兔子的耳朵与三个孙中山

兔子的耳朵与三个孙中山 2011年07月22日12:45 来源:文汇报 邵毅平 先说一篇日本小学生的作文，题目叫“兔子的耳朵”(应该是非命题作文吧): 我养了一只兔子。这只兔子是人家送给我的。因为家里有狗和猫，所以就把兔子放在门口和猫狗分开养。我每天早晨去上学时，总要抱起那只兔子爱抚一番。 这是上星期四的事。那天早晨我去上学，走到门口一看，兔子的两只耳朵只有一只竖着，另一只倒在一边。我对它说:“唷～怎么回事呀～把那只耳朵也竖起来吧。”可是兔子不理我。“那么让我给你扶起来吧，”我用手扶起了它的耳朵。可是一放手，那只耳朵马上倒下了。我就对阿姨说:“阿姨，请你把兔子的耳朵竖起来。”阿姨就用脚夹起了兔子的耳朵。可是阿姨的脚一松开，那只耳朵一下子又倒下了。阿姨说:“多奇怪的耳朵呀～”说着她就笑了。 小作者时年七岁，叫悦子。她阿姨叫雪子。晚上悦子睡觉以后，雪子看了这篇作文，觉得“用脚”举动不雅，连忙把它涂掉，改成“阿姨攥住兔子的耳朵，让它直立，可是阿姨一放下那只耳朵，它就又倒下了”。本来最简单的办法是把“用脚”改为“用手”，但实际上当时确实是用了脚，雪子考虑到不应该教孩子写假话，所以才模棱两可地改成那样的。但悦子仍难以理解阿姨的改动: “阿姨，这个地方为什么不行,”第二天早晨悦子看到雪子改过的作文，开口就问。 “小悦把阿姨用脚夹兔耳朵也写进作文，多讨厌～不写也可以嘛。” “可是，你不是用脚夹的吗,” “嘿～用手去碰那东西多恶心„„” “噢。”悦子露出怀疑的神色，“那是可以写出原因的呀。” “但是，这种没规矩的样子怎么能写进去呢,老师看了会认为阿姨举动粗野的。” “噢。”尽管雪子这样解释了，悦子似乎还没有完全明白。 这篇作文，以及围绕这篇作文所发生的故事，都写在日本小说家谷崎润一郎的长篇小说《细雪》(储元熹译)里了。 这篇作文有我们所谓的“思想性”吗,没有。有我们所谓的“意义”吗,没有。但是，“悦子的作文在学校里是优等，这篇作文写得也很出色，雪子借助字典才给她改正了几个错别字，别的语法修辞上的错误根本找不出”，可见日本的作文评价标准与我们很不一样。雪子的改动还算有限度，只是模棱两可，并没有说假话，但悦子的疑惑表明，即使这样的改动，也有违她所受的作文教育。这就说明，在日本的作文教育中，如实地写是非常重要的;至于“思想性”或“意义”，则显然不在要求之列(如果是在中国，老师大概会要求最后加上几句“点睛”、“升华”之语，诸如“我一定要好好学习科学知识，长大后做个科学家，这样就可以弄清楚兔子的耳朵为什么会这样了”之类)。 这篇作文是直接来自孩子的呢,还是小说家捉刀代笔的呢,读者自然会发生这个疑问。但我们对此不感兴趣，我们感兴趣的是，这样的作文在日本能够得优等～我们关心的是，大作家显然欣赏这样的小作文～ 我曾在日本的大学里教中文，也让日本的大学生写作文。读他们的作文，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像悦子的作文一样，怎么想就怎么写，不虚伪，不矫饰，不做作，一句是一句，没有空话套话，不会硬塞入我们所谓的“思想性”，不会硬赋予我们所谓的“意义”。也有在中国受过作文教育的日本“小海龟”，文风明显华而不实:“啊，老师(或母亲、父亲)，你是我生命里的红烛，照亮了我的人生道路，却燃烧尽了你自己„„” 我读日本文学，也有同样的感受。用我一个学生评论小泉八云《怪谈》的话来说，就是“没有中国式的伦理纲常，想淫就淫，想要钱就直接去做”(别误会，说的是文学里，不是生活里)。也正因为这样，川端康成有《古都》，也有《睡美人》，谷崎润一郎有《细雪》，也有《疯 癫老人日记》。探索人性可以到如此深度，就是因为全无顾忌或禁忌。我们缺少这一类作品。 再说一篇中国小学生的作文，题目不详(也许是周记之类)，姑且叫它“三个孙中山”吧，转引自复旦附中黄玉峰老师在复旦大学的讲演《“人”是怎么不见的,》: 星期天，我们去中山陵了。中山陵上有三个孙中山，后面一个是站着的，再到里面，看见一个是躺着的。三个孙中山的脸都不一样，不知道为什么,我玩了一会儿，觉得没劲，后来小了一泡便，就回家了。 黄老师的点评很精彩，也很到位: 你看，多么有灵气～多么有童真童趣～真可谓是天籁之音～将来一定是研究问题的高手。可是老师说，要写有意义的事，要有思想性，不能看到什么写什么，想到什么写什么，不能胡思乱想，对伟人不尊敬。因为科学主义告诉我们的教师，要引导学生写健康的东西，什么能写什么不能写，应该开头写什么，中间写什么，最后写什么。 就这样，可怜我们孩子的思想幼苗被掐断了。 我想，被掐断了的，不仅是孩子的灵气，也是中国文学的希望。因为再伟大的文学家，也是从小学生作文写起的。中国小学生的灵气不比日本的差，但我们的作文教育戕害了他们;中国作家的天赋也不会比日本的差，但从小受的作文教育会拖累他们一生。 想起在“新鉴真轮”上听到的广播:“„„美丽的濑户内海，千帆竞发，百舸争流„„”很文学也很中国，撰稿者当年的作文成绩一定不赖。但看看舷窗外面，风景确实美丽，帆却一片也无(现在的濑户内海里根本就没有帆船了)——睁着眼睛说瞎话呢～这就是我们作文教育的成果。这样的作文、文章滔滔皆是。 当然，这种所谓“思想性”、“意义”的要求，也非始于今日，而是中国文学由来已久的传统。《文心雕龙》就主张，诗要“持人性情”(《明诗》)，鲁迅讥之为“许自由于鞭策羁縻之下”，又说，“然厥后文章,乃果辗转不逾此界”(《摩罗诗力说》)。读汉赋，最怕曲终奏雅;读唐宋八大家，最怕文以载道;看今日的小品，最怕音乐起，说教来;看报刊上的“优秀”作文选，最怕“大文化”排比铺陈，“假大空”议论抒情，格式化起承转合„„ 二十多年前，有人曾问章培恒先生，如何看待“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之间的异同”，章先生回答“只有一条”:“中国和日本的现代作家都得到过有影响的国外文学奖，这是同;中国作家得到的是斯大林文学奖，日本作家得到的是诺贝尔文学奖，这是异。”(《章培恒谈读书》，载《新民晚报》1989年8月8日) 我们的文学离世界水平有多远我不知道，但据我对当代中日文学作品的有限阅读，我知道我们至少离日本文学还有点距离。当然，这只是我非常个人的感觉和看法，原是不作数的，大家可以无视飘过。 但如果真有距离，那么这个距离，应该是从小学生的作文开始的。中国文学，至少是现在的文学，至少比起日本文学来，是输在了起跑线上的。 要缩短中国文学与世界水平的距离，首先须改革的是我们的语文教育，尤其是作文教育。少命题，少规定写法，少要求所谓的“意义”，所谓的“思想性”，多让学生“我手写我口”，看到什么写什么，想到什么写什么。“三个孙中山”受肯定了，中国文学才有希望。 2011年6月22日于沪上胡言作坊 翻译是一门艺术 一个外国朋友，五十多岁，酷爱中国，因为他喜欢中国的美食和诗歌。 某次一边吃着美食，一边聊着诗歌的时候，外国老头说他非常崇拜孔子故乡的一位中国近代爱国诗人，名叫庄重禅(音译)。我说我没听说过这个人，老外就即兴用汉语给我朗诵了一首这位诗人的诗: 遥远的泰山， 展现出阴暗的身影; 厚重的基础， 支撑起浅薄的高层; 假如某一天， 有人将那乾坤颠倒; 陈旧的传统， 必将遭逢地裂山崩。 这是他看到英文诗之后自己翻译成中文的。他说这个不是原文，但意思应该差不多。之后还说，这首诗中蕴含着非常深刻的寓意(老外还真是没法理解中国人的含蓄，都这么直白了，还说有深刻的寓意)，表达了他想要推翻旧制度、建设新国家的爱国情怀。 我非常不好意思地再次表示，这首诗我也没听过。外国老头就又给我讲了些这位诗人的轶闻。比如他的生活放荡不羁，与很多女人有染，但是他很尊重女人，在他发现他的一个小妾与自己的下属有私情之后不仅没有追究还给他们路费放他们走(比楚庄王的绝缨宴还有胸怀啊)。还说他很注重孝道，小的时候母亲遗弃他改嫁，等到他当了大官之后不仅不记恨母亲，还特意找到她，把她和继父一起接到自己身边颐养天年。还说他曾经是掌握几省的大权的高官，可是不懂军事，在内战中战败，后被人刺杀。 按说，就凭上面这些条件，应该不难找出这个人是谁了啊，可是我还是没找到这个人和这首诗。直到某一天看到了张宗昌的这首诗: 远看泰山黑糊糊， 上头细来下头粗。 如把泰山倒过来， 下头细来上头粗。 树篱后面的父亲 [美]贝蒂?斯坦利张霄峰编译 2005年07月25日【字号大中小】【留言】【论坛】【打印】【关闭】 我毫无方向感，因此经常成为全家人取笑的对象。有次我们讨论人死后会怎样，儿子开玩笑说:“妈妈，希望天堂里也有导游，否则你永远找不到通往天堂的路。” 我笑着告诉他我一点都不担心:“只要向着有树篱的山坡走，我就能找到天堂。”他的眉毛惊讶地竖了起来，我于是给他讲述了我父亲的故事。 祖父早逝，父亲由祖母一手带大。在那个年代，还没有政府救济这回事，一家五口历尽艰难才活了下来。贫苦的出身养成了父亲极度节俭的习惯。 童年时，当我和两个哥哥得知别的孩子都有零花钱时，我们犯了个错误———向父亲要钱。父亲的脸板了起来:“你们长大了，会花钱了，那么肯定也会挣钱了。”从此，需要钱的时候，我们只得帮邻居打零工，或是沿街叫卖自家种的蔬菜。 直到我们长大成人，外出求学、工作，他的态度也丝毫没有改变。有一段时间，我们兄妹三人都没有车，只能乘长途车回家。车站离家足足有两英里，父亲从来没有接过我们，哪怕天气极其恶劣。如果有谁抱怨(两个哥哥经常抱怨)，他就摆出老子的派头吼道:“长了腿就是用来走路的～” 当我离家去上大学后，毫无例外地，每次回家都要走那段长路。我并不在意走路，但是孤身行走在公路和乡村小路上，我总是提心吊胆。尤其是父亲似乎并不关心我的安全，令我有一种不受重视的感觉。 在一个春天的傍晚，这种感觉消失了。 那是极困难的一周。考试再加上无休无止的实验，令我精疲力竭。我渴望回家，想念家里松软的床。同学们陆续到站被家人接走，我只能羡慕地望着窗外。终于汽车颠簸着停下，我下了车，拖着行李箱开始了长途跋涉。 一排树篱沿着小路，蜿蜒地爬上山坡，山坡上就是我亲爱的家。每当我走下大路，踏上最后一段行程，这排树篱总能令我安心。看到它们我就知道离家不远了。 那天傍晚，树篱刚刚映入我的眼帘，忽然落下一阵细雨。我停下脚步，把手里的书放回行李箱里。当我站起身时，看到一个黑影掠过山坡，向我家走去。仔细辨认，原来那是父亲的头顶。我明白了———每次当我回家时，他总站在树篱后面，注视着我，直到确定我平安归来。泪水汹涌而出，哽咽了我的喉咙。毕竟，父亲并非不关心我啊。 自此以后，每当我回家的时候，那个身影便成了我的灯塔。一看到那遮掩在绿树后偷偷走动的身影，我的心就放松下来。走进家门，我会看到父亲若无其事地端坐在椅子上。“怎么，是你～”他说着，拉长的脸上做出惊讶的表情。 “你看，”我告诉儿子，“我才不担心死后找不到去天堂的路。”路上可能有黑暗的隧道，但隧道尽头是光明，正如那些经历过假死的人所说。在隧道尽头，相信我会看到一排树篱蜿蜒地爬上山坡。父亲等在山顶上。“怎么，是你～”他会说。 而我仍会像往常一样回答，“是的，爸爸，是我。我回家了。” 《环球时报》(2005年07月25日第二十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