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马寅初痛斥发国难财者 后被囚禁8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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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马寅初写文章一发不可收拾,重庆乃至大后方各界,都有清算发国难财者的呼声,反映到传媒上的不仅有大块文章,还有众多评论和赞扬马文的读者感言,这对马寅初无疑是极大的鼓舞。重庆当局架走马寅初后,根本就未在重庆停留,很快便将他押送到当时颇为著名的贵州息烽集中营,囚禁了8个月。
本文摘自《文史春秋》2008年09期,作者:汪烈九,原
:马寅初的“对四开”
1941年,马寅初先生六十寿辰,却身陷囹圄。陪都重庆尽管时时提防日机轰炸,但谁也忘不了这位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的境况。于是新一轮的《政蒋公函》兴起,署名者尽皆各界名流,包括军政界头面人物,纷纷要求释放马寅初先生。
马寅初先生为什么坐牢,人们无不知晓,马先生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大家,以其道德表率赢得他人的尊重。正因为他以承担社会
为己任,所以对权势无所畏惧。
抗战第一年,河山失去半壁,浴血军人食不果腹,冬无寒衣,马先生废寝忘食地寻求解决抗战经费的办法。他从媒体获知,居然有政要和地方长官干起囤秋居奇的勾当,大发国难财,他以其立法委员的特殊身份向重庆政府立法院提出提案:“希望那些手中攒着国难财的人,少讲些什么英明神武、疆界开拓,回忆什么文景之治、康乾盛世……如今国破城残,多谈这些有什么用处,我大声疾呼:拿来~具体要求是:必须征收战时过分利得税。果真如此,才算言行一致。”
这份提案提出时间为1938年5月,但如石沉大海,渺无踪影。又过一年,财政更加吃紧,前方战士流血牺牲,苦不堪言。马寅初于1939年在立法院的一次会议上直截了当地提出“要向大大小小发国难财者征收《临时财产税》”,以支持抗战大业,其结果依然无效。
每当他出入立法院时,看到一些只讲空话、国难财照发的伪君子,便头高颈望而过,谁也不愿理睬。有人讥马:“这是傲视群侪呀~”“马先生难得有宽容、宽厚之风呀~”马寅初听了,绝不当它耳边风,而是立即反击:“我宽容的是生产者,而非只会贪污、消费的寄生虫~”有好心人劝说:“您这立法委员怕是难当啊~”意在提醒他莫与当局分庭抗礼。马大笑:“我早想掼掉这顶空洞的委员帽子~”因为他屡屡作出的提案,均次次落空,怎不令他忧心如焚呢。
马寅初见提案无用,只能诉求于媒体,将真相公之于众。他写了许多宏文,如《提议对发国难财者开办临时财产税以充战后之复兴经费》《对发国难财者征收临时财产税为我国财政与金融惟一出路》等。
国民政府立法院出版有《时事类编》杂志,马寅初于1940年7月间两次交稿该刊。发表后引起某些高官不满,指令《时事类编》“不得再发表类似言论”。
马寅初的一支笔,有如丈八蛇矛,舞动得出神入化。他不惧怕重庆的阻拦,再写大著《战后经济问题》,交香港《大公报》于1940年12月在显著位置刊发,其内容仍然是大声疾呼:必须开征“临时财产税”,硬是咬定青山不放松,矛头直指大发国难财者。紧接着,马寅初每日收到恫吓信,还有人在商学院叫骂。“这怎么能吓倒我们德高望众的马院长呢~”学生们持以公论。
此后,马寅初写文章一发不可收拾,重庆乃至大后方各界,都有清算发国难财者的呼声,反映到传媒上的不仅有大块文章,还有众多评论和赞扬马文的读者感言,这对马寅初无疑是极大的鼓舞。
除了发表文章外,马院长还到处演讲(这个时期的
大都收集在《马寅初演讲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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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不断地抨击发国难财者。好几次他都遭到围攻,向他喝倒彩的也有,但马寅初正气凛然,毫不退却。
事实上,马寅初不畏邪恶势力,一次次战胜他们,而邪恶势力也将他逼进政治风暴的漩涡中去。
1940年12月底的一天,马寅初先生又发表了演说,在商学院众多学生的护卫下,平安地回到了家里。与家人吃罢晚饭,家人已为他在书桌上燃起了煤油灯,马寅初正要投入夜晚的办公时,寓所大门被拍响,说是有学生求见,讨论局势。马寅初喜爱自己的学生,哪有不开门的道理,家人开门后,陡然涌入一伙陌生人,口里大叫“马院长~”神态非常狰狞,不由分说,两个陌生人架起院长便走。家人问往何处,陌生人回答:“立法院有请~”
立法院,说得清楚明白。第二天天一亮,家人向立法院讨要一夜未归的马寅初,回答是:“我们昨夜没任何公务,根本不知道这回事~”
其实,重庆当局架走马寅初后,根本就未在重庆停留,很快便将他押送到当时颇为著名的贵州息烽集中营,囚禁了8个月。在这8个月中,马寅初从未停止过思考:为什么有利于抗战的意见,如此遭到打压,作为立法委员,尚且不能表达自己的意见,那么一般公民呢,于是他对集中营的头目说:“我一不是汉奸,二不是中共,凭什么关押我在集中营,哦,原来是最高层怕我讲了真话。请你层层转告,连几篇文章和演讲稿都要管,最高层是否太累了,”
息烽集中营的头儿果然向上级
了马寅初的“质疑”。在被关满8个月后,他们又将马先生押送江西上饶集中营。
马寅初一如既往,不断抗议对他的无理关押。他向上饶集中营的头目说:“你必须为我转告,我是无罪的。你们关押我,是怕我开口戳了高层的痛处;如果不怕我,那么就该送我回家。”一直到1942年8月,江西上饶集中营才将马寅初予以释放。马寅初住重庆歌乐山,这里是公教人员居住区。马以为当局还是能够有点雅量的,不然为什么屡屡抗议后或迟或早自己能得到释放呢,殊不知,回到家后的马寅初,依旧没有人身自由,出入、社交,一切行动无不受到便衣警察的限制。马寅初通过各种渠道,与外界保持联系,社会各界也无时无刻不在关注他,为他抱不平。常有舆论为他伸张正义,要求当局解除对马先生的软禁。
抗日战争进行了8年,直到东京湾密苏里号军舰上飞出一纸降书,宣告日本法西斯的彻底覆灭,马寅初先生才真正获得了自由。8年抗战,前4年马寅初先生奔走呼号,不断要求对发国难财者征收“临时财产税”,后4年便遭牢狱之灾。马寅初在被囚禁和软禁的4年里,立场坚定,大义凛然,当局吓得胆战心惊,他为国人树立了一个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形象,受到国人的尊重。
之后,在社交场所,老友重逢时,大家无不为之惋惜,惜他白白浪费了4年大好光阴。而马寅初却轻声一笑:“抗战8年,应给我以‘对四’开的
~”
再回到1941年7月的马院长六十寿辰。正被囚禁于上饶集中营的他,哪里会料及,重庆各界知名人士以及众多大学生,为抗议当局对他无理囚禁,发起为他祝寿的活动。那时公教人员和学生的生活十分困难,为支持马院长的正义与无畏,每人拿出点滴积蓄,甚至是节食,为马院长修建纪念亭。
尽管战时重庆一切物资紧张,但大家仍募得优质木料,建起飞檐朱柱的亭阁。让谁来为马亭题字呢,人们颇费思量,绝对不要发国难财者,且须有社会声望者。大家想到了一块儿,认为最适合的人选,莫过于把清废帝一把“撵”出皇宫外的冯玉祥将军。冯玉祥知情后,欣然命笔,为寅初亭题字,黑匾金字,十分耀眼,这对重庆当局而言,无异于一记棒喝。真是民心不可侮,民心不可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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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寅初以民族利益为重,“敢为人之不敢为,敢言人之不敢言”。新中国成立后,马寅初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后称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浙江大学、北京大学校长及政协委员、人大代表等职。
1955年,在充分调查我国城镇人口发展情况后,马先生提出“必须控制人口”的主张,继而于1957年发表了《新人口论》,却受到不公正的批判。然而,事实证明他的观点具有远见卓识,其功不可没。
重庆人民不忘这位卓越的教育家、哲学家,在马老百年诞辰之际,于1981年在重庆大学梅岭原址,重建“寅初亭”,其题款从冯玉祥将军原字样上拓出,依旧风貌不改。亭前又增植了许多花草,还有桂树,亭侧置石桌凳,让前来瞻仰的人永远记住这位在抗战中“对四开”的傲骨名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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