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试]王蒙的小说

[考试]王蒙的小说 第二节 王蒙 刘心武 陆文夫 高晓声 王蒙，祖籍河北省南皮县。1934年10月15日出生于北京沙滩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48年王蒙便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青年团干部工作。工作之余，他以极大的热情从事创作。成名作《组织部来的年轻人》直指官僚作风，成为他被划为右派的一大罪证。1958——1962年，王蒙被下放到北京郊区劳动，中止了创作。1963年被调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联工作。1979年王蒙的右派问题得到平反。复出后的王蒙在很短的时间内便奉献出了一批式样别致的小说。其中，短篇小说《最宝贵的》、《悠悠寸草心》、《春之声》，中篇小说《蝴蝶》、《相见时难》都在全国小说评比中获奖。 王蒙之所以能如此快地复苏，恢复创作力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在新疆的一段生活。王蒙曾在新疆巴彦岱公社以普通农民的身份生活了六、七年，这期间他与农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学会了维吾尔语、阅读了大量维吾尔文学作品，特别是“他生活在最低层，在最边远的地方与人民同甘共苦、共呼吸，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看那些年的戏法魔术、风云变幻、翻手云雨、孰是孰非、孰胜孰败，洞若观火。”在新疆的这段经历使王蒙的思想完全走向了成熟。“故国八千里，风云三十年……我的小说的支点正是在这里。”王蒙复出后创作的作品有三分之一都直接写到了新疆，新疆成为他创作很重要的源泉。 在新疆长达十六年的生活经历也使王蒙真正贴近了劳动人民，思想意识中渗透进了平民思想，正因如此，“在当今的庙堂与广场之间，王蒙始终以低调的姿态穿行其间。”王蒙的小说大都涉及政治，《青春万岁》中那饱满的政治热情得到较为充分的抒发:《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揭露了区委组织部门存在的官僚主义、自以为是、革命热情衰退等不正之风;《悠悠寸草心》现的是人民群众对党的领导干部的殷切期望;即便是后来借鉴西方现代派创作技巧创作的一批被称为“意识流”的小说，如《夜的眼》、《布礼》、《蝴蝶》、《海的梦》和《风筝飘带》，从创作的主题来看仍是属于意识形态范畴，只不过作者创作的姿态与以往的小说相比显出了矛盾性:“一方面，全整个身心被这种意识形态所浸透，他的艺术构思中不由自主地会流露出对为此奉献了他青春、理想和爱情的岁月最真诚的抒情，……可另一方面，他也为自己曾经付出过，然而被历史证明是无所谓的代价恼怒不已。” 《春之声》是写工程物理学家岳之峰出国考察之后乘火车回阔别二十多年的家乡沿途的所思所感。小说一开始，伴随着“咣地一声”主 “象沙丁人公进入了思维活动状态。车身的摇摆使他想起了童年和故乡的情景，他由车轮撞击铁轨的声音联想到人们要“寻找的生活”，由鱼挤在罐头盒子里”似的乘客拥挤的情景联想到“斯图加特的奔驰汽车工厂的装配线”和规模巨大的“西门子公司”，由一位青年妇女学外语的情形联想到西北高原的故乡和那逝去了的北平，因而想起青春时代的活力，进而用感激的目光，看着一代新人为建设四化，刻苦学习外语，勇于奔向前方的劲头……最后还从施特劳斯的《春之声》联想到“如今每个角落的生活都在出现转机，都是有趣的，有希望的和永远不应该忘怀的。”小说从情节来看时间跨度很短，但主人公的心理活动却跨过了三十余年，王蒙在这里是借鉴了西方现代派的创作技巧，运用了心理结构的艺术方式，这一心理结构现实情节的触发点是春节探亲。《风筝飘带》是王蒙又一部重要的作品，这是一部多主题的小说，它既深入反映出七十年代末一些青年人的心灵世界，也涉及到代沟问题以及文革残毒对社会风气的不良影响，但作品最主要的还是以女主人公的心理活动为经线抒写了一对热恋中的年轻人生存的艰难以及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理想的追求。 王蒙的这一类政治色彩浓烈的小说，许多都是以一种寓言化的方式构成的，《杂色》是这类小说中最有意味的一篇。从表层上看，这篇小说只不过是写由北京下放到边疆牧区当统计员的曹千里骑马去夏季牧场时一路上起伏的思潮，但在作品的深层意义上，曹千里、灰色老马都是符号化的，都有着隐喻意义，它们都指向刚跨过两个历史时代的中华民族，尤其是最后老马说话，发出“最后的呼喊”是寓言,也是预言.这种寓言化的写作方式在王蒙后来的作品中也一直沿续着。《活动变人形》是一部超越政治话语而上升到文化层面的作品，其中倪吾诚、静珍、静宜之间的家庭焦虑指涉着整个中华民族的焦虑，倪吾诚的心灵历程正是20世纪很大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心灵历程的缩影。 有评论者指出，“少共精神”是贯穿王蒙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初期创作的作品的一根主线。确实，政治上特别早熟(十四岁入党)，有着特殊政治经历的王蒙对中国“十七年”乌托邦精神多少是怀有感情的，这使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很难摆脱国家意识形态话语，但王蒙本质上又是一位非常诗意的知识分子，新时期以来知识分子的边缘化、民间化也影响了他，况且王蒙哪怕是位居庙堂之上也始终是愿意并且善于体察民情的。在几十年的历程中王蒙自身完成了由革命者到作家到小说家的角色转变。对应于这种角色的转变，他的创作也逐渐突破意识形态话语，这从82年他发表的《相见时难》中就表露出来。这部小说已涉笔历史论引出了中西文化的冲突:《名医梁有志传奇》鞭笞了落后的民众心理，直至1986年发表的《活动变人形》的创作，王蒙完全抛弃了时代的政治背景，将人物放在文化层面进行审视，这相对于单纯政治学的角度来看，无疑是扩大了视野，最终王蒙又将审视的目光转向了知识分子自己，这从“季节”系列小说中透露出来。“季节”系列小说是王蒙近年来着力创作的系列长篇小说，王蒙计划共写六部，现已发表的两部分别为《恋爱的季节》和《失态的季节》。《恋爱的季节》写建国初期北京市一个青年团区委一群刚参加革命工作的学生干部们的政治生活与爱情生活，可以说它是王蒙第一部长篇小说《青春万岁》在九十年代的重写。不同于《青春万岁》的是作品中多了一种立足于九十年代的对往时往事的冷静思悟，这使小说呈现出了历史感和悲剧感。《失态的季节》是“季节”系列长篇小说第二部，是一部既与《恋爱的季节》有某种内在的情节和精神的联系， 又相对独立的长篇小说。小说中王蒙对自己的那一段“右派”生活进行了充满理性和反思色彩的全面观照与审视。它相当逼真地重现了那场历史风暴的原始风貌，在那场历史风暴的突击下，钱文、萧连甲等“右派”知识分子各种各样的“失恋情形”。这部小说突破了作者自己以往类似题材作品的以及其它作家同题材作品中那种人为矫饰与拔高的“浪漫化”的表现方式，对知识分子内在的精神世界进行了自审。在这两篇小说中王蒙仍不重视人物的肖像描写和性格刻画，他更善于用“浸淫着乌托邦时代精神的语言来夸张这样一个时代精神，恋旧与反省，真诚与嘲讽、嗜痂成癖与掬心自剖，几乎都混合成一个难分难解的整体。” 王蒙在当代文坛上地位的确定不仅在于他的作品显示出的思想、文化方面的厚度，而且也在于他是小说创作艺术探索道路上的急先锋。早在《夜的眼》起他便尝试着借鉴西方“意识流”的创作技巧，常常用主观感受、内心独白、自由联想、梦幻等艺术手法来表现生活。1979年到1982年，正如王蒙自己所的，从《夜的眼》到《相见时难》“都有远远大于相应篇幅的时间和空间的跨度。”在借鉴西方的创作手法的同时，他也注重吸收中国传统小说的创作手法，注重故事情节的展开。另外，王蒙特别看重语言在提示主题方面的作用。“我喜欢语言，也喜欢文字。在语言和文字中间，我如鱼得水。语言和文字是我的比人民币和美金更重要的财富。我要积累它们，更要使用经营——有时候是挥霍它们。”的确，王蒙对语言有过人的敏感和把握，他具有“以最公开的语言，传达最不宜公开也不易公开的灵魂秘密的说话艺术。”他喜欢运用和叙事语境不协调的过时的政治辞令造成反讽的效果。《名医梁有志传奇》通过所谓“名医”梁有志在文革中的种种荒唐而奇特的遭遇以及其一生奇奇怪怪、可笑而又可叹的命运，抨击了当代中国曾经走过的那一段可笑而又可悲的历史。探讨灌开水的阶级属性在今天的读者看来无疑是极其荒诞的，然而小说中恰恰有这么一段语言:“又有人说梁有志的进步恐怕还只能算是一种表面的现象，从本质上看他的问题不少。再说，他的进步是包含着不纯正的动机。不能只看给暖瓶灌开水。同样的暖瓶，同样的水，有些人这样灌水的动机是无产阶级的，另一些人这样灌水的动机是资产阶级的。”这种反讽修辞在王蒙其他的小说如《说客盈门》、《冬天的话题》、《一嚏千娇》等小说中都得到很好的运用，使小说闪烁出刺人的光芒。 刘心武，1942年生于四川省成都市。1961年毕业于北京师范专科学校，其后在北京市任中学教师至1976年10月。1980年调入中国作协北京分会当专业作家。刘心武从中学时代就开始发表文学作品与评论。1977年底，他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短篇小说《班主任》，作品反响巨大，被誉为是新时期“伤痕”文学的开端。刘心武因之一举成名，并逐渐成为八十年代文学中具有贯穿性和代表性的作家。 刘心武文学创作的最突出特点是社会性强，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他的成名作《班主任》就是借一名中学教师的眼光对在文革文化中长大的中学生的心灵予以审察，由于作品塑造了谢惠敏和宋宝琦这两个心灵被严重戕害和扭曲的中学生形象，并发出了振聋发聩的“救救孩子”的焦灼的呐喊，从而引起了社会的注目。《班主任》之后，刘心武继续关注时代社会问题，创作了一系列被称为“问题小说”的文学作品。1978年《爱情的位置》针对曾被长期禁锢的社会敏感问题——爱情问题，大胆地提出了“爱情应在革命者的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的观点;同年的《醒来吧，弟弟》，则关注文革结束之后社会性的、尤其是青年思潮中出现的信仰缺失、思想迷乱问题，作品以“哥哥”的身份对陷入思想迷失的“弟弟”发出了情理交织的呼唤。这些作品在发表当时都引起过较强的社会反响，充分体现和发挥了文学的社会化功能。但是从文学审美的角度看，由于作品为“问题”所拘囿，从而不同程度存在着议论过多、形象性欠缺等问题，损害了作品的文学价值。对此，刘心武也有深刻的自觉:“我强迫自己在每一篇新作品当中都提出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最后我就遭到了文学本身的沉重反击。”在创作实践中刘心武也进行了自我调整，但社会关注仍然是他始终的一个重要特征。 1981年刘心武发表了中篇小说《如意》，这是他走出“问题小说”模式、向人物心灵深处开掘的重要一步。作品以普通工人石义海和前清贵族小姐金绮纹的传奇式相知相爱故事为线索，既透射出强烈的历史风云变幻，更塑造了真诚、忠厚、质朴的石义海这个人物形象，对人物体现出的人道主义美德予以了充分歌颂。同时，作品也对主人公的有情人终未能成眷属的结局的原因进行了追问，表达了对时代扭转和社会心理一定的批判。由于作品呈现出的关注点的变异，更由于作品浓郁的人道主义精神，作品问世后曾受到一些非议，但刘心武依然执着地表示对“人”的关注和思考，如《木变石戒指》、《巴黎长生不老药》等。 1981年，刘心武还发表了《立体交叉桥》，它标志着刘心武向人物心灵世界的掘进更深了一步。“他把目光进一步地伸向人物内心的深层世界之中，把人性的复杂性、差异性更充分地表现出来。”作品以北京市一户普通居民侯家的生活为中心，展现了城市居民住房的拥塞，更描写了经历文革毒害之后某些人心灵的变异和相互之间严重的隔阂与压抑。作品中的人物也多富于立体性，呈示出复杂多面的性格特征。如侯家的二儿子侯勇，是作品予以批判与揭露的人物形象，他的金钱原则、自私自利、浅薄市侩，都得到较充分的暴露，但作者并不是对之予以简单地否定，而是在暴露他的卑污灵魂的同时，也发掘他污泥中埋藏着的内心良知，使人物呈现出善与恶、美与丑相糅杂的真实复杂状貌。正如作者所说的:“我坚信这个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人总是能够变得美好起来的。我只对极少数丧失良知、灭绝人性的丑恶不抱任何期望。”作品对人物的理解和宽容是其中重要的一个特点。作品标题也在双重含义上喻示作品的题旨，作者不仅希望能建造起一座现实中的立交桥缓解人们的居住紧张问题，更希望能在人与人的心灵之间架上一座座“立交桥”，使人与人之间多一些相互了解、沟通与宽容。 1984年，刘心武发表长篇小说《钟鼓楼》。这部荣获第二届茅盾文学奖的作品，是刘心武八十年代文学创作中的最高成就。作品在结 构上颇具特色。全书以薛家的婚礼为主要线索，贯串起北京一座九户人家的四合院居民在十二个小时内发生的故事。同时，作品还对许多人和事作了纵向历史回溯。从而构筑起一幅纵横交错的北京市民社会生活生态景观图。作品中叙述的许多小故事，相互之间并无必然联系，但共同体现着这一景观特色，蕴涵着作者的历史文化思考。作品描述的老、中、青三代形象，更是北京市民的现代缩影，他们的生活和文化心态的歧异，折射着时代的发展，又镌刻着北京独特历史文化的深深印记。所以，的结构艺术，不仅具有民俗画的作用，更体现出了作者强烈的现实和文化关注特征。 独特的艺术结构和深沉的文化感与历史感，把人们带入到当代北京社会的普通居民中，领略到人物的生活、思想，体会到历史与文化的深邃奥秘，同时，还可以借以观赏北京意蕴独特的地域风情。作品对北京地方建筑的详尽描画，对市民生活风俗风情的丰富组合，以及地道的、生动活泼的人物语言，共同营造起作品浓郁的京味特色，创造其地域文化风情画价值。 《钟鼓楼》之后，刘心武重返其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关注与思考领域。在1985年至1988年间，他先后创作了《5•19长镜头》、《公共汽车咏叹调》、《王府井万花筒》、《私人照相簿》等作品，立足于现实新闻题材和对世态人情的文化思考间的结合，开创和倡导出“纪实小说”这一新的文学形式，并取得了一定成就。这些作品注重虚实结合，以理性思考统率感性材料，对人物内在心灵予以叩问和拷击，其中对人的灵魂世界和社会伦理道德的关注是相当深刻的。 刘心武是一个对自我进行不断蜕变和更新的作家，正如他对自己“掘一口深井”的自我鞭挞，从《班主任》等社会问题小说，到《钟鼓楼》，不但艺术上有了大的进步，其中的艺术思考也有了深刻拓展，他的发展和成熟道路是显著的。但同时，较强的理性思考仍然是他始终一致的创作特征。对于生活的热情参与，对于人的心灵和社会道德的执著关注，以及思想探索的不断深化，使刘心武的创作具有较强的思辨色彩和理性意义。但同时，这也导致了他的作品始终未脱思想胜于形象的艺术弱点。 陆文夫，1928年出生于江苏泰兴。1945年，考入苏州高级中学。解放初期，在新华社苏州支社当记者时开始文学创作。1957年蒙冤下放。1978年，调回苏州市文化局创作组进行专业创作。 文革前陆文夫著有《荣誉》、《二遇周泰》两个短篇小说集，反映了建国初期人们在社会生活和精神面貌上的巨大变迁。1956年的短篇小说《小巷深处》，则通过妓女徐文霞在新社会中的新生历程与复杂的心理状态，大胆地拓新了题材的表现领域，受到好评。但这一时期的作品从整体上没有突破十七年文学的局限。 文革后陆文夫复出文坛的第一篇小说《献身》反击了知识分子在历次运动受到的摧残，提出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重大问题，发人深省。可贵的是，作者没有将笔触停留在对伤痕的控诉上，而是以知识分子神圣的献身精神催人奋进，显示了作者不入流俗的艺术眼光。《崔大成小记》对创作中造假的流弊作了深刻的反省。崔大成写稿的秘密就是“悉心研究报纸上的各种报道”，随着形势的风云变幻而任意捏造事实，他竟凭借炮制假报道的功夫成了一时炙手可热的人物。作者借崔大成现象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社会问题。这两篇作品是陆文夫创作前后期的过渡性作品。 从《小贩世家》、《特别法庭》开始，陆文夫的创作有了明显的变化。他注重将广阔的社会背景与深邃的历史感结合起来，“宏观着眼，微观落笔”，力图挖掘历史文化的深层底蕴，对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社会现实进行深刻反思。《小贩世家》反映的是馄饨摊贩朱源达大半辈子的遭际。朱源达以辛勤的劳作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在寒冷的冬夜里，他为人们送去热气腾腾的享受，体验着自食其力的喜悦和信心。然而，在30年中，作为一个个体摊贩，他备受磨难痛苦。朱源达最后的归宿是到工厂里扫铁屑混日子，端起了省心思、省力气的永远也不会满的铁饭碗，小贩世家从此成了工人世家。作品不仅提示了“左”的顽症对一个普通小贩的摧残，还独特地提示出悲剧的根源存在于每个人心中过分厚重的传统观念的雾障。从而形象地启发人们:改革不仅是表层的政治经济体制的变动，而且是深层民族精神的蜕变。 《特别法庭》通过对师兄弟汪昌平和许立言不同的处世态度及不同遭遇的审视，表达了囿于传统社会心理的积淀的悲哀，和摆脱传统束缚获得自由的愿望。《一路平安》里的恋人华家乙和范萍几十年前毅然挣脱封建家庭的罗网，投身革命。几十年后他们重逢时，华家乙试图将范萍再一次从世俗的大网中挣脱出来。小说留下了一个余味未尽的结尾，传统与世俗是那么容易挣脱的吗,《不平者》里的小汪，以武力打抱不平，横扫乡间的关系网，结果非但没有成功，自己也成为关系网中牢固的一角，将网织得更严密。小说的反讽意味是不言而喻的。《唐巧娣》则从另一角度提示了传统张力有时表现为扑朔迷离的怪圈，置人于身不由己的尴尬境遇。没有文化曾经是唐巧娣值得炫耀的资本和消灾免祸的法宝。然而，当倒置的价值观念重新翻转过来之后，唐巧娣终于尝到了没有文化的苦。在《万元户》中，陆文夫通过孙万山几天内从“万元户”变成“零元户”的闹剧，提示了平均主义的传统观念、浮夸风和吃大户所带来的危害。陆文夫针砭世俗的目光具有很强的穿透性，他不仅把批判的目光指向文化落后而造成的愚昧无知，也指向了知识分子中潜藏的惰性。《围墙》中，作者嘲笑了那些只尚空谈，不思进取，一有成绩便抢在前面的空谈家们，指出正是这种习惯势力和惰性挡住了改革前进的道路。这些作品反映了民族传统心理的根深蒂固，人们可以用暴力手段摧毁旧的社会结构和建立新的社会结构，但很难人为地消除一种源远流长的传统。陆文夫通过反思民族的传统文化心理，提出了一个个意味深长的命题。 《美食家》是陆文夫小说创作的一个高峰。小说通过对一位嗜吃如命的吃客朱自冶的描绘，艺术地概括了建国以来几个历史阶段的经 验教训，具有深广的历史内涵与社会内容。朱自冶解放前是一个房屋资本家，除了吃一无所长。解放后，高小庭针对他这样的“美食家”发起了“饭店革命”，从形式到内容采取了一系列革命行动。原以为可以阻止朱自冶纸醉金迷的生活，却革去了饭店的传统特色，革去了饭店的正常秩序和工作人员的事业心、责任感。朱自冶转而与烧得一手好菜的孔碧霞结婚。困难时期，他只能以吃饱为最大享受。文革后，朱自冶又身价陡涨，当上烹饪学会会长。作品以人们的美食权利为切入口，通过朱自冶吃客生涯的一波三折，反映了国家历史命运的变动脉搏，具有深远的社会历史意义。作家在《美食家》和其他作品中也精致描摹了古城苏州的风土人情，园林风景、吴越遗迹、风味小吃、吴侬软语、石板小巷、小桥流水……无不栩栩如生。这些苏州特有的文化与风俗，成为他小说中的重要的情节要素，具有独特的文化地域魅力，使其小说赢得了“小巷文学”和“苏州文学”的美称。 1985年发表的《井》，是继《美食家》之后的又一次创作高峰。陆文夫试图从民族文化心理多种角度考察社会生活。女主人公徐丽莎因家庭成分不好和海外关系的阴影倍受歧视，家庭生活的不幸更使她郁郁寡欢。改革后，她重新捡起了自己的专业，成为事业的强者，与此同时，也萌发出追求新的爱情生活的渴望。这种正常的人性的舒张却因其丈夫捏造桃色新闻而横遭挫折，流言蜚语不仅扼杀了她刚刚萌芽的爱情，也无情地摧毁了她事业上的一切成功与努力。更可怕的是，这一切压力都是无形的，她无从对质，也无处投诉，只得投向深井。徐丽莎的悲剧在于她所反抗的不是某一个具体的人或机构，而是沉重的集体无意识的压迫。《毕业了》也反映了类似的主题。陆文夫通过揭露长期形成的习惯势力和心理惰性对人性的压抑与束缚，折射出其考察生活的新视角。 陆文夫小说的创作特色首先在于针砭时弊的准确与深刻。他善于从历史的变迁角度考察生活，小中见大，反映出深广的社会历史内涵和思想意蕴。其次，他的作品具有浓郁的幽默感。陆文夫自称为“糖醋现实主义”[8]。他善于从普通人带喜剧色彩的日常生活中挖掘深层的悲剧因素，轻松中见锋芒，笑声中有反省。显示出一种机智幽默的风格。再次，陆文夫的小说中有着深厚的文化地域特色。他不仅着力于苏州的地方风物的描摹，更关注这一地域居民的情感态度与生存境况。他的小说创作，准确传达了变化中的苏州的文化情境，成为具有代表性的地域文化小说。 高晓声(1928—1999)，江苏省武进人。1948年考入上海法学院经济系，解放后返回故乡，1950年5月毕业于无锡苏南新闻专科学校，先在苏南文联、江苏省文化局从事群众文化工作，后调至《新华日报》任文艺副刊编辑。1954年发表处女作短篇小说《解约》。1954年初，与方之、陆文夫、叶至诚等等筹办《探求者》文学月刊社，主张“运用文学这一战斗武器，打破教条束缚，大胆干预生活，严肃探讨人生”并发表体现这一主张的小说《不幸》，被划为“右派”，下放原籍劳动。1979年“右派”平反重返文坛后，高晓声陆续发表了《“漏斗户”主》、《李顺大造屋》、《陈奂生上城》、《水东流》和长篇小说《青天在上》等。而《李顺大造屋》和由《“漏斗户”主》、《陈奂生上城》、《陈奂生转业》、《陈奂生包产》、《陈奂生出国》等所组成的“陈奂生系列”小说是其创作中最有影响的作品。 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之初，高晓声的农村题材小说以其“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而独树一帜。这些小说相当真实地反映了建国以来中国农民的生活历程，深刻揭示了造成他们辛酸命运的政治、经济、历史及民族性格和民族心理等深层根源，形象地显示了极“左”路线给人民造成的苦难，同时，新时期的社会变革所带来的农民性格和心理方面的变化在其小说中也有着大量细致逼真的描绘。尤其深刻的是，高晓声通过李顺大、陈奂生、刘兴大(《水东流》)等一系列典型形象的塑造，深入探讨了“左”倾错误和封建残余得以蔓延的温床(即民族的“劣根性”)，这样，他便继续了“五四”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对于“国民性”问题的探讨，从而，从鲁迅、赵树理而至高晓声，他们所塑造的农民形象，恰好构成了中国农民从民主革命到八十年代的命运变迁和灵魂的演进史。这不仅是其现实主义成就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时，也是其小说在思想主题方面的深刻之处。 高晓声的小说创作坚持了现实主义的美学原则，以深刻的“探求者”的眼光，塑造了一大批被称为“中国农民的灵魂”的人物形象，他们有着中国农民善良、朴实忠厚的传统美德，也有数千年的历史传统所积淀下来的民族“劣根性”。在李顺大(《李顺大造屋》)身上，我们可以发现柳青的《创业史》中梁三老汉一样的以“造屋”作为自己的最高理想并且为其奋斗终身的辛酸与苦难，在某种意义上，《李顺大造屋》正是对于柳青《创业史》的重新改写。而其笔下的陈奂生形象，则更有着鲜明生动的性格特点和深厚的历史内涵。陈奂生的形象最早出现于小说《“漏斗户”主》之中，这里的陈奂生，是一个像李顺大一样以满足一家人的基本生存即吃饱肚子作为自己最高愿望的底层农民，而其勤勉一生，却仍然食不裹腹，只是在实行了新的经济政策之后，他才摆脱了几十年的穷困与饥饿。陈奂生的性格特点在《陈奂生上城》中得到了最为集中的展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农民的物质生活有了很大改善，陈奂生的“囤里有米，橱里有衣”，“肚里吃得饱，身上穿得新”，“身上有了肉，脸上有了笑”，“无忧无虑”，“满意透了”，他在“自由市场开发了”的形势下，也有了空闲去上城卖油绳。小说在真实反映农民物质生活发生重大变化的同时，极其敏锐地表现了他们的物质生活改善之后精神面貌所发生的变化，提出了新时期农民应该有着怎样的精神生活、精神状态以至精神性格的重要问题:在生活改善之后，陈奂生的“精神面貌和去年大不相同了”，他在精神生活方面出现了新的需求:“哪里有听的，他爱去听，哪里有演的，他爱去看，没听没看，他就觉得没趣。”但是，作为一个没有文化的底层农民，陈奂生自然不可能向往某种更加丰富和文明的精神生活，他只希望自己“要是能碰到一件大家都不曾经过的事情，讲给大家听听就好了，就神气了”。而其和县委书记的巧遇却给了他这一资本，因此后来，“陈奂生一直很神气，做起事来，要比以前有劲 多了”。在后来的几篇“陈奂生系列”小说中，作家始终将笔墨集中于刻画人物的精神性格。就作家对陈奂生这个形象的主体姿态来看，他显然是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复杂情感来进行写作的。 在《且说陈奂生》(《人民文学》)一文中，高晓声曾经指出:“我希望我的作品，能够面对人的灵魂”，“一个作家应该有一个终身奋斗的目标，有一个总的主题。就我来说，这个总的主题就是促使人们的灵魂完全起来。”而他又清醒地自觉到，“人的灵魂扎根于历史的、现实的社会生活之中，它受历史和社会生活的制约，但又无时无刻不想突破这种制约前进”。显然，绘写、改造和重铸受到历史“制约”的民族灵魂，已经是作家的自觉追求，而这正是对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启蒙主义写作新的继承。长期的小农经济方式和封建残余的影响造成了李顺大和陈奂生们巨大的性格缺陷，这种缺陷最为集中地表现为他们的“奴性”意识和“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在他们应该做主人的时代，他们一方面没有做成主人，另一方面没有当家作主的意识和才能，陈奂生承蒙了县委书记的善待便足以使其感恩不尽，更给了他足以骄人的资本，而且返乡之后，其身份也确实有所提高，不但村民们对其敬羡有加，连大队干部甚至公社农机厂的采购员也对其友好得多了……作者有力地讽刺和揭示了仍然引入注目地存在于陈奂生及广大农民们思想深处的封建等级观念和落后愚昧的心理，活画了他们的灵魂;在陈奂生身上，一样表现出“阿Q”式的精神遗存，其“只要不是欺他一个人的事，也就不算是欺他”(《“漏斗户”主》)的自我欺骗，他在“上城”之中以“五元钱就买到了精神的满足”的自我安慰，既使人忍俊不禁，又令人深思。 高晓声的创作手法虽然主要是现实主义的，但他并未固步自封，而是“寓洋于土，土洋结合”，采用“中西合璧”式的艺术手法，成功借用西方小说表现人物心理活动的方法细致入微地绘写人物的精神世界和心理历程，而且，它又和人物的活动、故事情节紧密结合。 高晓声的小说基本上以情节的自然发展为线索，但也并非全然按照时空顺序，有时也采用类似于“意识流”的时空跳跃与切入，《陈奂生上城》中的陈奂生在招待所醒来之后作者所运用的补叙和回忆，便是如此。 在人物刻画上，高晓声善于运用多种手段，使人物形象丰满而生动。首先，作者善于通过个性化的细节来表现人物的性格和精神世界，如《“漏斗户”主》之末尾陈奂生百感交集的泪水和《陈奂生上城》之中的他在招待所房间里的举动及其付款时的著名细节。其次，作者还善于通过个性化的人物语言来刻画人物性格。另外，人物之间以及人物自身的前后对比、心理描写的细致生动也有助于人物形象的刻画。 高晓声的小说语言富于幽默感，这主要是通过大词小用等方法来实现的，如陈奂生的“侦察有没有他想买的帽子”等。由于其一生的主要时间都生活于其家乡武进，而他又极善吸收鲜活的群众语言，因此，他的小说语言极富乡土气息，如“一夜天”、“太晏了”和“困觉”等苏南方言的频繁运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