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利弗·威廉姆森,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第十二章 公司的治理)

《奥利弗·威廉姆森,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第十二章 公司的治理) 《奥利弗?威廉姆森，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第十二章 公司的治理)读书笔记 ——兼论国美电器公司治理 1写作动力 威廉姆森从分散的所有权与经营权之间关系难以协调的问题出发，试图建立一种机制，以保证公司经营者能“根据劳工、供给商、客户以及所有者的要求正确行事，同时还能自觉考虑公共利益”。(梅森，1958年，第7页)奥利弗??威廉姆森进一步提出质疑:建立董事会，是为了满足哪些治理上的需要，如果所有利益集团的代表都进入董事会，会出现哪些后果，经营者自主决策与企业组织形式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这就是文章的题目“公司的治理”。 本文以国内零售业标杆公司国美电器公司治理事件为例，2010年国美事件的矛盾涉及方——创始股东，职业经理人和基金经理人将公司治理可能的冲突展现到了极致。由此让人认识到中国公司治理的问题不是简单地通过股权结构和人事方面的调整就能够消除的。本文试图将威廉姆森的公司治理理论运用于实践，探讨国美电器公司治理的有效途径。 2主要观点 本文以简单合同示意图(如图1所示)为线索，认为董事会是一种治理结构的保护者， 图1 简单合同示意图 以维护企业与股份资本所有者之间的关系，是维护企业与其经营者之间关系的一种方式。董事会的主要任务就是对有疑问的净收益进行调整。文章分为四节来进行论述，第一节讨论公司控制的一般性问题，以及有关扩大在董事会中的代表的几个命题，第二节从合同的角度对主要利益集团逐个进行分析，第三节详细说明经营者与董事会的关系。第四节考察经营者自主决策与企业组织形式的关系问题。作者的主要观点如下: 第一，在分支节点与企业建立关系的那些人，不需要支持性的治理结构，因为不管有没有董事会，情况都一样;双方以市场为中介就已经足矣。 第二，在分支节点与企业建立关系的那些人，已经构造了适合特殊需要的双向治理结构。除非这种双向治理结构存在某些重大缺口或缺陷，否则根本无须董事会参与其中。对于在分支节点建立治理结构的人，他们要把董事会涵盖进来，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取信息。劳工有时也能进入董事会，在企业陷入困境、要求职工作出反应的时候，尤其会如此。为大型企业专用项目和极多的客户提供产品的供给上也能进董事会。 第三，在分支节点与企业建立合同关系的人最需要补救性的治理结构。因为从本质上说，股东与企业之间的合同关系是很难保护的。只有让股东有监督企业事务的权力，遇到危机时又能撤换经营者，企业才有理由以优厚条件从权益所有者那里获得投资。就是凭这一点，才能把董事会看作是主要为股东服务的一种治理手段。进一步说，如果把所有的合同关系作一番比较，就能看出:正是为了所有利益集团的利益，才应该把选举董事会成员的权利留在分支节点与企业建立关系的人。 3主要分析框架 文章首先引出了二元技术示意图。一种是通用技术，即可以广泛地用于各种交易，不及专用资产交易。另一种是专用技术，它必须与专用资产交易相结合。在该理论分析框架中，作者以来衡量交易中资产的专用程度，如果交易使用的是通用技术，则，如果使用的是专用技术，则。由于交易双方受到特殊激励来保卫自己的资产，因此用表示任一种保护措施的保护程度。若，则表示没有任何保护措施，若，就表示能得到完全的保护。即使合同中拒绝写入任何保护，那么这种关系在价格中也可以反映出来，即若，企业只有在价格为 时才会生产产品或提供服务，并且当时，企业只有在价格为时生产同样的产品或服务。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如果，就得到图中节点所描述的结果。节点表示,并得到的结果。节点所对应的分别是和。 文章的分析框架即二元技术分析法是此章节的重点所在，由于交易使用时通 用技术和专用技术的划分有不同标准，所以值的大小难以准确辨别。等于或者时分别代表没有任何保护措施和得到完全保护，那么取其它值的情况下代表的受保护程度究竟如何，则难以度量，所以该分析框架同时也是本章节的难点。 4思考拓展 奥利弗??威廉姆森运用这一理论分别分析了公司治理所涉及的利益集团。以国美电器为例，此次国美事件涉及的利益集团创始股东、职业经理人和基金经理人，以威廉姆森该章节的理论为分析框架则表现为董事会、经营者和供给商。在该事件中，国美电器公司经由上市变成了公众公司之后，则意味着创始股东开始失去对公司的绝对控制，职业经理人和基金经理人的介入不可避免，股权多元化将成为趋势。然而国美电器股东权利没有受到公平对待，从黄光裕出事前后两个阶段可以看出:黄光裕出事前大股东控制权一股独大，对中小股东的权利维护显失公平。当国美电器还在黄光裕主掌的时候，作为第一大股东，黄光裕凭董事局主席兼总裁的有利优势，直接完全控制董事会和经营班子，可以充分掌握和调度公司的信息、渠道、资金等资源优势，通过配售、上市公司回购等各种方式从国美套现近100亿港元，拆借资金用于收购大中电器、三联商社，比较有利于照顾大股东的利益。相对来说，作为中小投资者和小股东特别是散户投资者没有基本话语权，更没有调度信息、资金、渠道的能力和条件，是利益容易受损的一方。在大股东一股独大，集决策、执行与一身的单边治理结构下，小股东的权利无法得到公平对待;董事会权力过大，股东会难以制衡。黄光裕出事后二股东控制权一股独大，对大股东的权利维护显失公平，也不利于其他小股东。在黄光裕因集权而采取不当行为获利被调查、关押后，陈晓主导的董事会积极实施去黄化，使原先的大股东一股独大的单边主义格局起了根本变化。但是这个变化过程和变化结果依然是单边主义，依然是一股独大，只不过主角不是黄光裕，而是换成了二股东贝恩资本。董事会权力过大，股东会难以制衡，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公司董事会推翻股东会投票结果随意任命公司董事。2009年5月11日国美电器股东周年大会上贝恩投资董事总经理竺稼等3人的委任等议案被否决后，国美电器董事会当晚就紧急开会推翻股东大会结果，重新委任三名被否决人选为董事，公司最高权力机构股东大会成了摆设。第二，实施董事和高管股权激励不经过公司股东大会。2009年7月在陈晓主导下国美电器在未经股东会批准的情况下实施了股权激励措施，把占现有已发行股本约3%的股权授予105名高管。以当日每股1.90港元的收盘价计算，激励方案总金额近7.3亿港元。这不仅创下中国家电业纪录，激励范围也至为广泛，覆盖了副总监以上级别人员。事关所有董事会成员的个人切身利益、涉及所有股东的股份被摊薄的股权激励，金额如此之大、范围如此之广不需要获得股东会批准就可以实施，这样董事会的权力之大在国内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商业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第三，不经过股东大会批准大比例增资扩股，摊薄股东股份，并附加极为苛刻的赔偿条件。陈晓主导的董事会与贝恩资本签订融资，贝恩资本以15.9亿元可转债注资国美，有权转为10.8,的国美电器股权。如果出现不能确保贝恩4人进入董事会等违约事项，贝恩就有权要求国美以1.5倍的代价即24亿元赎回可转债。2010年9月15日贝恩债转股后获得股权，公司原有所有股东股份被摊薄。 那么，按照威廉姆森的理论，认为当企业遇到危机时，劳工参加董事会是必要的，董事会是股东治理公司的手段，作为贷款人的银行在公司资产负债率较高的情况下派代表进入公司董事会也是合理的。而供给商派代表进入董事会则是没有必要的，即便派了，其参与程度也只限于了解信息。在客户方面，作 者认为除了对那些需要得到专门信息的大客户以外，董事会中一般无须吸收普通的客户代表。对于社区，在分支节点C上设计出专门的保护措施，比派入进入董事会更能保护社区的投资。当下，国美电器公司治理的首要问题是扩大董事会规模，将董事会最高人数从11人增加至13人，此举不仅不会对公司的整体战略产生重大影响。还能够促进公司的团结，并充分代表所有股东(包括大股东黄光裕)的利益。缓解国美与黄光裕之间的一些分歧，调整5年发展规划，更好地代表大股东黄光裕的利益，稳定公司的经营环境，促进公司的发展。 国美事件中，职业经理人失德，忠义信廉品德缺陷，委托方用人不当。威廉姆森认为，经营者参与公司治理是一种争论不休的问题，他对此专门进行了论述。经营者享有巨大的信息优势，参与型董事会易沦为经营者的一个工具从而牺牲股东的利益。国美董事违背大股东的信托责任，没有维护委托人的合法利益。董事会成员对外要维护公司利益，但对内就必须维护委托人的利益，切实履行委托人的信托责任。陈晓、王俊洲、魏秋立、孙一丁等董事会成员任命的法律依据是大股东黄光裕按照公司法的规定推选出的代表自己利益的代言人，王俊洲和魏秋立还是黄光裕临危授命的签字人，于法、于情、于理看维护委托人的利益是天然的责任和使命。然而现实却是在黄光裕出事后，这些受托人积极实施去黄光裕化，未经委托人同意改变公司战略，实施股权激励和定向增发摊薄委托人的股份，利用引进资金时绑定的条款为外资方提供4名董事席位削弱委托方的势力。以公司名义起诉委托人，落井下石。陈晓、王俊洲、魏秋立等逼迫国美员工表态站队反黄，9月28日王俊洲在主持国美特别股东大会正式召开前还在为陈晓现场做最后的拉票。他们不但没有履行信托责任，反而是成了损害委托人利益的主导者和急先锋。此外，职业经理人用陷公司于可能的巨额赔偿来保障自己的职务和个人利益。陈晓、王俊洲等人引进融资绑定公司董事个人的重大利益。利在与贝恩的融资协议中签订了苛刻的附加条款。另外，职业经理人还实施股权激励、假公济私为自己政策性地谋取利益。陈晓在公司股价处于历史最低之机借实施高管股权激励为自己谋得2200万股，王俊洲2000万股等，行权价仅为1.9元/股，涉及与自己有重大利益的方案不经股东大会审议，不与委托股东沟通，再合法也缺乏公信。黄光裕发出公开信要求陈晓辞去董事局主席并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表决后，陈晓去香港、国外到处路演，所用的时间、费用并没有说明是由个人负担，用股东的钱去反对股东，用股东雇用的上班时间去反对股东，难免假公济私之嫌。当然，威廉姆森同时也提出，经营者进入董事会有三点好处，表现在第一，董事会能随时观察决策过程及其结果作出评价。第二，董事会在对各种投资方案作出选择时，经营者的参与使公司决策得到的信息更多、更深入。第三，经营者的参与有助于保护经营者与企业之间的雇佣关系。通过国美事件可以得出，对于职业经理人，在合理激励和适当防范之间把握好尺度，力图创建一种授权、制衡和激励相结合的治理模式，避免出现控制权争夺;在引进财务投资者时，需要对企业的需求以及投资者的诉求有清醒的认识;一旦冲突发生，除严格遵循制度框架行事外，亦需要当事各方的沟通，甚至妥协。 但是，作者的假定和论述中没有考虑环境变化的可能性，也没有考虑由此偶尔发生的、实质上背离合同精神的可能性。比如，企业若不用常跑资本市场，就能实现扩张好资本更新，那么该企业监督委员会的那种把经营者薪酬调整到公平回报率的水平的决心就会被削弱。如果不需要额外的权益资本，董事会的构成及特点就能朝着不利于股东的方向发展。我认为作者对于这种扭曲的情况是如何纠正的没 有提出相应的有效办法，这是研究中存在的一点不足。 参考文献 [1]Alchian.A.andDemsetz.H.Production,Information Costs,and Ecomic Organization[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2(No.5,Dec),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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