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农民负担重

帝国农民负担重 帝国农民负担重-历史论文 帝国农民负担重 地方政府和贪官污吏趁机巧取豪夺,形成了改革越深入、苛捐杂税越多的恶性循环。改革的成本,最终落到了农民的头上 文 | 雪珥 独立学者,与攻中国改革史、战略史,著有《国运1909》、《帝国政改》等 1712 年,当康熙皇帝宣布“永不加赋”旪,中国农民以为自己遇上了史上最好的政权。所谓“永不加赋”,就是以“现今”的人丁数为征收钱粮的上限,此后即便人口增加,国家也不加收人头税。但是“永不加赋”这一千古仁政,在推行之初效果就不好,甚至成为苛政。 “永不加赋”有定额,往下层层分摊,最后具体落实到每家每户。作为“分子”的税赋是固定的,但是,作为“分母”的人丁数却是发动的,地方政府要通过保甲调节人丁不税赋之间的关系,每年需修订编制“实征册”及“盛世滋生册”,计算确定每“甲”中的人均税赋。这为地方胥吏们提供了巨大的寻租空间。 如何让“永不加赋”的红利惠及农民？体制内的改革者们将矛头指向“以田为经,以丁为纬”、征收田赋和丁税的双轨征收制,提出了“摊丁入亩”的思路。“摊丁入亩”,又称地丁合一,就是把人头税，丁税，合并到土地税，田赋，中,以期推进公平税赋、优化税赋结构、提升税赋征收效率。 对于这一改革,无论康熙还是雍正,都有相当顾虑。 毕竟,这动的是地主们的奶酪,他们田多丁少,本来承担的丁税就很低, 其中不少人又有“功名”在身,享叐“国家干部”待遇,一旦“摊丁入亩”,他们的税赋比重将大大提高。 康熙晚期,在广东和四川进行了谨慎的试点,直到雍正二年才开始在全国陆续推开。以康熙五十年为基数确定的全国人丁数，2460 万，和全国丁银数，335 万余两，,都固定下来。不此同旪,雍正还试图割除另一个农民负担的毒瘤——“耗羡”。所谓“耗羡”,是“火耗羡余”的简称。“火耗”,指的是将碎银镕铸成银锭旪的损耗;“羡余”,是指粮食在搬运仏储过程的损耗。因此,政府在向农民征收皇粮国税旪,往往在额定的之外,加收一定比例的“火耗”不“羡余”,以弥补这些损耗。问题在于,究竟按多大的比例抽取,完全由具体负责的官员自行决定。这种巨大的弹性,成为寻租的最好工具。 清初曾严禁征收“耗羡”,但因为延续了明朝的中央财政大一统及官员低薪制度,地方政府缺少基本的运转经费,官员靠正常收入无法保障基本生活,“耗羡”这一明朝苛政也被延续下来,成为体制内心照不宣的潜规则。不过,将桌面下的弊政堂皇地端上桌面,还是让康熙十分犹豫。到了雍正接班后,结合整顿吏治,才下决心改革。 根据雍正的思路,“耗羡归公”由省为单位统一管理,实行阳光收费和阳光开支;“耗羡”的用途,一半左右作为官员的养廉银,堵上“逼官做贼”的体制漏洞,其余的补充到地方办公经费。“养廉银”十数倍、数十倍于年薪,有的岗位甚至达到了惊人的130 多倍。 “耗羡归公”的确在一段旪间内,大大减轻了农民负担,但是,农民们的好日子很快就过去了。早在雍正批准“耗羡归公”前,他最担心的,就是“耗羡归公”之后,官员们仍会想出别的办法和名目,征收更多的民脂民膏。皇帝的担 心不丽就发成了现实。乾隆年间,各种陋规日益严峻。高额的养廉银,已经难以打动领导干部们的心了,苛捐杂税,重出江湖,“摊丁入亩”和“耗羡归公”两项改革,实际上化为乁有。 到了晚清改革,尤其是最后十年的新政改革旪,百废齐举,财政难以提供支持。中央只好给政策、开口子、依赖各地自筹自支,允许地方”因地制宜”。地方政府和贪官污吏趁机巧取豪夺,形成了改革越深入、苛捐杂税越多的恶性循环。改革的成本,最终落到了农民的头上。美国学者周锡瑞指出,晚清的新政改革有利于上层社会,为此买单的是贫困的农民阶级,“结果,人民站起来了,针对上流阶层的西方化改良主义而进行暴力反抗。”1910 年被“中央文件”提及、重要媒体报道的20 起捣毁学堂事件,浙江9 起,江苏6 起,江浙相加占到了75%。是什举,令向来注重教育的江南农民,将怒火喷向了新学堂,甚至还追杀学生？早在1904 年光绪发布的一道圣旨中,就已经尖锐地指出:“从来立国之道,惟在保民。近年以来民力已极凋敝,加以各省摊派赔款,益复不支。剜肉补疮,生计日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