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德哥尔摩效应的心理分析

斯德哥尔摩效应的心理 一、斯德哥尔摩效应的理解 所谓“ 斯德哥尔摩效应” , 又称为“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 是指被害者对于加害人产生情感, 甚至反过来帮助加害者的一种情结。这个情感往往使被害人对加害人产生好感、依赖心、甚至协助加害人。 那么，斯德哥尔摩效应究竟与何而来呢,让我们将时间回溯至上世纪七十年代。1973年8月23日，两名有前科的罪犯Olesson和Olofsson，在意图抢劫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市最大的一家银行失败后，挟持了四位银行职员。警方与之僵持长达130个小时之久后，因歹徒放弃才得以打破僵局。然而事发后几个月，四名遭受挟持的银行职员，仍然对绑架他们的人显露出怜悯之情。他们对警方采取敌对态度，并拒绝在法院指控这些绑匪，甚至还为他们筹措法律辩护的资金。他们都示并不痛恨歹徒，因为歹徒非但没有伤害他们反而还照顾他们，这让他们感激不已。更甚者，人质中一名女职员Christian竟然还爱上劫匪Olsson，并与她在服刑期间订婚。 这件事引起了心理学家的关注, 他们想要了解在斯德哥尔摩银行劫案中, 劫持者与人质之间的这份感情结合, 到底是一宗特例, 还是一种普遍的心理反应。后来研究发现, 这种现象相当普遍, 见诸于各种不同的中—从集中营的囚犯、战俘、受虐妇女与乱伦的受害者, 等等。 二、斯德哥尔摩效应发生的条件 当然, 斯德哥尔摩效应的发生是需要一定条件的。以人质为例,如果符合下列条件, 就有可能遭受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1、人质切实感觉到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 并坚信劫持者掌握着生杀大权, 而自己命悬一线, 随时都可能毙命。 2、劫持者定会给人质施以小恩小惠, 如, 在他们生命垂危时, 给他们一些水喝等等。这是最关键的条件。 3 、严控人质的思想, 并阻断一切不利劫持者自身的信息。通常情况是让人质在很长一段时间与外界隔离, 只与劫持者在一起。 4、人质感到无路可逃般的绝望。 三、斯德哥尔摩效应的心理分析 1、 投入导致自我合理化----认知失调论的视角 认知失调论1957 年由费斯廷格提出。该理论认为当我们的两套认知元素处于矛盾状态时, 我们在情感上会感觉到不舒服, 于是要想淡化这种失调体验。具体方法有: ( 1) 改变行为,使对行为的认知符合态度,( 2) 改变态度, 使其符合行为; ( 3) 也可以通过引进新的认知元素改变不协调的状况。 当个体的自我感( sense of self ) 与他的行为之间存在着差距时, 失调体验就会产生。人们一贯追求的是这样三种自我感知: 一致、稳定和可预测性的自我感知, 对自身才能的感知( 即认为自己是聪明、能干的) , 最后是道德良善的感知。如果个体做了使自身感到震惊的事情( 不符合一致性的感知) , 愚蠢的事情( 不符合才能的感知) , 或者引发罪恶感的事情( 有悖于德行高尚的感知) , 就会产生失调体验, 这种体验作为一种动力驱使个体采取行为降低失调感 。 无论是人质、犯人、受暴妇女还是极端教派的成员, 他们在与控制者之间的关系中有多方面的投入: 首先是情感投入。在受控期间, 他们流了很多眼泪, 且担惊受怕。任何苦难的经历都会产生一种联结的体验( a bonding experience) , 即使这种联结是不健康的。没有人会对一个可以轻而易举加入的组织产生认同体验。 其次是社会性投入。为了避免麻烦, 受控对象主动回避外人, 或者施暴人限制他们和外界的接触, 再次是亲密关系的投入。斯德哥尔摩银行中的女人质, 与绑匪皆有性接触,在这种关系中, 受害者的性自尊受到挑战。 最后是生活方式的投入。如果受害者与控制者之间的关系维持了多年, 他们逐渐习惯现有的生活方式, 并且对之产生了路径依赖, 不愿失去或改变。这是一种生活方式的 体制化。起初你讨厌它, 然后你逐渐习惯它, 足够的时间后你开始依赖它, 这就是体制 化。 在19 世纪中期, 当林肯政府颁布解放黑奴的法令时, 许多美国黑人认为林肯背叛了他们。一些黑奴坚决不离开他们的主人, 尽管法律赋予了他们这样的权利。受害者在这种关系中的投入如此刻骨铭心, 甚至改变了他们整个人生。如果受害者认为控制者是恶人, 是令人憎恨的, 那就意味着这些年来他们在一件无意义的事情上倾其所有( 挑战了关于自身才能的感知) , 也意味着他们竟然和恶人维持着暧昧的关系( 挑战道德良善的感知) 。 如前所述, 当个体感觉自己很愚蠢或者有负罪感时, 就会体验到失调。为了避免失调产生的冲击, 受害者宁愿相信控制者其实是个好人, 他们只是因为心情不好才打了我( 受害的妻子会这样想) , 或者是他们的经历悲惨, 让人同情, 是我们丑陋的社会对不起他们( 人质会这样想) 。 ( 二) 再范畴化---- 社会认同论的视角 原来的内群--外群成员如果因为情景的需要或形势的紧迫, 就会将先前的内群---外群纳入一个新的超然范畴。这样一来, 以前的外群成员就成为内群成员, 共同的内群认同会降低预先存在的群际分化。这是一种再范畴化( re-categorization) 的过程, 它有利于减少原先存在于群际之间的偏见和敌意, 建构新的内群认同。 在绑匪与人质之间存在着很强的相互依赖。绑匪知道, 如果没有人质, 官方就会毫不犹豫地以暴力手段结束这种僵局; 同时, 人质也非常清楚, 他们的性命完全掌握在绑匪手中。双方都依赖对方获得生存的机会。这就促使一种我们 ( us) 和他们 ( them) 的再范畴化区分。原本处于对立位置的人质与绑匪之间, 因为共同的命运被再范畴化为我们群体, 而官方被视为他们群体。双方的联结会因警察没有满足绑匪的要求而被进一步加强, 因为这意味着, 无论是人质还是绑匪都要继续他们现在的境况, 两者的利益都系于警察。人质与绑匪成为同一条船上的人, 警察是他们共同的敌人 。 再范畴过程是社会范畴化的一种。范畴化过程产生了两个必然结果, 第一是群际歧视, 更多的积极特征与更少的消极特征与内群相关联, 对于外群则恰好相反。第二, 它导致对内群同质性的感知。共同做事的人们或面对共同命运的人们, 更可能被感知为一个群体。合作行为( 哪怕历时相对较短) 具有自然而然地塑造群体的趋势, 即一种带有划分界线与排除外人的趋势。同样,拥有相同特征( 相似性) , 如说同一种语言的人更可能被划分在一起。此外, 那些在身体上彼此接近的人们( 接近性) , 也可能被视为一个群体的成员。就像个体间的态度赞成会带来人际喜爱一样, 群体成员之间, 在这里就是人质和绑匪之间共同命运的体验, 以及在狭小空间的高频接触, 会带来两者之间的相互吸引, 如果双方讲同一种语言, 这种吸引会显著增强。 范畴化与认同相关联。无论何时当我们认为自己隶属于某一群体时, 就会产生对这一群体的认同。在群体中的卷入程度越深, 认同也就越强烈。由于我们很大一部分自我概念是依据群体归属来进行界定的, 因此会偏好于将内群看成积极的而非消极的。而我们的群体评价在本质上又是通过与他群体的比较来获得的。如果我群在某些维度上被感知为是明显优越的, 那么我们也能享受到这种荣耀的投射。因此, 群际比较影响到个体的自尊。 简言之, 当人质将自身与绑匪感知为我们群体时, 他不但会认同这一群体, 而且对这一群体也会产生较高的评价, 而作为外群体的警察则遭到人质的鄙薄。当最近发生的事件, 唤起某一特定范畴化过程的时候, 很可能后继事件也会依据相同的范畴体系进行解释。所以, 人质即使在获释以后对绑匪的认同以及对警察的敌意仍旧会存在, 所以他们会提供给警察错误的信息, 并且拒绝出庭指证绑匪。 从上述的几个方面或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斯德哥尔摩现象缘何普遍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