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对中国带来的积极意义

晚清条约 伴随着鸦片战争，中国步入近代史。西方国家以武力打开中国的大门之后，更是以一系列的条约来规范和保障着自己的权益。 对于西方国家，它们从很早就习惯于用条约来解决问题。战争到一定阶段，订立条约，以此作结。在威斯特伐利亚时代，欧洲不停的爆发者大大小小的战争，局面分分合合。这时期的欧洲人在很多方面比较野蛮，但至少结束战争的手段上是很文明，很先进的。这也与欧洲整体格局长期的在均势左右波动有着密切关系的。欧洲诸国的国家关系，也因此是由条约制度来维系和相互制约的。 然而中国自古以来，对外从没有这种系统的条约，以及这种以订立条约来解决问题的思维习惯。而从明朝起确立的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封贡国际秩序中中国长期一家独大的局面，使中国在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时，缺乏一种全局的视角，而总是以自我为中心来考虑问题。这就与西方存在变动的中心点的情况不同，西方人因而也建立起多边的外交机制。 总体上给人的感觉是，西方各国的联系很紧密，各国间信息及时互通。哪国进步，大家也都会争先效仿。各国间基本上是以一种地位均等的状态进行着交流。而中国与周边国家，就如朝贡体制所显示的那样，是以一种上对下，高对低的姿态在行事，而对于西方各国，更是视为荒远蛮夷。所以中国是向来骄傲惯了的，偏于世界一隅，坐井观天，以为天下也不过如此，以至于在西方的坚船利炮下所推行的条约制度一开始还很难适应。 当西方开始征服世界的霸业时，终于就轮到了中国。最初英国派遣了马戛尔尼使团来到北京，希图向中国表明英国也是一个富强、文明的国家，中国和英国是平等的，但乾隆以其著名的天朝论拒绝了通商诸事。西方人为此追求了几十年，终于他们从道光皇帝手里得到了当初被乾隆皇帝拒绝的东西。在此之前，中国不肯给西方以平等，在此之后，西方不肯给中国以平等。中国轻易地就被打败，然后又被迫接受西方所带来的一系列条约。条约的网络汇集，就编成了所谓条约制度：外国人通过条约“合法”地剥夺榨取、管束控制中国，驱使中国社会脱出常轨，改道变形。而不平等条约一直被用来形容这些条约，这是否带上了极强的主观情感色彩呢?威约之后所签订的诸多条约，其实质不也是一文本确立武力对比的结果，无所谓平等不平等，即“强权即外交”。 条约制度作为西方蹂躏中国的一种工具，一被谈起自然不离那段时间的屈辱历史，国人也自是百般痛恨。但毕竟两次鸦片战争所建立起来的两套条约体系一直坚固的规范着中国的对外关系，直到1943才被冲破，是不是也一直以某种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对中国起着积极作用呢？以至于中国在西方的坚船利炮下始终没有完全的沦丧。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首先，它促进了中国的外交近代化过程。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尚没有近代意义上的外交，也没有主权的概念。而鸦片战争后，中国和外国之间的谈判日益频繁。然而办理夷务的官员，争所不当争，弃所不当弃。对前所未有的对外交涉，清政府开始接受建立外交机构来处理对外事务的观念，例如总理衙门就是适应“条约制度”的需要产生的。同时，清政府培养翻译、外交人才即常驻使节制度，还派设国外外交机关。虽然在谈判过程中，中国仍然常常不能利用条约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反而受到条约的束缚，但是这提供了一个中国人与西方面对面谈判的机会。且不论这种机会的公平含量，威逼胁迫含量，至少能让我们能做出点垂死的挣扎。 其次，鸦片战争后，近代国际法系统地输入中国。沉重的条约制度使清政府开始接受以条约方式确认国际准则和国际间权利义务关系这一近代国际法的基本原则，迫使其学习国际法，运用国际法相关章程来进行谈判，对外国力量进行钳制。这在客观上促成了近代欧美国际法输入中国，刺激了中国传统法律制度的变革，带来了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启蒙，使中国传统法律向现代化的方向靠拢。伴随着西方列强强加于中国的条约制度的形成，近代中国的法律体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同时，近代国家主权观念开始被接受。鸦片战争前，在中西国家关系中，中国对外关系的基点是大国主义，近代国家主权观念未被承认。中国在进入近代以前，其文明程度优于与之往来的国家，文化交流多呈单向辐射，有一种传统文化上的优越感和自豪感。盲目的自尊，导致狂妄和愚昧，产生了排斥一切异端的文化心态。至鸦片战争发生，西方列强强迫清政府签定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后，曾经不可一世的清政府处于一种无可奈何的不利地位。这迫使清政府开始清楚认识自身，调整对外关系，逐渐开始吸收西方的国家主权和国家平等观念，西方列强的对华特权代替了中国的大国主义。 同时，西方列强对华的纵向性、深人性侵略使得中国中心主义逐渐失去影响。主张洋务的改革派士大夫也逐渐认识到，在西方强大军事及条约制度控制下，中国再难翻身。所以每当战争的命运使主战派的希望受到挫折时，条约口岸各省的清朝官吏则随时准备以各种理由支持清廷“和平的对外政策”，并最终使得筑路、采矿等违背儒家传统的观念成为一种既定的历史事实。炮口下的震憾不仅是一种精神的冲击，更是一种新思潮的催生。中国中心主义在传统儒家士绅心中渐渐失势，他们开始睁眼看世界，开始向西方追求真理。民主、平等等观念也相继传入中国。 另外，条约制度也成为以夷治夷手段的重要部分。以条约制度规范各国攫取利益的公平性，使任一国都不敢越矩行事，从而互相牵制。 《共产党宣言》说：资本主义的发展，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入文明的漩涡里了。在资本主义的世界性扩张过程中，非正义的侵略者同时往往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进步者；而正义的反侵略者则常常同时是落后者。以贪欲为动机的侵略过程常被历史借助，从而在客观上多少成为一个进步改造落后的过程。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西方在向中国发起侵略时，先是试图以谈判的方式打开中国大门，当这一招失败后便采取了有组织的鸦片贸易的邪恶手段，并继而以赤裸裸的武力实现其开放中国市场的目标。一方面紧紧束缚中国人民的手脚，一方面有特权的外国人又从各个方面参与或促进了中国人生活西方化。坏的动机所带来的结果中，有那么一部分好的，但我们也不能片面地割裂看待那部分好的结果。不能美化侵略，它的动机绝对不是为了使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先进，使我们的外交制度得到发展，使我们步入世界舞台，而是赤裸裸的侵略，是掠夺、压榨与奴役。 刘金钥 20094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