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柄痛与快的剑

一柄痛与快的剑 那些刺客，原本是民间的侠士，过着平静的日子。忽然有一天，遇 到一个客人，客人说了些赞许的?，然后微笑着暗示一位王公大臣对他有仰慕之意，并且有事相求。而这位王公大臣，侠士也素闻他礼贤下士。于是侠士点了头，客人离去。不久以后侠士变刺客，便发生了一件令朝野震惊的大事。 刺客是一个非常刺激的职业，也是一个高风险的职业。这个职业里面充斥的是冒险家、亡命之徒，是一些形形色色的江湖人物，他所在的是真实无比的江湖世界。 虽然在正史中，刺客不会占据太显赫的地位，但他们对历史所产生的影响，是不容小视的。有时，他们对历史所产生的影响甚至是颠覆性的。因为一个刺客的行为，往往决定了一个君王的命运甚至整个国家的兴衰。 侠客中名气最大的当数刺秦的荆轲，可惜他的计划最后落空。很难想象，倘若他在图穷匕见的时候真的成功劫持秦王赢政，历史到底该如何继续，还真是一件说不准的事儿。 从专诸到聂政，从曹沫到荆轲，顶级刺客无不在历史长河中投下了身影，他们即使不是流芳百世，也足以震古烁今。历史有了他们的刺杀行为显得更加饱满与真实，更加刺骨与冷酷。 套路一般都是如此，昔日低贱的民间走卒，今朝竟然贵为王公大臣的座上客。食君之禄，忠君之事，侠士还有什么理由不急他所急，尽管这个 急要以自己的生命作为代价。 在《史记》关于刺客的记载中，专诸的故事最为让人齿冷。纵观整个过程，公子光之于专诸，无所谓身心倾慕的结交。刺杀的本质，透过寥寥数段的记载所渗透的只是冷酷和阴森，一场血淋淋的筹划，一步蓄养死士买凶杀人的好棋，一个贵族的举手之劳对于一介草民生命的买断。 可是，专诸虽然与要离一样，都属于那种没有自己的意识和人格的杀人工具，但他对家人的爱护之心和眷恋之情远非后者杀妻害子事君可以比拟。在这一点上，专诸要比要离高出万倍。 要离自己都承认:“杀死自己的妻子和儿女来事君，这是不仁的行为:为了新君主而杀害以前君主的儿子，这是不义的行为。”于是要离在刺杀成功之后便投水自尽，被从者救起后又伏剑自杀而死。 《吴越春秋》中记载:伍子胥见专诸方与人斗，将就敌，其怒有万人之气，但是专诸的妻子只要开口一呼，专诸便乖乖罢斗回家。伍子胥怪而问之:“何夫子之怒盛也，闻一女子之声而折道，宁有说乎,”专诸笑道:“你怎么长一副聪明相却问这种傻?,夫屈一人之下，必伸万人之上～” 所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什么的，大约只是专诸信口胡扯，用来给自己“妻管严”的毛病遮羞而已。但其实，怕老婆的男人，往往也是爱老婆的。 “韩庭赵厕，吴宫燕市”，都是刺客刺杀的地方，也分别是指聂政、豫让、专诸、荆轲的故事。聂政大名高居其首，理所应当。 先秦时代的刺客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信奉“士为知己者死”。他们也都是这样做的，尽管在别人看来，他们的“知己”其实不过是在用钱财 来买他们的命，他们仅仅是“知己”手中的一柄杀人之剑、复仇之刀。这一点，在专诸、聂政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他们也都知道并且对此看得更为透彻、清晰，那为什么还要以身相报呢, 蒲松龄的《聊斋》中讲述过一个田七郎的故事:富翁武承休因受一次奇梦启示，想方设法与田七郎结交，并要赠送给他大量钱财。田母知道后断然拒绝，告诉武承休她不想让儿子为别人卖命。田母还告诫七郎:“受人知者分人忧，受人恩者急人难。富人报人以财，贫人报人以义。无故得重赂，不祥，恐将取死报子矣。”武承休听说这番?之后，更感佩田母的贤明，千方百计与田七郎交上了朋友。后来七郎狩猎与人发生争执，失手杀人被捕入狱。武承休慷慨解囊，拿出大量钱财为七郎跑来跑去，才保得七郎平安出狱。至此田母才同意儿子与武承休深交，因为此时七郎已受武家的再生之恩。从此，武承休但有所赠，七郎都受而不谢。不久之后，武承休受到某御史之弟和县宰的联合陷害，身入牢狱，几乎丧命。七郎刺杀御史弟和县宰后自刎而死，以报武承休的知遇之恩。田母的担心终于成为现实。 怎么样才能算是朋友,结交的双方，不论是富人还是穷人，都必须对对方有所奉献，都要有所付出，才能维持正常的关系，才能谈得上是朋友。但实际上这种关系在大部分情况下还是单向的。从富人那里出来的是钱财、友谊，而穷人所能奉献的除了友谊还是友谊。 所以有人就说历史上的结义本身是一种友谊的夸富宴，其内在动力就是双方比赛谁付出得多。穷人在这场比赛的一开始就注定了要做输家。这种奉献和付出上的不平等势必造成穷人心理上沉重的负疚。不论是出于友 谊的平等原则，还是穷人自己的负疚感，穷人都必须要用自己的行为来，自己的情义能够同富人所有的付出相抵甚至有余。所谓“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是也。但对于穷人来说，唯一可供他支配而且对富人而言也很重要的，就只有生命。 受人之恩，就得替人排忧解难。富人能给人以财，贫人却只能报之以命。即使是认清了这一残酷原则的智者如田母，最后也还是屈服于生活与现实的压力而加入这场无法抗拒的比赛。这不仅是专诸、聂政等人作为工具的悲哀，也是所有贫寒之士共同的悲哀。 编辑/梁宇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