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医好还是西医好

： 命题 3.1：当职工与企业进行工资议价时，工资是企业相对议价能力γ的减函数。 在劳动的边际产量与工资相等时，就业数量随着企业相对议价能力的提高和工会相对 议价能力的下降而上升。 同样进行类似的推理，我们还可以得到以下命题： 命题 3.2：工资是失业者收入的增函数。 另外，我们可以证明 G是两个弹性参数的减函数，相应地，我们还可以得到命题 3.3： 命题 3.3：当劳动需求或利润的弹性的绝对值上升时，将会引起工资水平的下降。 我们还能够考察受雇用的职工的所得与一个失业者所得之间的差别。进一步改写 上述一阶条件(式 3.5)，可以得到： 28 s w L w u wwu wuwu º + = - pgee 1 )(' )ˆ()( (3.6) 从上式中可以看出，被雇用的职工所获得的工资和效用一定高于失业者相应的所得。us 可以被看作衡量被雇用职工和失业者效用差别的指标。由式(3.6)可以得出命题 3.4： 命题 3.4：在议价的最优解下，被雇用职工和失业者的效用差别随着企业的相对议 价能力γ提高而下降，也随着就业与利润对工资的弹性上升而下降。 在垄断工会模型中，企业的相对议价能力γ为零，这时被雇用职工与失业者之间 的效用差就仅仅取决于就业对工资的弹性。当职工一方的相对议价能力为零时，企业的 相对议价能力γ趋向于无穷大，这时被雇用职工与失业者的工资差和效用差均为零，工 会成员的工资无任何优势可言，他们只能得到保留工资 wˆ。 在管理权模型中，只要上述两个弹性值是不变的，那么我们还能够推导出工资的 刚性。如果企业的生产函数是β阶齐次的( ]10[ ，Îb )，那么我们有 )1/(1 be -=Lw ， )1/( bbe p -=w 5和 )1/()1( gbb +-=su 。根据 us的表达式，当就业和利润对于工资的弹 性由生产函数的性质给定后，工资水平也就相应决定了，也就是说，在管理权模型中实 际工资可能具有某种刚性。由此我们可以得到命题 3.5： 命题 3.5：如果工资由职工与企业间的议价过程决定，在出现外来的生产力或价格 冲击时，工资不受任何影响，需要调整的只有就业。 管理权模型还可以用图形很直观地表示出来。首先我们将工会的等效用方程 )ˆ()]ˆ()([ 00 wuNwuwuLV ×+-= 进行全微分，可以得到以下三个式子： 0)(')]ˆ()([0 =+-= dwwLudLwuwudV (3.7) 0 )(' )ˆ()( 0 £ - -= wLu wuwu dL dw V (3.8) 0 )(' )]ˆ()()[(")('2 )]('[ )]ˆ()([ 222 2 0 ³ þ ý ü î í ì - - - = wu wuwuwuwu wuL wuwu dL wd V (3.9) 由以上两式可知，等效用曲线为递减和凸性的，而且在(L,w)平面中等效用曲线以 ww ˆ= 线为渐进线。在管理权模型中，解出现在劳动需求曲线上。将利润函数全微分得到(3.10) 式，并进一步得到等利润曲线方程(3.11)式： LdwdLwLFd --= ])('[p (3.10) L wLF dL dw - = )(' 0p (3.11) 由(3.11)式可见，当等利润曲线的斜率为正时，必须有 wLF >)(' 成立；当等利润曲线的 29 斜率为负时，有 wLF <)(' ；而等利润曲线的最高点则表示企业的利润最大点，即 wLF =)(' ，等利润曲线的最高点的连线就是劳动需求曲线。当工会的议价能力为零时， 工会的等效用曲线与等利润曲线相切于 E0处，议价解下的工资为 wˆ (此时，工会的效用 为零，工会的等效用曲线斜率为零，即 w= wˆ曲线)。在另一种极端情况下，企业的议价 能力为零，这时，议价解出现在工会的等效用曲线与劳动需求曲线的切点 E1处。在其 他情况下，议价解位于 E0和 E1之间的劳动需求曲线上(例如 E点)。 图 3.1：管理权模型(工资的议价) 值得一提的是，从图 3.1中我们可以看出，企业雇用职工的数量随着工会议价能力 的提高而下降。此外，除了 E0点之外，其他可能的议价解均不是等效用曲线和等利润 曲线的切点，因此均不具有帕累托最优的性质。例如，当企业与工会之间的议价结果为 E1点时，该点右下方阴影区域内的所有点给双方带来的效用均高于 E1点下双方的效用， 因此企业与工会双方完全可以达成更为有效的契约，以使双方至少有一方的满意程度得 以提高。之所以出现这样一个有些“奇怪”的结果，是由上述这个议价博弈的结构决定 的。上述议价实际上是一个两阶段的博弈，在第一阶段，由工会和企业经过合作博弈的 议价决定工资，在第二阶段，由企业单方面地根据工资决定就业。虽然整个博弈的第一 个阶段双方进行的是一场合作博弈，但整个博弈的性质却是非合作的，因此在博弈的求 解过程中我们采取了“逆向归纳法”，即将第二阶段企业的行为规则作为第一阶段纳什 规划的约束条件。所以，整个博弈的解不具有帕累托最优的性质不过是一种类似“囚犯 困境”的情况，是不足为怪的。6里昂惕夫(Leontief, 1946)指出，如果工会与企业之间就 工资与就业两个目标进行议价，就可能达成具有帕累托最优性质的契约，这一点也将在 效率议价模型中得以体现。 30 3.1.2 效率议价模型：对工资和就业的议价 在一般情况下，企业与工会之间的议价不只以工资这一个变量为目标。例如在法 国 1993年达成的 6122份劳动契约中，48％以工资和奖金为主题，44.2％涉及劳动工时， 5.9％包括了就业的内容(Cahuc, et al., 1996)。这一现象表明，管理权模型与现实之间可 能存在一定的距离。从实际情况来看，企业与工会之间不仅仅针对工资进行谈判，其他 的一些目标也直接或间接地对最终的就业数量产生影响。因此，在麦克唐纳和索洛 (McDonald and Solow, 1981)的模型中，企业与工会之间是对工资和就业这两个目标进行 议价的。这时，议价的最优规划可以写作： ])(ln[)]}ˆ()([ln{ , wLLFwuwuLHMax Lw -+-×= g , ),0[ ¥Îg (3.12) s.t. L≤N0和 w≥ wˆ 在内点解下(约束条件均取不等号)，两个一阶条件为： p gL v wuL = × )(' (3.13) p g ])('[)ˆ()( wLF v wuwu - -= - (3.14) 其中， )]ˆ()([ wuwuLv -×= 。将以上两个一阶条件相除，消去γ，可以得到下式所示的 契约曲线方程： L wLF wuL wuwu - = × - - )(' )(' )ˆ()( (3.15) 从上式中我们可以看出，等式左边为上面所推导的工会无差异曲线的斜率，等式 右边为上面所推导的等利润曲线的斜率，这意味着模型的解为企业等利润曲线和工会无 差异曲线的切点。同时我们也能看出 wLF <)(' ，由此可以得到命题 3.6： 命题 3.6：当企业与职工就工资水平和就业数量进行议价时，劳动力的边际劳动生 产力低于职工的工资，企业内存在着相对于利润最大化目标下就业水平的过剩就业。 效率议价模型也同样可以用图形的方法更为直观地表示出来。在图 3.2中，等利润 曲线和等效用曲线的推导均与上述管理权模型相同。劳动需求曲线仍然是等利润曲线的 最高点的连线。而契约曲线则是所有类似于 E 点这样的等效用曲线与等利润曲线的切 点的连线。当工会一方的议价能力为零时，职工只能得到其保留工资(在模型中为失业 时的收入)，而就业水平则由边际劳动生产力与工资相等的一点决定，这种情况在图中 用 E0表示。由于存在工会，企业内的就业水平高于竞争性劳动力市场下的就业水平。 31 wˆ E0 V0 1p (γ=0) )(0 ¥=gp Ld(w) L0 E 契约曲线 w 图 3.2：效率议价模型(工资和就业的议价) 此外，从上面的推导过程我们还可以看出，契约曲线是所有等效用曲线和等利润 曲线切点的连线，因而契约曲线上所有的点都具有帕累托最优的性质。进一步地，我们 还可以推导出契约曲线的斜率，将上式进行全微分可得： ])(')[(" )(")(' wLFwu LFwu dL dw - -= (3.16) 由上式可见，契约曲线的斜率取决于效用函数和生产函数的性质，在模型的假定下， F”<0，因此，只要职工是风险规避型的(u”<0)，契约曲线的斜率就一定为正，这时， 边际上雇用的职工既有利于工会规避职工的失业风险，又有利于工会提高职工的待遇。 如果职工是风险中性的(u”=0)，那么契约曲线就是垂直的，这时工会议价能力的强弱仅 影响工资水平，而就业数量则一直处于竞争性就业数量上。只有当职工为风险偏好者时 (u”>0)，就业数量才随着工会议价能力的增强而下降。在图 3.3中，描绘了两种情况下 的契约曲线。 32 wˆ E0 Ld(w) L0 契约曲线 (u”<0) 契约曲线 (u”=0) w 图 3.3：工会的风险态度与契约曲线 从以上论述中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命题： 命题 3.7：在效率议价机制之下，工资均随着工会议价能力的提高而上升，但就业 的变化却与职工的风险偏好性质有关，当职工的效用函数为风险规避(风险偏好)型时， 就业随着工会议价能力的提高而上升(下降)。 在效率议价模型中，工资也呈现出刚性的特征，为了揭示这一点，我们用η表示 劳动的产出弹性，即 h= )( )(' LF LLF ，并将其代入(3.14)式，可以得到： )1( 1)(' + + ×= gh hgLFw (3.17) 从上式中我们可以看出，工资是边际劳动生产率的一个固定的比例，且这一比例大于 1(因为η通常小于 1)。我们再将上式代入(3.15)式，可以得到： )(' )ˆ()( 1 1 wu wuwuw -= + - × hg h (3.18) 可以看出，如果给定职工效用函数的形式和相对议价能力的话，那么，工资仅与劳动的 产出弹性η有关。考虑一个形式更为一般的生产函数 AF(L)，其中，A表示生产的技术 水平，在这一生产函数形式下，劳动的产出弹性不随 A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式(3.18)意 味着命题 3.8： 命题 3.8：在效率议价模型下，工资不随外来的技术冲击而变化，从而表现出工资 的真实刚性，而技术冲击将只影响产出与就业。7 33 3.1.3 管理权模型与效率议价模型的综合 管理权模型和效率议价模型的结论有很大区别，主要区别是在管理权模型中就业 数量随着工会的议价能力提高而下降，而在效率议价模型中，只要职工是风险规避型的， 就业数量就随着工会议价能力的提高而提高。实际上这两个模型的不同往往被夸大了， 曼宁(Manning, 1987)指出，在管理权模型和效率议价模型之间有一个连续的中间状态使 其中一种情况过渡到另外一种情况，在这种中间状态下，议价的解既不落在劳动需求曲 线上，也不落在契约曲线上。 在曼宁的模型中，谈判是根据议价目标的不同分开进行的，根据不同的议价目标， 企业和工会之间也相应地拥有不同的议价能力。这一模型假定企业和工会之间首先对就 业进行议价，在议价时，参与者已经知道了双方达到的工资协议，因此，相应的就业议 价解就由下列纳什最优规划给出： ])(ln[)]}ˆ()([)(ln{ wLLFwuwuwLHMax L d L -+-×= g , ),0[ ¥ÎLg (3.19) s.t. L≤N0 其中，变量 Lg 代表企业在就业议价过程中所具有的相对议价能力。这一规划的最 优解可以记作 )ˆ,,( wwLL Lg= ，也就是说，就业水平是双方相对议价能力、工资议价结 果下的工资和保留工资(失业时的收入水平)的函数。在工资的议价中，双方又必须考虑 到就业的需求，因此，工资的议价可以用下面这样一个纳什议价规划来表示： ])(ln[)]}ˆ()([ln{ wLLFwuwuLHMax ww -+-×= g , ),0[ ¥Îwg (3.20) s.t. )ˆ,,( wwLL Lg= ≤N0和 w≥ wˆ 其中，变量 wg 代表企业在工资议价过程中所具有的相对议价能力。当 Lg →∞时， 上述这一两阶段模型的最优解就趋向于管理权模型的解。而当 Lg = wg 时，模型的解则 趋向于效率议价模型的解。在所有其他情况下，议价的解既不落在劳动需求曲线上，也 不落在契约曲线上。 在曼宁的模型中，他认为以上议价解的合理性在于议价过程中工资往往先于就业 被决定，但这并不意味着在谈判过程中工会永远不对就业水平进行干预。在西方国家工 资和就业的谈判常常在不同的层次上展开，较低的层次是在企业或工厂一级，较高的层 次是在中央或国家一级，居中的是行业或地区一级，总体来看工资和就业议价的层次有 逐渐降低的趋势(参见表 3.1)。现实中的情况是，就业的谈判往往是在较低的层次上展 开的，而工资谈判的层次往往比就业议价的层次更高。正是基于这些原因，曼宁认为， 工资和就业的议价可以被理解为一个两阶段的博弈过程，根据议价的对象是工资还是就 业，完全可以假定企业和工会双方的议价能力在不同的议价过程中有不同的议价能力。 从曼宁模型中得出的结论是，如果工资和就业的议价是一个两阶段的议价过程， 那么议价的结果就并不一定达成一个有效契约。因此，这一模型也不完全能够让人满意。 34 首先，将工资与就业的议价严格地区分为工资的议价和就业的议价两个阶段缺乏坚实的 理论基础。其次，曼宁模型是一个两阶段的博弈模型，在每一个博弈的阶段双方都采取 合作的策略，但正如我们在第二章中已经说明的那样，在合作博弈的分析框架中不能很 好地说明议价能力的决定因素，根据非合作博弈理论的分析，通常认为议价能力取决于 双方的风险偏好和现值偏好，这样，就很难想象企业和工会在工资议价和就业议价中分 别具有不同的议价能力。 表3.1：17个经合组织国家集体谈判的层次, 1980-1994 国家 集体谈判的层次 a 主要的谈判层次 b 国家 集体谈判的层次 主要的谈判层次 澳大利亚 1,2,3 2→3,1 挪威 1,2, 2→1 奥地利 2,3 2 新西兰 1,2,3 2→3 比利时 1,2,3 2 葡萄牙 1,2,3 2→2/3 加拿大 1,2 1 西班牙 1,2,3 2/3→2 芬兰 1,2,3 3→2/1 瑞典 1,2,3 3→2 法国 1,2,3 2 瑞士 1,2 2 德国 1,2 2 英国 1,2 2→1 日本 1,2 1 美国 1,2 1 荷兰 1,2,3 2 资料来源: OCDE(1994)。 注：a 1=企业／工厂；2=部门；3=中央一级。 b → 代表变化的方向。 除了曼宁模型外，对管理权模型和最优契约模型进行整合的模型还有 Espinosa 和 Rhee(1989)、Strand(1989)，这些模型也得出了与曼宁相似的结论。他们用无限期界的重 复博弈模型对工资和就业的议价进行分析，在模型中，工会和企业在事先预定好的期限 里进行工资的议价。当出现类似管理权模型中的“囚犯困境”的局面时，为了团结企业 的职工，企业有动力与工会进行就业数量的议价，在议价结果下工资水平是高于职工的 边际劳动生产率的，除非工会同意降低工资。但是工会是不会选择降低工资的，因为一 旦工会降低了工资，企业就有动力违反隐含的就业契约，并选择一个使边际劳动生产率 等于工资的就业数量。在 Espinosa和 Rhee(1989)、Strand(1989)所作的研究中，他们考 察了重复博弈的一些特征，并证明只有当企业对现值的偏好足够低时(也就是当企业充 分地关注未来的时候)，企业和职工之间的议价才会关注就业的数量。此外，他们也证 明了，存在这样的企业的贴现值使得最后的议价解落在劳动需求曲线和契约曲线之间。 以上这些模型共同说明了一个问题，即管理权模型和效率议价模型不过是一个模 型的两种极限情况。在实际生活中，企业与工会进行谈判时可能还会涉及到一些其他事 关双方利益的变量。如果我们进一步地在上述两个模型中考虑企业对被解雇员工的补偿 的话，那么两个模型之间的差异就更加小了(Cahuc, et al., 1996)。 经济学家们还通过一些实证研究对上述两类模型进行了检验，但这些检验都不能 提供充分的理由让我们拒绝其中某一类模型。到目前为止，经验研究的结果表明，工会 与企业的谈判对工资水平有正的影响，但对就业变量的影响却仍然是不清楚的。大家比 较一致的观点仅可以概括为两点，一是工资与边际劳动生产率相等的假说应该被拒绝， 二是就业与谈判确定的工资水平是负相关的。8 35 3.2 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工资和就业议价 一般认为，工资和就业是由企业和工会间的谈判决定的，而实际上，政府往往对 工资和就业的决定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有时，政府对企业的工资和就业决策进行干预 是为了减少企业决策的负外部性。比如说，当企业大规模解雇职工的行为给社会安定造 成不良影响时，政府往往会出面干预，但这种干预只有当宏观经济比较萧条的时候才是 合理的，因为这时才会出现企业大规模解雇职工的现象。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往往可以 观察到这样的现象，政府即使在经济繁荣的时候也会要求企业多雇用职工。对这一现象 的一个合理的解释是，政府也是由具有经济理性的经济行为人组成的，或者说，政府的 官员也是有自己的经济目标的，要求企业多雇用职工可以降低社会失业率，从而可能受 到社会公众的欢迎，9并为政治家们(或贬义地称这些为私人牟利的人为“政客”)带来更 多的政治上的支持。 史雷佛和温什尼(Shleifer and Vishny, 1994)建立了一个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合作博弈 议价模型(以下简称 SV 模型)，弥补了以往相关研究忽视政府在工资和就业决定过程中 的作用的不足。SV模型中假设有三个博弈参与者，分别是财政部、政客和企业的经理。 假设财政部在博弈过程中处于被动地位，而政客和企业经理就企业的就业数量进行议 价。10 假定企业雇用了一些过剩的职工(LS)，这部分职工不生产任何产品。用 w代表职工 所获得的工资，并假定这一工资水平高于市场上的工资水平，否则这些职工就不会愿意 留在企业里。接下来假定政客通过使企业雇用过剩的职工可以得到相应的政治利益 B(LS)，原因可能是职工是工会的成员，他们如果能被企业雇用就会给予政客更多的支 持。11假设企业在雇用过剩的职工前所获得的利润为π，企业的经理代表所有的股东获 得利润的一个份额θ，而(1–θ)份额为财政部所有。政客为了能够追求自身的利益，需 要劝说企业雇用一些过剩的职工，为此他必须提供给企业相应的补贴(s)。对于财政部 来说，无论补贴数额有多大，它都能从企业己有的利润中获得(1–θ)π，因此它关心的 实际上是净转移支付(S)的数量，净转移支付数量等于补贴总额扣除掉财政部从过剩就 业给企业带来的增量利润中可得的部分： SS wLswLssS )1())(1( qqq -+=---= (3.21) 假设政客为了获得净转移支付 S需要付出成本 C(S)，这一成本既可以理解为政客 克服财政部、中央银行或纳税者的阻力所耗费的成本，也可以理解为政客为了增加税收 实施补贴所需耗费的政治成本。 当政客与企业经理进行议价时，经理将通过贿赂(b)买通政客，使其为企业支付一 定量的补贴。而政客的收益则包括企业的贿赂和由企业过剩就业带来的政治利益。因此， 政客的效用可以用(3.22)式表示： bSCLBU Sp +-= )()( (3.22) 相应地，结合转移支付的表达式(3.21)，经理的效用可以用(3.23)式表示： bwLSbwLsU SSm --+=--+= qppq )( (3.23) 36 在对双方的效用函数进行过上述定义后，我们来展开一些分析。 一、社会福利与社会最优 我们假设政客的利益所得并不增进社会福利，因为虽然过剩就业给政客带来了更 多的选票，但当这些政客得到更多的选票时，必然同时减少了他的竞争者所得的选票。 所以，过剩就业给社会带来的是福利损失，假定每一单位的过剩就业的社会机会成本是 ω，那么过剩就业的总的社会机会成本就是ωLS。类似地，政客为争取转移支付 S而耗 费的成本也不是社会成本，因为这些资金来源于扭曲的税收，必然给社会带来其他的成 本。出于简便，SV 模型假定转移支付的社会成本为转移支付总额的一个比例σ。所以 社会福利函数为–ωLS–σS。根据这一社会福利函数，在社会最优目标下最优的结果是 LS=S=0。但是，这一社会福利最优目标在 SV模型中是不能达到的，因为公众往往不能 够很好地组织起来去追求他们的最优目标。12在这种情况下，公众的钱就被政客和企业 的经理们利用来追求他们的私人目标了。SV 模型所要研究的一个问题就是当政客和经 理追求他们的私人利益时，均衡结果是怎样偏离社会最优目标的。进一步地，SV 模型 中回答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企业产权的安排起着怎样的作用。在 SV模型中产权的安 排有两种含义：一是过剩就业数量的决定权，如果由企业取代政客来决定过剩就业数量 则发生了“公司化”(corporatization)；二是企业利润的分成权，如果由经理所代表的股 东在企业利润中分得的份额(θ)更多了，则发生了私有化(privatization)。 二、威胁点和联合效率 在 SV模型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威胁点的位置，不同的权利安排将决定不同的威胁 点。我们首先来考虑由政客和经理分别决定就业数量时的结果，这时没有两者之间的收 贿和行贿行为。当政客有权利控制 S和 LS时，他将选择 S和 LS来最大化他的收益： )()( SCLB S - (3.24) 约束条件是经理能够获得非负的效用，即： 0³-+ SwLSqp (3.25) 当约束条件取等号时，其一阶条件是： qp-= SwLS (3.26) )(')(' SwCLB S = (3.27) 也就是说，当决定 LS的权利界定给政客时，他将使企业的净利润为零，而过剩职工的 规模给他带来的边际利益正好抵消了他为争取转移支付所耗费的边际成本。 如果将决定就业的权利界定给经理一方，那么他的威胁点就是当政客和经理采取 非合作博弈行动时的结果，也就是由政客来决定 S，由经理来决定 LS，显然，在纳什均 衡处，LS=S=0。 接下来我们来讨论对于双方具有联合效率(jointly efficient)特点的模型解。这时， 双方的效用是可以相互转换的，双方追求两者的效用之和最大，即最大化下式： 37 SS wLSSCLB -++- qp)()( (3.28) 其一阶条件是： wLB S =)(' (3.29) 1)(' =SC (3.30) 上述条件表明，在联合效率点，就业和转移支付的决策是完全可分的。过剩就业的边际 政治利益正好由获取补贴并支付工资的边际政治成本抵消。 图 3.4可以很形象地表示出以上基本模型的结果。图中经理的威胁点为 LS＝S＝0， 而政客的威胁点同时满足(3.26)、(3.27)两个条件。效率点落在 )(')(' SwCLB S = 曲线上。 13利用以上这一基本模型，我们进一步分析如果由政客和经理双方进行就业和转移支付 的议价，均衡解将发生怎样的变化。 S B’(LS)=wC’(S) S=wLS-qp 效率点 经理个人理性 h 约束 经理的威胁点 h 政客的威胁点 0h LS -qp 图 3.4：企业与政府的议价 三、存在贿赂时的均衡 我们首先研究在允许贿赂存在的情况下，分别由政客和企业经理来决定过剩就业 的规模会导致什么不同结果。 当就业由政客控制时，威胁点由(3.26)、(3.27)两式决定，威胁点的过剩就业和转 移支付分别记为 LSd和 Sd，这时政客的效用为 Upd=B(LSd)–C(Sd)。政客在议价中的所得 可以表示为： d pS UbSCLB -+- )()( (3.31) 而经理在威胁点下的效用为零，因此他在议价中的所得可以表示为： bwLS S --+qp (3.32) 纳什议价解为最大化(3.31)式和(3.32)式乘积的 S和 LS。易证明，上述纳什议价解仍然是 38 由(3.29)、(3.30)两式决定的效率点，并满足条件 pU –Up d= mU 。此时，均衡的贿赂量为： )])()(()[(5.0 dpSS USCLBwLSb ----+= qp (3.33) 当过剩就业由经理控制时，经理在威胁点下的效用为qp ，而政客在威胁点的效用 为零。这时，容易证明，纳什议价解仍然是效率点，不同的是均衡的贿赂量变成了： ))]()(()[(5.0 SCLBwLSb SS ---= (3.34) 以上分析可以归结为命题 3.9： 命题 3.9：当存在贿赂时，现金流权利θ和过剩就业控制权的分配均不影响资源配 置的结果。 模型的命题 3.9实际上是科斯定理的一个实例，我们可以看到，初始权利的分配并 不影响资源配置的结果，但却通过影响贿赂的大小影响了两个参与者的收益。同时，我 们还可看到，由于存在贿赂，政客和经理只关心资源的配置是否对他们双方有效率。当 资源的配置达到了他们的效率点之后，他们就用贿赂来进行收益的分配，而社会最优点 LS=S=0 却达不到。命题 3.9 还有一个重要的含义值得注意，在存在腐败的情况下，私 有化或商业化(commercialization)都无关紧要。即使在公有产权安排下(在 SV 模型中表 现为θ较低，财政部所得相对较高)，只要存在贿赂，政客就会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而 使资源配置结果偏离社会最优点。接下来要问的是，公司化或私有化(即以经理为代表 的私人股东所得份额θ更大)将怎样改变资源配置的结果。根据(3.33)式和(3.34)式，我 们可以很容易地得到命题 3.10： 命题 3.10：当过剩就业由政客控制时，均衡的贿赂数量随θ升高而提高；当过剩 就业由经理控制时，均衡的贿赂数量与θ无关。 根据命题 3.10，即使在一个私有制为主的国家里(θ较大)，只要企业受到了政府的 管制，企业就会采取大量的行贿行为，从而滋生腐败现象。14 四、没有贿赂时的均衡 以上分析中存在贿赂的假定往往与现实不相符合。在大多数国家里，腐败是违法 的。如果说腐败本身是一种“契约”行为的话，这种契约在法律上的可执行性非常差。 一旦当政客拿到贿赂后，他便有可能再要求企业雇用更多的过剩职工，这时法律上不可 能认可先前由腐败“契约”所决定的过剩就业量。因此，科斯式的议价(以贿赂为交易 手段)并不现实，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的是没有贿赂时的议价均衡。我们仍然区分两种 权利安排的情况，即由政客控制过剩就业量和由经理控制过剩就业量，并讨论当利润的 分成由财政部转向经理(即θ升高)时，没有贿赂的均衡怎样发生变化。15 1、没有贿赂的均衡：由政客控制过剩就业的情况 如果由政客控制过剩就业数量，而且双方不能行贿受贿，双方就不可能通过议价 达到一个对于双方都更好的情况，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的均衡就是政客的威胁点。如果利 润的分成由财政部转向经理(即θ升高)，在图 3.4中表现为经理个人理性约束曲线向右 下方平移，使得均衡处的过剩就业上升，而转移支付数量下降。由此我们可以得到： 39 命题 3.11：如果由政客控制过剩就业，θ升高导致 LS上升和 S下降。 命题 3.11的含义是非常重要的。根据这一命题，一个受到管制的私有企业(θ较高) 可能比公有企业(θ较低)有更多的过剩就业。也就是说，在没有贿赂的情况下，管制可 能是比公有产权更为严重的问题。再结合命题 3.10，我们可以发现，如果仅仅进行私有 化，而不放松管制是很危险的。如果政府保持对于企业的控制而仅仅是允许经理和股东 分享更多的利润，那只不过是允许政客们以贿赂或过剩就业的形式从企业中获得更多的 个人私利。所以，如果通过所有制重构追求更高的效率，就必须首先限制政客们对于企 业的控制权利。16 2、没有贿赂的均衡：由经理控制过剩就业的情况 在由经理控制过剩就业的情况下，经理在不达成协议时的效用为θπ，所以他在 议价过程中的净所得为(S–wLS)。政客在不达成协议时的效用为零，所以他在议价过程 中的净所得为 B(LS)–C(S)。没有贿赂的纳什议价均衡为： ]/[)]()([)(' SS wLSSCLBSC --= (3.35) ]/[)]()([)(' SSS wLSSCLBwLB --= (3.36) 根据以上两式，我们仍然可以得到 )(')(' SwCLB S = 。也就是说，在没有贿赂的情况下， 经理和政客会一致同意提高 S 和 LS，使得他们的境况变得更好。以上两式隐含着命题 3.12： 命题 3.12：在由经理控制过剩就业的情况下，无贿赂的均衡不受经理所有权(θ) 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在命题 3.9中我们已经知道，当存在贿赂时，均衡点与谁拥有决定 过剩就业的权利无关。但命题 3.12却告诉我们，在没有贿赂的情况下，LS和 S依赖于 过剩就业的决策权被界定给了政客还是经理。也就是说，公司化对均衡解是有影响的。 同时，命题 3.12 还告诉我们，在没有贿赂的情况下，一旦将过剩就业的控制权界定给 了经理，那么给予他更多的现金流控制权并不改变均衡结果，也就是说，私有化并不重 要。17既然公司化有影响而私有化却无关紧要，那么为什么又要私有化呢？这是 SV 模 型接下来回答的另一个重要问题。 五、包括补贴限制的 SV模型 在现实中，往往只有那些亏损的企业才能获得政府的补贴，而对于盈利的企业的 补贴就很难被公众所接受。因此在 SV模型中进一步考虑了对补贴存在限制的情况。这 一补贴限制在 SV 模型中表示为所谓的“名誉约束”(decency constraint)，即当且仅当 RwLS S <－＋qp (R为一常数)时，s>0。这一约束条件可以在图 3.5中表示出来。这里仅 考虑θπ>R 的情况，18这时如果没有其他因素，经理的效用高于其允许得到补贴的限 度，因此补贴数量(s)为零。当企业不符合受补贴的条件时，有 RwLS S >－＋qp ，这时 如果政客想“购买”过剩就业的话，他只能从财政部的利润分成中来支付这笔钱。再回 40 顾一下式(3.21)，当 s=0时 S= (1–θ)wLS，这是企业可以获得的最大转移支付数额。为 了自己的政治利益，政客们一定会尽量多地使用转移支付，相应地 RwLS S >－＋qp 等 价于 )/()( wRLS qqp -< 。而当 )/()( wRLS qqp -＞ ，即 RwLS S <－＋qp 时，转移支付 S也 不能过高，根据“名誉约束”企业得到的最大转移支付量为 qp-+= RwLS S ，以保证 “名誉约束”不被打破。当θ收敛于零时，“名誉约束”收敛于经理的一条以原点为起 点的无差异曲线；19当θ收敛于 1时，“名誉约束”的第一部分收敛于表示 LS的横轴。 h S B’(LS)=wC’(S) θ=0 θ=1 S=wLS-qp 经理个人 效率点h 理性约束 Z X 经理的威胁点 h 政客的威胁点 0h LS w R q qp－ -qp 图 3.5：包括补贴限制的 SV模型 由政客控制过剩就业的情况很简单，威胁点仍然是经理个人理性约束和曲线 B’(LS)=wC’(S)的交点。如果没有贿赂的话，这一威胁点仍然是最后的配置点，“名誉约 束”也不起作用。在有贿赂的时候，如果“名誉约束”在联合效率点不构成约束，那么 经理与政客的议价均衡点就是联合效率点；如果“名誉约束”构成了约束，均衡点就出 现在 B’(LS)=wC’(S)曲线和“名誉约束”曲线的交点处，即 X 点，X 点与无约束情况下 相比 LS更高，S和贿赂更低。注意，在θπ足够高的时候，“名誉约束”总是构成约束 的。 由经理控制过剩就业时，威胁点仍然是 LS=S=0。由于“名誉约束”线严格地低于 穿过原点的经理无差异曲线，因此，“名誉约束”线上的点给经理带来的效用均低于原 点下经理的效用。所以，如果没有贿赂并且θπ>R，原点就是均衡的配置点。 进一步考虑允许贿赂的情况，并假定“名誉约束”在联合效率点是有约束作用的。 这时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命题： 命题 3.13：假定允许贿赂存在，由经理控制过剩就业，“名誉约束”在一特定的 R 值下起作用。在θπ足够高时，与θ=0 时的情况相比，经理将选择更低的过剩就业水 平，企业将放弃补贴。 在允许贿赂存在的情况下，如果由经理控制过剩就业，并且“名誉约束”不构成 约束，那么，均衡点便是联合效率点。而当“名誉约束”构成约束时(θπ足够高)，均 41 衡点则为 B’(S)=wC’(S)曲线和“名誉约束”曲线的交点，即 X点。但是，请注意，只有 当θ=0时，这一均衡点(Z)才是可以达到的，因为θ=0时经理在威胁点处的效用为 0， 而“名誉约束”曲线恰好是经理的无差异曲线。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当企业由一个国有 企业(θ=0)私有化(0<θ<1)后会出现什么结果。当 0<θ<1时，所有 B’(S)=wC’(S)曲线和 “名誉约束”曲线的交点处经理的效用水平都严格低于原点处的效用水平，因此，企业 将不再会有与政客进行议价的动力，而宁愿选择更低的过剩就业水平。所以，当进行国 有企业的私有化时，过剩就业不是从 Z点开始延着 B’(S)=wC’(S)曲线移动，而是直接跳 跃到原点，从而引起过剩就业的减少和经济的重构。20命题 3.13的一个重要含义是，对 盈利的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是引起经济重构的一种方式。人们通常所持的观点是，私有 化应该从绩效差和亏损的企业开始，但在 SV模型中，这些企业只要能够继续地得到补 贴就不会有动力进行重构。 六、决定私有化和国有化的因素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与经理控制过剩就业(S)的情况相比，政客们总是 更加愿意由自己来控制过剩就业。对过剩就业的控制可以是对私有企业的管制，也可以 是对企业进行国有化。因此我们常常在现实中观察到这样一些现象： 首先，政府常常对一些亏损的企业进行国有化。如果任由亏损企业破产的话，政 客们就可能失去来自这些企业里的职工的政治支持，所以对亏损企业进行国有化并保持 职工的就业就能够给政客带来政治上的收益。也就是说，亏损的企业虽然对于股东来说 是没有价值的，但对政客来说却是有价值的。 其次，即使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被政府国有化的企业也并不象传统理论所说的那 样总是自然垄断企业。有时，对企业进行国有化的原因仅仅是出于政客们的自身利益。 在命题 3.13 中我们已经揭示了，当企业拥有决定过剩就业规模的权利时，私有产权安 排会带来经济的重构和企业解雇过剩的职工，所以为了保持就业，政府必须对这些企业 进行严格的控制，实行国有化。 第三，当政客能够控制企业，并决定企业的过剩就业规模时，政客更加偏好于较 高的私有产权份额和较低的财政部(公有)产权。因为更高的私有产权份额意味着政客们 可以从中获得利益的资源数量更多了。在贿赂是可能的情况下，政客们能从企业那里获 得更多的贿赂。即使贿赂不可能，政客们仍然能够通过更多的过剩就业(而不是更高的 贿赂)来获得更多的利益。 第四，由于政客们总是偏好于对企业更多的控制，所以现实中出现的私有化现象 往往是由财政部(公众)和纳税人的行动导致的。当存在着政治上的竞争时，是否对企业 进行私有化就取决于从公共支出(和贿赂)中得益的政客和从低税收中得益的政客之间 的竞争，当管制带来的政治利益较低，而财政部(公众)希望限制补贴数量的愿望很强的 时候，财政部(公众)就可能胜出，并实现企业的私有化。公有制企业越是独立于政客们 的控制，公有产权给政客们带来的政治收益就越低，从长期来看，公有产权就越不稳定。 3.3 工资和就业议价对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 42 在这一章里，我们介绍了两类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工资和就业模型，一类是企业 与职工(工会)议价的模型，另一类是用议价模型来模拟政府对就业的管制的模型。通过 对这两类模型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在特定的工资和就业决定机制下，劳动力资源的配 置效率受到了影响。 首先，我们发现，在企业和职工(工会)的工资和就业议价之下，工资成为了一个具 有刚性特征的变量，这使得经济面临外来冲击的时候，企业只能调整其雇用劳动力的数 量。在模型中，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企业和职工双方只对工资进行议价的话，那么，资 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性质都不能保证。即使是在双方同时进行工资和就业的议价时，资 源配置达到了帕累托最优状态，但由于存在工资刚性，劳动力市场将仍然难以出清，失 业将仍然存在。这实际上意味着，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由于私有产权得到保护，企业可 以按照利润最大化目标来进行工资和就业的决策，于是，对于职工来说，如果他们团结 起来争取自己的利益，那么，即使有工作的人(或者工会成员)可以通过谈判保持工资的 稳定，但是却无法保证所有劳动者都能够分享这一利益。甚至可以说，有工作的人(或 者工会成员)的利益增进是以另外一部分劳动者失业为代价的。 其次，如果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存在政府对企业的就业管制(在 SV 模型中是用政府 和企业间的合作议价来模拟的)，那么，我们就很难保证政府的官员不去追求自己的利 益，这时，资源配置完全可能偏离社会最优状态。更进一步地来说，由于市场经济体制 下的民众对于资源配置的社会最优状态缺乏相应的知识，所以他们会选择那些能够增加 就业的政府。如果政府拥有干涉企业的就业决策的权力，那么，政府的官员就可能利用 这种权利去寻租和腐败，这就有可能使得企业内存在超过社会最优状态的过剩就业，而 这个过剩就业的成本又是由社会来承担的。特别地，如果社会上存在一些亏损的企业， 政府为了维持就业，将有动力对这些亏损的企业实施国有化，实际上，这时过剩就业的 成本又是由社会承担的。总之，更为一般地来说，如果要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保留政府对 企业进行干预的权利，那么，资源配置的社会最优状态就无法保证。这一结论是非常重 要和富有启示意义的。21 注释： 1 这里我们所作的不是有关工资和就业议价的纯理论研究，因此我们也不对工资与就业 的动态议价、多头议价这类较为高深的内容进行评述。 2 在 Dunlop (1944)的模型中，假定职工知道企业的劳动需求，然后由工会单方面地决定 工资。而 Leontief (1946)的模型则恰恰相反，在他的模型中首先由工会给出需要的工资 水平，然后企业观察到(并接受)这一工资水平，并选择雇用职工数量。对 Leontief (1946) 模型的介绍可参见 Gibbons (1992)和谢识予(1997)。 3 这一生产函数也可以用来表示价格为 1时收益函数。 4 严格地说来，规划(3.3)中职工的净所得应写为 )]ˆ([ 0 wuNV ×－ ，根据式(3.1)，这一净所 得表达式可写为 )]ˆ()([ wuwuL -× 。 5 这两个弹性的表达式是可以由生产函数的β阶齐次性质推导出来的，参见附录 C。 43 6 如果说不具有帕累托最优性质的议价解与我们的经验和直觉不相符，因而缺乏合理性 的话，那么问题可能出现在纳什均衡概念以及“逆向归纳法”本身。也正是由于的 纳什均衡概念和对纳什均衡进行精炼的“逆向归纳法”所得出的结论往往与现实有一定 差距，使得我们有必要对纳什均衡概念和逆向归纳法的合理性进行深入的思考。对这类 问题的讨论参见谢识予(1999)。 7 这一结论对于劳动产出弹性不变的生产函数（比如 Y＝Lη 或者更为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