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历史概述

春秋时期历史概述 1.春秋时期的各国争霸 公元前770 年，邵周平王放弃丰、镐迁都洛阳起，到公元前476 年(周元王元年的前一年)止，就是中国历史上所说的春秋时代。 春秋时代的诸侯国与西周时期的封国相同，“邦域”以外还有其势力范围。《左传》载，齐桓公侵蔡犯楚，楚王责齐师侵到“风马牛不相及”的边远地区时，管仲对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赐我先君履，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左传》僖公四年)，如此辽远的地带实非齐侯政令所能及，便是其例。直到春秋战国之后，齐人还自己说它的疆土“南至于岱阴，西至于济，北至于海，东至于纪随，地方三百六十里”(《管子?小匡》)而已。在各诸侯国势力范围内的小国，除沦为奴隶主贵族的采邑外，多数降为附庸。随着殖民封国的推展，这种附庸，便逐渐沦亡，所以赵佑《温故录》说:“鲁属国之邦域者多矣，自向为莒入宿，被宋迁邾，与鲁世相仇杀。鲁又灭项，取须句，取邿，取鄟，取?，取卞，皆附庸而不克保”。这种灭亡人国的现象，非独鲁国而已，西周三百多年间灭国以千数，“名邑废邑”(《管子?地图》)，必定星罗棋布。至于象卫国太子蒯聩，闲来无事，登城赏景，望见一处部族，问知是戎州，就说:“我，姬姓也，何戎之有焉,翦之”(《左传》哀公十七年)。这样，不明不白被翦灭的又不知有多少。所以周初号称千八百国，到了春秋时代仅余一百四十八国，其中比较大的只有齐、晋、楚、秦、鲁、曹、郑、宋、卫、燕、陈、蔡、吴、越等十四国，最大者则为齐、晋、秦、楚四国。 2.周王室的衰微 西周末年，关中地区因受战争和灾荒的破坏以及当时阶级矛盾的尖锐，东迁后的王室实力，大为削弱。 晋文侯和郑武公帮助平王迁都洛邑，作为王的左右卿士掌握了王室的政治大权。郑武公的儿子庄公继续作为周室卿士时，竟然打起“以王命讨不庭”(《左传》隐公十年)的旗帜，联合齐、鲁，攻打宋、卫，制服陈、蔡，打败北戎，独揽了王室大权，所以平王欲立唬公为卿士加以牵制。但是，郑庄公却因此埋怨平王，平王为了表示对郑庄公的信任，便和郑国交换太子为质，此即《左传》所说的“周郑交质”。平王死，桓王将使虢公执政，剥夺郑伯的权力，郑伯不满，派祭足帅师在夏季麦熟时“取温(周地，今河南温县)之麦”，秋季又“取成周(今河南洛阳)之禾”(均见《左传》隐公三年)。桓王终于罢了郑伯，郑伯因而不朝，桓王遂率陈、蔡、卫三国之师伐郑，结果被郑国打败，“射王中肩”(《左传》桓公五年)。 这一仗不仅打败了王师，更重要的是使周天子的威风扫地，“受天有大命”、“匍有(敷右)四方“(《大盂鼎》)的牌子也被打掉了。 这时的周“王室之尊，与诸侯无异”(郑玄诗谱?王城谱)。按照周制，天子要定期“巡狩、考察诸侯政绩;而诸侯也须定期朝见天子“述职”，天子重新宣布一次诸侯的爵位，这是王权的重要标志。可是，这时的诸侯已不再按“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礼记?王制》)的规定向王室述职纳贡。与此相反，倒是天子对诸侯聘问起来，据载“春秋之世，鲁之朝王者二，如京师者一，而如齐至十有一，如晋至二十。..天王来聘者七，而鲁大夫之聘周者仅四，其聘齐至十有六，聘晋至二十四”。 周王室由于失去了进职贡纳的收入，经济上贫困到不得不向诸侯国去“求赙”(《左传》隐公三年)、“求车”(《左传》桓公十五年)、“求金”(《左传》文公九年)，所谓“天子不私求财”(《左传》恒公十五年)的尊严也就无法顾及了。 1 3.列国争雄的序幕 春秋初年，晋有内乱，楚国势力尚未达到中原，洛邑以东地区的诸侯中以宋、卫、齐、鲁、陈、蔡、郑为最强。郑国除作周卿士、挟天子令诸侯外，还有着在春秋各诸侯国中比较发达的经济、政治上的有利条件，因而列国争雄的序幕首由郑国拉开。 郑与宋近，又是势均力敌，郑国在庄公时代采取了远交齐、鲁，近攻宋、卫的政策;宋也常常联合卫、陈、蔡以敌郑，但多为郑国所败。郑国在几次胜利中声威大振，齐、鲁两国听从了它的指挥，宋国归服之后不久，卫国也来讲和，于是郑庄公成了春秋初年的霸主。 正当各国畏服郑国的时候，鲁桓公十一年(公元前701 年)郑庄公死去，发生内乱，郑国因而中衰。原来庄公的太子忽是邓国女邓曼所生，庄公又娶宋国雍氏女雍姑，生一个儿子叫突，庄公死后，庄公太子忽即位，是为昭公。雍氏在宋国贵族中很有势力，于是把祭仲诱骗到宋国，逼他立公子突，否则就要杀死他，祭仲为了保全性命，只得依从。公子突回国即位，是为厉公，昭公逃往卫国。厉公即位后，宋人逼讨贿赂很急，宋郑间的关系日趋恶劣，几乎打了起来。当时的鲁国，从中调停不成，约与郑国会盟于武父地方，联兵伐宋。第二年郑国又联合纪、鲁两国，与宋、齐、卫、燕四国开战，结果四国联军大败。但是，宋国不服，又联合了齐、蔡、卫、陈伐邓，焚了郑国的渠门，一直打进大街，又侵扰郑国东郊，夺取了牛首(郑郊，今河南许远县东北)地方，郑国由于寡不敌众，败北。 在郑国败弱之际，内部又产主了矛盾。郑厉公是祭仲拥立的，所以政事被他所把持，厉公对此不满，准备派祭仲的女婿雍纠在郊区设宴时杀死他。雍纠不知怎么把消息透漏给他的妻子雍姬，雍姬就去问她母亲说:“父与夫孰亲,”其母回答说:“人尽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左传》桓公十五年)雍姬听了这话，便把雍纠的阴谋暗示其父，于是祭仲把雍纠杀了。郑厉公见事机已泄，逃往蔡国，昭公回国复位。先前被郑国所灭的许国，也乘机复了国。不久，厉公又引动郑国南郊的栎邑(今河南禹县)人民杀其守将檀伯而占其地，与郑昭公政权相对立。庄公十四年(公元前680 年)在外流亡十八年的郑厉公复位时，齐桓公已经上台六年，形势大变，加之内乱一直困扰郑国，使他无暇外顾，郑庄公所开创的有利形势，终也失掉。 4.管仲治齐与齐桓公称霸 齐在今之山东省，先以营丘(今山东昌东东南)为都，几世后，迁都至临淄(今山东临淄)，地处黄河下游。齐于周武王时受封后，太公因“齐地负海舃卤，少五谷而人民寡，乃劝以女工之业，通鱼盐之利，而人物辐凑”(《汉书?地理志下》)，也就是说“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史记?齐大公世家》)。齐地虽然位于中原边陲，由于东边东莱，有广阔的发展余地，东北临渤海，有鱼盐之利，到了春秋初年，齐在诸侯国中已最强大。公元前685 年，齐襄公死，桓公即位，任用管仲治齐，使齐国的社会、经济更有飞速的发展。 管仲(,—公元前645 年)，名夷吾，字仲，或称敬仲，齐颖上人，桓公称他为仲父。其先与召忽辅佐公子纠，纠败，召忽死，而管仲由其好友鲍叔推荐给齐桓公为相，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政策。 面临着齐襄公遗留下来的残局，管仲在内政上首先提出了“叁其国而伍其鄙”(《国语?齐语》)，即“三分国都以为三军，五分其鄙以为五属”(《国语?齐语》韦昭注)的。其内容为“制国以为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士乡十五。”十五个士乡又分为三部分，这叫“参其国”;把原来的“鄙”划分为五个属，叫做“伍其鄙”;“乡”和“属”的下面又各有四个等级，都分别设官治理，使其“定民之居”和“成民之事”(《国语?齐语》)。所谓“定民之居”就是使公社农民都有自己的固定居住地区，不能随便迁徙流动。所谓“成民之事”，就是士、农、工、商“四民者勿使杂 2 处”，“使(士)就闲燕，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市井，处农就田野”。因为这样才能使公社农民各有所务，“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数，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才能使他们的子孙“恒为士“、“恒为工”、“恒为商“、“恒为农”。管仲就这样发挥了他的“修旧法，择其善者而业用之”(以上均见《国语?齐语》)的原则，纠正了由于社会变动而带来的四民流动杂处，重新固定生产活动以保证社会生产的发展，使公社继续成为一种基层组织，加强对公社农民的控制。 在这个基础上，管仲又采取了“作内政而寄军令”的，即把十五个士乡内每五个士乡为一帅，有一万人，由齐君率五乡为中军，两个上卿各率五乡为左右军，是为三军。同时，把“轨”、“里”、“连“、“乡”的政治组织形式和“伍”、“小戎”、“卒”、“旅”的军事组织形式统一起来，加强了国家对常备军的控制。在这种军政合一的形式内，“轨”中的五家因世代相处在一起，公社的活力仍然继续着，即“夜战，声相闻，足以不乖;昼战，目相见，足以相识”。因为利害福祸相同，所以“守则同固，战则同强”。在这样的组织情形下，“春以搜振旅，秋以狝治兵。是故卒伍整于里，军旅整于郊”。管仲利用公社残留的血缘宗族关系的力量，实现建设一支能“方行于天下”、“莫之能御”(以上均见《国语?齐语》)的武装力量，为后来的争霸战争做了准备。 管仲在政治上也要齐桓公“修旧法，择其善者而业用之”。所谓“修旧法”，是整饰旧制度的意思，“业”，韦昭注云:“犹创也”，颇是，指注入符合新时代的新内容。这样，管仲就为自己能够在较大辐度内突破旧制度的束缚，向法治方向跨出可喜的第一步提供了理论根据。所以他要“慎用其六柄”(《国语?齐语》)，六柄就是“生、杀、贫、富、贵、贱”(《国语?齐语》韦昭注)。“择其善者而业用之”，当然就不是一味的接受，而是有选择的。所以他“与俗同好恶”，“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史记?管晏列传》)。“柄”，是后代法家的很重要的集权观念。“六柄”，约而言之，就是赏罚“二柄”，即生、富、贵是赏;杀、贫、贱是罚，《韩非子》中就有《二柄篇》。“六柄”的加强，也就是君权的强化，开始了国君集权的序幕。管仲如何择旧法而慎用六柄，《史记》、《国语?齐语》没有记载，但姜齐曾转述管仲之言曰:“畏威如疾，民之上也;从怀如流，民之下也;见怀思威，民之中也”，並且说是“大夫管仲之所以纪纲齐国，稗辅先君，而成霸法”(《国语?晋语四》)。由此可见，管仲虽尚不可能制定或公布“峻法”，但能使民“畏威如疾”，当是管仲“严刑”的结果。如果承认“严刑”自管仲起，所谓“法家”也当自管仲见其端倪。 管仲还规定，国中有“慈孝于父母，聪慧(惠)质仁发闻于乡里者”，“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于众者”(《国语?齐语》)，由乡长推荐，试用为官。试用称职的，正式委任为吏。任官称职的，要经过君主当面审核，才能令他协助上卿治理政事。这就是“乡长所进，官长所选，公所訾相”(《国语?齐语》韦昭注)的选拔人才的三选制。这种三选制，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过去的世卿世禄制，为下层士民进入仕途开创了条件。 在经济方面，当时的井田制度虽然没有解体，还实行着“井田畴均”的生产方式，但已采取了“相地而衰征”(均见《国语?齐语》)的政策，即按土地多少、土质好坏而征收赋税。这是促使生产发展的一项重要措施。 对于工商业，管仲在“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市井”的同时，还规定“泽立三虞，山立三衡”(《齐语》)，把全国的山林河泽统一管理起来，这样就几乎把所有的经济命脉都掌握在国家手中。他还主张“轻重鱼盐之利，以瞻贫穷”(《史记?齐太公世家》)，或言“通轻重之权，檄山海之业”(《史记?平准书》)，以至“通货积财，富国强兵”(《史记?管晏列传》)。“轻重鱼盐之利”和“徼山海之业”是否就是汉代盐铁官卖的滥觞，现在虽无可征信的材料，但从《管子》书中管仲反对向“树木”、“六畜”和人口抽税，而主张“唯官山海为可耳”的“山海”就是铁和盐看来(《管 3 子?海王》)，当时可能已经有了统治盐铁的经济政策。此外，他又设轻重九府，采取铸造货币、调剂物价、免除关市之征等措施，使齐国积蓄了雄厚的经济力量，具备了争霸的经济和军事实力。 春秋初年，各国的对外政治，大体可以分为三种关系:一是华夏对夷狄，二是诸侯对周天子，三是诸侯对诸侯。齐桓公稳定了国内的局势后，便积极开展对外活动。他首先拉拢宋、鲁两国，接着把郑国也争取到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内。这时，戎狄势力很盛，对华夏族的一些小国有极大的威胁。鲁闵公元年(公元前661 年)，狄伐邢(今河北邢台)，前660 年，狄又破卫(今河南淇县)，卫人连夜弃城而逃，逃过黄河的只剩七百三十人。桓公把他们和共邑(今河南辉县)、滕邑的人集中在卫国曹邑(今河南滑县西南)，总共只有五千人。齐于是出兵救邢存卫，迁邢于夷仪(今山东聊城)，迁卫于楚丘(今河南滑县)，这就是《左传》闵公二年所说的“邢迁如归，卫国忘亡”。在狄人伐邢的战争爆发时，管仲极力谏言，明辩华夷，促齐出兵相救，说:“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宴安酖毒，不可怀也。《诗》云:‘岂不怀归，畏此简书。’简书，同恶相恤之谓也。请救邢以从简书。”(《左传》闵公元年)。在古代，各族之间的斗争是一种存亡的大事，而当时华夏族内的利害冲突，减弱了其对戎狄的抵抗力量。面对这种危机，管仲提出了“同恶相恤”和“诸夏亲昵“的号召，使齐国联合了华夏各国，击退了戎狄的进攻，把一些小国从戎狄的蹂躏下拯救出来，从而提高了齐国在中原的威信。 南方的楚国，从考古资料中可以看到，她的文化以湖北江汉平原为中心，北到河南南部，东到安徽中部，南达湖南的资兴、郴县一带。其国都初在丹阳(今河南淅川县)，1978 年到1979 年在淅川县丹水下寺发现了一批春秋中期的楚国贵族墓葬。在下寺东北不远处有一座长九百米、宽四百米的古城龙城，可能就是楚国的初期都城丹阳。楚文王元年(公元前689 年)迁都到郢(今湖北江陵县纪南城)，其古城遗址比丹阳龙城规模宏大，东西长九里，南北宽七里，面积达四十八平方里。楚在周初，本己不弱，休养生息近四百年，积蓄了雄厚的力量。楚国西部的群蛮、百濮、卢戎都被她征服，淮水流域的舒(在今安徽舒城)、六(在今安徽六安)、寥(在今安徽霍邱)和舒鸠、舒庸等也都先后为楚所灭。比较强大的徐(在今安徽泗县)也服属了楚。周朝封于汉水以北的“汉阳诸姬，楚实尽之”(《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所以，周平王东迁后就于申、吕、许布防，以阻楚国北侵。但是，楚文王时，楚灭了申、息、邓诸国，攻入曹国，伐黄和郑，其势力逐渐向黄河流域扩展。这时，由于齐国开始强大，所以一向臣属于楚的江、黄等小国转向于齐。楚当然不会善罢甘休，于是连年伐郑，以此对齐施加压力。鲁僖公四年(公元前656 年)，齐桓公率齐、朱、陈、卫、许、曹、鲁等国军队攻伐追随于楚国的蔡国，蔡溃败，齐于是伐楚。当时楚也很强，而且不肯向齐示弱。最后，双方结盟于召陵(今河南邱城)。齐国这次虽然未能把楚国压服，但是还是暂时挡住了楚国北进的势头。 齐桓公在召陵与楚结盟后，事实上楚国承认了齐在中原的霸主地位。齐桓公安定了周王室后，为了巩固这一胜利，鲁僖公九年(公元前651 年)在葵丘(在今河南兰考、民权县境)召集鲁、宋、卫、郑、曹等国开会，周襄王也派周公宰孔参加，赏赐祭肉给桓公，并且附带一个命令说:“以尔自卑劳，实谓尔伯舅无下拜，”而管仲却跟着说:“为君不君，为臣不臣，乱之本也”(均见《国语?齐语》)。君之为君，臣之为臣，就是据礼而有的，如果齐桓公不尊守礼的规定，使天子不尊，诸侯也就可以效尤，也不尊守礼，那么桓公的地位也就难保了。无怪桓公闻管仲之言而惧，结果还是下拜接受祭肉。桓公尊王，诸侯也得尊王，因此桓公才能“挟天子以令诸侯”。所以《国语?齐语》说:“诸侯称顺”。通过这次盟会，齐桓公遂成为中原霸主。霸者，亦作伯，《一切经音义》卷二引贾逵曰:“霸，把也，言把持诸侯之权也。” 在“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公羊传》僖公四年)之际，霸者之出，则是一件大事。但是，霸者的本义却不仅止于抵抗北方戎狄和南方的楚国。齐桓公霸政的根本精神，主要在于维 4 护过去的邦国制度，也即为了防止诸侯国内部矛盾和危机的发生。鲁僖公三年(公元前657 年)阳谷之会时，《公羊传》僖公三年记载桓公之言曰:“无障谷，无贮粟，无易树子(《谷梁传》僖公九年传，范注云:“树子，嫡子。”)，无以妾为妻”，障谷或以邻国为壑，或断邻国的水源，贮粟，则不通有无最易危害邦国的安全和存亡。那时国小，一水可能流过数国，上游国家障谷，下游国家便要断绝水源;反之，上游国家便要积水，都足以影响生产。《战国策?东周》的“东周欲为稻，西周不下水，东周患之”，便是障谷的具体。由于国小，一有饥荒则非求助于邻国不可，邻国不救，便会有举国无炊的危险。齐桓公为了维系邦国的存在，所以首先提到“无障谷，无贮粟”，因为这是关系到民生的基本要政。至于废嫡立妾都与西周邦国礼法不合，这是内乱的重要因素，因而不得不加以禁止。所以六年后的葵丘之会，桓公“壹明天子之禁”时，又重复“毋雍泉，毋讫籴，毋易树子，毋以妾为妻，毋使妇人与国事”(均见《谷梁传》僖公九年)。三百年后，孟子述“五霸，桓公为盛”(《孟子?告子下》)时，条举葵丘之盟的五项命令，与《公羊》、《谷梁》皆合，这才是齐桓霸政精神之所在。所以，桓公身死，齐侵鲁，鲁使展喜犒师，答以不恐之故也说:“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夹辅成王。成王劳之，而赐之盟曰:‘世世子孙，无相害也’载在盟府，大师职之。桓公是以纠合诸侯而谋其不协，弥缝其阙而匡救其灾，昭旧职也”(《左传》僖公二十六年)。桓公纠合诸侯是要继承和发挥诸侯子孙“世世无相害”的传统。只是周成王的盟誓，由于东周以后天子衰弱，这个禁令也只有由诸侯来“壹明”了。《左传》襄公十一年范宣子主盟时所说的:“载书曰:凡我同盟，毋蕴年，毋雍利，毋保奸，毋留慝”，大概也是继承了霸政精神，承袭齐桓而来。 管仲相桓公后，以其本身的才智，应当时的客观条件，以“尊王攘夷”的口号，把黄河中游的诸侯国联合起来，北御戎狄，南制强楚，扭转了“南夷”、“北狄”交伐中原的危机形势，保卫了比较进步的中原文化。所以，孔子曾赞扬管仲的功绩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管仲在一定程度上重视社会现实，“慎用其六柄”和“畏威如疾”，开始了国君的集权和权威的提高以及重视工商业的发展，不仅对当时齐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而且在春秋以后的历史中也有深远的影响。但是由于时代的限制，他所采取的“修旧法，择其善者而业用之”的原则，使他政治上的保守性强，经济上的改革精神多，因而管仲的改革具有二重性。管仲是一个过渡性的人物，其法家之倾向虽受时代的限制，但不失为中国古代史上的一位有作为、有见识的政治家。 5.宋襄公图霸未成 齐桓公无嫡子，公元前643 年立内宠郑姬子公子昭为太子。但桓公死后，卫国女长卫姬与易牙、阉人貂勾结宫中权势作乱，立公子无亏为君，太子昭逃往宋国，齐霸遂衰。 宋襄公于鲁僖公十八年(公元前642 年)联合曹、卫、邾伐齐，送太子昭回国即位，是为齐孝公。战胜齐国后，宋襄公以为自己强大，想借齐、楚威势称霸中原，于鲁僖公二十一年(公元前639 年)把齐孝公召来同他一起与楚国的鹿上(今安徽阜阳市南，或说在今山东巨野县西南)结盟，楚国假意允许了他，暗里却布了天罗地网。到了这年秋天再会，宋襄公自矜信义，不带兵赴会、楚、郑、陈、蔡、许、曹等国诸侯约宋襄公到盂地(在今河南睢县)，楚国乘机拘捕了他，并且起兵伐宋。公子目夷从会上逃回，力抵楚军，坚决不降。楚见捉一国君并无用处，遂把宋襄公送给鲁国，鲁僖公乘机出面说情，放他归国。本想趁齐国内乱夺取霸主的宋襄公，结果落得个如此下场。 宋襄公并未从此吸取教训。当时楚强，郑国朝楚，为此，宋襄公在公元前638 年伐郑。楚救郑，与宋军战于泓水(今河南柘城县北)。当时宋军已经列好阵势，楚军正在渡河，司马子鱼(即 5 公子目夷)对宋襄公说:“彼众我寡，及其未既济(渡河未毕)也，请击之”，他不同意。楚军渡河以后，还没有摆好阵势时，子鱼让他乘机发动进攻，他还是不同意。一直等到楚军准备好了之后，宋襄公才下令出击，结果宋军大败，宋襄公自己也受了伤，国人因此埋怨他，但他却说什么:“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左传》僖公二十二年)。泓水之战，宋国损失惨重，国势从此一蹶不振，不久，宋襄公因伤而死。宋襄公的霸业，由于他泥守“古道”，实行蠢猪式的仁义道德，失去良机而致败，成了一个历史上的笑柄。 6.晋文公的霸业 宋襄公图霸失败之后，楚国的势力正在骎骎北上，北狄也因宋襄公伐齐而救之，并与齐国在邢结盟。楚国北上与北狄南下的形势比齐国初年还要险恶。这时齐国既不能再兴，第二次尊王攘夷的事业自然就为晋国所承担了。晋国受封较早，始封君是周成王弟叔虞，都于唐(今山西翼城县境)。 叔虞子燮父时迁都今之太原晋水之旁，改国号曰晋(详见《国语?晋语》、《史记?晋世家》)，就是后来的晋国。它的疆域居今晋南和汾、浍流域一带，表里山河，“景霍以为城，而汾、河、涑、浍以为渠”(《国语?晋语二》)，“晋居深山，戎狄之与邻”(《左传》昭公十五年)，四面都是戎狄小国，虽然地大势固，但影响了它与中原的交往。到了西周末年，晋国开始强盛，晋文侯曾与郑武公共同辅平王东迁。公元前745 年文侯死，子昭侯立，封文侯弟桓叔成师于曲沃，建立了一个强宗。此后的晋国，实际分裂为二。春秋初年的六十七年间，内乱一直没有停息，到公元前679 年，曲沃武公灭晋而自立，买取周王的册封，终于取代大宗列为正式诸侯，结束了长期的分裂局面而统一起来。 晋武公死，其子佹诸继位，是为献公。他由于参与过其父攻灭大宗的斗争，颇知旁系支庶宗族的危害，采用大夫士?的计策离间桓、庄之族，使他们自相残杀，从此晋国内部消除了威胁君位的力量，专力向外扩张领土。鲁闵公元年(公元前661 年)，晋献公始作二军，起兵灭掉耿(在今山西河津县境汾水南)、霍(在今山西霍县)和魏(在今山西芮城县)三国，把耿、魏赐给了赵夙和毕万，这就伏下了后来三家分晋的根苗。次年，命太子申生进攻狄人东山皋落氏(今山东曲沃东)。鲁僖公二年(公元前658 年)命里克、荀息率军进攻虢国。于是，晋国西到黄河与秦相接，西南到今之三门峡一带扼有桃林塞险关，南到晋豫交界地，东达太行山麓。成了北方的大国，开始参与中原诸侯的会盟。献公灭掉群宗后，晋国的力量一时集中在公室，加之他整军经武，兼弱攻昧，已经积累了向外争霸的潜能。可惜他晚年沈迷女色，不大振作，又废嫡立庶，酿成内乱，相继在位的是碌碌无为的惠公和怀公。因而，晋国一直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之中。 鲁僖公二十四年(公元前636 年)，流亡在外十九年的公子重耳，在秦的援助下回国即位，是为历史上有名的晋文公。他举贤任能，勤理军政，“救乏振滞，匡困资无。轻关易道，通商宽农。懋穑劝分，省用足财”(《国语?晋语四》)，实行有利于生产发展的政策。这样就使“政平民阜，财用不匮”(《国语?晋语四》)，晋国大治，打下了开创霸业的基础。 鲁僖公二十三年(公元前635 年)，周王室发生了王子带之乱，周襄王出居郑国汜地(今河南襄城县境)避难，并派人到秦、晋求援。晋文公君臣认为这是获得勤王的绝好机会。于是辞掉秦师，出兵杀王子带，护送襄王回国。襄王为了酬谢文公的功劳，赐他阳樊(今河南济原县东南)、温(今河南温县)、原(今河南济原县北)、櫕矛(今河南修武县)四邑，“晋于是始起南阳(今河南西北位县、济原一带)”(《左传》僖公二十五年)，提高了晋在中原诸侯中的威望。 晋文公即位时，宋襄公已经死去两年，当时不仅鲁、郑、宋等国都屈服于楚，甚至象中衰后 6 的齐国也受到楚国的危胁。晋文公要想称霸中原，首先必须转其矛头指向楚国。鲁僖公二十七年(公元前633 年)，楚围宋，宋告急于晋。晋大夫先轸对文公说:“极施(指文公出亡过宋时，曾受宋君的厚赠)救患，取威定霸，于是乎在矣。”狐偃也对文公说:“楚始得曹而新昏于卫，若伐曹、卫，楚必救之，则齐、宋免矣。”(均见《左传》信公二十七年)文公听从此言，便把晋国旧有的二军扩充为三军，先去侵伐楚的与国曹、卫，并将侵占的曹、卫之田送给宋，又叫宋人赂取齐、秦的救援。楚师子玉遣使至晋，表示愿释宋围，但要晋军同时退出曹、卫。而晋人私许曹、卫撤兵，使曹、卫背楚从晋，晋又拘留楚国的来使，以激怒楚，于是，鲁僖公二十八年(公元前632 年)，晋国联合了秦、齐、宋，出兵车七百乘，与楚大战于城濮(山东范县临濮集)。战争开始时，楚军占优势，晋军为了争取主动，“退三舍”即去九十里处驻扎下来。但楚军主帅坚持开战，“楚众欲止”士气不甚旺盛。战争中，晋军下军副将胥臣选择楚军力量薄弱的右军陈、蔡两国攻击;晋的中军与上军则集中力量打击楚的下军，因而打败了楚军的左右两翼，取得了胜利。这次战争史称“城濮之战”，是春秋前期最大的一次战争，使楚国在扩张中第一次遭到严重打击，有力地制止了楚的北上。晋文公打退了狄族，保护了王室;又打击了北侵的楚国，再一次缓和了紧张局势。城濮之战后，诸侯服晋，晋文公就在践土(今河南原阳县西南)同齐、鲁、宋、卫等七国之君结盟曰:“皆羿王室，无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队其师，无克祚国，及而玄孙，无有老幼”(均见《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这次会盟中，周襄王也被召来参加，并册命晋文公为“侯伯”。从此，晋国也就正式确立了霸主地位。 原来，晋国“僻处山戎，不与诸姬等齿”，春秋以后才不断攻伐戎狄和同姓。晋司马女叔侯云:“虞、虢、焦、滑、霍、扬、韩、魏，皆姬姓也，晋是以大。若非侵小，将何所取,武、献以下，兼国多矣，谁得治之,”(《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晋国的霸业自文公以下就是在不断摧毁邦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公元前635 年，晋文公靖王子带之乱，纳周襄王，王赐阳樊、温、原、櫕茅之田，表现得最为明白。晋文公接收阳樊时，《国语?周语中》云:“阳人不服，晋侯围之。仓葛(韦昭注:“阳人也”)呼曰:‘..今将大泯其宗祊，而蔑杀其民人，宜吾不服也～’”。“蔑杀其民人”是不承认其人民的“国人”身份，“泯其宗祊”是摧毁其国的统治阶级，将全部征服民降为“野人”，征服地沦为邑。这种作风，大概是晋国的一贯作法，晋献公灭虢平虞取魏以来就是如此，所以阳樊人“不敢服”。因为“阳人(据明道本增)有夏商之嗣典，有周室之师旅，樊仲之官守焉。其非官守，则皆王之父兄甥舅也”(《国语?晋语四》)，他们“谁非王之亲姻”(《左传》信公二十五年)，不是“裔民”(《国语?周语中》)。按照过去的礼法，晋国本该维护他们的存在才对，然而文公还是“出其民”(《左传》僖公二十五年)，占有其地。由此可见，晋文公以后虽仍维持霸主盟会的虚表，然而齐桓公以来的所谓霸主精神已经丧失，只是另一种政治形态出现的前奏，弱肉强食，已为人们公开承认了。公元前541 年，晋楚会盟。鲁伐莒，富人告于会，楚欲戮鲁使，晋国执政赵鞅曰:“疆场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自无令王，诸侯逐进，狎(更)主齐盟，其又可壹乎,恤大舍小，足以为盟主，又焉用之,封疆之削，何国蔑有,主齐盟者，谁能辩(治)焉,”(《左传》昭公元年)。这里已经看不到齐桓霸政时的精神，而且也不为人们所理会。赵鞅为盟主，既然正式宣布会盟共存精神的结束，代之而起的当然是名正言顺的残杀征伐，战国时代的兼并战争即将来临矣。 7.秦穆公称霸西戎 秦本赢姓，原为东方部落，可能在周初迁到西方，最后到达今之甘肃天水附近。秦国的始封君是非子，地处戎狄之间。周厉王时犬戎势力强大，逐渐向东扩张，周宣王命非子之孙秦仲为大夫讨伐犬戎，结果战死。秦仲孙襄公护送平王东迁，平王把岐山以西的土地赐给了秦。以后，秦 7 不断和戎狄斗争，扩张了土地。襄公的儿子文公战败犬戎，据有关中地区，并决定在?渭水交汇处建都，到宪公(文献中作宁公，据《秦公钟》铭，可知宁乃宪之误)时，迁都平阳(今陕西宝鸡市东)，德公时迁都于雍(今陕西凤翔县南)，实现了秦文公的迁都计划。雍是一个重要的交通要道，对于秦的发展颇为有利。鲁庄公六年(公元前688 年)，秦武公向西灭邦、冀戎(在今甘肃天水市附近)，建立了县制，次年灭小虢(在今陕西宝鸡市附近)等地，拥有西周王朝京畿内的八百里秦川。这种良好的自然条件以及冶铁技术的发达，为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德公迁雍以后是宣公(公元前675—664 年)和成公(公元前663—660年)，在此十几年间，秦国对戎狄的斗争没有取得很大进展。到了秦穆公时，便积极向东扩展自己的势力，逐渐强大起来。 鲁僖公三十二年(公元前628 年)晋文公死，太子 继位，是为襄公。 秦穆公乘此机会，派孟明视(百里奚子)、西乞术、白乙丙三人带兵侵郑。秦军经过周到了滑国，遇到去周做买卖的郑国商人弘高和奚施。他们知道，秦国来意不善，弘高一面派奚施向郑君消息，一面“以乘韦先，牛十二犒(秦)师”，而且假托郑国君命说:“寡君闻吾干将步师出于敞邑，敢犒从者。“郑穆公得到奚施报告，派人去侦探秦国驻的客馆，知道他们确有侵略阴谋，便说:“吾子淹久于敞邑，唯是脯资，饩牵竭矣。为吾子之将行也，郑之有原圃，犹秦之有具圃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间(闲)敞邑，若何,”孟明视得知郑国已有准备，“灭滑而还”(均见《左传》僖公三十三年)，但秦军行经殽地(今河南浴宁县西北)时，碰到晋军和姜戎的夹攻，秦师全军覆没。秦军的主帅孟明、西乞、白乙等，被晋俘获。鲁文公二年(公元前625 年)秦伐晋，战于彭衙(今陕西白水县东北)，晋将狼瞫率领人马首先冲进秦阵，打乱对方阵势，随后掩杀，秦军大败而逃。晋人嘲笑秦国说:“这是一次“拜赐之师”(《左传》文公二年)。过了一年，秦穆公亲自领兵伐晋，渡过黄河便烧掉乘舟，表示不胜不回。晋人见秦有决一死战之心，不敢应战。这次战争秦国虽然得胜，但是秦国力量终究不如晋国，特别是晋国占领了被称为“桃林之塞”的秦国门户(在今河南灵宝县，西接陕西潼关县界，这就是后来秦国的函谷关)，秦国东进的道路被晋所扼，穆公乃用由余向西方戎狄地区发展，遂霸西戎，“兼国十二，开地千里”(《韩非子?十过篇》)。 8.楚庄王北向称霸 秦国的东进，虽被晋国阻止，但晋国对南方的楚国北上却无力阻当，终使楚庄王称霸中原。 楚穆王死，子侣立，是为庄王。庄王即位(公元前613 年)时，国内的贵族斗争使他不能掌握国政，加之接连发生天灾，国内经济困难，周围的群蛮、百濮和庸人又都趁机骚扰，形势严重。不久，楚灭庸后，解除了西部的威胁，地盘扩展到今湖北西北，与秦接壤，既方便了秦楚交往，又使楚国有可能将其注意力转向北方。 楚庄王是一位雄材大略的君主。《左传》说他以“?敖(又称沈尹、孙叔敖)为宰”，改革政治，勤于生产，整饰军备，提高战斗力，因而楚庄王虽然连年用兵中原，但其国力充足，“民不罢劳，君无怨讟”，“商农工贾，不败其业，而卒乘辑睦”(均见《左传》宣公十二年)。 鲁宣公三年(公元前606 年)，楚庄王大胆北进，征伐陆浑之戎(河南嵩县)，进军到伊洛地带，观兵于周疆。周定王派大夫王孙满前去慰问，而楚庄王却趁机向王孙满询问周王室九鼎的大小轻重。九鼎是王权的象征，楚庄王的问鼎轻重则有恣肆其强横，俨然欲取天子而代之的架势。因此，王孙满用话折服地说:“在德不在鼎..德之休明，虽小，重也。其奸回昏乱，虽大，轻也。天祚明德，有所厎止。..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左传》宣公三年)。庄王 8 一听王孙满的话强硬，知道周王室尚未可轻视，便班师回国。 公元前605 年，楚国令尹斗越椒，在椒阳(今河南南阳市)杀死司马?贾，驻军椒野(今河南新野县)，阻止庄王回国。庄王求和不成，战于皋浒(今湖北襄樊市西)，杀死斗越椒。从此，庄王知道，要图中原必先平定南方。公元前601 年，群舒皆叛楚国，于是庄王起兵伐灭舒、蓼，画正疆界，一直到了滑水(今安徽合肥市东)地方，与吴越两国结了盟，方才回去。楚在江淮流域的势力渐趋巩固后，便再回头征伐北方。 鲁宣公十一年(公元前598 年)，楚庄王伐郑，攻到栋地。郑国大臣子良说:“晋、楚不务德而兵争，与其来者可也。”(《左传》宣公十一年)。辰陵盟后，郑又附晋，庄王大怒，起兵围郑，三月而破，郑降于楚。晋闻讯后，便派大兵救，于是晋楚两军大战于邲(今河南荥阳北)。此时晋国政令不行，将帅不和，晋军终于战败逃归。 在晋、楚争霸中，宋国跟随晋国最紧，这对交通齐鲁和称霸中原不利，因而楚庄王就想找个借口进攻宋国。鲁宣公十四年(公元前595 年)，楚又围宋达九月之久，宋向晋国告急，晋国畏楚不敢出兵。这时，鲁、宋、郑、陈都归服了楚同。鲁成公二年(公元前589 年)，楚庄王虽然已死，但楚国在蜀地(今山东泰安西)召集十二诸侯会盟，秦、齐大国都曾到会，可见楚国势力之大。楚在春秋时代先后兼并了十二国，疆土最大，所以《国语?楚语上》说:“赫赫楚国，而君临之，抚征南海，训及诸夏，其宠大矣。” 9.晋国复霸与中原争霸的尾声 晋、楚两国的斗争历史表面看来虽很混乱，却有其井然的条理，是一种格局的循环。也就是说，晋、楚两强一场大战后，晋胜，则一些以前附楚的小国自动或被动地转而附晋，这样一来，楚国不肯甘休，便和这些小国算帐;小国从了楚，晋又不肯罢休，也和这些小国算帐。这种帐，越算越不清楚，终于晋、楚两强又来一场大战。 随着晋的中衰，和晋一向站在一边的齐国，逐渐对晋怠慢起来。齐顷公时，一面和楚连结，一面不断对鲁、卫两国用兵。鲁成公二年(公元前589年)，鲁、卫两国由于不堪齐的侵伐而向晋国乞师，晋派大军到靡笄山(今山东厉城县附近)下，晋、齐两国正式宣战，在鞌地(山东济南市西)交锋，齐师战败。这次战争，齐国的地位大为削弱，晋国取得重大胜利，晋国又重新增强了在诸侯国中的霸主地位。 在晋、齐鞌之战中，楚国虽然表面中立，实际上是支持齐国的。同年，楚侵卫，又攻占鲁国的蜀邑。对于楚国这样的气势，晋国当然不肯甘心。在楚国盟蜀的第二年(公元前588 年)晋国约集了鲁、宋、卫、曹等国伐郑。这时，楚不敢与晋争，晋也不敢与楚战。在这种晋、楚均势的情况下，晋国接受了由楚国逃来的申公巫臣的建议，南联吴国。“吴始伐楚、伐巢、伐徐”，闹得子重、子反在战场上“一岁七奔命”，“蛮夷属于楚者，吴尽取之”(均见《左传》成公七年)，使得楚国受到很大牵制。 鲁成公十一年(公元前580 年)，晋厉公立。他很有重整晋国的意思。 “初立，欲和诸侯，与秦桓公夹河而盟。归而秦倍盟，与翟谋伐晋。三年，使吕相让秦，因与诸侯伐秦”(《史记?晋世家》)。晋人一向所称的齐、秦、狄、楚四强，这时除楚之外，都为晋所制服。鲁成公十二年(公元前579年)，宋国执政者华元因与楚国令尹子重、晋国中军元帅架书友好，听说晋、楚均有议和之意，便从中促成了历史上所说的第一次弭兵会议。但是，由于晋、楚两国都无诚意，这次弭兵仅使两国矛盾得到了一时的缓和，到鲁成公十六年(公元前575 年)春，楚国首先背约向郑、卫进攻。次年，晋因郑国服从于楚而伐郑，郑国求救于楚，楚恭王率军救郑。晋军渡过黄河，与楚军在鄢陵(今河南鄢陵县)相遇，两军大战，楚国败北而归。晋的胜 9 利助长了晋厉公的骄傲情绪。他于鲁成公十七年(公元前574 年)“欲尽去群大夫，而立其左右”(《左传》成公十七年)，杀掉了郤至、郤锜、郤犨，想以此加强君权。但是，由于晋国公室弱而卿大夫强的趋势已难扭转，所以第二年，厉公反被栾书、中行偃以其党袭捕，“囚之”。厉公被杀后，架书派荀?“迎公子周于周来，至绛，刑鸡与大夫盟、而立之，是为悼公”(《史记?晋世家》)。 晋悼公继位以后，“始命百官，施舍己(免)责(债)，逮(惠及)鳏寡，振(起)废滞(免职或长期没有迁升的)，匡乏困，救灾患，禁淫慝，薄赋敛，宥罪戾，节器用，时(有一定时限)用民”，因而国基得以稳定;然后又任命一批才能称职、德行称爵的官吏，做到了“举不失职，官不易方(常道)，爵不逾德，师不陵正，旅不逼师，民无谤言”(均见《左传》成公十八年)，为晋国复霸打下了基础。 晋悼公在对待戎族的政策方面，采取了魏绎的和戎政策，即“戎狄荐居，贵货易土，土可贾焉，一也;边鄙不耸，民狎其野，穑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晋，四邻振动，诸侯威怀，三也;以德绥戎，师徒不勤，甲兵不顿，四也;鉴于后羿，而用德度，远至迩安，五也”《左传》襄公四年)。也就是用财物去骗取戎族的大片土地，以代替过去的军事杀伐，派魏绛去安抚诸戎，与戎族结盟，从此晋国免除了后顾之忧，便可抽出兵力和楚国争夺郑、宋，争霸中原了。 鄢陵之战以来，郑国一直服从于楚。鲁襄公二年(公元前571 年)，晋在虎牢(今河南汜水)筑城以逼郑。出于郑国经不起晋国的压力，“郑人乃成”(《左传》襄公二年)，又转向于晋。这时，晋、楚俱弱，但因晋国略占上风，楚国不能与晋国对抗，晋悼公才能复霸，但其最大成效也就在于征服了郑国而已。 此时，由于各国公室业已衰弱，大夫日强，春秋时代的历史逐渐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原争霸至此也就接近尾声矣。 10.春秋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 春秋时期的各国兼并与大国争霸历史局面的出现，实质上是社会经济的发展及其地方不平衡性在政治上的一种反映。 铁制工具的使用 春秋时期生产力的发展，首先是从生产工具的变化和发展开始的。铁制工具在中国是什么时代发明和使用的，目前学术界还有争议。1972 年底，在河北藁城台西商代遗址中出土了一组青铜器和玉器，是一个墓葬的殉葬品，其中有一件铁刃铜钺。 这件兵器在铜质的钺身前部嵌以铁制的钺刃，据鉴定，这个铁刃可能来自陨铁。有的同志据此说，在商代铁的使用已经开始了。人类使用陨石制成的铁器虽然开始很早，不过由于陨石来源稀少，当然不可能对当时生产起什么作用。陨铁的利用虽然能使人类初次认识了铁，对于后来的铁矿的冶炼也可能会有帮助，但是陨铁的使用并不能证明当时人类已经有了铁的发明。《诗经?大雅?公刘篇》里描写周的祖先公刘到?地建国时，曾经“取厉取锻，止基乃理”。《尚书?费誓篇》记述成王时鲁国伯禽讨伐徐戎的誓师词中又说:“备乃弓矢，锻乃戈矛，砺乃锋刃，无敢不善。”有人据此认为公刘时代已有铁制工具，西周初期已用铁兵器，都难成说。《公刘篇》的“锻”字，本也作“碫”，《毛传》云:“碫，石也。”锻，自应作碫为是。《说文》训碫云:“石也。”段玉裁以为“《大雅》:‘取厉取嘏’今本作‘取锻’，当依释文本又作嘏。” 直到目前为止，出土资料还没有确切的证据说明西周时期已有铁制农具出现。 《诗经?秦风?驷?篇》云:“驷?扎阜，六辔在手”，孔颖达《正义》“?”字又径作“铁”字，这是先秦典籍中所见最早的“铁”字。这里既把黑色的马称为“?”或“铁”，必然这种黑色金属在当时已是常见之物，而后才有可能把黑色的马也称为?。 10 《驷?篇》为秦襄公时诗，正当两周之交。因此，我们可以说，我国的铁制工具至少在西周末年的周王畿内已经使用于农业生产。《秦公镈》、《秦公钟》早已流传于世，1978 年在陕西宝鸡县杨家湾太公庙村出土的五件青铜钟和三件镈更是这方面的代表作。钟、镈上都有长篇铭文，据此可知其为秦武公时所造。1978 年在甘肃灵合县景家庄春秋早期的秦墓中又出土有一把铜柄铁剑。所有这些，都可与上述文献记载互相印证。 不过，这时的铁只能是一种通过低温固体还原法或称块炼法炼出来的“锻铁”，不可能是“铸铁’。《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13 年)载晋国的赵鞅、荀寅带领军队在汝水旁边筑城，借此向“国”中征收军赋“一鼓铁”，用来铸“刑鼎”。这“一鼓铁”，杜预注云:“令晋国各出功力，共鼓行为铁，计令一鼓而足”，认为“鼓”是“鼓铸”之意，孔颖达《正义》引服虔说:“《曲礼》曰:献米者操量鼓，取晋国一鼓铁铸之。”《管子?地数篇》云:“武王立重泉之戍，今曰:民自有百鼓之粟者不行”，注曰:“鼓，十二斛也。”《孔子家语?正论篇》亦载此事，注云:“三十斤谓之钟，钟四谓之石，石四谓之鼓。”《小尔雅》说同。这都主张“鼓”是一种量器单位。我们认为，不论“鼓”字如何解释，这些记载都反映了当时的冶铁技术已经能够铸出比较大量的“铸铁”，说明我国的冶铁技术已由过去的“锻”发展到了“铸”的阶段。在目前的考古发现中，年代较早的铁器计有三批六件。江苏六合程桥吴墓的两件铁器，是用块炼铁作为原料，铁条特征表现很清楚。洛阳水泥制品厂灰坑出土的空首铁镈和长沙识字岭314 号墓出土的小铁镈都是用铸铁铸造的。据此更可以判断: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掌握块炼法不久，就发明了冶炼生铁的技术，说明由于我国青铜鼓铸技术的发展，加快了炼铁技术的进程。 《国语?齐语》记载管仲的话说:“美金以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 、夷、斤、?，试诸壤土。”可见，春秋时期的兵器虽然仍用青铜铸造，而在农具、木工具方面已经采用铁制的了。春秋中叶齐灵公时的《叔夷钟》铭中有“造或徒四千”的记载，“或”，当是“铁”字的初文，可知，此时似乎已有大批采铁冶炼的官徒。当时的冶铁技术，已经达到了较高阶段，据说，吴王阖闾铸造“干将”、“莫邪”两把宝剑时，曾使用“童女童男三百人鼓蒙装炭”，然后，“金铁刀湍，遂以成剑”(《吴越春秋。阖闾内传》)，说明当时炼炉上所使用的橐是不少的。这种鼓风用的大皮囊因其形式象橐而得名，其鼓风管因和?的管乐器差不多，就称为“?”。这种鼓风设备也就被称为“橐?”。后来《老子》的作者曾把宇宙整个空间比作这种鼓风设备，说:“天地之间，其犹橐?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老子》第五章)。这种橐，当时可能是用牛皮作的，所以墨子说:“橐以牛皮”、“灶用四橐”(《墨子?备穴》)。但是，应当注意的是，春秋时代的铁制工具出土数量毕竟很少，这表明当时铁制工具的使用还很不普遍。例如前引长江流域在江苏六合春秋晚期吴国墓葬中发现的农具和手工业工具，均为青铜制造。就是在中原地区，例如在河南洛阳王城、郑州碧沙岗和山西侯马等地春秋中晚期以至春秋战国之际的遗址中，还普遍存在石、骨、蚌器的生产工具。恩格斯说:“铁使更大面积的农田耕作，开垦广阔的森林地区，成为可能:它给手工业工人提供了一种其坚固和锐利非石头或当时所知道的其他金属所能抵当的工具。所有这些，都是逐渐实现的;最初的铁往往比青铜软，所以石器只是慢慢地消失的”。铁器的使用提高了生产力，使社会经济有了显著发展，也使社会夫系发生了变化。 农业技术的进步 铁制工具的使用为深耕和兴修水利等创造了条件。 铁制农具出现以后，牛耕渐趋普遍起来，牛耕技术的发展，只有与铁器的使用相配合，方可发挥出它的功能。社会上的语言习俗，能够反映一种行为或事实的普遍存在，而且这种行为或事实，又多是存在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孔子弟子冉耕字伯牛，司马耕，字子牛，都以“牛”和“耕”作为名和字，显示了牛耕的行为早在孔子以前既已存在了。《论语》中的“犁牛”之词，《国语》 11 中的“畎亩之勤”的记载，更加证明春秋时代存在牛耕的事实。《左传》宣公十一年曰:申叔时使于齐，反，复命而退。王使让之，曰:“夏征舒为不道，弑其君，寡人以诸侯讨而戮之，诸侯、县公皆庆寡人，女独不庆寡人，何故,”对曰:“犹可辞乎,”王曰:“可哉～”曰:“夏征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讨而戮之，君之义也。抑人亦有言曰:“牵牛以蹊人之田，而夺之牛。牵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夺之牛，罪己重矣。” 这段文字虽然并未明言那践踏田地的牛就是耕牛，但从牛既可牵之看来，其必为耕牛无疑。西周末年宣王“不籍千亩”时，虢文公曾经劝谏，力请恢复那种传之已久的籍田制度时，其中虽然提到自天子以下，公卿百官们如何象征性地耕地。即“王耕一坺，班三之，庶人终于千亩”(《国语?周语上》)，但在文中从头到尾未见只字与牛耕有关的言辞出现。可见，宣王时代是没有牛耕的，至少可以说，那时的牛耕尚未成为一种正式的耕作技术。而《左传》中的“牵牛以蹊”的记载，在孔子生前半个世纪，此事又与牛耕有关，因而我们可以论定，至迟在公元前七六世纪之间，牛已广泛地用作耕田的畜力了。 铁制工具的使用，也给兴修水利提供了方便。公元前563 年，郑国大夫子驷“为田洫”(《左传》襄公十年)，因需在田里挖掘沟洫，遭到贵族的反对。后来子产执政时，使“田有封洫”，即一面调整土地，一面挖掘沟洫，似乎得到了成功，“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均见《左传》襄公三十年)，就是当时人们对于他的歌颂。此外，传说楚国令尹孙叔敖主持修建了勺陂(在今安徽寿县)，灌溉农田一万多顷，扩大了稻田(《后汉书?王景传》)。吴国在春秋末年曾修运河“邗沟”。正是由于当时各国都有国家经营的水利事业，所以在“葵丘之会”的盟约中有“无障谷”(《公羊传》僖公三年)、“无曲防”(《孟子?告子下》)，即或以邻国为壑，或断邻国的水源的规定。上述水利事业的发展，也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达。 11.井田制的内部量变与“书社”的出现 铁制工具的出现，农业技术的进步，使得当时的农业产量有了提高后，公社农民对“私田”上的劳动增加了兴趣，因而出现了“公田不治”的现象。针对这一情况，当时的奴隶主贵族便一反过去传统，取消“公田”、“私田”的区分，实行了“履亩而税”(《公羊传》宣公十五年)制度。为了“履亩而税”，首先必须使公社农民的“私田”固定化，从此公社内部的土地制度，便由过去的暂时占有变为永久占有，即由“三年一换主(土)易居”(《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何休经)变为“自爰其处”，即:“民受田:上田，夫百亩;中田，夫二百亩;下田，夫三百亩。岁耕种者，为不易上田;休一岁者，为一易中田;休二岁者，为再易下田。三岁更耕之，自爰其处”(《汉书?食货志上》)。由于各个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这种制度的变化，有先有后。在春秋列国中，首先实行“履亩而税”的，是齐国的“相地而衰征”(《国语?齐语》)。继齐国之后，则是晋国之“作爰田”(《左传》僖公十五年)。鲁国的“初税亩”(《左传》宣公十五年)，也是一种“履亩而税”制，所以，《谷梁传》宣公十五年解释说:“初税亩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亩十取一也。”楚国在鲁襄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48 年)也对当时的田制进行了改革，“量入修赋”(《左传》襄公二十五年)。郑国在鲁襄公三十年(公元前543 年)也曾对公社土地进行了改革。《左传》襄公三十年中所说的“田有封洫”，是指整理土地经界沟洫而言，“庐井有伍”则是把原来井田中农民的土地庐舍进行调整之义。社会经济发展较慢的秦国，通过秦简公七年(公元前408 年)的“初租禾”(《史记?六国年表》)，也完成了上述田赋制度的变化。这种“履亩而税”制的出现，虽然不是自然发展的产物，是通过阶级斗争完成的，但它也与公社农民在耕种公社土地之余，另外种植垦荒土地而逃税有着密切关系。也就是说，这种逃税情况如果持久下去，奴隶主贵族的剥削收入也就因之相对减少。所以，他们便采取了“履亩而税”制，按公社农民实际耕种面积多少征税， 12 不管它是公社的还是垦荒而来的土地，一律丈量征税。于是奴隶主贵族的剥削便可大大增加起来。《左传》宣公十五年解释“初税亩”时说:“以丰财也”，正得其旨。 春秋时代各国的上述变化，都促成了公社农民使用的土地固定化。公社土地不再重新分配也是我国土地私有制确立的一个必经过程。 春秋时代井田制的内部量变，并没有使当时的公社解体，公社土地的公有制也没有完全过渡到私有制。当时的公社虽仍存在，但是公社农民这个个体与国家的隶属关系愈来愈密切。从这时起，各国普遍出现了“书社”组织，“书社三百”(《吕氏春秋?高义篇》)、“书社四十”(《吕氏春秋?知接篇》)等，便是其例。《荀子?仲尼篇》王先谦注云:“书社，谓以社之户口，书于版图。”“版”，《周礼?天官?宫伯》郑众注云:“名籍也，以版为之，今时乡户籍，谓之户版”。“图”，《周礼?天官?司会》郑玄注云:“土地形象，田地广狭。”可见，春秋时期以后的公社所以称为书社的原因，当是因为公社必须把公社内的户口、土地数字制成清册上交于各国统治者，作为对公社农民征税和力役的根据。《周札?地官?小司徒》职的“凡民讼，以地比正之;地讼，以图正之。”《天官?小宰》职的“三曰听闾里以版图”，也都是反映这一事实的。 12.“国”“野”关系的废除与军赋田税的加重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公社及其所有制即井田制的内部量变，过去的“国”“野”统治关系也在逐渐泯除。《左传》定公六年云:“阳虎又盟公及三桓于周社，盟国人于亳社。“鲁国有两社，一为周社，一为亳社。周社自是鲁之国社，以其为周公后也。鲁因商奄之地，并因其遗民，故立亳社。定公及三桓是周族姬姓，所以要盟于周社。亳社，《公羊》、《谷梁》并以为亡国之社，自然是指被征服的殷族之社。这里引起我们注意的是，盟于“亳社”者本是殷族，应称“庶人”或“野人”，但是现在却说“国人盟于亳社”。这就告诉我们，被征服的殷人，此时已与西周时期不同，由于“国”“野”关系已经混同，就被称为“国人”了。从此以后，他们的社会地位已与“国人”相同，因而也就开始服兵役和缴纳军赋了。 《司马法》云:“王国，百里为郊，二百里为州，三百里为野，四百里为县，五百里为都。”(《周礼?地官?载师》注引)《管子?度地》又云:“百家为里，里十为术，术十为州，州十为都。”《司马法》的“州”，无疑是在郊外，从遂、术可通假看来，《管子》“术十为州”的“州”也在“郊”之外。“州”在“郊”、“野”之间，适与《周礼?载师》的“远郊”相当。我们知道，“州”是“野人”所居，本来不服兵役，可是春秋时代的晋国，为了扩充兵源而“作州兵”(《左传》僖公十五年)，要“州”内的“野人”也服兵役。按照礼法，晋国只能有一军的兵力，晋献公“作二军”(《左传》闵公元年);晋文公搜于被庐，“作三军”(《左传》僖公二十七年);三年后又搜于清原，“作五军”(《左传》僖公三十一年);八年后“舍二军”(《左传》文公六年)，复三军之数;到了公元前588 年则改“作六军”(《左传》成公三年)，永为定制。当时的军队来源，史载甚简，虽难推测，但是其由二军为三军、五军，当是“作州兵”的直接结果。又如，《左传》成公元年，鲁国“作丘甲”，昭公四年郑国“作丘赋”。“丘”，本来也是“野人”居住之区，既不当兵，也不出兵赋，而今鲁、郑两国“丘”中“野人”又出丘甲和丘赋。所以，《谷梁传》说:“丘甲，国之事也。丘作甲，非正也。..夫甲，非人人之所能为也”(成公元年)。《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说，楚国?掩为司马，于木“使庀赋，数甲兵”，大概也是编“野人”为军的。所以楚王后来说:“昔诸侯远我而畏晋，今我大城陈、蔡、不羹，赋皆千乘..诸侯其畏我乎,”(《左传》昭公十二年)公元前六世纪中叶以前，诸侯的兵力还不大，例如齐桓称霸时不过“革车六百乘”(《国语?齐语》。各本“六”作“八”，据王引之说改)，晋、楚城濮之战时，晋“车七百乘”(《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后来的晋、齐鞍之战，晋军也只出八百乘而已。几十年后的诸侯列国，几乎都已全 13 国皆兵，可见当时公社农民的军赋负担之重。所以，郑国子产“作丘赋”时，“国人”指责他说:“其父死于路，己为虿尾，以令于国，国将若之何,”(《左传》昭公四年)。 《论语?雍也篇》:“子谓仲弓曰:犁牛之子，骍且角。虽欲无用，山川其舍诸,”我国的井田制度由定期分配变为永久占有之后，公社农民缴纳给国家贡赋，便由“先王制土，籍田以力”(《国语?鲁语下》)即“国”中行彻法、“野”里行助法，逐渐转变以一律行彻法的剥削方式了。《论语，颜渊篇》云: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这里的“二，吾犹不足”的“二”字，何晏《集解》曰:“谓十二而税”，是。《孟子?告子下》又说:“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孟子以为二十取一过轻，鲁国什取二又过重，足见那时的彻法税率自然较少于什二，其为什一无疑。但是，自春秋中叶各国采取“履亩而税”以来，随着各国奴隶主贵族的日趋奢侈腐化，田税也在不断地增加。 14.阶级关系的变化 春秋时代，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长期的政治斗争与兼并战争，加速了公社组织的演变，财富的集中，公社农民的破产和一些贵族的没落，使得当时的阶级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 奴隶主贵族 春秋时期，各诸侯国仍按宗法制度进行分封，所以受封地者多为贵族出身的卿大夫，其受田多少也依封建等级的高低而定。如，晋国之制“大国之卿，一旅之瞩”，一旅之田为五百亩:“上大夫，一卒之田”(均见《国语?晋语八》)，一卒之田为百亩。卫国之制“唯卿备百邑”(《左传》襄公二十七年)，但是卿大夫除封地之外，还有如“郑伯赏入阵之功”(《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赐子展八邑、子产六邑，因功而得赏田者。另外，卿大夫的“分室”“夺田”之事也多，几乎无世无之，而且时代愈下，侵夺的现象愈激烈，这种侵夺行为多起于贵族的斗争。田邑被夺者，往往不惜牺牲一切，孤注一掷，出之以叛乱。因为失邑失田，则财源断绝，沦为“疏食”者，同时职守丧失，权势亦尽，等于削掉贵族的身份。薳氏叛楚，所因“丧职之族”(《左传》昭公十三年)，也就是室邑田土被夺之人。这种非法的夺邑斗争不仅常常引起流血政变的后果，而且又使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成了一句空话，奴隶主贵族内部开始发生变化。各国的奴隶主贵族在长期的兼并战争与政治斗争中，有的逐渐降为农民或者沦为奴隶。《左传》信公三十三年云:“臼季使，过冀，见冀缺褥，其妻馌之”;昭公二十年又云:“(伍)员如吴..而耕于鄙”;《国语?晋语九》也云:“夫范、中行氏不恤庶难，欲擅晋国。今其子孙将耕于齐。宗庙之牺，为畎亩之勤。”这里的冀缺、伍员、范氏和中行氏几家贵族都是政治斗争中的失败者，现在都在田野里耕种，成了自耕农民。《左传》僖公二十五年载，周天子以樊阳之田赐晋文公，樊阳不服，晋军围之。樊阳人“苍葛呼曰:‘..此，谁非王之亲姻，其俘之也,’”这也是贵族在没落为自由民或奴隶前的一种哀号。《左传》昭公三年记载，晋国叔向曾对晏婴说:“栾、郤、胥、原、狐、续、庆、伯，降在皂隶。..肸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这是贵族降为奴隶的一个明显例证。 “国人”参政及其限度 西周时期由于有着“国”“野”区别，“国人”和“野人”不仅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存在权利义务的不同，而且在建学受教育方面也有差别。但是，到了春秋时代，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公社的内部量变和井田制度从“换主(土)易居”向“自爰其处”的转变，“国”“野”和“国人”“野人”的差别也就逐渐走向混灭。这时的“国人”已经包括“野人”在内，有时又称“小人”或“庶人”。 14 春秋时期的邦国建立在国人之上，当时的统治者如果得不到国人的支持，往往败亡，所以楚沈尹戌曾说:“民弃其上，不亡何待,”(《左传》昭公二十三年)楚灵王时，贵族政变“入楚”，灵王在乾溪，右尹子革劝他“请待于郊，以听国人”。灵王无道，不得民心，自知“众怒不可犯”，不敢入楚，田缢于芋。后来发动政变的贵族子弟子干、子皙也曰:“众怒如水火焉，不可为谋”，惧国人之怒而自杀(均见《左传》昭公十三年)。“国人”干政的方式，或决定国君废立，或过问外交和战，或参议国都迁徙，这在例如郑、卫、宋、曹、陈、许、莒等中小国家里表现得最为明显，可能这是保留的原始共同体的遗习较多的缘故。公元前642 年，邢人、狄人伐卫，“卫侯以国让父兄子弟，及朝众曰:‘苟能治之，燬(卫文公名)请从焉。’众不可。而后师于訾娄。狄师还”(《左传》僖公十八年)。这里的“众”，当指国人。国人无权指染王位，但是凡国之事需要经过全体国人的认可，所以卫侯让位而朝国人，国人反对，贵族也无可奈何。 公元前497 年，晋国大夫范氏、中行氏攻晋定公，“国人助公，二子败，从而伐之”(《左传》定公十三年)，“郑子孔之为政也专，国人患之..子展、子西率国人伐之，杀子孔而分其室”(《左传》襄公十九年)。得到国人的支持，甚至太子可以弑其君父，“莒纪公生太子仆，又生季佗。爱季佗而黜仆，且多行无礼于国。仆因国人以弑纪公”(《左传》文公十八年)，便是其例。除内政外，在外交方面，国人也起决定作用。 春秋时代晋楚争霸，中原小国深受其苦，朝楚则晋攻之，朝晋则楚伐之。卫国在晋楚间，有一次“卫侯欲与楚，国人不欲，放出其君，以说于晋”，卫侯乃“出居于襄牛”(《左传》信公二十八年)。春秋末年，吴国兴起于东南，与楚争霸，滨临的陈、蔡两国亦蒙其害。公元前506 年，吴军入楚都，“使召陈怀公，怀公朝国人而问焉，曰:‘欲与楚者右，欲与吴者左’”(《左传》哀公元年)。公元前597 年，楚子围郑，封锁十七日，“郑人卜行成(求和)，不吉;卜临(哭)于大宫，且巷出车，吉”(《左传》宣公十二年)，国人与统治者皆大哭，准备迁都。公元前640 年，秦、晋战于韩原，晋惠公被俘。秦伯合晋使吕甥，盟于王城。秦伯问:“晋国和乎,对曰:“不和”。《左传》僖公十五年纪其事云:小人耻失其君而悼丧其亲，不惮征缮以立圉也，曰:“必报仇，宁事戎狄～”君子爱其君而知其罪，不惮征缮以待秦命，曰“必报德，有死无二～”以此不和。以晋这样一个国家，还认为一国也是由君子(贵族)与小人(国人)所组成，国人在当时政治中有着重要地位，必须贵族与国人“和”，国家才能有指望。公元前634 年，齐孝公伐鲁北鄙，僖公命展喜犒齐师，让他向展禽请教如何措辞。齐侯问曰:“鲁人恐乎,”展喜对曰:“小人恐矣，君子则否”(《左传》僖公二十六年)。展禽即柳下惠，对于国家存亡的应答，依然也是小人、君子并举，可见国人在当时各国政治生活中举足轻重。由此我们认为《周礼?秋官?小司寇》职:“致万民而询焉”的“询国危”、“询国迁”、“询立君”决非向壁虚构之事，当与公社残存息息相关。 春秋时代的国人，与当时各国的国君、贵族虽然形成了鼎足而立的势力，但其干与政治是有先天的限度，即他们平时影响政治的行为只是诉诸舆论，即所谓“谤言”而已。例如，晋平公问师旷“卫人出其君，不亦甚乎,”时，师旷回答说:“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辅察其政。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庶人谤，商旅于市，百工献艺”(《左传》襄公十四年)。这里的“庶人谤”就是《国语?周语上》周邵公所谓的“庶人传语”，也即“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左传》襄公三十一年)的意思，都是止于舆论批评而已。《诗经》有国风，诗序曰:“风，讽也。”国风确实包括有国人的舆论。中国古代一般都有采集民意之官，所谓“询于刍荛”(《诗经?大雅?板》)，便是其例。但是贵族对于这仲“谤言”“知而不已”、“讯予不顾”(《诗经?陈风?墓门》)，即可听也可不听，并不致于制约政治制度。所以，周厉王为虑“国人谤王”，厉王怒，派人监视，谤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国语?周语上》)，即使在国人忍无可忍起而暴动时，也都是与贵族共同发起的，象“陈国城，版筑而杀人。役人相命，各杀 15 其长，逐杀庆虎、庆寅”(《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并非常例。 在中国古代社会里，由于残存着公社组织，加上氏族共同体的遗习，也就造成了一种力量，使当时的贵族不敢轻侮他们，一旦生产力有了发展，公社逐渐解体，公社凝结体烟消云散时，国人干预政治的力量，就必然随之瓦解矣。 《左传》僖公二十八年云:“(晋侯)听舆人之谋曰:称‘舍于墓。’师迁焉。曹人凶惧。”又云:晋侯“听舆人之诵曰:‘原田每每，舍其旧而新是谋。’公疑焉。”这里的“舆人”很难知其具体身份。但从《国语?晋语三》的“惠公入而背外内之贿，舆人诵之曰..’;《楚语上》的“近臣谏，远臣谤，舆人诵，以自诰也”以及《左传》襄公三十年的子产“从政一年，舆人诵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畴而伍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及三年，又诵之曰:‘我有子弟，子产海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等记载看来，“舆人”也常常有诵，又有土地，且有“衣冠”，并有能受教育的“子弟”，似与“国人”身份相近。 春秋时代，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公社的内部量度，在农业生产者中间，出现了“隶农”，他们“虽获沃田，而勤易(治)之，将不克飨，为人而已”(《国语?晋语一》)。这个“隶农”，当是一种庸耕者。《左传》襄公二十七年的“仆赁于野”即郊野有自由贫民可供雇庸，更是其征。恩格斯曾经指出:“包括着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的雇用劳动是很古老的;它个别地和分散地同奴隶制度并存了几百年。但是只有在历史前提已经具备时，这一萌芽才能发展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可见，在奴隶社会中存在着雇佣劳动现象是不足为奇的。 奴隶 春秋时代的奴隶种类颇多，仅就《左传》昭公七年载，就有皂、舆、隶、僚、仆、台、圉和牧。此外，还有?(《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奴(《论语?微子》)、婢子(《左传》僖公二十二年)、徒人(《左传》庄公八年)、阍(《左传》昭公五年)等，至于象“小臣”之类，尚待考证者，暂皆不论。 当时的主要奴隶来源是战俘，因而《左传》中常有“大获”(隐公六年)、“尽获之”(襄公二十七年)、“尽俘”(定公十五年)等记录。各国贵族为了能够掠夺奴隶，往往不择手段。公元前585 年，晋国大夫伯宗、夏阳说率领军队本来是和卫国、郑国一起攻打宋国的，但是到了卫国附近，因见卫国没有防备，就要袭击卫，夏阳说:“虽不可入，多俘而归，有罪不及死”(《左传》成公六年)。后来经过伯宗的劝阻才停了下来。不但大国如此，一些小国也不例外。邪国乘?国插秧之际，偷袭?国，“尽俘以归”(《左传》昭公十八年)。就连小小胡国，也利用吴师入楚的时机，“尽俘楚邑之近胡者”(《左传》定公十五年)，结果招来了亡国的祸害。 罪人没为奴隶，也是奴隶的主要来源之一。楚公子弃疾出使晋国，路经郑国，对其随从誓曰:“有犯命者，君子废，小人降”(《左传》昭公六年)，也就是说如果触犯命令，君子撤职，小人降为奴隶。《吕氏春秋?精通篇》载，钟子期听到击磐的声音很悲，使人召来其人而问其故。击磐者回答说:“臣之父不幸而杀人，不得生，臣之母得生，而为公家为酒，臣之身得生，而为公家击磐，臣不睹臣之母三年矣”，他本想赎回母亲，自己却是一无所有，而且本身也是“公家之财”。这个故事，更是罪人为奴的绝好例证。杀人者本身受刑，家属要沦为奴隶，是当时的一般惯例。 奴隶的第三个来源是买卖奴隶。《吕氏春秋，观世篇》里以为越石父的沦落是“齐人，累之”，《史记?管晏列传》也说:“越石父贤，在缧泄中。”但是《晏子春秋?内篇杂上》却云:“晏子之晋，至中牟。睹弊冠反裘负刍，息于涂侧者，以为君子也。使人问焉，曰:‘子为何者也,’对曰:‘我越石父也。’晏子曰:‘何为至此,”曰:‘吾为人臣仆于中牟，见使将归。’晏子曰:‘何为为仆,’对曰:‘不免冻饿之切吾身，是以为仆也。’晏子曰:‘为仆几何,’对曰:‘三年矣。’ 16 晏子曰:‘可得赎乎,’对曰:‘可。’遂解左骖以赠之，因载而与之归。”这里说的越石父沦落与犯罪无关，而是迫于冻饿而卖身为奴的。《吕氏春秋?察微篇》记载:“鲁国之法，鲁人为人臣妾于诸侯，有能赎之者，取其金于府。子贡赎鲁人于诸侯，来而让不取其金。孔子曰:‘赐失之矣。自今以往，鲁人不赎人矣。取其金，则无损于行，不取其金，则不复赎人矣。’”这个故事比较可信，因为一般掠卖奴隶多半不在本地贩卖，而是转运他地销售。这里所说“鲁人为人臣妾于诸侯”，则是可信的。《国语?吴语》所谓“妻子鬻”的记载，也是奴隶买卖现象的反映。正是因为春秋时代有出卖女为妾的事实，所以子产说:“买妾不知其姓，则卜之”(《左传》昭公元年)。春秋时代掠卖奴隶的虽已相当普遍，但是卖身为奴的事例为数不多，债务奴隶似乎还不存在，这与当时公社及其所有制即井田制度尚未完全解体有着密切关系。 春秋时期的奴隶多为官府所有。《左传》隐公五年云:“若夫山林川泽之实，器用之资，皂隶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这里的皂隶已若贱官，管理“器用”等，与普通奴隶不同。他们“不知迁业”，世袭为之。《国语?晋语四》云:“皂隶食职”，韦昭注曰:“各以其职大小食禄”，可知皂隶乃是一种官府奴隶。各国官府奴隶的具体数字，史书虽无明确记载，但从齐灵公灭莱一役获得大量战俘，齐襄公“九妃六嫔，陈妾数百”(《国语?齐语》)，可知齐国国君拥有大量奴隶。晋国的荀林父有“狄臣千室”(《左传》宣公十五年)，狄臣即狄俘，一室以五人计，就有五千人之多。 《叔夷钟》铭云:“余易女..厘仆三百又五十家’，厘仆或即莱俘，以一家五人计，三百五十家就有一千七百五十人。可见各国大夫也有大量奴隶。贵族之外，一般平民家中也拥有奴隶。 春秋时代，奴隶听从事的生产事业，首先是手工业。《叔夷钟》云:“余命女(汝)司?(予)厘造?(铁)徒四千，为女敌察。”“厘造铁徒”是出身于莱的刑徒，其数目竞达四千之多，实在惊人。齐国的这种铁官徒在政府控制下进行生产，与汉代的铁官徒几乎完全相同。《越绝书》卷二云:“阖庐以铸干将剑，欧冶僮女三百人。”《吴越春秋》卷四又云:“使童女童男三百人鼓橐装炭，金铁刀濡，遂以成剑，阳曰干将，阴曰莫邪。”这些童男童女都是奴隶，似乎也是国家所有。女奴从事养蚕、纺织的也较常见。齐国的“蚕妾”(《国语?晋语四)、郑国的“女工妾”(《国语?晋语七》)，便是其证。《左传》昭公七年杜注云:“养马曰圉，养牛曰牧。”可见，当时也有从事畜牧业的奴隶。 奴隶也有为贵族从事非生产性劳动和为满足他们的荒淫腐化需要而用于家内劳动者。《左传》襄公十一年云:“郑人贿晋侯，以师悝、师触、师蠲..歌钟二肆，及其镈磬，女乐二八。”《吕氏春秋?壅塞篇》云:“秦缪公时，戎强大，秦缪公遗之女乐二八与良宰焉。”这里的师悝等与女乐，都是国有奴隶。此外还有守门的“阍”、作陪嫁的“媵”、守馆的“馆人”、“妾”、“竖”、“寺人”等，他们都是奴隶主贵族所奴役或任意屠杀的奴隶。晋景公死，他的“小臣有晨梦负公以登天，及日中，负晋侯出诸侧，遂以为殉”(《左传》成公十年)。晋“平晏(公)射鴳不死，使竖襄搏之，失。公怒，拘将杀之”(《国语?晋语八》)，便是其例。 综上可见，春秋时代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长期政治斗争和兼并战争的影响，引起了当时阶级关系的变化，预示了中国奴隶社会开始走向动荡的历史趋势。 15.向戌弭兵 从春秋前期齐桓公创霸业起，直到春秋中叶之末，晋、楚再盟于宋止，诸大国为了争霸砍杀了百余年，弄得中小国家不仅要贡纳财物，而且受到战争之害也颇深重。地处晋、吴、齐、楚交通要道之间的宋、郑两国，首鼠两端，吃尽了大国苦头。这两个国家对待晋、楚的政策如同郑大夫子良所说:“晋、楚不务德而兵争，与其来者可也。晋、楚无信，我焉得有信,”(《左传》宣 17 公十一年)晋、楚两国皆因内争外患而筋疲力尽，诸侯间也实在受不了“牺牲玉帛，待于二境”(《左传》襄公八年)的苦痛，于是再由宋国发起弭兵运动。 宋国的执政者向戌与晋、楚两国的当权者赵武(即赵孟，又称赵文子)和子木(即屈建)是好友，他想利用这种关系，在诸侯间发起弭兵运动。鲁襄公二十七年(公元前546 年)，向戌先到晋国去找中军元帅赵武，赵武和众大夫商量对策，韩宣子曰:“兵，民之残也，财用之蠹，小国之大葘也。将或弭之，虽曰不可(不能成功)，必将许之。弗许，楚将许之，以召诸侯，则我失为盟主矣”，因而晋国赞同了向戌的倡议。向戌又去楚国，“楚亦许之”，(均见《左传》襄公二十七年)，接着齐、秦和其他一些中小国家也都表示同意。 是年五月至七月，晋、楚、齐、宋、卫、郑、鲁、陈、邾、滕、许、蔡等候国的卿大夫和小国君主在宋都商邱盟会，秦国虽然同意弭兵，但没有出席会议。在会上，楚国首先提出“晋、楚之从，交相见”(《左传》襄公二十七年)的要求。这个“晋、楚之从”是指附属于晋、楚的各国，“交相见”，意谓原属晋的朝楚，属楚的朝晋。这就是说，原先分别从属晋、楚的中小国家，现在要同时负担向晋楚两国朝贡的义务。由于原来从属于晋国的侯国占多数，这就使晋国吃了亏。于是，晋赵武说:“晋、楚、齐、秦匹也。晋之不能于齐，犹楚之不能于秦也。楚君若能使秦君辱于敝邑，寡君敢不固请于齐,”(《左传》襄公二十七年)最后商定，齐、秦两国除外，其他各国都须“交相见”，楚国还是占了便宜。这样一来，两国的附属国必须既朝晋又朝楚，承认晋、楚为其共同的霸主。当时如果不是晋、楚两国势均力敌，这种现象是不会出现的。 弭兵会议后，晋、楚两国之间在四十年内没有发生冲突，战争的中心便由中原移到了东南地区的吴、楚，吴、越之间。这时的中原诸侯国虽然免受了大国的征伐，但从小国人民的负担来说，并未减轻，因为他们的贡纳较前增加了一倍。 例如，公元前544 年，晋人司马女叔侯对晋君说:“鲁之于晋也，职贡不乏，玩好时至，公卿大夫相继于朝，史不绝书，府无虚月”(《左传》襄公二十九年)。郑国对晋、楚的贡纳也是很重的。公元前551 年，晋国派人到郑国要贡品时，子产回答说:郑国对于晋国，“不朝之间，无岁不聘，无役不从。以大国政令之无常，国家罢病，不虞荐至，无日不惕，岂敢忘职”(《左传》襄公二十二年)。春秋时代，鲁、郑等国对于晋、楚大国属于二等国，但是它们对于一些小国又是强者，小国对于它们又有负担。鲁向邾、?等国索取贡物，便是其例。 小国对于大国的贡纳，当然还是落到人民头上，因而人民负担也就不断加重。所以在齐国“民参其力，二入于公”;在晋国“庶民罢敝，而公室滋侈。道殖相望，而女富溢尤”(均见《左传》昭公三年);在楚国，“道殖相望，盗贼司目，民无所放(依)，是之不恤，而蓄聚不厌”(《国语?楚语下》)。当时的人民由于遭受到如此沉重压榨，因而人民反抗，也较普遍。所以记载中说:楚国“寇盗充斥”(《左传》襄公三十一年);鲁、郑“多盗”(《左传》襄公二十一年)。齐国因为施用严刑镇压人民的反抗，以致“国之诸市，屡贱踊贵”(《左传》昭公三年)。这种现象的出现，正如墨子所云:“富贵者奢侈，孤寡者冻馁，虽欲无乱，不可得也”(《辞过篇》)。弭兵约后，各国便由过去的国与国的斗争逐渐转向国内斗争，使一些侯国内部发生了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变化，旧制度也逐渐为新制度所代替。因此可以说，洱兵之会是春秋时期由诸侯兼并转向大夫兼并的关键之年，也是春秋时代由前期转入后期的标志。 16.各国内政的变迁 中原弭兵之后，各国的内政逐渐下移到卿大夫手中，出现了大夫专政的局面。 晋国 公元前633 年，晋国始“作三军”，以“郤縠将中军”(《左传》僖公二十六年)，此为郤氏始 18 兴。公元前632 年，郤縠卒，“原轸(即先轸，原为其食邑，晋人多以食邑为氏)将中军”(《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此为先氏始兴。公元前627 年，先轸“免胄入狄师，死焉”，其子“先且居将中军”(僖公三十三年)。公元前622 年，先且居(即霍伯，霍盖其采邑)死，次年，阳处父“易中军”(文公六年)，赵盾为政，逐孤氏，逼晋君，灵公欲杀之，未克，反为所杀，赵盾立成公，此为赵氏始兴。《左传》宣公二年云:“初，丽姬之乱，诅无畜群公子，自是晋无公族。及成公即位，乃宦卿之适(子)而为之田，以为公族(为公族大夫)。又宦其余子，亦为余子(亦治余子之政);其庶子为公行。晋于是有公族、余子、公行。”从此晋国以异姓、异氏为公族，公室卑弱从此始。公元前601 年，“郤缺(代赵盾)为政”(《左传》宣公八年)。公元前597 年，郤缺已死，荀林父代之“将中军”(《左传》宣公十二年)，此为荀氏(中行氏)始兴。次年，晋杀先縠，先氏亡。公元前593 年，“命士会将中军”(《左传》宣公十六年)，代荀林父为政，此为范氏(士氏)始兴。次年，士会请老，郤克为政。公元前587 年，“栾书将中军”(《左传》成公四年)，代郤克为政，此为栾氏始兴。公元前574 年，晋厉公杀三郤(郡锜、郤犨、郤至)，郤氏亡，“栾书、中行偃遂执公焉”(《左传》成公十七年)，“使程滑弑厉公”(《左传》成公十八年)。公元前573 年，韩献子(即韩厥)为政”(《左传》成公十八年)，此为韩氏始兴，公元前566 年，“韩献子告老”(《左传》襄公七年)，知?为政，此为知氏(中行氏之别支)始兴。公元前560 年，“荀偃将中军’(《左传》襄公十三年)，代知?为政。公元前554 年，荀偃死，士匄为政，范、栾二氏不和，士匄逐栾盈，晋内乱。越二年，栾氏亡。公元前548 年，士匄已死，“赵文子(即赵武)为政”(《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赵氏再兴。公元前541 年，赵武死，韩起为政。公元前514 年，韩起死，“魏献子(即魏舒)为政”(《左传》昭公二十八年)，此为魏氏始兴。至此，晋有韩、赵、魏、范、知、中行六大卿族即“六卿”。他们拥有实际政治权力和广大土地，渐渐不把国君放在眼里，“晋益弱，六卿皆大”(《史记?晋世家》)。公元前509 年，魏舒死，范秧为政。公元前497 年，赵鞅代范鞅为政，赵鞅与范、中行氏不和，范、中行氏入于朝歌以叛。公元前490 年，“晋围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齐”(《左传》哀公五年)，范、中行氏亡。公元前475 年，知瑶代赵鞅为政。至此，晋国卿族只剩下了知、韩、魏、赵四家，其中以知氏为最强。后来，知伯与赵氏为敌，赵氏说服韩、魏，三家联合灭了知氏，就形成了三家分晋的局势。 关于韩、赵、魏为什么能在大夫兼并中取得胜利问题，似乎可以从《银雀山竹简》中得到一些了解。如云:吴王问孙子曰:“六将军分守晋国之地，孰先亡,孰固成,”孙子曰:“范、中行是(氏)先亡。”“孰为之次,”“智是(氏)为次。”“孰为之次,”“韩、魏为次。赵毋失其故法，晋国归焉。”吴王曰:“其说可得闻乎,”孙子曰:“可。范、中行是(氏)制田，以八十步为?(畹)，以百六十步为?(亩)，而伍税之。其?田陕(狭)，置士多，伍税之，公家富。公家富，置士多。主乔(骄)臣奢，冀功数战，故曰先[亡]。..公家富，置士多，主乔(骄)臣奢，冀功数战，故为范、中行是(氏)次。韩、魏制田，以百步为?(畹)，以二百步为?(亩)，而伍税[之]。其?田陕(狭)，其置士多。伍税之，公家富。公家富，置士多。主乔(骄)臣奢，冀功数战，故为智是(氏)次。赵是(氏)制田，以百廿步为?(畹)，二百册步为?(亩)，公无税焉。公家贫，其置士少，主金(俭)臣?，以御富民，故曰固国。晋国归焉。”吴王曰:“善。王者之道，??厚爱其民者也”。从孙武回答吴王的话中可以看出，那时六家的田制虽然都已突破了“百亩为田”的旧“经界”，而范氏、中行氏和知氏的田亩制远没有韩、赵、魏的大，也就是说，灭亡早的范、中行、知三家，田制小、剥削重、养士多、生活奢侈，因此不得人心。而韩、赵、魏三家，亩制大、剥削轻、养士少、生活节俭，所以得到人民的支持。孙武对于晋国六卿存亡的分析，当是一个接近历史事实的看法。 齐国 19 齐国的世卿大族，较之晋国为少，桓公称霸以前只有国、高二氏。 公元前574 年，“齐侯使崔杼为大夫，使庆克佐之”(《左传》成公十七年)，此为崔、庆二氏预政之始。公元前554 年，崔杼立齐庄公，始得政。公元前548 年，崔杼杀庄公立灵公“而相之，庆封为左相”(《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次二年，庆封“灭崔氏”(《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当国。公元前545年，陈、鲍二氏合栾、高(皆出于齐惠公，此栾氏谓栾施，字子旗;高氏谓高强，字子良)共灭庆氏。栾、高二氏“皆嗜酒，信内多怨，强于陈、鲍氏而恶之”(《左传》昭公十年)，陈、鲍灭之。春秋末年的陈氏(即田氏)，原来是陈国贵族，早在鲁庄公二十二年(公元前672 年)，陈公子完在陈国一次政治斗争中失败，逃到齐国，从此就在齐国有了立足点。除灭栾、高后，陈桓子召回群公子，向各公族讨好，得到高唐的赏邑，于是“陈氏始大”(《左传》昭公十年)，政权被他所统一，立定了代齐的基础。所以，晏子回答叔向曾说:“此季世也，吾弗知。齐其为陈氏矣～公弃其民，而归于陈氏。齐旧四量:豆、区、釜、钟。四升为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釜十则钟。陈氏三量，皆登一焉，钟乃大矣。以家量贷，而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于山;鱼盐蜃蛤，弗加于海。民参其力，二入于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蠢，而三老冻馁，国之诸市，屦贱踊贵。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其爱之如父母，而归之如流水。欲无获民，将焉辟之,箕伯、直柄、虞遂、伯戏(陈氏之先)，其相胡公(陈国始封之祖)、大姬(胡公妃)，已在齐矣。”(《左传》昭公三年) 鲁国 鲁国因“秉周礼”的缘故，由公族执掌大政。鲁公族中以季、孟、叔三家最强，他们都是桓公之后，所以称作“三桓”。公元前659 年，季友战败莒师，“公赐季友汶阳之田及费”(《左传》僖公元年)，汶阳之田边齐，后为齐人所取，费则僻在东南，所以长为季氏所有，季氏以此为根据地而执鲁政，强于二家。孟氏有成，叔氏有郈，都边于齐，势力并不巩固。公元前510 年，“鲁文公薨，而东门遂杀嫡立庶，鲁君于是乎失国”(《左传》昭公三十二年)。后来，东门氏因与三桓争政，被三桓除掉，从此政权更集中于季氏。公元前562 年，鲁“作三军，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左传》襄公十一年)。按，鲁国公室本为二军，今作三军，改为季孙、叔孙、孟孙各私有一军，其不足数，由三氏各以原有的私乘补充。从此以后，三家的势力格外强盛。公元前561 年，季武子执政，从此政治大权尽归季氏。为了降低公室的地位，公元前537 年“舍中军”，“四分公室，季氏择二，二子各一，皆尽征之，而贡于公”，以“卑公室”(均见《左传》昭公五年)，从此，鲁国人民只向三家纳征，再由三家转向昭公交纳贡赋。这样一来，鲁国实际上已分成三国，鲁君不过保有一个宗主虚名和部分民赋而已。公元前517 年，昭公由于受不了季氏的凌逼，就起兵攻袭季氏。季氏得叔、孟两家的帮助，合力把昭公赶出国都，终身不能回来。从此季氏代行君权，凡八年。鲁昭公死于外时，“赵简子问于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诸侯与之;君死于外，而莫之或罪，何也,(“何”字各本无，今从金泽文库本增)’对曰:“..天生季氏，以二鲁侯，为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鲁君世从(纵)其失(佚)，季氏世修其勤，民亡君矣。虽死于外，其谁矜之,’”(《左传》昭公三十二年)由此可见，季氏在与鲁君争夺政权的斗争中注意争取人民，得到人民的支持，因而宋国乐祁说:“政在季氏三世矣，鲁君丧政四世矣。无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左传》昭公二十五年)。 郑国 郑国因近周室，保守周制，也是一个公族执政的国家。郑国的政权下移，始自“郑七穆”(《左传》襄公二十六年)。郑穆公十一子，子然、子孔、士子孔三族已亡，子羽不为卿，所存而当政者有子展公孙舍之为罕氏、子西公孙夏为驷氏、子产公孙侨为国氏、伯有良肖为良氏、子大叔游吉为游氏、子石公孙段为丰氏、子石印段为印氏，故曰七穆。公元前605 年，郑灵公死，“郑人 20 立子良”(《左传》宣公四年)，是为穆族执政之始，自是以后，穆公各族，更迭为政。公元前571 年，“子罕当国”(《左传》襄公二年)。公元前563 年，“子驷当国”(《左传》襄公十年)。公元前555年，子孔执政，“欲去诸大夫”(《左传》襄公十八年)。公元前554 年，“郑人使子展当国”(《左传》襄公二十年)。公元前544 年，伯有执政，郑内乱，伯有死，子皮执政，授权子产。公元前522 年，子产死，“(子)太叔为政”(《左传》昭公二十年)。郑国自子太叔以后，执政者还有驷颛、罕达、驷弘，都是穆族，兹不详述。这里需要指出的是，郑国执政大夫子皮，与下述宋国执政大夫司城子罕都曾贷粮与国人，因而得到了人民的支持。所以，晋国大夫叔向说:“郑之罕(子展、子皮、罕氏)，宋之乐(宋子罕、乐氏)，其后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国乎～民之归也。施而不德，乐氏加焉，其以宋升降乎～”(《左传》襄公二十九年) 宋国 宋国在春秋诸侯国中，一直积弱不振，其主要症结是由于他的宗法制度稳固，强宗大族擅权，政治上因循守旧的缘故。宋昭公时的司马乐豫说:“公族，公室之枝叶也;若去之，则本根无所庇阴矣”(《左传》文公七年);楚国太宰犯又云:“诸侯唯宋事其君”(《左传》昭公二十一年)，便是其证，不过，春秋中叶以后，宋国政权也稍下移。先是华元执政，时间很久，后是司城子罕，再后则是向戌，向戍之后为华亥，华亥之后为乐大心，乐大心之后为皇瑗，皇瑗之后为皇缓，至春秋之未为乐筏。 卫国 卫国在春秋初年，尚算一个大国，但是“狄人伐卫”(《左传》闵公二年)后，特别是到了春秋中叶，齐、晋交侵，已逐渐成了一个小国。卫国内部局面的变化，虽然不需详考，只要指出孙、宁二氏都是逼君之大族，卫君且被逐出国，以及其后二氏夷灭，春秋末年的南氏(公子邱之后)执政，大权悉在其手，便可以概其余。 上述各国的大夫之间，也在不断互相兼并，扩大领地，争夺奴隶和财富。例如，鲁闵公傅“夺卜?田”(《左传》闵公二年);晋大夫“郤锜夺夷阳五田..郤犨与长鱼矫争田，执而梏之，与其父母妻子同一辕”(《左传》成公十七年)。“争田”之外，还有“夺室”、“兼室”、“分室”。这种“室”，究竟包括哪些内容呢,晋国范文子批评晋厉公时说:“今我战又胜荆与郑，吾君..大其私暖而益妇人田，不夺诸大夫田，则焉取以益此,诸臣之委室而徒退者，将与几人,”又说:“于是乎君伐智而多力，怠教而重敛，大其私暱，杀三郤而尸诸朝，纳其室以分妇人”(均见《国语?晋语六》)。从这两段文字中可以看出，厉公“大其私暱而益妇人田”，当是“不夺诸大夫田，则焉取以益此，诸臣之委室而徒退者将与几人”，结果“杀三郤而尸诸朝，纳其室以分妇人”。这里的“室”，韦昭注云:“妻妾货财”、“家资也”。可见，其中包括土地以及妻孥、臣僚、仆庸、奴隶和其他财富。所以，齐国崔行杀高厚而“兼其室”(《左传》襄公十九年)，陈氏、鲍氏败栾施、高强而“分其室”(《左传》昭公十年)，楚国申公巫臣取夏姬奔晋，子重、子反杀其族而“分其室”(《左传》成公七年)，楚公子围杀大司马芳掩而“取其室”(《左传》襄公三十年)。在大夫兼并过程中，加强了势力强大的大夫地位，在各诸侯国中他们成了实际的执政者。各国执政大夫所以能在同国君的斗争中取得胜利，主要是他们得到了人民的支持。上述的大夫交替执政，也就结束了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局面。 17.县郡的出现 县的起源或举楚或举秦，今难详证。春秋时期，世族世官制度还未衰落，晋、楚等国虽已开始了县的设置，晋、吴并已开始郡的设置，但郡县中的县大夫或县公，仍然大都由卿大夫及其子弟担任，与战国时期的县令全由国君任免者不同。 21 楚国设县最早。约公元前680 年，楚文王以彭仲爽“为令尹”，“实县申、息”(《左传》哀公十六年)。按，息之灭在鲁庄公十四年:“蔡哀侯为莘故，绳息伪以语楚子，楚子如息，以令入享，遂灭息”，申与息地相接。《左传》庄公六年:“楚文王伐申”，申之灭当在此时。这是见于记载的楚设县和县置尹之始。《左传》载，陈在楚庄王、灵王、惠王时曾经四度为楚所灭而为县。看来，楚国的县都是把沿边的诸侯国灭亡后而设置的。《左传》宣公十二年云:“若惠顾前好，檄福于厉、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于九县。”九为虚数，不必如杜注、孔疏等实指为某国某县，说明到了春秋中期，楚国新设的县已经多了起来。楚国县的长官称为县公，也称为尹。楚县长官之所以称为公，据《左传》庄公三十年杜注云:“楚僭号，县尹僭皆称公。”楚国的高级官吏大都称为尹，如令尹就是楚国最高官职，其次尚有左尹、右尹、箴尹、连尹、宫厩尹等。楚国县尹的地位仅次于楚国的令尹和司马，县尹可直接升为司马。 晋在春秋时设县亦较早。公元前635 年，“晋侯围原”。“原降”，“迁原伯贯于冀，赵衰为原大夫，狐溱为温大夫”(《左传》僖公二十五年)。晋称县的长官为大夫。原大夫、温大夫即原县、温县的大夫。公元前627 年，晋国肯臣荐举郤缺有功，襄公赏以“先茅之县”(《左传》僖公三十三年)，这是晋国见于记载的设县和置县大夫之始。公元前594 年，晋胜秦于辅氏，“晋侯赏桓子狄臣千室，亦赏士伯以瓜衍之县”(《左传宣公十五年)，说明晋国在春秋中叶已较普遍地设置县。室，为其居住之处，故用作计算单位。此赏以劳动力，包括所耕土地等，与韦昭注“妻妾货财”意义相同。这里室、县并称，其私有性质甚明。后来，楚国声子告诫令尹子木开赦伍举之罪，因为伍举准备投奔晋国，“晋人将与之县，以比叔向”(《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叔向是晋国的名族，伍举有县而与之比，更可推知这是作为私人采邑的县。晋国对于他国来奔的人的赏赐，也以县为单位，更可见晋在春秋中叶置县的普遍。到了春秋后期，不仅国君已掌握有很多的县，强大的大夫随着权力的增大，亦已辖有若干县。公元前537 年，“韩宣子如楚送女，叔向为介”。楚灵王欲“以韩起(宣子)为阍，以羊舌肸(叔向)为司宫”以辱晋，蓬启疆以为“箕襄、邢带、叔禽、叔椒、子羽，皆大家也。韩赋七邑，皆成县也。羊舌四族，皆强家也。晋人若丧韩起、杨倞，五卿、八大夫辅韩须、杨石，因其十家九县，长毅九百，其余四十县，遗守四千，奋其武怒，以报其大耻。伯华谋之，中行伯、魏舒帅之，其蔑不济矣”(均见《左传》昭公五年)。可见，晋在平公时韩氏已有七县，羊舌氏已有二县，晋全国已有四十九县。县之别于一般采邑者，大概比一般采邑为大，出得起重赋。这里“县”与大家、强家互称，饶有意义。到了晋顷公时，公元前514 年，“魏献子为政，分祁氏之田以为七县，分羊舌氏之田以为三县”(《左传》昭公二十八年)。晋的县同卿大夫的采邑已有不同。卿大夫的采邑，只要不是夺爵灭宗，总是代代世袭的。县大夫虽然也有世袭的，但它则经常更换。例如，州县原属郤称，到鲁成公十七年晋厉公灭三郤后，又归于赵氏，后又传于栾豹。栾豹灭后，便把州县给了郑国的公孙段。公孙段死后，又传于其子丰施。郑国的子产又把州县通过韩宣子交换给了晋国。韩宣子不愿把州县据为己有，乃“以易原县(原本晋邑，不知何时属宋乐氏)于乐大心”(《左传》昭公七年)，说明晋的县大多不是世袭的。这就说明到了春秋末年，随着晋公室的衰微，大夫的专政和大夫的兼并，强大的大夫所直属的县越来越多，同时又多私有性质，经常互换。同时，由于县的普及，原来国与野的分界，亦已逐渐消失了。 最初的县都设在边地，《淮南子?主术》高诱注云:“县，远也”，甚是。这些县，具有国君直属的边地军事重镇性质，国君任命的县之长官是可以世袭的。例如楚的申县，第一个县公为申公斗班，而继任者申公斗克(字仪文)，就是斗班之子。又如晋的原县，第一个县大夫为赵衰，称为原季，而继任者为赵衰之子赵同，亦称原同。再如楚的申公巫臣奔晋，晋以为邢大夫，而巫臣之子世袭为邢伯或邢侯。春秋初年，晋、楚等大国为了加强集权，强化边地防守力量，往往把 22 新兼并来的小国改建为县，不作为卿大夫的封邑。县之不同于封邑者，就是县内有一套集中的政治组织和军事组织，特别是有征赋的制度，一方面便于国君的集中统治，另方面又加强了边防。《左传》成公七年，楚围宋之役，“子重请取于申、吕(二县)以为赏田”，申公巫臣说:“不可。此申、吕所以邑也，是以为赋，以御北方。若取之，是无申、吕也，晋郑必至于汉”，便是其证。 春秋后期，随着社会的变化，晋国出现了代表新兴势力的卿大夫。这些卿大夫就在他们的领地内推行了县制，因而县也就逐渐变成了一种地方行政组织。到春秋未年，晋国又出现了郡的组织。郡，本来设在新得到的边地，因为边地荒僻，地广人稀，面积虽然远较县为大，但其地位要比县低。所以，赵简子在作战时宣誓说:“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左传》哀公二年)。郡县两级的地方组织即郡下分设若干县，当是战国时代边地逐渐繁荣以后的事情。 春秋时代，设有正式县制者，似乎只有晋、楚两国，其他各国虽在记载中有县、郡等记载，似有问题。例如《史记?秦本记》说秦武公十年“伐邦、冀戎，初县之”;十一年“初县杜、郑”。这里所载之县，或即“县鄙”之意。以春秋时期秦国尚很落后，特别是从《史记，秦本记》和《商君列传》载商秧变法时始“并诸小乡聚，集为大县”观之，在此之前似乎没有县制。鲁信公九年(公元前651 年)，秦纳晋惠公，《国语?晋语二》载惠公对秦使曰:“君实有郡县”。春秋时，楚国未闻有“郡”，晋“郡”又在县之下，因而《晋语》所云，似为战国时人的口头术语，未可骤信。 18.刑法的公布 春秋以前的刑律，据《尚书?吕刑》说虽有“五刑之属三千”，但它没有指出这些条款是公布的。也就是说，对于当时的奴隶和平民，在什么情况下用什么样的刑，完全由奴隶主贵族自己临时来决定，致使“令不测其深浅，常畏威而惧罪也”(《左传》昭公六年，孔颖达疏语)。这种“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礼记?曲礼上》)的历史局面，到了春秋时代已彼王室衰微、公室卑弱，大夫专政与大夫之间的兼并的事实所打破。 为了缓和当时的社会矛盾，公元前536 年郑子产“铸刑书”，这是成文法典的初次公布。当郑国铸造公布刑书的时候，晋国叔向曾给子产一封信，责备他说:“昔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惧民之有争心也。..制为禄位，以劝其从，严断刑罚，以威其淫。..民于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祸乱。民知有辟，则不忌于上，并有争心，以征于书而缴幸以成之，弗可为也。..民知争端矣，将弃礼而征于书，锥刀之末，将尽争之，乱狱滋丰，贿赂并行，终子之世，郑其败乎～”子产回信说:“若吾子之言。侨不才，不能及子孙，吾以救世也”(均见《左传》昭公六年)。这更证明春秋以前的刑津是掌握在贵族手中的，他不愿把刑法公布，怕的是丧失了贵族阶级过去的那种家长制的生杀予夺的权柄。但是，现在为时势所迫，子产为了“救世”而甘冒不韪，竟把刑典公布出来。 叔向虽然曾经尽力反对子产铸刑书，然而由于时势所迫，仅仅相隔二十三年，叔向自己的祖国即晋国赵鞅、荀寅也“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了。那时也遭到维护家长奴隶制的孔子的反对。孔子对他批评说:“晋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晋国将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经纬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贵，贵是以能守其业。贵贱不愆，所谓度也。..今弃是度也，而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均见《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孔子的话和叔向的一模一样，可见那时的奴隶主贵族是何等强烈的反对成文法典的公布～春秋未年，似乎又有私家制造的刑律的事。如公元前501 年，郑国的执政“驷歂杀邓析，而用其《竹刑》”(《左传》定公九年)。《竹刑》大约也是一种刑书，把条文写在竹简上的。 刑律是代表统治阶级的意志，维护他们利益的工具，春秋时代公布刑法本身，如同子产所说 23 是为了“救世”，以延续他们即将崩溃的命运，反映了社会矛盾的尖锐。但从当时的历史条件来看，也反映了随着公社开始走向解体而带来的政治上的进步。恩格斯说:“古代的公社，在它继续存在的地方，在数千年中曾经是从印度到俄国的最野蛮的国家形式即东方专制制度的基础。只有是在公社瓦解的地方，人民才靠自己的力量继续向前迈进，他们最初的经济进步就在于利用奴隶劳动来提高和进一步发展生产”。春秋时代的刑法公布，则是这种最残暴的国家形态的某些改良，它是人民以自己的反抗斗争所取得的成果，也在政治上反映了中国奴隶社会的演变。 19.南方的混战与越之灭吴 公元前546 年弭兵会议之后，当中原各国正在闹着内政变迁期间，南方的楚、吴、越之间开始了激烈的争战，形成了三国鼎立的形势。楚在吴、越之西，吴在越北楚东，越在楚吴的东南，三国地势，以楚为优，但是，吴、越是新兴国家，锐气较盛，所以在春秋末期，楚国的势力反而较为逊色。然而吴、越毕竟基础较差，虽然一时达到了极盛情势，不久也就衰弱下去，真是所谓“其兴也悖(勃)焉”，“其亡也忽焉”(《左传》庆公十一年)。 吴楚之争与吴国争霸 地处长江下游的吴国，据《史记?吴太伯世家》载，“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可见，当时这里并无国家机构出现。太伯只是受到该地氏族的拥戴成了他们的首领而已。周武玉灭商后，“求太伯、仲雍之后，得周章。周章已君吴，因而封之。”联系到解放后在今丹徒烟墩山出土的《宜侯矢?》铭中的“矢”就是周章。看来，《宜侯矢?》是康王时器，周章的受封也在康王时期。按，宜、虞、吴，宁镇地区方言，古音可能相近，因而中原人初称之为“宜”，因而宜侯即与吴国有关。太伯死，仲雍立，传十四世到春秋初年。吴受周封后，始终没有认真地把周王当作“天子”看待，因而直到春秋前期，吴国和中原各国也没有什么往来。 公元前583 年，晋国采纳了从楚逃亡到晋国的申公巫臣的策略，扶植吴国以制楚。巫臣到吴后，“教吴乘车，教之成阵，教之叛楚”，从此“吴始戊楚”，属于楚的一些蛮夷，“吴尽取之，是以始大”(均见《左传》成公七年)，“于是始通于中国”(《史记?吴太伯世家》)。 春秋中后期，吴国的社会经济有了较大发展，今江苏六合程桥东周一号墓出土了九件编钟，都有“攻?”铭文，就是吴国的称号，二号墓出土有铁条，说明吴国也生产了铁器。吴国的青铜冶铸技术也有相当水平，《左传》载鲁国曾经接受吴王寿梦之鼎，还有吴王寿梦之戈。传世和新出土的吴王夫差剑计有四件，形饰精美，刃口锋利。传说吴国所铸的干将、莫邪宝剑是盖世锐器，证明其实有所本。 公元前515 年，公子光杀死王僚即位，是为吴玉阖闾。他不但在饮食起居方面“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坛，器不彤镂，宫室不观，舟车不饰，衣服财用，择不敢费”，较为俭朴，而且“在国，天有葘疡，亲巡其孤寡而共其乏困..勤恤其民，而与之劳逸”(均见《左传》哀公元年)，得到了人民的支持。阖闾即位四年，吴国“灭徐(今安徽泗县北)”(《左传》昭公三十年)，楚国已经感到吴国将是一个不易对付的劲敌。 由楚国逃亡于吴国的楚臣伍员(字子胥)提出了长期的战略方针。他认为“楚执政众而乖，莫适任患”，因而建议吴王把吴军分成三部分，即“三师以肆(劳)”，用一支军队经常出动，“被出则归，彼归则出”，如此轮番地去扰楚，便可削弱楚人，而后“以三军继之，必大克之”(均见《左传》昭公三十年)。吴王接受了这一计谋，实践有效，从楚昭王即位之后，“无岁不有吴师”(《左传》定公四年)，使楚“于是乎病”(《左传》昭公三十年)。从此，吴国已经转入了战略进攻。 公元前506 年，吴国大举攻楚，吴军溯淮而上，在淮汭(当在蔡国附近)舍舟登陆，和楚军 24 夹汉水对峙。楚左司马戌向令尹子常献分兵夹攻之计，即“子沿汉而与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毁其舟，还塞大隧、直辕、冥阨。子济汉而伐之，我自后击之”(佐传》定公四年)。不料左司马去后，子常又听了武城黑和史皇的话，独自与吴开战。渡过汉水列阵，转战于大别山、小别山(均在汉阳县北)，接仗三次，楚兵已是不利。等到两军正式在柏举(今湖北麻城)交锋，吴王弟夫?王统帅属军五千先攻子常，子常败退，楚军扰乱，吴军趁势进攻，楚军大败。从攻楚以来，吴军五战皆捷，一直打到郢都(今湖北江陵)，楚昭王奔于随(今湖北随县)。楚申包胥入秦求师，击败吴师，越国也出兵攻吴，吴兵始退。楚国由于这次失败，元气大伤，国内人心惶惶，形势紧张，于是把国都北迁至都(今湖北宜城县东南)，因而失去了它的霸国地位。 吴越争衡与越之灭吴 《史记?越世家》说，无余之后二十余世传至允常，始见于春秋，允常之后就是春秋晚期称霸灭吴的越王勾践。 越国的社会发展，历史记载不甚清楚。据《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说，无余始封时“人民山居”，“乃复随陵陆而耕种，或逐禽鹿而给食，无余质朴，不设宫室之饰，从民所居”，说明当时社会生活还较原始。不过，这个地方的水稻栽培，发展很早，近年在浙江余姚河姆渡发现了距今七千多年前的人工栽培水稻，便是其证。传助的《姑冯句鑃》铭中的“姑冯”，郭沫若云:“当即越王勾践时之大夫冯同”;《者?钟》铭中的“者?”，容庚云:“当作者?，即越王勾践之子王?与”(《史记?越世家》)，可知越国的青铜工业已有很大发展。吴国的名剑干将、莫邪，据说也是受了越国的青铜工业的影响而铸成的。 与吴相邻的越国，乘吴忙于攻楚之际，经常袭击吴国。公元前510 年，“吴伐越，始用师于越也”(《左传》昭公三十二年)。公元前496 年，吴又伐越，两国在檇李(今浙江嘉兴市)开战，吴师战败，吴王阖闾负伤而死。子夫差即位后，派人每天站在庭中，经常提醒他说:“夫差～而(尔)忘越王之杀而父乎～”则对曰:“唯。不敢忘～”(《左传》定公十四年)这样过了三年，夫差准备充足，开始动手报仇。 公元前494 年，吴王夫差带兵伐越，在夫椒(今江苏太湖椒山)地方打败越兵，顺势攻破越都。越王勾践只剩五千甲士，保守在会稽山(今浙江绍兴市)，派大夫文种勾通吴太宰噽，向吴王委屈请和，伍员不同意，讲了一个夏代少康怎样从危险中求生存，发展壮大终灭政敌寒浞，中兴夏族的故事，并且分析吴、越两国同处三江之地，不能并存的形势后说:“勾践能亲而务德，施不失人，亲不弃劳。与我同壤而世为仇雠。于是乎克而弗取，将又存之，违天而长寇雠。后虽悔之，不可食已，姬之衰之，日可俟矣～” 但是，吴王夫差因胜越而骄傲自满，不听伍员建议，而答应了越王勾践的议和，班师回国。吴王夫差战胜越人之后，自以为从此没有后顾之忧，同时也被越人的甘辞与厚赂所迷惑，加之夫差为人“次有台榭陂池焉，宿有妃嫱嫔御焉，一日之行，听欲必成，玩好必从，珍异是聚，观乐是务，视民如雠，而用之日新”(均见《左传》哀公元年)，也就预示着吴国必将衰亡的趋势，当时的吴王夫差一心想北上中原，伐陈、征服鲁、宋。公元前486 年，夫差准备攻齐，城邗沟，通江淮，作了北进的准备。公元前485 年，吴伐齐，齐人杀齐悼公以与吴和。公元前482 年，吴国又从淮河开运河，北连沂水，西接济水，自吴率军乘舟至黄池(今河南封丘西南)，与晋争夺霸主地位。 越王勾践战败之后，不忘会稽之耻，“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训”(《左传》哀公元年)，越的国力逐渐恢复起来。为了激励自己，勾践曾“苦身劳心，夜以接日，目卧则攻之以蓼，足寒则渍之以水”，“悬胆于户，出入尝之”(《吴越春秋?卷八》)。他还“身自耕作，夫人自织..与百姓同其劳”(《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十年不收于国，民俱有三年之食”。为了发展生产，增加人口，他“令壮 25 者无取老妇，令老者无取壮妻。女子十六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人民生儿育女，都由公家“令医守之”，而且“生丈夫，二壶酒，一犬:生女子，二壶酒，一豚。生三人，公与之母;生二人，公与之饩”(均见《国语?越语上》)。公元前482 年，乘吴王夫差率军北上会诸侯于黄池，国内空虚，便命范蠡自海道入淮，断绝吴军归路，自率大军攻入吴都，斩获吴太子友等。夫差闻报后，生怕消息泄漏，勉强向晋争得盟主虚号，急忙回国，与越求和。由于吴的长期穷兵黩武，民力凋敝不堪，难于与越对抗。公元前473 年，越王勾践突然大举攻吴，把吴都围困了三年，终把吴国灭掉，吴王夫差“乃缢”(《左传》哀公二十二年)而死。 越王勾践灭吴以后，也步吴之后尘，开始经营北方，起兵渡过淮河，和齐、晋等国会于徐州(今山东薛县)，致贡于周元王，王使人赐勾践胙，命为诸侯之伯。这时的越国甚强，所以墨子说:“今天下好战之国，齐、晋、楚、越”(《墨子?非攻下》)。 19.华夏与各族的走向融合 春秋时期由于地方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当时的中原各国较为先进者称为华夏，和他们相比邻或错杂居住较为落后者则被称为戎狄蛮夷，但未必尽是血缘之别。因此，各族的名称界限不严，对于某地的居民，有时称“夷”，有时称“蛮”，有的称“戎”或“狄”。崔述云:“盖蛮夷乃四方之总称，而戎狄则蛮夷种类部落之号，非以四者分四方也”，其说有据。《左传》中虽有“四裔”之称，开始了四方四族说的先声，但尚未有以“夷”、“蛮”、“戎”、“狄”分配于四方的概念。所谓“东夷”、“西戎”、“北狄”、“南蛮”之称，到了战国以下汉族形成前后才逐渐出现。 周王室所分封的许多侯国，主要居于黄河流域的中、下游。这些国家，一般都具有比较先进的生产力和比较发达的文化，而且已处在奴隶制社会阶段，它们在古代文献中，称为中国、华夏、中夏等不同名称。 夷即“尸”字，甲骨卜辞中有“隹尸方受又”(《甲》279)、“侯告伐尸方”(《粹》1187)等记载。金文中有“东夷”(《小臣??》)、“南夷”(《宗周钟》)、“淮夷”(《兮甲盘》)，又有“西门夷”、“?(?)夷”、“京夷”和“?(界)身夷”(均见《师西?》)，等等。文献中主要有舒夷、淮夷、徐夷和莱夷。舒夷在今安徽中部，淮夷分布于今淮河下游，徐夷又称徐戎(《尚书?费誓》)或徐方(《诗?大雅?常武》)，在今安徽泗县北。莱夷，在今山东半岛的东北部。至于所谓“九夷”者，不一定是确指，言其支裔繁多而已。 蛮字见于金文，为称“蛮”(《兮甲盘》)，也有称“蛮方”(虢季子白盘》)者，似指西北方的猃狁而言。晋、秦两国附近也有所谓“百蛮”(《晋公?》)和“蛮”(《秦公钟》)的，和《诗经?大雅?抑》中的“蛮方”一样均指西北之族。此外，河南韩国附近有“百蛮”(《诗经?大雅?韩奕》)、东方鲁国附近有“蛮貉”(《诗经?鲁颂??宫》)。《诗经》中又有“蛮荆”(《小雅?采芑》)之称，指楚国，《左传》中的“陆浑蛮氏”(成公六年)、“戎蛮子”(昭公十六年)，都指居于中原的戎蛮之族。顾栋高云:春秋时期，中原各国“往往不能举其号第，称蛮曰‘群蛮’，濮曰‘百濮’，以概之，盖其种类实繁，其地为今某州县亦难可深考。” 戎字也见于甲骨卜辞，如云:“征戎”(《乙》4692)，周代金文中有“东国?戎”(《班?》铭)，又有将猃狁称为“戎”(《不??》)的。《尚书?费誓》称徐为戎，《左传》中的“戎”名国族者很多，有鲁、曹附近之“戎”(《左传》隐公二年、庄公二十年和二十四年);有楚国南方之“卢戎”(《左传》桓公十三年)和“戎”(《左传》文公十六年)。又有“北戎”(《左传》隐公九年、桓公六年、僖公十年)，大概与晋、郑、齐、许诸国相近，似为居于黄河以北而邻近“诸夏”之戎。还有“山戎”(《左传》庄公三十年)，当是居于“北戎”邻近的山区之中，也有说它在山东境内曾与齐、燕诸国发生交涉。所谓“诸戎”(佐传》襄公四年、昭公六年)，大概居于河北山西 26 境内:“骊戎”、“犬戎”等，在晋国附近，曾与晋国通婚，似是晋之附庸。《诗经》、《左传》和《国语》皆有“西戎”之称。中原黄河流域，也多戎族，“杨拒、泉皋、伊雒之戎”、“陆浑之戎”，(也称“阴戎”、“九州之戎”)、“戎蛮氏”等，皆是其例。司马迁云:“自陇以西有绵诸、绳戎、翟、?之戎，歧、梁山、泾、漆之北有义渠、大荔、乌氏、胸衍之戎，而晋北有林胡、楼烦之戎，燕北有东胡、山戎。各分散居溪谷，自有君长，往往而聚者，百有余戎，然莫能相一”(《史记?匈奴列传》)，足见戎族确是一个支系甚多，不相统一，经常变动，“随地立名，随时易号”的大族，要想弄清它的支系和分布，确实困难。 狄字也见于周代金文，如“狄”(《曾伯?簠》)、“?狄”(《犹钟》)等。春秋时代，狄族主要有白狄、赤狄、长狄三个支系。赤狄、白狄纵横于山西、河北等地，其势力有时达到山东、河南境内。长狄活动在山西临汾、长治至山东边境一带，侵扰过齐、鲁、宋、卫诸国。除上之西北东皆有狄族外，据《左传》哀公四年，楚“司马起丰、析与狄戎，以临上雒”看来，当时的南方楚国也有附属的狄族。 春秋时期华夏和夷、蛮、戎、狄等族由于长期散居错处，互相影响、频繁交往和密切联系的结果，逐渐走向融合。 文化上的相互交流是造成融合的主要条件。公元前559 年，晋国范宣子与姜戎驹支发生过争执，驹支答复他说:“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蛰市不通，言语不达，何恶之能为,不与于会，亦无瞢焉”，说明戎族和华夏族在文化上是不同的。但是，这位戎族首领却能“赋《青蝇》而退”(均见《左传》襄公十四年)。《青蝇》的首章二句是“岂弟(恺悌)君子，无信馋言”(《诗经?小雅》)。驹支既能赋诗而言志，证明他受中原文化影响的深入程度。公元前525 年，鲁昭公设宴招待郯子。昭公问郯子曰:“少皞氏鸟名官，何故也,”时郯子对答如流，而且讲了许多历史典故。“仲尼闻之，见于郯子而学之。既而告人日:‘吾闻之，天子失官，官学在四夷，犹信。’”(《左传》昭公十七年)郯国非夷，因与夷族杂居，孔子故发此议论，反映了中原文化的广泛传播。公元前516 年，周王子朝争王位失败后，与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宫嚣奉周之典籍以奔楚”(《左传》昭公二十六年)，更是周文化南下入楚的一个重要例证。 春秋晚期，吴公子季札在鲁国聆听周朝的音乐舞蹈，对于乐工们为他歌唱《周南》、《召南》时所做“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矣”;为他歌唱《邶》、《鄘》、《卫》时又做“美哉，渊乎～优而不困者也”(《左传》襄公二十九年)等评价来看，中原华夏文化对于吴国已有深刻的影响。与此同时，其他各族文化也丰富了华夏文化。公元前662 年，齐败山戎，献“戎菽”(《谷梁传》庄公三十一年)于鲁。《管子?戒第》也说:齐桓公“北伐山戎，出冬葱与戎叔，布之天下。”中原有寂，未必始于此时，但说齐桓公北伐后，将“戎菽”(戴望云:“戎菽，胡豆”)推广开来，“布之天下”，当无问题。骑射之术，旧传始于赵武灵王。《左传》昭公二十五年云:“左师展将以公乘马而归。”杜注、孔疏及陆德明《释文》皆谓此为骑马，王应麟《困学纪闻》四亦言之。可见，至迟在春秋晚期，中原国家己是车、骑并用，是与当时各族间的长期密切交往分不开的。 对于各族融合起作用的还有各族之间的相互通婚。春秋时代的晋国是与其他各族通婚较多的国家。例如，晋献公“娶二女于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后来，献公伐俪戎，“骊戎男女以骊姬，归，生奚齐，其梯生卓于”(均见《左传》庄公二十八年)。到了晋公子重耳“奔狄”时，“狄人伐廧咎如，获其二女。叔隗、季隗，纳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鯈、叔刘;以叔隗妻赵衰，生盾。”(《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同时，晋国也嫁女子戎狄。例如“潞子婴儿之夫人，晋景公之姊也”(《左传》宣公十五年)。此外，楚国、吴国也与中原各国有着通婚关系，就连周襄王也曾“以其(狄人)女为后”(《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这种血统的混合，是春秋时代 27 比较普遍的现象。 在春秋时期近三百年，华夏族与夷、蛮、戎、狄等族之间的逐步融合，为我国古代各族史揭开了新的一页，这种融合，在汉族形成之后也在进行着。战国以后，“汉族所以人数这样多，就是因为它吸收了别的民族”。汉民族作为中华民族的主体，对于维护国家的统一起了巨大的作用。而各个少数民族对于祖国历史的贡献也是不能忽视的。 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