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的获得与维持_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对安全问题的思索

安全的获得与维持: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对安全问题的思索 [内容提要]人类对安全的关注是国际关系理论得以形成和发展的最重要的社会动力。可以说，什么是安全、安全怎样获得及如何保持的问题，是不同国际关系理论流派都无法回避的领域。现实主义强调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认为国家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追求权力和安全。自由主义认为可以帮助国家确定利益和国家行为，从而有助于克服国际无政府状态。建构主义则确立了以行为体行为的文化内容为主的社会实践在建构国际安全结构中的地位，实现了文化和认同对安全理论的回归。比较不同国际关系理论时安全问题的认知，最大的意义事实上是为我们区分了安全作为一个学术议题存在其应有的外延和领域。 [关键词]安全观 现实主义 自由主义 建构主义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10)05,0105,06 人类对安全的关注是国际关系理论得以形成和发展的最重要的社会动力。可以说，什么是安全、安全怎样获得及如何保持的问题，是不同国际关系理论流派都无法回避的领域。对国际关系理论中安全研究的梳理，既具有极强的现实紧迫性，又是比较分析国际关系理论发展脉络的一个很好视角。 一、现实主义安全观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关于安全的认识可谓源远流长，其安全思想极其广阔和多样，构成了安全研究中最为广泛的分析视角。作为安全研究中长期占据支配地位的理论范式，无论是古典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还是新古典现实主义，都把安全问题作为其关注的中心问题，认为国家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追求权力或安全。 (一)古典现实主义 古典现实主义的几个核心假设是:第一，国际体系以国家为基础，国家是国际体系中的主要行为体;第二，国际体系的本质是冲突，即无政府状态下国家争夺权力的斗争;第三，各国拥有合法主权，但因实力的大小不同而有强国和弱国之分;第四，国家是统一的行为体，对外政策独立于国内政治;第五，国家是根据国家利益进行决策的理性行为体;第六，权力是解释和预测国家行为的最重要概念。 从人性恶的观点出发，古典现实主义认为，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对权力的追求是一种自然倾向，国家在国际上以追求权力与利益的最大化为目的。它主张通过均势与结盟等战略来寻求安全，通过增强自身的军事经济实力，削弱对手而获得安全。在摩根索看来，利益是政治的实质，而以权力定义利益的核心概念是普遍适用的。国家的所有动机都可以归结为一点，即获得、维持并增加权力。 由于国家是权力或最大安全的追求者，而整个国际体系具有一种自助性质，即国际社会没有一个权威的政府，国家彼此皆为潜在的敌人，必须通过增强自身的军事实力削弱对手而获得安全，从而使每个国家都处于戒备状态。这样就产生了一个根本性问题:一国为确保自身安全所做的努力，到何种程度会被别国视为安全威胁?一国的安全感必须以另一国的被威胁感为代价吗?由于国家之间的相互信任度很 低，一国无法确定他国以防御为目的的军备建设会不会转化成进攻的能力。因此，国家会加强军备以寻求安全优势。这种国家之间的相互猜疑将导致军备竞赛，形成国际体系的特征安全困境。 安全困境的概念最早由美国学者约翰赫茨在20世纪50年代初提出。他认为，安全困境是一种社会状态，在这样的状态中，当权力单元(国家或民族国家)共存时会发现不存在凌驾于它们之上、能规范其行为和保护其免受攻击的权威。在这样的条件下，从相互怀疑和相互恐惧而来的不安全感迫使这些单元为寻找更多的安全而进行权力竞争，由于完全的(绝对的)安全始终无法最终求得，所以只能导致自我失败。作为一种结构性观念，英国历史学家赫伯特巴特菲尔德将之称为霍布斯式的恐惧，认为安全困境的核心问题就是国家间的恐惧感和不信任感。对于如何缓解和摆脱安全困境，古典现实主义者持比较悲观的态度，安全困境被认为是无政府国际体系的根本特征，国际社会只能对其加以改良，而无法从根本上予以消除。 总之，根据古典现实主义理论的安全观念，以军事力量为基础的国家权力始终处于国际关系的核心地位。在无政府状态下，由于国家间总是存在着权力与利益的竞争和冲突，任何一个主权国家的存在对别国来说都是一种本质上的不安全。国家为寻求自我保护、巩固和促进安全，最重要的手段就是最大限度地扩大本国的军事力量，以对付潜在的和外来的军事威胁。 (二)新现实主义 在古典现实主义的分析框架中，安全是一个很难确切界定的概念，从未有过清晰一贯的定义，对安全的认识也比较模糊和单一。20世纪70年代，沃尔兹以自己的体系结构来对峙摩根索的权力,利益结构，用严谨、简约、演绎性的科学理论体系发展了古典现实主义，提出了以国际体系结构为研究中心的结构现实主义，即新现实主义。沃尔兹把国家利益与狭义的国家安全等同起来认知，并以此来突出军事实力在维护国家利益中的首要作用。他指出:在无政府状态下，安全是国家的最高目标。只有在生存得到保障的情况下，国家才能去追求诸如安宁、福利和权力这些目标。 在《国际政治理论》中，沃尔兹通过系统层次来解释国家的行为和国家之间的互动，其理论的核心要义在于以下两点: 第一，国际关系与国内关系的根本区别在于体系内各个单位之间关系的不同。国内政治系统各部分之间是从属关系，是集权制、等级制的;而国际系统内各部分的关系在形式上是平等的，是分权的、无政府的。两个系统的排列原则截然不同，而且事实上完全背道而驰。国际政治系统就像经济市场一样，是由关注自我的单元的共同行为形成的，是一个自助性系统。只要彼此竞争的单元无法将无政府的国际舞台转变为类似国内社会的等级制，国际政治的本质就始终没有变化。在沃尔兹看来，由于国际系统内各个单位即民族国家之间是等同关系，每个单位的功能又是相似的，没有凌驾于其上的世界政府，而国际组织往往沦为大国的工具，所以各个单位之间的冲突只能自行解决。组成系统的单位国家只能依靠自我保护以求生存。 #p#分页标题#e# 第二，影响国家行为的唯一重要因素就是国际体系结构它是指国际体系中物质性权力的分配格局，亦即体系单位(国家)依其相对国力在体系中的相应位置的排列。国际体系结构的基础是国家实力，即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分配决定了国际体系的结构。这种权力分配首先是大国之间的权力分配，并且权力首先是指国家的军事实力。一个大国统治国际体系的结构是单极，两个大国统治国际体系的结构称为两极，若干个大国对国际体系有着大致相同影响的结构则称为多极。国际体系结构不能根据单元的功能来定义，但是可以根据单位能力的大小来定义。互动单元的能力变化，会导致系统的变化。 沃尔兹认为，国际体系是自在的、独立的，国际体系结构决定了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行为，决定了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因而也决定了体系自 身的稳定与否;国际体系结构是自变量、是原因，国家行为则是因变量、是结果。例如，在论述关于均势生成的机理时，沃尔兹指出，均势是一种自然和自发的现象。如果一国增强其权势，他国也必效法之，这是体系结构自动调节而非人为的结果。政治行为体是选择彼此制衡还是追随强者，取决于系统的结构。 正如大卫鲍德温在探讨安全的理念时所评价的:在国际政治理论中，最重视安全研究的就是新现实主义，它始终将安全作为国家的首要动机和目标。新现实主义继承并超越了古典现实主义的安全观念，强调权力是国际关系中的核心变量，但权力本身是手段而非目的，国家的安全才是最高目标。沃尔兹曾说:在重要关头，国家最终关心的并不是权力，而是安全，这是新现实主义对现实主义的重要修正。此外，新现实主义对古典现实主义的另一个修正是其国际合作观的转变，它认为合作可以避免高代价的冲突并有利于保持和平和解决经济问题。在国际体系中，国家之间既强调国际政治斗争，也强调国际经济竞争;既注重国际冲突，也注重国际合作。按照新现实主义者的观点，在合作安排中，权力关系仍然起作用，比较强大的国家在合作所得中会占较大份额。虽然这种关于合作的论述只是迈出了一小步，但对于现实主义来说却是一个大修正。这种修正在某种程度上恰恰反映了国际关系的现实。 (三)新古典现实主义 20世纪90年代，新古典现实主义进一步完善了新现实主义理论。它重新界定了权力的概念，对决定国家优先选择合作而非竞争的那些国际条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约翰米尔斯海默继承了古典现实主义的权力利益扩展论和沃尔兹的结构理论，形成了自己的体系结构论。他主要从军事角度来定义权力，因为进攻性现实主义把这种力量看成国际政治的最后手段。这一理论强调国际体系中充满着竞争和冲突，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导致各国采取自助方法来维护本国的安全，从而使安全成为一种稀缺的资源。为了获取安全而展开的激烈竞争迫使各国采取进攻性战略，这样就导致国与国之间的冲突和战争。 在国家为什么要追求权力这个问题上，米尔斯海默和沃尔兹的观点是一致的，他们都反对摩根索关于追求权力根源于人性的说法，认为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是导致国家追求权力的根本原因。米尔斯海默指出，在一个没有合法权威机构来保护国家相互安全的世界里，大国主要考虑如何生存，它们很快就意识到，权力是其生存的关键。但是，在随后的分析中，两者之间却存在着明显的差别。沃尔兹运用传统的均势理论来证明，霸权国家的权力过大并不是一件好事。因为依照均势理论，各个国家一定会联手抑制霸权国家。而米尔斯海默则反对这种对权力追求的消极防御思想，对沃尔兹的均势遏制理论进行了重大修正。他通过引证推卸责任(buck-passing)、坐观血腥撕杀(bloodletting)、绥靖(appeasement)和追随强者 (bandwagoning)等一系列外交行为，证明了在面对危险对手时，各国倾向于推卸责任而不是结盟遏制。因此，他认为只有最大的力量才能确保最大程度的安全，只有实现了最大化的权力才能真正地保证自己的生存。在他看来，国家对于权力的追求是无限的，只有权力最大化才能使其生存的可能最大化。 按照这一逻辑，米尔斯海默的理论体系得出的最终结论只能是:只有霸权国家才是最安全的，因为只有世界性的霸权国基本上不用担心其他国家的安全威胁。进攻性现实主义在国家需要多少权力的问题上与防御性现实主义分道扬镳了。对防御性现实主义者而言，国际结构几乎不为国家提供任何寻求权力增生的诱因，相反它促使国家维持现有的均势，守住权力而不是增加它才是国家的主要目标。而在进攻性现实主义者看来，国际政治中几乎看不到维持现状的国家，原因是国际体系为国家牺牲对手以获得权力创造了巨大的诱导因子，当利益超过成本时，他们就会抓住这一机会。一国的终极目标是成为体系中的霸权。可见，从本质上说，进攻性现实主义就是国家通过获得比对手更强大的实力来寻求安全。 在探讨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安全观时，我们还应提及的是，个别的现实主义者对国际安全、国际合作持较为乐观的态度，最具有代表性的或许就是给自己的理论贴上非必然现实主义标签的查尔斯格拉泽。他认为，处于自助体系中的国家完全有可能以合作方式来解决安全困境。在无政府状态下寻求自身安全的国家，在选择是采取竞争战略还是合作战略时面临着两个根本问题:(1)哪种战略能够提供必要的军事力量以威慑对手，或在威慑失败后提供防御能力?(2)何种程度和类型的实力可以在确保国家安全的同时，又不对其他国家的防御能力构成威胁?以获得进攻力量的成本和获得防御能力的成本之比率为依据，格拉泽强调所谓的进攻一防御平衡。他认为。越强调防御，军备控制的必要性就越少，因为要获得明显的军事优势，需要大规模增强进攻的力量，形成进攻力量的失衡，因此把军备控制作为制约军备竞赛的一种方式是必需的。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非必然现实主义还强调国际制度在缓解国际竞争冲突中的作用，认为国际制度可以减少国际无政府状态的影响。国际制度具有很重要的作用，它可以把安全困境的影响减少到最低程度。总之，非必然现实主义在现实主义和结构现实主义的基础上，整合了博弈理论、合作理论、军备控制和威慑理论，看到了冷战后国际关系中所出现的一体化和相互依赖趋势，拓展、丰富了现实主义的安全观。 #p#分页标题#e# 二、自由主义安全观 自由主义有着悠久的思想渊源，17世纪以来逐步成为西方政治思想的核心理念和信仰基础。二战后，尽管现实主义一直大行其道，但自由主义观点却并没有消失，而是在寻找新的落脚点和理论支撑点。戴维米特兰尼从欧洲一体化进程出发，强调人们可以把对国家的忠诚转移到国际合作的事业上来，从而取代国家间的冲突和战争。厄恩斯特哈斯的新功能主义同样着眼于各集团对于自身利益的价值维护，但同时又强调一体化进程中的外溢效应。这些功能主义学者的研究使自由主义思想得以延续。1977年，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的名著《权力与相互依赖》出版，第一次全面否定了现实主义的基本假说，标志着新自由主义挑战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主导地位的开始。1984年，基欧汉的《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问世，标志着新自由主义成为成熟的政治理论，也开启了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的全面论战时期。 (一)理想主义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自由主义最初以理想主义的面目出现，它是人们对战争灾难的结果。 理想主义从人性善的观点出发，声称要唤醒误入歧途者的良知，消除国家间的误解，这样世界和平与安全就有希望了。它认为，战争与人类的本性没有关系，主要是由于国内或国际政治体制 的缺陷所引起的。理想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和实践者伍德罗威尔逊在其著名的十四点原则中主张建立一个由国家组成的国际共同体，这个共同体以国际法和特定的规范为基础，并将受到国际机构的调节。威尔逊认为，实现和平的手段和途径是自由主义国家的国际合作以及加强联盟和国际组织的作用。 在维护国际安全的问题上，理想主义主张用集体安全代替现实主义的均势。它特别强调国家可以通过合作来共同克服安全困境。集体安全在本质上是合作性、协调性的，主要是为了防止其内部可能发生的战争或冲突，其目的在于为体系中的所有成员提供安全保障。集体安全可以解决安全困境，在国家与国家之间、国家与联盟之间、联盟与联盟之间建立相互信任和妥协的措施，架设合作安全的桥梁。 (二)相互依赖理论 20世纪70年代，随着美苏两极对峙走向缓和，各国相互依赖程度加深，人口膨胀、环境恶化、资源短缺、核武器扩散等问题对国家安全的威胁程度日渐加深，客观上迫使人们用全新的视角来解决这些问题。以基欧汉和约瑟夫奈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学者提出了相互依赖理论和国际机制理论。 相互依赖被视为现代国际体系的根本特征。基欧汉和约瑟夫奈认为相互依赖指的是单位与单位之间彼此依赖，从本质上看，它是一种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全球社会大分工，强调国家安全不仅与军事、政治、权力相关，而且与自然环境、能源、人口等问题有关。现实主义所谓零和博弈的竞争冲突只是世界的一部分，而国际社会的主流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合作模式。 随着世界联系的日益紧密，新自由主义者认为以军事问题为中心的国家安全概念越来越难以准确地反映现实情况，其象征性作用也在减弱。在相互依赖的条件下，武力的作用将无足轻重。这样的情形使军事强国意识到，越来越难以运用总体上的支配地位来取得自己预期的结果。一个典型的事例就是第三次中东战争。在战争中，阿拉伯国家运用手中的石油作为武器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抗衡，并最终成功地 迫使大部分西方国家采取一种中立的态度，从而使他们在与以色列的战争博弈中，处于较为有利的位置。 在新自由主义的理论视野中，权力和安全永远处于议事日程表首位的观点已经不适用于经济或生态相互依赖的分析。军事力量在解决某些问题时根本不起决定性作用，被现实主义奉为圭臬的实力概念缺乏精确性和宽泛性。如果一国动用武力对付一个与自己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国家，有可能会导致两国在经济或其他领域互惠关系的破裂。换言之，动用武力的国家往往会在非安全目标上付出高昂的代价。同时，西方民主国家的人民也极为反对持久性的军事冲突。 可见，相互依存减少了国际冲突，或至少减少了引发国际冲突的诱因。但是需要说明的一点是，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只是和平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要条件，能不能产生和平这块土壤，最终取决于国际制度的效用。制度可以帮助国家确定利益和规范国家行为，从而有助于克服国际无政府状态。随着国家间相互依赖的日益深化和普遍，国与国之间只有发展制度化的安全合作，才能为实现更大范围的国际安全提供机遇。 (三)国际机制理论 国际机制理论是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发展起来的。国际机制这一概念最早由鲁杰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此后逐步占据国际关系话语系统的中心。斯蒂芬克拉斯纳对其所下的定义最为经典，他认为国际机制是指行为者在共同关注的一个既定国际关系领域形成的一系列明示的或默示的原则、规范、规则以及决策程序。它一般包括三个要素:共同的国际行为模式，协调国际间关系的原则、准则、规则和决策程序，以及限制在某一特定的问题领域。新自由制度主义认为，在无政府的混乱秩序中，国际规则及制度能实现国家间合作这一目标。国际机制最大的功能就是制约和调节国际社会角色的行为。 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视野中的国际机制概念，不仅适用于国际政治经济领 域，也适用于解释国际安全领域的合作问题，这就是对国际安全机制的研究。其代表人物基欧汉一直强调合作可以通过制度构建起来。在《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一书中，他提出了后霸权合作理论，其基本观点是通过多国合作形成的国际制度来维持国际秩序，用国际性的制度结构取代霸权。他认为，霸权后的合作仍然是有可能的，因为各国之间的交往存在着共同的利益和价值，而国际机制的形成取决于共同或者互补利益的存在。当共同利益足够重要并且其他的条件都得到满足时，即使没有霸权，合作也可以出现，国际机制也可以被建构起来。 对于国际安全机制的作用，新自由制度主义者指出，它主要表现为对国家内政和外交的影响。这种影响通过两种方式来实现:一是机制内的国家对国际安全机制的原则、规范和规则进行内化吸收，使自己的行为与国际机制的要求保持一致;二是这些原则、规范和规则对国际无序竞争和冲突实行限制，从而维护国际和平。 #p#分页标题#e# 需要指出的是，随着国际社会相互依赖程度的日益提高，行为体之间交往活动的日渐频繁，国际安全机制也在不断获得新的发展。根据新自由制度主义的推论，国际社会对国际制度的需求会刺激不断的供应，其结果是国际制度的不断扩展。这样，在世界范围内就可以逐步建立起一种国际制度的网络体系，使各个问题领域联系在一起，国际制度的这种关联性正在对国家行为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三、建构主义安全观 建构主义主张用社会学的视角看待世界政治，注重国际关系中所存在的社会规范结构而不是物质结构，强调机构、规则、准则与认同在国家行为及利益形成过程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弗里德里希克拉托齐威尔和尼古拉斯奥那夫等学者开始将建构主义引入国际关系领域，从而使国际关系研究议程包含了哲学和社会学的问题。1989年，奥那夫出版了《我们缔造的世界:社会理论中的规则、规制与国际关系》，首次在国际关系学意义上使用了建构主义一词。1992年，温特发表了《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成的:权力政治的社会建构》，直指国际政治的本体论问题，并重新解读了国际政治的几个重大核心概念无政府状态、自助体系、权力政治和国际制度的起源及本质。1999年，温特在批判和继承主流国关理论的基础上，出版了蜚声学坛的《国际关系的社会理论》，创立了比较完备的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并使之逐渐成为强劲的理论学派。 在范式间的辩论中，温特阐述了建构主义的三个核心命题:(1)国家是国际政治理论分析中的主要单位;(2)国家体系的主要结构是主体间的社会结构，取决于共有观念而不是物质结构;(3)国家的身份和利益很大部分是由社会结构建构的，而不是外生于体系的，不是由人性或国内政治造成的。 具体到国际安全领域，温特认为，身份决定国家的利益和行为，国家间的互动和社会实践建构 了国际体系的政治文化，即国际结构。国家在互动中建构的角色可分为三种:敌人相互威胁、无限制的暴力;对手相互竞争、有限的暴力;朋友互相结盟、不使用暴力。它们分别代表三种无政府文化: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国家可以造就一种从根本上趋于合作的国际政治文化，国家间在原则上可以成为朋友。 对于无政府状态为何是可以逾越的，建构主义者指出，无政府状态不是国际关系的第一推动力。因为它本身也是国际社会成员在其相互实践活动中建构起来的，并可以有多种逻辑内涵:既可以是敌对冲突的，也可以是友好合作的，这关键取决于彼此间的身份认同，即国际社会成员如何去建构他们之间的关系。建构主义学者用自己的理论视角分析了相互对立的安全困境和安全共同体。 对于安全困境这一现象，建构主义认为，它是一种共有文化结构:当行为体彼此的期望使行为体之间具有高度的相互猜疑，令他们总是对对方的动机和意图作出最坏的估计时，一旦某一方增加军备，另一方肯定会感到自己受到了威胁，于是就引起了军备竞赛，结果必然产生安全困境。 与之相对应，安全共同体则是一种全然不同的社会性结构。由于行为体的共有文化使得他们有着高度的相互信任，尽管存在着利益的差异和冲突，但是他们都相信可以通过和平的途径予以解决，这样就产生了安全共同体。它包括三大基本特征:一是成员国拥有共同的认同、共同的价值观;二是成员国之间能够进行多方位的、直接的互动;三是安全共同体表现出一定程度的互惠和利他主义。 建构主义的这种安全理念，充分说明了相互对立的安全困境和安全共同体在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中都可以产生和存在，所以无政府本身不能构成解释的原因。换句话说，国家行为体既可以建构安全困境，也可以建构安全共同体。 建构主义的一个经典案例是，如果朝鲜和英国同样都拥有核武器，对美国来说，由于英国和它在文化认同上一致，双方是友好的朋友关系，故英国拥有核武器对其不构成威胁;而由于美国和朝鲜是敌对关系，故朝鲜拥有核武器对其就构成了极大的威胁。温特曾指出，任何可能因素实现的几率取决于观念和观念建构的利益。500件英国核武器对美国的威胁还不如5件朝鲜核武器的威胁大，因为使这些武器产生意义的是共同的理解。也就是说，英国和朝鲜同样都拥有物质性的核武器，但是两者与美国的安全关系并不是由核武器这个物质基础所决定的，而是由双方的认同和观念所决定的。 可见，建构主义的安全观提出了国际政治体系结构的双重性(物质性与观念性)，确立了以行为体行为的文化内容为主的社会实践在建构国际安全结构中的地位，实现了文化和认同对安全理论的回归，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安全观。 总之，不同国际关系主流理论对安全问题的争议一直存在并将持续下去。可以说，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差别不在国家安全观方面，而在国家安全与体系安全如何实现平衡方面。现实主义者明白一个稳定的体系对维持国家安全的意义，但更强调国家安全不可置疑的重要性，并在如何获得与维持安全方面认识僵化。自由主义者无论是求助于相互依存还是国际制度，其思想核心都是坚信现实的国际关系发展远比现实主义者认知的要复杂得多，国家完全可以在这种复杂的关系中寻找出制衡并抵消安全威胁的有效途径。自由主义者内在的乐观主义隐约可见，但他们还是更关心现实领域的研究。从这一意义上看，建构主义理论则是在哲学层次阐述和完 善了自由主义的新安全观探索。建构主义者有一种比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更纯粹的体系观，他们认为安全共同体虽然由国家构成，但是却超越了国家理性的因果局限，体系安全状况的更新会彻底改变国家的安全认知和谋求安全的行为。体系规范是由国家认同和遵守的规范，认同也是国家对自己身份和国际规则的认同，国家是建构主义分析的主要对象，建构主义的创新之处在于着重解释国家为什么会采取行动的原因。 可以说，各理论流派对安全合作问题的思考都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我们也不能奢求一种安全理论可以完全解答国际安全现实中的全部问题。这些理论各自对国际关系解释的局限不能说明其理论价值不足，只是说明任何理论都会存在理论边沿和盲点。比较不同国际关系理论对安全问题的认知，最大的意义事实上是为我们区分了安全作为一个学术议题存在其应有的外延和领域。作为哲学层次和价值体验的安全，作为现实手段和政策工具的安全以及人类、国家、国际体系不同层次变量所要求的安全，只有正确区分它们，才有可能对它们之间的关系进行有价值和意义的研究。不同理论流派的分歧往往是由于研究对象的差别而非真正意义的观点分歧。梳理并厘清这种分歧可以构成未来中国安全问题研究的一个良好开端。 #p#分页标题#e# [责任编辑:文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