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经济与贸易毕业论文范文5

摘 要 随着我国贸易出超地位的改变，人民币的升值，中国作为进口大国的地位逐渐显现。与此同时，倾销作为外国生产商争夺我国市场的一种竞争手段，开始逐渐频繁出现，中国在应对国外反倾销调查的同时，也开始主动对外发起反倾销调查。 氨纶作为一种高档纺织材料，我国的氨纶产业起步晚了西方50多年，但发展迅速，作为一个技术相对薄弱的新型市场，国际氨纶巨头经常对华倾销。泰和新材作为中国烟台市第一家氨纶企业，牵头其他氨纶企业，发起对国外的反倾销调查，对于保护我国氨纶产业，有重要意义。 本文通过对烟台市氨纶行业的反倾销调查应对情况，分析我国氨纶产业市场现状，从地域角度分析烟台市氨纶行业与氨纶企业在之前应对进口倾销过程中取得的成果和存在的问题。尝试提出烟台市氨纶行业应对低价倾销的解决。 关键词：泰和新材，氨纶，倾销 Study on Taihe Spandex Industries’ Reply to Dumping Abstract: China is usually blamed as a dumping exporter.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rade and finance. China also become a viticm of dumping. It is high time for China to do something to reply the dumping. Spandex is a high level material for clothing. China have began this industry since 1990s,so the Spandex industry in China is young and weak.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pandex industry, China began to supply the demand itself. The foreign company began to dump China market to save the interest, they hope to beat China native industry by the low price. So, here is a challenge for the hero. Taihe new material company is one of the biggest Spandex supplier in China, and the biggest Spandex company in YanTai city. There is an important meaning for Taihe to gather other company to reply dumping, to protect the market. This paper is study on the situation of the Yantai Spandex industry and the history of the war to dumping. Try to find the measures of anti-dumping and protect the Yantai Spandex industy. Keywords: Dumping ;Antidumping; Spandex; Taihe Company 目 录 1 绪论    1 1.1问题的提出    1 1.2国内外研究现状    2 1.3研究内容与结构    3 1.4研究思路及    4 2烟台市氨纶行业发展的现状    5 2.1我国氨纶行业生产及进出口现状    5 2.2烟台氨纶行业生产及贸易现状    7 2.3烟台氨纶反倾销历程与现状    8 3烟台市氨纶行业反倾销调查的问题    13 3.1反倾销调查过程中存在市场外部问题    13 3.2反倾销调查过程中存在企业内部问题    14 4烟台市氨纶行业反倾销对策    17 4.1氨纶行业宏观反倾销对策    17 4.2氨纶企业的个体反倾销对策    19 5结论    24 参考文献：    25 致谢辞    27 附录    28 1 绪论 1.1问题的提出 氨纶作为一种高档纺织基础原料，价格曾高达20万元/吨。我国的氨纶工业起步较晚，很多产品产业化不到10年。而国外这一产业早已趋于饱和状态，急于向外扩张。2001年以后，随着国内氨纶市场需求激增，进口开始急剧增加。 2001年，我国进口氨纶不足1.6万吨，2004年增至近3.6万吨；产品价格从2001年的6427美元/吨降至2004年的5513美元/吨。2003年，生产1吨氨纶利润能达到1.5万元，大多数业内企业还没有意识到危机，仍然在加大投资，新上项目。在2003年下半年的一次行业会议上，绍兴龙山氨纶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斌提出了氨纶反倾销的问题，虽然该行业仍处于黄金时期，但是利润快速下滑的趋势已经显现，必须打提前量才能赢得主动。李斌的想法与中国化纤工业协会不谋而合。由于协会此前一直对重点行业进出口情况进行跟踪，掌握了一定的证据，不久，由行业协会牵头组织相关材料，氨纶反倾销正式提上日程。 2006年，在泰和新材、绍兴龙山氨纶、华峰氨纶等5家企业（占据时中国市场80%，认为有资格代表中国氨纶企业）的共同发起下，中国氨纶产业对美国、新加坡、日本、韩国氨纶企业发起反倾销调查，成功获取5年保护期权益。 现今，5年保护期已过去，中国氨纶产业将再次面对国际同业的低价倾销。因此，深入分析研究烟台氨纶应对外国同业倾销的对策，对于在5年保护期后，烟台氨纶如何再次参与国际竞争，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1.2国内外研究现状 1.2.1 国外研究现状 美国经济学家安德森研究了面对反倾销威胁的出口企业的战略，得出的主要结论是:当来自进口国即将开始的反倾销案以达成自动限制出口方式结案的可能性相当大时，出口企业倾销(甚至不惜亏损而以低于边际生产成本的价格出口)是有好处的，因为一旦自动出口限制协议达成，进口许可证发放依据的是初始状态各企业的市场份额。企业能够争取到的市场份额越大，则其未来获得的利益也越大，现在的倾销损失只不过是获得未来收益的必要投资。从这个意义上讲，反倾销本身也已成为倾销的一个诱因。 1.2.2 国内研究现状 现有反倾销的理论来源于新贸易保护政策的的相关学说。新贸易保护主义又被称为“超贸易保护主义”或“新重商主义”，是20世纪80年代初才兴起的，以绿色壁垒、技术壁垒、反倾销和知识产权保护等非关税壁垒措施为主要表现形式。 关于反倾销的应对策略研究的问题，国内外经济学家、经济法学家，以及从事外贸企业家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并且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他们深刻分析了我国出口商品遭受反倾销的现状、遭受的原因，并且提出了一些有利于我国出口的应对策略。 林钰在《加入WTO 以来国外对华反倾销特点、原因及对策研究》一文中介绍我国遭受反倾销的特点：遭受反倾销诉讼的频率高；遭受反倾销的出口商品范围广；遭受反倾销诉讼的胜诉率不高，损失大；遭受西方国家反倾销之多。但未对贸易保护主义色彩浓厚，采用反倾销反补贴的“双反”调查，易产生示范效应并引起连锁反应这三个特点加以分析。林钰论述出我国出口商品遭受反倾销诉讼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是中国出口商及出口商品本身的原因；其二是世界经济政治外部环境所决定的原因。我国出口商品低价竞销，且为“非市场经济”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存在出口成本核算差距；外部的贸易不平衡是我国出口商品遭受反倾销诉讼的直接动因，利益集团是我国出口商品遭受反倾销诉讼的推动者，国际经贸关系的变化决定了我国出口商品遭受反倾销诉讼的长期性。文章从我国自身和外界两个方面进行阐述，分析很全面。 刘爱东，梁洁在《1995 年～2009 年国外对华反倾销案件统计分析》中提出我国应对国际反倾销的措施有加强出口企业管理，防止低价竞销，加强出口企业成本核算，与国际接轨，整合企业、行业、政府力量以积极应诉，合理利用中止协议，加强国际协调，争取以市场经济国家融入世界经济，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争取改善与世界各国的经贸关系。文章提出的对策很全面但语言过于冗杂。 1.3研究内容与结构 本文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叙述本文选题的背景意义及研究目的、内容和方法及国内外的研究现状；第二部分是论述倾销与反倾销的国际贸易理论，并具体分析倾销给一个国家产业带来的危害；第三部分是研究当前的烟台市氨纶产业的现状，并对2006年发起的氨纶反倾销调查结果进行分析；第四部分则是分析当前烟台市氨纶产业应对外国倾销存在的问题；第五部分为烟台市氨纶日后应对低价倾销保护行业提出相应的对策。后四部分是本文的重点，通过从理论到国际国内现实情况的分析研究烟台氨纶反倾销调查存在的问题，深入研究认识烟台氨纶如何提高对低价倾销的应对能力。 1.4研究思路及方法 1.4.1 研究思路 国际贸易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因此本文的研究思路遵循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思路。 首先分析烟台市氨纶行业发展的情况以及之前反倾销过程中取得成果。而后分析其在反倾销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从整体行业和企业两个层面具体分析了在面对低价倾销时，其应对上的不足。之后根据存在的问题，结合所学知识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帮助其在2011年反倾销保护期结束之后，更有效的应对低价倾销挑战，抓住机遇，促进发展。 1.4.2研究方法 本文的研究方法主要采用了文献研究法和个案研究法。 文献法主要指搜集、鉴别、整理文献，并通过对文献的研究形成对事实的科学认识的方法。本文通过对所收集的文献资料的归纳整理、分析鉴别，在学习经济学家与化纤专家对氨纶产品进口贸易分析的基础上总结现阶段氨纶行业的发展状况，提出在2011年氨纶行业反倾销保护期结束以后，烟台市氨纶行业将如何再次面对国外的低价产品。 个案法通过认定研究对象中的某一特定对象，加以分析调查，弄清其形成特点和形成过程的研究方法。本文中多次以烟台市泰和新材股份有限公司为例，以其应对低价倾销以及在5年保护期内未雨绸缪所做的策略为个案，分析其成功的特点，总结成反倾销应对对策，并向其他企业推广。 2烟台市氨纶行业发展的现状 2.1我国氨纶行业生产及进出口现状 2.1.1我国氨纶行业的生产及分布情况 2008年我国氨纶产能增至31.21万吨，但产量上企业陆续减产，特别是进入第四季度开始大面积的减产，再加上2008年氨纶新增产能中22dtex等细旦丝的生产比例均较高，因此2008年实际产量增加得并不多。 2008年我国氨纶的表观需求量为19.54万吨，较2007年增长仅为3.11%。从市场实际情况看，虽然2008年氨纶的传统市场如圆机等领域的用量不如往年，但由于氨纶价格的下跌，氨纶的使用面进一步扩大，例如在国内一些中低端的织物上开始广泛应用。除此之外，在一些其他领域如水喷织机、子午胎等也在逐步增加应用。因此2008年化纤行业的低迷大环境下，氨纶仍然保持了明显的增幅。 2008年我国氨纶产能开始爆发增长，主要集中在浙江区域。2008年之后，全国氨纶的产能比重正式转向浙江省，浙江一省占据了全国产能的55%。表1为我国氨纶产能的地区分布情况。 表1 我国干纺氨纶的产能分布情况（单位万吨） 省份 浙江 江苏 山东 上海 广东 河南 辽宁 福建 合计 2006年 4.50 1.47 1.80 0.8 0.00 0.05 0.25 0.00 9.52 2007年 8.59 1.82 1.80 1.4 1.30 0.40 0.50 0.00 15.81 2008年 10.20 2.82 2.35 1.4 2.00 0.40 0.50 0.35 20.02 2009年 11.65 2.82 2.55 1.4 2.57 0.40 0.50 0.35 22.14 2010年 12.90 3.82 2.55 1.4 3.64 0.75 0.50 0.35 25.91 2011年 17.25 4.42 2.55 1.4 3.64 0.75 0.50 0.70 31.21                     2.1.2我国氨纶进出口情况 2008年我国氨纶的进口一直保持了比较稳定的状态，进口总量为1.24万吨，在反倾销的保护之下，较2007年下降了6.0%。截止2008年，氨纶反倾销保护之后的出口转内销比例基本持平，增加幅度最大是越南市场，2007年几乎无进口，而2008年进口增加至555吨，比重升至4.5%。而其他的传统市场如日本、韩国、台湾地区等进口量均出现了小幅度下滑，尤其是韩国减少了将近600吨。 表2表3为2009年、2010年我国氨纶的进出口流向比较。 表2  2009与2010年我国进口氨纶的比例比较 产销国及地区 2009年进口量/t 2010年进口量/t 2009年比重/% 2010年比重/% 韩国 4053 3469 30.7 27.9 日本 2583 2297 19.6 18.5 新加坡 2211 1878 16.8 15.1 欧盟 1849 1827 14.0 14.7 台湾 591 562 4.5 4.5 美国 689 560 5.2 4.5           表3  2009年与2010年我国出口氨纶的流向比较（单位吨） 产销国 2009年出口量/t 2010年出口量/t 变动幅度/% 2009年比重/% 2010年比重/% 韩国 2614 5234 100 9 20 香港 3191 2568 -20 11 10 土耳其 5024 2369 -53 17 9 越南 1843 2156 17 6 8 台湾 2226 2037 -8 8 8 美国 1431 1997 40 5 8             2.2烟台氨纶行业生产及贸易现状 2.2.1烟台氨纶行业生产情况 烟台市氨纶行业产能比较集中，泰和新材作为最早最大的氨纶企业占了烟台市产能的80%以上，于此同时，华台裕祥精细化工有限公司、民士达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也纷纷发展起来，形成了目前的氨纶行业格局。我国氨纶生产虽然晚于世界50多年，但发展速度很快。2001年以来，在市场需求的强劲和高利润的驱动下，氨纶产能迅速膨胀，在产能上，山东虽然逊于浙江地区，但产能也膨胀至1.4万吨/年，其以泰和新材为领头企业。 2012年烟台市氨纶总产能已经达到3万吨，较2007年增长20.46%，新增产能0.5万吨。另外，熔纺氨纶市场近几年产能、产量也在逐步增长，在无缝内衣市场需求较为强劲的支撑下，截止到2008年底，熔纺氨纶的产能达到1万吨，较2007年增加了0.2万吨左右，增幅在25%。 2.2.2烟台氨纶行业的贸易情况 烟台市缺乏服装加工业，因此烟台本地的氨纶使用量比较少，而且泰和新材的产能能直接满足本市的市场需求，烟台市的氨纶也多流向于周边省市。因此烟台市进口氨纶量极少，没有规模的进口统计数据。 烟台市氨纶出口主要面向欧美、中东以及东南亚等国家，但贸易量并不大，其原因在于泰和新材是北方地区最大的氨纶生产商，市场覆盖面极广，产品多供应内销市场了。因此泰和新材受到倾销影响严重。 2.3烟台氨纶反倾销历程与现状 烟台地区参与反倾销的企业以泰和新材为主导，泰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前身为烟台氨纶股份有限公司，目前氨纶产能为3万吨，占据中国产能的十分之一，占据烟台市产能的80%以上，是中国第一家形成规模产能的氨纶企业。因此在2006年的氨纶反倾销历程之中，烟台地区的氨纶企业以泰和新材作为主导力量。 2.3.1反倾销调查历程 2001年入世之后，随着中国出口的大幅增加，氨纶作为服装纺织原料下游市场需求剧增，进口量大增的同时，也拉动国内产业发展，产能、质量都得到很大提升。外国生产商注意到中国氨纶企业产生的威胁，为了保护中国市场份额，开始对中国市场进行低价倾销。其中以韩国企业最为严重，时中国进口氨纶的53%来自于韩国，且价格最低。 时氨纶的国内价格大致为6万元/吨，而韩国晓光等企业以约合4万元/吨的价格出口中国市场，致使国内氨纶价格骤降，泰和新材的氨纶价格也从巅峰时的8万元/吨降至4.7万元/吨，很多企业被迫封闭产能，更有甚多较小企业被迫停产。 （1）反倾销立案 面对国外生产出口企业的倾销行为，2005年2月，烟台泰和新材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华峰氨纶股份有限公司、龙山氨纶有限公司向商务部提起申请，要求对原产于日本、新加坡、韩国、美国和台湾地区的进口氨纶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2005年4月13日商务部正式立案调查，倾销调查期为2004年1月1日至2004年12月31日，产业损害调查期为2001年1月1日至2004年12月31日。 （2）反倾销初裁结果失利 2006年5月24日，商务部发布2006年第33号公告，公布了对原产于日本、新加坡、美国和台湾地区的进口氨纶反倾销调查的初裁结果，决定对原产于上述国家和地区的进口氨纶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根据不同的倾销幅度征收5.09-61%的保证金。 然而韩国企业通过积极抗辩而不在反倾销税的征收之列，根据泰和新材、华峰氨纶等行业大厂的数据，韩国企业倾销幅度高达60%，如果不能对韩国企业征收反倾销税，会使本次反倾销效果大打折扣。 （3）通过协会力量分析症结 泰和新材与华锋氨纶马上通过化纤协会，联合行业内其他企业，重新收集氨纶进出口价格数据，发现行业内数据与海关调查数据存在巨大差异。并随即通过反倾销调查程序，申请复查。 据化纤协会和部分企业掌握的证据显示，韩国企业的倾销幅度在60%以上。韩国相关企业2004年(倾销调查期)向中国出口氨纶，海关平均出口价格为5003美元/吨，而且韩国三家应诉企业占韩国向中国出口量的90%以上。然而，据商务部公平贸易局进口调查二处了解，韩国企业在调查问卷上填报的出口平均价格为6800美元/吨，与中国海关统计相差了近1800美元/吨，而且韩国三家应诉企业向国家发展与改革委运行局填报的向中国的出口量只占中国海关统计韩国向中国总出口量的50%。这些数据与海关统计数据相差太远。 （4）向海关申请帮助 韩国企业向中国申报的数据中存在虚假成分，进而避免了反倾销税的处罚，泰和新材、华锋氨纶以及龙山氨纶随即向海关发出申请，希望通过中国海关重新调查真实的进出口数量与价格，并据此确定韩国应诉企业的实际倾销幅度。　 （5）反倾销终裁结果胜诉 2006年10月13日，商务部发布2006年第74号公告，裁定原产于日本、新加坡、韩国、台湾地区和美国的进口氨纶存在倾销，中国大陆氨纶产业受到了实质损害，同时倾销和实质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决定对上述国家和地区的进口氨纶征收反倾销税，反倾销税税率从0-61%不等。 表6  我国氨纶行业反倾销调查终裁情况 序号 国别（地区） 企业名称 反倾销税税率 1 日本 日本OPELONTEX 公司 12.87% 其他日本公司 61.00% 2 新加坡 英威达（新加坡） 10.85% 其他新加坡公司 61.00% 3 韩国 韩国东国贸易公司 2.86% 韩国泰光产业株式会社 2.31% 其他韩国公司 61.00% 4 台湾 台湾台塑旭弹性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5.19% 其他台湾地区公司（All Others） 61.00% 5 美国 所有美国公司 61.00%         2.3.2烟台氨纶反倾销现状 烟台氨纶联合其他地区的氨纶领军企业，最终获得反倾销调查的胜利，获得5年税收保护期，保护国内氨纶受损企业的恢复和发展。对进口氨纶采取反倾销措施后，氨纶生产企业的经济状况逐渐好转，进口数量减少，价格回升，企业产销量增加，国内市场占有率增加，开工率上升，库存减少，反倾销措施成效明显。 （1）进口数量明显下降 2004年，我国进口氨纶3.97万吨；2005年反倾销立案当年下降到2.80万吨；2006年反倾销肯定性终裁后，进口数量进一步下降到1.66万吨。2006年比2004年进口数量下降了58.19%。同期，氨纶进口价格分别为每吨5890美元、6320美元和7290美元，2006年比2004年氨纶平均进口价格上涨了23.77%。 从氨纶进口国家和地区情况看，2004-2006年，上述5个国家和地区的进口量分别为35819吨、23330吨和12287吨，进口量占我国进口总量的比例分别为90.22%、83.32%和76.02%，在实施反倾销前后，被采取反倾销措施的5个国家和地区的进口数量和进口占比逐年下降，反倾销措施的实施对抑制进口效果明显。 国内增加约2万吨/年的市场份额，相当于两个中型厂一年的产量。 （2）泰和新材企业效益好转 从泰和新材的财务状况分析，2003年企业实现利润20530万元，2004年下降到19000万元，2005年立案当年惯性下滑到2900万元，2006年终裁后实现利润6300万元，到2007年效益大幅度增加，合计实现利润超过60000万元。 （3）产品销售价格回升 以泰和新材有限公司为例，2003-2007年销售价格分别为7.5万元/吨、6.3万元/吨、4.7万元/吨、5.3万元/吨和8.3万元/吨。从中可以看出，2003年到2005年反倾销调查立案，氨纶价格一路下跌；反倾销立案后，价格逐年回升（图1）。 （4）开工率提高。2004-2007年，烟台氨纶行业的开工率分别为69.05%和90.96%。反倾销后，企业的开工率大幅度上升（表6）。 表6    烟台市氨纶反倾销发起企业开工率情况 项目 2004年 2005年 2006年 2007年 产能（吨） 20000 20000 20000 25000 产量（吨） 13809 13396 18195 22741 开工率（%） 69.05 66.98 91.24 90.96           3烟台市氨纶行业反倾销调查的问题 3.1反倾销调查过程中存在市场外部问题 良好的外部环境对氨纶行业反倾销的成功有着重大意义。贸易监管机构、法律法规、经济环境等各方面外部因素都会对氨纶进口反倾销调查的进展产生影响。 3.1.1反倾销保护被市场误读 2006年，中国氨纶行业取得对外反倾销的胜利，获得5年保护期。在烟台氨纶、华峰氨纶等反倾销的发起者是本着未雨绸缪，在氨纶产业利润未大幅下降之前，保护国内氨纶产业稳步升级。然而在五年保护期内，氨纶产业的高利润吸引了大量的资本投入，尤其是低产能的小厂相继建立，追逐利润。瞬间爆发似的的增长，使得中国氨纶产能在短短十几年间占据了全球产能的50%。虽然反倾销遏制了境外同业的恶性竞争，但是却造成了国内产能的井喷，加剧了内部竞争，氨纶产业利润下降，每吨利润从2001年的5万元下降到2003年1.5万元，而2011年度，氨纶产品更是价格触底，售价基本与成本持平。2011年保护期结束，虽然国内的氨纶企业得以生存，却面临着内战的局面。5年保护期，在市场的盲目性和逐利性下被误读了。 3.1.2中国氨纶产业进入行业调整期 中国氨纶产品多为原始的干纺氨纶，只能用于普通的织物。2001年入世以来，中国外贸获得巨大增长，服装纺织业的出口首当其冲，氨纶作为高档纺织原料，被下游市场大量需求。市场拉动下的需求造成干纺氨纶的供应大大增加。然而随着2008年经融危机的影响，服装出口大大受挫，只能用于普通织物的中低档氨纶失去了市场。而作为一个受反倾销保护的产业，出口的竞争力相比国际同行，出口优势也不大。因此在出口不力、内销疲软的的市场下，氨纶企业进入了调整期。必须进行限产，以维持价格，维持生存。 3.1.3国外高技术产品依然冲击中国市场 中国入世之后开放了纤维市场，国外企业依仗中国没有形成规模产能的市场优势，对华市场进行大量出口。并以“中国未能自行生产同类产品”为理由，进行倾销。我国氨纶工业起步较晚，很多产品产业化仅仅10年左右。而国外该产业几十年前就已成熟。由于中国氨纶市场需求迅速增加，以及前几年我国氨纶产业整体水平相对不高，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进口。近年来，国内氨纶产品数量和质量不断提高，为保住广大的中国市场，国外产品不惜采取低价倾销的不公平贸易手段。有资料显示，2001年底中国加入WTO，氨纶产品进口关税从当年的17%逐步下降至2004年的5%，进口氨纶2001年不足1.6万吨，2004年则增至近3.6万吨，价格也从2001年的6247美元/吨降至2004年的5513美元/吨。这对烟台氨纶造成了直接的冲击，销售价格、利润不断下降。国内同行业厂家多数处于亏损边缘。 根据我国《反倾销条例》，提起申请的企业产品占全国总产量一般应达到50%。国内氨纶行业产业集中度相对较高，烟台氨纶公司只要联合一两家同行就可起诉。尤其是一些超细旦丝等新材料，由于技术门槛高，国内往往只有少数几家企业生产。这使得国外厂家冠冕堂皇地把向中国倾销的理由说成是“中国生产不了”。 3.2反倾销调查过程中存在企业内部问题 3.2.1企业反倾销意识不足 在2006年，4家公司可占据国内产能的80%，即可发起反倾销调查。随着保护期内的产能井喷，2012年中国氨纶工厂已经广泛分布，产能从5万吨增至30万吨。新成立的企业对倾销危害认识不深，表现在两点：一是对于国外的低价格同类产品，没有利用反倾销武器进行自我的意识，企业重心在于开拓新市场，对于保护旧市场缺乏关注。二是应对倾销不积极，发起反倾销调查之后，主理机关需要企业提供市场与行业信息等数据来帮助调查，而由于企业缺乏反倾销意识，因此配合力度不强，使得反倾销调查不能顺利进展，进而影响了行业利益。 3.2.2企业内部没有建立高效的反倾销机制 因为缺乏反倾销意识，因此诸多氨纶企业并没有建立高效的反倾销机制，应对倾销危害时，直接由国际贸易部（甚至内销为主的企业使用市场部）人员来负责处理。因此在反倾销过程中，容易出现权责分配不明确，任务分配不到位等情况。面对低价倾销，不能做到第一时间应对，即便应对了，也没有足够的手段和正规的流程使得应对不力。 3.2.3行业的信息基础和数据支持不够 在主流的反倾销管理理论中，通过建立的量化的风险管理模型，可以对进口产品的低价倾销风险进行度量从而实施有效的风险管理。而我国加入世贸时间较短，遭遇反倾销调查较多，主动发起反倾销调查少，在发展过程中又没有注重对基础样本数据的保存和收集，企业缺乏团结而不互通消息，使得目前我国氨纶企业外部获取相关数据都十分困难，反倾销立案调查过程中需要的大量基础业务数据和信息缺失，信息基础和数据支持不够，影响了调查数据的准确性和代表性以及反倾销调查真正发挥作用。在我国氨纶行业反倾销过程中，缺乏一个市场与企业信息平台的有效支持，缺乏行业现状与价格信息反馈机制和相关系统的开发运用。 3.2.4缺乏专业的反倾销人才 专业反倾销人才的缺乏制约了氨纶企业对倾销的应对能力。入世后，反倾销和倾销官司将成为家常便饭。以泰和新材为例，在整个反倾销过程中，公司经理作为主要负责人，只有少数企业中高层管理者参与，更多的是寻求协会与行业专家的帮助。而外部力量的帮助毕竟是隔靴搔痒，企业内部缺乏熟悉了解倾销与反倾销理论，熟悉WTO法规，并有谈判能力的专业人才。使得在反倾销过程中，我国企业的反倾销脚步总落后于倾销者一步。 4烟台市氨纶行业反倾销对策 4.1氨纶行业宏观反倾销对策 4.1.1利用政府力量与WTO贸易政策评审机制保护市场 烟台氨纶行业起步不过十几年，企业力量相对孱弱，因此仅仅依靠企业力量不足以应对倾销。由我国政府出面代表我国企业的利益，通过政府间谈判协调和企业的积极应诉，改变我国在贸易倾销问题中的被动局面。 首先，提高反倾销意识，积极发起调查。现代社会提起诉讼是法律赋予的一项基本权利，无可非议。公平与否由司法裁决，已成为现代社会公认的法律准则。因而积极发起反倾销调查是利用法律手段保护我国氨纶企业行之有效的策略。 其次，强化政府机关对于氨纶进口的监管行为。我国氨纶行业一方面产能剧增，一方面价格剧降。因此为了从本土企业手中保护大陆市场，外国对大陆进行氨纶市场进行低价格倾销。因此对于氨纶产品的进口，氨纶行业通过向国家提交申请，实行配额与许可证等贸易保护政策。另一方面，商务部和地方经贸管理部门也应该强化进口贸易的宏观协调和管理，积极帮助企业解决问题。对于进口氨纶产品，根据市场行情，主动采取临时性配额，控制敏感时间敏感地区的氨纶进口价格与数量，减少外国企业对于我国行业的冲击。 4.1.2 强化行业协会在反倾销调查的作用 在倾销应对方式上，除了借助政府力量之外，应逐渐强化行业协会的参与力量，逐渐由政府主管部门参与改为由各企业直接参与应对程序；将由进出口商会独家组织企业应诉改为由行业协会和商会共同配合，组织全国范围的反倾销调查工作。 政府力量虽然强大，但是政府主管部门参与倾销应对不但具有效率低下、消息闭塞、经费紧张等明显的缺陷，而且很容易造成政府操纵、控制市场价格的错觉，反倾销调查可能会被认作为贸易保护，进而应诉失败。而由各相关企业直接参与应对，在经费得到有效解决的情况下，不仅因其熟知有关行业的销售情况与相关信息，能有效地根据行业、企业的实际情况发起申诉，而且由于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能很好地促使企业积极开展应对工作。同时，对于确立我国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有着重大的意义。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和成熟，建立行业协会、商会的社会职能将更多地体现在组织、协调行业内经济活动的能力。这是市场经济必不可缺的环节，因此在反倾销应诉中应积极发挥商会和行业协会的作用，建立以企业和行业协会作为倾销与反倾销工作主体的应对工作机制，组织和发动包括企业、协会、会计师和律师事务所等中介组织在内的社会力量，形成产业保护的合力，增强企业的应诉信心和应诉能力。行业协会要建立、健全应诉指导机构，建立行业内倾销反倾销、补贴反补贴、保障措施信息中心，及收集信息，掌握动态，指导企业了解反倾销调查的法律规范，提供咨询。 以烟台泰和新材为例，泰和新材、华峰氨纶、龙山氨纶等企业牵头建立了中国氨纶行业协会，协会在2006年度反倾销调查中，对于统和资源，信息共享，制定行业临时政策条款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5年保护期结束，国内氨纶产能大幅增加，原有的协会需要做出相应改变，以应对新形势下新企业新市场的挑战。 4.1.3制定“谁调查，谁受益”的原则 为充分调动企业的敏感性和反倾销的积极性，外经贸部1994年发布的《关于中国进口产品在发生的倾销案件的应诉原则》中称:中国企业在遇到倾销时必须应诉;虽然反倾销调查成功之后，受益方为整个行业，但对于反倾销调查中贡献较大的企业，应给与奖励。1999年我国专门制定了“谁应诉，谁受益”的反倾销应诉原则，也应该制定相对应的发起反倾销调查的奖励原则。对积极应对的企业给予奖励，对不应诉或在应诉中表现消极的企业给予处罚。 4.2氨纶企业的个体反倾销对策 4.2.1用前瞻性保护未来市场 烟台泰和新材在发起反倾销调查时，虽然该行业仍处于黄金时期，但是利润快速下滑的趋势已经显现，必须打提前量才能赢得主动。这个想法中国化纤工业协会不谋而合。由于协会此前一直对重点行业进出口情况进行跟踪，掌握了一定的证据，不久，由行业协会牵头组织相关材料，氨纶反倾销正式提上日程。 而事实证明，5年的氨纶保护期，也让泰和新材、龙山氨纶、华峰氨纶等牵头的氨纶大厂获得充分的缓冲时间，即便是在2011年氨纶产业遭遇瓶颈之际，几大主要氨纶公司因为5年保护期期间所进行的科技创新，拥有了高附加值高竞争力的新型产品，为未来的市场做好了准备。以烟台氨纶为例，在氨纶基础上研发出宇航、军工所应用的芳纶产品。虽然芳纶目前的应用并没有普及，但是作为领先市场一步的战略性举动。 4.2.2团结同业共同应对 中国氨纶行业产能比较集中，烟台氨纶、华锋氨纶、龙山氨纶等几家大厂即可占据产能的80%，有资格代表行业发言。 因此，通过化纤工业协会，让能够占据市场大份额的公司联盟，制定攻守条约。在2006年成功联合，发起反倾销调查之后，氨纶巨头行业又在2010年度，就应对国内下游市场需求减少，氨纶产能过剩的问题达成行业协议，进行节能限产，以保证氨纶价格。 当遭遇国外倾销或国内市场萎靡之时，许多行业都会通过召开峰会的方式寻找共同应对之计，但效果并不一定良好。而氨纶行业共同应对的成功，取决于氨纶行业一个其他行业无法比拟的优点“产能集中”。5家巨头即可占据国内产能的80%，因此只要泰和新材、龙山氨纶、华锋氨纶等几家企业达成协议，就能够遏制市场的盲目竞争和逐利行为，进而实现国内行业力量的整合，以共同应对国外倾销调查之后国内的产能过剩问题。 4.2.3在企业内部建立倾销预警机制 为了彻底改变反倾销工作的被动局面，建立反倾销的信息中心，及时收集信息，提供咨询，使国内企业和商会尽早对倾销的发生做好事前预警和应对工作，形成一套较完善的反倾销预警机制。 4.2.4.聘请有经验的律师应对，做好国内进口商的安抚工作 由于反倾销程序十分复杂，专业性很强，加之每个环节的时限要求十分严格，如欧盟对类比国的和建议必须在立案10天内提出、市场经济地位和分别税率裁决的申请必须在立案后22天内提出等等，而每个环节对应诉成败均十分关键，因此单纯靠自身力量应诉较为困难，寻找合适的律师十分重要。但律师擅长的只是法律程序，只有将律师的法律专长与企业的产品和市场专长相结合，才能确保应诉工作的成效。同时，通过进口商，尤其是一些有实力和影响力的进口商协会去做所在国政府的工作，往往会对案件裁决产生较大的影响。从经济利益角度考虑，在面临反倾销投诉时，涉诉产品的出口商和进口国的立场是基本一致的，出口商希望通过应诉保住出口市场，而进口商也希望能继续进口利润比较可观，国内有些进口商在其从国外进口的氨纶原料被反倾销时往往非常着急，可能会帮助国外企业应对中国的反倾销调查。因此国内氨纶企业应利用优惠价格等手段，为国内进口商提供当前困难的解决方案，帮助进口纺织品厂商渡过反倾销调查带来的关口。以为后来的发展做好准备。 对国外反倾销调查，不仅仅要团结国内同业，共同应对。同时也要团结国内进口商，争取其对保护本国民族产业的理解与支持。以此来争取助力，提高反倾销调查的成功率。 4.2.5积极参加复审应诉 进口一旦产品被征收反倾销税，这并不意味着反倾销调查的成功。在开拓其他市场，力求生存和发展的同时，国外企业还可以积极通过参加各种复审推翻原判，重新恢复出口价格，因此不能一劳永逸。反倾销行政复审，主要用于确定所课征的反倾销税是否应该调整或取消。WTO后的《反倾销守则》新增的落日条款规定:复审可由进口国生产商等提出申请。氨纶企业应该避免国内生产商提出复审申请要求，否则将很被动。中国氨纶生产企业应该对于已经生效的反倾销条款保持敏感与危机意识，一旦外国发起复审，马上重新应对，而不能一劳永逸。 4.2.6警惕外国对华资本渗透 在现代贸易保护进程中，很多西方国家通过资本输出的方式来规避贸易保护政策。进行国际化生产，提高产品的全球化程度，规避反倾销困境。在国际市场中，全球化程度越高的产品，越难提起反倾销。因为最后产品的归属问题很难解决，比如计算机、汽车，都是比较典型的全球化产品。 因此，在保护本国的氨纶产业时，国内氨纶产业积极与国外合作的同时，也要警惕外国资本的侵蚀，如果外国氨纶资本在华投资建厂，利用其先进技术和价格优势冲击国内氨纶产业，则反倾销手段就丧失了对国内氨纶产业的保护作用。 4.2.7用技术创新走差异化道路 2006年反倾销成功获得5年60%的反倾销税率保护，但从企业角度分析，反倾销只能治标，过了保护期之后依然会面对低价竞争。氨纶企业应从根本上处罚，关键还要靠创新来升级产业结构，提高产业竞争力，进而有能力抵抗倾销。 以烟台泰和新材为例，企业建立了全国氨纶行业惟一的省级技术中心，与中科院、复旦大学等紧密协作，并与德国巴斯夫、韩国三星、瑞士汽巴等国际著名厂商建立了技术交流与合作关系，避开了竞争白热化的常规型号，向差别化纤维方向转型。技术创新丰富了氨纶产品的内涵，产品被赋予了更多更新的使用价值，市场竞争优势不断增强。在5年反倾销保护期时间内，实现了芳纶的产业化。 而差异化纤维，在国际市场的价格不俗，芳纶则更属于新材料战略物资，几乎不可能遭遇低价倾销。通过创新技术，实现了产业升级，从根本上规避了氨纶倾销带来的威胁。 4.2.8加强反倾销人才的培养 欧盟目前的反倾销调查官员有200人，其中100人负责倾销调查，而中国从事倾销调查的人员不到欧盟的1/10，分配到氨纶行业的则更少。因此氨纶企业不能寄希望于政府全盘包办，必须培养属于企业自己额反倾销人才，以应对外国倾销。 首先，为了赢得现在与将来的市场竞争，为了给氨纶企业赢得保护期或者为氨纶新技术赢得研发期和成长期。氨纶企业应该为专门设立的倾销应对机制配备专门的倾销应对人才。以华锋氨纶为例，贸易系毕业生进入公司之处，具备一定的贸易理论和反倾销方法，但是却缺乏实际应用的经验与手段。华锋氨纶通过经理与第一代负责2006年反倾销调查的老员工建立了企业内部的反倾销负责机制，然后将在市场上磨练过的新员工加入反倾销应对机制，为企业储备了日后再次应对倾销的有生力量。 其次，除了自我培养，吸收人才也是关键所在。我国是遭反倾销调查大国，很多行业和企业都有过应对反倾销调查的经验。这些人才都可以为氨纶企业所吸引，通过其曾经应对反倾销调查的经历，逆向运用，来发起反倾销调查。这样也为企业节省了培养费用和时间。 5结论 本文分析了此次论文研究选题背景、研究目的及意义、研究内容，并回顾和总结了国内外研究成果和现状，并且从理论到实践地分析研究了烟台市氨纶行业面对低价倾销的，在倾销理论的指导下找出应对之策，详细分析了烟台地区氨纶行业面对低价倾销应对不足的地方。并且在此基础上从宏观行业和微观企业两个层面提出对策。 本文研究还存在着不足之处，因为各种因素的综合影响，本文着重研究分析了遭遇低价倾销的现状，对于为什么烟台氨纶行业会遭遇倾销，没有形成系统的分析。在提出对策的方面，因为反倾销调查受益者为整个氨纶行业，而非仅仅是烟台地区的企业，所以在提出的应对低价倾销的对策上，为适用于大多数企业的共性对策，缺乏对烟台区域的针对性。 参考文献： [1] 周详. 中国对外倾销反倾销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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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the sector as a whole, however the risks can be broke into six generic types: systematic or market risk, credit risk, counterparty risk, liquidity risk, operational risk and legal risks.  Here, we will discuss each of the risks facing the banking institution, and in Section IV w will indicate how they are managed. Systematic risk is the risk of asset value change associated with systematic factors.  It is sometime referred to as market risk, which is in fact a somewhat imprecise term. By its nature, this risk can be hedged but cannot be diversified completely away.  In fact, systematic risk can be thought of as undiversifiable risk. All investors assume this type of risk, whenever assets owned or claims issued can change in value as a result of broad economic factors.  As such, systematic risk comes in many different forms.  For the banking sector，however, two are of greatest concern, namely variations in the general level of interest rates and the relative value of currencies. Because of the bank's dependence on these systematic factors, most try to estimate the impact of these particular systematic risks on performance, attempt to hedge against them and thus limit the sensitivity to variations in undiversifiable factors. Accordingly, most will track interest rate risk closely. They measure and manage the firm's vulnerability to interest rate variation, even though they can not do so perfectly. At the same time, international banks with large currency positions closely monitor their foreign exchange risk and try to manage, as well as limit, their exposure to it. In a similar fashion, some institutions with significant investments in one commodity such as oil, through their lending activity or geographical franchise, concern themselves with commodity price risk. Others with high single-industry concentrations may monitor specific industry concentration risk as well as the forces that affect the fortunes of the industry involved. Credit risk arises from non-performance by a borrower. It may arise from either an inability or an unwillingness to perform in the pre-committed contracted manner. This can affect the lender holding the loan contract, as well as other lenders to the creditor.  Therefore, the financial condition of the borrower as well as the current value of any underlying collateral is of considerable interest to its bank. The real risk from credit is the deviation of portfolio performance from its expected value. Accordingly, credit risk is diversifiable, but difficult to eliminate completely. This is because a portion of the default risk may, in fact, result from the systematic risk outlined above.  In addition, the idiosyncratic nature of some portion of these losses remains a problem for creditors in spite of the beneficial effect of diversification on total uncertainty.  This is particularly true for banks that lend in local markets and ones that take on highly illiquid assets. In such cases, the credit risk is not easily transferred, and accurate estimates of loss are difficult to obtain. Counterparty risk comes from non-performance of a trading partner.  The non-performance may arise from counterparty’s refusal to perform due to an adverse price movement caused by systematic factors, or from some other political or legal constraint that was not anticipated by the principals.  Diversification is the major tool for controlling nonsystematic counterparty risk. Counterparty risk is like credit risk, but it is generally viewed as a more transient financial risk associated with trading than standard creditor default risk.  In addition, counterparty’s failure to settle a trade can arise from other factors beyond a credit problem. Liquidity risk can best be described as the risk of a funding crisis.  While some would include the need to plan for growth and unexpected expansion of credit, the risk here is seen more correctly as the potential for a funding crisis. Such a situation would inevitably be associated with an unexpected event, such as a large charge off, loss of confidence, or a crisis of national proportion such as a currency crisis. In any case, risk management here centers on liquidity facilities and portfolio structure.  Recognizing liquidity risk leads the bank to recognize liquidity itself as an asset, and portfolio design in the face of illiquidity concerns as a challenge. Operational risk is associated with the problems of accurately processing, settling, and taking or making delivery on trades in exchange for cash. It also arises in record keeping, processing system failures and compliance with various regulations.  As such, individual operating problems are small probability events for well-run organizations but they expose a firm to outcomes that may be quite costly. Legal risks are endemic in financial contracting and are separate from the legal ramifications of credit counterparty and operational risks. New statutes, tax legislation, court opinions and regulations can put formerly well-established transactions into contention even when all parties have previously performed adequately and are fully able to perform in the future. For exampl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have radically affected real estate values for older properties and imposed serious risks to lending institutions in this area. A second type of legal risk arises from the activities of an institution's management or employees. Fraud, violations of regulations or laws, and other actions can lead to catastrophic loss, as recent examples in the thrift industry have demonstrated. Al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face all these risks to some extent. Non-principal or agency activity involves operational risk primarily. Since institutions in this case do not own the underlying assets in which they trade, systematic, credit and counterparty risk accrues directly to the asset holder. If the latter experiences a financial loss, however, legal recourse against an agent is often attempted. Therefore, institutions engaged in only agency transactions bear some legal risk, if only indirectly. Our main interest, however, centers around the businesses in which the bank participates as a principal, i.e., as an intermediary. In these activities, principals must decide how much business to originate, how much to finance, how much to sell, and how much to contract to agents. In so doing, they must weigh both the return and the risk embedded in the portfolio. Principals must measure the expected profit and evaluate the prudence of the various risks enumerated to be sure that the result achieves the stated goal of maximizing shareholder value. The banking industry has long viewed the problem of risk management as the need to control four of the above risks which make up most, if not all, of their risk exposure, viz., credit, interest rate, foreign exchange and liquidity risk. While they recognize counterparty and legal risks, they view them as less central to their concerns. Where counterparty risk is significant, it is evaluated using standard credit risk procedures, and often within the credit department itself. Likewise, most bankers would view legal risks as arising from their credit decisions or, more likely, proper process not employed in financial contracting.        Accordingly, the study of bank risk management processes is essentially an investigation of how they manage these four risks. In each case, the procedure outlined above is adapted to the risk considered so as to standardize, measure, constrain and manage each of these risks. To illustrate how this is achieved, this review of firm-level risk management begins with a discussion of risk management controls in each area. The more difficult issue of summing over these risks and adding still other, more amorphous, ones such as legal, regulatory or reputational risk, will be left to the end. In presenting the approach employed to manage credit risk, we refer to the four-step process outlined in Section II D above, drawing different pieces from different organizations. The institutions are not named, but are selected because of the representative nature of their documentation of the process. We begin with standards and reports. As noted above, each bank must apply a consistent evaluation and rating scheme to all its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 in order for credit decisions to be made in a consistent manner and for the resultant aggregate reporting of credit risk exposure to be meaningful. To facilitate this, a substantial degree of standardization of process and documentation is required. This has lead to standardized ratings across borrowers and a credit portfolio report that presents meaningful information on the overall quality of the credit portfolio. In Table 1, a credit-rating procedure is presented that is typical of those employed within the commercial banking industry. The form reported here is a single rating system where a single value is given to each loan, which relates to the borrower's underlying credit quality. At some institutions, a dual system is in place where both the borrower and the credit facility are rated. In the latter, attention centers on collateral and covenants, while in the former, the general credit worthiness of the borrower is measured. Some banks prefer such a dual system, while others argue that it obscures the issue of recovery to separate the facility from the borrower in such a manner. In any case, the reader will note that in the reported system all loans are rated using a single numerical scale ranging between 1 and 10. For each numerical category, a qualitative definition of the borrower and the loan's quality is offered and an analytic representation of the underlying financials of the borrower is presented. Such an approach, whether it is a single or a dual rating system allows the credit committee some comfort in its knowledge of loan asset quality at any moment of time. It requires only that new loan officers be introduced to the system of loan ratings, through training and apprenticeship to achieve a standardization of ratings throughout the bank. Given these standards, the bank can report the quality of its loan portfolio at any time, along the lines of the report presented in Table 2. Notice that total receivables, including loans, leases and commitments and derivatives, are reported in a single format. Assuming the adherence to standards, the entirety of the firm's credit quality is reported to senior management monthly via this reporting mechanism. Changes in this report from one period to another occur for two reasons, viz., loans have entered or exited the system, or the rating of individual loans has changed over the intervening time interval. The first reason is associated with standard loan turnover. Loans are repaid and new loans are made. The second cause for a change in the credit quality report is more substantive. Variations over time indicate changes in loan quality and expected loan losses from the credit portfolio. In fact, credit quality reports should signal changes in expected loan losses, if the rating system is meaningful. Studies by Moody's on their rating system have illustr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redit rating and ex post default rates. A similar result should be expected from internal bank-rating schemes of this type as well. ——Anthony M. Santomero. Commercial Bank Risk Management: an Analysis of the Process[R].Wharton Financial Institutions Center Conference on Risk Management in Banking, October 13-15, 1996. 附录： 倾销应对之策与进口风险管理 （部分） 安东尼 M. 美国国际贸易学家各布·瓦伊纳(Jacob Viner)（1923），在总结和研究了国际贸易理论和实践后，把倾销定义为：在不同国家市场上实施价格歧视。当时，将倾销定义为“价格歧视”被经济学界广泛接受，该书在倾销问题以及与补贴有关等方面的问题作了精辟的论述，由此，各布·瓦伊纳在倾销与反倾销学术界确立了权威的地位。但是，不同国家市场的价格歧视具体究竟指什么，从上述定义来分析，瓦伊纳未能进一步地作详尽阐述，只是从国际贸易角度，从总体价格方面进行考察。应该说，不同国家市场的价格歧视，存在着两种性质截然相反的倾销现象：第一，在进口国市场销售的商品，价格高于在出口国市场的销售价格；第二，在进口国市场销售的产品价格低于在出口市场的销售价格。经济学家将前一种倾销现象称为“反向倾销”，后一种则称为“正向倾销”。由于“反向倾销”对进口国产业的存在和发展并不构成损害或威胁，因而，在反倾法中，所要调整和讨论的倾销仅指“正向倾销”。 著名的女经济学家罗宾逊夫人(Joan Violet Robinson)（1933）发展了瓦伊纳的“价格歧视说”，并指出在考虑“价格歧视说”时，不能光从两地市场单纯价格来衡量，还要综合考虑其他影响价格的因素，从而尽量公平地认定倾销。例如，美国密执安州某汽车生产商在加利福尼亚州以4000美元/辆销售，在伊利诺斯州将同样车子以3800美元/辆出售，其中两地售价有200美元之差，但是，伊州离密州近，伊州离加州远，经计算，汽车的运输费差价恰好是200美元，此时，这两个市场价格差就不能成为瓦伊纳“价格歧视说”中的价格歧视。 目前，对于倾销的法律定义最为权威的当属 GATT 的相关规定。GATT 这一当时在规制国际贸易方面唯一具有广泛国际法效力的协定，在文本第 6 条对倾销下了如下标准定义：“一国产品以低于正常价值的方式进入另一国商业”。结合 GATT 其他条款来看，GATT 并不一律禁止倾销，如果将某一出口商的倾销行为诉诸法律，并采取法律措施予以抵制，还需具备以下客观条件：第一，倾销产品对进口国国内产业造成实质性损害，或者造成实质性损害的威胁或实质性地阻碍某一国内产业的新建；第二，这种造成实质性的损害或威胁或阻碍必须与倾销有因果关系。 按照“条约必须信守”的国际法基本原则，GATT 关于倾销的定义具有国际法上的指导意义，因而各国反倾销法关于倾销的规定与 GATT 大同小异。综上，以上关于倾销的来源、概念及其学说，人们的认识在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观点，在不同的认识阶段均有复杂的经济条件和深刻的社会背景。就目前反倾销法领域中，倾销的定义应该为：倾销是指产品以低于正常价值的方式进入另一国商业，并且造成进口国国内产业实质性损害或实质性损害威胁或者阻碍国内建立某一产业后果的行为。 反倾销法是指以国际贸易中的倾销行为为主要调整和规制对象，通过认定并抵制倾销行为，促使国际贸易公平有序进行的法律。目前国际上反倾销法律制度的主要架构是以世界贸易组织反倾销规则为基础，各成员方通过国内立法落实反倾销国际法的相关规定。因此，反倾销法律制度既包括反倾销国际法，也包括反倾销国内法，但是国际法是基础，国内法不得违背国际法，所以研究反倾销法律制度，就要首先研究反倾销国际法律制度的变革历。 1902年英国和荷兰缔结了一项联合抵制食糖倾销的协议。在以后的18年间，又有10个欧洲国家相继参加了这一协议。这种通过多个主权国家共同签署条约的形式，协调一致联合对倾销产品进行抵制的创举，意味着具有国际法意义的反倾销法的开始。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大多数发达国家都已经制定了不同形式的反倾销法，并在实践中多次实施，这些举措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国际贸易中的倾销行为。但不可否认，同时也不断暴露出反倾销法的负面作用：很多时候实施反倾销并非都为了抵制不正当的倾销行为，而是将其作为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武器加以使用。因而，国际社会对反倾销法的关注程度不断提高。在1933年，当时国际联盟和世界经济会议也对反倾销问题进行了专题讨论。可见，国际社会对反倾销立法的态度表现为既认可又担忧。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在各国就拟建国际贸易组织进行谈判的过程中，反倾销问题就自然而然地被提出来，当时《国际贸易组织宪章》第17条专门针对反倾销问题进行规定，试图以此来规范世界各国的反倾销法并为成员国的反倾销国内立法提供一个“国际标准”。但是上述规定由于宪章未获批准而流产。 后来宪章第17条的内容被移植到GATT第6条中，它是第一个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国际反倾销法律规范。由于GATT第6条关于反倾销的规定并不具体，只是一个笼统的原则性法规，因此在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早期，它仍然只是一个次要的贸易政策工具，当时对于进口进行调整的机制主要是进出口双方进行谈判，或者是进口方先行限制，然后与出口方就补偿进行谈判(Finger,2001)。 20世纪60年代以来，经过GATT主持的几轮谈判，各缔约国的关税税率已普遍得到下降，而反倾销由于其本身具有的隐蔽性的特点，就很容易被一些国家当作一种有效的非关税壁垒经常使用。在这种背景下，各国终于达成共识，有必要弥补GATT反倾销法的缺陷。在肯尼迪回合（1963-1967）中，反倾销立法被置于更为重要的位置。同时，反倾销的程序立法第一次在国际法的范畴中得到规范。这份在1967年通过，于1968年7月1日生效的文件被简称为《1967年反倾销守则》，是世界上第一部国际反倾销法典，它是对关贸总协定第六条的具体化，为反倾销中的一系列实体问题及程序问题规定了具体标准。但直到1968年，虽然已有18个成员（包括美国）在1967年反倾销守则上签字，然而事实上并没有达到统一各国反倾销法的预期目的。主要原因一是当时美国总统并没有得到国会授权与其他成员谈判并缔结该项协定，因此这份协议没有得到美国国会的批准；二是因为1967年的《反倾销守则》要求只有在倾销与损害之间存在强因果关系时，进口 国才能采取反倾销措施。这项规定与美国的1921年《关税法》有关条款相左，遭到美国坚决反对。美国的这一做法遭到其他成员的批评，不少国家（地区）也采取了相应的抵制措施。所以，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国际贸易中反倾销壁垒有增无减。 在肯尼迪回合之后的东京回合（1973-1978），通过了《实施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第6条的协议》（该协议常被简称为《1979反倾销守则》），该协议规定了调查所必须遵循的详细程序规则(Krishna，1997)，于1980年1月1日生效。与1967年的反倾销守则相比，1979年的《反倾销守则》不仅调和了过去存在的与各国（地区）国内反倾销法的矛盾与冲突，而且对反倾销的调查程序和调查内容作了更加明确的规定，操作性更强，被世界各国（地区）所接受，对各成员方的反倾销立法和实践一直具有指导和示范作用。因此，“东京回合”的《反倾销守则》对于处理国际贸易领域中的反倾销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1986年9月15日，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缔约方部长会议在确定新一轮谈判内容时，将1979年国际反倾销守则的修改列为议题之一。经过谈判，各方于1994年签署了新的反倾销协议，即《关于执行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六条的协议》（以下简称《反倾销协议》）。1994年的《反倾销协议》是对1979年《反倾销守则》的补充，对发展中成员作出了若干例外规定，协议既反映了欧、美等发达国家的要求，又体现了发展中成员的利益，实际上是国际上不同利益集团就反倾销问题谈判妥协的结果。该协议为WTO现行的反倾销法。它是WTO法律框架中非关税壁垒的多边协定中的一部分，为WTO的各成员方制订了反倾销总的框架。该协议在1995年开始生效。新的协议规定了调查的发起和实施所必须严格遵循的程序，明确了关于下列问题的判断方法：倾销、边际损害、日落条款、争议解决专家组。新协议使得倾销的认定标准、损害的认定标准、反倾销调查的发起和裁决等有了更明确和详细的规定。因此，有人乐观的认为反倾销调查发起更为严格的标准将使得成员方难以发起反倾销调查，因为根据该协定，证明倾销和损害的成立将更加困难，而且随着争端解决机制的引入，使得错误的反倾销调查存在被世界贸易组织相应机制纠正的可能性(Krishna 1997， Roitinger 2002)。 关贸总协定的《反倾销协议》制定的目的就是限制和禁止国际贸易中的不公平竞争行为，维护自由贸易的国际经济秩序，为各成员对出口国的出口倾销不正当竞争行为提供一个调整和矫正的手段。从理论上讲，《反倾销协议》有助于国际贸易冲突的合理、公正解决，促进国际间自由贸易的发展。但实践表明，但是，实际上却出现与上述愿望相违背的情形，在后乌拉圭时期有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开始使用反倾销。随着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制订反倾销立法并在实践中使用它，反倾销已经成为全球性的现象。据世贸组织统计，反倾销措施的使用已大大超过反补贴、保障措施、技术贸易壁垒、绿色壁垒等非关税壁垒，成为世界各国（地区）贸易保护的最主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