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作真时真亦假-论《聊斋志异》中《念秧》的叙事策略

假作真时真亦假-论《聊斋志异》中《念秧》的叙事策略 【摘要】在《聊斋志异》中《念秧》不算名篇，以前的研究者很少把该篇小说作为单独研究的对象。在人物塑造上，《念秧》并无值得称道的人物，但在叙事策略上，《念秧》的表现却独树一帜。不管是它对《史记》的模仿，还是双重故事的标新立异，或者层层递进的骗局设置以及叙事手法上的游刃有余都表现出《聊斋志异》叙事方面的最高。 【关键词】《聊斋志异》;《念秧》;叙事策略 在《聊斋志异》中《念秧》不算名篇，以前的研究者很少把该篇小说作为单独研究的对象。在人物塑造上，《念秧》并无值得称道的人物，但在叙事策略上，《念秧》的表现却独树一帜。不管是它对《史记》的模仿，还是双重故事的标新立异，或者层层递进的骗局设置以及叙事手法上的游刃有余都表现出《聊斋志异》叙事方面的最高标准。 1 一、叙事结构的独特性 《聊斋志异》中大多数小说的叙事结构有一个特定的范式，即主要描写某个人物的某种遭遇，在部分小说中蒲松龄会在篇中或篇末加上议论或补充。《念秧》与之相比有两点不同:(1)论赞前置;(2)双重故事。 “论赞”是史的一中体例。追溯其源可以上至《左传》的“君子曰”，在《左传》中，作者假托“君子”而行论议，论议的内容可以确实是某位君子之言，也可以是作者自言之，而司马迁将之个人化为“太史公曰”，以后的史学家多学的是司马迁的体例。蒲松龄将这种体例引到小说中使小说有更多发挥的余地。但蒲松龄往往将论赞置于篇中或篇末。置于篇中者，“形成文眼，统驭‘连珠体’故事的叙事结构”，这一类占少数;大多数的论赞置于篇末，起“卒章显其志”的功能;而论赞置于篇首的，仅《念秧》一篇。这是《念秧》宏观上的第一独特性。 《念秧》的双重故事与其它小说有极大的相异性。在小说中两个主人公从未碰面，但是它们的故事相互映照。而前者王子巽所遭遇的可谓悲剧，后者吴安仁所演绎的则是喜剧，连接两者的是同一个诈骗团伙。 二、悲剧、喜剧与骗局的细节设置 《念秧》的小说内容成为明显的两个故事，其成因在于蒲松龄想写一个喜剧的目的造成的。如果蒲松龄抛弃第一 2 个故事而直接进入第二个故事的叙事，那念秧的可恨之处就无从谈起。所以蒲松龄巧妙地拆分了小说。 第一个故事存在的目的在于展现念秧骗术的高妙之处。在蒲松龄的构想中，诈骗者是一伙人，而诈骗的则是层层推进的形式，所以受骗者的角色设置决定了骗术的展示是否完整。如果受骗者涉事不深，如宁采臣，那很可能在第一层或第二层就被骗光资财，这样骗术就无法得到完整的展示。反之，如果受骗者过于警惕，轻松通过骗子的层层骗术，那就无法展开第二个故事的叙述。第一个故事的主角王子巽防范心理不是很强，却是一个不易动感情的人。第一个张姓骗子“称谓,卑，祗奉殷勤”，为了和王子巽同宿，“王在前，则策骞追及;在后，则止候道左”，可以说是谦卑至极了。但明伦评这一层骗术为“好奉承之人，最易上当”，显然王子巽不在此列。在后文中骗子以期望王子巽参赌来诱他入彀时，王的冷漠逼得骗子们强行以他的名义入赌。唯一让王子巽动感情的是金姓骗子。但王也不曾为金主动献殷勤。以这几点综合来看，王的秉性是属于那类不易被打动的人，他很能抵御诱惑。如果单描述此人，小说叙述的节奏会被拖地过长，而且不动感情也有一定的极限，很可能第一个骗子便能骗下王子巽。蒲松龄在第一个故事中加入了一个重要的无名角色，即王的仆人。对于这个角色的行事，冯镇峦评为“可谓有戒心”。仆人的角色不仅仅在于有戒心，而且行事极 3 为果敢。如张姓骗子的行为可疑一被他发觉，立刻“厉色拒去，不使相从”。在王“不为疑”的情况下，他仍然“终夜戒备之”，第二天“张来呼与同行，仆咄绝之”。 《念秧》小说还有一大特点，它小说的前后部分两个故事亦鲜明地分为悲剧和喜剧，而这种悲、喜剧的划分除了情节和结局的相对应的情绪渗入外，人物身份的设置也非常考究。在第一个故事中，四个骗子张、许、金、佟身份决然不同、性格也各异。张谦恭而近于谄媚，他不过是一个小隶，公职远涉，其谄媚几乎是出于身份的天性，是一个十足的小人物。而许夜与念秧宿，丧资斧，昏昏欲睡的受骗者的姿态。金则是个有才华的落第书生，情绪自然低下。除了佟以外都是不得志者。第二个故事则不然。黄是一个还乡途中的提堂户部;史是风流蕴藉的书生，且是黄的中表弟，一出场人物间没有丝毫隔阂。人物身份上的阴郁感丝毫无有。 三、叙事欺骗 前文已经论述过从文本的宏观上看，《念秧》的结构上最大的特点是“论赞”前置。其内容可见蒲松龄所论的内容已经把后文所要写的叙述对象透露了，这对于悬念小说来说通常被认为是最大的忌讳，它使读者产生了戒心。在小说的第一个人物出场时，读者和王子巽都产生了对张姓骗子怀疑的情绪。但也仅仅是怀疑，这种真假莫辨的感觉从叙事的第一部分就开始了。张的谦恭态度尤其让人怀疑，而仆人怒 4 斥后他的放弃跟随让读者释怀。但是释怀之下尤有一种疑虑。这种疑虑是作者始终没有说张是骗子。所以当张再次偶然出现时，这种情感得到强化。此时情绪双向分化为仆人的疑虑情绪和王的观望情绪。这事实上就是对文首论述的“背叛”。在此即是“论赞”前置的最大作用。 对作者叙事的不信任肇始于篇首的议论与文中人物行止的相悖。这种相悖还在骗子的骗局似乎破产与他们的随机转变中反复。这种情况普遍存在:开头让人疑惑的栖霞隶，无法判定善恶的许，落第书生金。栖霞隶最容易让人起疑，但他被斥走后的偶然出现让人无法确定判断;许则容易让人信任，但是他在赌局中的表现确实恶劣;金直到最后才被王子巽看清，但王开始也不是毫无节制地信任金，在宿地，金来时见王和许已经占了最后的住所，于是转身便走，小说写“王未言”，还是许出门留住了金。在筵席间，王对金问的几个问细节具备，是所有人对王释去怀疑的原因。在赌博一段上几乎所有人的丑态都要暴露了，金的仗义疏财，却让人对他的清白坚持，但也不过是小说的一个转折而已。 人物忽略属于骗局的细节设置上，但更大程度上应该归为蒲松龄的欺骗性叙事上。除了王子巽和吴安仁，《念秧》中人物虽多，却没有一个完整的名字。以姓代名的几个骗子，且他们的姓不一定是真姓。第一个故事中的仆人，第二个故事中的狐狸都没有姓名，连称呼都没有。王子巽性格不立体， 5 吴安仁全然倚靠狐狸，在《念秧》中没有一个纯粹立体的人。蒲松龄分化了每个人物。拆分的角色经过组合可以重新成为一个角色，但是对念秧的展现却极大地削弱了。如果将小说的主角可能性继续推演，那可以是念秧的整体，小说亦以念秧作为标题。但这些都属于小说叙述的不确定性。 独立角色性格的多人分饰以及让人怀疑的小说叙事者，两者的结合形成了《念秧》整体的风格。这个风格几乎带给读者超越叙事局限的阅读体验。即到两个故事的最后主角尚且不能悟出自己是否被骗的处境，小说的叙事者只能明确提示一条重要的信息，以让受骗者和读者确信。然而这些提示是让人怀疑的，因为叙事者从开始到最后常常以一个不可靠的叙事者出现。从这个角度出发蒲松龄完成了一个惊人的叙事艺术品:读者始终在怀疑小说中叙事者叙事的真实与否和读者与小说主角是否处于骗局中，而忽略了小说本体是虚构的，我们只不过是作者所设置的情境下的迷宫探险者。 【参考文献】 [1][清]蒲松龄.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2. [2]刘尚云.《聊斋志异》“异史氏曰”叙事艺术论略[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06):93,96. 百度搜索“就爱阅读”,专业资料,生活学习,尽在就爱阅读网 6 92to.com,您的在线图书馆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