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概论第五章 史学认识论及其特征

第五章 史学认识论及其特征 第一节史学认识论的主体与客体 一、什么叫史学认识论？ 1、马克思主义史学认识论。 马克思主义史学认识论主要是揭示人类对自身历史认识中的（史学）基本矛盾，阐明史学认识理论的基本观点，人们认识历史的形式、过程和特征。也可以说史学认识论主要讲的是关于史学认识的来源、内容和认识过程的哲学思考。它必须回答下列问题：历史能不能被认识和怎样被认识？历史认识从哪里来？历史认识中的主体与客体是什么关系？历史科学的认识与自然科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认识有何异同？历史认识的是非得失检验的是什么？这些问题是史学成为科学必须解决的问题，也是史学家认识历史的重要指导思想。 2、史学认识的特征 史学认识本质上是一种间接性、反思性（人类对自己以前行为的反思）的认识，是一定时代的人们对于那些存在于他们之前的、已经过去的人类社会的认识。由于这种认识的间接性，就注定了认识的主体无法与客体直接对话，必须有一个沟通的中间介质。这样，历史研究或史学认识便成为一种三极思维活动。多少年来，历史学家都在努力解决如何使自己的史学认识符合客观历史实际的问题。然而由于史学认识主体、客体和中介质各具有自己的特征，史学认识便永远在矛盾中进行的，所以导致了史学认识的许多特殊性，这便是史学认识论所要探讨的问题。 二、历史的主体与客体 1、什么是主体与客体？ 主体与客体是一对哲学范畴。二者彼此互相规定，互相依存，主体是从事对象性活动的人，若无对象，便失去了主体自身的规定而不成为主体，这个对象便是客体。同样客体若无主体活动作用于它，不以活动对象身份出现，变失去了客体自身的规定而不成为客体。主体、客体和对象性活动三者不可分开，是一个动态整体。 主体与客体，又有本体论的主体与客体和认识论的主、客体之分。本体论中的主体指所有的人，客体指人以外的自然界和社会。认识论的主体指的是具有思维意识的人，客体是被人观察思考研究的对象，包括自然和社会。历史本体论的主体指的是创造历史的人，客体指的是被人创造的历史。历史认识论的主体一般指历史研究者，客体一般指人类的历史。 2、历史主、客体的内涵和外延 ①内涵。就概念的内涵来说，历史主体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和历史进程的影响者，包括对社会发展起推动作用的人和起阻碍作用的人，也不论作用力的大小。历史客体便是历史主体对象性活动的对象，主要是指历史主体创造历史活动所面对的现实基础和社会环境。它对历史主体的活动既起制约作用，又是活动的受动者。 ②外延。就历史主、客体的外延来说，可分若干层次：从人类的产生到无限发展的未来，整个人类是历史的主体，其相应的历史客体便是整个人类在这个无限发展过程中的活动所涉及的和将要涉及的无限世界，包括自然界、社会和人类自身。第二，特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人类（如现代人类）是历史主体，则历史客体便是该阶段上人类活动所涉及的自然界、社会和人类自身（思想和行为）。不过，在这一层次上的历史主体其素质已经继承了前人活动的精神成果，打下了历史的烙印，而历史客体是经过前人创造流下来的自然界、社会和人类自身。第三，特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群体，如民族、阶级、政党、团体是历史主体，则历史客体是该群体的对象性活动所涉及的对象，包括自然界、社会、其他群体、个人以及该群体自身。第四，特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个人是历史主体，则历史客体便是他的对象性活动所涉及的自然界、社会、群体和个人，其中包括他自身。 总之，第一，历史的主体必然是人，但人不只是历史主体，也是历史的客体。历史客体不限于物质客体，还包括精神客体。第二，历史就是过去了的社会，可以用“社会主体”来代替“历史主体”概念，因为社会主体的活动影响社会发展的，就是影响（社会）历史发展的。二者是同一的。但不能用“社会客体”来代替“历史客体”的概念，因为社会客体即社会本身，但历史客体除了社会之外，还包括历史主体活动的对象自然界，二者不是同一的。 三、历史认识的主体和客体 1、历史认识的主体 历史学以人类社会以往的运动、发展过程即人类历史作为自己的研究或认识对象的。从广义上说，认识或研究历史的工作，当然主要由历史学家、历史哲学家、考古学家等在内的史学工作者来完成，史学工作者（历史学家为主）以认识历史为己任。此外，哲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以及各类史学工作者（如科技史）等也参与了对历史的认识。因此，上述这些人都是史学认识的主体。从狭义上说，史学认识主体是指具有一定知识结构、智能结构和价值取向的、有计划有目的的、有系统地研究过历史的人，也就是史学研究者。要想再现历史过程并揭示其内在规律性，没有一个具有一定的知识、只能结构的史学研究者，就不能对史料进行选择和历史的重新构造。这样，史学认识论中的主体就有别于一般认识论中的主体，这是史学认识主体的第一个特征。即他必须是具有一定资格的人。第二，史学认识的主体是相对特定的时代而言的，凡是特定时代的史学家只能是那个时代的认识主体，超过了那个特定的时代，主体便失去了现实存在的基础而转化为现实主体所认识的客体的一部分。刘知己是一位史学家，但作为认识主体，我们只能说他是唐朝时他生活的主体，而不能说是现在的史学认识主体。在我们看来，他只不过是我们认识唐朝历史的一个对象，从而转化成了史学认识的客体。因此，史学认识主体又具有时代性和现实性。 2、史学认识客体 ①史学客体当然是历史。它既包括历史事实或历史实际，也包括历史主体的人本身。历史资料，是前人对客观历史过程所做的记录，可是说是前人是认识成果和心理痕迹，标志着前人的认识水平。不过，它一经产生便成了客观存在。而现在的人要认识过去的历史，首先要研究有关记载的资料，因此，带有主观认识的历史资料，也被纳入了史学认识的客体范畴。同样，属于意识形态范畴的带有强烈主观性的历史学的发展过程（即史学史）也被我们今天的史学纳入了认识的客体的范畴。如司马迁、司马光、张学诚、梁启超等这些著名的史学家及其著作成了我们今天史学认识的对象，从而变成了我们认识的客体。 ②史学认识客体的特征。历史作为史学认识的客体，与自然科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认识客体相比，有着自己显著的特征，主要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变化激烈。就变化的速度和激烈程度来说，人类社会的运动过程比起自然界的运动过程来要快的多，激烈的多。自然界的运动如天体、地质、物种、气候等，相对于人类历史来说是较缓慢的，在短时期内较难为人们所发现。从古希腊托勒密的地心说到文艺复兴时哥白尼的日心说的提出，前后花了一千多年。而人类社会的变化，如生产力的发展，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日新月异，且速度越来越快，很容易被人察觉。 第二，意识性和复杂性。自然界没有意识存在，运动是盲目的，是不自觉的力量在相互作用中实现的。而人类社会的存在是有意识的。其运动是被称为万物之灵的人的有意识、有目的活动的相互作用实现的。因此，人类社会的矛盾运动有着更多的复杂性。正如恩格斯所说：“人们通过美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期望的目的而创造历史，却不管这种历史的结局如何，而这件事按不同方向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各种各样影响所产生的结果，就是历史。”历史上，美个人都按自己的愿望有意识地行动，有的达到了目的，有的没有达到目的，甚至走向了愿望的相反。所以列宁风趣地说：“据说，历史喜欢作弄人，喜欢同人们开玩笑，本来要到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这说明的人类历史的意识性和复杂性。因此，从这点上说，史学认识的客体是渗透着主体意识（其活动是有目的的）的客体。 第三，客观性和不可变性。史学认识客体不像自然科学认识的客体（自然界）那样可以改变，比如化学家可以把水电解成氢和氧两种物质，而历史一经发生，便成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历史过程本身，不管你知道不知道，不管你对它发出什么样的感慨，它仍旧是不可变换的。鸦片战争中国失败了，被迫签订了城下之盟，不论当时的顽固派怎么辩解，也不论后世怎么评说，这一历史事实本身不会增加一分，也不会减少一分。同样任何文献资料也是如此。司马迁的《史记》就是史记，不会因为我们的认识而改变。不但如此，我们自己的认识一旦说出来或写出来，也成了不可变更的客观存在了。因此，史学认识的客体具有不可变换的客观性。 第四，不可重复性或历史性。历史性是任何事物都具有的特性，但史学认识客体的历史性具有自己独特的性质，即不可重复性。任何历史事件或现象，都是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环境下的产物，一经产生，任何人也无法使它再次出现。而自然科学家则可以在实验室里使自然史上很多自然现象相当准确地重现出来。如日食月蚀的模拟。而历史上的秦始皇要想认识他，只能依靠有关的记载，我们无法再复制一个秦始皇。历史上经常看到一些复辟现象，其实那都是些改良的继承性复辟，而且寿命都不长。张勋复辟闹剧才12天，最长的英国斯特加特王朝的复辟，也只28年。人类历史上不存在完全重复的现象。不可重复性是史学认识客体的又一显著特点。 历史的主、客体和史学认识的主、客体的关系如何？历史的主体是创造历史的人，史学认识的主体是研究历史的人，前者在外延上要大于后者，后者只是前者的一部分，因此，历史主体与史学认识主体是包含与的关系。历史客体是人作用的对象，史学认识的客体是人的活动及其作用于对象后得到的结果，前者在外延上小于后者，因此，历史客体与史学认识客体是被包含的关系。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无论哪个主体和客体，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相互转化的，所以，区分都是相对意义上的。 第二节 史学认识过程 一、史学认识结构及其功能 1、史学认识的结构 认识主体的特征之一是现实性，即史学家是现实生活中的人。而认识客体的的特征之一就是历史性和不可重复性，即历史是已经过去了的无法再现的东西。这就决定了史学研究者无法同自己的研究对象直接接触和对话。史学主体与客体之间要想结合起来，就必须有一个沟通二者的起桥梁作用的中间环节，这个中间环节就是历史资料，我们称它为中介质。史料是有关历史实际的不完全记载，史学家要重新构造历史，只能从史料中寻找依据。没有史料而谈史学认识，只能是空中建花园。史料在史学认识活动中是不可缺少的必要条件。不过认识的主体与客体同样重要，没有主体便没有历史研究活动，没有客体，主体也失去了存在意义。三者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因此，认识主体---史学研究者，认识客体---客观历史，认识中介质---历史资料构成了史学认识的三极，缺一不可，只要缺少了一极，史学认识就会中断。 2、史学认识过程中三极的作用与功能 ①史学认识主体的能动作用。这主要表现在史学研究者具有目的性、自觉性、选择性、创造性和时代倾向性上。史学家认识历史的有目的有计划的，是自觉地进行的。无论他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重构历史，或传播历史知识，或为生活中的人们总结经验教训，或为了某种政治需要寻找历史根据等等，都表现出了主体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有了目标，便要选择能达到目标的依据，也即选择史料，史料相当于客观历史实际来说尽管是不完全的，但对于主体来说是丰富多彩了。面对庞杂的史料，该选择哪些，舍弃哪些，这就完全依靠主体的立场、知识结构和价值取向了。在这里主体的能动作用得到了极为充分的反映。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重要的一点就是人具有创造性思维。史学研究者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方式去认识历史，用什么样的来重新造历史，以何种形式来表现自己的研究成果，他可以选择已有的方式方法，更可以创造一个新的来。近代史学家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岑仲勉的碑文证史法，陈寅恪的诗文证史法，都是主体创造性的表现。 ②历史资料的作用。历史资料在史学认识系统中起着中介和认识客体的双重作用。前面已经提到，认识主体与客体之间在时间和空间上是隔离的，它们之间的联系需要史料这一中介质来建立。史料，我们说它作为前人活动的心理痕迹，是带有主观因素的，但它保存的是当时社会活动的各种信息，反映的是当时社会的面貌和运动过程，因此，又具有客观性。通过对史料的搜集、考证、整理和解释，我们就可以了解掌握并重新构造出史料所反映的当时的各种社会活动的基本面貌以及社会条件的历史变迁。在这里，史料又成了史学研究者直接认识和理解的对象，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史料这个中介质又成了史学认识客体的一部分。这就是前面谈到史学认识客体时把史料也纳入认识客体的依据。因此，相对于认识主体与客体来说，史料起中介作用；相对于认识主体来说，史料属于认识对象，是认识客体的一部分。 ③史学认识客体的功用。认识客体即客观历史，是主体所要接近的目标。历史实际具有不可变性和不可重复性，尽管也具有意识性和复杂性，但一经产生，便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因此，历史实际是主体认识的终极目标和极限，同时也就此决定的主体的认识范围。认识主体不断运用各种手段和方法，通过史料中介，达到认识历史实际、重构历史过程、揭示其内在本质和规律的最终目的。但由于认识主体和认识中介的主观性，使得这种对终极目标的认识变得遥遥无期，因此，史学认识只能是一种相当认识。所以，列宁说：“认识是思维对客体的永远的没有止境的接近。” 3、两种错误的史学认识论 ①西方实证主义史学。又叫客观主义史学，他们把认识客体作为独立于主体之外的事物来考察，主张在消除一切主观因素的前提下根据可信是史料来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因而把史料等同于史实。实证主义史学的代表和先驱德国的兰克曾宣布，写历史必须“如同其实在所发生的情形一样”，而且只能“有一份史料说一份话”，研究历史的目的“只不过是要弄清历史事实发生的真相，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来写历史罢了”。对于实证主义史学的这种认识观，柯林武德（英国历史哲学家）曾有过概括性的说明：“每件事实都要被思考为不仅独立于其他一切事物之外，而且也独立于认识者之外，因此历史学家观点中的一切主观成份必须一概删除。历史学家一定不要对事实作出任何判断，他只应该说事实是什么”。实证主义史学把史料等同于史实，忽略了认识主体和史料的主观性，把史学认识归结为认识主体和客体的两极活动，结果陷入了认识论中的绝对主义的泥坑。不可能有纯粹客观的史学。 ②相对主义史学。与实证主义史学刚好相反，他们认为，史学家在认识中是不可能消除诸如知识水平、阶级、道德、功利等各种主观因素的影响的。因此，历史的本来面目是不可能完全再现的，史学认识不存在客观性。他们对客体的客观性有怀疑到否定，结果陷入了绝对的相对主义泥潭。其代表人物美国历史学家贝克尔说：“历史事实在某些人的头脑中，不然就不存在于任何地方”。英国史学家乔治•克拉克认为：“既然一切历史判断都掺杂着人和他们的观点，那么，他们彼此都一样是正确的，而且不存在什么‘客观的’‘历史真理’”。相对主义最典型的代表是意大利的克罗齐，他的著名论断是“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他认为，“只要现在生活中的兴趣方能使人去研究过去的事实。因此，这种过去的事实只要和现在的兴趣打成一片，它就不是针对过去的兴趣，而是针对一种现在的兴趣”，如果“我”或人们对过去的事实不感兴趣，不思索它们，那么，那些历史在“我”或人们的心目中就不是历史。历史是必须在历史家的心灵中回荡的。相对主义史学就这样以否定认识客体的客观性而突出了认识主体的主观能动性，把史学认识归结为认识主体和带主观性的史料的两极活动。可见，相对主义和实证主义都没有使史学认识系统的三极能动地协调、统一起来。他们都是从问题的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只有马克思主义史学认识论比较好地解决了三者之间的矛盾。 第二节 史学认识的过程和思维方式 一、史学认识的过程 从哲学认识的角度来说，史学研究者经过由史料认识历史的实际的过程，和其他事物的认识过程一样，通常也经历了从感性认识到知性认识再到理性认识的三个依次推进的阶段。与这种认识过程类似的历史思维方式大体上也经历了从直观思维到形象思维再到逻辑（抽象）思维这么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 1、感觉认识或直观思维阶段。 所谓感性认识，就是指人体的肉体感官（眼、耳、鼻、舌、身）直接与客体接触而获得的一种感觉和知觉。这种及其简单的思维方式，反映在史学认识中，即是对某些个别的历史事件或人物的表象和外部特征的片面性的、描述性的认识。如在原始社会里，由于生产力低下人类处于野蛮状态，人的认识能力也随之处于一种感性认识阶段，思维因此停留在直观思维上，只能对个别历史现象进行直观的表面特征的不完全描述和记载。远古时代的结绳记事、文字产生后的古希腊的《荷马史诗》、中国的《诗经》等都是这种感性认识直观思维的结果，其中所记载的只是那时社会生活的只鳞片爪，甚至还带有浓厚的深化色彩。 2、知性认识或形象思维阶段。 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人的思维能力也得到的极大的发展，对历史的认识也进入了形象思维的知性阶段。在这一阶段，人们开始了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比较完整而系统的认识，形成了对历史现象比较完整的过程观念，了解了许多历史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并能对历史活动作出价值判断，从中获得某些经验教训。中国古代的各种编年体、纪传史如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古希腊希罗多德的《希波战争史》、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等都是知性认识阶段的形象思维的结果。司马光在《资治通鉴表》中说著史的目的就是“叙国家之兴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观者择其善恶得失，以为劝戒”，这是知性认识的典型说明。 3、理性认识的逻辑思维阶段。 人类历史发展到近代社会，由于接触的世界扩大，新资料的发现，新研究手段的创造为人类深入而全面地认识历史提供了条件，人们便开始了对历史发展的内在本质联系和客观规律的探讨，也就是揭示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具体过程和形象，从中抽象概括出概念、理论，用这些概念和理论等材料进行抽象逻辑思维，从而使史学认识进入到理性认识阶段。从18世纪意大利史学家维科提出历史哲学问题时起，到黑格尔的思辨历史学，汤因比的文化形态史学，都是运用理性思维对历史的本质和规律进行认识的结果。不过，他们的认识是不完全的，只有19世纪中后期产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才开始了对历史的全面本质和发展规律的理性认识。 二、具体的历史研究的认识过程 在具体的史学研究活动中，大体上也经历了上述认识过程。 1、感性认识阶段。史学研究的第一步是搜集整理史料。我们在搜集整理史料时，便在头脑中形成了对该事件或人物的片断的、表面的、不连贯的印象，这就是感性认识阶段。比如研究人物，必须搜集他的传记、年谱、文集等，此时对该人物的认识还是很少的。 2、知性认识阶段。在搜集整理史料的基础上，把整理出来的史料进行比较、排列，把对于历史事件或人物的片断印象按照历史的逻辑组织起来，重新构造出该事件或人物的全貌。这就是历史的知性认识阶段。史学家在这一阶段主要运用形象思维，使历史过程或历史人物的生动性、多样性和具体性充分地展现在人们面前，给人一种语言美、形象美的情感享受。在这方面，司马迁可以说为我们树立了典范。他在《史记》中对历史场面和历史人物的描写，既是一部高水平的文学作品，也是一部真实的历史作品，无怪乎大文豪鲁迅称赞它是“无韵之离骚，史家之绝唱”。 3、理性认识阶段。在知性认识的阶段上再进一步运用逻辑（抽象）思维概括出历史事件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历史发展的规律，就是理性认识阶段。对历史的理性认识是一项很艰苦而持久的工作，它必须有深厚的史学功底和极强的思辨能力和广泛的知识素养，必须以丰富的感性认识为基础。就是如此，由于历史的本质和规律隐藏极深，史学家往往穷毕生精力也收效甚微甚至没有。比如中国近代史学的开创者梁启超，对历史的因果规律进行了长达几十年的探讨之后，最后宣布历史没有因果规律。 三、史学认识的实际情形 1、只有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没有直观思维。实际的历史研究活动并不是一个由感性到知性再到理性而依次运用直观思维、形象思维、逻辑思维的简单过程。因为历史具有过去性和不可重复性，史学家无法对认识对象获得一种直接的感官上的感性体验，而只能依靠史料间接地认识。但史料是前人留下的记载，带有主观性，史学家在搜集整理史料以获得对历史事件的感性认识时，就已经运用了各种思维方式和研究手段对其中的主观因素进行了清洗。所以，搜集整理史料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非常严格而复杂的思维过程，与感性认识的直观思维在其中根本不起作用。之所以说是感性认识，是因为对各种分散的史料进行考证清洗，只是对具体历史的发展过程有个互相不联系的片断认识，还没有构成一个完整的过程；对某个历史现象的有关史料进行整理，还只是对该历史现象作进一步认识的开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说大体上史学认识经历了感性认识阶段。而所运用的思维方式却只有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两种。 2、正确运用这两种思维。首先，史学认识的形象思维不能超越历史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否则就失去了史学认识的意义和社会价值。历史形象思维跟文学和艺术中的形象思维是不一样的。以为文学和艺术可以集中各种特征虚构生活中的人物形象和事件过程，而历史是不容许虚构的。其次，史学认识中的逻辑思维必须以形象思维为基础，严格地将自己的思维范围限制在历史的客观性之内。这种逻辑思维与自然科学及其它社会科学的逻辑思维不同，后者可以打破时间和空间的秩序和界限而寻求各种现象之间的逻辑，而前者必须坚持历史的连贯性。因此，坚持历史主义原则，是历史思维区别于其它思维的显著特点。 3、顿悟。在历史思维中，还有一种直觉思维，称“顿悟”。通常一些功底深厚的史学家在看到一条史料后，马上就可以断定它的真伪，认识它的学术价值。在这里起作用的便是直觉思维，是对丰富史料浓缩的结果，而非逻辑推理得出的结论。直觉思维除了以大量的历史事实为基础外，还具有两个特点。第一，它必须以长期的艰苦思索为基础，没有踏破铁鞋的基础，便不会有“得来全不费工夫”的顿悟。第二，突发性和飞跃性。“顿”既是短暂。由于长期的艰苦思索，使大脑处于高度的受刺激状态，往往会在出其不意的情况下和精神状态良好的情况下如散步、闲聊等受到外界刺激和启发而使问题得到解决。由此看来，它是以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为基础的。因此，史学研究者要达到直觉思维的高度，非下苦工不可。 三、史学认识的矛盾及其特征 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事物都是矛盾的、运动的，处在矛盾的产生和解决过程中。史学认识同样也处于矛盾的产生和解决过程中，是一种矛盾运动。而且这种矛盾运动由于史学认识的三极各自不同的特征而导致了史学认识本身的一些基本特征。大致说来，这种矛盾运动以及由此导致的基本特征，表现为四个方面。 1、认识客体的客观性与认识主体、认识中介的主观性之间的矛盾。 ①史料与客观历史的矛盾。史学认识客体即历史过程具有客观性和不可重复性。史学认识的任务就是通过史料这一中介质科学地认识和把握这种客观过程。绝大多数情况下，史学研究者所引用的史料是文字资料。文字资料是前人留下来的记载和心理痕迹，反映了前人对历史进程的有目的的主观认识。由于前人的不可避免的种种局限性，如记述者所处的历史地位，接触历史事件的范围，观察事态发展时的角度以及知识结构、思想倾向、个人经验、认识能力等，再加上史料在流传过程中经常出现的错误，因此，任何史料都不可能是对于客观历史进程的绝对真实反映。这样，史学认识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前人的历史认识的再认识，是一种间接的认识。历史的客观性，经过史料这一中介质时，已经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歪曲。 ②认识主体的主观性与认识客体历史的客观性的矛盾。认识与把握客观历史过程，是由认识主体即现实生活中的史学研究者来进行的。而史学研究者的思想是会受到各种因素影响的。首先，史学研究者对现实生活的各种感受会影响他的史学认识。他们会在一定的思想指导下，根据一定的政治利益要求研究历史，这样获得的史学认识当然不会是纯粹的客观历史的反映。其次，史学认识主体是具有目的性、自觉性、选择性和创造性功能的，他们除了根据目的和要求选择取舍史料外，还要通过大脑运用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依据所选择的史料重构历史，这是一种发挥个人主观因素，对历史实行改造制作的过程。第三，史学研究者还受其认识结构的影响。心理学认为，人在出生时心灵上没有任何痕迹，是一张白纸，人的认知能力是后天形成的，由于个人的成长经历和所受的教育不同，形成了各自不同层次的认识结构。认识结构就是看待世界的方式，这种方式是与许多背景知识联系在一起的。认识不是一种机械唯物主义的被动反映，而是一种主动的“建构”，也就是说，同样的现象在具有不同的认识结构的人的头脑中有不同的反映。如要认识汉武帝时期的经济政策、经济发展状况以及发展原因时，由于我们无法看到当时的活动场面，就只能凭借《史记•平准书》、《汉书•食货志》、《盐铁论》以及那时以后的人留下的各种人物传记等之类的文献资料，按照唯物史观的科学态度，重新进行“建构”，尽管是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进行的，但由于研究者的不同认识结构和不同的局限性和能动性，因此免不了带有很大的个人主观偏见，他们引用的史料会不一致，得出的结论也可能不一致，这既显示了史学研究成果的丰富多样性，同时也显示出史学认识的模糊性。所谓史学认识的模糊性，是说具有主观性的人通过带有主观因素的史料所得到的对于历史实际的认识，永远不可能是客观历史实际的完全再现，只能是一种模糊意义上的相对重合。 由于以上认识客体的客观性和认识主体、认识中介的主观性之间的矛盾，就构成了史学认识的第一个特征，即史学认识是史学研究者通过史料中介作用达到的对于客观历史进程的认识，这种认识是以客观历史事实为基础的、带有主观性的间接的模糊的认识。 2、历史事件是偶然性、随机性与历史科学的规律性、必然性要求之间的矛盾。 历史活动是由有目的有意识的人的活动所构成的，因而表现出强烈的个别性、偶然性和随机性。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历史上也没有以相同形式重复出现两次的历史现象。但是任何常规性、必然性都是隐藏在偶然性和随机性之中的。历史作为一门科学，要求它必须揭示隐藏在这些偶然性、个别性、随机性后面的必然性和常规性。于是，就构成了史学认识的又一个矛盾。然而，作为史学认识的任务，历史科学出了要象其他社会科学一样运用唯物史观对大量的个别的、偶然的现象进行综合分析、科学抽象以外，还在于它要研究有限的、片断的、反映个别的、偶然的或例外的历史现象的资料，再凭借这些资料复原出纷繁复杂、波澜壮阔的历史活动场面，描绘出有声有色的历史活跃人物。只有这样，才能逼真地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历史科学不能象其他社会科学，可以撇开各种个别的、偶然的或例外的现象进行逻辑思维。如果抽掉了历史科学中的个别现象，那就等于抽掉了历史科学的血肉，历史和历史科学也就不存在了。 历史认识的上述矛盾，构成了史学认识的第二个特征，即史学认识是记述历史活动中的个别性、偶然性和随机性，并从中揭示历史发展过程的必然性和规律性。 3、历史现象的无限性和历史资料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 历史发展的本身是连续不停的，它在时间上是一条无限的线。历史活动在内容上是纷繁复杂的，而每一个历史活动只是这一条线上的一个点。活动是无限的，点也是无限的。历史学科正是以这种无限的历史活动为自己的认识对象的。但是认识历史所凭借的史料却都是有限的。尽管人们常常用“浩如烟海”、“汗牛充栋”之类的词来形容历史资料的丰富，但这只是针对史学研究者个人而言的，而对于无限的历史活动来说，史料总是有限的、可数的，只是有关历史的片断记载。历史活动已经成为过去，无数曾经存在过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并没有留下足够可供参考的痕迹。而有些即使留下了一些痕迹，随着岁月的流水一次次地冲刷，已经变得模糊不清甚至无影无踪了。就是针对史学研究者个人而言，有时也会因为史料的不足而深感苦恼。因此，这使得无数的历史活动失去了被了解的可能。 由于历史现象的无限性和历史资料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就导致了史学认识的第三个特征，即史学认识就是利用有限的史料重建无限的历史。并在重建中把握普遍的历史规律。胡适曾经说过这样一种观点：“做历史（研究）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科学，严格的评判史料，一方面是艺术---大胆的想象力。史料总是不会齐全的，往往有一段，无一段，又有一段。那没有史料的空缺，就不得不靠史家的想象力来填补了”。在这里，胡适所说的是史学想象力，是一种理性的思辨，但很多人批判它是杜撰史料。其实，史学认识是不能排除想象的。当然，这里所指的是符合历史逻辑的推理，而不是凭空的捏造。因此，胡适说的是有一定道理的。况且，尽管史料是有限的，我们也不能把所有的史料堆砌起来，而是要对这些有限的史料进行鉴别、选择的。在这一点上，兰克学派所倡导的“史学即史料学”的观点是错误的。 4、历史现象的不可重复性与史学研究成果的可检验性要求之间的矛盾。 历史过程川流不息，不会停止，也不会重演，不能人为地复制，也不能搬进实验室。历史科学和自然科学不同，自然科学家可以对研究对象进行重复观察，并可以在受控制的条件下把研究对象搬进实验室里去进行研究。同样，自然科学所提出的某种新见解是否正确，也大部分可以在实验室或生产实践中依靠各种先进的仪器设备或有利的实践环境而得到直接的检验。历史科学没有这种可能。历史科学同其他的社会科学也不同。其他是社会科学如社会学、民族学、法学等虽然不能在受控制的条件下或实验室里进行研究检验，但其研究对象是活动着的，即可以反复出现，也可以直接进程观察。所以他们研究的成果也可以比较直接地在社会实践中得到检验。而历史科学，它所认识的对象是不可重复的过去，也就无法直接观察。因此，历史学的研究成果就无法倒回到往昔的社会实践中去检验，也无法用实验的方法去检验当历史条件改变后，历史事件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如我们假设洪秀全不定都天京，结果将会怎样呢？太平天国是不是不会灭亡呢？这种假设本身显然已经不可能回到当时的实践中去，因此，这种认识是无法用实践来检验的。当然，也有些史学认识问题跟现实社会联系很紧密，具有直接实践的可能性，但在很大程度上仍是前人已经实践过了的东西，而且要通过史学研究者把它纳入现实的再认识之后才能加以再实践的。如“包产到户”。至于史学研究的绝大多数成果，是没有返回到直接实践中去检验的可能性的。然而，作为科学研究，要求历史研究的成果必须是可以检验的。 由于以上情况，导致了史学认识的第四个特征，即史学研究的成果具有非直接实践性。 第三节 史学研究成果（历史真理）的检验 一、史学认识成果的检验标准 尽管史学研究成果的检验具有非直接性，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原则在这里是同样适用的。 1、首先是因为历史的发展具有继承性和连续性，每一代人都是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历史创造活动的，因此，在现实社会实际中仍然能多少找到点历史的影子。这就为历史真理的检验提供了一条发展的实践线索。如在经济日益全球化的时代必须实行开放政策，是我国建国初期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世界各国历史经验的总结，我们今天的情况虽然与建国初期和世界各国有了很大不同，但世界范围内的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这个“历史的影子”同样存在，并且现实的实践检验是正确的。 2、其次，现实社会的实践活动决定了史学研究者对史料是破译程度和使用范围。古人认识历史使用的主要是所谓“正史”材料，近代史学家已经开始大量使用各种考古资料、文书、金石碑文等史料了，史料范围扩大了不少。到了现代，各种传说、书信札记、日记、口述记录、回忆录、录音、影象等资料，都已经成为认识历史不可缺少的史料。而这些都是社会实践发展的水平所达到的一种结果。人们在直接实践中一方面利用既有的各种工具和手段不断地发现各种新的史料，扩大史料的范围；另一方面又为史学研究者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和手段（尤其是科学技术的发展是我们认识历史的手段更加先进），使得史学研究者对旧有的史料有了新的认识，有了进一步接近真理的理解。现实社会实践就是这样在越来越完整地还原客观历史过程的。 3、史学认识总是在一定的世界观即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史学家总是运用某种理论去衡量以往的研究成果，而现实社会实践恰恰是检验这种理论本身是不是真理的唯一标准。因此说，检验史学研究成果（历史真理）的客观标准仍然是社会实践，只是其方式与直接实践检验有所不同而已。 历史真理的检验是以史料和理论批判两种方式进行的。 二、史料对史学研究成果的检验 认识历史实际的途径就是依靠史料，离开了史料就不可能重构历史的过程。因此，史料不但是历史认识中介和认识的对象，也是检验研究成果是否正确的依据。 第一，史学家研究成果是否正确，首先得审查、核对所引用的史料是否可靠，有没有用，以及对史料的真伪考证是否严密。如果史料是假的，就不可用，否则就会出现谬误。 第二，看所引用的必要的史料是否比较全面。如果史料搜集不全，有明显缺漏，那么认识成果就是不全面的。此外，任何一个事件或人物都是处在一个纵横交错的复杂联系网中的，因此必须检查一个研究成果与间接记载的史料是否协调一致。 第三，必须充分利用各有关学科的研究手段和方法来审定一下对史料的破译和解释是否准确、完整。史料分实物资料和文献资料，对实物资料的破译需要考古学知识。文献资料所包含的内容范围广，上到天文地理的，下至人物事件的都有，因此凡所引用的史料涉及到某个学科的，就得运用该学科的有关知识来加以审核一下看是否符合要求。 如果我们在检验史料时能做到以上几点，那就可以说研究成果是比较可靠的。当然，对历史真理的认识永远只能是相对的，一旦社会实践活动为我们提供了新的史料和破译史料的新方法，加上史学自身认识能力的不断提高，就能对史料做出更深刻的解释，因此，对原来的成果就必须进行新的检验。 二、理论批判的重要性 1、什么是理论批判？ 理论是实践活动的升华，是理性认识阶段逻辑（抽象）思维的结果。理论来源于实践，又必须被实践检验，被实践检验后是正确的理论便是真理，反过来用这种真理去检验以前的或现行的其他各种理论或认识成果是否正确，就是理论的批判。这种理论的批判在史学领域中用来检验史学研究成果是否正确，就是史学的理论批判。 2、理论的批判在检验史学研究成果上的作用。 根据美国当代著名的科学哲学家库恩的观点，在一定时期里，常常会有一种理论占主导地位，而这种理论就是“规范”，人们往往用这种“规范”去衡量以往的或现行的其他理论。所谓“规范”就是科学共同体一致的信念。我们现在坚信的是唯物史观，是已经被证明了的、科学的历史观，因此，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者在检验以往史学家和现行马克思主义史学以外的各种认识成果时，就以他们的认识成果是否符合唯物史观的要求为标准。如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等形态，这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共同信念，并运用它来衡量以往的各种社会历史发展观是否正确，这就是理论批判的检验。 在现实的理论批判中，往往被批判的理论会进行自我反省和调节，然后又反过来反驳批判它的那种理论。这样各种理论在相互批判中不断充实和完善自己的体系和认识成果，从而共同推动着史学认识的不断发展，这就是理论批判的重要作用。 3、坚持百家争鸣，发挥理论批判的作用。 正是由于理论批判的重要作用，所以在史学研究中应该允许各种理论的并存与争鸣。如果没有各种理论（指学术理论）的并存与争鸣，一个正确的理论就可能僵化为教条，甚至退化为宗教。在只允许一种理论存在的条件下，如果另一种理论是对的，人们就失去了将错误改正而接受真理的机会，如果另一种理论是错误的，人们也就失去了由于真理与谬误比较而产生的明确感受和深刻印象。19世纪英国实证主义哲学家穆勒曾从四个方面论证了多种理论并存的重要性，他认为：①被人摈弃的观念有可能仍然是真的，因为我们并不是万无一失的；②一个错误的观点可能并且常常确实包含一部分真理，只有不同思想的冲突，才能有机会补充其余的真理；③即使一个完全真的观点，如果没有争论，就会以偏见的方式坚持；④没有与其他的意见相对照，就不能深刻地理解某种意见的意义。他的这些观点是很有启发意义的。当然，允许或提倡多种理论并存并不是要否认真理标准的客观性，也不是说当一种理论被证明为谬误后仍要坚持，而是说注意其中所包含的真理性的成份，确立了一种理论的正确性要允许新的理论的出现与并存。现在史学家倡导研究的多元化，倡导百家争鸣。我们希望真正出现一个百家争鸣就局面，促进历史认识不断接近客观历史实际。 PAGE 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