”之间。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52][52] 不同于 西方的“国家与社会”两分，社稷系于物质福祉，亦系于伦理精神，适合描述中国官民互动的“责任”机制。在社稷中，官与民不是所谓“国家与社会”孰大孰小，孰强孰弱的关 系，而是鱼与水，骨与肉的关系。官民之间离心离德，社稷就分崩离析。 我国固然有社区自治的传统，但也有政府插手解决社区间纠纷，维护社区群整体利益的传统。在“现代化”的动力驱使下，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迅猛发展，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度大 为提高，矛盾也大为增加，社区和单位对政府援助和管理的需求也随之上升。在这方面，西方社会没什么不同，那里的政府比中国政府更多、更细致地干预社会生活。 在现代中国，政府的层级分为纵向和横向两类，即“条条与块块”。社区被“条条”覆盖，乡村和城市社区受乡镇和街道行政纵向管辖，较高层级的条条协调更多社区集群间的利 益。单位被“块块”覆盖，城市的企事业单位都“挂靠”在某个“块块”上，接受某种程度的行政管理，大块块覆盖众多小块块的利益。于是，中国的社会划分与行政划分大体重 合，形成了社区和单位依行政条块划分的立体网格。笔者称此立体网格为“社稷”。 社会网格与行政网格不仅“重合”，而且在基层彼此“嵌入”。在传统中国有亦官亦民的“乡绅”。在现代中国有基层党团组织维系官民一体的关系。社会网格与行政网格有两个 交错嵌入的契合面，其状态直接关系到中国社会的治乱兴衰，亲则治，远则乱。 第一个契合面是网格内官民一体的家庭式伦理意识，并且共同信奉社会伦理衍生的政治观念“民本主义”。官员通常是为民做主的楷模，是大家长。畜牧文明里产生奴隶制和封建 等级制，遗留下奴性服从的“臣民”传统。在农耕的中国，民众的“官本位”意识则来自对官员行为规范的尊重。有了“父母官”，才产生“官本位”意识；官场纲常崩溃则“造 反有理”。在中国，戕害民众的官并不受尊重，反而是过街老鼠，因其祸及社稷甚至会遗害子孙。因此，倘若官员不再信奉民本主义，背弃“子民”，只顾自家私利，官民就离心 离德，“官本位”就崩溃了，社会秩序也难以支撑。 第二个契合面是“亦民亦官”的社区和单位领袖，即中华社区自治传统里的“乡绅”。这些基层“父母官”占据社会网络与行政网络的结合部，是实现官民一体的粘合剂。这些人 曾经为官或兼官府微末散职。他们上达官府，下通草民，一条腿站在社区和单位的局部利益，另一条腿伸入官家的全局筹划。他们既带头抵制不通“天理、人情”的行政，又带头 抑制局部利益损害全局利益。他们不代表正式的“国法”，却承担大量社会管理职责。“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53][53] 因为他们的存在，执政集团就能感知民心 ，获得修正行政错误的弹性空间；亦能减少官吏，节省开支，在广土众民的大国维持低税率。传统中国一县一官，县官身负司法、警察、税务、赈灾、教化、以及征兵复原等重责 ，却不靠军队警察，不倚重暴力，轻易维持了乡里和谐。因为官府与乡绅紧密结合，才有如此的“小政府”。[54][54] 费孝通教授所称之“乡绅中国”，意指中国的实际管理者是 “乡绅”。[55][55] 历朝实现“以孝义治天下”的具体途径就在“基层政权建设”。用现代的话说，就是政府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食洋不化，以“国法”为名鄙视“乡绅 ”，削弱其地位，拆毁基层党团组织，作为“大家长”的政府就成了空中楼阁。基层政权被掏空，社会矛盾冲突就集中到正式的“衙门”。衙门膨胀，就风行违背天理人情的官僚 主义和法条主义，就导致行政开支剧增，税负日重，直至“官逼民反”，社稷崩溃。“基层不稳，天下大乱”，中国历朝历代，包括今天共产党政府的有识之士，都懂得建设基层 政权和尊重支持基层政权的重要性。 “亲治远乱”的基本道理在于保障信息上传下达的通畅，提醒官府“亲民”，维持官民一体，制约官僚主义。现代化导致行政专业化，行政专业化导致官僚主义。中国是官僚制的 起源地，历史悠久，基础深厚。西方自近代引入官僚制，将其推向了精致和极端。在西方制约官僚主义靠以阶级分际为基础的选举制度，在中国制约官僚主义靠社会网格与行政网 格在精神和利益上的交错契合。两者都有缺陷，都有失灵的可能，却都属特殊历史环境塑造的出色模式。 中国的社会网格非常开放，家庭在其中自由流动，支持极快的社会流动速度。边缘挤入中心，中心流至边缘的奇闻俯拾皆是。“破落”与“发达”之间往往仅一步之遥，呈现相当 的自由乃至“混乱”，以至体面的地方常有不体面的人和事，不体面的地方也常有体面的人和事。不过，由于社会网格被行政网格覆盖，立体网格拥有平衡自由与秩序的弹性，使 中国社会“乱中有序”。在危机时刻，中国的立体网格具有强大的社会组织动员能力，比如2008年大地震中体现的强大动员组织能力。 立体网格社会的特征可如此概括。第一，社会结构主要不是纵向的分层，不分为“高、中、低”三类财富阶层，而是分为平等的网格。第二，社会网格与行政网格大体重合，呈现 立体网格的形态，在基层彼此嵌入。第三，立体网格开放并有弹性。开放性指的是家庭在社会网格间自由流动，“良禽择木而栖”，渠道相当通畅。弹性指的是行政网格约束混乱 ，保障秩序的能力。 （4）家庭伦理观渗透社会组织和行政管理的逻辑。 在西方，个人是社会的基本单元，个人与神，个人与团体，个人与国家流行“契约”观念。在中国，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元，“家庭责任”的伦理准则就渗透了社会组织和行政管 理的逻辑。这个准则延伸为政治观念就是“民本主义”。 什么是中国的家庭伦理观？父慈子孝——家长有不可推卸的照顾家庭成员福祉，养生送死之“责”；家庭成员要尽忠孝之“责”，齐心协力发家致富。既然父母望子成龙，子女就 要出人头地，以“王侯本无种，男儿当自强”的竞争精神去“立德、立功、立言”，光宗耀祖。南怀瑾先生以“精神十字架”概括中国人的家庭伦理观，即以自己为中心，上孝父 母而及于天，下爱子女以垂万世，旁以兄弟、姐妹、夫妇而及于朋友。[56][56] 笔者冒昧，以下图诠释“精神十字架”。 家庭伦理是中国社会的精神纽带，也是华人世界如十字架般沉重的精神寄托。不同于强调个人自由权利的西方，“舍己为家”是中国社会伦理的楷模。[57][57] 社区和单位以家庭为基本单元构成，家庭伦理观就渗入社会组织的逻辑。又因社区和单位与行政条块重合，家庭伦理观也渗入行政管理的逻辑，特别是在社会网格与行政网格相互 嵌入的结合部——基层政权。家庭伦理弥漫社会组织和行政管理的逻辑，“修身、齐家”的“内圣”就自然延伸为“治国平天下”的“外王”了。故历朝皆称“以孝义治天下”， 颇类“政教合一”。伦理的中国缺少西方的契约法律传统，在中国奉行法条主义是食洋不化，会激起民变。 在西方，契约观要求公私分明，群己权界清晰，国家与社会界限分明。在中国，家庭伦理观淡化公私，视社会为一圈圈向外放射的“家”。核心家庭是小家，宗亲是大家，社区和 单位是“公家”，公家之上还有“国家”。小家、大家、公家、国家，利益相符，观念相通，公私难以区隔。中央政府成了最大的“公”，但其全部“宏伟目标”却是“私”，是 帮助全国人民的家庭收入达到“小康”，近期则是“农民家庭平均收入翻一番”。反之，小家也依托国家。“卫国”就是“保家”，就是“光宗耀祖”，就有“杨家将”，“岳家 军”为国家分忧。 既然都是家，社区和单位提供的福祉、亲和力、安宁就成为评判“好”与“差”的标准。既然都是家，越大越远的家，承担的义务就越少，政府对个体家庭生老病死等直接福祉负 的责任也就越小。既然都是家，政府就应鼓励“父母官”爱民如子，还要明文低税，限制官吏数量，使民休养生息。[58][58] 既然都是“家”，税费并举并无道德问题，就没有西 方“无法不税”否则违法的观念；更没有“纳税人权利”隐含的多纳税多权利，少纳税少权利，不纳税没权利的契约逻辑陷阱。 中华社会最高的理想是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大同世界。这理想明显衍生于家庭伦理。较之宗教观、契约观，较之人造的意识形态， 家庭伦理要自然和牢固得多。 3.社稷模式的比较历史解释 陈述过了中国的社会模式，这一节讨论两个疑问。第一，为什么我国社会以家庭为基础组成社区和单位，靠家庭伦理观念主导社会组织运行，没有形成西式的阶级社会，依赖法律 契约运行？第二，为什么我国社区和单位与行政条块重合而成“社稷”，没有形成市民会社与“国家”划清界限的“自由”社会？ （1）基于自然历史的路径，我国社会以家庭为基础组成社区和单位，靠家庭伦理观主导社会组织运行；未能形成西式的阶级社会，依赖法律契约运行。 从《诗经》可以看出，三千年前辽阔平坦的中原，气候温润，河网密布，龟蛇大象遍地，竹林郁郁葱葱。与山野森林里的狩猎文化和辽阔贫瘠草原上的游牧畜牧文化不同，中原肥 沃的田野地广人稀，劳力稀缺，不支持奴隶社会、封建农奴社会、雇工社会。得天独厚的农耕文明造就了一个均质的家庭小农社会。 至迟在两千五百年前的春秋末，自足自由的农耕家庭就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基本组织单位了。孔子时代的“中国”，全部人口不足千万。土地既然辽阔，人口既然稀少，耕者就自 由独立。地广人稀，鲜见纯粹的雇工，劳力就主要来自家庭，倚仗自家生子，所以“多子多福”。孔子以复辟“周礼”为理想，却不能不看重家庭的作用，声言“不孝有三，无后 为大”。较之秦国的“商鞅变法”，欧洲至近代才开放土地买卖。商鞅“废井田，开阡陌”，自由开垦土地，自由拥有和买卖土地，绝非偶然。 既然做田靠自家生儿，自家儿子们是农耕劳力，家长过世后，家产继承就要平均，就没有可能像游牧和畜牧民族那样普遍实行“长子继承制”。长子继承，家庭财富就不会分散， 对固定阶级分化至为重要。没有长子继承，还多子，就“富不过三代”。从一般到暴富又回归一般，不超过百年。如此，中国社会流动性超强，产生不出文化意识上的“贵族阶层 ”，就难如在欧洲那样出现“法定”统治层的贵族。均质的小农社会就这样形成了。 以家庭和血亲家族为单位，聚宗族而居，即村落。由此，“人民”在中华就称为“百姓”。百姓的社会“富不过三代”，不分化成欧式的社会阶级，不分化成固定的、血统的、等 级的大型利益集团。 自一千余年前的宋代开始，特别是南宋，在国土沦丧过半的同时，“外向型商品经济”高度繁荣，瓷器、丝绸、茶叶等商品换回大量货币白银。[59][59] 资本的勃兴导致耕地集中 。耕地的集中开始制造无地流民，为土地短缺而造反的情形增多，威胁了小农生计，威胁了小农社会的稳定。宋代军力孱弱，无力向外开疆拓土，只好以内向型的“集体经济”应 对资本的威胁，故有号称“为往圣继绝学”，要恢复西周“井田制”的“托古”，实为复兴宗族互助的集体精神。宗祠、宗法、宗田等“集体经济”在这个时候出现了。在六百五 十年前开始的明代，抑制豪强，对小农家庭的保护达到了顶峰。与此呼应，汉唐时代比较开放的儒学也演变成强调伦理的“宋明理学”。明清两代，为应付随商品经济繁荣而来的 人心不古，礼崩乐坏，对文官的考察减弱了“专业知识”内容，加强了对“孝”、“廉”等品行道德的要求。[60][60] 三百五十年前建立了满清王朝。准游牧的满蒙贵族带来了封建等级和奴性纪律文化，但很快就被中原自由的小农社会消解殆尽。与此同时，引入美洲耐旱耐寒粮种导致人口暴涨。 中华数千年，人口也不过一亿左右。而满清人口仅二百年就从一亿暴增到四亿。尽管如此，人地矛盾并未能摧毁中华家庭小农社会，随技术进步而来的城市发展和清朝辽阔的版图 抵消了压力。 自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中叶，我国经历了一个世纪的战乱动荡。尽管进口了西方“阶级斗争”概念，我国却依然以自耕农为主，雇农依旧居极少数，也未成为革命队伍的主体 。革命不仅靠阶级意识，而且靠家族意识。“三把菜刀闹革命”的贺龙元帅，起事靠贺家“宗亲”。毛（泽东）家更是“满门”忠烈。革命的成功主要依赖保护小农社会，反对各 种途径的土地兼并，比如孙中山号召“平均地权”，共产党号召“打土豪，分田地”和“保卫土改胜利果实”。 革命后建立了乡村集体经济和城市国有经济。但二十五年的计划经济未能撼动农村社区，家庭还是基本社会单位。共产党要求农村政权讲究“阶级成分”，但因纯“雇农”数量稀 少，“革命的成分”是“贫下中农”，即贫农和下中农。农村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而“队”不过是二十来户人家的集合，计工分，按劳取酬。在城市，中国经济由国有 和城市集体所有企业垄断，加上“阶级斗争”，把本来就不扎实的阶级分化给消灭了，造成了空前均质化的社会，只是城乡有别而已。城乡社区和工作单位取代宗亲成了扩大的家 庭。 改革开放以取消“阶级斗争”和在乡村恢复家庭耕作开始，得到了我国广大人民的热烈拥护，我国城市进入了繁荣的工商时代。中国工商社会的主体不是西式的大公司，而是中小 型“家庭企业”。如象形汉字适应计算机时代一般，农耕家庭适应工商业，成功地转换为非农的“家庭企业”，甚至成为外向型生产的主体。所谓“规模以上企业”大多是国有企 业，数量少，并非我国劳力的主要雇主。我国经济生活中还有集体经济成分。最强大的集体经济依旧来自以血缘为纽带的农村社区。集体经济基因至少有千年历史，在改革开放时 代创造了乡村集体工业“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奇迹。被“改制”后，乡村集体工业又回归为家庭企业。 比起农耕社会，工商社会流动速度更快，家庭企业的大起大落是瞬间的事情，依旧“富不过三代”。中国的富豪三十年前都是普通人，很多也就在这三十年间已经破落。取消“阶 级斗争”口号有助于工商繁荣，却不是贫富差距扩大的主因。工商的繁荣，特别是如唐宋两代那样的外向型经济繁荣，是我国贫富差距扩大的主因。贫富差距迅速扩大导致了“阶 级意识”在少数学人中间苏醒，但在广大人民中依旧淡漠。在当代中国，百姓普遍想自己做老板，开设自己的家庭生意。 西方的股份制集团是一种集体企业，可持续是重要考虑；“百年老号”颇为常见，挣钱没有“够”。中国家庭企业挣钱是有“足够”概念的。“老板”“挣够了”就“退休”，把 企业转给亲友雇员。垮掉一个企业，新生出三家企业，社会财富趋于平均化。百姓谋生不需要什么“千秋万代”，“永续生存”的企业。中国人为生活而工作，不是为工作而生活 。既然如此，也就难以出现固定的“上、中、下”社会层级。事实上，现代工商业的竞争十分激烈，兴衰只是转瞬间的事，维持超常的富裕比传统社会更难。 强调家庭伦理的儒家思想成为我国文化主流绝非偶然。既然是“家庭”而非“个人”构成我国社会的基本单元，既然是“社区和单位”而非阶级和“市民会社”组成社稷，家庭的 道德伦理，而非阶级和阶级利益博弈意识，就弥漫于整个社会的运行逻辑。 不仅如此，家庭农耕经济本质上是“道义经济”，即生存至上而非利润至上的经济，与西来的“社会主义”经济在道义上有相通之处。资本初兴时代就有宋明理学相抗，民初有三 民主义“节制资本”，资本至上时代有“社会主义”，理由不外是拒绝资本异化成对家庭“民生”的普遍威胁，挑起社会革命的不太平。 一条迥异于中华的历史道路塑造了西方的阶级社会和契约法律意识。 “阶级”不同于贫富，阶级与相对固定的社会地位，独特的文化意识，甚至独特的语言表达方式相关。阶级最古老的起源大概是战争和种姓（caste）。种姓湮灭后，支撑阶级的要 素是比较固定的社会分工。 古代的山地狩猎采集、草原游牧畜牧、沿岸的商业航海和海盗，还有宗教文明，都要求明确的分工，是阶级社会的温床。社会分工固定化就导致社会分层，导致集团型的社会组织 ，导致发达的社会组织文化。而农耕家庭并不必然要求固定的分工，社会呈“一盘散沙”的自由状态。 中华温润辽阔肥沃的平原适合农耕，农耕生活意味着稳定的粮食等素食来源，能养育众多人口。而畜牧和航海文明面临恶劣的自然条件。草原和船只的承载力是固定的，而且经常 会出现生死攸关的食物短缺。因此，生存的必要因素是长途跋涉发动掠夺战争，防御侵略战争，并进行武力平衡下的贸易。两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和尼罗河流域（埃及）狭长 的农耕文明就是游牧和航海文明经常的掠夺对象。贸易，特别是战争，不仅要求分工，而且是精致的分工和高度发达的社会分层组织。从古希腊罗马的历史看，欧洲的贵族阶级大 体是战争的产物。西式的选举民主也来源于军事部落民主，是一种程序化的强权政治。谁带来的士兵多，承担的任务重，谁就有领导权，就能分得较多的战利品。在这种文化环境 中，尊老爱幼当然不似农耕社会那样必然，家庭观念也不可能强大。农耕知识有地域和经验性质，年长者往往有更丰富的天文和墒情经验。 尽管有三千年的沧海桑田变幻，西方社会始终呈“上、中、下”分层的集团状态。无论在游牧社会、畜牧社会、农耕庄园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无论是贵族还是奴隶，领主或 农奴，雇主或雇员，明确的社会层级组织都是西方社会秩序的保障。上层社会代代相传，严守高尚的“荣誉准则”，紧密团结，是少数得以统治多数的关键。因此，阶级不仅是财 富概念，更是文化概念。在欧美，特别是在保守的英国，人们至今还能用口音甚至姓氏辨别社会地位。在拉美也是如此。而在自古至今的中国，那是不可想象的。 西方的社会集团由个人而非家庭组成，“个人权益”靠集团力量保障。西式法理从个人出发推理思辨，推导集团的权益和集团社会的秩序，是为“契约”。没有集团之间的利益博 弈就没有契约。契约是集团博弈的结果，与中国官民之间存在的“民心向背”不是一回事。在西方，“法律与革命”天然相连，目的是摧毁旧契约，创立新契约。在中国，很少有 学人天真到认为靠修改法律就能修正社会。同样，中国人“君子不党”，阶级斗争或“利益集团政治”（阶级斗争的温和表达方式）也不是受欢迎的概念。 神的威严演化成契约法律的尊严，固定了社会分层秩序。西方概念的 Law是“神圣的”（自然）“规律”；中译“法律”，味道颇有不同。美国总统就职要把手按在《圣经》上宣 誓忠于宪法，连副词的顺序都不能错。引领奥巴马宣誓的大法官读错了副词顺序，就得重新举办宣誓仪式。在中国，缺少了对神的恐惧，法律靠世俗奖惩立信。 契约法理是逻辑的，天然的家庭伦理不依赖逻辑。逻辑依赖清晰固定的概念，有清晰的概念就会产生悖论，使逻辑折断。基于人造概念的逻辑折断了，基于逻辑的文明就难以延续 。自古希腊以来，西方文明反复折断，与逻辑的刚性也有关。避免悖论只能靠修正概念。概念变了，“文明”就不同。 在农耕时代，家庭社会比集团社会更有优势。中国成为世界人口第一大国并非偶然，为自己家庭耕作和为奴隶主或领主工作，劳动积极性的差异显而易见。或许中国传统社会人均 产值并不比西方高很多，但养育的人口比西方多得多。 进入工业时代，散漫的家庭农耕社会必然落后。工业要求效率和规模。组织起来进行细致的分工，维持严格的城市工作和生活纪律，都是西方社会的传统强项。这也是中国社会主 义建设时期流行的逻辑。我们曾经相信，工业时代的“社会化大生产”必将取代家庭式的“小生产”。于是中国拼命强调社会组织。 熟料世界又步入“后工业”时代，不同于“福特制”规模生产的“精干灵活生产”（Lean Production）开始兴起。[61][61] “船大抗风浪”与“船小好掉头”间的竞争方兴未艾 。中国至今谈不上所谓“社会化大生产”，但中国已经是世界最大的工业生产基地，靠的就是家庭企业。在世界任何角落购买日常生活用品，很难找到不是中国生产的。正所谓“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2）基于自然历史的路径，我国社区-单位与行政条块大体重合，未能形成“市民会社”与“国家”划清界限的“自由”社会。 西方的社会以市民会社为主体。理论上说，组织起来与拥有强力的“国家”划清权责界限，社会似乎就“自由”。中国的社会网格与行政网格重合互嵌，理论上说就不“自由”。 有政府管理就不自由，没有政府管理就自由，似乎已成“公论”。然而，这个道理似是而非，同我们在欧美的实际生活体验有极大落差。 中国社会网格弹性开放，活力非凡，极富生活妙趣，向无可能催生“不自由，毋宁死”的绝望哀号。在中国，社会流动是大众意识形态，每个家庭都有“致富梦”，逢年节彼此“ 恭喜发财”，远超“美国梦”。西方寻常人不做此“梦”。美国出了黑白混血的奥巴马总统，举世皆称进步。可中国早在春秋时就有奴隶百里奚出任秦相，而且历朝历代宰相多出 自“布衣”。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以迄当今的总书记和总理皆来自寻常百姓家。除非怀有强烈的政治和文化偏见，我们可以说两种社会都相当自由，只是历史基础不同，自 由需求的类别有异。[62][62] 西方社会以个人为单位组成阶级和利益集团。我国农耕家庭构成天然的社区，聚族而居的村落也是自然的。“自然村”里的村民由自然的伦理道德维系秩序。只要是“勤劳致富” ，富裕不是问题，“为富不仁”才是问题。这样的社区谈不上“阶级”，也谈不上“专制”。行政区划顺天应人，就与居民自然存在的状况相重合。 在西周早期，庶人无名，个人依附于贵族，“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至两千七百年前，在古希腊的奴隶社会还未臻成熟之时，中国封建制开始崩解，贵族势微，“国家”兴 起，大众开始从封邑庄园中脱身。原为数百上千家贵族特权的“姓氏”转为大众所用，是为“百姓”。这是“编户齐民”的基础。在东邻日本，类似的事迟至一百五十年前的“明 治维新”才发生。 “齐民”承认“百姓”平等，权利平等。“编户”则方便以家庭为单位缴税服役。到春秋战国时期，我国人民已有相当大的流动性，哪里生活好，移民就往哪里移动。《孟子》中 记述了梁惠王的话，说国君非常关心人口数量，不遗余力地从他国招徕人口。[63][63] 到战国时代，秦献公（孝公之父，商鞅变法于孝公时）变法，实行“为户籍相伍”，使所有 家庭都成为国家平等之“民”，依功勋升迁。[64][64] 由是，献公时代三晋百姓开始涌入秦国耕作。这大约是后来西汉竹简详载的“编户齐民”制度的正式起点。秦国日趋强大， 其他六国只好效法，编户齐民就普及于中原了。在战国以至秦汉的编户齐民时代，封建领主退出社区，社区的父老长者就成为地方领袖。养老尊老，祭祀文化，皆依社区而行。 类似于古希腊，秦国为争霸应用军事制度于民间，商鞅“编民为什伍”，五户为“伍”，两伍为“什”，互相纠察，是为“编伍连坐法”。但和平降临之后，这制度就成为“古法 ”。汉循秦制，亦设“亭”，十里一亭。“亭，停也，亦人所停集也”，“人所安定也”。[65][65] 秦末刘邦即以“亭长”起事，可见社会网格与行政网格结合部的“基层政权” 之威。宋代王安石推出“保甲制”，十户为“甲”，十甲为“保”，虽也名为军事管理，实是以户为单位的户籍管理制度。“户籍”不是个人之籍，强调的是“家”。以后历代， 管理机构的名称和辖户规模常有变更，但本质依旧是国家的户籍管理单位。 废除了贵族的分封，有了众多的独立社区，就有编户齐民，实施行政管理的需求。现代国家形式在我国形成得非常早。在西周制度中，王及诸侯国在郊野设“乡”，民众聚居处曰 “里”，故以“乡里”称呼基层单位。中华文化万世一系，至今乡村社区还是乡，城市社区至今也常以“里”为名。春秋前期，楚、晋、秦、等国已先后在国内一些地方设县，以 管辖乡、里等社区基层组织。县多了，又设郡，逐渐形成中央管郡，郡管县的三级制。秦国先于六国在国内遍行郡县制。秦统一中国，郡县制遂遍行于全国。汉继秦制，郡县比秦 更为严整。在郡县制里，官员不世袭，由中央任免，领取俸禄，彻底否定了贵族分封。[66][66] 郡县制是西方近代“自由”以后才实行的制度，何以称我国制度为“不自由”？ 至于郡县主官的产生，西方现代社会实行“平等”选举，我国自一千四百年前的隋唐时代就实行“平等”考选，依考绩功勋渐次提升。西方近代后才学会这考官制度，中国的“不 自由”又从何说起？ 分散自由平等的家庭，组成社区，而社区之上设行政管理，众多的社区之上再设高一层行政管理，这是现代社会的普遍逻辑。这并非专制，而是破除封建束缚，人民获得自由的结 果。不依照阶级为基础组成“市民会社”就是不自由？中国废封建行郡县之早，当视为人民自由传统的深厚。家庭社区伦理渗透于行政管理逻辑，揭示的是行政的草根性，或曰“ 人民性”。 有了行政管理，就会有成文法。我国成文法亦称“万世一系”，汉律效秦律，唐律效汉律，宋律效唐律，明律效宋律，清律效明律。中国法家在意成文法，却重在执法而非立法。 商鞅“徙柱立信”和“处罚王子”为史家称颂。尽管有成文法，纠纷却大多在社区内部依天理人情解决。大案要案去县衙，县衙判案也依照“天理、人情、国法”顺序，务求两造 口服心亦服。在集团社会，自由与法律孪生；在家庭社会，自由与社区人民的传统共存，公道自在人心，“人民心中有杆秤”。此为司法的“人民性”；与英美普通法系坚持随机 遴选“陪审团”，不拘泥于法条，重地方传统和习俗的“人民性”异曲同工。 工业时代降临以后，作为社会组织的社区就不够了。分工导致“单位”的产生，代表政府行业管理的“块块”也应运而生。社区与政府重合之外又增加了单位与“块块”的重合， 依旧是立体网格的社稷，依旧以分散流动的家庭为基础。 由于近代以来不断面临战争威胁，政府组织的“社会动员”成为主要任务。在为时二十五年的计划经济时代，政府对社区事务的干预和控制达到空前程度。但如商鞅的“什伍连坐 ”，这种干预和控制不可能持久，二十五年于中国史只是弹指一挥间，几属“战时”。改革后出现强力反弹，对“小脚侦缉队”的讽刺批评矫枉过正，居民们不得不付出“物业公 司”和遍地“保安”的代价。 自由分散的小农家庭，若有能力“自组织”成“公民会社”，怎可能让八国联军仅两万士兵就迫使四亿五千万人民每人交一两白银的“战争赔款”？我国成百上千万的小餐馆为什 么组织不成“麦当劳”式的全球连锁？事实上，不靠官家组织，连禁用“地沟油”炒菜都做不到。缺少自组织的基因，还不要共产党去组织，就只有靠“资本”和“黑社会”来组 织，政府就会被资本和黑社会俘获，联手形成欺压百姓的“铁三角”。自由，谁的自由？有钱的还有势，百姓就只得到社会动荡的“自由”，丧失安居乐业的自由。 社会网格与行政网格重合的社稷是出色的社会组织体制。社稷的开放性和弹性在和平时期保障自由，在危机时动员人民团结一心，共渡时艰。在这种独特的社会组织之下，中华人 民爱自由，爱和平，却不惧战，故能昂首自立于民族之林，绵延不绝，生生不息。 一条迥异于中华的历史道路塑造了西方的社会组织，形成了国家与社会两分的契约关系。 西方的“社会”由阶级分层而来。“会社”起源于中世纪后期兴起的城市自由民，即相对于农奴而言的“市民”，也即现代资产阶级的前身。“市民”也是西语中“资产阶级”一 词的来源。早期的“市民”生存于中世纪后期地中海沿岸的拉丁商业城市，以及波罗的海沿岸“汉萨同盟”里的日耳曼商业城市。针对拥有政权和城乡土地的贵族阶级，城市自由 民团结起来组成“市民会社”，维护自身的自由权益。因为若干原因，这些商业城市被封建势力摧毁，欧洲西北部的新兴“国家”取而代之。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的市民会社在欧洲 西北部蓬勃发展。[67][67] 工业社会降临后，劳工阶级也组织工会等市民会社。加上教会等其他社会势力的组织，西方社会组织空前繁荣，代表不同利益的“市民会社”取代了僵硬的阶级分际，成为社会的 基本组织形式。早到英国克伦威尔内战时期的霍布斯，迟至访问美国的法国官员托克维尔，都看到公民自组织的威力制约了“利维坦”（国家机器）。[68][68] 自“民主化”以来，西方的“国家”公器开放给社会集团“自由”竞争。“自组织”起来的市民会社集团彼此结盟，交换利益，相互抗衡，势大者得掌公器。但在中国，不分化的 均质社会始终支持“公正廉明”的政府。 在西方，倘若不厘清法律意义上的“群己权界”，势单力薄的集团就没活路了，只好诉诸暴力不合作。美国黑人只占人口17%，没有靠立法活动取消种族隔离的希望，所以有了上世 纪六十年代的暴力抗争；不让我过，大家就都别过了。当黑人的权益获得了普遍认同，少数白人就组织“三K党”，也诉诸暴力。劳工阶层势大，企图剥夺资本家怎么办？所以，宪 法，所有法律的上位法，也是修法门槛极高的法律，硬性规定保障私有财产和各种公民“基本权利”，不受国家政权易手的影响。这种国家与社会的“契约”被各方遵守，就有了 社会与国家的界限分明，就有了社会和平。 在民主时代，契约是弹性的，可以根据社会势力的兴衰而调整，也可因集团抗争的激烈程度而妥协。但弹性的基本条件是不能改变契约（宪法）的三项硬内容——私有财产、非暴 力、集团自治（自由）。社会集团力量的均衡加上西方深厚的法律主义传统，使契约精神在民主时代延续。 西方的“自由”概念是人造的，是“建构”的，也是相对的。基于集团的力量获得契约优势，作为集团成员的个人才能获得“自由”。近代以来，社会集团争取“自由”的“斗争 ”在概念上被合法化了，但“斗争”的内容和方式却必须“合法”。无论哪个集团获得了政权，私有财产不能碰，暴力抗争不合法。 阶级团体的自由与个人自由是西方思想中搅不清的一对悖论。集团的凝聚力导致集团强大，也导致个人的不自由。不隶属于集团，不参与市民会社，个人彻底自由了，却成为最不 自由的“社会垃圾”。 普遍的自由不可能源于“自由竞争”。竞争下的“自由”不可能属于全体人民，只能属于竞争胜利的集团。“自由属于全体人民”，是因为全民对“斗争导致自由”这个话语的认 同。这大众意识是历史的，不是永恒的，也不是普适的。人们早晚会意识到，自由竞争与自由是一对悖论。 西方的“会社”源自阶级和阶级斗争，而中国的“会社”与大众的生存状态没有紧要干系。中国的家庭社会均质化，没有固定分层的“基因”。中国所谓的“中产阶级”，自组织 力差到甚至管不好自己住的“公寓”，不但花钱雇“物业公司”，还要求“政府”去“规范”物业公司。食洋不化，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却希冀西式的市民会社和契约法理精神， 无异于缘木求鱼。 4.小结 近代以来，随着小农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我国孜孜不倦地消化吸收西来的现代社会组织方式，调整传统社会组织，逐渐形成了当代的“社稷体制”。 作为西方人口一倍以上的世界最大国族，此种社会生存方式既非科学结论可以忽略的“例外”，亦非“濒危物种”。 西方的市民会社与中国立体网格式的社稷都使得社会有组织、有秩序。但不同之处也很明显。市民会社由个人构成；社稷由家庭构成。市民会社的基础是阶级和社会分层；社稷的 基础是平等的社区和单位。市民会社的内外纽带是法权；社稷的纽带是家庭伦理。市民会社是集团利益博弈的依托；社稷内的单位和社区也相互竞争，但家庭为自身福祉“择木而 栖”，自由流动。市民会社与国家有清晰的“群己权界”，维持权益争夺的动态平衡；社稷官民一体、公私一体，维持官民距离远近的动态平衡。市民会社是国家与社会两分秩序 的关键环节；社稷的“公家”——社区和单位——是治乱兴衰的关键环节。[69][69] 正向讲，中国社会模式以分散流动的家庭为单元；社区和工作单位构成社会网格；社会网格与行政网格重合而成立体网格；家庭伦理观主导社会组织和行政的逻辑。反向讲，社会 与国家两分，于中国就是官民两分，就是政府与社区领袖脱勾，不再承担家长责任，不再奉行亲民的“群众路线”。如此，官员成了“孤家寡人”，轻易就被金钱俘获。政府脱离 了人民，行政开支就暴增，中间层就腐败，社区和单位就陷入混乱，社稷就险象频出。在笔者看来，我国近年出现大量社会危机的原因恰恰在于东施效颦。 中华社会体制的生命力在于官民结合；而食洋不化的“自由”使我国改革时期走了弯路。官民结合与所谓欧式“大政府”毫无干系。人民共和国曾经真的有过“小政府”，每个公 社（乡）仅有两、三个有城市户口的“官”。后来“国退民进”，官民两分，官就多了。官多了事情还忙不过来，一波波“精简”，却导致一波波的增加官员，以至搞到用“合乡 并村”的荒唐手段来减少开支，结果却是县政府大幅增加人员和开支。禽流感来了，乡镇政府接上级指令要每天本地是否有死鸡死鸭，可全镇干部走一星期也视察不完本镇的 地块，何况脱离了群众的乡镇干部更愿西装革履地去“招商引资”。村长呢，别说死鸡死鸭，就是死了人也不会报给政府。村庄实行“海选”，党支部瘫痪了，“市民会社”却没 “发育”出来，以宗法为基础的“黑社会”倒是冒出来了。他们与衙门勾结，从几十、几百元买一票到成千上万元买一票。“自由”派说那没什么不道德，声称“西方就是这样” ，好像出钱买票的不会以权谋私把钱弄回来，都是慈善家和“活雷锋”。而今，各种违法乱纪造假的“生产”大多是在村庄里干的，包括各类有毒食品。于是，“自由派”又指责 说，政府怎么不“监管”啊。事实上，政府“质监机构”无论雇多少人也不可能“监管”亿万渴望致富的分散农户。同样，削弱了警察的“人民性”，共和国的警察史也在改革时 期走了弯路。[70][70] 毛泽东曾经警告说，“我们应该相信群众，我们应该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忘记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 对于中国国情， 西式“法制”是空中楼阁，让“法制”来制造“自由”更是空中楼阁。“人民共和国”里缺少了“人民”，缺少了官民一体，就背离了中国社会模式，就出现今日的各种“维稳” 危机。 拿西方标准衡量中国社会进步，就会蔑视、贬损、掏空基层政权，就会无病呻吟地为中国缺少西式的“市民会社”而痛心疾首，甚至食洋不化到呼吁“政府”去“培育”市民会社 的“发育”，无端制造社会矛盾。西方的市民会社不是“政府培育”起来的。呼吁“政府”去“培育”抵抗政府的社会组织，颇有食洋不化的滑稽。集团与集团斗，社会与国家斗 ，会使中华的政府抛弃民本观，背离人民，分裂为私利集团，使中华社会分崩离析。 较之“国家与社会两分”，社稷体制未必落后。个人至上比家庭至上更先进？分为上、中、下层阶级的市民会社比平等的社区和单位更能鼓励社会流动？契约法理比家庭伦理更公 正可靠？国家与社会界限分明比官民复合的社稷更自由？官民有共同的理念和目标，力气往一处使，才有了人民共和国六十年的快速进步。 中西社会组织方式都是特殊的，我并不想分高下优劣，也反对分高下优劣。我想说的是，因为历史轨迹不同，以美欧社会模式衡量中国社会进步的程度并不恰当。把中国社会分成 “上中下”十多层，称占半数中国人口的农民是“弱势群体”，夸张拥有某类财产的“中产阶级”的作用，高谈阔论“必然的利益分化”等等，对中国社会问题的解释力大可怀疑 。其必然结论是要求中国社会以集团为单位进行博弈，要求利益博弈的公开化、合法化。如此，“人民”共和国将被推向利益集团的“共和国”，而实际演变为家庭私利的“共和 国”，演变为官僚、资本、黑社会联手分赃的“共和国”。 因此，较之基于阶级分析方法的社会学“分层理论”而言，“立体网格”论对中国社会拥有更强的解释力。 结论 一 在不过六十年的时间里，一个古老独特的文明以强劲的势头复兴，让世界刮目相看，也让世界重新审视此前流行的关于人类进步的知识。中国的成功经验挑战了经济学的“计划与 市场两分”，挑战了政治学的“民主与专制两分”，挑战了社会学的“国家与社会两分”。一个“中国学派”已经呼之欲出。 中国模式当然有缺陷，正如世界上的所有模式都有缺陷。世间没有完美的政府，更没有完美的模式。然而，善于总结概括自己发展经验的国家才有“梦想”、有希望、有方向。肯 定中国的进步，发现中国进步的“法宝”，并指出眼下危机的原因，是笔者总结中国模式的动力。 现代中国在剧变中。从1919年起，每隔三十年就出现一次大的转折。人民共和国已经度过了一甲子岁月，来到了一个新三十年的十字路口。在新的三十年里，中华民族向何处去？ 是保持复兴的强劲势头，还是迷信西方的“自由民主”制，拆故宫建白宫，东施效颦，走向衰败和被奴役之路？“正题”与“反题”的争论方兴未艾，“合题”应在中国模式的种 种叙述之中。探讨中国模式，能够为现实提供定义，为比较提供知识，为未来提供指南。 思想上的“破”与“立”是当代全球生存竞争的主战场，思想斗争的能力攸关中华文明的兴衰续绝。 思想战线上的竞争有两大任务：第一是解构“普世价值”，把一个药方（就“民主、宪政”俩抽象名词）包医世界百病的荒唐道破；第二是实事求是地总结中华的生存发展之道， 给出让各界信服的关于“中国模式”的阐述和理论解释。先是“破”，打破对一个国际性霸权话语系统的迷信，挑战新蒙昧主义；后是“立”，确立国人对自己生存方式的自觉， 对中华发展道路的自觉。 二 不同发展道路体现了中西方政治思想的差异。王绍光教授在评论本文时提出了下述思想：因反封建的需要，中古以后的西方发展出“权利本位”思想，而中国并无反封建的任务， 古老的“责任本位”（responsibility）思想延续至今。因此，“责任本位”和“权利本位”两个概念凝聚了中西方政治思想的基本差异。我完全同意他的判断。 权利本位强调个人享有其他个人不得侵犯的“权利”。如此，“天赋人权”成为“近代”西方社会组织的逻辑起点。权利本位给国家与社会两分、私有产权、隐私权、投票权、问 责制（accountability），等等，提供了思辨基础。 责任本位强调个人处于特定角色时对其他人承担的责任。“三纲五常”表达了中国传统社会的责任本位。明确各自社会角色的责任，为人民服务，表达了中国现代社会的责任本位 。 权利本位强调“分”、责任本位强调“和”。基于特殊的历史基础，西方有“两分”概念。基于特殊的历史基础，中国有“和谐”概念。 责任本位构成了中国模式的思想基础。责任本位是中国“国民经济”的逻辑起点，促使政府为民之福祉协调国有与民有。责任本位也是中国“民本政治”的逻辑起点，促使官员对 百姓福祉承担责任，而非简单的“问责”。责任本位还是中国“社稷体制”的逻辑起点，促使官民在基层彼此嵌入，相互依存。 在笔者看来，中华文明传统的延续性是中国模式的主干。基于“百姓福祉”不可分割的整体性，官民一体的“人民性”是中国模式最突出的特点。由此，中国模式亦可称为“人民 民主”。正因为“人民性”，以民为本，官民一体，国民一体，共同努力，我国比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发展得更快、更平稳。 与己体制不同，却直追自己的成就，西方政坛和舆论领袖的忿忿是可以预料的。“传教文明”与“取经文明”不同，控制欲超强，总企图把自己的体制强加给适应或不适应其体制 的种种其他文明，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缺少对自己“出色”体制文明的自觉，盲从西方高压下的“教诲”，盲从“两分”教条，会丧失人民性，把我国带入官民脱离的陷阱，导致资本至上，行政支出暴增，赋税 日重，贪污腐败，沦落为“普通的”欠发达国家。 三 中国模式是个综合体系。庞大的中华民族用六十年时间制造出的世界奇迹恐怕不能用偶然幸运来解释。 解释经济怎么能脱离政治？解释政治怎么能脱离社会？世上不存在缺少政治体制支撑的经济体制，也不存在缺少社会体制的政治体制。 拿西方教条来判断中国，就有所谓“政治体制改革滞后”说。可是，一个“滞后”和“落后”的政体怎么居然让中国顶住了外部军事、政治、经济的巨大压力，获得了六十年复兴 之路的辉煌？当今常有学人反复预言：中国政体不适合中国经济体制，不改政体中国就要崩溃。可六十年了中国还没崩溃，反而取得了让“友邦惊诧”的巨大成就。这又说明什么 ？为什么还哭着喊着要拿西方教条改造中国政体，难不成非要让自己的“天倾”之忧成真？ 在笔者看来，政治体制是中国模式的中间层，由深层的社稷体制而来，催生了表层的国民经济，反过来也保障“社稷体制”，故为“关键层”。 本文阐述了国民、民本、社稷“三位一体”的中华体制，由三大类共十二个支柱组成。拆毁其中的任何一个，人民共和国的大厦都会陷入险境。 国民经济： （1）国家对土地（生产资料）的控制权； （2）国有的金融和大型企业和事业机构； （3）（以家庭和社区企业为基础的）自由的劳动力市场； （4）（以家庭和社区企业为基础的）自由的商品和资本市场。 民本政治： （1）现代民本主义的民主理念； （2）强调功过考评的官员遴选机制； （3）先进、无私、团结的执政集团； （4）有效的政府分工制衡纠错机制。 社稷体制： （1）家庭而非个人构成社会的基本单元。 （2）社区和单位，而非分层的市民会社，构成了中国的社会网格。 （3）社会网格与行政网格重合，在基层彼此嵌入，相互依存，成弹性、开放的“立体网格”。 （4）家庭伦理观渗透社会组织和行政管理的逻辑。 在中华体制里，民本政治如首脑，社稷体制如躯干，国民经济如翅膀。如此中国模式，以较低的代价形成，后来居上，前三十年迎风破浪“击水三千里”，后三十年驾着苏联模式 和美欧模式两股旋风冲天而上。 中华体制规模宏大，亦可称“鲲鹏模式”。鲲是《庄子·逍遥游》中描述的一条巨大的鱼；这鱼嬗变为巨大的鸟，腾空而起，即鲲鹏。据庄子说，这鲲鹏“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 云；水击三千里，抟（”抟“，音义皆同”团“）扶摇羊角（”扶摇“及”羊角“为两种旋风之名）而上者九万里；绝云气，负青天”。 [1][1] 于树德：《我国古代之农荒豫防策——常平仓、义仓和社仓（上）（下）》，载《新东方杂志》，第18卷第14期（1921年7月）、18卷15期（1921年8月）；邓云特：《中国 救荒史》，上海书店，1984年影印本；张文：《宋代社会救济》，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2][2] 叶辅靖：《金融开放与国家金融安全》，载《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研究报告》，2006年第3期。 [3][3] 我国税轻“费”重，原因复杂，但确实有待规范。“乱收费”问题并不妨碍认定名义和实际税率比较低的事实，而且继续降低税率的压力非常大。与欧洲人不同，国人比较 愿意接受类似香港的低税率，低福利。 [4][4] 高级党官的直系亲属经商，无论在“国”还是在“民”的部门，无论是用市场手段或计划手段，都会损伤执政集团对“国”与“民”平衡的敏感，损伤政府的中立信誉。因 此，1989年，中国共产党曾经做过一个重要决议，禁止重要党官的直系亲属拥有企业或在企业中任职高管。然而，这个决议未能执行下去，成为今日“民心”不稳，百姓不放心、 不服气的主要原因。百姓们没有证据，只有怀疑，所以合理地要求人大制定法律，迫使高级党官公布“家庭”财产状况。“民心”难逆，旁观者可拭目以待。 [5][5] 河南林县“红旗渠”自山西平顺县引漳河水至林县，在太行山里盘山开渠。1960年开工，1969年完工。工程分总干渠、干渠、支渠，全长近两千公里。开山1250座，凿隧洞 180个，架渡槽150座，建沿渠大小水库338座，提灌站250多处及水电站52座。该工程灌溉面积60万亩，解决全县人畜吃水困难，提供了工农业用电。（《辞海》1980年版，第1148 页） 既然“计划”取代“资本”，就无从计算GDP甚至GNP。 [6][6] 西方学者有以研究此话题而著名者，如斯金纳。见G. William Skinner, “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 Part Ⅰ”，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r, Vol. 24, No.1, （Nov., 1964）， pp. 3-43. [7][7] 笔者曾以长篇文章讨论农村耕地流转集中问题。潘维：《农地“流转集中”到谁手里？》，载《天涯》2009年第1期。 [9][9] “正当性”有点类似西方政治词汇里的“合法性”；但不似“法”那么死板，多了“礼”（或曰“情理”）的弹性。 [10][10]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 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 [11][11] 作者有意使用“方式”，而非含有法律意味的“制度”。政治运作可分为正式和非正式两类，即法定和习惯两类。前者有章法、缺弹性，后者有弹性、缺章法。执两用中 ，遂用“方式”。 [12][12] 班固：《汉书·艺文志》。 [13][13] 周公官制分天地春夏秋冬六种，吏部天官，户部地官，礼部春官，兵部夏官，刑部秋官，工部冬官；“部长”们分称“大冢宰，大司徒，大宗伯，大司马，大司寇，大司 空”。杨天宇：《周礼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14][14] 德国社会学家韦伯认为，文官制兴起的原因在于市场机制兴起，导致政府管理的“理性化”。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下卷），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8年版。但韦伯不了解文官制起源地的情况。中国文官制的建立远早于近代市场机制，来自中国特殊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意识。 [15][15] 周敬钧：《论日本官僚渗入国会的原因（1947-1979）》，北京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 [16][16] 在中国传统学界自唐代柳宗元著《封建论》，直至晚清，讨论“郡县”与“封建”的矛盾是政治思想的主要脉络之一。清代论者颇多倾向“封建”者。清人之“封建”并 不等同于西周“封建”，更与传统欧洲的“封建”无关，是地方政府自治权的代称。但无论持何种看法，自柳宗元以降，讨论集中于公私之辨，即是否有“公天下之心”。 [17][17] 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修订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3年6月版。 [18][18]（法）卢梭著、何兆武译：《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三卷第四章第87页。 [19][19] 同上，第三卷第六章第92页。 [20][20] 参见冯天瑜：《“封建”考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2版。 [21][21] 《荀子·荣辱篇》，第四。 [22][22] 《左传·成公二年》。 [23][23]因为自己无力“自治”，中国房屋的“中产阶级”业主们普遍雇佣“物业管理公司”。业主组织的困难导致物业公司有组织的强权，欺负业主。这些“中产阶级”业主连 与物业管理公司打官司的钱都凑不齐，还普遍怀疑自己人里的“积极分子”有谋私之嫌，不予信任。如此，由“公正的”政府来“规范”物业公司便是他们的期望。如果站在物业 公司的角度看，“物业管理费”与业主的要求不相称，太多业主拖欠物业费和物业代缴的其他公用设施费。若政府不管，物业公司“只好”采用流氓手段或者付大价钱诉诸司法来 对付业主。关键是：两造都指望政府替他们“做主”。 [24][24] Allan J. Cigler, Burdett A. Loomis （ed.） . Interest group politcs, 5th ed. Washingtong, D.C.; CQ Press, 1998. [25][25]　卢梭著：《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3版。第3卷第4章第88页。 [26][26] Davi d. Kirkpatrick , “In Transition, Tangle of Ties to Lobbying,” Th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15, 2008. [27][27] 张立平：《美国选举制度剖析》，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5年第2期。 [28][28] 哈贝马斯：《合法性危机》，刘北成、 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29][29] 《老子》第四十九章。 [30][30] 尽管朱元璋发布《大诰》，贪污仍屡禁不绝，但两袖清风的“清官”文化成为官场正统。明代吴应箕云：“入计时，止于两袖清风，欲送其老母归楚，至不能治装以去。 ”于谦诗云：“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况钟苏州知府任满赴京考绩时诗云：“清风两袖朝天去，不带江南一寸绵。” [31][31] 参见《后汉书·左周黄传论》及《后汉书？左雄传》。 [32][32] 美国学者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对中国政体的缺陷也有类似分析，见李侃如：《治理中国》，台北国立编译馆1998年版，“前言”。另见张晋藩：《中国监察制 度史稿》，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 [33][33] 彭纳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与儒家思想的批判继承》，载《高校理论战线》，1996年第3期。 [34][34] 李治安、杜家骥：《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古代行政管理及官僚病剖析》，书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92-194页。 [35][35] “当立法权和行政权集中在同一个人或同一个机关之手，自由便不复存在了；……当司法权不同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自由也就不存在了。”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 ，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上册第185页；另见潘维：《法治与“民主迷信”》，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189页。以司法独立为标志的分权制衡，美国 的政治制度最典型。英国最高司法机构与立法机构重合，没有制度上的司法独立；但在实际操作中英国法官独立办案。关于英国宪制，参见白哲特：《英国宪制》，北京大学出版 社2005年版；詹宁斯：《法与宪法》，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8页。 [36][36] 在司法机构缺失制度上的独立地位的情况下，英国的“法律人集团”对英国法治的形成和成熟发挥了关键作用。参见陈绪刚：《法律职业与法治——以英格兰为例》，清 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Christopher Hill, Intellectual Origins of the English Revoluti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5. [37][37] 参见哈罗德 J·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贺卫方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 [38][38] 中国最早见于史册的大赦是《春秋》所载庄公二十二年（公元前672年）“春王正月，肆大眚”。“大赦”之名起于秦庄襄王元年（公元前249年）“大赦罪人”（《史记 ·秦本纪》）。据徐式圭《中国大赦考》统计，古代一般平均两三年就有一次大赦。两汉418年间大赦186次，平均2.24年一次。三国两晋南北朝381年间，由各位皇帝发布的大赦令 达428次。唐朝289年大赦184次，平均1.57年一次。宋朝319年大赦203次，恰也是平均1.57年一次。元朝97年大赦45次，平均2.15年一次。明朝大赦频率降低，在276年中大赦55次 ，平均5年多一次。清朝大赦更少，267年中才19次，平均14年多一次，但经常宣布对一切在押罪犯减刑一等。清朝人口暴增，商品经济比历代远为繁荣，或为一种解释。参见郭建 ：《中国古典名著中的法文化》，载《文汇报·笔会》，2001年9月29日。人民共和国自1949到1975年间实行“特赦”，26年间总共7次。 [39][39] 朱景文主编：《中国法律发展报告——数据库和指标体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40][40] 参阅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三联书店2001年版。 [41][41]《韩非子·外储说右下》。 [42][42] 吕坤：《呻吟语·治道》。 [43][43] 甘肃居延考古队简册整理小组：《“建武三年侯粟君所责寇恩事”释文》，载《文物》，1978年第1期。 [44][44] 《汉书·武帝纪》。 [45][45] 近年有学人不顾基本政治常识，盲从西方偏见，斥中国的大一统为“中华帝国”，宣扬族裔分离的“自由”。对分裂导致的灾难，粗通国史的中国人都懂，经历过血腥内 战的美国人懂，孜孜追求统一的德国人懂，靠明治维新取消封建的日本人懂，开疆拓土又分崩离析的俄国人懂，打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欧洲人也懂。分裂，被分而治之，是亚非拉国 家混乱落后的主因，是产生“失败国家”的根源。因为如此，人们向往“世界政府”，向往“天下大同”。又及，以“人权”之名对他国实行军管，却不给他国人民本国公民权， 是为“帝国”的现代版。 [46][46] 这是“第五次反围剿”后，朱德用于痛斥“国际”军事代表李德的名言。 [47][47] 西方关于国家与社会的论述可追溯到古希腊。近代西方以霍布斯、洛克、黑格尔为代表，二战以来，又有葛兰西、哈贝马斯等人进一步发展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论。相 关理论综述参见邓正来：《市民社会理论的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章和第7章。西方学者应用上述理论框架，对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也进行了一些研究，相 关理论综述参见Elizabeth J. Perry, “Trends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Politics: State-Society Relations”，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39 （Sep., 1994）， pp. 704- 713.国内学者在介绍西方有关理论研究的基础上，也循着这个理论框架进行了一些研究，相关理论综述参见邓正来：《市民社会理论的研究》，第3章、第5章和第7章。又见张静主 编：《国家与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西方思想界关于民主体制的研究历史久远、汗牛充栋，但把民主与专制对立起来是二战以后的事。巴林顿·摩尔：《民主和专制 的社会起源》，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福山：《历史的终结》，远方出版社1998年版。 [48][48] 钱穆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就反对用阶级眼光观察中国的传统，他提出中国是一个无阶级的社会，只存在一定的社会分工。梁漱溟也持类似的看法。 [49][49] 孔子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以及仁义礼智之述；孟子提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伦。西汉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以“三纲五常 ”概括孔子和孟子的伦理道德观念，并以其阳尊阴卑理论阐发之。“三纲”要求阴面的臣、子、妻服从阳面的君、父、夫；而君、父、夫也要为臣、子、妻做表率。“五常”即仁 义礼智信，是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等人伦关系的行为准则。 [50][50] 据众多课题组的调研报告和专家们的研究，今日中国的私营企业，普遍采用家庭家族拥有的形式，在企业内部的管理上广泛存在着家族制管理。参见《中国私有企业主阶 层研究》课题组：《我国私有企业的经营状况与私有企业主的群体特征》，载《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张厚义、明立志主编：《中国私营企业发展报告》（1978—1998），社会 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51][51] 韦伯也意识到中国城市组织和作用的独特性，参见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王容芬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58-64页。 [52][52] 朱熹解释说，“盖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而君之尊，又系于二者之存亡，故其轻重如此”。朱熹：《孟子集注》，卷十四，《尽心章句下》。 [53][53] 语出（东汉）王充《论衡·书解篇》。 [54][54] 可参见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范忠信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55][55] 费孝通：《中国绅士》，惠海鸣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又可参见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李荣昌译，上海社会 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8—68页。 [56][56] 南怀谨：《论语别裁》（上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三版。 [57][57] 梁漱溟先生曾对中国的“伦理”做过精当的分析，参见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梁漱溟全集第三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79-96页。又见Xin Ren, Tadition of the Law of the Traditon: Law, State, and Social Control in China, Greenwood Press, 1997. [58][58] 中国的“公务员”与人口数量之比远不及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沿袭中国意识传统，中国舆论用“吃公家饭”的含混概念要求政府节约开支，缩减雇员规模。西方并无“ 吃公家饭”的人数这个概念。若使用同样概念，西方社会大概没有多少人不是“吃公家饭的”。甚至美国的非政府组织也是靠企业捐款免税而来，实际上吃的是本应缴纳的税收， 也是吃“公家饭”的。 [59][59] W.S 阿特韦尔：《国际白银的流动与中国经济》，载《中国经济史研究动态》，1988年第9期。 [60][60] 参见吕思勉著：《中国制度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64-607页。楼进、刘光华等著：《中国古代文官制度》，甘肃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29-241页。 [61][61] James P. Womack, Daniel T. Jones, Daniel Roosm, 1st Harper Perennial Ed. The Machine That Changed the World: The Story of Lean Production, New York: Rawson Associate, November 1991. 作者曾撰《工业组织方式的革命》阐发此书观点。潘维：《法治与民主迷信》，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3版，第239-250页。 [62][62] 参阅狄百瑞：《中国的自由传统》，李弘祺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3版；朱谁之：《中国哲学对欧洲启蒙哲学的影响》，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许振洲：《源于 生活的自由》，载《国际政治研究》，2006年第3期。 [63][63]孟子：《孟子·梁惠王章句上》。 [64][64] 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献公立七年（前378年）初行为市；十年，为户籍相伍”。 [65][65]《释名·释宫释》，《说文》。 [66][66] 参见白刚：《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第一卷总论》，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54-373页。 [67][67]　詹姆斯·W. 汤普逊（徐家玲等译）：《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68][68]　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延弼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 [69][69] 笔者曾对此进行过较细致的分析。见潘维：《农民与市场》，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70][70] 樊鹏、汪卫华、王绍光：《改革时期的公安分权与集权》，载《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研究报告》，2008年第7期。 “自由”与“中国特色” 耶鲁大学的金融学专家陈志武教授给《陈志武谈中国经济》写了篇序言，刊在《经济观察报》上，批判对像是“中国特色”的发展之路。文章立意远大，而且几句话似乎就把“中国特色论”批驳得无处藏身。中国不过是人类历史“自由”规律的傀儡，哪有什么“特色”？ 陈教授承认中国经济奇迹是存在的。但他用了个市场经济学式的直线思维来解释中国奇迹：“自由促进发展”，即“从权力对权利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他所称的“权力”当然属于“政府”，而“权利”自然属于“个人”。不过，在“利维坦”（霍布斯所称的国家机器）这个劳什子出现以前，人类处于“无政府状态”，权力最小，权利最大，人类应当最自由，发展最快，不该是陈文所称，最近二百年的发展相当于以往万年啊？这二百年间，西方多数国家的政府权力好像没缩小，而是大幅扩大了，从不收个人所得税发展到了收50%以上，养着些陈教授所称的“大政府”，与“自由”的海地形成鲜明对比。 为了说明自己关于“自由”的立场，陈志武教授用“印象派”方式勾勒了一幅单线的世界文明进步路线图，声称从远古到现在，世界各国基本同步，从不自由走向更自由。因为糊涂，其间有些小波折，但也只不过相差个百十来年或者几百年而已。他或明或暗地表示了自己对福山“历史终结”论的支持，即市场机制加西式民主等于人类永恒的自由制度。 把复杂的历史进程简化为“自由”二字，横竖不会出错。同样，把人类进步简化为“斗争”或者“科技”也不会错。这些“大”词都是“真理”，无从反驳或者“证伪”。自变量是个外延极大、内涵极小的概念，当然就能解释一切因变量。上帝是世间一切存在的原因，这错不了。可是，人类是群居的社会动物。除了个人的“自由”，还有很多别的词能描述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比如革命、动员、组织、管制，法律、道德、战争，等等。去远方旅行或可体现“自由”——也未必，但没人用“自由”来描述坐飞机这件事，特别是在美国。 “仅仅”差个百十来年，或者几百年？这差别忽略不得的。那是好多“代”人呢。在这期间，有控制人的，就有被人控制的，有人得利，就有人遭殃，甚至整个种族遭到灭绝，“国家”或者“文明”的兴衰也尽在其中了。欧洲崛起，亚洲衰落，中国兴起，英国衰落，亚洲崛起，欧洲衰落。这此起彼伏的近现代文明之谜，不仅包藏着多条发展道路，还包藏着多个发展目标。若“自由”二字便能解谜，福利国家不会出现，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也早该“终结”了。 自由路线图是“大历史观”，属于上下五千年的“全人类发展规律”级别，似乎不必在意具体和丰富的历史，遑论血与火。冷眼望去，上下数千年，人类无非是在“争自由”而已。然而，这非历史的归纳是“规律”还是“主义”？ 是否该问一句，“谁的自由”？我好像看到，雇主的自由并不等于雇员的自由。美国金融大鳄的自由并不等于泰国老百姓的自由？ 是否还该问一句：“怎么得到自由”？包括掠夺殖民地的自由，包括卖鸦片的自由？包括占领阿富汗、伊拉克的自由？包括主张不自由的自由？包括用核武器打仗的自由？包括军工联合体制造和售卖先进武器的自由？ 是否可以再问一句：世界的金融制度发展，用“自由”二字能概括？倘若真如此，想来金融学是无聊学科。政治学研究政府权力产生、使用、结果的历史，关心避免“无政府状态”；那不是个仅靠“自由”二字就能讨生活的学问，而是与垄断暴力相关的学问。法学关心“正义”，关心法律与秩序的历史；也没法仅靠“自由”讨生活。一部世界经济史比“自由”史丰富得多，否则波兰尼，哥申克朗，马克思等人也出不了名。世界上连续16年被评为“最自由”的俩经济体，土地原本属于私人，“自由”之后归了政府。 中国金融体系不如美国金融体系那么“自由”，或许还不如欧洲金融体系“自由”，可就在一片中国“不接（自由之）轨”的骂声中，中国金融的日子还过得去，偶尔还过得挺滋润，不必“自由”地蒙人，闹“海啸”。仅仅这事儿，就挺复杂，好像不能用是否“自由”把世间的金融学问一笔勾销。 美国发展有特色，日本发展有特色，伊朗发展有特色，印度发展有特色，中国发展有特色，欧洲发展有特色，北美印第安人的“发展”也很有特色 ……，乃至上海和西藏的发展都各有特色。而今整个东亚和南亚的发展，乃至数千年人类的发展，恐怕都不是陈教授“自由”法则的傀儡。人类文明的核心是政府文明，其发展变迁丰富多彩、饶有趣味，吸引了世界上无数学者竞相破解个中之谜。 若说“资本家的自由促进发展”则比含混的“自由促进发展”更明确，更能成一家之言。但这“亲商”的一家之言算不得新颖，也谈不上深刻。 不过，我还是要向陈志武教授表示敬意。在中国支持一个开始衰落的“主义”并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