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前的中学国文教育之争 -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

八十年前的中学国文教育之争 -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 八十年前的中学国文教育之争 ——关于新发现的梁启超文稿 陈平原 我以为，更值得推荐的，当属梁氏另外两个容易被忽视的见解。一是强调中学生需要培养欣赏美文的能力，“但中学目的在养成常识，不在养成专门文学家，所以他的国文教材，当以应用文为主而美文为附”。一是主张“学文以学叙事文为最要”，但不应该从小说入手。所谓“有名的史家或叙事文大家，大抵不会做小说;而叙事文的技术，绝非从小说可以学得来”，或许说得过于绝对，但强调叙事文的写作训练，主要在于观察生活与整理资料，而不是驰骋想象力，却是个值得注意的思路。 大约两个月前，收藏家程道德教授给我看了装裱好的八页梁启超手稿，后面有文物鉴定专家史树青先生的跋，称“此梁任公先生手书清华学校讲稿也。„„任公此文写于民国十四年任教时，谓学生作文不拘文白，亦先生生平为文主张也”。因术业有专攻，史先生跋语中间部分的铺陈有失误;至于断此乃梁启超手书，我是信服的。除了纸张及书风，我更看重文稿的内容，并认定这方面的考辨更有价值。八纸文稿背后，隐含着一段现代思想文化史上引人注目的，其所涉及的中学国文教育，时至今日仍是个棘手的难题。前几年的中学语文教学之争，放在历史上看，乃是其流风余韵。 以下先谈这八页手稿，考定其写作时间及机缘，努力回到当初争辩的现场，最后再引出此话题的现实意义。这里发的整理本，由程道德教授提供，我只是在文字方面略加订正;至于专业研究所需的影印本，将刊于北大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持的《现代中国》第三辑(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 文稿写在“清华学校用笺”上，第一页还圈着“接笔记稿”四字;页数有两套系统，一是汉字的一至八，一是阿拉伯数字的26至33。此细节提醒我们，这不是完整的文章，必须考出其来龙去脉，方能准确理解梁启超的思路。 梁启超1925年起出任清华学校研究院国学门导师，这点世人皆知。故一见八行笺上有“清华学校用笺”字样，史先生当即断言:“任公此文写于民国十四年任教时。”但依我的看法，此文的写作时间应提前，很可能撰于1922年的秋冬之际，地点是南京的东南大学。 单从用笺本身，其实无法判定此文的写作时间;因梁氏之使用清华用笺，早在出任清华国学院导师十年以前。1914年冬天，梁启超辞币制局总裁职，假馆于北京西郊清华学校，著《欧洲战役史论》;1920年春天欧游归来，梁启超更是多次在清华学校讲学。而据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1922年春天，“先生在清华学校讲学”;四月起则辗转于北京、天津、济南、南京、上海、南通等地，为各学校及社会团体做专题演讲。其中，在南开大学、东南大学暑期学校所作的系列讲演，均以“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为题。 这两次系列讲演，恰好都有文章传世，拿来与这回发现的八页手稿相对照，很容易发现三者之间互相勾连。八张文稿所表达的主要意见，与1936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的《饮冰室合集?专 集》第十五册《作文教学法》，以及1925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的《(梁任公先生讲)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有很多相近或相通处，但又明显有所区别，很像是对前两者的补充说明。 《作文教学法》初刊《改造》4卷9号时，题为《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全文共12节，此处只刊9节)。此号《改造》明显脱期，不可能像其标明的那样，出版于1922年5月15日。梁启超喜欢在演讲中插入本地风光，所谓“例如作一篇南开暑期学校记”云云，可以帮助我们确定《改造》版《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的写作时间。1922年7月24日梁氏《与佛苏吾兄书》，提及其在南开暑期学校的讲学任务7月29日方才完成，“而弟现时预备讲义夜以继日”，更是证明讲稿不可能在此之前发表。 《(梁任公先生讲)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中有四处提到东南大学或南师附中，不难判断，此乃1922年8 代得很清楚，学界早已了如指掌。这两个讲稿大不一样，一是自己撰写，一是他人笔录。判别讲演者有无现成讲稿，只看论述的语气以及使用的资料，也能猜个八九不离。关于后者，梁启超曾说登台前没有准备，那是有点夸大其辞;但手头没有现成讲稿，却是真的。天津讲演的稿子已经交给《改造》杂志，南京的讲演于是多有发挥，也多凭记忆。两次讲演“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大的思路是一致的。不过，后者明显旁枝逸出，峰回路转，成了新的著述。梁氏允许其单独刊行，不无道理。 讲演者的现场发挥，到了整理成文时，常常需要改头换面，或者严加约束。因脱口而出的妙语，现场效果很好，可换一个场合，很可能不合时宜。说者无心，“读者”有意，说不定会引起不必要的纠纷。尤其是新旧文化论争正烈之际，梁启超跑到《学衡》派的大本营来谈言与白话，无论如何表态，都会得罪人。随便讲讲还可以，一旦落实为文字，不能不有所顾忌。这也是梁启超犹豫再三，没有马上答应笔记者刊行讲稿的要求，而是称需要修改乃至重写的缘故。 在东南大学暑期学校讲演“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时，梁启超围绕文言与白话，将南北两大学的论争拉扯进来: 我主张高小以下讲白话文，中学以上讲文言文，有时参讲白话文。做的时候文言白话随意。以为“辞达而已”，文之好坏，和白话文言无关。现在南北二大学，为文言白话生意见;我以为文章但看内容，只要能达，不拘文言白话，万不可有主奴之见。(梁任公讲演、卫士生等笔记:《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53页) 如此“严守中立”，“不拘文言白话”，估计北京大学与东南大学的先生们都不领情。但此时此地做如此表态，梁启超主要针对的，并非明显处守势的《学衡》诸君，而是风头正健的新文化人。 当笔记者提出将此讲稿公开刊行时，梁启超在回信中单挑国文教学中的“文白之争”，再次表明自己的态度: 中学作文，文言白话都可;至于教授国文，我主张仍教文言文。因为文言文有几千年的历史，有许多很好的文字，教的人很容易选得。白话文还没有试验的十分完好，《水浒》、《红楼》固 法〉序言一》) 这段话必须与任公先生发表在《改造》4卷9号上的《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对照阅读，方能明白其真实的意旨。后者第一节上有一关键性的注释，值得抄录: 有人主张拿几部有名的小说当教材。我认为不妥。因为教授国文的目的，虽不必讲什么“因文见道”，也应该令学生连带著得一点别的智识，和别的科学互相补助。像那纯文学的作品，《水浒》《红楼》之类，除了打算当文学家的人，没有研究之必要。此其一。要领略他文章妙处，非全部通读不可。如此庞大的卷帙，实不适学堂教科之用。此其二。体裁单纯，不彀教授举例。此其三。 这里所说的“有人”，明显指的是胡适。因为此前两年，胡适撰《中学国文的教授》，其中提及“国语文的教材与教授法”，第一要点便是“看小说”: 看二十部以上，五十部以下的白话小说。例如《水浒》、《红楼梦》、《西游记》、《儒林外史》、《镜花缘》、《七侠五义》、《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恨海》、《九命奇冤》、《文明小史》、《官场现形记》、《老残游记》、《侠隐记》、《续侠隐记》等等。此外有好的短篇白话小说，也可以选读。 单看这段话以及梁启超的反驳，你会觉得胡适未免太过分，将一己推崇“白话文学”的主张，贯彻到千百万中学生的阅读中。让学生们整天抱着《水浒》、《红楼》，就能学好国文,其实，问题没那么严重。胡适“假定的中学国文课程”，五分之三学古文，五分之二学国语、文法、演说、作文等(《中学国文教学法》)。只不过其以章回小说作为中学国文教材的主张更具冲击力，故引起极为广泛的关注。 就在梁启超在东南大学讲演前后不久，胡适就此问题重新阐释。据《胡适的日记》，7月6日上午“在寓作《再论中学国文的教授》”，下午四时在山东省议会讲演;8月17日“整理在济南的演说辞，重做了二千字”。这篇刊于1922年8月27日《晨报副刊》的《再论中学的国文教学》，日后收入《胡适文存二集》。在这则由讲演改写的文章中，胡适对前说做了若干修正，最关键的是以下两点。首先，贬低古文教学:“三四年前普通见解总是愁白话文没有材料可教。现在我们才知道白话文还有一些材料可用，到是古文竟没有相当的教材可用。”不是古人没留下好东西，而是“古书现在还不曾经过一番相当的整理”，故学生无法自修。一方面为自家提倡的“整理国故”做铺垫，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强调白话文大有可教。其次，关于国语文教材，前三部分按兵不动，增加了第四部分“古白话文学选本”:“依时代编纂，约自唐代的诗，词，语录起，至晚清为止。”将“选本”与“史著”结合起来，使得大学教授的专深研究与中小学教员的课堂教学相钩连，此乃胡适等新文化人获得成功的重要保证。就在这则《再论中学的国文教学》中，有一段十分有趣的插曲。为了说明“吾道不孤”，胡适引证了黎锦熙的意见: 这次本社年会国语国文教学分组里，黎锦熙先生提了一个议案，他说:“中学作文仍应以国语文为主，„„愿意学习文言文者，虽可听其自由，但只可当作随意科„„”，可以做个参考。 可读胡适1922年7月5日日记，发现在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一次年会期间，为黎锦熙的议案，胡适与之“辩论甚烈，几乎伤了感情”。黎锦熙所提“议案主文”为: 现制高小国文科讲读作文均应以国语文为主;中等各校讲读应以文言文为主，作文仍应以国语文为主;新学制国文课程依次类推。黎氏的这一主张，与梁启超的设想十分接近。但这一带有“折中色彩”的主张，受到胡适的坚决抵制;适之先生要求将其修改为:“当小学未能完全实行七年国语教育之时，中等各校国文科讲读作文亦应以国语文为主。”(《胡适的日记》394页，中华书局，1985)这里的差别在于，黎、梁等更多考虑中学教育的特点，以传播知识培养人才为目标;而胡适则担心好不容易取得胜利的白话文，在其立足未稳之时，会被传统的中小学教育架空。 回过头来，讨论所谓的“接笔记稿”，到底接的是谁家的笔记，以及如何接方才“天衣无缝”。卫、束二君撰于1923年11月的《〈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序言一》称:“这本书是梁任公先生去年在东大暑校讲演的笔记。去年秋梁先生在东大讲学，我们把这篇稿子给他看过，并且告诉他，我们预备刊单行本的意思，他说可以刊的。”先是口头答应，后又改口说准备自己重写，这中间，梁启超必定认真审查过卫、束二君的笔记稿，很可能还动手做了若干修改。只是因工作太忙，加上不久就累倒了，任公先生才没能完成此计划。 任公先生最后还是被笔记者说服，同意刊行此讲义。就在这封写于1924年3月的允许刊行讲义的信件中，梁启超提到最近被邀重讲此课，“我正在要想请两君把笔记稿子寄来当参考品，而且要求出版后多寄几份当资料，可以判断回到天津以后的梁启超，手头并无此稿。而如果是书出版后所做的校改，则文稿上不该有“接笔记稿”字样。因此，我判断，最大的可能性是，这八页文稿乃1922年秋冬之际，任公先生在东南大学讲学期间所撰。 现在发现的这两千言，应该是插在关于“中学以上讲文言文”那一段。那是此次讲演最容易引起争议的地方，难怪梁先生格外在意。手稿主要讨论“小说是大学文科里主要的研究品，用作中学教材，无论从那方面看，都无一是处”;结尾处的发挥，尤能见出任公先生的自信与风趣:“你看国内做白话文做得最好的几个人，那一个不是文言文功夫用得狠深的,你怕学生们多读几篇《史记》《汉书》，便变成《镜花缘》里咬文嚼字的‘君子国’吗,不会的。放心罢～”这一补充说明，与收入《饮冰室合集?专集》十五册里的《作文教学法》相同，只不过意思表达得更为显豁，针对性也更强。或许正因如此，梁启超觉得在充分论证之前，不便公开发表，免得与胡适等新文化人发生激烈的冲撞。 其实，在1920及1930年代，关于写好白话是否需要有文言根底的争论，发生过不只一次，而且争论双方都是现代中国文化界举足轻重的人物。比如，朱光潜十分欣赏周作人的文体试验，1926年撰《〈雨天的书〉》，给予大力表彰。文章特别提醒读者: 想做好白语文，读若干上品的文言文或且十分必要。现在白话文作者当推胡适之、吴稚晖、周作人、鲁迅诸先生，而这几位先生的白话文都有得力于古文的处所(他们自己也许不承认)。 未见同是新文化运动主将的胡适、周作人对此说发表异议，只有敏感的鲁迅不只“不承认”，还将此番言论与复古思潮联系起来，称此乃“新文艺的试行自杀”。在《写在〈坟〉后面》中，鲁迅批评“青年作者又在古文，诗词中摘些好看而难懂的字面，作为变戏法的手巾，来装满自己的作品”。自认为“从旧垒中来，情形看得较为分明，反戈一击，易制强敌的死命”，鲁迅因此坚持“青年少读，或者简直不读中国书”的说法，而且说，这是“用许多苦痛换来的真话，决不是聊且快意，或什么玩笑，愤激之辞”。不谈思想，单以文章论，鲁迅也主张“博 采口语”，而不是阅读古书(《写在〈坟〉后面》)。 1934年，也就是朱光潜发表《〈雨天的书〉》并受到鲁迅严厉批评的八年后，章太炎在纵论“白话与文言之关系”时，称“以此知白话意义不全，有时仍不得不用文言也”;“白话中藏古语甚多，如小学不通，白话如何能好,”(《白话与文言之关系》)此语同样招来白话文提倡者的批评，鲁迅也对其师之“把他所专长的小学，用得范围太广大了”表示不以为然(《名人和名言》)。鲁迅等新文化人之所以如此敏感，有文体学方面的考虑，但更主要的，还是基于思想史意义上的反复古。 随着时光的流逝，文言白话之争变得越来越遥远，以至逐渐被学者和大众所遗忘。可仔细倾听，你依然能够发现不少隐约的回音。只不过这回更多的是梁启超、朱光潜的意见，而不是胡适或者鲁迅的声音。不见得认定白话文写得好者，文言文功夫必深;但中学语文教育之注重文言文，却是不争的事实。除了文革十年，这一主流意见似乎没有受到太多的挑战。一直到去年第五、六期的《粤海风》上，方才有中学是否需要教学文言的争辩。挑战者称，“古代汉语已经失去了工具效应”，而文言文在中学语文教材中“所占篇幅为三分之一”，为了避免“浪费孩子的青春和民族的智力投入”，不如干脆放弃(摩罗《请文言文退出基础教育》)。紧接着发表的两则商榷文章，呼吁“勿做汉语的不肖传人”者(王晓华《勿做汉语的不肖传人》)，用心良苦，可语调过于悲愤;至于主张“应该退出的是现代汉语文章”(蒋寅《应该退出的是现代汉语文章》)，则有点“对着干”的味道。 贯穿整个二十世纪的“文白之争”，折射出整个中国思想文化界的波澜起伏。此类论争，容易引起研究者的极大兴趣，并被迅速纳入已经定型的“宏大叙事”中。正因为此话题“关系重大”，人们往往更看好高瞻远瞩者，比如像胡适、鲁迅那样着眼于整个思想文化潮流。至于章太炎、梁启超、朱光潜之兼顾文字改革、中学教育或文体实验，则因其稍嫌专业化，而不怎么被社会大众理解，也不怎么受研究者欣赏。 如何调适中学语文课里的文言与白话，作为一种迫在眉睫的教育实践，其实是需要认真对待的。相对来说，此类时尚话题，容易引起史家的注意;而我以为，更值得推荐的，当属梁氏另外两个容易被忽视的见解。一是强调中学生需要培养欣赏美文的能力，“但中学目的在养成常识，不在养成专门文学家，所以他的国文教材，当以应用文为主而美文为附”。一是主张“学文以学叙事文为最要”，但不应该从小说入手。所谓“有名的史家或叙事文大家，大抵不会做小说;而叙事文的技术，绝非从小说可以学得来”，或许说得过于绝对，但强调叙事文的写作训练，主要在于观察生活与整理资料，而不是驰骋想象力，却是个值得注意的思路。只要对前几年中学语文教学的争辩略有了解，或者对目前散文写作之趋向于虚构有所反省，当能明白我为何关注梁启超的这两段话。 斗换星移，物是人非，八十年前的老古董，不可能成为今人前进的路标;但作为晚清重要的思想家与文体家，梁启超的思考，还是值得我们认真品味。只是有一点必须提醒:讨论任公先生后期的文体意识与教育观念，必须将《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1922)、《要籍解题及其读法》(1923)、《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1923)等，以及其在各大学的诸多讲演考虑在内，方能有比较通达的见解。2002年7月10,18日于京北西三旗 稿件来源: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