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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科财经信息 发日期:2009年03月17日 来源:慧科信息 要 目 龙吟虎啸:玩两面刃要靠谋略胆识 索罗斯估中国年底复苏 全面反思当前 积极展望未来 预算案效应 财爷跌 晋升119亿规模: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推演 中国需要结构性减税 只有这样，中国民众的暖心才会被极大程度地积聚起来 改革IMF决策机制构建均衡博弈框架 龙吟虎啸:玩两面刃要靠谋略胆识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中美关系出现了一个最大的经济看点，就是曾经一穷二白的中国成为了美国这个超级大国的最大债主，中国持有逾万亿美元美国政府债券和机构债券。这在中美关系中是一把两刃刀，中国担心这笔数额庞大的美元资产的安全，美国担心中国利用这笔资产的「市场运作」影响美国的举债市场和货币信用，影响美国经济。尤其是在今天，在金融海啸迅猛到来、深不见底的今天，这把两面刃，中美皆「提心吊胆」～ 中央领导人日前说，中国把巨额资金借给美国，说句老实话，他确实有些担心，希望美方保证中国资产安全。对此，美方反应很快，奥巴马的经济顾问立刻保证说中国的债券投资是安全的，美国将是可靠的管理者。 美国的「保证」如此「坚定」，出于两点原因，一是中国的「担心」即使在短期内没有动作，也会影响美元、美债的世界「信誉」。今年美国为了「救市」，据透露还要对外举债两万五千亿美元，中国的「担心」会令美国举债增加困难;二是美国现在还盯着中国的巨额外汇储备，「诱使」中国继续购买增持美政府债券。中国若担心「现贷」安全，美国的「再兜售」难免不会泡汤，国务卿希拉妮前一阵子山长水远跑到中国好话说尽、甜言蜜语就会白忙一场。 界都很敏感。他们认为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担心」展示实力，警告美对此，美国政府和世界财经 国，若中国有任何停止购入甚至出售美国国债的暗示，都会扯高美国的借贷成本和银行利率。他们认为中国最大债主的地位和最多外汇储备国的地位，其巨大影响力，已经被外国投资者视为对美国政府偿还债务能力的一个主要的信心指示器。 既然是两面刃，如何最大程度的「威胁」对方、最小程度的「伤到」自己，这里就大有讲究，要靠智慧、谋略、胆识和技巧了。这方面中国还嫩，因为过去没有玩过这样的国际财经游戏;美国则老奸巨猾，不知我们又要交多少学费～ 索罗斯估中国年底复苏 着名国际投资者索罗斯接受中国《财经》杂志访问时指出，在金融海啸中，中国的情况最好，预料今年底中国经济就会复苏，比美国更容易走出危机，而欧美经济不能恢复至过去水平。 索罗斯表示，中国政府提出了一个相当有力的刺激经济方案，若果还不奏效，中国亦有能力提高金额。 另外，如果中国能与其他国家合作，为其他国家提供信贷，令受助的国家能刺激内需，亦有助中国重新打开出口市场。 麦嘉华看好新兴国前景 索罗斯又指，中国除了刺激国内生产总值(GDP )增长外，亦须考虑怎样为农村过剩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例如发展乡村或扩展城市，但中国目前首要任务是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并为重建国际金融系统发挥更大作用，而中国亦需在这方面有更大的发言权。 他认为，全球性的金融系统必须有全球性的监管，因此要加强现在国际金融监管机构的力量。 「末日博士」麦嘉华由「淡友」变成「好友」，看好中国及新兴市场的前景。他在接受彭博社访问时表示，中国及其他新兴市场增长回升，未来两年是投资当地股票的好时机。 麦嘉华表示，中国股市去年跌至低位，但预料盈利回复增长，中国股市将会成为今年全球表现最佳的股市，并认为投资者应购入中国的股票及其他资产。 他又指，快速增长的国家升遭遇挫折，认为经济将再度下试低位，但未来两年或是投资的好时机，而工业及贵金属在大跌后，亦是具吸引力的投资。 全面反思当前 积极展望未来 香港社会主流民意正在从经济讲「一国」，政治仍强调「两制」，向?认同「一国」是「两制」的前提和基础的方向和目标转变。时代在变，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在变，如何因应变化中的环境和条件去重建经济繁荣而不是刻舟求剑,如何因应变化中的环境和条件去发展「一国两制」条件下的民主政制而不是延续九七前遗留下来的所谓「还政于民」的方向和目标, 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吕大乐，在2009年3月9日《明报》A29「观点」版发表《港人需要集体进入「悠长假期」》，在3月10日《信报》页10发表《珠三角融合的二O四七思维》。 在前一篇文章中，吕教授批评「财政司长在新一份财政预算案里，不止一次强调他以务实的态度来管理公共财政。这是目前特区政府领导层的优点，但也是他们的最大弱点。优点是他们都是负责任的管理人员，小心谨慎。弱点是他们只着眼于各项细节，只会在树木之间寻找空间，不敢问整个森林其实可以怎样发展。」「这种管治操作模式的局限已愈来愈明显了。」他提出:「面对逆境，特区政府领导层需要抓紧大问题。香港社会所需要的，不是这里一个职位，那里一个实习机会，而是香港人集体进入『悠长假期』，不再重复自己，不再以为细眉细眼，少添少补，只具形式的所谓再培训、短期实习便可自我提升。香港人和整个社会需要的是认认真真的豁出去。要在未来把握新的机遇，香港人要做的不是回到『狮子山下』时代重拾『狮子山下』精神，也不是一切不变，照办煮碗，而是全民学习、进修。」他说:「没有一份豁出去的勇气，我实在难以想像到新机遇来临的时候，我们会有把握的能力。」概言之，香港社会需要集体全面反思现实，强烈求变。 香港社会需全面反思现实 如何求变,往怎样的方向和目标去变,吕大乐教授在后一篇文章中作了回答。他指出:「要把香港发展为珠三角区域对内及对外的大都会，未来华南优质生活圈的中心，结合经济与文化发展的全球化城市，我们需要新的思考框架——一种朝向二O四七年的向前思维。简单的说，这是对二O四七年的香港有所要求和期望的想法，不再事事以一九九七年作为参考水平点，而是要以到了二O四七年的时候香港应该是怎样的全球化城市，来要求在未来三十多年之内要进行甚么政治、社会、文化、经济建设。」「相关的转变在于我们不再问究竟现时民主化的程度是否比不上一九九七年的水平，而是要问到了二O四七年香港应有一个怎样的民主政制;不再问现时财经金融监管是否不如一九九七年，而是问在二O四七年香港站在全球金融市场的行列中，要达至怎样的专业运作才可以保住优势。」 思想反映实践，也指导实践。记得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4周年时，有一位香港知名法律学者在其一篇结尾表达这样的疑虑:「『一国两制』是没有目的地的旅行。不清楚最终目标是继续保留两种一样繁荣但是不相同的制度抑或香港在政治、法律、文化和意识形态上跟内地同化。」这是当时香港知识界及其他领域的精英对待「一国两制」的普遍态度，反映典型的忽略「一国」强调「两制」的思维。 忽略「一国」强调「两制」思维 吕大乐教授的近作，具体观点仍可商榷或斟酌，却是香港知识界及其他领域的精英思想与时俱进的座标。 香港社会主流民意(按:社会各界精英是主流民意的集中代表)正在从经济讲「一国」政治仍强调「两制」向着认同「一国」是「两制」的前提和基础的方向和目标转变。这一转变阶段思维矛盾可以概括为:在经济上，希望借助国家支持以恢复如九七前夕的「辉煌」，在政治上，希望保持既有自由并增加以普选为标志的民主，亦即:曾经拥有的要恢复或保留，未曾拥有要尽早拥有。这样的愿望是良好的，问题在于缺乏深入思考——时代在变，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在变，如何因应变化中的环境和条件去重建经济繁荣而不是(也不可能是)刻舟求剑,如何因应变化中的环境和条件去发展「一国两制」条件下的民主政制而不是(也不可能是)延续九七前遗留下来的所谓「还政于民」的方向和目标。换言之，称「在经济上，希望借助国家支持以恢复如九七前夕的『辉煌』，在政治上，希望保持既有自由并增加以普选为标志的民主」折射香港社会主流民意对待「一国两制」的态度仍存在矛盾，不是指这样的意愿本身，而是指不明白如何才能实现之。 吕大乐教授是香港思想领域正发生深刻转变的推动者，最近几个月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本人已不止一次地引证或引述。我愿同香港知识界及其他领域朋友们一道，为全面反思当前香港，积极展望香港未来而尽一点力。 预算案效应 财爷评分跌 香港研究协会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特区政府3名司长的满意度评分全面下跌，律政司司长黄仁龙得3.12分，较上次调查下跌0.07分，继续排在第1位;政务司司长唐英年得3.04分，较上次下跌0.06分，排第2位;而刚发表新一份财政预算案的财政司司长曾俊华的评分较上次3.09则下跌0.3分，以2.79分排在第3位。 3司俱扣分 李少光续标青 调查机构于本月6至12日成功访问1,000名市民，结果显示12局长中，大部分局长的得分都录得下跌，其中保安局局长李少光得分虽下跌0.13分至2.93分，但仍连续11次位居榜首位置。 香港研究协会负责人指出，15位问责官员中有12位评分录得下跌，当中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录得分大跌，反映他刚发表的财政预算案未能符合大多数市民的期望，令民望急跌;而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的得分下跌0.19分，相信与他在立法会雷曼迷债事件聆讯中的有关言论不受市民认同有关。 负责人又表示，面对百年一遇的经济危机，各问责官员应正视市民的评价，了解市民诉求，协助行政长官制订具针对性的「保就业、促经济」措施，探讨香港未来发展的定位和角色，给市民一个清晰的远景，争取更多市民的支持。 晋升119亿规模: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推演 根据近三年政府的财政收入数据来看，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仍然只占每年超收额度的一小部分。 特约记者周呈思记者孙小林上海报道 很少有人想到，成立不到三年时间的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现在帐面上仅剩下119亿余额。 在过去两年当中，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已经两次受命出鞘。2009年其再出鞘，中央财政将从基金中，调入505亿元，这使得2009年的全国预算赤字，以9500亿，60年来最高的财政赤字，在接近万亿关口挺住。 “预算稳定基金是超收年份的预留资金，不能轻易使用，除非遇到财政收入严重欠缺的年份或重大突发事件时才可以动用。”中国社科院财贸所副所长高培勇向记者表示。 中央稳定预算基金的存在，也使得，以往财政收入与支出的简单相减的中央财政赤字计算方式发生了变化。财政收入加上调入使用的预算稳定基金后，再减去支出的余额，这成为新的计算方式。 超收资金的出路 在过去6年中，财政超收收入，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一大现象。 上一个赤字高峰年2003年，中央政府安排了3198亿元的历史最大规模赤字，之后是轮积极财政政策周期逐渐进入尾声。 紧接而来的财政“超收”问题开始凸显。2000—2006年，全国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9.7%，2006年达3.94万亿元，比前一年增收7723.9亿元，同比增长24.4%，其中中央财政总收入比预算超收1960.27亿元。 从2003年到2006年，中央财政年年超收，并呈上升态势，超收收入不仅存在于中央本级收入中，在很多地方，这同样存在。 不同于国际上普遍实行的“审批制”，我国对超收资金的使用和分配实行的是“通报制”。按照《预算法》和《预算法实施条例》，超收收入的安排使用由政府自行决定，只需将执行结果全国人大，不需要事先报批。 这意味着，政府对超收收入的使用存在相当大的行政自由裁量空间。这部分资金实际上一直游离于预算审查监督之外，在财政预算“体外循环”。 财经委副主任委员乌日图，也撰文表示，大量超收不仅影响当年预算平衡和冲击预算执全国人大 行，其资金使用和管理方面的问题也比较突出。 此外，如何在财政收入丰盈年份做好储备，以应重大事件或经济紧缩之需，亦为人大代表们关注的议题。 建立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随后被称为“蓄水池”。“以盈填亏”是“蓄水池”的重要功能。在国际上，预算稳定基金常被视为一种反周期的财政工具，能够发挥稳定财政、应对公共突发事件的作用。 2006年中央财政超收1960.27亿元，国务院决定拿出500亿元，设立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至此部分超收资金正式进入人大的预算监督视野。 2007年，全国财政继续出现盈余，预算超收7239亿元，其中中央财政超收达4168亿元。中央再次向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注入1032亿元。 至此，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规模达到了1532亿。“从2008年起，年度执行中如有超收，原则上都列入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财政部办公厅主任、新闻发言人胡静林对此解释。 这本为2008年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规模继续扩大提供了想象空间，但却戛然而止。 “蓄水”效应有限 2008年5月2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中央财政安排700亿元建立灾后恢复重建基金，其中600亿即来自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这是成立才不到两年，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首次出鞘。2008年中央财政一共两次从基金调入1100亿，另500亿也被调入预算，这使得2008年的赤字从2300亿降到1800亿。到2008年底，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规模仅剩下432亿。 在此背景下，2008年财年，中央财政仅向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调入192亿元，这样其规模达到了624亿，但旋即中央财政再次从中调出505亿。这样，成立运行仅三年不到的中央预算稳定基金仅剩下119亿元规模。 而2009年，中央财政没有注入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的计划。 三年来，中央财政向中央预算稳定基金累计注入1724亿元;但从2008年以来，中央财政也累计三次，从中调出了1605亿元。 “政府稳定调节基金的注入有助于减少赤字风险，但是数额太小。”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研究所院长王雍君教授告诉记者，“蓄水池”本身的规模限制了其发挥的效应。 根据近三年政府的财政收入数据来看，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仍然只占每年超收额度的一小部分。 比如2007年中央财政增收7345.6亿元，当年安排的预算稳定基金为1032亿元，仅为预算超收部分1/7。 王雍君认为，由于在任期制下对长远风险欠缺考虑，政府一般会选择在当年把增收的资金花完，以达到“收支平衡”的目标。 事实上，自1996年以来，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收入增速一直很快，有的地区在较好的年份甚至达到40%，而这还不包括土地出让金等预算外非税收入，后者在近年来的“土地财政”中贡献了大量地方收入。 与此同时，政府性债务却有增无减。财政部此前测算，截至2007年底，中国地方政府性债务总额达到4万多亿元，其中直接债务占80%，剩余20%为担保性债务。隐性债务，则无法统计。 “大规模的财政扩张政策往往颇受危机政治的欢迎，但快速花掉的政府投入往往效率低下，况且今天的政府借债终归还是要靠税内外收入偿还，今后很可能压缩的就是民生开支。”王雍君表示。 中国需要结构性减税 只有这样，中国民众的暖心才会被极大程度地积聚起来 特约评论员张涛 今年前两个月的经济数据可以用喜忧参半来形容:一方面在巨额经济刺激计划的推动下，尤其是投资力度的加大，经济被遏制快速下滑的势头已经显露;但另一方面，包括消费、外贸、外商投资等数据则显示经济企稳仍需进一步巩固。这也正是温总理在两会的记者会上呼吁“全体中国人都要以自己的暖心来暖中国的经济”的原因。 在今年政府财政预算报告中，中央政府已经明确了2009年预算赤字9500亿，相应的全国财政支出总额将达到7.6万亿，同时为了保证9500亿的赤字规模不被扩大，还需财政收入要实现8%的增长，达到6.6万亿，可以说9500亿赤字规模的维持，财政收入是一个最重要的保证。日前财政部公布数据显示，2月份全国财政收入下降1.2%，如果剔除“春节”因素的影响，当月全国财收入实际降幅比上月有所扩大(1月份收入增幅为-17.21%)。 财政政 1998年的经验显示，政府投资的拉动虽然具有明显的短平快效果(1-2月份87.5%的新开工项目投资增速，2.69万亿的信贷增长显示了此点)，但不具有持续性，因此，在政府投资效果逐渐趋缓的同时，如何通过居民消费和私人投资的启动来实现有效续接，实际上成为了中国经济能否真正走出低谷、较早实现复苏的核心问题，否则政府投资的力度可能不得不再次扩大。 更为重要的是，就业形势依然严峻，两会期间，李毅中曾透露2008年底全国中小企业里面歇业、停产或者倒闭的大概占7.5%，如果按照林毅夫近期的报告数据推算(80%的劳动力就业问题是由中小企业解决的)，那么失业率起码也到了6%，况且这里面有多少潜在失业尚不确定(一边大量失业，一边雇佣新人)。相应观察1998年的就业数据，一个有意思的事情:虽然当时经济也面临较大的下行风险，但当年新增就业人数却为近10年的最高点1037万人，其中第一产业新增447万人、第二产业新增105万人、第三产业新增485万人，而1998年洪涝灾害需要农业生产人员的补充、乡镇企业的吸纳和1998年以来房地产行业的新一轮增长，则可以解释为什么第一和第三产业吸纳了当年近80%的新增就业。而就目前而言，1998年用于解决就业的两条路径已经很难奏效:房地产市场调整仍在继续，2月份房地产投资增幅仅为1%;粮食产量连续5年增收、粮食价格在回落。 因此，在收入分配差距和社会保障问题解决仍需时日的情况下，当前需要更有力的措施来舒缓日益严峻的失业问题，否则在政府投资的拉动之下，很可能会出现“宏观好、微观差”的经济复苏。当年里根总统的经济顾问，美国供给学派经济学家拉弗曾提出“拉弗曲线”，即政府必须保持适当的税率，才能保证较好的财政收入。对于中国而言，如果说1994年以来的分税制改革，更多的是出于增加中央政府财政控制力的考虑，那么在累计15年的财政积累之后(1994年-2008年，财政收入年均增幅近20%，由5218亿升至61320亿元)，我们应该已经具有了更大的减税空间。 中国当前更需要“拉弗曲线”，应尽快将实质性减税纳入调控，尽快明确与解决就业挂钩的结构性减税政策方向，因为对于今日的中国经济而言，不仅需要创造货币、创造需求，更需要创造就业，只有这样中国民众的暖心才会被极大程度地积聚起来，也只有这样中国经济方可化危为机，实现对“内需瓶颈”的真正突破。 改革IMF决策机制构建均衡博弈框架 近日，“金砖四国”(中国、巴西、俄罗斯和印度)的财政部长在G20金融峰会之前发表联合公报，呼吁世界各国在稳定国际金融体系、采取财政刺激措施拉动内需和反对保护主义等领域达成了一致意见。值得注意的是，公报认为，必须重视国际金融机构的改革，包括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改革进程应保证新兴和发展中国家拥有更大发言权。 这也许是近年“金砖四国”共同发声中最重要的一次，反映了世界经济和金融秩序正在酝酿重要变化。针对国际金融机构的改革，中国总理温家宝在前不久的“两会记者招待会”上表示:中国同意IMF的增资但需要改革，要根据成员国的责任来调整出资配额以及IMF要帮助发展中国家。 的确，IMF(以及世界银行)应对全球性经济危机迫切需要增资。IMF也许需要一倍的扩资，即从现在的2500亿美元扩张到5000亿美元。新的增资方案不可能是根据过去的各国在IMF的配额比来进行“出资分配”，如果按照“过去的规则”，那么美国、英国等国的权益将没有任何变化。而这是不可能的，巴西人就表示“不应当对金融灾难的制造者(美国)赋予更多拯救者(IMF中的角色)的色彩”。美国现在在IMF中拥有16.77%投票权，拥有重要的“一票否决权”(重要提案都需要获得85%的投票权通过)。 于是IMF增资带来的经济势力结构性的剧变是发展中国家必须要抓住的机遇。首先，要尽可能弱化美国在IMF中的特权，不是将其投票权下调至15%以下，就是要改变“85%通过率”红线。其次，要令欧洲人的代表席位减少，欧盟大约拥有30%的投票权，但却占据了40%以上的执董和副执董席位。我们认为，欧洲人不可能愿意将投票权大量削减，但却愿意将席位大量合并，比如将爱尔兰并入荷兰选区、非欧盟的一些东欧候选国并入瑞士选区，保持欧盟7个选区。然后对这7个选区再合并，最终的目的是将欧盟变为一个选区(可以像欧盟一样轮值化)，也许这个选区依然拥有30%左右的投票权。其结果是，腾出6个执董位置给发展中国家，使很多沉默者可以发声。欧洲人已经非常明智地表示愿意接纳代表席位下降的命运。另外，中国的投票权应该继续增加，按照中国目前的综合实力(平价计算的经济规模、外储水平等等)，中国的投票权应该从3.66%上升至5%附近。 如果IMF的“美欧绝对控制力”得到削弱，那么发展中国家可以提出“改革和扩大IMF的监管功能”，尤其是加强发达国家金融市场的监管和世界性的监管框架(例如对美欧的对冲基金业实施监管)，这样促使IMF变成一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更为均衡的博弈工具。 如果说在改革IMF方面，欧洲人是“易于沟通”的话(美国则会抗拒)，那么在金砖四国呼吁“各国进行财政刺激”方面，美国人则是“盟友”(欧洲是麻烦)。美国人和金砖四国都不谋而合地认为各国应该以中国为榜样，用GDP3%的财政支出来刺激经济，但是欧洲害怕欧元区一些国家的“过度财赤”将会“撕裂”欧元。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应该加大同美国的“一致性”。因为各国进行扩张性政策，对美国是有利的，美国最近的贸易逆差正在收缩(1月份逆差收缩到360亿美元)，不过不是出口强劲增长，而是进口萎缩造成的。各国财政扩张刺激总需求，有利于美国的出口，有利于继续降低美国逆差，而这将导致美元币值的稳定———要知道中国拥有大量美元资产。另外，美国最近的逆差下降的同时，对华的贸易逆差却没有很大的下降，这说明美国进口下降更多是针对其他国家的。 -------------------------------------------------------------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