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TV10探索发现系列-爱新觉罗·溥仪

CCTV10探索发现系列-爱新觉罗·溥仪 目录 (一)王朝落日 (二)紫禁残梦 (三)津门风雨 (四)故里云翳 (五)新京阴霾 (六)伪宫内外 (七)末路霜雪 (八)异域囚徒 (九)炼狱暖流 (十)病树秋逝 (一)王朝落日 　 　 　　1894年，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在中国黄海水域与大清王朝的北洋水师发生了激烈海战,在大清王朝避战主和的政策下，当时堪称世界一流海军的北洋水师全线溃败，日本人则乘势攻陷了辽南重镇金州和大连湾。 　　当北洋水师遭到重创的时候，慈禧太后60大寿的庆典却在紧锣密鼓的进行着,黄海水域的隆隆炮声被京师里的笙歌鼎沸所淹没。 　　这时的大清王朝，就像在惊涛骇浪中航行的一艘破船，随时都有沉没的危险，光绪皇帝显然意识到了王朝面临的严重危机，当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物把因改革而强大起来的欧美各国和日本的情形，描述给大清国皇帝的时候，年轻的皇帝动心了，他决心效仿列强，推行新政，以达到“变法图强”的目的，但在这块守旧势力丰厚的土壤上，君子们屈膝而跪的造反并没有改变中国的现状，而光绪皇帝政治上的不成熟和性格方面的缺陷注定了他悲剧式的命运。 　　这是世界上最奇特的国家政权关系：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光绪皇帝每天都要去没有任何职位的慈禧太后那里跪拜、禀报，甚至连慈禧太后身边的太监都可以故意刁难皇帝，当皇帝的变法损害到太后利益的时候，怒不可遏的慈禧囚禁了光绪，并以训政的方式重新从幕后走到了前台。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庆祥介绍说，在光绪年幼称帝的时候，慈禧就表示要把自己的权利在光绪能亲政的时候“还政”，后来她也确实还政了，但慈禧从心里边不愿意还政，后来发生戊戌政变后，她又从光绪的手里把政权拿回来了，那么光绪已经是成年皇帝了，这时她不叫“垂帘听政”而叫“训政”，“垂帘听政”也好，“训政”也好，总之是她掌权。 　　1908年11月13日，就在光绪皇帝驾崩的前一天，重病缠身的慈禧太后走出了她在大清王朝政治棋盘上的最后一步棋，下诏让醇亲王载沣的儿子溥仪“承继穆宗毅皇帝为嗣并兼承大行皇帝之祧”，即刻进宫。 　　溥仪的父亲载沣是大清帝国当朝皇帝载湉的弟弟，载沣并不具备从政的智慧和魄力，但从父亲奕譞那里承袭了醇亲王爵位的他，还是大清朝最为引人注目的权贵之一，溥仪是载沣的第一个儿子。溥仪的爷爷醇贤亲王奕譞，早年曾帮助慈禧太后诛杀了咸丰皇帝临终时任命的8位顾命大臣中的核心人物肃顺，为慈禧太后“垂帘听政”铲除了最大障碍，深得慈禧太后的宠信，后来奕譞又娶了慈禧太后的妹妹为妻，正是由于这种政治结盟和紧密的血缘关系，在奕譞这一支宗室里，才传衍出了光绪和宣统两个皇帝。 　　光绪皇帝没有子嗣，溥仪是光绪的侄子，也是慈禧太后的外孙。 　　溥仪在醇亲王府里无忧无虑的生活了3年，这种生活却被慈禧太后的一道懿旨给搅乱了，当让溥仪“即刻进宫”的消息传到醇亲王府时，王府里顿时乱作了一团，溥仪的祖母当时就昏厥了过去，未来的皇帝则连哭带闹拒绝离开王府，醇亲王载沣从他哥哥光绪皇帝的命运中早已领略了官场的险恶，因此他对于儿子的命运自然感到忐忑不安。 　　溥仪进宫后，即刻被送到慈禧太后面前，溥仪后来回忆说：“在我面前有一个阴森森的帏帐，里面露出一张丑得要命的瘦脸，这就是慈禧”。 　　慈禧，姓叶赫那拉，16岁被选入宫中，后来被大清王朝的第七代皇帝咸丰纳为妾并封为懿贵妃，这个已经不再美丽的女人对权力有着永不满足的野心，她一生挟天子确立了3位皇帝，第一个是她亲生儿子6岁的同治皇帝，第二个是他的外甥4岁的光绪皇帝，第三个是他的外孙3岁的宣统皇帝，也就是溥仪。 　　1908年11月14日，37岁的光绪皇帝在中南海瀛台死去，紫禁城上空的希望之星陨落了。光绪皇帝的神秘死亡，使许多立志改良的人深感惋惜，他们认为，假如这位力求变法的皇帝能死在他的政敌慈禧之后，大清帝国的太阳或许还可以以另一种方式斜挂在天边。 　　但历史没有假如，光绪皇帝死后的第二天，74岁的慈禧太后也咽下了最后一口气，一个即将全面崩溃的帝国残局，落到了年仅3岁的溥仪身上。 　　1908年的冬天格外寒冷。12月2日，在紫禁城阴气弥漫的太和殿里，清王朝为新皇帝溥仪举行了登基典礼，并决定从1909年元月开始改年号为“宣统”。 溥仪 　　年仅3岁的溥仪被他父亲摄政王载沣抱着放到涂金雕龙的御座上面，以清王朝入关后第10位皇帝的身份，接受文武百官的祝贺。 望着鱼贯而入的大臣们在自己脚下跪倒爬起，听着那些3岁孩子根本听不懂的阿谀奉承，溥仪感到趣味索然，当冗长的繁文缛节和寒冷的天气使溥仪失去了孩子的耐性之后，他本能的用哭闹来宣泄内心的烦躁。 　　大臣们的三拜九叩一拨接着一拨，溥仪的烦躁也表现得越来越激烈，典礼在溥仪的哭闹声中尴尬的进行着，平日里就有些口吃的摄政王载沣急得满头大汗，他不断哄着小皇帝说：别哭，快、快完了！摄政王的话一出口，朝贺新皇帝的大臣们都感到十分惊骇，忧心忡忡：看来天意至此，大清朝真的要完了。 　　20世纪初，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先生，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很快就得到了广泛响应。 　　在孙中山先生的引领下，积蓄在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怒火犹如熔岩喷发一样滚滚前行，目标直指封建君主专制制度。 　　光绪皇帝的遗孀隆裕太后把振兴大清王朝的最后希望寄托在了溥仪身上，她精心为6岁的小皇帝选定了《大清开国方略》、《圣谕广训》和《御批通鉴辑览》等启蒙教材，隆裕太后希望溥仪能够像他的英雄前辈那样，上马打天下，下马治国家，做一个中兴大清王朝的皇帝，但溥仪对她选定的教材根本就提不起兴趣。 　　1911年10月10日晚，聚集在湖北武昌的革命党人发动了武装起义。清王朝新军第8镇工程营的起义将士，首先通过中和门占领了楚望台军械库，新军第21混成协辎重营随即在城楼上和武汉蛇山等制高点架起了大炮，向湖广总督府猛烈轰击，清王朝驻守在武昌军队各营中的革命党人也纷纷响应。 　　经过一夜激战，革命党人占领了武昌全城。第二天起义军宣告湖北省独立，并成立了军政府，军政府下设军务、政务、参谋和外交等4个部门，新军第21混成协协统黎元洪被起义军推举为军政府都督。与此同时，全国18个省也群起响应，纷纷宣布背弃清王朝。这个消息使紫禁城里的皇室权贵们心惊胆战，朝廷急忙调北洋新军前去镇压，被派往前方作战的军人根本就不服从满族统帅的指挥，万般无奈，朝廷只好启用已经被罢了官的袁世凯。 　　袁世凯在光绪皇帝时代，曾受命在天津小站招募组建新式军队。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决定实行变法，并向全国颁布了《明定国是》的诏书，当时的袁世凯在思想上倾向于维新派，他通过幕僚徐世昌与维新派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袁世凯甚至还做出了使用兵力诛杀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荣禄，兵围颐和园囚禁慈禧太后的承诺。然而，在关键时刻，善于权谋的袁世凯在对比了维新派和守旧派之间的力量之后，又向慈禧太后和盘托出了维新派的密谋，导致实行了103天的“维新变法”彻底失败了。 　　摄政王载沣的想法并没有得到大臣们的赞同，他们认为新皇帝刚刚即位，就杀掉手握重兵的袁世凯对稳定大局不利，在反对声中，优柔寡断的摄政王载沣最终失去了诛杀袁世凯的机会，但他还是以袁世凯“久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职任”为理由，把袁世凯赶出了北京城。 　　罢官后的袁世凯回到了河南省彰德，在洹水边的一个小村里住了下来，但他的眼睛却紧紧盯着动荡变化中的时局，袁世凯决不甘心就这样退出政坛。此时整个国家的几股政治势力，几乎都希望袁世凯出山来稳定中国的大局，首先是平定武昌革命党人的起义，作为掌握政权的载沣来说，自己又没有这样强有力的人物，他只好重新启用袁世凯。 　　被朝廷重新启用的袁世凯在接管了大清王朝陆、海军的指挥权后，却打起了自己的算盘。他首先派人秘密南下和革命党人谈判，随后又授意大清王朝驻外公使致电朝廷，奏请皇帝退位，老谋深算的袁世凯在为自己通往权利顶峰的路上找到了一条捷径，1911年11月28日，袁世凯借助革命党人的声势，在紫禁城养心殿的东暖阁里，向隆裕太后提出了请皇帝退位的要求。溥仪后来回忆说：“隆裕太后坐在靠南窗的炕上，用手绢擦眼，面前地上的红毡子垫上跪着一个粗胖的老头子，满脸泪痕。我坐在太后的右边，非常纳闷，不明白两个大人为什么哭。这时殿里除了我们三个，别无他人，安静得很，胖老头很响地一边抽缩着鼻子一边说话，说的什么我全不懂。后来我才知道，这个胖老头就是袁世凯。” 　　随着武昌起义的成功，革命党的势力迅速由南向北发展。1912年1月1号，中华民国在南京宣告成立，孙中山被推举为临时大总统。一场更大的革命风暴即将席卷全国。 　　面对革命党人的步步进逼，风雨飘摇的大清王朝已经是朝中无兵，国库无银，满朝文武大臣无不灰头土脸，长吁短叹。1912年2月12日，隆裕皇太后带着6岁的溥仪，在紫禁城的乾清宫里举行了清王朝的最后一次御前会议，隆裕皇太后对溥仪说：祖宗创业维艰，如今却断送在我们孤儿寡母的手里，致成千古憾事，将来有何颜面去对祖宗先帝？ 　　皇帝退位的诏书很快就由光绪朝状元张謇拟好了,隆裕皇太后在诏书上盖过钤宝后，禁不住痛哭失声，这位一生并没得到过多少幸福的女人，以这样的方式亲手合上了大清帝国的历史卷册。 　　在大清王朝颁布皇帝退位诏书的同时，中华民国政府制订的《关于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条件》的文书也一并公布于世，优待条件一共有8款，其中主要的内容有：溥仪辞位后继续保持“大清皇帝”的尊号，享受中华民国对待外国君主的待遇；皇室每年费用400万两由中华民国拨付；皇帝暂时居住紫禁城和仍可役使太监宫女等。 溥仪 溥杰 润麒 　　在溥仪退位后不到10个月，孙中山宣布把临时大总统的位子让给自己尚不能与之抗衡的袁世凯，于是，袁世凯这个大清帝国的内阁总理大臣把衣服一换就变成了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1913年元旦，袁世凯在紫禁城的太和殿举行了大总统就职仪式，从此，54岁的军阀取代了6岁的小皇帝。 　　溥仪糊里糊涂地做了3年皇帝，又糊里糊涂地退了位，当时只有6岁的溥仪，怎么也弄不懂他这个大清王朝的宣统皇帝，怎么一夜之间就成了“前清逊帝”。 　　伴随着紫禁城的落日，统治了中国268年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大清帝国的大厦轰然一声倒塌了，中国长达2132年的封建社会也就此画上了句号。 (二)紫禁残梦 　 1915年12月，袁世凯在北京举行了祭天仪式，并宣布就任中华帝国大皇帝，同时下令将公元1916年改为“中华帝国洪宪元年”。 　　封建制度结束了，但紫禁城里的溥仪还是一如既往的被称为“皇帝”，虽然民国初年制定的《关于大清皇帝辞位后优待之条件》中，有“大清皇帝辞位之后，暂居宫禁”的条款，但暂居到什么时候却没有明确的规定。 　　在这以后的许多年里，大清王朝的遗老遗少们，脑袋后面仍然拖着长长的辫子，生活在封建君主制的尘埃中，他们依旧使用“宣统”年号，延续着大清王朝的一切典章制度。 　　1915年冬天，在毗邻紫禁城的中南海里随风飘来阵阵“万岁”的欢呼声，溥仪感到很惊讶，是什么人如此胆大妄为，竟敢僭夺皇帝专用的礼仪，太监张谦和告诉9岁的溥仪，是袁世凯要当皇帝了。 　　1915年12月，袁世凯在北京举行了祭天仪式，并宣布就任中华帝国大皇帝，同时下令将公元1916年改为“中华帝国洪宪元年”，正当袁世凯准备登基的时候，云南省都督蔡锷将军首先在昆明通电全国，组成“护国军”，掀起了轰轰烈烈的“讨袁护国”运动，全国各省纷纷响应，而袁世凯的部将冯国璋等人也联名致电劝他顺乎民意、取消帝制。 　　1916年的元旦如期到来，但袁世凯却没能如愿在紫禁城举行登基大典，被迫于1916年3月21日宣布撤销帝制和废除“洪宪”年号。 　　之后不到3个月，精神与身体全面崩溃的袁世凯死掉了。 　　事实上，忙于争权夺利的军阀们对于溥仪的存在，既没有兴趣也根本无暇顾及。1917年6月的一天，驻守在徐州的民国长江巡防使张勋来到北京，在养心殿里觐见了12岁的溥仪。张勋原来是清王朝的江南提督，武昌起义时他奉命镇守南京与国民军作战，辛亥革命胜利后，他兵败退到徐州一带。为了表示对清王朝的忠心，张勋禁止他所率领的部队士兵剪去脑后的辫子，因此被人戏称“辫子军”，张勋本人也就成了“辫帅”，袁世凯称帝失败后，张勋在徐州成立了7省同盟，后来又把势力范围扩展到13省，为复辟大清王朝积蓄了武装力量。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3年以后的1917年，早已矛盾重重的中华民国大总统黎元洪与国务总理段祺瑞，在中国是否应该对德国宣战的问上又发生了激烈冲突，黎元洪一怒之下免去了段祺瑞国务总理的职务，段祺瑞则策动自己的旧部对抗黎元洪，双方剑拔弩张，闹得一塌糊涂，此时，早已蓄势待发的张勋瞅准了这个机会，以调停黎元洪与段祺瑞之间矛盾为名，率领5000“辫子军”开进了北京，然而，张勋真正的目的却是拥戴溥仪复辟早已被辛亥革命推翻的大清王朝。于是，7月1日，在失去了6年皇位之后的溥仪又重新披挂起来，站在了乾清宫的御座前。 　　张勋复辟，引起了全国的一片反对浪潮，段祺瑞首先在北京成立了“讨逆军”，并自任总司令，随后上海、南京、长沙等地也纷纷举行集会，要求出师北伐，再造共和，在“讨逆军”的攻击下，张勋的部队很快就溃不成军了，士兵们纷纷割下脑后的辫子狼狈逃窜，而那位鲁莽愚忠的张勋也逃到荷兰公使馆躲了起来。 　　12岁的溥仪在当了12天的皇帝之后，又被迫第二次宣布退位。对于这次复辟，似乎并没有人想认真追究溥仪的责任，事情很快就平息了，而只是受了些惊吓的溥仪仍然在紫禁城里继续当着他的关门皇帝。 　　1919年2月22日，中华民国内务部和清王室内务府与英国驻华使馆签订了一份书，聘请庄士敦教授溥仪英文、数学、历史、博物和地理等课程，拥有英国牛津大学文学硕士学位的庄士敦，入宫以前曾在威海卫英国租界任行政长官，他不仅能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而且还通晓中国历史和喜欢中国的古诗词。 　　在庄士敦来到溥仪身边之前，曾有7位老师为溥仪授过课，其中对溥仪影响最大的是光绪朝的内阁学士和礼部侍郎陈宝琛。 　　进宫后的庄士敦和溥仪的几位中国老师一样真诚的效忠皇帝，但他却并不拘泥中国传统的君臣礼节，每当溥仪读书厌倦的时候，庄士敦就和他一同游戏玩耍，这使得还是孩子的溥仪与庄士敦的关系变得亲密起来，庄士敦在教授合同书中规定课程的同时，还时常带来一些玩具送给溥仪，对于这些洋玩意儿，溥仪倒是很感兴趣，当孩子的好奇心消失殆尽的时候，一种新的思想意识也潜移默化的植入了他的心里，在庄士顿那儿，溥仪知道了紫禁城外还有另一个万花筒般的世界，他的心中充满了向往，庄士敦还劝告溥仪放弃乘坐轿子的习惯和多做一些体育运动，他认为那样会有利于皇帝的健康，为此，庄士敦把一辆自行车带进了宫中。 　　自从清王朝取得中央政权以后，一直强迫各民族按照满族人的生活习俗，在脑后留有一条长长的辫子，这种落后的生活习俗在作为清王朝统治天下的标志的同时，也成了西方各国讥讽的对象，庄士敦就曾把中国人脑后的辫子称作“猪的尾巴”，对于这种过去要掉脑袋的话，溥仪却并没有感到有什么不舒服，因为这时的溥仪也开始对脑后的那条辫子感到别扭了，在庄士敦的鼓励下，溥仪自己动手剪掉了脑后的辫子。 　　1921年，16岁的溥仪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按大清朝祖制，皇帝必须娶一位皇后和若干名妃子，过去通常是让候选的姑娘们站成一排，由皇帝当面挑选，而民国成立后这种形式改了…… 溥仪三岁登基 　　现在，由皇上当面挑选改为由皇室成员把预选姑娘的照片，进呈给皇帝来决定，摆在溥仪面前的照片共有4张，从眉眼到身段看起来都差不太多，溥仪不假思索的在其中两张照片上作了标记，她们分别是出身显贵的郭布罗·婉容和家境已经衰败的鄂尔德特·文绣。 　　然而，究竟立谁为皇后谁为妃子，老太妃们却吵得不可开交。 　　婉容是达斡尔族人，她的祖上历代都是大清朝的忠臣良将，自从她被“圈定中宫”之后，荣府里便十分的热闹起来。 　　婉容皇后的亲弟弟，90多岁的郭布罗·润麒老人回忆说，根据惯例，选择皇后以后要把皇后住的地方装修一番，然后宫中派太监、宫女来照顾她，那时相当的隆重，大婚的当时好像是晚上，我父亲带着我哥哥润良还有我在门前跪接圣旨，圣旨来了以后人要被轿子抬走，抬走之前我看见婉容跟我母亲坐在房间里哭，我在外头还笑，还学她们的样子。 　　1922年12月1日，清王室在紫禁城为溥仪举行了隆重的结婚典礼，婚礼不仅出动了龙凤伞旗、銮驾宫灯等皇家仪仗，还有民国的陆军马队、警察马队和民国的两支军乐队前来助兴，前清的遗老遗少、南北的各路军阀以及民国政要和外国驻华公使也络绎不绝的涌向紫禁城。 　　红色给人的印象是热烈，也有人认为红色可以撩起人的情欲，这是一种东方人的心理状态，但当年轻的溥仪和美丽的婉容步入坤宁宫的时候，溥仪却始终没有表现出男人应有的热烈。 　　许多人把溥仪的性功能障碍归结到太监们的教唆，事实上，也正是那些太监们在溥仪青春期萌动的时候，就使溥仪的生理机能受到了极大的损害。有的太监也挺坏的，就找一些当时十八九岁的宫女，宫里有很多，一天找那么三个、两个的往溥仪的床上一推。 　　对于少年溥仪来说，性的挑逗很容易使他产生毫无禁忌的冲动，据宫中太监后来回忆说，每天晚上陪溥仪的宫女常常不止一个，初尝禁果的溥仪经常被她们搞得手忙脚乱、精疲力竭，久而久之，溥仪便越来越觉得无聊，最后甚至感到了一种莫名的厌恶。 　　储秀宫的确储秀，婉容不仅长得漂亮，而且喜好爵士乐和跳舞，还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是一个新潮女性，溥仪似乎没有不爱婉容的道理，但是宫里的人都知道，溥仪和婉容根本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夫妻生活，即便溥仪来到婉容住的储秀宫，也只是稍待一会儿就走。 　　庄士敦一直认为溥仪所处的环境不好，这个不好的环境包括守旧的王公大臣和太监们对溥仪的影响和制约，他不止一次的抨击管理皇家事务的内务府，庄士敦认为，内务府不仅掌握了宫廷的财权，而且还控制着包括皇帝在内的整个皇族，内务府的腐败就是通过太监体现出来的，它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10个人拿着20个人的薪俸，却干着1个人的工作，太监们不仅阳奉阴违，而且还利用职务之便，大肆的偷盗宫中的珍宝，甚至连皇后凤冠上的珍珠也不能幸免。 　　面对愈演愈烈的偷盗之风，溥仪决定成立皇室财产清查机构，并亲自调查珍宝被盗的情况。太监、宫女们就知道一追查就会查到他们头上，所以夜里头就放了一把火，把建福宫花园和周围的宫殿烧了…… 　　太监们放的一把大火彻底焚毁了建福宫花园中的建筑，没有人能够精准地算出有多少稀世珍宝在这场大火中化成灰烬，在余烟尚未散去的瓦砾面前，愤怒的溥仪下决心把宫里的太监赶走，他要求曾任大清朝九门提督的王怀庆率领他的军队，立刻赶到紫禁城，把太监们撵出皇宫。 　　溥仪知道，紫禁城这块天地他是指望不上了，溥仪曾给庄士敦写过一封密信，要求庄士敦帮助他走出高高的宫墙到海外去游学，锻炼政治才干和积蓄军事力量，再图时机恢复大清王朝，庄士敦对溥仪的决定虽然十分欣赏，但认为时机还不成熟，因此他劝溥仪暂缓行事。 　　溥仪虽然接受了庄士敦的劝告，但他却始终没有放弃出宫的计划。1922年9月到1923年1月，溥仪将紫禁城珍藏的宋、元、明版书籍200多种，唐、宋、元、明、清五朝字画1000多件，以赏赐溥杰的名义转移出宫外，为将来出宫后的花销和到海外游学做着物资上的准备。朱诚如介绍说，第一是以溥仪赏赐的名义把一些字画、珍宝赏赐给一些人，实际上赏赐完了就给卖出去了，第二个，当时他要花销很大的钱，拿一批文物到银行去抵押。 　　1924年9月，直系军阀吴佩浮与奉系军阀张作霖之间爆发了激烈的战争，一个月后，正当吴佩浮的军队乘胜北进，即将向在山海关一线防守的张作霖军队发动总攻的时候，吴佩浮的部将冯玉祥突然倒戈回师北京，并向全国发出和平通电，吴佩浮的军队由此一败涂地。 　　冯玉祥率领的军队回到北京后，立即软禁了大总统曹锟，解散国会并组织了新的摄政内阁，民国初年颁布的《优待清室的条件》也随即得到修正。 　　1924年11月5日，冯玉祥派部将鹿仲麟向溥仪递交了一份修正清室优待条件的公文，公文规定，从即日起永远废除皇帝尊号，溥仪与中华民国国民在法律上享有同等权利，并责令溥仪以及皇室成员立即搬出紫禁城，自由选择住居。 (三)津门风雨 　 婉容 　　初冬的一场雪，使醇亲王府的花园变得一派肃杀，园子里看不见了往日前呼后拥的随从，门外则是荷枪实弹的民国士兵，溥仪此时的心情坏到了极点，自从被冯玉祥的部队赶出紫禁城后，溥仪就一直生活在惶恐之中。何大章先生介绍说，因为他们原来认为优待条件是不会变的，他完全没有料到最后会有这一出，所以当时溥仪很惊慌，而且在复辟的这一点上讲，应该说他始终没有断过这个念头。 　　紫禁城的风暴把溥仪抛到了一个三岔路口。摆在他面前有三条路：一条是放弃皇帝尊号，做个仍然拥有大量财宝和田庄的“平民”；另一条是争取“同情者”的支援，恢复袁世凯时代的《优待清室条款》，“复号还宫”重回紫禁城，继续过着帝王的生活；还有一条路通向海外，然后又指向紫禁城，不过那个紫禁城必须是辛亥革命以前的紫禁城，这条路当时叫“借助外国势力谋求恢复大清王朝”。 　　尽管冯玉祥并没有杀死溥仪的打算，但溥仪还是觉得他的生命时刻都被死亡的阴影笼罩着，他请老师庄士敦与英国公使馆联系，想去英国留学，却遭到英国政府的拒绝。 　　1922年溥仪就表示过要去英国留学，庄士敦在中间也做过疏通，这个时候英国使馆态度确实很积极，但是到1924年他出宫的时候，英国使馆已经明确表示不接纳他，因为他们可能看到出宫的溥仪已经没有多大的政治影响力了，而且会影响到英国政府和中华民国的关系，所以他们当时做出不接纳溥仪的决定，而就在这个时候日本却看好了溥仪。 　　英国人的决定，为日本人日后利用溥仪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 　　溥仪的随身侍卫李国雄在他的口述《随侍溥仪纪实》中说：为了不使看守北府的政府军警生疑，事先故意与之联系说溥仪要前往东交民巷德国医院治病，军警们便也跟了几个去，溥仪遂空走一趟医院，当天返回北府，目的是从心理上麻痹那些看守北府的军警们，隔日溥仪又上德国医院，就只剩一名军警跟着了，汽车在德国医院前门停稳后，军警都懒得下车，溥仪走进医院看见了等在那里的陈宝琛和郑孝胥，他们装得互不认识，在楼内瞎转一气，就从医院后门溜出。 　　对于溥仪的到来，日本公使芳泽谦吉表现出了很高的热情，他把使馆里的一栋楼房腾出来供溥仪的妻妾和臣僚们使用，并专门为溥仪安排了会见王公旧臣的场所。至此，一个虚幻的小朝廷又在日本公使馆里被安顿了下来。 　　1925年2月14日，经过化妆的溥仪，步履匆匆地来到了北京正阳门京奉铁路火车站，秘密潜往天津。 　　在旧中国，天津是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城市。这里有规模相当可观的英、法、德、日等国的街区，既有外国的市政当局、社交俱乐部、教堂和修道院，还有曲棍球、板球、高尔夫球俱乐部以及只供外国人享用的游泳馆和跑马场，所有这些地方都是禁止中国人进入的，天津的外国租界成了名副其实的“国中之国”。 　　溥仪到了天津后不久，便和妻妾、太监、随侍、御医等30多人，住进了日本租界宫岛街的一幢楼房。 　　溥仪住进了张园，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前清遗老旧臣相继前来投靠，在一帮王公遗老的劝说下，溥仪决定在张园重新组建小朝廷，以继续实现“还政于清”的梦想。 　　1925年6月的一个夜晚，溥仪悄悄离开了日本租界，来到张作霖的“行馆”曹家花园。张作霖本来是一个土匪头子，后来被大清王朝的奉天将军衙门招安，成了新民府的巡防营管带，职位相当于现在的营长，由于他心黑手辣、文攻武打，几年后便当上了奉天督军，后来又爬上了东北三省巡阅使的位置。民国初年，他虎视中原，南北征杀，终于坐上了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的交椅。 　　溥仪后来回忆他与张作霖会面的情景时说：到了张作霖的行辕曹家花园，花园门口有个奇怪的仪仗队——穿灰衣的大兵，手持古代的刀枪剑戟和现代的步枪，从大门外一直排列到大门里，汽车经过这个行列，开进了园中。我下了汽车，被人领着向一个灯火辉煌的大厅走去。这时，迎面走来了一个身材矮小、便装打扮、留着小八字胡的人，我立刻认出这是张作霖。我正迟疑着不知应用什么仪式对待他，出乎意外的是，他毫不迟疑地走到我面前，趴在砖地上就向我磕了一个头，同时问：皇上好。 　　溥仪回忆说，张作霖在与他会面的时候，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纸烟，他一张嘴先是痛骂冯玉祥“逼宫”，接着又说溥仪不该在他带兵进了北京之后，还向日本使馆里跑，而他是有足够的力量保护皇上的。张作霖还说：他不但把奉天的宫殿保护得很好，而且还要把北京的一套《四库全书》也弄去，一体保护。皇上要是乐意就到咱奉天去，住在宫殿里，有我在，怎么都行。 　　溥仪与张作霖的会见是秘密的，但即使这样，溥仪仍然没能躲开日本人的监视，据说张作霖送溥仪登上在外面等候的汽车时，发现了日本便衣特务，张作霖故意提高了嗓门说：“要是小日本鬼子敢动你一个指头，你就告诉我，我会整治他们。” 　　张作霖与溥仪会面时，虽然委婉但却很清楚地告诉溥仪：不要钻进日本人设下的圈套里，但那时的溥仪显然更愿意相信日本人，结果张作霖的告诫便成了耳旁风。 　　溥仪还曾把恢复大清的希望寄托在军阀张宗昌的身上，1928年，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等人联合把张宗昌打败了，张宗昌的势力也随之烟消云散，溥仪送给张宗昌的大笔金钱自然就也就打了水漂。 溥仪和他的父亲 　　经常出入张园的还有一个叫谢米诺夫的俄国人，这是一个被苏联红军在远东地区击溃的沙俄将军，他率领残部逃到中国的北方边境一带，在郑孝胥的引见下，谢米诺夫与溥仪挂上了钩，为了将来利用这股势力，溥仪给这个俄国人在银行专门设立了一个账户，随时供他支用，结果呢，大量的金钱又是有去无回。 　　1924年，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开始了第一次合作，1925年，国民革命军向盘踞在北方的军阀发动攻击。当战争势如破竹的向北推进的时候，日本人看到张作霖大势已去，便决心铲除这位桀骜不驯的大元帅。 　　1928年6月，日本关东军在南满铁路和京奉铁路交汇处的沈阳老道口三洞桥埋下了30麻袋黄色炸药，6月4日，当张作霖乘坐的火车离京返奉，路过沈阳西北皇姑屯的时候，日本人引爆了炸药，张作霖在这次事件中被炸成重伤，4个小时后死在沈阳的大帅府，终年54岁。 　　1928年的夏天，发生了一件令溥仪感到十分羞辱的事件。 　　7月2日，国民政府陆军第12军军长孙殿英把他的军队开到了位于河北省遵化县的清王室陵寝。他们到这里并不是像对外界宣称的那样进行什么军事演习，而是目标非常准确地对准了乾隆、慈禧陵墓的地下寝宫，军人们疯狂掠夺墓葬中的金银财宝，就连乾隆皇帝的尸骨也被四分五裂地拖出了棺外。当军队满载而归的时候，这座曾经盛满各种稀世珍宝的地下宫殿就只剩下一些拿不走，挖不动的石刻了。 　　盗掘皇陵的事件发生后，寓居在天津的溥仪极为愤怒，他发誓与国民政府不共戴天，一定要报仇雪恨。但无权无势的溥仪当然拿不出任何有效的办法，他只能在为先祖乾隆皇帝和慈禧太后设的灵位香案面前咬牙切齿地等待时机。 　　在经历了数不清的风风雨雨之后，溥仪似乎悟出了军权必须掌握在自己手中的道理，他决定派自己的弟弟溥杰和妻子的弟弟润麒去日本学习军事，为将来东山再起培养人才。 　　对于清王室这两位成员的到来，本外务省和陆军部都表现出了很大的热情，很快溥杰和润麒就进入了日本陆军士官学校。 　　张作霖死后，日本人认为，张作霖的儿子张学良一定会俯首帖耳成为他们在满洲的傀儡，在日本人眼里，张学良不仅是纨绔子弟，而且还是个大烟鬼，他绝对不会像他的父亲那样动不动就骂“小日本鬼子”，然而这一次日本人打错了算盘，年轻的张学良表现得出人意料的坚定，他很快就搞清楚了父亲死亡的真相，于是做出了日本人做梦都想不到的举动。 　　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毅然降下飘扬在东北上空北洋军阀的五色旗，随后，国民政府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冉冉升起在山海关外。东北易帜后，张学良立即通电全国，表示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并将奉天省的称谓更名为辽宁省，从而在形式上完成了东北与全国的统一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驻沈阳独立守备队按预先设计炸毁了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线上不足一米长的铁轨，然后说是中国军队故意破坏铁路，当晚10时20分，日本关东军用重炮猛烈轰击中国军队驻地并发动了进攻，驻扎在沈阳北大营的中国军人并没有进行有效的抵抗，9月19日清晨，日本军队占领了沈阳城。 　　不久，长春、吉林、锦州、哈尔滨和热河又相继失守，日本军人仅用4个月又10天的时间，就占领了中国东北部的大片领土。 　　1931年10月5日，溥仪的妾文绣突然不辞而别地离开了静园。几天后，天津市地方法院便把一份离婚的诉讼状纸送到了溥仪面前，在中国漫长的封建历史中，皇帝废掉皇后和杀死妃子的事情比比皆是，而一个妃子提出与皇帝离婚却是史无前例的，对于文绣这个离经叛道的举动，溥仪感到受了极大的侮辱。 　　文绣又名蕙心，是满族额尔德特氏端恭的女儿，文绣被选为皇妃的时候还不满14岁，宫中的锦衣玉食并不能使少女开心，随着年龄的增长，文绣对清冷和寂寞，特别是缺乏人伦的生活方式越来越不能忍受，她曾写过一篇《哀苑鹿》的文章，把自己比做被关在花园里的小鹿，虽然不缺衣食但却没有自由，这种生活就像一个被关进监狱的囚犯。 　　溥仪无可奈何，同意了文绣的离婚要求，并为此支付了5万5千块银元的生活费，为了挽回脸面，溥仪随后下发了一道毫无意义的御旨，把文绣贬为庶人。 　　1931年10月27日，日本驻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大佐，接受关东军关于协助溥仪潜往东北的特殊使命来到天津。 　　11月3日，土肥原贤二在日本驻天津总领事的陪同下，在静园见到了溥仪。简短的寒暄过后，土肥原贤二告诉溥仪，关东军“诚心诚意地要帮助满洲人民，建立自己的新国家”，希望溥仪能够回到祖宗发祥的地方去领导这个国家。溥仪对土肥原贤二所说的新国家的国体十分敏感，他要知道这个新国家到底是共和制还是帝制，土肥原贤二笑容狡黠地说：等到了沈阳，一切问题都可以解决。但一心想复辟大清朝的溥仪却坚持说，如果不是当皇帝他哪里也不去。土肥原贤二说：“新国家当然是帝国，这是没有问题的”，至此，溥仪的脸上荡漾开了许久没有过的笑容。 　　为了促成这个一心只想着“还政于清”的逊位皇帝尽快前往东北，一系列让溥仪心惊肉跳的事件在他身旁发生了。 　　先是一个受贿的咖啡厅侍者向溥仪“忏悔”说，张学良曾出钱让他刺杀溥仪，接着溥仪又在收到的一筐水果中发现了两颗定时炸弹。日本专家告诉溥仪，炸弹是张学良的兵工厂生产的。 　　在土肥原贤二的游说下，溥仪已经决定依靠日本人的力量来恢复大清的江山了。由于土肥原贤二到达天津的消息被天津新闻界获悉，其行动已受到舆论界的广泛注意，为了达到挟持溥仪出关的目的，土肥原贤二收买了当地的失意军人、地痞和流氓2000多人，于11月8日策动了天津暴乱，骚乱分子开了枪，日本装甲车开了炮，几名中国警察丧生，无数不明真相的人受伤，日本人随即以此为借口，宣布了戒严令。 　　没有任何渠道能使溥仪知道这一次又一次阴谋的幕后策划者和组织者，溥仪这时已经完全被土肥原和日本特务控制了。 　　正当溥仪准备启程北上的时候，国民党监察院委员高友唐专程来到天津，向溥仪转达了南京国民政府愿意恢复优待条件，每年照例发给优待费，并建议溥仪到上海去居住，作为附加条件，溥仪不能去东北或者日本。 　　对于国民政府代表的来访，似乎已经有了靠山的溥仪突然变得强硬起来， 他冷笑说：你们早干什么去了？优待条件废止多少年了，孙殿英还亵渎了我的祖陵，现在才想起来优待，每年区区几百万的优待费能比得上整个东北吗？蒋介石他会把江山让给我吗？ 　　1931年11月10日，溥仪藏在一辆汽车的后箱里，在朦胧的夜色掩护下悄悄离开了静园。 　　黑夜中，溥仪急匆匆地登上早已等候在码头边的一艘日本军部运输船，但他并不知道，日本人在这个小型的运输船上安放了一大桶汽油，而这桶汽油距离他坐的地方只有几米远，日本军部下达了必要时烧毁轮船的命令，他们决不允许溥仪落到国民政府的手里。 　　经过短暂的航行，溥仪在几个日本军人的陪同下，又在大沽口港换乘日本“淡路丸”号商轮驶向了茫茫大海。 (四)故里云翳 　 　 　　经过两天多的海上颠簸，溥仪一行于1931年11月13日，在辽河入海口的一座小城营口登陆，凛冽的寒风中，溥仪并没有看到故里臣民的欢迎场面，码头上迎接他的只有几个日本人。 溥仪大婚时的神武门 　　溥仪被日本人带到距离沈阳东南100多公里的汤岗子，住进了日本满铁株式会社经营的“对翠阁”旅馆。在含有多种矿物质的温泉水浸泡下，溥仪的情绪变得好了起来，透过眼前蒸腾的热气，溥仪仿佛看到了沈阳那座巍峨的宫阙和俯视万民的龙椅，一想到用不了多久，他就会在祖宗发祥的地方接受臣子们的朝贺而重新君临天下的时候，溥仪激动得热血沸腾。 　　溥仪的好心情仅仅持续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晨，当溥仪想走出旅馆散散步的时候，他发现自己连下楼的自由都没有了，一个日本警察用冰冷的口吻告诉他：这里的一切都要听板垣大佐的。 　　板垣征四郎曾在日本关东军参谋部任职，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书上说，板垣征四郎“自1931年起，以大佐地位在关东军参谋部参加了当时以武力占领满洲为直接目的的阴谋，他进行了支持这种目标的煽动，他协助制造引起所谓‘满洲事变’的口实，他压制了若干防止这项军事行动的企图，他同意和指导了这种军事行动。嗣后，他在鼓动‘满洲独立’的欺骗运动中以及树立傀儡伪‘满洲国’的阴谋中，都担任了主要的任务。” 　　在焦急的等待中，板垣征四郎却一直没有露面。一个星期过后，日本关东军让溥仪搬到旅顺去住，而不是原来许愿的那样请他到沈阳去登基做皇帝，这时，溥仪隐约地感觉到他像木偶一样被日本人耍了。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庆祥介绍说，实际上溥仪已经看到日本人有日本人自己的企图和目的的，但是这个时候日本还不断地去欺骗他，所以当时在这一点上，应该说他也摸不很准。 　　1923年9月1日，一场大地震猛烈地摇撼了日本国关东地区，148800多人在这次自然灾害中丧生，地震过后，惊魂未定的日本决策层愈发感到了国土面积狭小、人口稠密和地质构造上的不安全，因此以垄断财阀为后台的日本军部，决心要到海外去拓展大和民族的殖民地了。 　　1927年6月，刚出任日本国首相不久的原日本政友会总裁、陆军大将田中义一召开了一次名为“东方会议”的内阁会。在这次会议上，田中内阁制订了旨在将中国“满蒙”与本土分离的《对华政策纲要》。不久，田中义一又将《帝国对满蒙的积极政策》上奏给日本天皇。在这份奏折中，田中义一称：“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公然叫嚣尽快以武力把“满蒙”从中国分裂出来。 　　溥仪来到旅顺后住进了大和旅馆。和在汤岗子的“对翠阁”一样，溥仪的人身自由仍然受到关东军的严格限制，他不能随便走出旅馆，外界的人更不准与他接触，溥仪的一举一动都在日本人的监视之下。关东军解释说：这一切都是为了陛下的安全，但是溥仪却越来越感到惶惑不安，因为他从几个日本人那里听到，关东军似乎连新国家的国体问题还没有定下来。 　　日本军队在东北得手后，狂热的情绪迅速弥漫岛国，在“大东亚圣战”的旗帜下，日本军人从本土、从朝鲜集结，在呐喊和鼓乐声中海陆并进，气势汹汹地直奔中国，面对日本人的侵略，束手无策的国民政府把希望寄托于当时的“国际联盟”。1931年9月21日，国民政府代表施肇基向“国联”递交了声明书，请求“国联”出面干涉。1932年1月21日，“国联”调查委员会正式成立，调查团由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等五个国家组成，调查团团长由英国驻印度前总督李顿勋爵担任。 　　日本人想要的是满洲，溥仪想当的是皇上。在旅顺等了2个多月，板垣征四郎却连面都没有露一下，看到关东军如此地蛮横，想到复辟帝位又遥遥无期，溥仪有些后悔来到东北了。既然皇帝当不上，那么就不如回到天津，靠着过去从宫中倒腾出来的珍宝和字画，继续过着舒适的寓公生活，日后或许还可以到外国去享福，溥仪拿起笔给板垣征四郎写了一封信，信中言辞恳切的陈述了他必须当皇帝的12条理由，并让郑孝胥等人马上去与日本人交涉。溥仪说：如果不让他当皇上，他就离开东北回到天津去。 　　溥仪在清冷的旅顺焦急的等待着，而此时的沈阳却显得十分热闹。 　　1932年1月6日，日本政府制定了《满洲问题处理方针纲要》。纲要的核心是把东北从中国版图上分离出去，建立一个完全由日本人控制的傀儡政权，于是，在日本关东军的操纵下，一场“建国”闹剧便紧锣密鼓的开场了，站在这场闹剧前台的是已经投降日本人的原哈尔滨特区长官张景惠、辽宁省主席臧式毅和黑龙江省代理主席马占山以及后来被追认的吉林省主席熙洽。2月17日，这个由日本人扶植起来的“东北行政委员会”正式成立，他们积极网罗各地的汉奸，组织地方伪政权，为建立“伪满洲国”而做准备，而这时日本军队也正在加紧对中国东北的全面占领。 　　日本第一法规出版社1971年出版发行的《满洲国史》，在总论的第二编第四章中写道：“作为新政权元首的条件，考虑到必须具备以下几点：（1）必须是满洲三千万民众敬仰之德高望重人士；（2）满系血统；（3）不同张氏政权、国民政府交涉；（4）能同日本政府合作等。溥仪完全符合上述条件”。 　　1932年2月16日，伪“东北行政委员会”在沈阳的大和饭店召开了“满蒙新国家建国会议”，讨论伪满洲国的国体和元首等问题，在会上，一派主张伪满洲国实行帝制，由溥仪担任伪满洲帝国大皇帝；另一派则主张实行共和制，溥仪出任伪满洲国总统。两派代表争得面红耳赤、互不相让，最后还是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一锤定音，确定伪满洲国的“政体为执政政治”。 　　其实，在东北行政委员会召开“建国会议”之前，日本方面就曾多次召集关东厅长官、关东军长官和驻中国东北海军部司令官以及满铁理事等参加的幕僚会议，确定了“新国家实行民本主义政治，国家首脑为执政”等重要事项。东北行政委员会的争论只不过是个障人耳目的表演而已。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写道：这时占据着我全心的，不是东北老百姓死了多少人，不是日本人要用什么办法统治这块殖民地。它要驻多少兵，要采什么矿，我一概不管，我关心的只是复辟，要他们承认我是个皇帝。如果不为了这一点，我何必千里迢迢跑来这里来呢？如果不当皇帝，我存在于世上还有什么意义呢？ 　　2月18日，以张景惠为委员长的伪“东北行政委员会”，按照关东军的授意，在沈阳发表了《独立宣言》，宣布脱离南京政府。随后，沈阳城的大街小巷在“促进建国运动”的鼓噪声中，悬挂起了五花八门的标语，市民们被强迫组织起来进行游行，就连匆忙拼凑的妇女讲演队也大呼小叫地奔向街头。建国的闹剧在按步骤地进行着，而关东军似乎并不急于让溥仪登场。在旅顺坐了3个月冷板凳的溥仪这时再也沉不住气了，他派郑孝胥带着他的亲笔信立刻赶往沈阳，与关东军商谈复辟帝制的问题。并再一次重申：如果他当皇帝的要求得不到满足，那么他就回天津去。 婉容 　　王庆祥认为，溥仪一定要做大清的皇帝，年号也不要改，最好就叫宣统，就是他要把清朝延续下来，他不愿意清朝那个已经存在将就300年的朝廷，在他溥仪第12代皇帝的手上抖落掉，他觉得祖宗的政权在自己的手上丢了太可耻了，历史上这是一个万世的骂名，他绝对不愿意这样做。 　　郑孝胥到沈阳后，知道日本人根本没有让溥仪马上即皇帝位的想法，因此他把溥仪写给板垣征四郎的信悄悄藏起来，见风使舵，与关东军作了一笔交易。 　　郑孝胥表示，只要关东军同意他出任未来的内阁总理，他可以说服溥仪接受其它的元首称号，郑孝胥向板垣征四郎说：皇上是一张白纸，你们军部怎么画都行。他甚至还大包大揽的保证，皇上的事，他可以全部地包下来。 　　一切都已经准备好了，板垣征四郎与溥仪在旅顺开始了第一次面对面的谈话。溥仪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板垣告诉他，“日本人要建立的这个新国家名号是‘满洲国’，国都设在长春，因此长春改名为新京，这个国家由5个主要民族组成，即满族、汉族、蒙古族、日本族和朝鲜族”。板垣征四郎还告诉溥仪：“日本人在满洲花了几十年的心血，法律地位和政治地位自然和别的民族相同，比如同样地可以充当新国家的官吏等等”，接着，板垣征四郎从皮包里拿出了伪满洲国国旗和早已准备好的《满蒙人民宣言书》，放到了溥仪的面前。 　　“这是什么国家，难道它是大清帝国吗？”这时溥仪意识到，如果他一旦钻进了这个日本人早已经设计好的圈套里，那他就永远不再是大清帝国的皇帝了。“自然，这不是大清帝国的复辟，这是一个新国家”，板垣大佐慢条斯理地说：“东北行政委员会通过决议，一致推戴阁下为新国家的元首，就是‘执政’”。“这个执政我不能接受！”溥仪真的急了：“皇帝的称谓是我祖宗传下来的，我如果把它取消了，就是不忠不孝”。板垣当然不会去考虑溥仪什么祖宗不祖宗的，但他还是不紧不慢地说：“宣统帝是大清帝国的第12代皇帝陛下，这是很明白的事，将来在议会成立之后，我相信必定会通过恢复帝制的宪法。因此，目前的‘执政’，不过是过渡时期的方法而已”。 　　在与溥仪约定的第二次会谈中，板垣征四郎干脆连面也不见了，他只是让郑孝胥传话给溥仪：军部的要求再也不能有所更改。如果不接受，只能被看做是敌对态度，只有用对待敌人的手段作答复。 　　1932年3月1日，张景惠在关东军第四课的导演下，在沈阳以“满洲国”政府的名义发表了《建国宣言》，宣布“满洲国”成立。随后，一个由汉奸组成的代表团前往关东军司令部，“恳请”关东军对建立“新国家”给予支持。 　　一切过场都走完了，关东军决定让溥仪登场了。 　　伪满洲国的帷幕拉开了，但是登场表演地溥仪却并没能如愿坐上皇帝的宝座。面对茫茫大海，看着潮涨潮落，溥仪的心情冰冷地就像冬日里海水一样。 　　1932年3月6日，溥仪在日本人的护卫下，乘火车离开旅顺经汤岗子前往长春。看着车窗外掠过的村庄、河流与土地，溥仪心里甜、酸、苦、辣，百味杂陈，他要复辟的是大清王朝，要当的是皇帝，而东北那2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3000万人民，全抵不上一声陛下的称谓来得愉快，然而，日本人不允许，溥仪也就无计可施了，他只能把自己的命运绑在日本人的战车上走一步看一步了。 (五)新京阴霾 溥仪与婉容张园合影 　　1932年3月8日下午，溥仪乘坐的火车缓缓驶进了长春火车站，月台上早已挤满了身着各式服装的人，几乎每个人的手里都摇晃着一面小旗，鼓乐声和人们的欢呼声此起彼伏。 　　溥仪的情绪变得激动起来，他在营口码头上希望见到的场面，今天终于出现了，在躁动的人群中，一队身穿长袍马褂，手举黄龙图案旗帜的人吸引了溥仪的目光，熙洽告诉他：那些都是旗人，他们盼皇上已经盼了20年了，听到这番话，溥仪禁不住热泪盈眶，他似乎又看到了大清朝的希望。 　　溥仪的就职典礼是在原吉长道尹衙门里举行的，虽然这个小小的衙门与北京的紫禁城相比很不像样子，但是热闹的场面还是使溥仪激动不已。 　　吉黑權运局办公楼是一幢俄罗斯式的建筑, 溥仪就任伪满洲国“执政”后不久,便把这里作为了他的寝宫和处理政务的场所，溥仪还根据《诗经》中“于辑熙敬止”的诗句，给它取名为“缉熙楼”，意思是逐渐走向光明，还有一层意思就是取其谐音表达他要继承先祖康熙大帝事业的决心，可是他的幻想很快就破灭了，事实一再地教育他，日本人并不给他实权，只是让他当形象代表。 　　24年后，溥仪在沈阳特别军事法庭作证时说：在伪满的那个时候，根本上我是没有这个实权的，那么统治和支配这个伪满的实权的是谁呢？就是这个伪总务长官武部六藏和他的辅佐者为总务厅次长古海中之，而部里这个日本人的次长，他就是掌握部里面的一切实权，都在他手里， 省里面的省次长，日本人省次长又把省里面实权都掌握在他手里，县里面日本人副县长又把县里面实权掌握在他手里，所以这么看起来这就形成了一个日本帝国主义代理人的总务长官武部六藏，对伪满政权由中央到地方一个整个的一个操纵支配网。 　　1932年9月15日，伪满洲国总理郑孝胥与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兼第一任驻伪满洲国大使武藤信义签订了一份《日满议定书》，把伪满洲国的国防、治安全部委托给日本，日本不仅管理伪满洲国的铁路、港湾，而且有权开发矿山和向伪满洲国移民，伪满洲国则负责向日本军队提供所需的各种物资、设备。 　　随着中国领土在日本军人的铁蹄下大片沦陷，国际联盟调查团终于千呼万唤的来到东北，1932年5月3日，国际联盟调查团在长春与溥仪见面了。溥仪后来回忆说：我和调查团的会见用了大约一刻钟左右的时间。他们向我提了两个问题：我是怎么到东北来的？满洲国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在回答他们的问题前，我脑子里闪过一个大概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的念头。我想起当年庄士顿曾向我说过，伦敦的大门是为我打开着的，如果我现在对李顿说，我是叫土肥原骗来又被板垣威吓着当上“满洲国元首”的，我要求他们把我带到伦敦，他们肯不肯呢？我的念头刚一闪过，就想起来身边还坐着关东军的参谋长桥本虎之助和高参板垣征四郎，我不由地向那青白脸瞄了一眼，然后老老实实按照他预先嘱咐过地说：“我是由于满洲民众的推戴才来到满洲的，我的国家完全是自愿自主的”。 　　1933年2月，国际联盟在瑞士日内瓦召开了特别大会，在国联特别大会上，国联调查团虽然做出了承认中国对东北的主权和对日本扶持的伪满洲国不予承认的裁定，但是并没有明确认定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军事侵略，相反却荒谬的认为这是两国的经济利益之争，并声言除“中日两国以外，世界其余列强对中日争议，均有重大利益，亟应维持”。据此国联提出了“国际共管”东北的，国民政府的绥靖政策在“国联” 那里并没有得到半点实惠，倒是日本人显得气壮如牛，松冈洋右在国联发言宣称：日本为保证东亚地区和平的政策和对维护世界和平所做的贡献，在亚洲地区受到广泛的尊重，因此日本方面不能接受大会的决议。 　　日本驻“国联”全权代表松冈洋右讲完话便扬长而去，对于日本人来说，他们不需要什么仲裁，他们需要的是满洲。 　　伪满洲国成立后不久，日本政府就制订了一个庞大的移民计划，按照这个计划，日本将在20年间，向中国东北移民100万户，并声称“向满洲大规模移民是根据日本帝国军事政治需要产生的，它是充分利用满洲土壤的日本政府的国营事业”，后来这个计划又被广田泓毅内阁列入日本政府的七大国策之一。 　　溥仪出任伪满洲国“执政”后不久，日本制定了《满洲开拓政策纲要》和详细地实施计划，1932年10月13日，日本第一批“开拓民”到达佳木斯，他们的名称是“佳木斯第一屯垦大队”，但是这些屯垦者既不去垦荒，也不去种田，而是在佳木斯城里担任起了军事警戒的任务。5个月后，第二批、第三批、以至越来越多地“开拓民”相继到来。 　　1933年3月到4月间，日本军队相继攻占了热河与长城各隘口，完成了对平津地区的包围态势，而这时，忙于内战的蒋介石却坚持认为，国家大患不在倭寇而在江西，他声称宁亡于日本也不亡于共党，于是，当南京政府的几十万精锐部队在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进行全力围剿的时候，在华北与日军作战的国民党部队却被撤出了战区。5月31日，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派中将总参议熊斌与日本关东军副参谋长、陆军少将冈村宁次在塘沽签订了停战协定，将冀东、察北和绥东地区划为“非武装区”。在这种形势下，热心复辟的人们都以为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关于复辟帝制的声音又变得喧嚣起来。 　　与此同时，日本政府认为在中国东北的殖民统治体系已经确立，为进一步控制溥仪，把伪满洲国建成“日满一体”的傀儡国家，也正在考虑伪满洲国由“执政体制”改行“帝制”的方案。 婉容着皇后装 　　1933年10月，新继任的关东军司令官菱刈隆正式通知溥仪，日本政府承认他为“满洲帝国皇帝”，听到这个消息，溥仪感到心花怒放，他盼望多年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于是他考虑到的第一件事就是马上去准备一套龙袍。一件荣惠太妃保存了22年的龙袍是光绪皇帝生前穿过的，溥仪对自己穿上龙袍接受百官朝贺的情景展开了充分的想象，但日本关东军却明确地告诉溥仪，日本承认的是“满洲国皇帝”，并不是大清帝国的皇帝，因此溥仪不能穿清王朝皇帝的龙袍，而只能穿关东军指定的“满洲国陆海空军大元帅正装”。 　　1934年3月1日清晨，溥仪穿上他梦寐以求的龙袍，在前引和后扈的簇拥下，来到了长春郊外的杏花村，这里临时用土堆起了一个祭坛，溥仪首先在用红布和黄布围起来的幔帐里面洗手净脸，然后在郑孝胥、张景惠、臧式毅等人的陪同下，在这个简陋的土台子上面向天神行了三拜九叩大礼。 　　“告天即位”的仪式很快就结束了，溥仪极不情愿地脱下了刚刚穿上的龙袍，无可奈何地换上关东军指定的正装，然后在勤民楼举行了正式的“登极”典礼，同时改年号为“康德”。 　　这是溥仪第三次当皇帝了，此时距离他第一次在紫禁城登基已经过去了整整26年，尽管这次这个皇帝当得很不像个皇帝，但溥仪当时还是觉得他“借助外力以求恢复”的愿望实现了，至少在仪式上溥仪还是把这次登基大典认真的操办了一下。 　　面对日益高涨的抗日热潮，日本关东军把“治安第一”作为伪满洲国国政的重点，强制推行“分区联县”“归屯并户”的政策，他们把居住在小村庄的中国人强行迁到指定的部落，并对原来的村庄和敢于反抗的百姓一律实行残酷的烧光、杀光和抢光的“三光”政策，借此阻断东北人民对抗日联军的支援。 　　1934年12月，伪满洲国民政部发布《集团部落建设文告》。溥仪已经完全成了关东军的一个政治木偶，直接操纵他的是满洲国帝室御用挂吉冈安直，“御用挂”是日本人的叫法，这个职务相当于大清王朝的“内廷行走”，也就是皇帝的秘书，吉冈安直的另一个身份是关东军司令部高级参谋，显然，关东军把这样一个人物安排在溥仪的身边，表现出了他们的良苦用心，后来溥仪作了一个形象地比喻，“关东军好像一个强力高压电源，我好像一个精确灵敏的电动机，吉冈安直就是传导性能良好的电线” 。 　　1935年4月，溥仪第一次走出了国门，这当然不是去实现他早年出国游学的梦想，而是东渡日本去感谢“友邦”的扶持。 　　4月6日，溥仪在大连港登上日本的“比睿丸”战舰，在白云、丛云和薄云等战舰的护航下驶向日本，一路上虽然不时有些风浪卷过来，但是站在船舷边的溥仪心情却好极了，当富士山遥遥在望的时候，溥仪肃穆的向它行了一个军礼，这个举动，让日本政府派出专程迎接溥仪的枢密顾问官林权助男爵有些感动。溥仪乘坐的军舰停靠在日本横滨港，为了炫耀武力，日本人举行了一次有70多艘军舰参加的海上演习，随后又有上百架飞机轰鸣着在溥仪的头上掠过。 　　当溥仪抵达东京的时候，日本天皇裕仁亲率王公贵族和全体内阁大臣到火车站迎接，所有的人都恭恭敬敬地称他“陛下”或者“皇上”，这使溥仪感到恍若梦境，自大清朝开国以来，还没有哪一代君主能够像他这样受到外国人的礼遇，他甚至觉得他的那些先辈帝王们也黯然失色了许多。 　　溥仪在日本访问期间，与日本天皇一起检阅了军队，随后他又参拜了“明治神宫”，慰问了在中国战场上受伤的日本士兵。当溥仪要离开东京的时候，裕仁天皇的弟弟雍仁亲王对溥仪说：务请皇帝陛下抱定日满亲善一定能做到的确实信念而回国，溥仪这样表白说：我现在下定决心，一定要尽我的全力，为日满的永久亲善而努力。 　　5月2日，溥仪回到了长春并发表了《回銮训民诏书》：“朕与日本天皇，精神如一体。尔众庶等，更当仰体此意，与友邦一心一德，以奠定两国永久之基础”。 　　就在溥仪表示要与“友邦”一心一德、共图伟业的时候，关东军又开始策划一场新的阴谋，这个阴谋的目的就是要把一个拥有百分之五十日本血统的人扶上皇位，并最终来取代溥仪，关东军认为，只有这样才是真正的“日满一体”，他们把目光转向了溥仪的弟弟溥杰。 　　他们都知道溥他不能生育，那么将来可以让溥杰生的儿子继承满洲国的帝位，这不就血统上变成日本人了，而让溥杰和日本女子生日本血统的孩子，谁最合适呢，他们选中了日本一个侯爵家庭一个漂亮的女子，就是嵯峨浩。 　　对于这桩婚事，嵯峨浩后来在她的回忆录《流浪的王妃》中这样写道：我被这突如其来的消息弄得惊诧不已，接着被一种犹疑和气愤交织的心情所笼罩，当时的复杂心情简直难以形容。关东军已把注意力集中在‘御弟’溥杰身上。他们设法使溥杰和日本皇族的王女结婚，并以这种姻缘来强化所谓‘日满一体’。简直像战国时代的人质一样。的确是军人式的简单想法。从反面也不难看出，在口头宣传建设王道乐土的同时，如不施展这类权术，恐怕是难以使中国人倾心于这个新满洲的吧。” 　　溥杰与嵯峨浩订婚后1个月，关东军就急不可耐地炮制出了一个《帝位继承法》，并迫使溥仪同意了这个法律。1937年3月1日，伪满洲帝国正式对外公布了《帝位继承法》，按照这个法律，皇帝死后由子继之，如无子则由孙继之，如无子孙则由弟继之，如无弟则由弟之子继之，《帝位继承法》公布1个月后，溥杰与嵯峨浩在东京军人九段会馆举行了婚礼，嵯峨浩后来回忆说，“这就是因为溥仪皇帝没有后嗣，他们在策划由我的丈夫溥杰在必要时继承帝位，当初皇帝也认为我是关东军的爪牙，是带着关东军的秘密使命而来篡夺帝位的。” 婉容读书 　　嵯峨浩对关东军的“政治”并不感兴趣，她深爱着自己的丈夫，这使那些阴谋者感到失望。婚后不久，溥杰便和嵯峨浩迁到了日本千叶县稻毛海岸居住，在那里，他们度过了一段幸福甜蜜的时光，溥杰在写给溥仪的一封信中曾不加掩饰地说：“嵯峨浩作为自己的妻子是最合适不过的。与其说是嵯峨浩同天皇有血缘关系而使我倾心，倒不如说嵯峨浩的爽朗直率性格和她那种虽属皇族门第却没有金枝玉叶那般矫揉造作的气质而使我倾心。” 　　尽管如此，溥仪对这个日本血统的弟媳还是疑虑重重。嵯峨浩在《流浪的王妃》一书中抱怨地说：我不知道皇帝为什么每逢见到我总是那么暧昧朦胧，若有所忌，皇帝也可能怀疑我是一名间谍。 　　很快，嵯峨·浩怀孕了，溥仪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溥杰快要做父亲的时候，我曾提心吊胆地为自己的前途算过卦，我甚至也为我的弟弟担忧。我相信那个帝位继承法，前面的几条都是靠不住的，靠得住的只是“弟之子继之”这句话。关东军要的是一个日本血统的皇帝，因此我们兄弟两个都可能作牺牲品。后来听说他得的是个女儿，我才松了一口气。 (六)伪宫内外 　 青年时的溥仪 　　“卢沟桥事变”以后，日本军队迅速占领了华北，几个月后又攻陷了中华民国首都南京，蛰伏在北京的王公、遗老们又跃跃欲试起来，在他们看来恢复旧日王朝的机会终于到了，但这时的溥仪心中明白，日本人是无论如何都不会帮助他恢复大清王朝的。 　　溥仪很清楚，日本人正在与汪精卫暗中勾搭，企图由他出面组织一个亲日政府，来取代当时的南京政府，在漩涡中为了自保的溥仪只能顺水推舟，为了表明他与日本人同心同德的态度，8月18日，溥仪在长春颁发《时局诏书》说：“尔众庶等，宜善体盟邦膺惩之大义，念及我国当务之急，上下相勖，各奋职事，协和亲睦，众志成城，振张国威，以发扬一心一德之真意，举其全力贯彻共同防卫之精神，任何艰阻亦应与盟邦共同奠定东亚之和平，庶几同臻郅治，凡尔民众永矢不渝。钦此”。 　　鞍山是日本掠夺中国东北钢铁资源的重要基地。早在1933年，日本拓务省就把鞍山制铁所转给由满铁株式会社全额持股的昭和制钢所，并在原有3座高炉的基础上，扩建了炼钢设备，到1937年，鞍山制铁所年产生铁达到70万吨，钢锭58万吨，这些生铁和钢材几乎全部被用于战争。 　　日本人对中国东北蕴藏量十分丰富的高品质煤炭垂涎已久，伪满洲国成立以后，他们终于可以放开手脚的掠夺了，为了最大限度的攫取资源，日本人全然不顾地质条件和有序开采，哪里煤层厚他们就在哪里采，哪里煤好挖他们就上哪去挖，这种掠夺式的开采，使矿山和资源都遭到了极大的破坏。1932年到1937年的5年间，日本人共掠夺煤炭1034万吨，大连港和营口港的货运码头，每天都有满载煤炭的船只驶向日本。 　　溥仪后来说，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要伪满出粮、出人、出物资，我便命令张景惠在“省长会议”上，按吉冈的纸条“训勉”省长们“勤劳奉仕，支持圣战。” 　　1937年，溥仪相继签署了《满洲劳工协会法》和《劳动统制法》，伪满洲国随后成立了与之相配套的组织机构，以把欺骗和抓捕来的劳工分别输送到铁路、矿山、军事等工程中去做苦力，在关东军刺刀的威逼下，劳工们从事着沉重的劳役，由于劳动条件极其恶劣，劳工的生命根本得不到保障，在东北沦陷的14年间，凡是大规模奴役劳工的地方，都留下了死难中国劳工的“万人坑”。 　　溥仪对关东军藐视和践踏皇帝的权威一直心存不满，但却从不敢反抗，对于奏事官呈报的关东军拟好的文件，溥仪更是连看都不看就签上一个“可”字。 　　在日本的卵翼下，伪满洲国已经成立6年了，但世界100多个国家中给予伪满洲国外交承认的却寥寥无几，这使得溥仪和日本人都感到十分尴尬，当时，以德国为首的法西斯阵营正在欧洲战场上横扫攻占了许多邻国，在溥仪的眼里，希特勒是强大的，是不可战胜的，于是，在通向深渊的道路上，溥仪又搭上了以柏林、罗马和东京为轴心的法西斯战车。 　　日本人认为，伪满洲国发展至今，全靠日本天照大神的神庥，因此应该把天照大神作为伪满洲国国民的精神依托和崇敬的中心来加以奉祀，1938年8月，关东军以“创建建国神庙是为了达到国家的目的而统一信念，应以真正谋求可成为满洲国永久的生命为中心目标”，直接向溥仪提出了把天照大神作为伪满洲国国民的精神偶像加以奉祀的要求。 　　1940年5月，在关东军的安排下溥仪第二次访问日本，并参加了日本神武天皇纪元2600年的纪念大典。溥仪回忆说：在会见裕仁的时候，我拿出了吉冈安直给我写好的台词，照着念了一遍，大意是：为了体现日满一德一心、不可分割的关系，我希望迎接日本天照大神到满洲国奉祀。“既然是陛下愿意如此，我只好从命。”接着，裕仁站起身来，指着桌子上的三样东西，即一把剑、一面铜镜和一块勾玉，也就是代表天照大神的三件神器向我讲解了一遍。我心里想，听说北京琉璃厂这种玩意很多，太监从紫禁城里偷出去的零碎，哪一件也比这个值钱，这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大神吗？这就是祖宗吗？ 　　在归途中，溥仪忍不住痛哭起来。 溥仪着朝服 　　日本第一法规出版社1971年出版发行的《满洲国史》，在总论的第四编第八章第三节中写道：满洲国的发展，若无日本的援助是不可能得到的。为应付未来的世界战争，增进国力，强化国防，同日本的一体化活动日趋紧迫，故满洲国的对日关系，从友邦发展到盟邦，从盟邦发展到亲邦，一直升格至亲子关系。 　　1941年12月7日，日本联合舰队经过6300多公里的航程后，突然对驻泊在珍珠港的美国舰队发动攻击，并以损失29架飞机和死亡55名士兵的微小代价重创了美国太平洋舰队。 　　为了配合日本的大东亚圣战，伪满洲国于1941年12月22日，颁布了《战时紧急经济对策要纲》，这个法令规定“对于日本战时紧急需要，应采取加强整顿国内消费，更进而强行各种积极增产办法，以极力增加对日之贡献”。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本的战线越拉越长，军需物资也就愈发显得捉襟见肘。溥仪后来回忆说，有一次吉冈跑来，转弯抹角的先说了一通“圣战正在紧要关头，日本皇军为了东亚共荣圈各国的共存共荣，作奋不顾身的战争。大家自应尽量供应物资，特别是前方作战急需的钢、铁、铝、铜等金属材料”，最后绕到正题上，“陛下可以率先垂范，亲自表现出日满一体的伟大精神”。 　　对于吉冈安直的要求，溥仪立即遵命，他命令把伪皇宫中的金属器具，就连门窗上的铜环、大厅的铜质吊灯等等，也一齐卸下来交给了关东军。溥仪还拿出了许多白金、钻石和银器，甚至连“皇后”和“贵人”的首饰也一并送给了关东军，溥仪还颁诏全国，要求民众“积极捐献，支援圣战”。 　　张志强介绍说，当时中国老百姓把家里的铜锅、铜碗、柜子上的铜宝角、柜门上的铜锁一律拆下来，冶炼以后，制造兵器输送到前线。溥仪在皇宫里面献宝，他前后四次把自己私藏的、从北京故宫带出来的一些珍宝、古玩，交给日本关东军，要表明他的态度，要求得政治上的安全。 　　伪满洲国的国事江河日下，溥仪的家事也是一塌糊涂，溥仪的前半生先后有四个妻子，即一个“皇后”，一个“妃”和两个“贵人”，但他说我根本就没有妻子，有的只是摆设。 　　婉容是溥仪的正房妻子，自从1922年被册封为皇后，她便一直跟随在溥仪的身边，她是待在溥仪身边时间最长的女人，也是命运最为悲惨的女人。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的时候，婉容和溥仪一样认为，伪满洲国距大清国仅一步之遥了，但是她很快就发现，置身在这高墙大院里不啻于被囚禁在一座豪华的监狱，于是她想到了逃跑，并为此作了精心的筹划。 　　1932年5月，国际联盟调查团由时任中华民国政府外交部长顾维钧陪同，到东北进行实地调查的时候，婉容曾派人化装成古董商，秘密从长春到大连找到了顾维钧，他向顾维钧描述了这位昔日的皇后对自己和对丈夫未来命运的担忧，并转达了婉容请求顾维钧帮助她和溥仪逃离长春的要求，但当时同样处于日本人监视下的顾维钧却没有任何办法来帮助婉容，顾维钧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当时“我的处境不能替她做什么事，因为我在满洲是中国顾问的身份。没有任何有效的方法来帮助她。” 　　婉容没能逃离长春，变得心灰意冷。 　　由于溥仪身体和心理的原因，他和婉容只是一对有名无实的夫妻，长期的苦闷生活，使婉容变得脾气暴躁起来，为了排解心中的苦闷，婉容只能在鸦片的麻醉中寻求心灵的解脱。 　　虽然清王朝对于皇室成员吸食鸦片是严厉禁止的，但是，溥仪对婉容吸食鸦片还是采取了睁一眼闭一眼的做法。 　　为了表示对婉容的惩罚，也为了有一个必不可少的摆设，溥仪的后宫里又出现了一个17岁的少女谭玉龄。谭玉龄出身于满族贵族家庭，原姓他他拉氏，辛亥革命以后，他的父亲按其姓氏的谐音改姓“谭”，谭玉玲当时正在北京的一所学校读书，当这个满脸稚气的小女孩儿来到溥仪面前的时候，溥仪很快就喜欢上了她。 　　谭玉龄进宫后不久，便被溥仪封为“祥贵人”，这时婉容已被打入冷宫，溥仪的心思似乎只在谭玉龄一个人的身上，但是这种宠爱并没有天长地久，4年后谭玉龄突然得了一场重病，几天之后，这位正处妙龄的女子就香消玉殒了，年仅22岁。对于谭玉龄的死因，溥仪在回忆录中说，“据中医诊断说是伤寒，但并不认为是个绝症。后来在吉冈的监督下，日本医生给谭玉龄进行了医治，不料在治疗的第二天，她便突然死去了。”溥仪坚持认为是日本人害死了她。 　　毓瞻在他的回忆录《末代皇帝的二十年》中写道，“依我看，问题还是出在溥仪身上，他的毛病是乱改药方。大夫给他看病，开了药方，他得改一改才能抓药，简直就成了毛病。一般头疼脑热的还无所谓，像谭玉玲便血的病乱改药方就要误大事了。” 　　嵯峨浩在她所著的《流浪的王妃》一书中写到，“素来身体病弱的他他拉，据说是由于突然感到口渴而喝了一升水，病情突然转剧，目不忍睹的吉冈‘御用挂’当即叫军医进行诊断，判定为栗粒结核引起脑膜炎而陷入无法医治的危险状态。军医给一向讨厌打针的贵人打了药针，吃了药。在那个当时，栗粒结核再加上脑膜炎是无法挽救的，他他拉贵人一夜功夫就与世长辞了。” 　　谭玉龄的死使溥仪感到十分悲伤，这是他第一次为一个女人而哭泣，溥仪不仅破例给死去的谭玉龄擢升三级，封她为“明贤皇贵妃”，他还下令按照大清王朝的殡葬礼仪为谭玉龄举行了隆重的葬礼。然而，谭玉龄却死无葬身之所，她的尸体只好存放在长春的般若寺内，在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溥仪随身携带的皮夹子里面都放着一张谭玉龄的照片，在照片的背面，溥仪亲笔题写了“我最爱的玉龄”6个字。 溥仪和婉容在天津 　　谭玉龄死后不久，吉刚安直对于溥仪的婚事异乎寻常的热心起来，他首先拿来了一堆日本姑娘的照片，让溥仪从中挑选，接，他又大谈了一通娶一个日本女人的好处。而这时的溥仪已拿定了主意，他宁肯不顾满汉不通婚的祖制而接纳一个汉族女子，也决不要一个日本妻子。他认为如果娶了一个日本女人，就等于在他的床上为关东军安了一个耳目，在溥仪的坚持下，吉冈安直只好同意溥仪在长春的学校里挑选一个中国姑娘。 　　溥仪的书案上摆满了候选姑娘的照片。经过再三考虑，溥仪决定从中挑一个岁数小，文化程度低的姑娘，在他看来，这样的女人，即便是经过日本人训练过的也还容易对付，于是，一位名叫李玉琴的汉族姑娘被带到了溥仪面前。 　　李玉琴进宫后一个月，溥仪为她举行了一个已经简化了程序的册封仪式。从此，这个15岁的姑娘便有了一个“福贵人”的称谓。 　　李玉琴回忆说，我给溥仪行了三拜九叩礼，他赐给我一柄玉如意，然后又领我到佛像、关帝像、祖宗牌位前猛磕了一阵头，磕得我晕头转向。 　　溥仪浑浑噩噩的当着他的傀儡皇帝，他不知道这个皇帝还会当多久，就像他不知道日本人还能支持多久一样。此时，透过大东亚圣战的阴霾，一抹绚烂的曙光已经在天际出现。 (七)末路霜雪 　 伪满洲帝国已经成立14个年头了，但在红墙黄瓦外面生活的百姓，却一直没有看见“王道”给他们带来的“乐土”，1945年的早些时候，人们从长春街头的种种变化中猜测世道似乎要变了，尽管街头的高音喇叭每天仍然反复在播放着“无畏的皇军攻城夺地、无坚不摧”的消息，但是，市民们却常常被组织起来进行紧张的战地救护训练和消防演习。 溥仪复辟时在乾清宫 　　在那段日子里，溥仪每天都要花很长时间，关起门来偷偷地收听广播，虽然收音机里传来的消息常常使他不寒而栗，可是溥仪越怕越想听，而越听就越害怕。1945年4月，意大利的纳粹头子墨索里尼被游击队处决并暴尸街头；4月25日，盟军在易北河会师，5天后，德国的战争狂人希特勒在总统府的地下室里自杀身亡。同一天，苏联红军攻克了柏林……这些消息时时在刺激着溥仪脆弱的神经，他意识到，随着日本国败相的出现，伪满洲帝国的航船也正在迅速地下沉。 　　1945年2月， 8月9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延安发表了《对日寇最后一战》的声明，中国人民在经历了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后，终于赢来了这场战争的胜利曙光。 　　战场上的形势比日本人预料的要坏得多。8月9日凌晨，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急匆匆来到伪满洲帝国皇宫的同德殿，他沮丧的告诉溥仪，苏联已经向日本宣战了，为了阻击苏军和固守东边道防线，关东军主力将退守南满，满洲帝国的“国都”也将一同迁往通化，皇帝和皇室成员也必须立即随之转移。 　　山田司令官告诉溥仪，关东军在通化的大山里构筑了坚固的地下工事，如果美军在日本本土登陆后，天皇陛下也将迁到这里来。他敦促溥仪立即动身，溥仪无奈的叹了一口气说：“这么大的事情，总得给几天时间准备准备吧”。这时坐在山田旁边的吉冈安直说：“关东军完全是为了陛下的安全，如果陛下落到苏联军人的手里，那肯定是要被杀头的”，他边说边夸张地做了一个砍头的动作。 　　在伪皇宫东侧有座并不显眼的建筑，是溥仪存放书画和珍宝的地方。存放在这里的珍宝，绝大多数是溥仪和溥杰兄弟俩人早年合伙从紫禁城中盗运出来的，溥仪在天津当寓公的时候曾经卖掉了其中的几十件，伪满洲国成立以后，这批稀世珍宝又被运到了长春。 　　价值连城的书画和珍宝，在这里安静的躺了13年，平时，溥仪很少会有兴致想起它们，但当伪满洲帝国即将崩溃的时候，溥仪却把目光又盯在了这批书画和珍宝上面，经过再三乞求，关东军给了溥仪3天的时间来打点行装。溥仪的侄子毓塘后来回忆说，“山田乙三刚走，溥仪就把我们几个最得力的‘内廷学生’叫来，他慌里慌张地对我们说：关东军刚刚通知我，马上就要撤往通化，你们要赶快收拾东西。我们打开库房，先把一幅幅手卷都展开，由溥仪亲自过目挑选。他足足挑了大半天，然后由我们将他挑出来的精品进行包装，归类装箱。” 　　经过大半天的挑选，书画楼里的珍宝被装进了57个大木箱里，随溥仪一起运往通化，令人痛惜的是这些稀世珍宝，在伪满洲国全面崩溃的时候大部分都散失了。 　　长春市街头到处都在构筑工事、挖掘战壕。伪满洲帝国的各官署衙门整天都在烧毁重要文件，天空中弥漫着黑烟，整座城市一片狼藉。日本人则趁机以溥仪日后生活需要为由，把3亿日元从伪满洲帝国中央银行直接汇往日本。 　　在整理随身携带的物品时，溥仪并没有忘记下令烧掉他多年写的日记和宫中电影库房里保存的电影胶片。 　　1945年8月11日深夜，长春市上空再一次响起了令人心惊肉跳的空袭警报，随即灯火管制，整座城市一片漆黑，溥仪带着家眷，在“帝室御用挂”吉冈安直等人的引导下，慌慌张张的离开了伪皇宫。 　　12日深夜，列车到达了通化，等在站台上的山田司令官匆忙登上火车告诉溥仪，由于战局的变化，通化已不再能保证皇帝陛下的安全，因此，必须继续撤往临江县的大栗子沟。 　　大栗子沟是由兀立在鸭绿江边上的一块形状好像栗子的巨石而得名，由于这里蕴藏着丰富的铁矿，所以在日伪统治时期，大栗子沟建起了一座铁矿山，从此这里就有了人家，有了机器的轰鸣声。 　　8月13日清晨，溥仪一行到达了大栗子火车站。他们在这里没有停歇，就乘卡车驶往1公里以外的大栗子矿业所，矿业所是一座普通的二层楼房，在溥仪来到之前，这里已经停产，甚至连个人影也难见到了。 　　大栗子沟是一个只有百十来人居住的山间小镇，平时难得有人到这里来，现在，这个小镇一下子成了伪满洲国的首都，住房和饮食都成了问题，溥仪的临时行宫被安排在大栗子矿业所所长的住宅里。 溥仪二次登基 　　8月的大栗子沟正值雨季，溥仪的心情也和云遮雾罩的天气一样沉重。 　　1945年8月14日，日本天皇裕仁终于接受了中、美、英三国在波茨坦会议上提出的《中美英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并于15日正午下诏宣布无条件投降：“朕深鉴于世界之大势及帝国现状，决定采取非常措施以收拾时局，兹告尔忠良臣民，朕已饬令帝国政府，通告美英中苏四国，接受其联合宣言。” 　　随着大东亚圣战之火的灰飞烟灭，伪满洲国这个由日本人扶植建立的傀儡政权也彻底崩溃了。 　　1945年8月17日零点30分，在大栗子铁矿的一间仓库里，溥仪当着他的近臣和几位日本关东军军官的面，宣读了退位诏书，这是溥仪的第三次退位。 　　第一次是辛亥革命的风暴掀翻了紫禁城的龙椅，第二次是“再造共和”的怒涛结束了复辟的闹剧，第三次则是关东军把他像裹脚布一样的抛弃了。 　　溥仪退位以后，伪满洲国的大臣们也纷纷离他而去。 　　临时行宫变得冷清起来，只是偶尔会有几只乌鸦站在屋顶上叫几声，溥仪感到极度恐慌，仿佛死神就在他身边不远的地方游荡。8月17日下午，吉冈安直向溥仪传达了山田司令官的指示，要送他去日本，吉冈告诉溥仪，他们将在通化乘飞机去沈阳，然后再换乘大型飞机前往日本，溥仪这时根本顾不了那么多了，他立刻带着装满了珍宝的皮包和几个心腹，急匆匆地跟着吉冈走了。 　　飞机在沈阳上空盘旋了很长一段时间而不能降落，没有任何人向溥仪解释其中的原因，后来飞机总算平稳的降落了，吉冈告诉溥仪，他们要在这里吃完午饭，然后再换乘大型飞机前往日本，溥仪在随行人员簇拥下走进候机楼，可是午餐还没有摆上桌，一队手持冲锋枪的前苏联士兵就出现在了溥仪面前。 　　一位军官对溥仪说：“皇帝陛下，您被俘了。” 　　许多年以后，跟溥仪同时被俘虏的人，几乎一致认为溥仪在沈阳机场被前苏联军队俘获，是日本关东军与前苏联红军作的一笔政治交易。 　　溥杰认为，这次被俘，完全是关东军为了履行投降条件，把我们一行作为礼品送给了苏联人。 　　毓塘回忆说，到了苏联才知道，这是日本关东军与苏军洽降约定，溥仪由日方负责，在沈阳交出，所说去日本纯粹是一片鬼话。 　　1945年8月19下午，溥仪一行登上了一架大型苏联军用运输机。溥仪被押往前苏联后，留在大栗子沟的伪满洲国皇家卫队，把溥仪来不及带走和藏在当地乡绅家中的珍宝席卷一空，只留下了几十个徒有皇族称号而不再有权力的老弱妇孺。 　　在兵荒马乱的年代，早已香消玉减的婉容成了逃亡队伍中的累赘。 　　当时国共两党的部队都在为夺取东北而激烈的战斗，婉容在临江县被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民主联军所收容，一个月后随部队回到了长春，当时国民党的军队正在加紧进攻长春，东北民主联军只好带着走投无路的婉容、嵯峨浩和溥仪的几个晚辈族亲辗转撤往延吉。 　　《末代皇后婉容》的作者安龙祯介绍说，婉容、嵯峨浩、沪生、毓律、溥俭 他们这几个学生一起来的，到延吉车站用一个大马车把她们拉到监狱，路上，有时候有的群众用石头子扔向伪皇族人员，但不管咋地这些人都没有受伤。1946年到延吉监狱，男的女的分别押到延吉监狱监号里头。东北民主联军的卫生部有时候给婉容熬鸦片，一个礼拜送点，所以她的病逐渐地好一些了，好的时候她挺礼貌，但是由于时间长了这个鸦片也没有了。 　　与婉容一起逃亡的嵯峨浩回忆说：婉容的状况是很惨的，鸦片弄不到了，断了鸦片她就犯起烟瘾，气息奄奄的皇后，终日不是发狂似的呼喊救救我、救救我，就是呻吟着翻白眼在地板上乱滚，旁人看来，心里也够难受的了。隔壁和附近监房里的人们还大声斥责：真讨厌，弄死得了。 　　安龙祯介绍说，当时国民党已经占领了吉林，开始向蛟河这面攻，这时候看形势还是比较紧张，准备往牡丹江转移，6月10日，就是这一批转移到牡丹江去了，本来婉容也是要跟着转移的，但是在谁抬婉容上出现了问题：这看守所长叫溥俭、毓律他们这几个小孩抬，这几个小孩说我们也抬不动，再说那时候吃的啥都不行，一个个很瘦，说能不能派几个人抬，这个监狱长当时挺严厉：你们跟着享受荣华富贵，你们啥话没有，现在叫你们抬你们谁也不抬，行了，就这么地吧。而婉容的病也实在不行了，就没有转移。 溥仪在北京日本公使馆 　　婉容最终被留在了延吉监狱，这里也就成了她生命中的最后一站。 　　1946年6月20日清晨，婉容在延吉监狱里孤独的走完了她人生的旅途，年仅40岁，婉容死后被监狱工作人员埋葬在延吉市的南山脚下，她的坟前既没有墓碑，也没有标识，甚至连一个像样的坟头也没有，只有满山盛开了又凋残、凋残了又盛开的野菊，默默陪伴着这位曾经如花似玉的女人。 　　当溥仪登上前往苏联的飞机时，并没有被戴上刑具，那只装满了珍宝的手提包也完好无损的放在他的身旁。这使溥仪感到，这些曾被描述成共产共妻的人事实上也并不那么可怕，窗外的山岭在走，云朵在飘，当飞机离开中国国境进入前苏联领空的时候，溥仪突然冒出一个念头：或许前头还有新的希望在等着。 (八)异域囚徒 　 　 特赦后的溥仪在北京上户口 　　经历了血雨腥风的战火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以反法西斯力量的最后胜利而宣告结束。当人们在为胜利而欢呼雀跃的时候，溥仪却在前苏联红军的押解下，来到了前苏联境内的赤塔市。 　　溥仪在赤塔市开始了他长达5年的异域囚徒的生涯。 　　赤塔是前苏联西伯利亚地区的一座小城，这里群山环抱，景色秀美。1945年8月中旬，一队荷枪实弹的苏联士兵，来到了赤塔市一个名叫莫洛科夫卡的疗养院。随后，溥仪和他的族亲一行九人便被关押在这里。几天以后，被苏军抓捕的伪满洲国总理大臣张景惠和一些高级官吏也一并被送到了这里，昔日的皇帝和大臣，如今以囚徒的身份在异他它乡见面了，他们彼此都觉得很尴尬，这时再把溥仪称作“皇上”显然是不合适了，于是，这些伪满洲国的官吏们就毕恭毕敬地把溥仪改称为“上边”。 　　莫洛科夫卡原是前苏联的一个军官疗养院，疗养院的整幢建筑都被茂密的森林所遮蔽，环境十分幽静，但自从溥仪被关押在这里以后，前来度假的军官便不见了，闲杂人员更是不得随意靠近这里，疗养院变得戒备森严起来。 　　莫洛科夫卡疗养院虽然戒备森严，但溥仪的待遇却并不坏。他后来回忆说：“我们在这个疗养所里开始了颇为优待的抑留生活。每日有三顿丰盛的俄餐，一次俄式午茶。有服务员伺候，有医生、护士经常检查身体，治疗疾病，还有收音机，有书报，有各种文娱器材，还经常有人陪着散步。对这种生活，我立刻感到了满意。” 溥仪在抚顺战犯管理所 　　在莫洛科夫卡住了不久，溥仪突然产生了一个奇怪的想法：既然苏联和英国、美国是联盟，那么，或许他还有希望从苏联前往英国或者美国去做寓公。溥仪在逃亡时随身携带的大量珠宝和首饰，足够他后半生的花销了。但怎样才能够留在苏联呢? 溥仪决定给苏联政府写一封信试探一下。 　　10月的一天，一位苏联军官告诉溥仪，带上随身携带的物品到赤塔的飞机场去拍电影。溥仪的妹夫万嘉熙回忆说：汽车一直开到了赤塔机场，有一位苏联将军走过来，同溥仪握手寒暄后，我们上了一架大型飞机，布置妥当以后开始拍照。机舱门一打开，我们依次走下来，在机场上的将官和一批苏联军官上前迎接，然后和溥仪一同走出机场。走出机场时，将官说俄国话，溥仪说他的中国话。尽管双方都听不懂说的是什么，但看起来好像谈得也很融洽似的。电影重复拍了两次，我们也重复表演了两次。 　　在莫洛科夫卡关押的不仅有伪满洲国的皇帝和高级官吏，还有被前苏联红军抓捕的日本关东军高级将领，这些人的到来，使原本不大的疗养院变得拥挤不堪，于是前苏联政府决定把他们转移到哈巴洛夫斯克郊区红河子岸边的一座别墅区看押。 　　在红河子岸边的这座别墅区里，溥仪和伪满洲国的高级官吏与日本关东军高级将领被分别关在不同的区域，但溥仪的待遇却一如莫洛科夫卡，这里的看守人员不知从哪里弄来了几把用贝壳和大理石镶嵌成花纹的中国椅子，还有与之相配套的一张八仙桌。溥仪每天就在这里用餐和念佛经，当然对于看守送来的中文报纸和一些政治书籍，他偶尔也会心不在焉的翻上几页。 　　溥仪对于政治学习没有半点兴趣。他常常会站在阳台上望着不远处郁郁葱葱的森林发呆。这里的待遇虽然不错，看管人员也都很友善，但谁知道将来会怎么样呢？溥仪在莫洛科夫卡给苏联政府写的那封请求留居苏联的信，至今没有任何反应。他今后的出路在哪？他的命运又会怎样? 溥仪决定直接给苏联最高领导人斯大林写封信。 　　溥仪在信中写道：“尊敬的约瑟夫?斯大林元帅：首先请接受我-——满洲国皇帝溥仪至诚而崇高之敬意。承蒙贵国政府之垂顾和不杀之恩，悉心照料，赖以存活于苏联境内，安然无恙。为此，让我再次深表谢意。现不揣冒昧，斗胆提出，请求贵国政府允许我永久留住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境内，这将是我完善自己科学认识的最好机会。我真心愿意学习苏联的社会主义，同时，也要学习其它科学，以图更新革面，追求光明。” 　　在被前苏联囚禁的5年时间里，溥仪先后3次给苏联政府和斯大林本人写信，请求留住苏联，溥仪说我并不是真愿留住苏联，只因为怕回祖国受中国政府和人民的严厉惩办，当然，溥仪要求留居苏联还有另外一个不便明说的目的。 溥仪在东北 　　爱新觉罗·毓瞻回忆说，溥仪说将来的话咱也不能老在苏联呐，咱得由苏联接着上南美洲去吧。一看过去那时候可能是别的国家有些个皇帝，到南美洲当寓公去了，他也想着那个呢，所以他自己带点儿什么珍珠、玛瑙、翡翠，带点这个玩意儿将来这当生活费吧。 　　在焦急地等待中，前苏联政府一直没有对溥仪留居苏联的要求做出任何回应。1946年7月，溥仪一行又被转送到哈巴洛夫斯克市内的第45收容所关押。 　　在收容所的学习中和广播里, 溥仪听到最多的名词就是苏维埃和布尔什维克, 他不解地问看守的军官, 苏维埃和布尔什维克是什么关系? 军官告诉他，苏维埃是政权，布尔什维克是政党。溥仪点头说，我懂了，在贵国布尔什维克是上等的人。于是，一个天真可笑的想法又在他的头脑里产生了，溥仪认为苏联的布尔什维克和中国的爱新觉罗家族一样，都是本国最上等的人，那么只要由中国最上等的人变为苏联最上等的人，就能留居在苏联了，于是他找到看守的军官问：“你们布尔什维克接纳皇帝吗？”当看守军官终于弄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以后，语调平和地说：“布尔什维克从来没有接纳过皇帝, 我相信永远也不会。” 　　溥仪显然对于十月革命以后，沙皇尼古拉二世和家人很快就被秘密处决的事情一无所知，他嘟囔着说：“布尔什维克中难道连一个皇帝也没有吗？这太遗憾了，我就可以成为第一个嘛。” 　　1946年1月，由第二次世界大战受降国美国、苏联、中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荷兰、印度、加拿大、新西兰、菲律宾等11个国家，在日本东京成立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庭做出了一项特殊决定，要求溥仪作为证人到庭。由于当时溥仪被羁押在苏联，经中、苏双方协商决定，对溥仪的取证工作由苏联当局代理执行。 　　1946年8月2日，打扮得焕然一新的溥仪在苏联军人的陪同下，悄悄地离开了第45收容所，在哈巴洛夫机场登上了飞往日本的飞机。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设在原日本陆军省的大楼内，这里是当年日本帝国主义策划阴谋，指挥侵略的中心。此时这里成为了对战争罪犯的审判台。8月16日，溥仪第一次被传唤到庭。在这以后，溥仪又连续7天出庭作证，创下了在远东国际法庭上个人出庭作证时间最长的纪录，溥仪出庭作证引起了世界各国媒体的广泛关注，每逢溥仪到庭，审判大厅都会变得拥挤不堪。 溥仪在北京植物园工作 　　溥仪回忆说：我在法庭上曾有几次表现了激动。谈到了迎接“天照大神”那回事儿时，一个日本律师向我提出，我攻击了日本天皇的祖宗，这很不合东方的道德。我激昂的大声咆哮：“我可是并没有强迫他们把我的祖先当他们的祖先”。这引起了哄堂大笑，而我犹忿忿不已。提起谭玉龄的死，我把自己的怀疑也当作了已肯定了的事实，并且悲愤地说“连她，也遭到了日本人的杀害。”固然，我这时的心情是激动的，但同时，我更愿意人人把我看成是一个被迫害者。 　　溥仪说：被告的辩护人为了减轻被告的罪行，曾使用了许多办法来对付我，企图降低我的证言价值，甚至想否定我的证人资格。当然，他们是失败了；即使他们真把我全否定了，也无法改变被告者的命运。但是如果他们是在利用我的畏惧惩罚的心理，使我少谈真相，那么他们是达到了部分目的。我还记得在我历数日本战犯罪行之后，一个美国律师对我大嚷大叫：你把一切罪行都推到日本人身上，可你也是罪犯，你终究要受中国政府的裁判的。他的这话打中了我的要害，说到我最害怕的地方，我就是出于这种心理，才把投敌叛国说成是被绑架的结果的。我把我与日本的勾结，一律否认，甚至当法庭上拿出了我给南次郎写的信时，我也坚决否认，说成是日本人伪造的。我掩盖了这件事，也掩盖了日本军国主义的种种阴谋手段，所以到头来还是便宜了日本帝国主义者。 　　就在溥仪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的时候，国民党政府电令派驻东京国际军事法庭的检察官向哲浚，向苏联交涉引渡溥仪等伪满洲国战犯的问题。然而苏联政府却以“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善后事宜尚未结束，故递解溥仪之事暂缓执行”为由，拒绝了国民党政府的要求。 　　结束了在东京国际军事法庭上的作证，溥仪又被押回了苏联。令人奇怪的是，溥仪是从哈巴洛夫斯克第45收容所去日本的，但回来时，苏联当局并没有把他马上送回收容所，而是把他在红河子江边别墅隔离了一段时间。 　　关于这段时间溥仪的活动，没有任何相关的材料记载。 　　西柏坡位于河北省平山县，它是由柏坡岭上的古柏而得名，又因毛泽东的雄才大略而名闻天下。在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时刻，党中央毛泽东就是在这里指挥了辽沈、淮海和平津三大战役的。 　　经过两年多的浴血奋战，中国国内的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特别是在东北战场上, 共产党的军队已由战略防御转入了战略进攻。 　　这时的蒋介石已经全然没有了当年的神采。原计划一年就可荡平共军的美梦没成想做了2年后却由攻变成了守，孤悬在东北的各个战略防线，被共产党领导的东北野战军分割包围，眼看着守也守不住了。蒋介石这时就像一只没头的苍蝇，一会儿沈阳、一会儿葫芦岛的穿梭部署，企图扭转局面。同时他也清楚的知道昔日风光已经不再。他在沈阳召开的一次高级军官会议上，悲哀地对他的将领们说：“今日惟有死中求生，如此战失败，则与各位再无相见之期矣”。 　　1948年10月14日10点整时，东北野战军的900门大炮齐发。30分钟后，攻城部队突破守军防线，战斗向纵深展开，守城的敌军依仗坚固的工事进行拼死抵抗，明碉暗堡中轻重机枪喷泻着火焰。据美联社记者报道称：锦州之战，双方射出的子弹密集得在空中相撞，战斗的惨烈，可见一斑。 　　这是中国革命史上史无前例的攻坚战，国民党守军拼死抵抗了31个小时后，便偃旗息鼓了，10月15日下午6点，锦州战斗结束。10月16日蒋介石乘美龄号专机从沈阳起飞，飞临大火熊熊的锦州上空时，他不禁潸然泪下。 溥仪和他的妹妹 　　东北野战军乘胜兵分两路向沈阳和营口的国民党军队发起攻击，已成强弩之末的国民党军队, 并没有进行什么像样的抵抗,便纷纷扯起了白旗，国民党在东北黑土地上最后的多米诺骨牌轰然一声悉数倒塌，随着47万国民党军队被歼灭，喧嚣的战场也沉寂下来了。 　　随着国内形势的日趋明朗，溥仪留居苏联的愿望也将化作泡影。 　　为此，溥仪决定再做最后一次努力，这次他忍痛把随身带来的一部分珠宝和首饰拿了出来，并表示愿意与苏联人民一道医治战争创伤，建设第二家园，但对于他的这个举动，当时哈巴洛夫边疆区内务局长除了表示感谢以外，对于溥仪要求留居苏联的请求却没有做出任何承诺。 　　随着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的胜利,，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迅猛地荡涤着中国大地上的反动势力。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 　　乌索夫介绍说，1949年、1950年，这时苏联和大陆的关系很密切，因为毛泽东到莫斯科来跟斯大林进行谈判，以后我们决定苏联帮助中国建立各种各样的工厂等等，在这个情况，我们认为中国就是我们可靠的将来的伙伴，所以大陆提出问题我们说行，我们把溥仪交给你，交给你没有问题。 　　列车在西伯利亚广袤的原野上奔驰, 对于未来的命运，溥仪不愿想，更不敢去想，溥仪感到死神已经悄然向他走来，也许明天朝阳升起的时候，他的生命就将像晨露一样消失了。 (九)炼狱暖流 　 　 溥仪和李淑贤的家庭照 　　绥芬河，中苏边境线上的一座小城，1950年7月24日，一列只挂有两节硬座车厢、窗户全部被报纸遮盖的火车,静悄悄的停靠在了绥芬河火车站。 　　很少有人知道，这辆专列的任务是接运前苏联政府遣返给中国政府的伪满洲国战犯。 　　1950年初，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访问了前苏联，两位国家领导人在与前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斯大林的会谈中，提出了引渡在中国犯有战争罪行的日本战犯和伪满洲国战犯。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对中国给予了支持。 　　8月1日清晨6点。当69名伪满洲国战犯走下前苏联的火车，在荷枪实弹的中苏两国军人排成的甬道中间穿过的时候，溥仪注意到了胸前佩带着印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字样布质标志的中国士兵。溥仪后来回忆当时的感受时说：“蒋介石的八百万军队，就是由带这种符号的人消灭的。在他们眼里，我大概渺小得连个虫子也不如吧。” 　　接运伪满洲国战犯的列车很快就开动了。溥仪不知道列车最终会驶向哪里，但他却清楚地知道，在中国的历史上，历朝历代的更迭都是以最高统治者的头颅作为祭礼的。 　　溥仪感到死神正在朝他走来。 　　经过三天两夜的行驶，接运伪满洲国战犯的火车停靠在了抚顺火车站。 　　抚顺是大清帝国发祥的地方，300多年前，溥仪的先祖努尔哈赤曾以祖上遗留的13付铠甲在这里起兵，刀锋直指大明王朝，经过3代人40多年的征战厮杀，爱新觉罗家族终于坐上了紫禁城中的那把龙椅。 　　清王朝取得中央政权以后，先后有5位皇帝光宗耀祖地回到过他们的故乡，而这时的溥仪却是作为囚犯被押送到了抚顺，他感到真的无颜去面对他的那些英雄前辈们了，溥仪想到了死，甚至想到了死前一定要高喊一声“太祖高皇帝万岁”。 　　浑河北岸的那座监狱是日伪时期修建的，当时溥仪正在长春浑浑噩噩的做着他的康德皇帝，他当然不会去想有多少抗日志士在这里惨遭日本人的屠杀，更不会想到，14年后他会与日本战犯一道被关押在这里。 溥仪和李淑贤生活美满 　　1950年初，为接收前苏联即将遣返的日本战犯和伪满洲国战犯，当时的东北人民政府成立了战犯管理领导小组，并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对这座旧式监狱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建，监狱不仅新盖了锅炉房、礼堂、浴室和医务所，还在每一个监舍里都安装了暖气设备。 　　赵毓敏回忆说，我记得溥仪当时可能分配到第一个屋里，当时他们那个屋里都是那种大板铺，预备的都是国防色军队上的被褥，叠得方方正正，监舍非常干净。 　　走进了高高的围墙，溥仪的称谓便被“981号”所取代了，这个编号是按照先日本、后伪满洲国战犯的职务顺序排列的。在溥仪的前半生中，他早已经习惯了被人们称作“陛下”，即使在被前苏联羁押期间，“陛下”虽然叫不成了，但他身边的人还是诚惶诚恐的称他为“上边”，对于“981号”这个称谓，溥仪感到很不舒服。 　　初到战犯管理所的溥仪，和他的几个族亲被关押在同一个监舍里，但十几天过后，管理所便把溥仪与他的族亲分开了，管教人员认为，和家族分开是使溥仪放下皇帝架子的第一步，虽然这距离把他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还有一个漫长的过程，但现在首先是要求他成为一个生活自理者，这样一来，习惯于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溥仪的生活就全乱套了，溥仪在他的自传中曾有这样的记载：“早晨起来，人家早已经把脸洗完了，我才穿上衣服，等我准备去洗脸了，有人提醒我应该先把被叠好；等我胡乱地卷起被子，再去洗脸，人家早洗完了；我漱口的时候，已经把牙刷放进嘴里，才发现没有蘸牙粉，等我把这些事情都忙完了，人家早饭都快吃完了。我每天总是跟在别人后面，忙得昏头胀脑。” 　　1950年9月15日，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在朝鲜半岛实施了“仁川登陆”，战场的局势随即发生变化。9月29日，联合国军突破“38度线”，10天后攻陷平壤，战火迅速的烧到了中国边境。 　　10月15日，周恩来总理给东北行政委员会下达了将溥仪等日伪战犯迅速转移到哈尔滨关押的命令，并提出了在转移战犯的过程中做到“不跑一个，不死一个”的要求，10天以后，中国人民志愿军分三路开赴朝鲜战场。 　　溥仪在哈尔滨关押期间，政府组织他们学习时事和进行了一些轻微的体力劳动，学习的内容对于溥仪来说是新鲜的，在伪满洲国时期，溥仪曾与德意日三国结成反共联盟，并想尽一切办法来消灭共产主义思想，而现在这些著作就摆在他的面前，并且成为他们改造思想的必修课程，溥仪只能硬着头皮和其他战犯一起读共产党的书，从列宁到毛泽东，从哲学到近代史。 　　朝鲜战争打得如火如荼，前线不时有捷报传来，后方的人们更是慷慨解囊，捐钱捐物，支援前线，这种情绪很快就透过高墙感染了溥仪。溥仪坐不住了，他经过对厉害得失认真权衡之后，决定拿出一件藏匿已久的宝物来换取政府对自己的好感，于是，他将乾隆皇帝当太上皇时使用的图章拿了出来，这是用一整块田黄石镂刻而成的3枚印章，3枚印章分别镌刻着乾隆宸翰、乐天、惟精惟一等字样，田黄石素有与黄金等价的美誉，这件宝物更是价值连城。溥仪认为，政府对于他的献宝举动，一定会又惊又喜和大加赞赏，然而管教员却只是严肃的告诉他：献东西交给管理所就行了，这让溥仪感到困惑，他在向管教员解释这件宝物价值的同时，心里却在抱怨这些“土八路”不识货。但几天之后，管理所领导的一番话却使溥仪感到了震撼，溥仪回忆说：“过了不久，所长在院子里对我说：你的信和田黄石的图章，我全看到了。你从前在苏联送出去的那些东西，现在也在我们这里。不过，对于人民来说，更有价值的是人，是经过改造的人。” 　　在哈尔滨关押的2年间，有规律的作息和适度的劳动，使溥仪的身体逐渐地变得强壮起来。他后来回忆说：我在前半生里每日不离药罐子，北京、天津、长春全有专门的药库。可是总是弱不禁风，吃不下、睡不好、走不动、提不起，上一个山坡就心跳的要昏过去。而现在呢，40年来的胃病已然消失，100斤的担子能挑得起，一顿饭四五个大馒头也不在话下，一躺下就睡着。 　　朝鲜战争结束后，战犯管理所又奉命迁回了抚顺。随后，一场在战犯之间进行的“大检举、大坦白”活动也全面展开了。 　　溥仪后来回忆说：“有一天，公安机关的一位首长来到了监狱。他代表政府明确地告诉我们，人民政府并不想叫我们死，而是要我们经过学习反省，得到改造。他说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相信在人民政权下，多数的罪犯是可以改造成为新人的。” 　　1954年3月，最高人民检查署派出的东北工作团来到了抚顺战犯管理所。他们的任务是广泛收集证据，然后对在押的战犯进行面对面的侦讯，为以后的起诉和审判做准备。 　　高墙里面的气氛随着工作团的到来而一下子变得严峻起来。溥仪后来回忆说，我认为审问就是审问，犯人不可能跟问官一致，问官不可能相信犯人，结果自然会僵住，自然是有权威的问官要打人，这本是无可非议的。然而出乎溥仪的预料，工作团非但没有打人和动刑，甚至连一句粗鲁的语言也没有，倒是溥仪家族成员的揭发使他时时冷汗淋漓。溥仪的侄子、妹夫、甚至溥仪的弟弟溥杰，自然还有那些伪满大臣，一下子都站到了与溥仪对立的立场上，开始无情地揭发溥仪了。 　　长期以来，溥仪都心存侥幸，企图蒙混过关，现在他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开始从蒙混走向认罪，进而又从认罪走向悔罪。 　　1955年8月，东北工作团把《侦讯爱新觉罗?溥仪的总结书》放到了溥仪面前，在这个洋洋6000字的意见书中，开列了溥仪五大罪状：一、勾结日寇阴谋复辟清朝的封建统治；二、背叛祖国充当“皇帝”，与敌签订卖国条约；三、甘心奉行日寇意旨，亲手“裁可”各种政策、法令危害人民；四、参加国际反共协定，支援侵略战争破坏和平；五、烧毁证据企图潜逃日本。 溥仪在政协会上 　　在这份材料中，溥仪看到了自己在中国那段悲惨屈辱的历史中扮演的角色，尽管算不上首恶，但终究是与豺狼为友，而啃噬的却是自己的同胞，他十分懊悔地在《总结意见书》上写道：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 　　1956年，随着坦白检举工作告一段落，工作团陆续的都撤走了。这时政府组织溥仪等日伪战犯到东北各地进行参观，抚今追昔，所见所闻，溥仪感慨万千。 　　1956年12月中旬的一天，溥仪的第四个妻子李玉琴再一次来到抚顺战犯管理所，在此之前，她曾多次到这里看望溥仪，当时，已不再是“福贵人”的李玉琴，给已不再是皇帝的溥仪带来了她亲手缝制的布鞋和爱吃的糖果、以及学习用品，两人相互倾诉了离别之苦以后又共同畅想着未来。而这一次，已在长春市图书馆工作的李玉琴，却一口气向管理所提出了溥仪什么时候能够出狱，政府今后将如何安排溥仪出狱后的生活等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战犯管理所根本无权向李玉琴做出任何解释。 　　管理所的领导向李玉琴介绍了溥仪经过改造以后的种种变化，并希望她能够慎重考虑，至少现在不要与溥仪离婚，因为，那样对溥仪的改造是十分不利的。 　　尽管战犯管理所的领导从有利于溥仪改造的角度出发，对李玉琴作了大量的思想工作，但李玉琴要求离婚的态度却没有丝毫的松动。抚顺战犯管理所专门为溥仪和李玉琴腾出了一个房间，并在附近的小旅馆里借来了两床被褥和为他们安排了丰盛的晚餐。管理所的领导告诉溥仪，要有效地利用这个不同寻常的夜晚，让李玉琴感受到夫妻之爱。 　　虽然很不情愿，但是溥仪还是在离婚诉讼书上签了字。经过改造后的溥仪这时已经懂得，做任何事情都不能光想自己，更不应该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 　　溥仪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位皇帝。就在他退位的那一年，18岁的毛泽东怀着对革命的憧憬，从湖南的韶山冲走出，投身到激流澎湃的社会革命中，7年后毛泽东在一份名叫《湘江评论》的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卡尔和溥仪》的文章，毛泽东在文章中写道：“凡做过皇帝的，没有不再想做皇帝。凡做过官的，没有不再想做官。避居瑞士的卡尔和伏处北京的溥仪，国民不加意防备，早晚还是一个祸根。”青年时的毛泽东态度很明确，他主张“彻底”解决封建遗留问题，因为如果不这样，那么溥仪就早晚是一个“祸根”。 　　30多年后，溥仪被囚禁在抚顺，对他究竟是杀还是放，许多人心里并没有谱，因为主宰他命运的人正是当年那个态度坚决的年轻人，溥仪自己也一直感到心惊肉跳。 　　溥仪现在能做的就是忏悔，将自己罪恶的前半生写出来。这个念头一经出现，那些经历过的事、见过的人又浮现在他的眼前。 溥仪 　　在9年零4个月的时光里，溥仪对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印象是：监狱等于医院加学校，正是在这个医院加学校的监狱里，溥仪认识到了自己的罪行，学会了生活自理，甚至还掌握了一点点医术。 　　1956年4月和11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会议上先后两次发表讲话，明确谈到溥仪等人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毛泽东在他的那篇著名的《论十大关系》的文章中说：这些人一个不杀有什么害处呢？能劳动改造的去劳动改造，不能劳动改造的就养一批。反革命是废物，是害虫，可是抓到手以后，却可以让他们给人民办点事情。 　　1959年9月14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了特赦战犯的建议，3天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了关于特赦确实改恶从善的罪犯的决定。随后，刘少奇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特赦令。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有这样回忆：“晚上，副所长找我谈话，谈起特赦问题，问我：‘这两个月你怎么想的？’我把我前面想的说了，并且认为有几个人改造得不坏，我举出了畜牧组的、食品加工组的，以及上次学习评比得奖的几个人。‘你现在比较容易想到别人的长处了。’副所长笑着说，‘如果特赦有你，你如何想呢？’‘不可能的’我笑笑说。” 　　1959年12月4日，战犯们列队走进俱乐部大厅，迎面一个红色的条幅吸引了每一个人，那上面写：“抚顺战犯管理所特赦大会”，简短的几句开场白之后，最高人民法院的代表走到台前，开始宣布特赦名单。 溥仪和李淑贤 　　刘家常回忆说，溥仪根本没有料到他自己可以减刑，因为他自己知道他是最大的汉奸，是溥杰在后面捅了他一下，他才在忙乱中站起来喊了一声：“到” 　　溥仪在一篇题为《从皇帝到公民》的文章中这样写道：经过10年的改造，我由一个封建反动的皇帝变成一个平常的劳动者，由鬼变成人，旧的溥仪已经死亡，今天是一个新生的溥仪。 (十)病树秋逝 　 　　1959年12月9日清晨，溥仪随着熙熙攘攘的人群，走出了北京火车站。这时，已经很少有人能够认得出这位当年的宣统皇帝了。 老年的溥仪 　　这一次，前来迎接溥仪的只有他的妹妹和妹夫，一声“大哥”的称呼竟使溥仪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亲情，泪水不由得模糊了他的双眼。望着一轮冉冉升起的红日，溥仪掏出了怀表，对照火车站塔楼上的大钟调准了时间。 　　他的新生活从这一刻开始了。 　　回到北京以后，溥仪暂时住在了五妹“五格格”金韫馨的家里。 　　两天后，他来到了北京市西城区公安分局厂桥派出所,一位年轻的民警为他办理了户口登记，当时的户籍内勤民警吴静深回忆说：户主好像是他妹妹，那户口上的关系来说他是她哥哥，往下就逐渐按那个登记，你比如说那个姓名啊，爱新觉罗·溥仪，男，出生年月日，民族满族，后来问问文化程度，他那时候算私塾，私塾好像是9年或者10年，反正他们说就是大学，因为咱们从历史上都知道啊，他有外国老师，还有中国的那个大臣给他当老师，后来问到他婚姻状况这点，我说你家属呢，哎，死的死了，离的离了。 　　在妹妹家居住的那段日子里，邻居们对溥仪并没有歧视和厌恶，人们都亲切的叫他“老溥”。由于长时间的与社会隔绝，在新生活开始的时候，溥仪还是闹出了不少的笑话，他后来回忆说：我很想和邻居们一起做点什么，我看到有人拿着笤帚去扫胡同，我也跟了去。我一直扫到胡同口，回来的时候，却找不到家门了。 　　福永沪生回忆说，叔父过去在抚顺的监狱中呆了很长的时间，他从来没有一个人乘坐过公交车，他是很讲究女士优先的，一次他对售票员说，您是女士，请您先上，那个售票员上去后就关上了车门，随后车就开走了。 　　在妹妹家住了半个月以后，溥仪搬到了政府安排的一间旅馆里，此时的溥仪常常会到北京的大街小巷去转转，30多年后的故地重游，溥仪恍若隔世。 　　天安门是溥仪非常熟悉的地方，当年他离开北京的时候，这座城楼早已破败不堪，如今这里已被修缮一新，溥仪一眼就认出了悬挂在天安门正中的那个巨幅画像是毛泽东，正是这个人领导着人民建立了新的国家，也正是由于这个人的提议，溥仪才得到特赦并回到了北京。 　　1960年的春节到了，这是溥仪回到北京后过的第一个春节，正当家人为庆祝节日而忙碌时，溥仪意外地接到了周恩来总理邀请他和家人赴宴的消息。 溥仪和弟弟溥杰 　　宴会在全国政协的小餐厅里举行，气氛完全是家庭式的。周恩来首先询问了溥仪回到北京后的生活和身体情况，接着又问起溥仪对今后有什么打算，溥仪说他曾读过一些医学典籍，在抚顺改造期间，他还在医生的指导下，做过一些诸如量血压、测体温之类的事情，溥仪真诚地说，如果政府允许，他希望能够当一名医生，溥仪的话音刚落，周恩来就笑着说，当医生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你那点底子恐怕还不能胜任这项工作。 　　据说溥仪被特赦以后，曾有人建议让他到北京故宫博物院去工作，对此周恩来并不赞同，他认为溥仪如果在故宫里上班，必然会引起人们的围观，这样他既无法正常工作，自尊心也容易受到伤害。周恩来建议溥仪先到北京植物园去工作一段时间，在那里，他可以半天工作半天学习，主要是利用这段时间了解和熟悉社会，在适当的时候再给他安排一份力所能及的工作。 　　1960年11月底，北京市进行县、区第四届人民代表的选举，植物园的领导对溥仪这样的特赦人员，是否有资格参加选举拿不定主意，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后，严肃地说，溥仪特赦后就是合法公民了，凡是公民拥有的权利溥仪也不例外。结果溥仪很快就拿到了选民证，这使溥仪非常激动，当他把填写好的选票投入票箱的时候，他感到自己已经和6亿5000万同胞一样成为了这个国家的主人。 　　1962年1月31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颐年堂接见了溥仪。毛泽东诙谐地对身边的人员说“这是我的顶头上司宣统皇帝，从前我们都做过他的臣民”，毛泽东对溥仪说：“听说你现在还是孤家寡人啊，皇上没有娘娘不行”，毛泽东建议溥仪成立一个家庭。 　　溥仪当然也希望有个温暖的家，有个关心和爱他的女人，但他前半生中那几次失败的婚姻毕竟在心里留下了太多的阴影，对于再婚，溥仪似乎变得很挑剔。在毛泽东建议他再成立一个家庭之前，溥仪至少已与5位女子见过面，但见过一面之后，便全都没了下文，直到一个偶然的机会，溥仪的同事把一个名叫李淑贤的护士的照片拿给他后，溥仪才怦然心动。 　　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溥仪和李淑贤都表现出了热情。溥仪一改过去邋遢的习惯，衣衫也变得整洁光鲜起来。他和这位比自己小18岁的女人一起去看电影和跳舞，一起去游览故宫和颐和园，而每当这个时候，溥仪就会担任起义务讲解员。溥仪对李淑贤的爱是真挚的，他说：“李淑贤穿戴朴素，人品老实，经历很苦，让人同情，又是搞医务工作的，和我兴趣一致，我喜欢。” 　　李淑贤在她口述的《溥仪与我》一书中说：“化，我只有高小程度；论职务，是个普普通通的护士，我不过每月挣那么五十几元钱工资。溥仪为什么偏偏能够爱上我？而且爱得那样诚挚，那样深沉。” 　　1962年4月30日晚，溥仪和李淑贤在政协礼堂举行了婚礼。结婚的日子是溥仪精心选择的，因为第二天就是五一国际劳动节，已经成为劳动者的溥仪要以这种独特的方式来纪念劳动者的节日。 　　在婚礼中，溥仪的脸上始终荡漾着笑容，他拿出了几天前就写好的讲稿对来宾们说：“回想我前半生的过去，是个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地剥削寄生虫。后半生的今天是一个光荣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过去的溥仪是只知有己不知有人的溥仪，这个溥仪是早已结束了，已经死去了。在6亿5000万各族人民大家庭中，成立我们俩的幸福的小家庭，我是多么愉快，多么鼓舞。” 　　在周恩来总理的安排下，溥仪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写的那份《我罪恶的前半生》的手稿被送到了北京群众出版社。 　　受上级领导的派遣，群众出版社编辑李文达负责帮助溥仪来完成这部书稿的修改。李文达认为，溥仪的这部手稿中还有许多事实不够准确，特别是溥仪的思想变化没有得到充分的展示，于是，在国家有关部门的配合下，溥仪和李文达查阅了大量的档案材料，他们还重返天津、长春和抚顺等地，采访和调查了溥仪前半生中不同时期的活动和后来思想改造的过程。这项艰苦而细致的工作，整整用了年的时间，1964年3月，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终于问世了。 溥仪的标准像 　　日本学者丸山升介绍说，这本书在日本出版发行后，获得了非常高的评价，使很多人感动，读者们认为，虽然这本书的写作方法和真正的溥仪有些差距，但是书中相当程度反映了溥仪本人的真实思想，是非常宝贵的人生体验，感动了许多读者。 　　《我的前半生》一经面世，立刻在海内外引起轰动，很快就被译成多种文字在许多国家出版。寓居在美国的李宗仁先生，看过《我的前半生》后曾感慨地说，溥仪在新中国受到的宽厚对待，也使他的心灵照进了温暖的阳光。李宗仁先生最终选择回归祖国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不可否认，他的确受到了《我的前半生》的积极影响。1965年7月20日，从美国归来的李宗仁在首都机场见到了溥仪，他百感交集地说，“你的大作我在国外已经拜读了，对我启发很大。” 　　溥仪在做全国政协文史专员的时候，每月工资是100多元钱，这在当时已经是一笔令人羡慕的收入了，但由于溥仪不会理财，花钱又没有计划，加上隔三差五总会有一些亲朋故旧来看望他，所以，他的那点工资就常常入不敷出了。 　　1964年，在中共中央举行的民主人士新春座谈会上，毛泽东对全国政协的负责人说，“听说溥仪生活不太好，每月只有一百几十元的薪水，怕是太少了吧。”他对坐在身边的章士钊说“我准备拿出点稿费，通过你送给他改善一下生活，不要使他‘长铗归来兮食无鱼’，人家终究是皇帝嘛。” 　　在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的关怀下，溥仪的工资提高到200多元，生活也有了明显的改善，政府不仅为他们安排了宽敞的房子，还为他们配备了沙发和地毯等生活用品。 　　1964年11月，溥仪正式成为全国政协委员。 　　溥仪和李淑贤婚后的生活幸福而充实，他们经常会被邀请去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以及接待各种各样的来访者。工作之余，溥仪会带着妻子到弟弟和妹妹的家里去坐一坐。 　　福永沪生回忆说，叔父经常来我们这里，有时他刚刚领的工资就丢了，最后他把一个大钱包用绳子牢牢捆在裤子的后面，但还总是丢三落四的。 　　溥仪当选为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以后，有机会到全国各地去走一走，看到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他感慨万千。 　　在延安，溥仪参观了原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当年，就在溥仪与日本侵略者沆瀣一气的时候，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就是住在这样简陋的土窑洞里，领导着轰轰烈烈的抗日斗争。共产党不仅领导人民赶走了日本侵略者，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并最终建立起了一个民主、富强的国家。 　　溥仪终于懂了，中国共产党肩负的是全民族的利益，推动的是滚滚前行的历史车轮，而他在前半生中，却是与敌人狼狈为奸，一直在逆历史的潮流而行。溥仪庆幸他在后半生中，终于成为了这个新国家的公民，并能够为这个新国家的建设做些有益的工作。 　　1971年10月8日，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一世访问了中国。在同毛泽东主席会见的时候，海尔·塞拉西皇帝提出了想见一见中国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的要求，他说宣统这个年号和溥仪的名字是他年轻时就非常熟悉的。 　　毛泽东告诉他，中国这位宣统皇帝已在4年前病逝了。 　　1966年，一场政治运动狂风暴雨般地席卷了中国大地。左臂佩带红袖章的年轻人，成了这场被称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先锋和闯将。他们高喊着激进的口号，情绪亢奋地冲击着政府和机关以及他们认为一切应该摧毁的地方。 　　位于北京东观音寺22号的这座寓所从此不再平静了，面对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和那些由于愤怒而扭曲了面孔的人们，这位曾经做过皇帝又当过囚犯的北京市民溥仪，又一次感到了惶恐和不安。 　　由于派出所的出面保护，溥仪没有被游街和批斗，但生活待遇就大打折扣了。按照有关规定，溥仪每个月除领取较高的工资外，还享受着比普通市民高得多的大米、白面等细粮的配额。而这一切在造反派的眼里是不能够容忍的。于是，溥仪的薪金被拦腰砍去一半，《我的前半生》的稿酬也上交给了有关部门，就连国家为他配备的沙发、地毯等生活用品也一并被人抬走，自然，供应给溥仪的细粮也就被玉米面和高粱米所代替了。 　　后来，周恩来总理知道了这件事情，他愤怒地对有关人员说，这简直是乱弹琴，民主人士和文史专员的工资待遇必须恢复，一块钱也不许减。 　　生活待遇虽然恢复了，但是溥仪精神上的苦闷和心理压力却越来越大，他的身体状况越来越糟，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住进医院。 　　其实，早在1962年5月中旬，即溥仪与李淑贤结婚后两个星期，溥仪就出现了尿血的症状，中医诊断为“膀胱热”，并给溥仪配了几副中药。两年后的1964年11月，溥仪在陪同周恩来接见外宾时，周恩来得知溥仪尿血后要求有关部门对溥仪的身体进行全面检查，至此，溥仪的膀胱癌才被发现并做了切除手术，几个月后，溥仪的左肾又发现了肿瘤，不得不再次手术，到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溥仪已经住了4次医院，动过3次大手术。 　　1966年12月23日，溥仪因患尿毒症，第5次住进了北京人民医院，这时的溥仪已经是心力交瘁了，但是愈演愈烈的政治风暴并没有一点停息的迹象，早已与溥仪离婚的李玉琴也以“东北人民代表”的名义，来到了溥仪的病床前。 　　李玉琴之子黄焕新回忆说，1966底，大约是11月份左右，我母亲和我的大舅妈她们两个结伴到北京去，准备找政协、找溥仪去讨一个说法，到了北京以后见到了溥杰，见到了其它的皇亲，知道溥仪因为生病而且病得很重在医院里住院，到医院里去找溥仪，李淑贤是想着说溥仪已经病到这个程度了，你们还来打扰他，可能有点不太人道了，我母亲和我的大舅妈就想着说我们整个一个家族就快活不下去，你总得出来说句公道话呀，说当时我们家到底怎么样，有过什么，受到什么皇恩，是不是参与了压迫和剥削人民啊？她们俩的出发点不一样，事先也没有好好沟通，结果就吵起来了。 　　饱受病痛折磨和心理压力的溥仪，按照李玉琴的要求，写了一份长达3000多字的证明材料，李玉琴最终放弃了对溥仪的清算活动。这时溥仪的肾癌已到晚期，他的生命之火即将熄灭了。 　　1967年9月的最后一个夜晚，自知将不久于人世的溥仪与妻子李淑贤进行了一次长谈，他说；“我这一生当过皇帝，也当了公民，归宿还好。现在总算是要走到尽头了，国家把我这样一个封建统治者，改造成为一个公民，是不容易的。可惜我这些年尽生病了，没能够做什么事，实在对不起国家啊，再有，就是对不住你，我不在了谁来管你呢！” 　　这次谈话过后的第4天，溥仪再一次住进了医院。 　　1967年10月17日凌晨，爱新觉罗·溥仪在北京人民医院走完了人生的最后旅途。 周恩来会见溥仪夫妇 　　他的亲属在整理遗物的时候，发现溥仪放在床头柜上的一个记事本，上面写着这样几行字：小妹，我感到气虚，你来时千万把“紫河车”（胎盘粉）带来，今天晚上服用。耀之。这是溥仪写给他妻子李淑贤的。 　　溥仪逝世28年后，他的妻子李淑贤把溥仪的骨灰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迁出，葬在了河北省易县的“华龙皇家陵园”，这个陵园的开发商还承诺为溥仪的妻子李淑贤身后，以及早在1942年就已经死去的“明贤皇贵妃”谭玉玲各提供一个砖石结构的坟冢。 　　1997年，病逝后的李淑贤并没有安葬在溥仪的身边，而谭玉玲的骨灰则很早就保存在长春的伪皇宫博物院。在溥仪这个99.5平方米的墓地里，只有溥仪孤零零的遥望着光绪皇帝的崇陵，溥仪墓碑上没有铭文，只镌刻着爱新觉罗?溥仪6个字。 　　溥仪的侄子爱新觉罗·毓瞻曾写了一首题名为《火龙》的七言诗，为溥仪的一生作了概括： 　　未驭飞龙出鼎湖，升遐南陆祝融俱，溯自赢秦二百主，惟有末帝卜离居，忆昔冲龄初践祚，才及三载易灵符，辫帅辫兵何灭裂，龙旗七曜落城隅，紫禁城中家天下，封爵赐谥圣恩沽，一日煤山忽传警，扫地出门待须臾，獭鹯之驱自兹始，亡羊何怨多歧途，人间秃翁只遗臭，手持帝子赠狼狐，暂寄东邻差安妥，却将饮鸩作醍醐，津门七载似韬晦，窥机伺变复皇图，蓬山岂是多仙子，黑水白山久觊觎，贪心未敢蛇吞象，遂牵傀儡作伥菟，一身已成千古恨，万姓流离遭毒荼，仰人鼻息十四载，五年绝域困囚徒，天翻地覆慷慨以，洗心重读人之初，胜国之君不卒数，自食其力古所无，现身说法毖于后，四载精勤纪成书，天不假年初耳顺，浩劫何人赙束刍，拨乱反正重哀悼，八宝山下哀荣殊，蜡炬成灰泪未干，泪沾六马自达车，君不见今日永宁山上西风紧，可怜秋月一茔孤。 作品来源于网上，版权归作者所有，本人只做转载分享 ---------------------------------------------------- 手机巴士真诚欢迎新老会员 本文由手机巴士搜集整理，手机巴士提供海量电子书 http://www.sjbus.com 电子书组【小二制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巴士提供各种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