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元时期陵川文化鼎盛原因浅析

金元时期陵川文化鼎盛原因浅析 摘 要:金元时期，陵川文化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繁荣局面。在这一时期，不仅出现了以郝经为代表的一批文化名人、名士和名流，而且考取进士的人数比历代都多，同时还出现了武氏叔侄“三状元一进士”和赵氏“兄弟状元”的文化景观。此外，在陵川的14处国保单位中，金代建筑就占了12处。所有这些现象表明，在陵川文化发展史上，金元是非常鼎盛的一个时期。那么，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笔者以为，原因有五:其一、陵川“形势表里山河，而土风敦质，气禀浑厚”;其二、程颢为晋城令，而得益最大的是陵川;其三、金元时期的陵川县令与庙学教育为陵川的教育发展营造了一个良好的社会氛围;其四、郝氏、武氏、赵氏、李氏和秦氏五大望族，对当时的陵川文化起了直接的支撑作用;其五、金元时期较为发达的陵川经济对文化的发展有着不可低估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金元 文化 鼎盛 民国二十二年(1933)《陵川县志》云:“陵川文化自隋置县以来，惟金、元两代最盛，明、清渐衰，入民国而尤衰。”纵观陵川1400余年的历史，其文化的发展状况也正如所说，金、元两代是陵川文化的一个鼎盛时期。在这一时期，陵川不仅出现了以郝天挺为代表的“郝氏家学”和以郝经为代表的一批有影响的名臣、名士、名流，而且科甲连绵，人才济济，出现了名噪一时的武氏叔侄“三状元一进士”和赵氏“兄弟状元”，这在中国1300余年的科举史上都是传为佳话的。此外，在陵川境内，迄今保存完好或基本完好的金代建筑多达12处，均属国家级保护单位。等等这些现象的产生，虽然与境外环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我们又不得不承认这种现象带有强烈的地域性和阶段性。本文旨在通过对陵川文化的这种强烈地域性和阶段性的分析，来揭示其中存在的某种规律或精神内涵，以有利于实现我们建设陵川小康社会的愿望。 金元时期的陵川文化，其主要特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以郝天挺为主要代表的“郝氏家学”和以郝经为代表的一批有影响的名臣、名士、名流。 1. 以郝天挺为主要代表的“郝氏家学” 郝氏家学，一称“陵川家学”，追本溯源是从郝天挺的叔父郝震(即东轩老人)开始的。对此，郝经在给其先曾叔大父郝震的墓铭中记载说:“陵川学者，以郝氏为称首。郝氏之学，浚源起本而托大之者，自东轩君始。”又说郝震教学“以经旨授学者，折之以天理人情，而不专于传注，尤长于理学。”可见郝氏家学的教育思想是在郝震时期就已经基本形成。郝震而下，其子天祐、天祺、天祯，其侄天挺、源，皆治经为学，为当时名士。遗憾的是，除郝天挺外，其余都死于战乱。天挺而下，其子思温，其侄思直、舆、辇，也都是当时名士，除郝经之父郝思温外，同样都死于战乱。 然而，我们从郝经的《陵川集》中不难看到，郝氏家学传到郝天挺时，郝氏教育思想已经形成。郝经在为其先大父郝天挺写的墓志铭中说:“其教人以治经行己为本，莅官治人次之，决科诗文则末也。” 郝天挺是金代元好问的老师，元好问在为他的老师郝天挺写的墓志铭中说:“先生尝教之曰:‘学者，贵其有受学之器。器者何,慈与孝也。’”“又曰:‘读书不为艺文，选官不为利养，唯知义者能之。’”在《金史?郝天挺传》中，也记载有郝氏家学的教育思想，摘录以备史料: 太原元好问尝从学进士业，天挺曰:“今人赋学以速售为功，六经百家 分磔缉缀，或篇章句读不之知，幸而得之，不免为庸人。”又曰:“读书不 为艺文，选官不为利养，唯通人能之。”又曰:“今之仕多以贪败，皆苦饥 寒不能自持耳。丈夫不耐饥寒，一事不可为。子以吾言求之，科举在其中矣。” 从现有的资料我们可以知道，郝天挺有门生杨士表、元好问、武从善等，其中以元好问为知名;郝思温有门人赵泰、尚文等。郝氏家学传到郝经这一代，可以说已经是发扬光大了，不仅门生众多，而且个个出类拔萃，主要有张弘范、张弘略、苟宗道、郭贯等。 此外，郝经之子郝采麟的学问也相当不错，郝采麟曾做过林州知州，后官至山南江北道肃政廉访使，谥曰文征。 关于郝氏家学的详细，在清初史学大家黄宗羲晚年所著的《宋元学案》，在清朝晚期冯云濠、王梓材续编的《宋元学案补遗》中，都有很好的记载。这两 本书，是记述宋元时期学术思想及其流派的学案体学术史著作，具有很强的权威性，还有待我们进一步去查考。 2. 以郝经为代表的一批有影响的名臣、名士、名流 关于郝经，对于我们来说，现在已经不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为了简要的说明，只能引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词条，如下: 【郝经】(1223—1275)元泽州陵川(今属山西)人，字伯常。幼遭金 末兵乱，金亡后迁河北，居元将张柔家，得读其藏书。宪宗时入忽必烈(即 元世祖)王府，甚受信任。从攻鄂州(治今湖北武汉市武昌)，得宪宗死讯， 力劝忽必烈北还争位，与贾似道约和退兵。中统元年(1260年)以翰林侍 读学士使宋，为贾似道扣留于真州(治今江苏仪征)十余年。至元十二年(1275 年)得释，北还后病死。著有《续后汉书》、《陵川集》等。 ——见于上 海辞书出版社2002年版《辞海》第641页 陵川“七状元”之一的李俊民，虽未仕元，但深受忽必烈器重，两次被请北上，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多被忽必烈采纳，并向忽必烈推荐了不少的有识之士，也都被朝廷重用。留有《庄靖集》(即《李俊民文集》)传世。 秦略、秦志安父子，是最应该值得我们陵川人下功夫去研究的两个人。秦略与郝天挺同时，是金末著名的文士，他的风流文采和忧国忧民的志士情怀，迄今仍被世人称道。元好问在提到秦略的诗时说:“老秦诗最和，平易出深艰。脱身豺虎丛，白发罹惸鳏。”著有《西溪集》，待查。秦略之子秦志安，是金元时期著名的道教人物，对道教文化的贡献尤大，亲手补完订正三洞四辅一万八千余篇，同时编撰《金莲正宗记》五卷，著述有《林泉集》二十卷，他的著名弟子有李志实、郭志希等。秦志安仙世后，元好问亲自为他撰写了《通真子墓碣铭》(载于元好问《遗山集》卷三一)。中国四大石窟之一的龙山石窟第七龛的三尊道教人物塑像，中座刻像是秦志安的师傅披云子宋德方，左边的刻像即是通真子秦志安。 刘昂霄是金代一位绝顶聪明、非常潇洒而且又有骨气的文士，六经子史无所不通，对军事也有很深的造诣。他半月就能背诵《太平广记》，甚至能把商家的帐薄倒背如流，当时就有评论者说:“王汤臣论人物，李元纯谈玄，号称独步;景玄刘昂霄则兼众人之所独，愈扣而愈无穷。”常常是“横策兀坐，调头吟讽”、“幅巾奋袖，谈辞如云”，使得“四座耸听，禁不得语”。朝廷封他为庆阳军节 度使，他却不屑一顾，可惜英年早逝，37岁就与世长辞。元好问为他撰写了墓志铭，也是明代第一文臣宋濂《哀志士辞》中赞扬的五位志士之一，《全金诗》收入有他的诗歌作品13首，《中州集》也收入有他的作品。 赵文昌字当时，是金?明昌二年(1191)进士，官至京兆转运使，在金代文学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并且颇为盛金诗人王庭筠所称赞，遗憾的是传世作品甚少。 二(陵川“七状元”及其九十余名进士 陵川历史上出现过7名状元和90余名进士，除了北宋景祐年间的崔有孚状元外，其他6位都是金代的。在金代的6位状元中，李俊民是个例外，他是泽州人，由于他在陵川的寓居时间太久，对陵川的影响也甚大，明代嘉靖年间陵川知县杨时盛，奉文行事，修建了一座七状元祠。对此，陵川历修县志都有明确记载。兹录民国县志为例: 七状元祠:在东川，明知县杨时盛奉文建。清康熙间武氏生员仟等重修， 乾隆三十六年武氏举人敦等增修。 祀:宋?崔有孚 金?武明甫 赵安时 赵安荣 武天佑 武天和 李俊民 提到陵川的7位状元，因为崔有孚和李俊民是有争议的两位状元，所以在这里不免就需要多说几句。崔有孚是北宋景祐年间(1034—1038)状元，正史的科举志里没有他的相关记载，这并不奇怪。历史上至少还有300位状元，同样正史里也没有可考的依据，但他们仍然是真正的状元。中国太大了，由于历史的更替和战乱等诸多因素，遗失了一两位状元的资料很正常，然而陵川不大，出一位状元不容易，所以陵川人是不会忘记的。所以，陵川的历修县志就记载了，并且每次记载都不会遗漏了崔状元的《登第》诗，这首诗也可作为崔有孚是真正状元的一个重要依据: 太平天子御金銮，奎宿光茫午夜寒。汉代文章推董贾，唐家科第属欧韩。 龙门浪暖成头角，雁塔风高快羽翰。最是看花年正少，莫将温饱问儒冠。 可以证明崔有孚是状元的另外一个重要依据是，现存于礼义镇平川村南吉祥寺的一通碑记，据碑文资料可以看出，崔有孚十五发解(中解元)，二十五状元及第， 应该说是可信的。所以《山西通志》记载说:“按吉祥院碑:宋崔有孚十五岁乡贡第一，二十五岁状元及第。” 关于李俊民，上面已经提到，他是泽州人，寓居陵川的时间太久了，72岁时他老还在西溪真泽庙内自撰自书了一通《重修真泽庙记》碑，该碑现在保存完好。明代知县杨时盛修建的七状元祠，不仅仅是“奉文”例行公事，更主要的是体现了陵川人对于文化、对于知识以及对于先贤的无尚崇敬和尊重，这是陵川人的一种可贵的、值得发扬光大的传统与精神。再说，李俊民也曾做过沁水县令，做过高平佥事，为什么沁水和高平对他却没有任何表示呢,所以陵川人把他列入“七状元”之内，绝对不是空穴来风。李状元对于陵川来说，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的真实，这种文化的真实，比考古的真实，比历史的真实，往往显得更加重要。 其他的5位状元分别是，兄弟状元:赵安荣，天眷三年(1140)庚申科状元及第;赵安时，正隆五年(1160)庚辰科状元及第。叔侄状元:武明甫，贞元二年(1154)词赋科状元及第;武天佑，承安四年(1199)词赋科状元及第;武天和，泰和三年(1203)经义第一。 陵川不仅状元多，进士也多。陵川历史上出过93名进士，其中金元两朝就出了54名。我们不妨和当时的泽州作个比较，金代的整个泽州共出了80名进士，其中陵川就出了32名，占40%;元代泽州共出了45名进士，陵川出了22名，占48.9%。这里捎带提一下宋、明两朝，宋、明泽州共出进士46名，其中陵川出了28名，60.9%。从这个数字比例来看，说陵川过去的科举是科甲连绵、人才济济，一点也不过分。 三(金元陵川人的著述 据史料记载，从宋代陵川人李异著的第一本书《切韵门庭》开始，到清代张治孝著的《榆荫轩诗稿》为止，陵川籍人著书共78种。在78种书中，其中有5种未标明年代，有年代可考的是73种。在可考的73种书中，包括宋代1种，金代8种，元代16种，明代18种，清代30种。金元两代加起来是24种，占到可考数字73种的33%。详细情况如下: 金代:武天佑著的《经史摄要》、《大学补》和《言志集》，武天和的《宁俭彦语》和《永言集典》(内、外篇)，秦略的《西溪老人集》，李晏的《游仙集》，秦志安的《林泉集》。 元代:郝经著的《续后汉书》、《陵川集》、《春秋章句》、《春秋音义》、《春秋制作本意》、《春秋比类目》、《三传折衷》、《周易外传》、《太极演》、《原古录》、《通鉴书法》、《玉衡贞观》、《删注三子》、《一王雅》和《行人志》，申如鲁的《春秋五霸说》。 从上面的统计数字可以看出，武氏二位状元兄弟有5种，元代的郝经有15种，其他的人各为1种，武氏和郝氏的20种占到整个金元两代的83%，家族特征表现的非常明显。 四(金元古建 陵川是个文物大县，境内现有不可移动文物1300多处，馆藏文物数以万计。其中包括国保单位14处，省保单位3处，市、县级保护单位31处。这对于一个山区小县来说，的确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数字。现将国保和省保单位列表如下: 级 别 名 称 国 保 南吉祥寺 北吉祥寺 崔府君庙 龙岩寺 西溪二仙庙 小会岭 二仙庙 崇安寺 寺润三教堂 石掌玉皇庙 南神头二仙庙 三 圣瑞现塔 玉泉东岳庙 郊底白玉宫 塔水河遗址 省 保 南召文庙 东掌南庙宫 千佛照像碑 在上面的文物保护单位中，属于宋代建筑的有2处:南吉祥寺和小会岭二仙庙;金代建筑有:北吉祥寺、崔府君庙、龙岩寺、西溪二仙庙、三圣瑞现塔、石掌玉皇庙、郊底白玉宫、南神头二仙庙、玉泉东岳庙、寺润三教堂等10处。此外，崇安寺是明清建筑，塔水河遗址属旧石器时代遗址。 对于金元时期陵川文化鼎盛原因的探讨，这是一个涉及面很广的学术问，也远不在笔者能力所及范围之内。然而，这毕竟是一个需要我们去努力探讨的问题。特别是在建设陵川小康社会的今天，探讨这个问题就显得非常的具有了必要性和紧迫感。所以下面的文字只能作为引玉之砖，以期达到我们大家都来关注这一问题的预期目的。 一(陵川“形势表里山河，而土风敦质，气禀浑厚。” 陵川属太行山系，位于太行山的南端，地处太行山与中原平原的地质断裂带上，与河南的接界部分84公里，占了全县疆界总长211公里的40%。境内最高海拔1791.9米，最低海拔628米，县城海拔1476.2米，基本上形成以县城为中心，海拔向四周走低的趋势。境内河流分丹河和卫河两大流域，廖东河和原平河属于丹河流域，武家湾河、香磨河、和北召河属于卫河流域。 两千多年前，儒学宗师孔夫子在对他的弟子讲到山水之性时就说:“智者乐山，仁者乐水。”我们也常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的山水具有不同的地理特点，生活于其中的居民自然就形成不同的生活习性和风俗习惯，同时也铸成不同的人性品格和文化风尚。700多年前，陵川郝经在为他的先曾叔大父东轩老人——郝氏家学的创始人郝震写的《墓铭》中就写到:“盖其形势表里山河，而土风敦质，气禀浑厚。„„故其为学广壮高厚，质而不华，敦本业，务实学，重内轻外。”金元文坛领袖元好问在为他的老师郝天挺写的《郝先生墓铭》中也说，陵川“风土完厚，人质直而尚义”、“带经而锄者，四野相望。虽闾巷细民，亦能道古今，晓文理。”等等，无不说明山水与人性和文化的关系。 清代乾隆时陵川有位叫做傅弼的学者，不仅医生做的好，文章写得也好，他写过一篇《陵川赋》，读起来琅琅上口，“群峰拔地，列嶂摩天。„„突中一窝，太行之巅。壶口扼其后，山阳据其前;泫氏倚其右臂，苏门界其东偏。为秦赵之要害，乃河北之喉咽。基王业于五季，出中州者九千。民淳俗厚，表里河山。” “民淳俗厚，表里河山。”这两句话同样也说明了陵川地理位置、地理环境，与当地居民的人性品格和文化风尚的关系。 所以笔者认为，正是由于陵川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地理环境，才造就了陵川人既有山的性格的一面，又有水的性格的一面的基本性格和精神。这是形成金元时期陵川文化鼎盛的最基本、也是最根本的一个原因。 二(程颢为晋城令，而得益最大的是陵川 宋代二程理学的创始人之一程颢，曽于英宗治平四年(1067)至神宗熙宁三年(1070)间，担任晋城县令。程颢任晋城令期间，“大兴文教，广建书院，在泽州各地兴建学宫乡校四十余所，并亲自赴学讲授理学思想。”由于二程对泽州 的文化贡献很大，泽州士民为二程修建了“宋两先生祠堂”。我们陵川的郝经撰写了《宋两先生祠堂记》的碑文，对此记载的甚为详细，摘录如下: “明道先生令泽之晋城，„„亲乡闾，厚风化，立学校，语父老以先王 之道，择秀俊而亲教导之，正其句读，明其义理，指授大学之序，使格物致 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笃于治己而不忘仕禄，视之以三代治具，观之以 礼乐。未几，被儒服者数百人。达乎邻邑之高平、陵川，渐乎晋、绛，被乎 太原，担簦负笈而至者日夕不绝，济济洋洋，有齐、鲁之风焉。在邑三年， 百姓爱之如父母，去之日哭声震野。金源氏有国，流风遗俗，日益隆茂。于 是平阳一府冠诸道，岁贡士甲天下，大儒辈出，经学尤盛。虽为决科文者， 六经传注皆能成诵。耕夫贩妇，亦知愧谣诼，道文理。带经而锄者，四野相 望。雅而不靡，重而不佻，矜廉守介，莫不推其厚俗，犹有先生之纯焉。泰 和中，鹤鸣先生俊民得先生之传，又得邵氏《皇极》之学，廷试冠多士，退 而不仕，教授乡曲，故先生之学复盛。经之先世高、曾而上，亦及先生之门， 以为家学。传六世至经，奉承绪馀，弗敢失坠。” 之所以说“程颢为晋城令，而得益最大的是陵川”，是因为在程颢的影响下，陵川不仅也和其它县一样“大兴文教，广建书院”(民国版《陵川县志》仍沿袭历修县志有关“明道书院”的记载)，更重要的是“(郝)经之先世高、曾而上，亦及先生之门，以为家学”，并且“传六世至(郝)经，奉承绪馀，弗敢失坠”。可以说，在程颢众多的学子当中，陵川郝氏是得益最大的，也正因为如此，才成就了历史学案中得以大书特书的“郝氏家学”及其众多的优秀门生。 当然，郝经在《宋两先生祠堂记》中提到的鹤鸣先生李俊民，由于他后半生长期寓居陵川，对陵川的文化贡献也是不可忽视的。 三(金元时期的陵川县令与庙学教育——一个良好的社会教育氛围 古代陵川的教育，是以庙学教育(即学宫教育)为主体的，兼以书院教育、私塾教育和义学教育等多种教育形式的一个社会教育体系。陵川的学宫教育应该是始于宋代，金、元以至明清都有过重修。在陵川历史上，有不少县令都是非常重视教育的，也因此得到后人的尊重和怀念，被祀于名宦祠或乡贤祠。 陵川历史上有据可查的县令(从唐代至清末)有189位。金元时期的陵川县令，由于历史的原因(大修县志是明朝朱洪武开始的)，有不少被人们遗忘而失 载了。特别是金代的县令，只记载了3位，元代的记载了26位。在金代的3位县令中，我们可以看到，都是非常重视教育的，他们的名字是:魏致隆、田居敬、元泰。也正是因为他们重视了陵川的教育事业，人们才永远的记住了他们，他们的名字也才得以流传至今。 在民国二十二年修编的《陵川县志》中，对金代的3位县令是这样记载的，下面照录原文，以为历史凭证: 魏致隆:《府志》名“继隆”，误。天会中令。首重学校，与主簿赵大 允，计迁圣庙(即学宫)于城内，率诸生诣学讲习，彝伦风俗，翕然丕变焉。 祀名宦。 田居敬:贞元中进士。为令甚严，政刑无苛无滥，吏畏民怀，士尤赖其 陶铸。甫下车，立学校，聚诸生亲教之。是时，上春官中选者有张镕。明年 秋，禾根隔五垄同颖，民以为善政所感。同年，邑人赵安时记其事。祀名宦。 元泰:太原秀容人。泰和中任，仕学俱优。以陵川风士完厚，人质直尚 义，为子求师，此州为宜，乃就调陵川县令。挈子好问，往就学于晋卿郝先 生。德器大成，为时名贤。 魏致隆为陵川令，最重视的就是教育，并且把学宫从城外迁到了城内，亲自到学宫给莘莘学子们进行讲课，社会风气得到了大大改善，确实起到了良好的带头作用。否则的话，《泽州府志》也不会轻易的给他笔墨进行记载，后来的傅弼(字筑岩)在他不朽的《陵川赋》中也不会发出“教化谁匹魏致隆”的赞叹。这位魏县令在陵川历史上是以重视教育著称的，被祀于陵川的名宦祠。 田居敬是贞元间的一位进士。古代的学子要想踏入仕途，一般都是通过科举考试，层层选拔才得以实现的。所以，能通过殿试取得进士资格，他们的学问都是相当不错的。这位田县令做官做的很好，是位当官的敬畏、老百姓爱戴的好父母官，是位让学子们深深受到了教育之益的父母官。他到陵川来上任，刚下车就兴办学校，把陵川学子们集中起来，亲自给他们讲课。由于他的善政，于是第二年秋天，老百姓的庄稼地也出现了“禾根隔五垄同颖”的罕见之事，人们认为是田县令的善政把老天感动了。就在这一年，在外做官的陵川状元赵安时作文以记其事。田县令同样被陵川人民祀于名宦祠。 金代记载的另外一位县令是元泰。元泰是元好问的父亲，可以说他是一位很有眼光的的县令，非常重视对晚辈的教育。他之所以要来陵川做县令，正是为了让元好问能够成才。这在元好问后来为他的老师郝天挺写的《墓铭》中有很详细的记载: 泰和初，先人调官中都。某甫成童，学举业，先人思所以引而致之者。 谋诸亲旧间，皆曰:“濩泽风土完厚，人质直而尚义。在宋有国时，俊造 辈出，见于黄鲁直季父廉《行县》之诗。风俗既成，益久益盛。迄今带经 而锄者，四野相望。虽闾巷细民，亦能道古今、晓文理。为子求师，莫此 州为宜。”于是先人乃就陵川令之选。 元县令为了元好问真可谓是用心良苦～调他到京都做官他都不做，把亲戚朋友打听了个遍，终于打听到陵川这地方，老百姓即使是到田里做农活都是要带上四书五经的，并且哪里都能够看到这样的现象。于是千里迢迢带着元好问来到陵川，投到了郝天挺的门下。郝天挺也终于因此而为金元之际培养出了一位文坛巨擘，郝氏家学也因元好问而更加得以发扬光大。 对于元代的县令，不知什么原因，陵川县志记载的很不详细，只为两位县令写了传，一位是张黼，一位是申大中。张黼，沁州人(今沁水)，来陵之前曾在高平做过教谕，教谕是个文职。既然做过教谕，他应该是一位重视教育的县令。不过在陵川历史上，他是以誓死保卫陵川县城留下不朽名声的。民国《陵川县志》云: 时破头潘、关先生，自邺攻潼关，兵临城，捍卫力尽，不屈而死。 邺是现在的河南安阳一带，潼关在陕西省境内。兵临陵川城下，为了陵川的老百姓，一代县令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实在可歌可泣～陵川人当然不会忘记他，他同样被陵川人民尊敬和爱戴。他被祀于陵川名宦祠。 看待这位张县令，我们应该更多的从文化层面上去分析和把握他，他留给我们的是一笔不屈不挠的精神财富。 元代另外的一位县令叫申大中，陵川县志只给了他“绰有政声”四个字的评价，没有任何确指，只是比元代的其他24位县令稍强了些。是陵川的史笔们对元代的县令太有点苛刻了,抑或他们真的没有任何值得记载的事迹,不得其解。 除上面提到的庙学教育(学宫教育)外，陵川历史上还出现过私塾教育、义学教育和书院教育等多种教育形式。县志中记载过的明道书院(显然与明道先生程颢令晋城有关)、望洛书院(取“遥望洛阳，思念程颢”之意，也与程颢令晋城有关)、贞白书院、武氏家族的书院(私塾性质)等等，都为陵川文化事业的发展做出过贡献，这些都尚待作进一步考证。 四(郝氏、武氏、赵氏、李氏和秦氏五大望族，对金元时期的陵川文化起了直接的支撑作用 ,.郝氏家族 郝氏家族是太原的郝乡迁到潞州的龙庄，又从潞州的龙庄迁到陵川的。这在郝经之子郝采麟刊刻于元好问撰写的《郝先生墓铭》碑阴的《世系记》中体现的非常明白: 郝氏系出有殷帝乙，支子封于太原郝乡，因以为姓。十世祖讳仪，值 五季之乱，自太原迁潞之龙庄。九世祖讳祚，复自潞徙泽之陵川，遂为陵 川人。 从郝祚迁至陵川算起，到郝天挺这一辈，已经是第六辈。郝氏家学则是由郝天挺的叔父郝震创始的。郝经在《先曾叔大父东轩老人墓铭》中说:“郝氏之学， 君(震)浚源起本而托大之者，自东轩君始。君讳震，字子阳，„„”又说:“资茂异，自知读书不为章句謏学。宦学入京师太学，游公卿间，久之乃还。盖厌弃凡近，不屑就之也。既归，倘佯山谷，从而学者甚众。讲劘道艺，渊汇日邃，益有高世意而无复世味。以经旨授学者，折之以天理、人情，而不专于传注，尤长于理学。赋诗多警句，晚年益趋平实淡如也。” 由此可见，郝氏家族迁居陵川后，通过郝震几代人的努力，到了东轩老人郝震时，这个家族已经具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也只有在此条件下，郝震才有到国家唯一的最高学府——太学里面去读书的机会。郝震天资聪颖，悟性极高，从小就不把“章句謏学”看在眼里。回到陵川以后，“倘佯山谷，从而学者甚众。讲劘道艺，渊汇日邃，益有高世意而无复世味。”在教育他的学生方面，“以经旨授学者，折之以天理、人情，而不专于传注，尤长于理学。”这便形成了郝氏家学最初的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 郝震而下，子、侄、孙、侄孙，秉承家学，都是当时有影响的名士。郝经的先伯大父郝源，每每根据其“宗亲子弟材器”，因材施教，曰:“畀汝田若干顷亩，汝率田夫而治之;桑若干本，汝率诸如妇而治之;钱若干缗，汝率商人而治之;书若干帙，汝从某师友某人而治之。余则均其有无，而治其勤惰。”“于是数年之后，赀食丰馀而学业日进，先祖及诸父文誉大振，而门下学者日盛矣。”并且规定:“其诸弟侄，必一人教授县学。”所以，“门第家法，无不推重。”郝经的先叔祖郝天祐，不仅精通性理经术，而且“玩意书法”,颇得书法要旨。赵内翰几次以诗相召，郝天祐几次“于山林幽阻、人迹不及者而居”。 郝经祖父郝天挺在前面已经述及，此不赘笔。 郝经之父郝思温与元好问，同时跟随郝天挺就学于陵川县痒，秉承家学，有门生苟宗道、赵泰、尚文等。后来苟宗道随郝经赴南宋议和，作为郝经的书状官，学问也是相当的好。 壬辰之乱，郝氏家族避兵于河南，战争几乎导致了郝氏整个家族的灭亡。只有郝天挺一支血脉相传。郝经之后，郝氏家学光且大者，全靠了其子郝采麟和郝氏众多的门生，包括元好问、张弘范等。 武氏家族 2. 武氏至少在宋初就已经世居陵川。《武氏家谱》说，曾任宋初国子博士、相州知州及通利军长官，最后官拜兴国军节度使的武白即是武氏的先祖。金源氏于公元1115年立国(是为收国元年)，武明甫24岁状元及第是在金贞元二年(1154)，武氏发展成为陵川的一个望族，大致是在宋末金初。武明甫“秉姿英异，读书一目数行”。状元及第做官后，鲠正敢言，不仅深谙治国之道，还精通军事，最后官至户部尚书，负责掌管全国土地、户籍、赋税和财政收支等事务(相当于现在的财政部长和民政部长)。二十五年(1165)还乡，大安三年(1211)病逝，高寿85岁。谥文端。 武氏自明甫得中状元后，文运昌盛得一发不可收拾。时隔6年之后，胞弟武俊臣登正隆五年(1160)进士;又隔39年，即承安四年(1199)，侄武天佑词赋科状元及第;再隔4或7年之后(尚无确切资料可以说明具体时间)，天佑胞弟武天和榜首，经义科状元及第。上下50年时间，武氏家族叔侄两辈人，出了3位状元、1名进士，这在金代是独一无二的，在中国的1300余年的科举 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难怪章宗帝会高兴的说:“汝叔侄昆季连中三状元，虽尔一门之庆，亦邦家之光也。”于是御书“三状元第”四个大字，悬于武氏大门之上，以示荣耀。 笔者发现，有研究金代科举学者说:武氏三状元在金代科举志中，除武明甫外，其他两位缺乏史料依据，因为词赋或经义第一未必就是状元。其实这个问题不难回答，下面的三个理由足以作为历史凭证:首先，元好问是一位诗人，同时也是一位史学家，他的文集里就有这样一段话:“金源氏有中国，以科名选士。时瑰奇俊伟者，不惟荟萃一国，且钟聚于一家。如河东李献甫、献诚、献卿、献能兄弟一状元三进士，时人号为‘四桂’;陵川武明甫、俊臣、天佑、天和叔侄三状元一进士，时人号为‘四凤’。故当时称科目盛者，不曰河东李，则曰陵川武云。”其次，历修《陵川县志》记载明确，不管是什么时候，在一个县里，又特别是在一家，出现一门三状元一进士都不是件小事，所以县志记载的不会不明确，不会不详细，武氏的家谱更是不会不明确，不会不详细。再次，章宗帝御题的“三状元第”匾额，在1948年土改时才被拆除，陵川许多上了年纪的老人迄今记忆犹新。 不过，令人遗憾的是武氏状元进士的诗文和著述没有被保存下来，只有武明甫的一首无题诗和武天和的一首《鸟影过寒塘》见于陵川旧志，其中武天和的《鸟影过寒塘》还属于误载，应该是西溪老人秦略的。 3.赵氏家族 赵安时、赵安荣是兄弟状元，在中国科举史上，这也是非常罕见的。据陵川县志载，赵安时是“海陵王贞元年间状元及第”，考之其它史料，他应该是在正隆五年(1160)庚辰科状元及第的。其弟赵安荣，则应该是天眷三年(1140)庚申科的状元。这样看，赵安荣要比他的哥哥赵安时早20年状元及第。 关于赵氏，雍正版《泽州府志》透漏了这样一条信息: 赵振，姿性淳厚，好施予。父殁，哀感路人。析产推肥于其兄，而自取 其薄。里中贫不能葬者，悉为周赙。又注药救病者，赈粟救饿者，赖以全活 甚众。识者曰:“公阴德大矣，后必昌。”至天眷中，二子安时、安荣，皆 廷试第一。 “天眷中，二子安时、安荣，皆廷试第一”，在兄弟俩中状元的时间上与史料不符。除此之外，我们从中可以知道，赵振能够在“析产推肥于其兄，而自取其薄”之后，还能做出“里中贫不能葬者，悉为周赙。又注药救病者，赈粟救饿者，赖以全活甚众”的许多善事来，赵家当时的经济状况由此可见一斑。 赵氏祖居陵川杨寨村，在金代是陵川的一个望族。赵氏兄弟的诗文都不错，并且开始做的都是文官，后来做的都是武官，都做过永定军节度使。有零散诗文作品存世，但不多。 4.李氏家族 陵川的李氏家族是唐高祖李渊第二十二子韩王元嘉之后。李氏从唐初迁居陵川之日起不久，就发展成为陵川的一个望族。李氏家族历史上没有出过状元，所以陵川人对李氏不是太关注。但李氏一门进士多多，父子进士、兄弟进士比比皆是，仅见于陵川县志的有20名。从北宋的第一位进士李平开始，到清代的最后一位进士李汝凭(陵川历史上唯一的一位武进士)为止，李氏进士占了陵川进士总数的22%，其中金元两代有13位，占了进士总数的14%。对于一个家族来说，这确实不是一个小的比例。 在李氏进士中，宋代最初的李平、李咸宜、李旦没有详细资料可考。有资料可考的第一位李氏进士是李异，是李大节的孙子。李大节是陵川县志有记载的李氏第一位人物，他是宋代人，“志尚高洁，为当代所推重。生平深研《春秋》、毛诗，尤精天文地理。”他的孙子李异，曾受学于大愚公(一位精通诗词书画和音律的学问高僧)。李异著有《切韵门庭》，今已不存。 李异而下，他的儿子李森、李林，孙子李晏、李曼，曾孙李仲略、李顺、李仲立，都是进士，并以文章称著国内。另外，陵川七状元之一的李俊民，也与他们是一家人。 迄今在陵川的城关镇的尧庄村尚存有李氏祠堂，北关村也曾有过的李氏祠堂拆于1949年以后。 5.秦氏家族 秦氏家族的世系尚待考证，这个家族的代表人物主要是秦略、秦志安父子。 秦氏父子在上文已经提及，秦略与郝天挺同时，而且私交很好。现在许多大学的文学史里，都要述及他们父子。元好问对秦略是非常尊崇和敬重的，在 他的诗文中曾多有涉及，有一首诗就是专门为秦略返回住处苏坟别业而写的，题目叫做《送诗人秦略归苏坟别业》，如下: 三月不见君，渴心欲生尘。一樽酒，雅道谁当陈,昨朝见君“临 水”句，乃知抽青配白非诗人。南山明月北山云，恨君不作山东邻。击鲜为 具非无好事者，天随杞菊年年新。石田茅屋连苏坟，两儿力耕足养亲。君诗 或者昌晚节，不应道路长逡巡。白发习骚一幅巾，丰年乡社乐闲身。蹇驴驮 入醉乡去，袖中知有眉山春。 元好问在编辑《中州集》时，不仅收入了秦略13首诗，集后还为他心目中的这位长者作了小传，录之以备史料: 陵川秦简夫，年四十，困于名场，即不就举选。临终诗云:“躯壳羁栖 宅，儿孙解逅恩。云山最佳处，随意著诗魂。”掷笔而逝。年六十七卒。 秦略自号西溪老人，他的《西溪集》，现在也许在其它地方还能流传。 秦略之子秦志安，自号通真子，与元好问同时，对道教文化的贡献尤大。享年五十七。元好问在给他写的《通真子墓碣铭》中，对他的事迹所载甚详。有著述传世。 五.金元时期的陵川经济 陵川金元文化之盛，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有学者认为:陵川金元文化之盛，与当时的陵川经济状况，形成了强烈的反差现象。这种说法非常的值得商榷。 其一、我们先来看看陵川国宝单位的分布情况。众所周知，陵川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有14个，其中有12个是金元建筑。在这12个金元建筑中，有4个处在礼义镇境内，另外8个的分布情况是: 。也就是说，国宝单位在礼义镇是相对集中的，占到了所有国保单位的33%。礼义镇地处陵川西部，气候温和，地势平坦，不仅是陵川的一个重要产粮区，而且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商品的集散地，冶炼业、煤炭业与其它乡镇相比，也都是相当发达的。正是由于有了这样一个坚实的经济基础，才能够出现一座座宏伟而且精美的寺庙建筑。 其次，前面述及的郝氏、武氏、赵氏、李氏和秦氏五大家族，都是当时的富户，具有相当的经济基础。等等这些，足以说明一个问题:金元时期陵川文化之盛，与当时陵川发达的经济状况，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的。 要探究形成金元时期陵川文化鼎盛的原因，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历史命题。以上提到的几个方面，是笔者对金元时期陵川文化进行考察之后，形成的基本结论，很粗浅，很不成熟，也很不全面。因为这种复杂的文化现象，背后往往也会有许多相当复杂的历史原因。有学者曾经谈到金元时期陵川文化时说，与陵川处于中原文明的边缘而又相对封闭有关，它可以成为金元时期无数逃避战火和迫害的知识分子的一块乐土，这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我认为这并不是主要因素。还有，陵川历修县志都说，陵川之所以能够出7位状元和那么多的进士，与东部山区马武寨乡抱犊村西的状元峰有关，因为这座山峰“壁立万仞，形如青萍宝剑”，并且传说在中国的阴阳五行理论上，“此峰属木”，主掌的是陵川的文运，是一股非常旺盛的文脉，此峰也因此而得名。 关于抱犊村西的状元峰之说，是最令人难以理解的。地脉风水，是古代中国一种古老而且很有影响的文化传统，属于堪舆学的范畴，具有深厚的文化积淀，我们不可以简单地把它视为迷信，距之于千里之外。陵川县城周围，过去也至少有过四座文峰塔，还有与文峰塔相对应的砚池，魁星楼至今还在赛尔圣商城的东南角上巍峨屹立着，它们是具有文化意义的，古代的人们也非常重视它。这种山川崇拜，应该说，至少是一种社会风俗的不朽流传。文化的鼎盛与否，根本的原因当然还是取决于对文化的重视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