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经济史学家汪敬虞思想述评及心得浅谈

中国近现代经济史学家汪敬虞思想述评及心得浅谈 中国近现代经济史学家汪敬虞思想述评及心得浅谈 摘要:汪敬虞先生是新中国建立前后在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研究领域中取得重要成果的优秀学者。笔者试从先生的生平经历、治学方法和风格、研究成果以及主要思想等方面入手～探索其数十年治学生涯的发展历程以及卓著成就。并在尽可能充分了解先生的基础上～结合自己所学～粗略地谈谈自己对他的治学以及经济思想的一些看法。笔者希望～通过对先生的学习～在中国近现代经济史学习中能有所裨益。 关键词:汪敬虞,中国近现代经济史,思想述评 正文: 汪敬虞先生在近现代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取得了重大成就。他所研究的主，主要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结束至20世纪30年代九十年间的中国社会经济历史。在长期的研究中，他出一套关于近现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总脉络以及外国对中国经济侵略状况等学术界长期存在的问题的深刻而独到的见解，形成一家之言。他对近现代中国尤其是近代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和演变所持的非常清晰和系统的认识，令人豁然开朗，受益匪浅。他在许多问题上的鞭辟入里，条分缕析，也常令人感叹不已，获益良多。 一、 生平与治学 汪敬虞于1917年7月20日出生于湖北省蕲春县，1937年从河南开封济汴中学毕业后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1943年，先生从武汉大学经济系毕业后，于同年进入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担任研究生，后于1946年1月改任助理研究员。1950年，先生出任中国科学院社会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又于1955年改任副研究员。1977年，先生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一年后，即1978年10月，先生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硕士生导师。1979年，先生任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专门从事经济史研究。1986年8月，汪敬虞先生出任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并在此位置上一直致力于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研究的深入挖掘。 1 中国近现代经济史学家汪敬虞思想述评及心得浅谈 1988年至1998年，先生连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八届两届全国委员会 ?委员。1999年1月，汪敬虞退休。 汪敬虞以中文系专业进入武汉大学，却转学经济系。毕业后，汪敬虞开始致力于经济史研究，持续耕耘数十年不懈。而他研究的主要方向，则是近现代中国社会经济的存在和发展状况。多年来，汪敬虞可谓著作等身。他参与编写的作品有《中国国民所得(1933)》(中华书局，1947年版)、《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社会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中国近代经济史》(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中国通史》第十册(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等四部;而他近期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一书也即将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 此外，汪敬虞先生独自完成的著作有《China’s Industrial Production 1931——1946》(社会研究所，1948年版)、《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895——1941》(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唐廷枢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赫德与近代中西关系》(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以及《外国资本在近代中国的金融活动》(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等。另有近百篇，发表在《近代史研究》等刊物上。 在著述的同时，汪敬虞又参加翻译了《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以及雅可夫柴夫斯基的《封建农奴制时期俄国的商人资本》(科学出 ?版社，1956年版)两部著作。 十一部著作以及两部译著，足见汪敬虞先生成就之丰富。在这些著作中，《十七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以及《赫德与近代中西关系》在学术界影响较大。前者被认为是近年来研究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史的佳作。历史学家孙毓棠先生在他的书评《读汪敬虞著<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中，就对这本著述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这是一部中国近代经济史的静心之作”，并指出:“这本书就是从经济的这一角度，且仅在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经济侵略初期这一明确范围内，来处理其研究对象”。在研究方法上，他认为此书“收集了极其丰富的材料，研究严谨深入，而且论断精辟，文字简练”。并总结道，“它可说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在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中垦辟了一个前 ? 参看《汪敬虞集》附录，作者年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9月第1版。 ? 参看《汪敬虞集》附录，作者著译书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9月第1版。 2 中国近现代经济史学家汪敬虞思想述评及心得浅谈 ??人很少涉及过的领域”。后者则引起了较为广泛的讨论和研究。 在这些著作中，笔者看过的主要有《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汪敬虞集》以及《唐廷枢研究》，另有相关评论和论文若干。看过汪敬虞先生的著作，笔者发现，他的治学，有着非常鲜明的个人特色和浓厚的个人魅力。 首先，他对史料搜集整理的认真细致，堪称学术界典范。笔者阅读这些著作，在体会其学术理论和学术思维之前，难以忽视的是其中包含着的海量般的史料积累。汪敬虞是中国传统教育熏陶出来的新一代人才，秉承了中国传统治学中踏实严谨的作风，在搜集和整理资料方面极其认真细致。数据、报表、账本、书信、日记„„均在汪敬虞的著作中大量出现。在搜集有大量中国方面资料的同时，汪敬虞又凭借扎实的英文功底，在浩如烟海的外国文献资料中总结出了大量重要史料。如此，汪敬虞的著作中不但有纷繁的第一手和第二手中国史料为其提供坚实的论据，大量外国史料更为他的研究结论做了有力的支撑和补充。所有这些，都使得先生著作中的每一个结论都十分详实可靠，极具说服力和广阔的可探究空间。 其次，汪敬虞在研究方面有巨有细，既可以做到大范围观察，宏观上的把握，又可以实现微观上个人的研究。这一点突出地表现在《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以及《赫德与近代中西关系》两本著作上。这种研究方式极具张力，可以为他创造广阔的学术空间和绵长久远的学术生命力。例如，他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 1895——1927》一书，可谓是那三十二年里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全景大展现。在他的指导下，本书秉承了其一贯的治学风格，既有整体性，又富于系统研究。从航运、铁路、矿业到银行，贷款，我们可以全面地了解彼时中国经济的存在和运作状况，却又丝毫不觉杂乱无章。 再次，具体到研究方法上，擅用数据，用事实说话，是他治学的重大特色之一。近代中国历史的发展，错综复杂，难以理出十分清晰的头绪。史料的繁复， ? 孙毓棠:《读汪敬虞著<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经济研究 ,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1984年 06期。 ? 例如，相较于《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对《赫德与近代中西关系》一书的评价则趋于多样。厦门大学经济史学者戴一峰教授发表于厦门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3期的《中国近代海关史研究述评》一文中，认为此书是中国近代海关人物研究的上乘之作。而邱克发表在《近代史研究》(Modern Chinese History Studies)1989年 03期上的《试评汪敬虞先生的<赫德与近代中西关系>》一文则对此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他对汪敬虞先生给予赫德全面否定的评价方法持相反的意见，指出了许多先生评价的偏颇之处。 3 中国近现代经济史学家汪敬虞思想述评及心得浅谈 更加压缩了治史者推理和想象的空间。任何不够确切的猜想都有可能被不断发现的史料推翻。对此，史学研究者必须做到兢兢业业。 汪敬虞就做到了这一点。在他的著作中，所用史料都经过认真辨伪。而他所得出的结论，可以看出都是分析了大量史料之后得出的。即使是那些史料十分缺乏的历史事件，他也是尽其所能地在已有的史料上做出尽可能符合逻辑和贴近史实的假设，进而得出能够说服众人的结论。近代史研究可供史学家发挥的空间极其有限，只有十分严谨认真，才能得到合乎实际的结果和有力量的结论。同样是《中国近代经济史 1895—1927》，它用十分精确的数据向读者证实了汪敬虞在前言中阐明的他的关于中国近代经济史的核心观点——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与不发展。大量的数据和事实，使我们不得不对先生的观点心悦诚服。 最后，先生的语言颇具文学性，使人印象深刻。在汪敬虞的作品中，文笔才华横溢是共同的特色。例如，《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中，先生对鸦片走私的评价，概概括为“这个‘最安全’、‘最有绅士气派’的生意，是直线上升，恶性膨胀的生意，是廉耻丢光，道德丧尽的生意，是荷包装满，金库填足的生意，是洪水一样，猛兽一般的生意，也是受到中国朝野上下举国一致 ?反对和抵制的生意”。语言犀利，句式丰富，既不失史学的严谨性，又富于文学美。这使得汪敬虞的著作在同类经济史著述中读起来更容易理解和接受，少了一些嚼蜡般的乏味。 汪敬虞先生治学，态度之严谨，史料之丰富，文字之华美，令人印象深刻。他可以说是在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的研究领域里独树一帜。既与李时岳等先生并驾齐驱，又独辟蹊径。 二、近代资本主义的中国与外国——汪敬虞的学术核心 汪敬虞从事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研究长达数十年，在掌握大量历史资料的前提下，得出了很多有足够说服力的结论，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经济史观点和理论体系。这一体系由两条主要的线索构成:一条是先生最重要也最具个人特色的“近现代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与不发展”的理论;另一条是他对19世纪40年代以来外国 ? 另在《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一书中，先生在对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经济侵略的细致研究的同时，还用第六章“从丽如银行的历史看19世纪外国银行侵略中国”对丽如银行做了个案式的深入研究。并以丽如银行和汇丰银行的兴衰更替，勾勒出了彼时西方金融界对中国侵略本土化的景象。 ? 汪敬虞:《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第11版，第53页。 ? 这是汪敬虞先生数十年经济史研究所得的核心观点，在《中国近代经济史 1895—1927》、《十九世纪西方 4 中国近现代经济史学家汪敬虞思想述评及心得浅谈 资本主义在中国破坏性乃至毁灭性的疯狂侵略的清醒认识。在此基础上，他不认为资本主义道路能拯救中国，而是相信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他用马克思主义的眼光进行学术研究，坚信马克思主义会帮助中国找到新的出路。 (一)“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与不发展” 汪敬虞对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研究所得出的一个核心观点，是认为“贯穿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心线索，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与不发展。”“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地位的形成，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时代环境;中国近代半 ?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延续，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条件。”这一核心观点，由以下几部分组成: 首先，汪敬虞肯定和继承了我国学术界关于明清社会存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理论和观点，并在此基础上得出如下结论:中国传统封建社会中孕育着的资本主义萌芽如果没有受到外来力量的干涉，有可能经过长期的发展成长为真正的资本主义经济。 但事实是，中国传统社会中资本主义萌芽的孕育和破土遭受了外来力量的蹂躏，失去了独自成长的机会。 在政府坚船利炮掩护下强行打开中国国门的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入侵极大地改变了中国资本主义原来的发展方向。一方面，它用强制力量强行将中国社会中运行了数千年的封建经济结构逐步拆解，将中国纳入自身发展运行的轨道。中国的生产和销售市场都受到外国资本主义的牵连。另一方面，这个变化发生的同时，长期以来压制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阻力也被渐次削减，在一定程度上为它的发展释放了少量的生存空间。 然而，他又特别指出，外国资本主义进入中国，给中国造成的伤害远大于福利。中国资本主义之所以会有所发展，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而中国资本主义的不发展，也是外国资本主义造成的。 其次，外国资本主义进入中国，使得近代中国社会存在的资本主义成分异常复杂。既有外国资本主义，也有本国的资本主义。在本国的资本主义中，又存在着民族资本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民族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途径为“资本主义萌芽—>民族资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途径则为“(中国封建社会) 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等多部著述和论文中均有明确论证。 ? 汪敬虞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 1895——1927》导言，经济管理出版社，2007年3月第1版，第2页。 5 中国近现代经济史学家汪敬虞思想述评及心得浅谈 官工业—>洋务派工业—>北洋军阀官僚资本—>国民党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 ?本主义”。 外国资本主义在近代中国的活动，侵略远大于建设，掠夺远大于给予。它们给中国社会造成的伤害十分深远。而中国自己的资本主义，也经历了发展与不发展的艰辛历程。 就民族资本主义而言，尽管继承了传统社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它的发展却并非是这个萌芽成长的结果。它是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之后，中国自给自足的传统经济模式被打破所带来的反应。所谓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只是给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提供了可能的环境。民族资本主义的真正发展，是中国传统的经济模式被外国资本主义强行拆解之后所释放出来的那片生存空间带来的。 至于官僚资本主义，汪敬虞分析认为，它在出生之日就带有“买办的，封建 ?的，垄断的，以及与国家政权相结合”的特征。这直接决定了官僚资本会发展成为一种带有浓厚保守性和反动性质的经济成分。它在民族资本主义成长的过程中，不仅不会有所裨益，反而会极大地阻碍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再次，根据汪敬虞所收集到的大量翔实可靠的数据估算，在近代中国社会中存在的资本主义，占主要地位的是外国资本主义成分。本国的资本主义只占到10%左右。甚至在这微小的成分中，堪称民族资本主义的经济成分也是微乎其微。公认为中国早期民族资本主义现代工业典范的广东继昌隆缫丝厂等企业，也是受 ?到外国资本主义熏陶的海外华侨努力的结果。买办资本由于继承了早期官工业和洋务运动时期的洋务企业，在本国早期资本主义中占了不容忽视的份额。作为官僚资本主义的源头之一，买办资本由19世纪40、50年代时那些与外国侵略者频繁打交道的买办，大官僚推动形成。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买办资本逐渐产生了转向民族资本的可能。但这种转变十分有限，甚至因其与外国资本主义以及本国封建守旧势力的密切联系而导致其从根本上决定了自身所转生的民族资本主义的部分属性。这就可以解释，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与生俱来的先天不足性以及建立于其上的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民族资产阶级革命的局限性产生的渊薮。 ?《汪敬虞集》(《再论中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产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9月第1版，第87页。 ? 参看《汪敬虞集》(《再论中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产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9月第1版，第88页。作者引述了《毛泽东选集》中毛泽东指出的官僚资本所有的至少三个特点:一、它是买办的，封建的;二、它是垄断的;三、它是和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的。 ? 参看《汪敬虞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9月第1版，第56页。 6 中国近现代经济史学家汪敬虞思想述评及心得浅谈 总之，汪敬虞得出的观点是:在近代中国的这个社会中，资本主义的经济成分是十分复杂的。“既有居于劣势的中国资本主义，又有占据优势的外国资本主 ?义。既有发展不足的民族资本主义，又有畸形发展的官僚资本主义。” 根据这个现状，汪敬虞认为:“在这个错综复杂的过程中，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不可能完全沿着中国社会中原有的资本主义萌芽向前发展的途径。在手工业者和商人之外，包括官僚在内的封建社会中的剥削者，都有可能发展成为 ?投资现代企业的民族资本家。”。 基于此上种种，汪敬虞提出了“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发展与不发展”的核心论点。综述起来，他认为，近代中国的资本主义经历了从无到有的演化，这是一种发展。尽管本国资本主义的演化并非自身发展的结果，甚至还衍生出了后来对中国社会贻害巨大的官僚资本主义。但值得肯定的是，这毕竟是一种新的经济成分，对近代中国社会的改变巨大，影响也十分深远。而后数十年中，中国人在资本主义的道路上不断探索，寻求解放中国的希望之路，就是由于资本主义发展的鼓励。 但是，中国资本主义的这种发展在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旧势力的双重制约之下显示出十足的疲软无力。民族资本主义在很多时候不得不依靠外国资本主义才能获得少许的生存空间;官僚资本主义发展则走上了反动道路，成为20世纪40年代中国社会经济陷入混乱和瘫痪的渊源。 况且，外国资本主义进军中国的首要目的是赤裸裸的侵略，获取中国的广阔的销售市场和廉价的原料产地，并把中国变成他们倾销本国过剩商品的工具。在这种目的之下，外国资本主义在主观上绝不会允许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获得长足的发展。反之，它们还常常与民族资本发生冲突，并借助自身的强大力量和从中国政府那里攫取的特权对民族资本进行压制和打击;与官僚资本在狼狈为奸的同时存也在激烈竞争。 而中国本身顽固异常的封建势力也极大地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为了自身的利益，它除了间或在可能的范围内压制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外，更是不断打压民族资本，给官僚资本提供生存空间。于是，在大部分情况下，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双重夹击下艰难进行的，也因其力量的单薄而在官僚资本主义的挤压下逐渐虚弱。这使得它的成长显得十分的滞缓和 ?《汪敬虞集》(《再论中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产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9月第1版，76页。 ?《汪敬虞集》(《再论中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产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9月第1版，73页。 7 中国近现代经济史学家汪敬虞思想述评及心得浅谈 怠惰。因此，近代中国的资本主义又是不发展的。 (二)外国资本主义赤裸而暴力的经济掠夺 这是汪敬虞研究多年之后所得出的另一个重要的认识。他认为，1840年以后进入中国的外国资本主义对华的疯狂侵略，以及由此带给中国的深重灾难，是近代中国近乎灭亡的主要原因。而这种侵略的变化和发展，也是和外国侵略者本身密切相关的。当外国侵略者本身处于自由资本主义阶段时，他们对华侵略的要求就是尽可能宽敞地打开中国的国门，尽可能多地获得中国的开放口岸和内地市场。当处于资本输出阶段时，他们的要求就变成了向华输出资本，开办工厂，就 销售。 地攫取原料并进行生产 对于这一话题，汪敬虞在《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一书中做了全面的分析和论述。此书包括“暴力掠夺”和“资本输出”两个主题。对于暴力掠夺，他指出，“非法的，破坏中国主权和采用暴力的掠夺，这是鸦片战 ?争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以内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中国的一个特点”。 关于资本输出，汪敬虞同意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的签订是外国资本主义对华侵略由商品输出演进到资本输出的重要标志的观点。但他更指出，“西方 ?国家对中国的资本输出，并不始自马关条约的签订”。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对中国的侵略，从商品输出到资本输出的变化，并非一朝突然出现，而是经历了长期的演进过程。《马关条约》的签订，第一次以文字的形式对外国资本主义资本输出的要求做了说明，各国则援引“利益均沾”的原则将其合法化。 而在这之前，从长期存在的商品输出发展到商品输出与资本输出并存，是外国资本主义对华侵略的最大景象。这整个过程都带有明显的早期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野蛮性与暴力性。这也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走私鸦片的继续猖獗以及契约华工的逐渐兴起。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暴力掠夺，前提是其掌握了中外贸易的主动权。鸦片战争前半个世纪，主要负责对外商贸易的广州十三行商人由于债务、走私等原因而逐渐在议价权等方面丧失主动，一步步沦为外商的附庸。在完成对行商控制的基础上，外国商人尤其是海上贸易早期占主要地位的英国和美国商人在对华贸易长期逆差的境况下，开始 ? 汪敬虞:《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11版，第3页。 ? 汪敬虞:《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11版，第4页。 8 中国近现代经济史学家汪敬虞思想述评及心得浅谈 ?向中国大量走私鸦片。 走私鸦片，“港脚商人”和散商大放异彩，取代原来在对华贸易中占统治地位的东印度公司，成为向中国输入鸦片的主力。这从另一个侧面映射出英国国内此时发生的变化:新兴的工业资产阶级正在逐渐走向国家权力的中心。由此，先生书中牵引出了两条主线，一条是西方资本主义对华侵略状况的变化，另一条则是西方资本主义自身的变化。两条线交汇的展现，就是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侵略由商品输出到资本输出的演变。 但是，此时英国国内所发生的变化还远不足以影响其整体上对华经济侵略方针的改变。鸦片战争之后英国商人运来大批商品，却受到了中国传统经济结构极其顽固的抵制。受到沉重打击之后，鸦片走私成为弥补贸易逆差的重要手段。甚至连大西洋上早已绝迹的三角奴隶贸易都被搬到了中国，贩卖“契约华工”成为另一个抚平贸易损失的方式。鸦片战争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仍旧带有十分浓厚的殖民主义色彩，是赤裸的暴力掠夺。 第二，商人领事和领事商人的出现。经过长期的发展，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似乎也染上了中国社会本身的色彩。即以政治力量作为保证，为经济侵略开路。政治侵略与经济侵略的完美结合，成为有别于其他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新的侵略方式。这集中表现在由政府支持的银行、殖民地银行和“商人借领事的 ?势”的领事商人以及“领事借商人的光”的商人领事的出现上。 对于领事商人和商人领事，汪敬虞有十分精彩的分析:外国洋行的所有这些活动，即利用了他们的经济力量，又利用了他们的政治力量。政治和经济的结合，在他们早期的活动中就已经表现得非常突出。通商口岸领事商人和商人领事的大 ?量出现，就是这种结合的具体产物。 在逐渐吞噬中国市场，压缩中国资本主义生存空间的同时，外国资本主义借用自己所拥有的特殊权益以及雄厚的经济政治实力，通过将经济机构政治化的方式，把在华的外国经济机构和经济团体变成他们的代理人，使得商人和政客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身份在中国首次得到奇异的结合，衍生出了“商人领事”和“领事商人”这两种特殊的人群。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相互勾结，给列强在华的侵略染 ? 参看汪敬虞《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第一章，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11版。 ? 汪敬虞:《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11版，第135页。 ? 汪敬虞:《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11版，第131页。 9 中国近现代经济史学家汪敬虞思想述评及心得浅谈 上了极其强烈的政治经济色彩。 第三，足以灭亡中国的巨额借款。甲午战争之后，外国侵略者借着中国战乱频仍，亟待金银支付战争赔款的机会，利用银行向中国强行输入大笔借款，从经济上钳制中国政府，不仅攫取了中国的关税主权、矿产、铁路等多项权益，还利用把上海与伦敦等世界金融中心连接起来的机会，通过操纵世界银价汇率来加重中国的债务负担，以此来获取更多的政治经济利益。 近代以来，整个中国几乎成为列强发展的垫脚石，而中国自己则在这种试炼和竞争中一点点沦丧。从1895年到1927年短短的32年间，中国政府对外借款 ?竟然高达30亿元。如此巨额的借款，足够把中国的经济命脉玩弄于股掌。彼时中国历届政府的兴衰存亡，也深受其掣肘。银本位的中国，在世界金融链条的控制下发生多次银慌，足见其经济发展已被纳入世界轨道。 从甲午战争之后的晚清政府到整个北洋军阀政府时期，中国政府的运转和借款紧密联系。甚至要依靠外国资本主义的借款才能勉强支撑。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渗透，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足够将中国毁灭。 在对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状况和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与不发展的深刻认识的基础上，汪敬虞认为，中国应该走社会主义道路。因此，他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始终以马克思主义的眼光观察近现代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尝试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发展的道路。 汪敬虞在肯定晚清政府对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做出的部分抵抗的同时，时刻注意封建地主阶级的极端自私和保守性，指明他们的行为都是以维护自身利益为目的。另外，买办商人把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营方式引进中国，也并非是出于爱国心和民族感，而是纯粹的经济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那些深受压迫的产业工人，才是反抗侵略的主力。 汪敬虞关于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分析和认识，构成了他“资本主义的发展与不发展”的理论体系。在这个体系中，笔者看到，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毒害至深至远的侵略，触目惊心，发人深省。 三、笔者心得 ? 《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一书381页，作者指出，按银元计，1894—1911年的外债为167198万元，1911—1927年的外债为133700万元，总计300898万元，取其大数简作30亿元。这其中，三分之一由偿付甲午赔款而借款和庚子赔款的债务化后延而成，三分之二用于财政、均需、铁路、电信、航运、工矿等支出。且除去庚子赔款，晚清政府的外债要远远少于北洋军阀政府。 10 中国近现代经济史学家汪敬虞思想述评及心得浅谈 读汪敬虞先生的作品，令笔者受益匪浅。认真学习的同时，笔者也有一些自己的思考。对于他的一些治学方式以及论述手法，虽很是敬服，却也不敢十分苟同。 其一，汪敬虞的作品，最大的一个特点在于史料异常丰富，足够支撑观点。在大量史料的基础上所得出的“资本主义的发展与不发展”的论调，无疑很有说服力。只是，在先生的著作中从头至尾充斥着的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论调，带有明显的时代特色和阶级色彩。笔者认为，我们在体会先生的思想精髓的同时，也应该有所辩证。 在学术界，中国曾经历过数千年的封建社会这一论调源远流长，尤其在建国之后的研究中被奉为准则。不论是“战国封建说”、“秦汉封建说”还是“魏晋封建说”，都承认中国历史上曾经存在过这样一种所谓“封建”的社会形态。但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封建社会”这一概念下所表述出的中国古代社会形态，和西方本身关于封建社会的定义有很大区别。相较而言，“皇权社会”、“帝制时代”更具理性，甚至已经部分取代了“封建社会”。我们作为有独立判断能力的学生，应该加以辨别。 此外，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中国已经进行了几十年。学术界曾经普遍认同的“中国自身孕育着的资本主义萌芽可以使中国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论调，正在遭受越来越多的质疑。有一部分学者认为，即使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 ?入侵，中国社会中孕育的资本主义萌芽也不可能使中国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这种观点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接受，原有的观点遭受严峻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很多结论就产生了缝隙，需要我们认真对待，努力辨析。我们也应该有自己的思考，得出自己的结论。 其二，汪敬虞的研究，建立在阶级的基础上，得出的很多结论均带有浓厚的阶级色彩，也需要我们辩证看待。这是20世纪60至80年代中国学术界的普遍表现不独汪敬虞一人。从他的眼光出发，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反动势力的自私和保守。但在今天，笔者认为我们的眼光绝不可再如此狭窄。对彼时中国遭受侵略的研究也不应该只把眼光局限在地主阶级的保守，资产阶级的软弱以及农民阶级 ? 如王毅的《中国皇权研究》中就明确指出，中国传统社会在明清那样的状态下不可能孕育出资本主义萌芽。皇权制度下的中国是典型的权力经济国家，经济是权力的附庸，不可能脱离政治发展出资本主义萌芽。 11 中国近现代经济史学家汪敬虞思想述评及心得浅谈 的落后和无产阶级的革命上，以至于忽略了在外国资本主义纷至沓来，对中国的侵略无以复加之际，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国在综合情况上受到的伤害和各个阶级在本性内外所做出或可能做出的妥协与抗争。 在阶级之外，国家和民族的意义更为重大和深远。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世界历史的发展方向。中国作为一个渊源绵长的统一帝国，在面对外来侵略的之时，必定会存在某一层面上的统一行动。例如，鸦片战争时将士的同仇敌忾;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的国共合作，都是跨越阶级界限，共赴国难的壮举。汪敬虞先生的研究一味强调阶级，虽是受到所处时代的影响。这可以理解，但我们也必须有自己的原则和方向，不可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 其三，汪敬虞的结论在很多地方，尚有不够严密之处;一些研究，甚至出现了很明显的失误。例如，在他的论文集中，有一篇文章写道:“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现代企业，并不意味着中国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相反，它从此进入了半殖 ?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在这个结论中，他似乎将因果颠倒了。姑且不论学术界关于毛泽东所提出的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观点有过多少争论?，就是按照这一理论而言，现在研究的普遍结果是，近代中国自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社会性质就发生了变化。政治上，主权部分丧失;经济上，传统的经济结构被打破。也就是说，中国自鸦片战争之后就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若按照汪敬虞所说的“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之所以出现在19世纪的70 ?年代，乃是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刺激”，那么，他的陈述和史实就有了明显的相悖。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也许为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的产生提供了条件，但绝不是先出现了资本主义现代企业，中国才“从此”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这里，他的结论明显是经不起推敲的。 关于官僚资本主义，汪敬虞的结论是“中国官僚资本主义的产生，乃是中国 ?《汪敬虞集》(《再论中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产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9月第1版，第73页。 ? 汪敬虞先生是毛泽东“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理论的坚决支持者。与此相对，李时岳等先生则提出异议，认为这一论调过于单薄，难以涵盖近代中国复杂的社会经济状况。郭世佑的《论“半殖民地”与“半封建”的区别和联系——兼与汪敬虞先生等商榷》(湘潭师范学报，1989年第5期)中，阐明了这一论调所存在一些问题，并指出李时岳先生把“半殖民地”引申为“半殖民地半独立”，把“半封建”引申为“半封建半资本主义”。并评述说，李时岳先生的表述较原有表述更完整和准确。另在《汪敬虞集》中，有汪敬虞关于这一争论的专门文章，即是对李时岳先生的引申做出反驳。 ?《汪敬虞集》(《再论中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产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9月第1版，86页。 12 中国近现代经济史学家汪敬虞思想述评及心得浅谈 ?封建社会官工业和洋务派企业的直接继承”;“官僚资本主义是中国资本主义发 ?展到垄断资本主义的标志”。后者似乎也颇为值得玩味。对于官僚资本主义的研究，近年来一直如火如荼地进行，成果也越来越丰富。但是，问题也逐渐凸显。仅仅对官僚资本主义的正名及定性，就存在着很多争论。但可以明确的是，它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二十世纪初普遍出现的行业垄断“卡塔尔、辛迪加、托拉斯”有很大的不同，即使与日本的住友、三菱等依靠政府扶植发展起来的垄断企业也有十足的差异。西方国家垄断组织的出现，首先是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结果;垄断带来的是经济高度繁荣之后社会危机的凸显以及席卷世界的经济危机。随后，才有了以美国罗斯福新政为代表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出现。政府作为经济宏观调控的有力杠杆，成为保证市场经济平稳有效发展的“看得见的手”。 而对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水平远没有到可以出现垄断的地步。官僚资本主义的出现并非中国的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所造成的，而是在中国存在了数千年的政治干预经济，以政治权力牟取经济利益的传统持续发生作用的结果。 如此一来，政府发挥作用的先后顺序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中国就完全颠倒了。政府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中只是辅助者和调节者，在中国却成了主导者。这两者所导致的后果也是截然不同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政府调节摆脱了经济危机，推动国民经济正常发展;中国的官僚资本主义却使中国陷入腐败的深渊，使国家受到巨大伤害。 所以，尽管我们循着先生的思路，可以认同他对照西方由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所得出的“中国封建社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中国封建社会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生，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有着同样的过程。中国封建社会的发 ?展变化，遵循着同样的历史规律。”的认识，却不能面对事实得出“官僚资本主义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的标志”的结论。 此外，关于官僚资本主义，汪敬虞还认为:“没有帝国主义中国根本不会有 ?。这使笔者实在难以认同。作者曾就这一话题专作一篇论文反驳了资本主义” 一位陈姓学者的疑问，但仍旧无法令笔者释怀。汪敬虞先生一方面认为中国自身的资本主义萌芽有可能发展成为资本主义，另一方面却又赖于中国资本主义在帝 ?《汪敬虞集》(《再论中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产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9月第1版，87页。 ?《汪敬虞集》(《再论中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产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9月第1版，88页。 ?同上 ?《汪敬虞集》(《再论中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产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9月第1版，73页。 13 中国近现代经济史学家汪敬虞思想述评及心得浅谈 国主义入侵之后获得发展这一历史事实指出中国的资本主义是以帝国主义入侵为前提的。如果认可前者，那就是承认中国自身存在着发展资本主义的可能;若是认可后者，则意味着同意帝国主义对中国出现资本主义的决定性作用。两者前后矛盾，难以自圆其说。 再者，先生在对著作《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一书中所提到的“港脚商人”一群人的研究，出现了很明显的讹误。“港脚商人”是19世纪20、30年代以后在中国沿海地区走私鸦片的主要人群，这是毋庸置疑的。在《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一书的第一章第二节中，先生指出，“港脚商人的疯狂活动和鸦片走私的猖獗，是鸦片战争前夕广州对外贸易中 ?的突出现象。” 但是，关于“港脚商人”的身份，却出现了争议。汪敬虞先生指明，“1833年，东印度公司在中国的贸易特权正式取消，代之而起的是代表英国国内工业资 ?产阶级利益的所谓港脚商人。”根据近年来的研究，史实并非如他所说，是来自英国的商人。尽管不排除部分负责人是英国人的情况，但主力却是在印度半岛南端生活的一群在中国唐宋时期因阿拉伯人的入侵而从中亚迁移过去的琐罗亚斯德教教徒。“港脚商人”的研究在很多年中都是几乎是一片空白，先生能注意到，已经是十分难能可贵。在这里指出来，只是试图纠正而已。 结语:汪敬虞先生关于近现代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所取得的成就是集成式的，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先生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所付出的大量努力，既给人以很大启发，也带有他所处时代的深刻烙印。尽管我们在看先生的作品时，会有一些自主的生涩看法。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学习先生的治史方法，吸取他思想理论的精髓。他所总结出的众多十分新颖而成熟的想法和结论，为我们进行接下来的研究打下了十分坚实的基础，也为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的研究领域开辟了一个新的空间。而那种细致入微，求实不倦的精神，是笔者在学习过程中感触最为深刻之处，这是一笔极其宝贵的知识财富。 对先生的一些不到位的批评，只是一个不成熟的学生的一孔之见而已，期待批评与斧正。他的思想还值得我们做更多的研究和挖掘。随着学习的深入，我们 ? 汪敬虞:《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11版，第43页。 ? 同上 14 中国近现代经济史学家汪敬虞思想述评及心得浅谈 认识的许多偏颇将会得到纠正，而他也将更加深刻地影响我们的学习和成长。 参考文献: 【1】 汪敬虞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 1895—1927》，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2】 汪敬虞:《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人民出版社，1983 年12月第11版。 【3】 《汪敬虞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9月第1版。 【4】 孙毓棠:《读汪敬虞著<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经济 研究 ,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1984年 06期。 【5】 邱克:《试评汪敬虞先生的<赫德与近代中西关系>》，《近代史研究》(Modern Chinese History Studies)1989年 03期。 【6】 戴一峰:《中国近代海关史研究述评》，厦门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 第3期。 【7】 张增瑞:《试论清嘉道年间鸦片走私中的港脚商人》，河南大学学报(社会 科学版)，1995年1月第1期。 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