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尔辉对笔者的三个唯一

周尔辉对笔者的三个唯一 话题:休闲阅读 世界知识 周恩来 2002年9月28日在南京石子岗殡仪馆向周尔辉最后告别的场景仍历历在目。至今，斯人离我们远去已经有十年了。在这十年里，我写过不少有关周恩来和他亲属们交往的文章，还在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了《炫公集——有关周恩来的轶事、珍闻及考辨商榷》、《周恩来和他的亲属》等书。每每在夜深人静或是梦境中，脑海中常常会浮现周尔辉的音容笑貌。他的质朴、坦诚、执着和本分常常令我热泪湿枕，夜不成眠。因他生前把我当做他的知己，使我知道了许多周恩来的家事，澄清了许多重要史实，有的还是周恩来生前记错或写错的事，以至我被现旅居加拿大的周恩来另一位侄儿、原北京大学副校长周尔鎏教授称为“知道我们周家事最多的人”。周尔辉告诉我的周家事确实是比较多的，然而最为令我难忘的还是他对笔者的三个“唯一”。“唯一”之一:他曾将周家房契给我看1997年，淮安市涟水籍名士、原我国驻印度大使徐贻聪担任外交部所属世界知识出版社社长。因为我国 外交战线上的同志们都对周恩来有着深厚的情感，徐贻聪就打算出版一本有关周恩来的书以纪念周恩来百岁诞辰。他希望这本书能出自一位淮安老乡之手，于是经淮安市外办同志引荐，选中了笔者。原写周恩来关心家乡、热爱家乡的事，我考虑到早在1979年我们淮安方面就出版了《周总理与故乡》一书，如果仍选用此题材，那么在内容上就难免“炒冷饭”。于是经商定，我就把我近几年发表在报刊上的单篇文章汇集成册，取书名为《丰碑上的故事》(后来该书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时改名为《落英缤纷沃中华——周恩来逸事》)，并于1997年9月26日与世界知识出版社签署了出版合同。由于该书内容都是我出手不久的文章，在很短的时间内我就如约交稿了。然而由于国家在出版方面有新，世界知识出版社没有出版有关毛泽东、周恩来等伟人书籍的任务，他们在努力了一年多之后只能遗憾地退稿并赔付了违约金。1999年9月，在我拿到世界知识出版社的退稿后就立即前往南京，期望找有关出版部门将这本书付梓出版。到南京后，我就想到好友周尔辉，何不请他看看书的内容，以减少差错。于是，我于9月2日下午来到南京市东南郊的锁金五村，找到了尔辉的家。可当我向尔辉提出想请他帮我看看书的内容，给我把把关的时候，他却笑着拒绝了:“你写的东西我还不相信吗,再说，对我们周家的事，我也没有你知道的多啊。”就这样，我们海阔天空，整整说了两个多小时，旁边， 只有他的续弦张桂英给我们添茶。4点多钟时，我起身告辞，他们夫妇俩把我送至楼下。这时，我俩好像言犹未尽，他握着我的手也迟迟不松开。等下到楼底时，忽然尔辉轻轻拉了拉我的手说:“老秦，你回来，我让你看一样东西。”我又欣然随他重返二楼。这时，我见到张桂英已经将一张大约有六七公寸见方的古旧字据展示在他家客厅里。我仔细一瞧，原来是周家当年购买淮安驸马巷房产的契据。因为我童年时代见过自己家的田契、车契，其纸质、样式等都是一模一样的。我顿时兴奋极了，随手就摸向腰间挂着的“傻瓜”。但被尔辉制止了，他颇感无奈地说:“这件东西传到我手上之后，还没向任何人展示，包括我们周家的所有人。所以，请你不要拍照，也不要。”是的，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很长时期，收藏地契、房契被认为是等待复辟“变天”、好秋后算账的反革命行为，这一笼罩在神州上空几十年的政治阴影周尔辉不可能不有所考虑，加之周家门族也大，会不会引发出其他问题也值得他考量。可是，这对于我这个研究周恩来童年和家世的专业工作人员来说实在是非常遗憾。于是，我只好认真地欣赏那古老的毛边纸，那木刻版印刷的繁体字，那填鸭式的古代契据格式。当我看到买主名下是周光勳、周光焘时，周尔辉笑着向我说:“去年春天我向你打听周光勳是我们周家什么人时，你说是我们伯伯的曾祖父，这没错吧,”我回答说:“对，他是周恩来的曾祖父，也就是你们的高祖。他们一共兄 弟俩，光焘是他的弟弟。”20多分钟后，我匆匆告辞下楼，当确信尔辉夫妻俩已回屋时，我连忙一屁股坐到一棵大树的树根上，掏出笔记本和笔，飞快地写下了:“立契时间:道光己亥年，卖主:胡干臣，买主:周光勳、周光焘，房价:260两白银，凭中:柴树人等六人，凭官牙:何丽文，契税:七两四钱，‘绝卖’……”就这样，我成了唯一看过周家驸马巷房契的人。“唯一”之二:他告诉我曾被伯伯“棒打鸳鸯”周尔辉是1952年在扬州中学读书时遵伯伯周恩来的嘱咐随奶奶杨氏赴京读书的。因为1952年我们国家才由供给制改为薪金制，从那时起，周恩来就用自己的工资来养活他的近亲属并尽己所能为晚辈们提供学费。而他对周尔辉这样做，既是对婶娘杨氏一段养育之恩的回报，也是为了减轻国家和社会负担。周尔辉告诉找，他到北京后，周恩来没有让他这个侄儿上政府专门为烈士子女和高级干部子弟办的、条件比较好的学校，而是让他去普通的北京市第26中。这所学校原来是私立的，叫汇文中学，各方面都比不上干部子弟学校。那时一上初中就住校，住校生的伙食有两种，一种每人每月9元钱，一种每月7元钱。周恩来让尔辉吃每月7元的伙食，以防止尔辉他们从小养成特殊化的优越感，还一再叮嘱他们，无论是和老师或学校领导谈话，填有关表格还是同学之间交往，都千万不要说出与伯伯的这层关系。周恩来对尔辉说:“你要是说出和我的关系，人家知道你是周恩来的侄儿， 就会处处照顾你，迁就你，你就会逐渐产生优越感。这样，你的进步就会比别人慢了。”周尔辉虽然牢牢记着伯伯的话，从未“暴露”自己是周恩来的侄儿，但时间长了还是有人知道了，只是尔辉自己未说明，别人也没有挑明。尔辉还告诉我，他不是像一些书上写的，说要入党了，组织上政审，到淮安调查，才知道周尔辉原来是周恩来的侄儿。其实，在北京读书长达十多年，经常进出中南海，老师和同学谁没长眼睛和耳朵,那时上大学都搞政审，一个经常进出中南海的人哪能不搞清身份呢,就在我与尔辉谈得投机时，他忽然说起了他婚恋的事。还在他就读于北京26中初中时，就和他同坐一凳的一位女同学好上了。后来，两人又一起上高中。每到寒暑假时，他们就相约在一起:北海，有他俩划船的身影;香山，有他们赏枫留下的脚印;八达岭上，也有过他俩的并肩远眺。当然，那都是背着伯伯周恩来、伯母邓颖超的。特别是周尔辉在北京钢铁学院上学的五年，他的这位女同学因为家庭出身问题上不了高校，两人便鱼雁传书，无话不说，真正到了情投意合、互相爱慕、互诉衷肠的境地，在感情上更是到了难舍难分的程度。1959年暑假，26岁的周尔辉大学毕业留校工作。这正是青年人谈婚论嫁的年龄，在那时已经算是标准的晚婚了。不善言辞的尔辉只好硬着头皮把他与同学恋爱的事悄悄告诉伯母邓颖超。邓颖超听了高兴地说:“这是个喜事嘛，你早该告诉我了。”言毕，邓颖超又收敛笑容认 真地说，“尔辉呀，你不仅是我们的侄儿，你还是一名共产党员，你得等一下，我和你伯伯才能给你一个答复。”几天之后，邓颖超明确地对尔辉说:“我和你伯伯都不能同意这门亲事，原因是你这位女同学家庭出身不好，有复杂的社会关系。”那时，新中国为了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对出身、社会关系还十分重视，但这一消息对周尔辉和他的女友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尔辉痛苦地回忆说:“我和她决定分手的那天夜晚是相约在靠西花厅很近的北海大桥上。我俩在桥上走来走去，到夜晚更深人静时就相拥而泣，哭得天昏地暗。”“你能告诉我，您这位女同学的名字吗,”作为访问者的我总想知道得多一点、细一点。但尔辉痛苦地告诉我:“人家整整等到我大学毕业，五六年时间，人生的青春能有几个五六年,所以，至今我都感到对不起人家，我只能告诉你，她是位很美的我们江苏无锡姑娘。这件事除了我伯伯、伯母知道，其他周家亲属，我的家人和朋友圈内我都没说过，名字我将永远为人家保密，因为我不能再伤害人家了。”经那次恋爱失败之后，周尔辉十分痛苦，十分懊恼，一度心灰意冷，并暗暗发誓不再找对象。周尔辉遭受失恋打击后的痛苦情绪自然瞒不过细心过人的伯伯周恩来，所以才有了1960年淮安县委负责人刘秉衡进京时周恩来、邓颖超委托他帮尔辉从淮安找对象的事。在周恩来的几十位侄儿、侄女中，只有周尔辉与孙桂云的婚礼是在西花厅举办的，一贯俭朴的周恩来还请来了当时 在京亲属、尔辉工作单位北京钢铁学院的校方代表以及西花厅工作人员代表和孙维世、龙小虎等，既请了客，还给他们夫妻俩戴上大红花拍了结婚照，风风光光的。我想，这不仅是周恩来对侄辈的关心，也是对他们曾“棒打鸳鸯”、给侄儿周尔辉的一丝慰藉吧。“唯一”之三:他告诉我周恩来曾写错他父亲的名字那是1997年3月4日晚，周尔辉联络了在江浙一带散居的50多位亲属齐聚淮安周恩来纪念馆，按淮安“做九不做十”的传统习俗纪念周恩来的百岁诞辰。这是周恩来逝世几十年内，周家亲属汇聚人数最多的一次。连上溯到周家14世祖孟班公才为一家人的周家琛后代也受邀来了淮安(周恩来为21世)。纪念活动的前一天晚上，我到周尔辉住地看望他并进行访谈。当时我正在参与李海文主编的《周恩来家世》一书的写作，很想详细了解他父亲、周恩来唯一嫡堂弟弟周恩硕的情况。谁知周尔辉听我一说，却无可奈何地说:“绍兴家谱上把我们父亲的名字搞错了。”我一听更感兴趣了。因为他说的“绍兴家谱”是指《老八房祭簿》。原来这本家谱上没有他父亲的名字，是1939年周恩来到绍兴祭祖时才写上的。尔辉的话显然是说周恩来把他父亲的名字搞错了。于是，我便迫不及待地穷追下去。周尔辉的父亲周恩硕只有过一个妹妹且早夭，其他再无兄弟姐妹。童年时期周恩来和他的几个小兄弟们一起玩耍时，互相都叫乳名:大鸾(周恩来)、大勤(周恩硕)、和尚(周恩溥)、小黑子(周恩寿)、 小奤子(周恩灿)等等。1939年周恩来到绍兴续写家谱时，因为他离开淮安老家已经快三十年了，便依周尔辉父亲的小名“大勤”写下“恩勤，字五十房樵水公曾孙，云门公孙，焕臣公子，生于光绪壬寅年”的字样。这样一来，后来的研究人员便认为，周尔辉的父亲叫周恩硕，他还有个亲兄弟周恩勤。在1998年1月由绍兴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和绍兴市周恩来研究会联合编写的《周恩来研究文集》的297页上，他们把恩勤排为周家“恩”字辈的“十二”，把恩硕排为“恩”字辈的“十五”，并说他们都是“贻奎(字焕臣)子”。说到这里，周尔辉十分苦恼地说:“自古以来，为尊者讳。周恩来是我们敬爱的伯伯，威望那么高，我作为他的近亲晚辈怎么可以公开站出来说我伯伯搞错了,不说吧，你也知道，我这身体也不太好，如果哪一天我再‘走’了的话，我父亲的名字就将留下千古疑案，永远没人说得清了。”周尔辉的话引起我极大的关心和注意，就更加详细地询问下去。他接着告诉我说，他父亲出生在晚清时代，那时医疗卫生条件还很差，新生儿成活率很低，相信迷信的爷爷奶奶们怕他长不大，就在儿子出生百日时，请人在他的手腕上刺上“周恩硕”三个字，表示他已受过墨刑。就像《水浒传》里写的在脸上刺“金印”似的。这样，他就可以长活人间了。古时这种在犯人皮肤上刻刺涂墨的刑法也叫“黥刑”。于是便将周尔辉的父亲取乳名大黥。在淮安，不仅“黥”与“勤”同音，又与“鲸”同形，当时又确实有很大一 部分淮安人将“鲸”也读成“qín”。笔者小时读私塾时，教书的张先生也把“鲸鱼”读成“qín”鱼呢。周恩来在老家时都叫恩硕乳名“大勤”，后来他到日本留学记日记和写信时，也常常提起他的这位“鲸弟”，指的就是周恩硕。1939年他在绍兴时还不知道他这位“鲸弟”后来入学时已经用大名恩硕，连恩硕字潘宇他也不知道，于是信笔写下了“恩勤”。很显然，他是依据恩硕的乳名谐音写出来的。这一点可以从建国初的1952年周恩来派警卫员王雨波送周恩来八婶母回淮安的上得到证实。王雨波在提到周恩硕时，用的是“尔辉父亲”这一称谓，这显然是周恩来的说法。因为1964年8月2日周恩来在京与亲属谈话提到周恩硕时也是用的“尔辉父亲”这一说法。尔辉说得这么具体，以后笔者写有关文章也就自然落笔有据了。周尔辉生前对笔者的三个“唯一”为周恩来童年与家世研究提供了详实佐证，也是他对这一研究领域的重要贡献。房契证明了周家祖辈是从清道光十九年(1839)由绍兴迁居淮安;他告诉我他的失恋经过是周恩来为啥要委托淮安县委负责人帮尔辉找对象和花钱为周尔辉办婚礼的最好注脚;他说周恩来写错他父亲的名字澄清了他父亲只兄弟一人，而不是绍兴方面说的两人。作为周恩来童年与家世研究者，我深深感谢尔辉给予的无私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