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唐代长安的街道绿化

浅谈唐代长安的街道绿化 浅谈唐代长安的街道绿化,政治?公共行政, 王利利 约4021字 摘 要:街道绿化是城市的“脸面”,是城市园林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城市绿化中的重要一环。 唐代长安的街道景观讲究配置、色调和意境,街道绿化把长安装扮成了一座充满诗情画意的花园城市。长安街道绿化及管理的成功,让长安城在墨客诗人眼中更具诗情画意。本文主要对唐代长安行道树绿化进行综述,利用文献资料阐述唐代长安街道的绿化情况。 关键词:唐代;长安街道; 绿化 文章编号:978-7-80712-402-3(2010)02-061-02 一)街道绿化的条件 唐长安城形如棋盘,布局异常整齐,街道宽阔平正,城内各坊都有统一规格。城中共有二十五条大街,其中南北向大街十一条,东西向大街十四条,贯穿于城门之间的三条南北向大街和东西向大街,称为六街。这六条大街的宽度除一条之外,其余都在百米以上,其它各街也都有几十米宽。其中最宽的是宫城与皇城间的东西街宽,达二百二十米,中轴线上的朱雀大街宽一百五十五米,坊间的街也宽达四十米至六十米。它们纵横交错,共同组成了全城棋盘状的街道网,其规模程度在中国城市史上是空前的。唐长安城内宽敞平直的街道,给绿化提供了很好的“带状空间”。有了种植花草树木的空间,还得有充足的水源保证才能实现绿化。在古代长安地区,水资源相当丰富,西汉文学家司马相如在《上林赋》中写道:“荡荡乎八川分流,相背而异态,” 就是对长安水资源丰富的真实写照。到了唐朝,长安城水系纵横,城乡池沼数量众多,分布广泛。文献记载,唐长安城中主要有五道渠水流过,龙首渠自东北入城,入东内苑注入龙首池,入兴庆宫注入龙池,入太极宫注入山水池和东海。黄渠自东南入城,注入曲江池。清明渠和永安渠自西南入城,永安渠入芳林园,禁苑,清明渠入太极宫注入南海、西海、北海。还有西东走向的漕渠注入西市潭。这五道水渠不仅在长安城中形成了美丽的水渠景观,并且给城市的的街道绿化提供了充足的用水。 二)行道树的种植 唐代长安城的街道绿化十分出色,街道绿化有统一的规划。街道两旁均有宽三米深二米多的水沟,两旁植有一行行的槐树、榆树、柳树、杨树诸树种,树木茂盛,蔽日成荫。尤其是槐树高大挺拔、枝叶繁茂,早在晋时就以槐树作为行道树。《晋书》卷一百三十记载:“关陇清晏,百姓丰乐,自长安至诸州,皆夹路树槐柳,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驿,旅行者取给于途,工商贸贩于道。百姓歌曰:‘长安大街,夹树杨槐。下走朱轮,上有鸾栖。英彦云集,诲我萌黎’。”到周时以槐树作为行道树的范围十分广,《周书》卷三十一记载:“(韦孝宽)为雍州刺史。先是路侧一里置一土堠,经雨颓毁,每须修之。自孝宽临州,乃勒部内当堠处植槐树以代之。既免修复,行旅又得庇荫。周文后见,怪问,知之,曰:‘岂得一州独尔,当令天下同之。’于是令诸州夹道一里种一树,十里种三树,百里种五树。”唐朝张鷟在《朝野佥载》记载,隋代“西京(长安)朝堂北头有大槐树,将作大匠高颖常坐此树下检校,后栽树行不正,欲去之。文帝曰颖常坐此树下,不须杀之”。可见,在隋代,城中已开始种行道槐树,并且十分注意整齐规划,“树行不正”即“欲去之”。文献记载隋时胡师耽说城中“朱阁临槐路”,[1]也说明街上行道两旁栽种着槐树。到了唐代,槐树不仅广种于宫廷之中,也是长安街道的主要行道树种。南唐尉迟偓《中朝》记载:“天街两畔槐树,俗号为槐衙,谓其成行如排衙也。”《河南志》引韦述记曰:“自端门至定鼎门„„隋时种樱桃、石榴、榆、柳,中为御道,通泉流渠,今杂植槐、柳等树两行。”《长安志》卷二曾记载曰:“吴凑贞元十四年尝于官街树槐,及凑卒,民指树而嚷之。”这也明唐德宗时吴凑曾率领群众在街道两旁种植槐树。《剧谈录》也记载了胜业坊道旁种植有槐树。唐人常直呼长安街道为“青槐街”、“绿槐道”,如白居易的《寄张十八》诗曰 :“迢迢青槐街,相会八九坊”;?皎然的《长安少年行》诗云:‘纷纷半醉绿槐道,蹀躞花骢骄不胜。岑参《与高适薛据同登慈恩寺浮图》诗谓:“青槐夹驰道,宫馆何玲珑。”这都是对唐长安街道槐树绿化景 观最真实的描绘。《唐两京城坊考》上说:“宽广的承天门街(从承天门到朱雀门)两边槐树成荫„„”白居易在《登乐游园望》中咏唱:“下视十二街,绿槐间红尘。”王维的《登楼歌》有“俯十二兮通衢,绿槐参差兮车马”的诗句。这些诗句生动地描绘出了唐长安街道古槐成行,色绿似黛的美景。行道树最重要的条件之一是要笔直挺拔,既不妨碍驰马行车,又给人以放眼一往直前、雄伟壮丽的观感;其次便是夏日要成荫,可以给行人车马以休息乘凉的环境,直上挺拔的槐树便独具这种特性。街道两边的沟堤上还种了许多的柳树,靖恭坊南街之树多柳,[2]李商隐的《关门柳》诗曰:“永定河边一行柳,依依长发故年春。”杜荀鹤的《御沟柳》写到:“律到御沟春,沟边柳色新。细笼穿禁水,轻拂入朝人。”韦应物的“垂杨十二衢,隐映金张室”都是唐人赞美长安街道柳树绿化的诗句。榆树不太适合栽植于通衢大道,据《唐会要•街巷》记载:“贞元十四年,官街树缺,所司植榆以补之,京兆尹吴凑曰:’榆非九衡之玩,堕命易之以槐‘。”但榆树却在一些小街短巷有不少种植,每年“五月初,长安盛飞榆荚,乂帚聚得斛余”。[3]《册府元龟》上说,唐代宗永泰二年(766)正月,京兆尹黎干“大发夫役种城内六街树”,虽然没说种的是什么树,但从《太平广记》上所说“五月初,长安盛飞榆荚”来看,种的可能就是榆树。这些行道树的种植不仅可以为人们遮荫挡雨,也可以美化环境,同时还发挥着观赏的作用。 唐长安城的街道绿化很出色,自然环境极其优美,出现了“园林树木无闲地”,“春城无处不飞花”,“满城春树雨蒙蒙”的美丽景象。这在文献和唐诗中都有充分的反映。街边的桃李,沟旁的柳树在诗人笔下也得到充分的体现。一到春天,人们行行避叶,步步看花,生活在绿杨红杏满城春色的美景之中。除此之外,政府还在两京道路旁种植果树,开元二十八年正月十三日,唐政府“令两京道路并种果树,令殿中侍御使郑审充使”。[4]《旧唐书》卷九也曾记载:“(玄宗)二十八年春正月,两京路及城中苑内中种果树。”果树春花秋实,既可美化环境,又有经济实惠,此谓一举两得。 三)街道绿化的保护与管理 政府对街道的树木花卉极为重视,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加以保护管理。政府设立的虞部除管理山林、川泽、苑囿等传统环境要素外,还被赋予了城市绿化及道路管理的任务,管理街道的花草树木。政府敕令城市官民不得私自于街道两旁随意种植树木。[5]而对其已载种成活繁茂之树则实行保护政策,大恩二年五月,敕“其种树栽植,如闻并已滋茂,不得有砍伐,致令死损”。[6]在街道上修造的房屋“并令拆毁”。左右街使还要经常检查诸街树植,凡发现病虫枯缺者即于当年八月替换添补,所需费用由京兆府支取。《唐会要•街巷》记载,唐文宗大和九年八月,“诸街添补树,并委左右街使栽种,价折领于京兆府,仍限八月栽毕。”“开元年正月,敕宜令京兆府与金吾计会取城内诸街枯死槐树充修涌沪等桥板木等用,仍栽新树充替”。[7]长安城内的街道树极其整齐美观,不容轻易改换。《西安府志•职官》记载,贞元年间渭南尉度支要砍两京街道中槐树造车,更栽小树,县尉张造反对说:“近奉文牌令伐官槐。若欲造车,岂无良木?恭为此树其来久远,东西列植,南北成行,辉映秦中,光临关外,不惟用资行者,亦曾荫学徒,拔木塞源虽有一时之利,深根固蒂须存百代之规。祝神尧八关,先驻此树。„„且召伯所憩尚自保全,先皇旧游,宁宜剪伐?思叹爱树,诗有薄言,运斧操斤,情所未忍,付司状牌上度支,遂罢。”这不但反映了人们对于行道树重要意义的深刻认识,同时也说明了唐政府是很重视街道绿化的。 唐长安城街道绿化得比较好的原因,除了政府精心管理和充足的水源之外,还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人们改善生活环境的要求。唐代自贞观后人民经过休养生息,生产力得到较大的发展。长安城中的人们生活在鳞次栉比的建筑物中,有着美化居住环境的要求。经济的繁荣也给绿化创造了物质条件。与经济繁荣相适应,文化艺术也有高度发展。诗人画家反映幽美景色的诗情画意对美化城市有着很大影响。这对城内的绿化无疑有着推动作用。其次是精心选择行道树种。在树种的选择上,其特点之一是“因地制宜”,根据柳的生态特性在沟边种柳。白 居易《东溪种柳》就认为“此树易荣滋,无根亦可活,成荫况非迟”。二是“因材施用”。从上文可见,长安的行道树主要有两类,一类是高大的乔木如槐、柳、榆等,这类乔木树冠较大,对于绿化行道很有好处。但只是种这类高大的乔木未免失之单调,所以还有另一类较低层次果树的种植。这样一来,不同的树木形态、花色构成了更多的立体图案,令人赏心悦目。最后长安郁郁葱葱的街槐,从不见有虫害的记载,原因是长安城中有栖于林木的大量的飞禽,有文献记载说,因四方贡献,能在宫禁中存活的飞禽走兽不知有凡几。大量的飞禽走兽当然会不容虫害肆虐,这也为槐树的成长提供了条件。 唐代长安城在当时是对外开放的大城市,作为一座“国际化”的城市,各国使节、商旅很多,著名的“丝绸之路”更把中国同中亚、西亚乃至欧洲联系在一起,外商、使者和留学生来往频繁,唐都长安街道的绿化及保护举措,在一定程度上对各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唐代长安的街道绿化特色,至今犹有某种借鉴意义,城市街道的规划,树种的选择、安排,郊区的绿化等等。尤其是现在城市的工厂多,噪音污染,汽车尾气等一系列环境问日益严重地影响着人们的健康,我们在发展经济的时候不能以牺牲人们的身体健康为代价,城市的绿化工作还应予以高度重视。 注释: ?本文所引用的唐诗均出自《全唐诗》(北京:中华书局,1996)、《唐诗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唐诗宋词名篇注评》(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 参考文献: [1]徐坚初学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2 [2]徐松唐两京城坊考•西京•外廓城[M]北京:中华书局,1985 [3]李昉太平广记(卷二三四) [M]北京:中华书局,1982 [4][5][6][7]王溥唐会要(卷八六)[M]北京:中华书局,1955 (责任编辑:韩慧玲 田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