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论文人与自然关系论文：马克思“人与自然关系”思想及其当代意义

和谐社会论文人与自然关系论文:马克思“人与自然关系” 思想及其当代意义 摘要:“人与自然关系”是理解人类文明形态演进的一个重要理论视角，“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是“和谐社会”构建的一个基础性平台。本文通过挖掘整理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中的“人与自然关系”思想，在对人类文明形态历史演进过程进行历史梳理的基础上，提出并论证了“人与自然关系”是马克思生态思想的逻辑主线的观点。基于唯物史观的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辩证法为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哲学基础和理论指南。 关键词:和谐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生态学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各个时期理论文本中蕴涵着丰富的“人与自然关系”思想，挖掘其中内含的作为马克思生态思想逻辑主线的“人与自然关系”理论对我国建构“和谐社会”具有哲学基础和理论指南意义。 一 人与自然的关系问是一个古老而长新的哲学命题，也是当今各生态主义流派——包括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关注的核心议题。美国生态哲学家霍尔姆斯?罗尔斯顿曾言:“人们的生活必然要受到大自然的影响，必然要与自然环境发生冲突;自哲学诞生之日起，这一事实就引起人们无尽的思考。”某种意义上，一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就是人与自然 关系的演变史。人类文明及其形态的演变首先植根于人类活动方式与自然的关系及其演变过程中，在人类文明发展的每一阶段都体现出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变革，以及由此引起的人与自然关系中相互地位的转化。因而，人类文明发展的某个特定阶段尽可以用人与自然关系的某种固定模式来达，譬如说:与工业文明时代相对应的是“人类中心主义”思维模式;而“生态中心主义”则成为后工业文明时期的主流思维模式。 马克思曾指出，人类社会面临“两大变革”或称“两大和解”的历史任务:“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马克思所言“人同自然的和解”即是以物质生产为核心的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而“人类本身的和解”则是指以生产关系为核心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问题。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自然环境是人类文明得以延续和发展的物质载体，前一种关系是后一种关系得以建立和发展的基础，而后者的性质和发展水平又对前者产生巨大反作用。在马克思看来，这两种关系是相互制约、相辅相成的，“人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决定着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而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又决定着他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现实生活中，当我们在祈愿一个美好的和谐社会时，我们总是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联系起来思考，所谓“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即分别指代上述两种关系; 反之，当社会不和谐时，我们常常会用“天灾”和“人祸”来表达相反的情感。 照此理解，“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无疑是和谐社会构建的重要表征之一，甚至是其他和谐关系内容的重要基础。胡锦涛同志曾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做了六个方面的归纳:“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其中的落脚点就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他进一步指出:“大量事实表明，人与自然关系不和谐，往往会影响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如果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人们的生产生活环境恶化，如果资源供应高度紧张，经济发展与资源能源矛盾尖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是难以实现的。”这说明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包括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多个层面的和谐，而在党的执政理念中，保护环境、改善生态，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无疑是其中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基础性内容。 相反，如果没有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和谐社会，不仅要实现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和谐，还必须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如前所述，自然环境是人类文明得以延续和发展的物质载体。人与自然和谐可以使社会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促进经济繁荣 和可持续发展，进而全面推进和谐社会的构建;如果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和谐，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资源(能源)供应高度紧张，当干净的水源、清洁的空气和放心的食物都成为一种奢侈的时候，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就会受影响。 二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当今生态环境问题频发的根源就在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一观点“来自于他们的关于社会和自然相互依赖以及通过劳动人与自然相互转变的著述，还来自他们对技术、前资本主义社会与自然的关系、自然与人的资本主义毁坏(异化)以及在共产主义条件下自然与人关系转变的观点。”因而，通过反思人类活动方式的历史变迁，我们可以透视出人与自然关系模式的变革，并进而更好地理解人类文明形态的演进过程。 在早期的原始文明阶段，人类主要的活动方式是采集和渔猎，这两种活动都是直接利用自然物作为人的生活资料，原始人类的精神活动由此主要体现为对自然崇拜的原始宗教活动:“在原始人看来，自然力是某种异己的、神秘的、超越一切的东西。在所有文明民族所经历的一定阶段上，他们用人格化的方法来同化自然力。正是这种人格化的欲望，到处创造了许多神。”此时的自然，是一个充满“巫魅”的自然，许多自然事物和自然现象，诸如日月星辰、风雨雷电、山河土地、凶禽猛兽等均为超自然的神灵的体现。此时的人 类还是匍匐在自然之神的脚下，通过各种原始宗教仪式对其表示顺从、敬畏，以祈求自然的恩赐和庇佑。马克思在谈到古代人类和自然界的关系时曾指出:“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自然界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自然界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慑服于自然界，因而，这是对自然界的一种纯粹动物式的意识(自然宗教);” 大约距今一万年前，人类由原始文明时期进入到农耕文明时期。以农耕和畜牧为主要活动方式的人类已不再单纯依赖自然界提供的现成食物，而是创造条件使自己所需要的植物和动物得到生长和繁衍，并且改变其某些属性和习性。特别是生产工具方面，各种金属工具的使用大大增强了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人类对自然进行了初步的开发，自然的人化过程进一步发展。但总体而言，在农耕和畜牧活动状态下，人同土地、自然保持着直接的接触，万物生长幻灭遵从自然规律，故而很自然地把自然界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看作相互联系、相互依赖，不断运动、生长和发展的过程，从而易形成尊重自然规律，人和自然 和谐共处的思想。此时仍然肯定自然对人的主宰作用，主张敬畏自然以护佑黎民。古希腊的“万物有灵论”(animism)认为，人类居于其中的由山川湖海、草木花虫、四季更迭、日以继夜等组成的自然原本是一 个朦胧而神秘的世界，万物有灵，息息相通。种种巫魅的象征符号使得自然充满了“灵性”和“魅力”。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人类文明从农耕文明走向工业文明。工业文明时代是人类运用科学技术利器以控制和改造自然取得空前胜利的时代。短短几百年的时间内，社会生产力飞速发展，人类在开发、改造自然方面获取的成就远远超过了过去一切世代的总和。如马克思所言:“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预料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此时，人与自然的关系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原本“巫魅”的自然被十六、十七世纪的“科学革命”(scientific revolution)革掉了“魅力”甚至“性命”，早期的有机自然观被近代机械自然观所取代。自然从此被构建成一个死寂和被动的、被人类支配和控制的世界，自然作为一个活生生的存在死亡了，以文化和进步的名义对自然资源的加速开发甚至是掠夺开始了。借助飞速发展的科学技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感觉到了自己力量的强大，开始——并且到现在仍在继续——对自然进行无节制的、甚至是掠夺式的开发与利用。如果说在原始文明时代，人是自然的奴隶;在农耕文明时代，人对自然尚有敬畏之心的话;那么在工业文明时代， 人类摇身一变，俨然觉得自己已经成为征服和驾御自然的“神”。 当人们为了满足自己不断增长的欲望而对自然进行掠夺性开发和破坏性利用时，自然则以自身的铁的必然性向人类施行了严厉的报复:一个狰狞的生态危机幽灵正向我们袭来。它“较之人类任何时期所曾遇到的都更具有全球性、突然性、不可避免性和困惑不可知性”。以至有人预言，诸如恐怖主义、霸权主义虽不会在短时期内消失，但生态环境问题才是21世纪人类面临的最大挑战:“冷战结束，环境问题一跃而名列世界政治议程的榜首。”“当我们的父母在为第二次浪潮(指工业文明一引者注)从事改进各种生活条件的同时，也引起了极其严重的后果，一种未曾预见和预防的后果。其中对地球生物圈的破坏也许是无可挽救的。由于工业实现基于征服自然的原则，由于它的人口的增长，它的残忍无情的技术，和它为了发展而持续不断的需求，彻底地破坏了周围环境，超过了早先任何年代的浩劫。”从长远而根本的观点看，在同自然的“斗争”中，人类虽然可以赢得几次战役，但却永远也赢不了这场战争。 其实，早在一百多年前，恩格斯就向人类发出了警告:“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 同的、出乎意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取消了。”但被物质欲望刺激起来的世人总是不愿认真对待恩格斯早年的示警，由此造成了今天生态危机幽灵的泛滥与肆虐。对此，马克思一语成谶:“不以伟大的自然规律为依据的人类计划，只会带来灾难。”以人与自然关系异化表现出来的残酷的历史代价，一方面标示着工业文明的历史局限性;另一方面又蕴含着人类向新的文明形态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如果从人与自然关系这一视角来观察人类文明形态的演变发展，那么可以说，表征着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进步状态的生态文明将代替工业文明成为人类社会一种新的文明形态。这是迄今为止人类最高的文明形态。 三 早在资本主义工业化初期，马克思就敏锐地看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带来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人和自然的相互依赖尤其敏感:他们的唯物主义使他们敏锐地意识到自然环境作为生产力一部分的重要性，同时，他们的人本主义突出了社会经济对自然的影响。”囿于具体历史条件，马克思虽没有对生态文明进行专门的研究探讨，但其各个时期的理论文本蕴涵着丰富的生态学思想，存在着一条一以贯之的、明晰的绿色线索:即人与自然关系。 在马克思本人的著作中，很少讲到自然“自体”(an sich)，马克思自然概念的重心是“人化的自然界”和“人 类学的自然界”。这一点是马克思和其他诸多哲学家们的显著不同之处，也是理解马克思自然概念的关键所在。马克思指出，从前的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对自然等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因而费尔巴哈等人眼中的自然，是“和历史彼此完全脱离的”、“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那个自然界”。而不是人类实践改造的对象，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然观的研究对象。而在马克思看来，“人对自然的关系首先„„是实践的即以活动为基础的关系。”“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马克思把自然定位为“人的无机的身体”，认为不能离开人的实践去看待自然。由此，在历史性实践的基础上，马克思将自然、人类和社会历史第一次辩证地统一起来。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主将施密特(alfred schmidt)对此评论道:“马克思认为自然是‘一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第一源泉’，就是说，他把自然看成从最初起就是和人的活动相关联的存在。” 在此，“人与自然关系”这条马克思生态思想的逻辑主线初步得以凸显。此后，在不同历史阶段，马克思运用不同的“批判的武器”对人与自然关系进行了深刻的阐释。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运用其早期创立的“异化”观对人与自然关系进行了深刻论述。在对异化 劳动的研究中，马克思发现了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的表现和根源。在马克思看来，异化劳动同样包含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异化问题，异化劳动的四个方面“都与人类对自然的异化不可分割，包括他们自身的内在自然与外在自然”。在马克思看来，人和动物一样，要“靠自然界生活”;但人又和动物不同:“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懂得按照如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正是通过生产实践活动，“人才真正地自己是类存在物”，“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但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生产对于资本家而言，惟一目的就是获得利润，自然界也仅仅是他们获取利润的工具和手段，“自然蜕变为工厂一样的社会组织”;劳动也仅仅被看成谋生的手段，“生活本身仅仅成为生活的手段。”如此，异化劳动就“从人那里夺走了他的无机的身体即自然界”，人 与自然的关系异化成为利用与被利用、索取与被索取的关系。在马克思看来，这才是导致工业文明时期生态环境问题的罪魁祸首。因为自然本身不会出现生态问题，问题的根源在于加于其上的人的活动方式，“人类活动对自然界的影响事实上取决于社会劳动的组织 方式、它的目的或目标，取决于社会产品的分配和使用方式，取决于人类对自然界的态度和知识水准。”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后来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借助实践概念工具使得自然从此真正具有了历史的维度，成为了“历史的自然”和“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如此，“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在此，马克思将人与自然关系考量纳入到了历史实践范畴之中，将“人改造自然”和“人改造人”统一起来。恩格斯更是为此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导:“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决不是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全部统治力量，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 在《资本论》及其一系列政治经济学手稿等准备文献中，马克思以其前期创立的异化劳动概念及逐步成熟的实践概念透视人与自然关系的变迁以及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历史规律，“马克思新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一个后果就是:唯物主义思想的关注点从自然转向历史——没有否定前者在本体论意义上的先在性。”虽说此时马克思的研究重点已转 向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探讨，但这同样也是对自然异化及解决方式的探讨，对人与自然和谐关系形成途径的探讨。因为在马克思看来，人类历史和自然界的历史本身就在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之中，只有把自然看作是社会的和历史的，只有在实践中才能找到人与自然异化的根源及根本解决之策。如一位西方学者所评论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态学的’洞察力的实质是他们对人类与自然相互作用关系的历史的研究。” 运用新创立的实践唯物史观，马克思开创了把生态环境问题的最终解决与社会的根本性变革联系起来的先河。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逻辑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地倾向于破坏和贬低自然环境。“在私有财产和金钱的统治下形成的自然观，是对自然界的真正的蔑视和实际的贬低”。进而，“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对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分析表明，应该责备的不仅仅是个性‘贪婪’的垄断者或消费者，而且是这种生产方式本身:处在生产力金字塔之上的构成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这表明在资本主义的资本逻辑下是不可能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只会导致此类问题的不断涌现，只有通过社会制度的根本性变革才是治本之策。 如果说马克思彼时已经认识到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是社会制度的后果，那么马克思对人类历史的探讨则正是从制度的层面找寻人与自然和谐关系形成的途径。马克思据此指 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制度保证——“共产主义社会”，未来的共产主义就是人与自然社会历史关系异化的“扬弃”，是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统一，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可以说，很多学者都看对了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的病症，但只有马克思才针对这一病症开出了社会制度变革的良方。 要之，“人与自然的和谐”虽然只是“和谐社会”构建的一个层面;但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对于社会其他方面的和谐具有基础性意义。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近30多年来伴随着举世瞩目的经济增长速度，我国的生态环境正在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当代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不会出现在风沙肆掠，污水横流，暴力纷争的世界里，只会诞生于青山绿水之间，人与自然和谐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物质基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基础上的人与自然关系的辩证法为我们树立生态意识，以“人与自然和谐”为基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哲学基础和理论指南。因为“无论现在的生态环境与马克思当时所处的情况多么不同，马克思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他的方法、他的解决社会和自然相互作用问题的观点，在今天仍然是非常现实而有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