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史学名著

中国的史学名著 [中国的史学名著] 《孙子兵法》 《史记》 [中国历史上的盛世] 历史上的五大盛世 [千古之谜] 徐福去日本之谜 敦煌莫高窟开凿之谜 圆明园文物今何在 北京人化石下落之谜 杨贵妃下落之谜 秦始皇陵之谜 [中国历史掌故] 丝绸之路知多少 长城关名趣谈 台湾地名趣谈 中国人为何称“龙的传人” 中国的姓名文化 中国养蚕术是如何传向西方的 汉字的起源与演变 永乐大钟音响能传90里 遥感发现的北京古城新奇观 山顶洞人的骨针和装饰品 《孙子兵法》 《孙子兵法》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军事理论著作，也是中国古籍在世界影响最大、最为广泛的著作之一。它所阐述的谋略思想和哲学思想，被广泛地运用于军事、政治、经济等各领域中。 《孙子兵法》成书于2500年前，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军事理论著作，比欧洲克劳塞维茨 (Clausewitz)写的《战争论》(On War)还早2300年。 《孙子兵法》的作者孙武是中国春秋时期的大军事家，在中国历史上被尊称为“兵圣”或“武圣”。当年，孙武为了躲避战乱，逃到吴国，被吴王重用为大将，以三万之兵打败了楚国的二十万军队，威震各诸侯国。 孙武总结中国春秋末期及以前战争的经验，写作了《孙子兵法》，揭示了一系列带普遍性的军事规律，提出了一套完整的军事理论体系。 《孙子兵法》共有6000多字，分为13篇，每篇都有一个主思想。比如:《计》篇论述的是能否进行战争的问题。它深刻地指出了战争与政治、经济的关系，提出决定战争胜负的五个基本因素是政治、天时、地利、将帅、法制，而首要的是政治因素。《作战》篇阐述了如何进行战争。《谋攻》篇讲述如何进攻敌国。孙武主张以尽可能小的代价，去取得最大的成功，即力求不战而胜，不靠硬攻而夺取敌城，不需久战而灭敌国。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特别强调以谋略 取胜，他指出:用兵的上策首先是以政治谋略取胜，其次是以外交手段取胜，再 次是使用武力取胜，下策才是攻城。而要做到“谋攻”，不仅需要知道自己的实力，还要做到知道对方的情况。在《用间》篇里，孙武指出，要先知敌情，就要善于使用各种间谍，获得广泛的情报。《孙子兵法》包含了许多有价值的哲学思想。比如:其中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句话，已成为中国老百姓的口头禅。 《孙子兵法》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书中探讨了与战争有关的一系列矛盾的对立和转化，如敌我、主客、众寡、 强弱、攻守、胜败、利患等。《孙子兵法》正是在研究这种种矛盾及其转化条件的基础上，提出其战争的战略和战术的。这当中体现的辩证思想，在中国辩证思 维发展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孙子兵法》谈兵论战，集“韬略”、“诡道”之大成，被历代军事家广为援用，书中不少计名、典故，在中国也是妇孺皆知。《孙子兵法》缜密的军事、哲学思想体系，深远的哲理、变化无穷的战略战术，常读常新的探讨韵味，在世界军事思想领域也拥有广泛的影响，享有极高的声誉。 该书被翻译成英、俄、德、日等,,种语言文字，全世界有数千种关于《 孙子兵法》的刊印本。不少国家的军校把它列为教材。据报道，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交战双方都曾研究《孙子兵法》，借鉴其军事思想以指导战争。《孙子兵法》也被广泛应用于社会、商业等领域。中外许多企业和商家，将《孙子兵法》的思想运用到经营管理、市场营销中去，“兵书商用”，发挥了积极的效应。 《史记》 《史记》是中国历史上一部伟大的史学著作，同时也是一部伟大的传记文学巨著，对中国后世的史学和文学影响深远。《史记》诞生于公元前1世纪中国西汉时候，它记载了从中国上古开始到西汉时期，长达3000年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史记》是中国第一部以写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通史，同时也开创了中国的传记文学。 在介绍《史记》对中国史学和文学的贡献之前，我们先介绍一下它的作者司马迁。司马迁是中国西汉时期的史学家和文学家。他出身史学之家，其父就是朝廷的史官，小时候的司马迁敏于思考，对典籍中的历史人物和事件有独立的看法。司马迁年轻时四处漫游，考察社会风土人情、经济状况和物产情况，访问各地名胜古迹，采集当地著名历史人物和事件的传记和资料。后来，司马迁继承父业，任朝廷史官。当时关于前代的记录都是在诸侯割据时产生的，叙述者的历史观点各不相同，而且视野狭隘，司马迁在整理古代文献 的同时，准备自己动手撰写一部历史全书。这时，司马迁因政事获罪朝廷，被处以宫刑。司马迁的身体和精神受到极大创伤，虽然过后朝廷再次重用他，但是他的心境完全不同了，他认为活着的唯一目的和意义就是完成《史记》的撰写。 司马迁用了13年著成《史记》，全书共103篇，50多万字。 《史记》分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部分。它以历史上的帝王等政治中心人物为史书编撰的主线，各种体例分工明确，“本纪”记载历代帝王的兴衰和重大历史事件;“表”是以表格形式呈现的各个历史时期的大事记;“书”是关于天文、历法 、水利、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专题史;“世家”是历朝诸侯贵族的活动和事迹;“列传”为历代各阶层有影响人物的传记，有少数篇章记载少数民族等的历史。其中，“本纪”、“世家”、“列传”三部分，占全书的大部分篇幅，都是以写人物为中心来记载历史的，由此，司马迁创立了史书新体例“纪传体”。 《史记》一向被称为“实录”。司马迁不再象历朝史官那样，把修史看作是 对圣君贤臣的丰功伟绩的记述和对当朝辉煌的颂扬。《史记》的纪录面要比其他 封建社会的“正史”宽广得多，司马迁的笔触不仅仅停留在政治上，而是将政治 、经济、军事、文化，以及天文、地理、风俗等密切联系起来，形成一个统一体 ，建构起一个丰富多彩的历史世界。 因为个人命运的不公正，司马迁尤其关心个人生命力的爆发和个人价值的实现。因此，《史记》区别于以往的封建王朝的“正史”，有着鲜明的爱憎，它既有对封建统治阶级，特别是对汉代最高统治集团的揭露和讽刺，也反映了广大人 民对封建暴政的反抗，热情赞扬和肯定了一系列下层人物，描写了一系列的爱国英雄。有很多事在正统的历史观点和伦理观念中，是十分出格的，但是在司马迁眼中，都是值得记取的。 《史记》具有相当高的文学价值。它的艺术性首先表现在运用真实的历史材 料成功地塑造出众多的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比如:奋起草莽而王天下的起义者 ，看上去怯懦无能而胸怀大志的英雄，不居权位而声震人主的侠士，胆识过人、无往不胜的将帅，血溅五步的刺客，运筹帷幄、智谋百出的文弱书生，乃至富可敌国的寡妇，敢于同情人私奔的漂亮女子„„，这些非凡的人物，构成了《史记 》中最精彩、最重要的部分。 《史记》的叙事简明生动，系统清晰，生动活泼，文笔绚烂，尤其是富有戏剧性场景的描写，更增加了作品的吸引力。《史记》的语言朴素简炼、通俗流畅，既疏缓从容、庄谐有致，又富于变化，历来被奉为中国“古文”的最高成就。 历史上的五大盛世 在中国两千多年封建历史长河中，先后出现过几个最好的历史时期，史称“盛世”，例如西汉“文景之治”发展到汉武帝而极盛，唐代“贞观之治”而至开元盛世，明代“永宣之治”称盛与清代“康雍乾盛世”，还有鲜为人知的“战国盛世”。其中，人们多以“盛世”命名的为“开元盛世”和“康乾盛世”。 五大盛世，皆承前代大乱之后，在新兴王朝上升时期推进至极盛。西汉在秦朝废墟上重建一代封建王朝，历170多年“休养生息”后才达到全盛。唐代开元盛世，是在隋末大乱之后，重新走向大治而出现的。其间，走过了近百年的曲折道路。明，削平群雄，驱逐元朝统治者出长城，一统天下，经半个世纪的励精图治，终于开创了一代繁盛的局面即“永宣之治”。自神宗万历中期，乱象环生，经熹宗至崇祯，终酿成大乱，至清军入关前，已持续乱了约半个世纪。清入主中原，剿灭李自成、张献忠两支农民军;扫荡南明势力，花费了近20年的时间。清朝就是在明末大乱的基础上再建一代王朝。又经过近70年，终由大乱转为大治。战国时期有些特殊，咋看起来，七国并立呈混乱状态，实际上是经过春秋“礼崩乐坏”、长期兼并而形成的政治新格局，各国保持了长期的相对稳定，最后由秦实现统一，始达大治顶峰。 各个盛世都具有共同特征:国家统一，经济繁荣，政局稳定，社会久安，国力强大，文化昌盛等。 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孔子视为“乱世”，然而也表明，旧行将崩溃，新制度正在产生。进入战国时期，相继有李悝在魏国、吴起在楚国实行变法，至中后期，秦国、韩国、齐国、赵国、燕国也都因变法而强大起来，尤其商鞅在秦国变法更为彻底，结果秦国比其它六国更强大。尽管各国变法程度不同，但最终都完成或基本完成社会制度变革，奴隶制被封建制取代。 远在西周时实行诸侯分封，经过春秋时的相互兼并，到战国时只剩下七国。这与此后的国家分裂有本质区别。秦以前的夏商周三代，还不能算作真正的统一，只是尊夏、商、周天子为中心的宗族联盟，因而不能以“分裂”给战国定性。由春秋“万国”变为战国时的“七国”，是一次重大的进步;由七国最终变为秦国一国，秦始皇建大一统中央集权，乃春秋战国历史继续发展的结果。 秦兼并六国，废分封，行郡县制，统由中央即皇帝一人专制，首次将春秋以来倡导的“大一统”理论变为现实。自此以后，统一与分裂，不能不成为判断社会发展遵循的之一。当然不能说凡统一就绝对正确，凡分裂皆属罪过。当一代王朝末期已经腐败透顶，生产力的发展被严重阻碍甚至严重倒退，人民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时候如农民起义“分裂”了它的统一，就成为必要，应当肯定，或者说“是一件好事”，毛泽东主席对中国农民起义之积极作用的肯定正说明了这一点。但分裂之后迟早要重归统一，正所谓“分久必合”。此乃中国历史发展规律。之所以肯定“大一统”，是因为它提供了安定的社会环境，有利于社会生产的发展，有利于人民生活的改善。这样，对“大一统”的实现程度，就成为认定盛世的重要条件。西汉文帝(前179——前157年)、景帝(前156——前141年)至武帝(前140—— 前87年)，是开疆拓土的时期。向北，击败匈奴，战争持续半个世纪，将匈奴驱逐至漠北以远。原先由匈奴占据的漠南地区，以及河西走廊皆收入汉之版图;向西即玉门关以西、新疆南部，汉时称西域，被臣服而成为汉的疆土;向东，击败卫氏朝鲜，将其统治的部分辽东地区归入汉朝管辖;向南、西南、东南开拓，即今之广东、云南、浙江、福建等少数民族地区都成为汉的一部分。主要是在武帝时期，建立了远胜秦朝的“大一统”。 唐至盛所建“大一统”，是继汉之后又一次扩大，历史多“汉唐”并称。唐，在西北击败突厥，设安西都护府;在东北，彻底击败高句丽，设安东都护府，远在黑龙江设黑水都督府，以辖东北地区。开元极盛，疆域之广远超西汉。 汉唐实现了空前的统一，是中国疆域扩大的两个重要的历史时期。 明永乐、宣德之时，从北与西北两个方向出击元朝后裔，控制了大漠南北;西南与南部即今云贵川等地行土司制，归中央管辖。在东北即今开原以北远至外兴安岭以北，东至苦兀(即库页岛)，广设卫所，在黑龙江特林置奴儿干都司，以辖各卫所。周边的国家，如安南、暹罗、朝鲜等都是明的属国。永宣之后，长城以北和西北又为蒙古控制，与明时战时和，几与明相始终，明的疆域又有所缩小。论疆域之广大，统一之扩大，居汉唐之上者，除元朝外，唯有清康雍乾盛世可比。雍正帝声称:“自古中外一家，幅员极广，未有如我朝者”，“今六合成大一统之天下，东西南朔，声教所被，莫不尊亲”。此言尚早，实际上，至乾隆二十四年才最终平定西部准噶尔，青海、新疆南北、西藏地区才完全置于中央统辖之下。西部疆域达巴尔喀什湖以东，北部为漠南漠北，行盟旗制;西南已改土归流，行千余年的土司制被废除。在东北达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东至乌苏里江以东至海(包括库页岛在内);东南至台湾岛以东;最南至南沙群岛，皆隶版图之内。置行省，命官驻军，实现了真正的统一。当时已有50多个民族共存于一个政权之下。清康乾发展了“大一统”，而且突破了历代“内诸夏外夷狄”的传统观念，自康熙起放弃修长城，这就破除了2000年来的隔阂，使得“中外一家”成为现实，这直接为现代中国版图和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当然，现在中国版图比清康乾盛世时小了四分之一，比那时有较大倒退)。 每代盛世，都在“大一统”的条件下，实现了长治久安，生产稳步发展，粮食足用，国库充实。汉武帝时，“汉兴六十余载，海内又安，府库充实。”唐开元、天宝年间，每家都有数年的粮食储备，“太仓委积，陈腐不可校量”。明永、宣之际，“百姓充实，府藏衍溢”，“上下交足，军民胥裕”。清康熙时，国家储备更充足，自康熙五十年起，三年内分省区普免全国钱粮一周，至于地区性蠲免钱粮每年都有。总计康熙朝蠲免钱粮达白银1.4亿两。乾隆时，国家鼎盛，储备雄厚，先后四次普免全国钱粮，累计达白银1.2亿两;又三次普免全国漕粮1000万石左右。国库存银最高近8000万两，常年在六七千万两之间。即使打仗，军用浩繁，国库存银少则二三千万两，多则六千万两。 徐福去日本之谜 秦始皇做了皇帝之后，一心想长生不老，他听说渤海中有仙山，山上有长生不老仙药，于是，便派方士入海寻求仙药。最先为秦始皇入海寻求仙药的是燕人卢生。卢生从碣石也就是今日的秦皇岛入生活费，但他没有找到。现在秦皇岛市的东山公园内还留有“秦皇求仙入海处”的古迹。1992年，人们还在这里竖起一尊高6米、重80吨的黑色花岗石秦始皇雕像。 卢生求仙药没成，秦始皇又派徐福入海去寻找。徐福第一次出海归来后，说他已经登上了蓬莱仙山，看到了仙药，但山上的大神嫌他带的礼物太少，没让他将仙药带走，说要得到仙药，必须选送优秀的男女和工匠来。秦始皇听说徐福见到了仙药，非常高兴，马上选拔了三千童男童女和一批能工巧匠交给徐福，令徐福去求仙药。徐福在海上转了一阵子也没求得仙药，回来向秦始皇回禀说，这次没求得仙药是因为海上有蛟龙大鱼作崇，阻止船向仙山靠扰，要去仙山，还得配备优秀射手和先进武器。恰巧，这时秦始皇做了一个梦，梦见他与海 神搏战，据占梦博士解释，这海神正是蛟龙大鱼的象征。于是，秦始皇相信了徐福的说法，又为他选配了射手和武器，并亲自下海前去。当船行到芝罘岛附近时，果然遇到一条大鱼，秦始皇亲自射杀了它，认为这下上仙山没有障碍了。谁知，神山、仙药还是没有找到，徐福再也不敢去见秦始皇，便带着三千童男童女和一批工匠去了日本，并在那里繁衍生存下来。最后，徐福死在日本的富士山麓。 在日本，有关徐福的传说和记载很多，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徐福就是日本建国史上著名的神武天皇。日本人民也把徐福作为他们的先圣崇拜，尊他为“司农神”和“司药神”。徐福在日本的遗址至今保存有徐福墓、徐福宫、徐福岩、徐福上陆纪念碑等遗址。1991年，日本人民还在佐贺县诸富町建立了一座“徐福之路”公园。每年秋季，佐贺县人民都要向供奉在“金主神社”中的徐福敬献“初穗”。每隔50年，要举行一次规模盛大的蔡典。 敦煌莫高窟开凿之谜 敦煌莫高窟是世界上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佛教遗址。这座令全世界瞩目的艺术宝库为何要建在中国西北戈壁荒漠的一处断崖上呢, 相传，敦煌莫高窟的地址是一位名叫乐尊(左加亻)的和尚选定的。公元366年，乐尊(左加亻)和尚西游到了敦煌的三危山下，当时已是黄昏，住宿的地方却没有着落，他正在寻思，蓦一抬头，在他眼前出现了奇景，只见对面的呜沙山一派金光耀眼，好像有千万个佛在金光中显现。和尚被这奇景炫惑了，心想“这真是个圣地啊～”于是，他募人在这个地方开凿，规模越来越大，到了唐朝时，这里已经有一千多个洞窟了。 经过专家长期研究，莫高窟的开凿、修建绝非偶然，而是古代先民聪明智慧的结晶。选址在戈壁荒漠的绿洲之中，体现了佛教与世俗生活隔离、与大自然融合的思想。洞窟依山面水，窟洞前宕泉河水滋润着莫高窟周围的绿树，形成了独特的清幽风光。莫高窟呈蜂窝状排列的洞窟最高处不超过40米。冬季，风沙主要是从洞窟背面的西方刮来，经过窟顶而过，吹不到洞窟;夏季，东风盛行，但莫高窟对面的三危山又成了天然屏障，使风沙无法直接威胁到洞窟。这样，莫高窟便成了干燥区域里一个最安全的地带。 正因如此，莫高窟虽经千余年的风雨沧桑，仍完好保存了11个朝代的492个洞窟及大量的壁画和雕塑，为世界留下了一份极其珍贵的文化艺术遗产。 圆明园文物今何在 1860年，英法联军进犯北京，闯入圆明园，把圆明园洗劫一空。他们到底从圆明园抢走了多少宝物，至今无法计算，仅法国侵略军回国后奉送给法国皇帝的部分礼物，就有珍奇古玩近万件。如今要想观看圆明园的珍贵文物，只有到英国和法国去看了。 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陈列着数万件从圆明园抢来的珍宝，秦汉文物、隋唐书画、明清金玉，应有尽有。我国东晋著名画家顾恺之的《女史箴图卷》就藏在这里。这是一幅最早的“以形写神”的绘画艺术的杰作。在法国，当时拿破伦三世，专门在枫丹白露古堡修建了“中国馆”，用以展出侵略军送给他个人的来自圆明园的上千件文物珍品。其中有商周青铜器、明清官窑瓷器、各种玉雕、大象牙雕、乾隆的玉玺，以及刻写着乾隆66岁大寿举行百叟盛事文章的碧玉插屏。在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内，有从圆明园抢来的绢本彩色圆明园四十景图、乾隆皇帝题诗的圆明园景致图等80幅珍贵文物。至于流落到境外私人手中的圆明园珍宝，更是无法统计。 2000年5月前后，香港文物拍卖会上公开拍卖几件圆明园文物，其中三件是西洋楼海晏堂十二生肖喷泉上的牛、猴、虎生肖铜头像。海晏堂十二生肖喷泉是按照我国十二生肖设计的喷泉时钟，每到一个时辰，属于刻时辰的生肖钟就会自动喷水，正午十二点时，十二生肖则同时喷水。设计极为精巧。当年侵略军抢劫时，也是将其作为最珍贵的宝物对待的。得到 它的，也是有特殊身份的人。 圆明园猴首铜像 圆明园虎首铜像 圆明园牛首铜像 乾隆款酱地描金粉彩镂空六方套瓶 在拍卖会上，最终铜虎首以1400万、铜牛首以700万、铜猴首以740万成交。令人稍感欣慰的是，这三件圆明园珍宝均被中国两家公司买下。 北京人化石下落之谜 举世闻名的北京人化石丢失前，一直保存在北京协和医院的保险箱里。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不久，从事这一化石研究的著名人类学家魏敦瑞认为协和医院也不安全了，建议将北京人化石运到美国保存。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前的二三个礼拜的一天，协和医院的总务科长博文突然通知将化石装箱，于是，北京人的5个头盖骨以及头骨碎片15块，下颌骨14块，锁骨、大腿骨、上臂骨、牙齿等147块化石，全部用擦镜细棉纸包好，裹上药棉，再包上纸、细布、棉花装入两个大木箱中，运到美国大使馆，准备随美国海军陆战运往美国。但从那之后，这批令世界瞩目的极为珍贵的北京人化石却神秘地失踪了，至今没有找到。 有人说，它在秦皇岛被运上哈里森总统号邮船，在赴美途中与邮船一起沉没海底;有人说，邮船被日军俘虏，化石被日军截留，后来几经易手，下落不明。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军在日本进行了广泛搜寻，但一无所获。1972年，美国富商詹纽斯悬赏重金寻找这些化石，有不少人前来报告线索，但查对后，都不是北京人化石。1970年，纽约有一位妇女曾给当时正潜心寻找北京人化石的科学家克里斯托弗打来一个电话，声称他丈夫生前曾保存了北京人的化石，哈佛大学教授豪厄尔斯看了她提供的照片，认定它们正是失踪的北京人化石。可是不久，克里斯托弗却与这位妇女失去了联系。1991年，美国海军军官、历史学家布朗突然收到当年因北京人化石丢失而身系囹圄的弗利博士的来信，说他已与声称珍藏着北京人化石的妇女取得了联系，并希望尽快解开“北京人”失踪之谜，但遗憾的是，1992年秋天，弗利博士又去世了。 1970年底，《纽约时报》曾刊出一位名叫威廉姆医生的广告，声称他掌握了三个有关“北京人”的线索:一是存放在天津一友人家，二是存放在天津法国人开的巴斯德研究所里，三是存放在天津瑞士人开办的柏利洋行。为此，天津市公安局成立了一个“绝密案件”专案组调查此事，但专案组后来否定了这些线索。“文革”期间，有人写了一本《血泪斑斑旧协和》的小册子，里而有句话说“北京人”根本没有出国，但后来说这句话的作者找不到了。不久前，中国人类学家周国兴根据多年调查，发现了一条新线索:珍珠港事件爆发前夕，一个守卫美国海军陆战队总部与美国大使馆相通的便门的卫士，看到两个人抬了一箱东西埋在大使馆后院里，他推测这一箱东西很可能就是北京人化石。周国兴已找到这个地方，但上面已盖有房屋，未能挖掘。 北京人化石丢失已经几十年，至今尚无下落。周恩来总理生前曾说:“北京猿人是几个中国人交给几个美国人保管，在美国人手里丢的，有良知的科学家应该把它找回来。” 秦始皇陵之谜 秦始皇陵坐落在陕西省临潼县城以东5公里处的宴寨乡，南依骊山，北临渭水，从空中看秦始皇陵犹如一座巨大的金字塔。 秦始皇陵的布局和结构完全仿照秦都咸阳设计建造，高大的封土丘之下的地宫象征着富丽堂皇的皇宫，陵园的内城和外城象征着咸阳的宫城和外郭城。陵园和从葬区总面积达66.25平方公里，比现在的西安城区的面积还要大一倍多。 秦始皇自13岁即位就开始为他在骊山修建陵墓，统一六国后，又从各地征发了十万多人继续修建，直到他50岁死去，共修了37年。据史书记载，秦始皇院挖于泉水之下，然后用 铜法浇铸加固。墓宫中修建了宫殿楼阁和百官相见的位次，放满了奇珍异宝。为了防范盗窃，墓室内设有一触即发的弩机暗箭。墓室穹顶上饰有宝石明珠，象征着天体星辰;下面是百种、五岳和九州的地理形势，用机械灌输了水银，象征江河大海川流不息，上面浮着金制的野鸡;墓室内点燃着用鲸鱼油制成的“长明灯”。陵墓周围布置了巨型兵马俑阵。陵墓的设计，处处体现了这位始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威严。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暴死于沙丘平台(今河北平乡)。死后2个月，尸体运回咸阳，举行丧葬仪式。入葬时，秦二世胡亥下令，将秦始皇的宫女一律殉葬，修造陵墓的工匠也一律殉葬墓中。 据《汉书》和《水经注》记载，秦始皇陵于公元前206年被项羽凿毁。北魏郦道元在其《水经注》中说，项羽入咸阳之后，以30万人运了30天还没有把东西运完。以后，关东盗贼又将铜棺窃去。后又有牧羊人因寻找遗失的羊，持火把进入墓穴，不慎失火，将陵墓彻底烧毁，说大火延续烧了90天都没灭。这种说法广为流传。 但也有人认为司马迁写《史记》时，距秦始皇入葬仅百余年。司马迁《史记》中有专门篇章论述秦始皇，但对陵墓被毁一事，却只字未提，而六百年后的郦道元却做了详细记述，这不能不令人生疑。 1949年以后，中国考古工作者对秦始皇陵进行了探察，尤其在秦兵马俑发现之后。考古工作者在地宫周围打了两百多个探洞，只发现了2个盗洞，一个在陵东北，一个在陵西侧，盗洞直径约90厘米，深达9米，但离陵中心还差250米，都没进入地宫。现在，这两个盗洞都已被深埋地层之中，表面完全看不出来了。 根据封土层未被掘动、地宫宫墙无破坏痕迹以及地宫中水银有规律分布等情况，可以得出地宫基本完好、未遭严重破坏和盗掘的结论。班固、郦道元所说的项羽掘墓、地宫失火之说是不可靠的。据估计，当年项羽盗毁的可能是陵园的附属建筑。如确实如此，秦始皇陵又将是一座举世无双的地下宫殿。 丝绸之路知多少 丝绸之路是中国古代文明向西方传播的重要渠道，是沟通中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 人们通常所说的丝绸之路是指西汉由张骞开壁的东起长安、西到罗马的大陆通道，这条大陆通道有南北两条支线，南道由敦煌出阳关西行，沿昆仑山麓过葱岭，西达大月氏(今新疆和阿富汗东北一带)、安息(今伊朗)、条氏(今阿拉伯半岛)，最后到达罗马帝国。北路由敦煌出玉门关西行，沿天山南麓过葱岭，经大宛、康居(均在今苏联中亚境内)，再向西南行与南道汇合。这两条线路通称“陆上丝绸之路”。 另外，还有两条丝绸之路却是鲜为人知的。一条是“西南丝绸之路”。它由四川经云南过伊洛瓦底江，至缅甸北部的孟拱，再渡亲敦江到达印度东北的莫帕尔，然后，沿恒河流域转入印度西北，至伊朗高原。这条丝绸之路比陆上丝绸之路还要早得多。1986年，考古工作者在四川广汉市发现了神秘的三星堆遗址，距今约三千多年，遗址出土了一批与西亚和希腊文化相联系的文物。其中，有长142厘米的金杖，高约4米的“神树”和大小不等的铜人、铜头、铜面具等，专家们认为这些文物很可能是东西方文化交流时传入的。如果这一观点能够成立，则这条丝绸之路早在三千多年前就形成了。 还有一条丝绸之路，是从广州乘船经满剌加(今马六甲)海峡，到锡兰(今斯里兰卡)、印度、东非。这条通道人称“海上丝绸之路”。据东非索马里等地出土文物证实，这条“海上丝绸之路”大约形成于我国宋朝。 “海上丝绸之路”将中国同世界主要文明古国和文化发源地连接起来，推动了这些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被称为“东西方对话之路”。据史料记载，当年马可?波罗就是经“海上丝绸之路”来中国的。回国时，也是经此路由福建泉州上船回到家乡威尼斯的。 长城关名趣谈 在长城险要之处都建有关隘，其中，许多著名关隘的得名颇具情趣。 被称为“长城第一关”的山海关，位于河北和辽宁两省交界处，是长城的起点。山海关北依燕山，南濒渤海，山清水秀，山海相依。登关远眺，雄奇壮观的山色海景尽收眼底，山海关之名由此而得。 山海关的始建者是明朝著名大将徐达，当年这位名将以他杰出的军事敏锐目光，在这里创建了这座制山控海的山海关。关有四门，东门的门楼悬有一块“天下第一关”的巨匾，全匾长5.90米，宽1.60米，其中字高1.45米，宽1.09米，系明代进士、著名书法家肖显所写，但匾上没有落款题名。相传，肖显书写此匾时，一气呵成，写成后，仔细端详，对一字不满意，虽多次重写，仍不满意，于是，停笔到关下酒馆饮酒休息，继续琢磨。此时，堂馆前来招呼，习惯地取下肩上的手由往桌上一划拉，留下了一道水印。肖显见到这道水印，突然站起来叫道:“太好了～太好了～”原来这道水印正是一绝好的“一”字。肖显细细描了下来，重新写在匾上，成就了这一千古叫绝的巨匾。为此，肖显不愿意落个人的名款，使这名匾成了少有的不落款大匾。 长城西段起点的嘉峪关，位于甘肃省嘉峪关市，建于明洪武五年(1372年)。因关建在嘉峪山上，故名。又因此关未遭战乱，又称和平关。 位于山西省平定县的娘子关，地势险要，奇峰突起，易守难攻，素有“三晋门户”之称。此关原名苇泽关，唐初，李渊三女儿平阳公主曾率数万兵将驻守此处。平阳公主武艺主强，所率之军，人称娘子军。于是，人们将此关改名为娘子关。至今娘子关城堡东门门额上还留有“直隶娘子关”五个大字。 位于甘肃省敦煌县西北小方盘城的玉门关，是因古代新疆和田出产的玉石运往内地必经此关而得名。 位于河北省易县紫荆岭上的居庸关，是因当年修长城时，官府曾“徒居庸徒于此”，竣工后，人们便把此关称作居庸关。 位于山西省偏关县偏头关，名称有些怪。这是因为，偏头关所处地势不平，东高西低，而且偏斜，所以人们给这关起了个偏头关的怪名。 位于山西省代县一条峡谷内的雁门关，气势雄伟，两侧山峰陡峭，岩石雁到此无法飞过，只能飞下峡谷，从关前穿过，因此，人们称此关为雁门关。 台湾地名趣谈 台湾史称夷州、琉球、东蕃、大员等。后人们根据它的特点又给它起了很多美称。如“宝岛”(物华天宝)、“海棠岛”(状如海棠叶)、“春岛”(四季如春)、“蝴蝶岛”(盛产蝴蝶)、“珊瑚岛”(盛产珊瑚)、“甜岛”(盛产甘蔗)。欧洲殖民者曾称台湾为“福摩萨”(“美丽岛”的意思)，还曾称其为“渔夫岛”。 台湾岛的名称美，地名也美。有人用岛上的地名编了两幅对联，一幅是: 绿岛阳明山，花坛景美; 秀水日月潭，莺歌爱河。 这幅对联是由绿岛、阳明山、花坛、景美、秀水、日月潭、莺歌、爱河八个地名组成的，这八处都是台湾山明水秀、风光秀丽的地方。 另一幅对联是: 香山杨梅，清水花莲，草屯佳冬大雅; 芬园秀林，芳苑牡丹，兰屿恒春美浓。 这是由14个地名组成的对联。且不谈这些地方之美，仅这古色古香的对联就给人以诗的 的联想和美的享受了。 台湾这美丽的宝岛，太令人神往了。 中国人为何称“龙的传人” 中国人称“龙的传人”，来源于古代的图腾和传说。 相传，黄帝统一中原以前是以“熊”为图腾的。战败蚩尤统一中原后，黄帝为了安抚归附的部落，放弃了原来的“熊”图腾，使用了一种新图腾，这种新图腾就是“龙”，它是由原来的“熊”图腾的头部和一种“蛇”图腾的身子组合而成。“乔(左边加虫)”即“蛇”，古又通“桥”。黄帝葬桥山，正说明黄帝对其母族图腾的崇奉。实际“龙”的图腾是黄帝父族和母族图腾的形象结合。龙这一奇特形象的形成，反映着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和各民族融合的过程。 后来，这一象征着中华民族的“龙”的形象开始出现于各种图案之中，并逐渐形成文字。人们从殷商出土的古老的甲骨文中可找到“龙”字，从出土的远古时代的陶器碎片上可找到“龙”的图案。不久前，考古工作者在辽宁阜新查海古遗址中就出土了两块龙纹陶片，一块为行龙，一块为盘龙，生动形象，“龙”的鳞纹清晰可见。 “龙”成了中华民族始祖的图腾，中华民族也就和“龙”联系在一起了。于是，围绕“龙”产生了“感天而生”的传说，说炎帝是一位叫登的女子感动上天的神龙而生，黄帝是附宝感动“北斗”而生，尧是庆都感动“赤龙”而生。既然中华民族的始祖是上天“龙”的传身，那么，中华民族的子孙当然都是龙的传人了。 中国的姓名文化 每个人从小儿呱呱坠地起，便有了自己的姓名，然后带着它进入社会活动， 使之起到代表自我而与他人相区别的最实际的作用。但是，在古代中国社会里， 姓名的意义远远不止如此。 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国人的姓名文化，曾是中华民族 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主要环扣之一，在政治、文化及社会活动诸领域中，都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考古资料已经证明，中国人早在100多万年之前就在自己古老的国土上生活栖息了，可是称“姓”的历史，却迟至距今五、六千年时的母系氏族社会时才开 始。母系社会的特征，是妇女在氏族内部事务管理中，居于主导地位，同时实行 不同氏族相互通婚、氏族内部禁婚的制度。正因为有了这种族外婚制度，便有了辨别每一个社会成员相互间有无直接血缘关系的必要，于是就产生了作为共同血 缘关系的识别称号--姓。 根据清代学者顾炎武的考证，中国最古老的姓共有22个，但很可能还有更多 的姓随着整个氏族的消失而淹没在历史波涛中了。与此同时，那些得以延续下来 的姓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大约在距今四五千年以前，中国人在经过母系氏族社会后，走过了父系氏族社会阶段，开始由氏族社会向阶级社会的飞跃。这个过渡时期的基本征象之一， 就是不同祖先的氏族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斗争趋于频繁，由此导致的领导和臣服的格局，阶级社会的雏型开始出现。与之相伴生的，是许多有功绩的社会成员 得到了占有新领地的封赏，并且被允许带领他们的家人、部属以及在战争中获得 的俘虏一起前往，共同开辟新的生活区域。这些派分出去的人，来自若干姓称， 在获得新居住地之外，他们还得到了一种与地域有联系的新的标识--氏。 到公元前三世纪，秦统一中国后，最初来源于母系氏族社会的“姓”与来源 于父系氏族社会的“氏”开始一体化。此后，在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 ，朝代更迭数十次，而每一次更迭都产生新的封地，新的封地又产生新的姓氏。 因此，姓氏成为阶级地位的标志，并以姓名为中心形成了独特的文化，这种文化 通过子孙繁衍而承传。而强烈的数典认祖、追 宗寻根意识，便是这个整体的核心所在。 时至今日，居住在国外的华人华侨仍然有到中国大陆寻根问祖的传统。 近年来，中国姓名文化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的特定历史产物，已成为人们从一 个新的角度来学习中华民族悠久历史的巨大库藏。比如从姓氏的起源、区分与合 流入手，可以加深对上古时代不同社会形态更替特征的认识;又比如，从谱牒、 世系、堂号、联宗等一系列具体事象着眼，可以揭示血缘关系纽带在古代社会发 展和社会生活中的历史作用等等，总之，中国古代社会的一系列本质特征，如专 制制度、家族型社会结构、以忠君孝亲为核心的道德伦理观念与行为准则等，无不通过姓名文化得到充分展示;这又是它越来越受到学术界高度重视的原因。 中国养蚕术是如何传向西方的 相传，中国的养蚕术是5000多年前黄帝的元妃嫘祖教给人民的。我国甲骨文中已有蚕、桑、丝、帛等字样。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就有一篇关于采桑养蚕的诗《豳风?七月》，其中写道:“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意思是说，春天里好太阳，黄莺在歌唱，姑娘拿起高高筐，走在小路上，去采又肥又嫩的桑。这首诗说明我国在远古时期就已经掌握养桑，缫丝、织绸的技术了。 西汉张骞通西域之后，中国的丝织品传向了欧洲。欧洲人见到这种轻盈柔软、光彩夺目的丝织物，视为珍品，争相购买。据说，罗马帝国的恺撒曾穿着一件中国丝绸做成的袍子去看戏，引赶剧场的轰动。哥伦布探险时，曾对他的海员们说，谁首先发现大陆，赏一件丝绸上衣。但丝绸价格贵如黄金，当时的罗马帝国因支付昂贵的进口丝绸费用而出现了财政赤字。为此，元老院专门通过了一项禁止销售、穿着中国丝绸服装的通令，但却遭到喜爱中国丝绸的贵人们的强烈反对，最后，罗马帝国又被迫撤销了这一禁令。 开始，欧洲人不知道中国这种丝绸是养蚕缫丝纺织出来的，他们以为，丝是从树中抽取出来，然后用水湿润梳理而成的。当得知是用所养蚕茧而缫出的丝织成的后，他们便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把中国的养蚕术学到手。 公元6世纪，罗马皇帝贾斯丁尼安召见一位到过中国传教士，要他去中国窃取养蚕技术。这位传教士来到中国的云南，了解到桑树是用桑籽种出来的，蚕是春天里将蚕卵放胸前暖一个星期孵出来的，幼蚕孵出之后，再用桑叶精心喂养，即可抽丝结茧。这位传教士得到这一方法，窃取了一些蚕卵和桑籽，便回国去邀功请赏。没想到，这位传教士将蚕子和桑籽弄混了，他把蚕子种入地下，将桑籽揣在怀里，结果一无所获。后来，贾斯丁尼安又重新派了两位精明的传教士以传教为名，再来中国窃取养蚕技术。这两位传教士接受了过去的教训，牢记了种植、孵化方法，把蚕子和桑籽藏在空心手杖内，带回罗马。中国的养蚕技术由此传向西方。 关于中国养蚕技术西传的另一种说法，见于玄奘所著的《大唐西域记》。书中说，西域有一个叫瞿萨旦那的小国，想得到养蚕技术，便向当时的“东国”请求，“东国”拒绝赐给，并加强了关卡检查，严防蚕子、桑种外传。“东国”据学者研究，可能就是当时的北魏。瞿萨旦那国王见请赐不成，便另想了一个办法，他以加强友好为名，向“东国”请求通婚，得到“东国”同意。娶亲前，瞿萨旦那国王派使者密告公主，请她设法带些蚕子桑种来。公主答应了瞿萨旦那国王的要求。离开“东国”前，公主将搞到的蚕子、桑种密藏在帽子里。出关时，官员们检查了所有的衣物，惟独不敢检查公主头上的帽子。就这样，蚕子和桑种被带到瞿萨国去了，后来又传向了西方。 玄奘的这一珍贵记载，被探险家英国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在新疆发现的一幅古代版画所证实。这幅版画中央画着一位盛装的贵妇人，头上戴着帽子，左右各有一侍人，左边一位侍女用右手指着贵妇人的帽子。那贵妇人就是将桑种、蚕子传向西方的“东国”公主。 汉字的起源与演变 汉字是世界上使用时间最久、空间最广、人数最多的文字之一，汉字的创制和应用不仅推进了中华文化的发展，而且对世界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大约在距今六千年的半坡遗址等地方，已经出现刻划符号，共达五十多种。它们整齐，并且有一定的规律性，具备了简单文字的特征，学者们认为这可能是汉字的萌芽。 汉字形成为系统的文字是公元前16世纪的商朝。考古证实，在商朝早期，中国文明已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其主要特征之一就是甲骨文的出现。甲骨文是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古老文字。在商代，国王在做任何事情之前都要占卜, 甲骨就是占卜时的用具。 甲骨在使用之前，要先经过加工。首先把甲骨上的血肉除净，接着锯削磨平。然后，在甲的内面或兽骨的反面用刀具钻凿凹缺。这些凹缺的排列是有序的。占卜的人或者叫巫师，把自己的名字、占卜的日期、要问的问题都刻在甲骨上，然后用火炷烧甲骨上的凹缺。这些凹缺受热出现的裂纹就称为“兆”。巫师对这些裂纹的走向加以分析，得出占卜的结果，并把占卜是否应验也刻到甲骨上。经过占卜应验之后，这些刻有卜辞的甲骨就成为一种官方档案保存下来。 目前，考古学者共发掘甲骨16万余片。其中有的完整，有的只是没有文字记载的碎块。据统计，所有这些甲骨上的各种文字总计为四千多个，其中经过学者们考证研究的约有三千个，在三千余字里面，学者们释读一致的是一千多字。其余的或者不可释读，或者学者们分歧严重。尽管如此，通过这一千多字，人们已经可以大致了解有关商朝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情况了。甲骨文是一种成熟而系统的文字，为后世的汉字发展奠定了基础。此后，汉字又经历了铜铭文(金文)、小篆、隶书、楷书等形式，并一直沿用至今。 汉字的演变过程是汉字字形字体逐步规范化、稳定化的过程。小篆使每个字的笔画数固定下来;隶书构成了新的笔形系统，字形渐成扁方形;楷书诞生以后，汉字的字形字体就稳定下来:确定了“横、竖、撇、点、捺、挑、折”的基本笔画，笔形得到了进一步的规范，各个字的笔画数和笔顺也固定下了。一千多年来，楷书一直是汉字的字。 汉字是以象形字为基础，以形声字为主体的表意文字体系，总数约有一万个，其中最常用的是三千个左右。这三千余个汉字可以组成无穷多的词组，进而组成各种各样的句子。 汉字产生以后，对周边国家产生了深刻影响。日本、越南、朝鲜等国家的文字都是在汉字的基础上创制的。 永乐大钟音响能传90里 在中国北京的大钟寺，有一口大钟名永乐大钟，它重46.5吨，通高6.75米，最大外径3.3米。永乐大钟距今已有五百多年历史，它是采用地坑造型、表面陶范的泥型法铸造的。铸造时，几十座熔炉同时开炉，熔化的铜汁沿着泥做的槽道注入陶范，一次成形，工艺高超。 永乐大钟铸成后，辗转几次，到了清朝乾隆年间，迁入觉生寺。觉生寺随后也因有了永乐大钟便改名为大钟寺。大钟自1751年置放妥当后，一直没再搬动过。 永乐大钟钟声悠扬悦耳，经专家测试，其声音振动频率与音乐上的标准频率相同或相似，轻击时，圆润深沉;重击时，浑厚洪亮，音波起伏，节奏明快优雅。声音最远可传90里，尾音长达2分钟以上，令人称奇叫绝。 每年新年来临之际，永乐大钟就会敲响。这口大钟已敲击了五百多年，至今仍完好无损。中国的科技工作者曾对大钟的合金成分进行了测试，结果发现，永乐大钟除含有铜、锡、铅、铁、镁外，还含有金和银，而且含量很高，其中含金18.6公斤、含银38公斤。专家分析，金铸在铜器中，可防止锈蚀，银则可提高浇铸液的流动性，这正是永乐大钟五百多年保持完好、钟声依然洪亮悠扬动听的原因。 一位外国铸造专家说:“永乐大钟的铸造成功，是世界铸造史上的奇迹，就是科学发达的今天也难以实现。” 遥感发现的北京古城新奇观 明朝永乐年间(1403--1425)建造的北京城，素以布局严谨、建筑壮丽闻名于世。近年来，科技工作者运用遥感技术从高空拍摄北京城的图像，发现北京城区横卧着两条“巨龙”，盘坐着一位“巨人”，甚是壮观，成为北京城的两大新奇观，令人惊叹叫绝。 人们从彩色遥感图上看到，那两条“巨龙”，从南向北，横贯全城，结伴而行。其中一条，是北京的古建筑组成的，可称为“古建筑龙”，它从天安门开始，逶迤延伸直到钟鼓楼。天安门是龙嘴，金水桥是它的颌虬，东西长安街是它的长髯，太庙、社稷坛是巨大龙头的龙眼，那故宫便是龙身，其隆起部分是景山公园。钟鼓楼成为这条“巨龙”的龙尾，那故宫的四个角楼，恰似伸向八方的龙爪。 另一条“巨龙”，是由北京的水系构成的，可称“水龙”。这条“水龙”的龙头是形式半圆的南海，中海与北海联成弯曲延伸的龙身，西北方向的什刹海，则是一条摇摆着的龙尾。 一条“古建筑龙”，一条“水龙”，相依结伴，雄伟壮观，如此神奇的“巨龙”，是设计者的精心设计，还是自然巧合，尚难说清。 北京城的另一奇观是景山公园的园林图像。这图像酷似一尊闭目盘腿打坐的巨大人像，巍巍然端坐在那里。景山公园原是皇家御苑，位于故宫之北。是精心设计，还是纯属巧合,这也是一个谜。 北京城这些新奇观的发现，使这座古都更增添了一层神密的色彩。 山顶洞人的骨针和装饰品 大约在5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人类就会制作和使用针了。这种针是用细骨制作的。考古工作者在欧洲奥瑞纳文化遗址中曾发现过骨针，但它的制作水平很低。而在中国山顶洞人遗址发现的一枚骨针，其制作水平则令人赞叹不已。 这枚骨针长82毫米，直径3毫米，比火柴棒略粗，针身略弯，表面光滑，尖端很锋利，针孔很清楚，是用尖利的器物挖出来的。遗憾的是，出土时针孔已损坏。 有针必有线，但线难以发掘。据专家分析，山顶洞人使用的线，不会是植物纤维，极可能是鹿的韧带。从一种称为罕(左边加犭)鹿的身上取下来的韧带，可长达半米以上，又细又白，犹如生丝，用这种韧带做线是很理想的。 有了针线，便能缝衣服，由此推测，山顶洞人是穿着衣服的。 远在一万八千多年前的山顶洞人，已经会制作和佩带装饰品了。考古工作者在遗址中发现了山顶洞人制作的项链。这种项链是用色彩各异的石珠、砾石、兽牙、鱼骨和海蚶壳磨光、钻孔，用绳子穿起来制成的。而且还在绳子上和装饰品的小孔中染了色。这种染料，是山顶洞人将一种红色石块即赤铁矿，用石器刮磨成粉末制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