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新笔下的陈毅

李新笔下的陈毅 在开国元勋中，就品格和性情而言，笔者甚为心仪的是元帅、诗人、外交家陈毅。曹禺说他性格可爱，夏衍迷他的妙语连珠。今读《李新回忆录》(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其中涉及陈毅的虽仅两处(一处还是在前言中)，却又引发出笔者对这位历史人物的怀念和思考。 【在中南海放言:“到了苏联，不要去吹嘘‘大跃进’”】 李新于1947年冬初识陈毅。是时陈毅赴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十二月会议，途经晋冀鲁豫解放区，应薄一波之邀作报告，李新参加了这次报告会―― 陈毅因华东部队需要我区帮助，来到冶陶。薄一波请他给大家讲了一次话。他率直敢言，妙趣横生，说:我们华东的仗没有你们打得好，土改也没有你们搞的好，所以向你们求救来了。你们的刘伯承是常胜将军。不过，我要说句实话，自古以来只打胜仗不打败仗的常胜将军是没有的。所谓常胜将军，是胜不骄，败不馁，善于总结经验，因而胜仗打得多些、大些，败仗打得少些、小些。希望你们这个常胜将军也能很好地总结经验，打更多更大的胜仗，供我们好好学习。 陈毅的讲话博得全场雷鸣般的掌声。他的讲话，很显然是有所为而发，正因如此才得到大家最热烈的欢迎。会后，薄一波问我有何看法，我说:陈毅同志给我们泼了一瓢冷水。我看这冷水泼得真好，不然我们的头脑会热得爆炸的。全国土地会议把我们表扬过头了，我们就神魂飘荡，莫名其妙了，现在很需要一副清醒剂。我见薄一波没有什么表示，也就把话打住了。过了一阵，他向我走来，很诚恳地对我说:我同意你的看法，陈毅同志客观而巧妙地向我们提出意见，很宝贵。你们四川人就是痛快，我喜欢。 或许是年代相隔久远，或许是回忆重心所致，上引文字未充分显示陈毅谈吐的“妙趣横生”(无独有偶的是，原上海市委书记、老新闻工作者石西民上世纪90年代回忆陈毅参加十二月会议后返程途经涉县，为新华总社等新闻工作者作报告，亦有“妙语连珠，性格坦率”的印象)，不过，透过字里行间，人们对这位文武兼资的儒将之风采，尚可领略一二。陈毅说到刘伯承这位常胜将军，其实在场听者不会不明白其真实用意。盖刘伯承与邓小平已于这年6月底，率晋冀鲁豫野战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揭开了解放战争战略反攻的序幕。刘邓大军既已开拔，留守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军政干部岂能不辨陈毅此番话的弦外之音。李新特意记下了薄一波对陈毅讲话的称赞。薄一波40年后所写《回忆陈毅同志的二三事》一文，又说到1952年在上海与陈毅一起主持“五反”，“请他召开大会，作了报告。陈毅同志很会讲话，着重讲了要防止过火现象。这次会一开，上海的资本家稳住了，跳楼事件的影响也很快平息下去”。 也正是在“五反”期间，陈毅说过大意是“只敢反右而不敢反‘左’的共产党人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这样掷地有声的话。这在李新的笔下也得到体现―― (1958年)秋天，我到北京医院看病，见陈毅在那里写大字，范老在一旁赞赏，随后说起范老写的书。陈毅说:“你那四卷书(指《中国通史简编》)是不朽之作，可以传世的。你把隋炀帝的骄奢，写得活灵活现，写得太好了～隋文帝俭，隋炀帝奢，老子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家当，儿子不几年就给糟蹋光了。那样的皇帝，怎么能不亡国呢,”陈毅越说声音越大，越激昂，而且很愤慨，四周的病人都围过来听，极表同情。这一幕情景，我至今未忘。 此前的这年夏季，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召开，“大跃进”到了热火朝天的阶段。李新时在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去看望所长澜。谈到异想天开的“大跃进”，彼此均颇不以为然。当时范文澜在撰写《中国通史简编》，正写到隋唐。李新读到专写隋炀帝骄奢淫逸 的一节，见有“隋朝富饶，酒食照例不要钱”以此向西域人炫耀而遭讪笑的文字，觉得颇为刺眼，对范文澜说:“你的书毛主席是一定要看的，你在这里写吃饭不要钱，而且是写隋炀帝，这样写好吗,”范文澜毫不迟疑地回答:“就是要让他看嘛～我写的都是事实，有凭有据，怕什么,”随后还补充了一句:“要让所有的领导人都看看，中国的历史经验丰富得很，应该以史为鉴嘛～” 李新说，毛主席是否读了《中国通史简编》不清楚，但陈毅读了。于是引出了上引的一段史实。 陈毅激赏范老，当着诸多病员的面，直斥隋炀帝的骄奢，其藉古喻今的用意是心照不宣的，“四周的病人都围过来听，极其同情”颇能传达当时的氛围。能到北京医院看病的，当然是有相当级别的干部，以陈毅的练达和洞明，不会不明白隔墙有耳的古训，他仍放言无忌，足见他乃性情中人。李新的回忆是可信的。为着印证这个判断，笔者征引山西作家马烽1988年写的《“到了苏联，不要吹嘘大跃进”――忆陈毅的一次谈话》的相关文字: 1958年10月，中央组成中国人民友好代表团准备去苏联参加十月革命41周年庆典。在临动身的前两天下午，陈毅同志在紫光阁接见了代表团的全体成员。他问:“听说你们听了好几个报告，讲了‘大跃进’，取得多么大多么大的成就，打了多少多少粮食，炼了多少多少钢铁。你们相信吗,”没有人敢回答，有的人只是苦笑。他大声说:“我就不相信～”“生产工具并没有多大改善，怎么一说‘大跃进’，粮食就能成多少倍的增长,根本没有这个可能嘛～”“炼了多少多少钢铁，在哪儿,把许多矿石都烧坏了～” 陈毅同志从大炼钢铁又说到人民公社。他说:“人民公社大办食堂，吃饭不要钱，胡搞～为什么非要把大家集中到一起吃饭不可,我就不赞成～”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末了一句话:“我这全是右派言论，谁想告就告我去吧～”他发了一通火之后，这才说到了出国的事。他说:“到了苏联，不要去吹嘘‘大跃进’取得多大多大成就，不要讲这个，只讲中苏人民友好，就行了。” 如果说陈毅与范文澜、李新等人谈隋炀帝，毕竟是历史，而对马烽等人作指示，则是直面现实了;如果说前者毕竟是在病房这样的非正式场合，那么后者居然是在中南海紫光阁这样的中枢要地;如果说前者毕竟只是声气相通的少数几位“可与言之者”，那么后者居然是成员众多各色人等的出访代表团，这就更出人意外了。然而这就是李新所说的“率直敢言”，石西民所说的“性格坦率”的陈毅。 【“就怕我一闭眼睛，人家造我许多谣言”】 对陈毅的这种品格和见识，笔者一直深为钦敬。当然，人无完人，金无足赤。正如薄一波在回忆文章中所说，陈毅也有他的弱点和缺点。引发笔者思考的是，何以这样一位性格坦率的刚直之士，有时也会产生似乎矛盾的言行。如果说他在1958年9月视察广东，写出《广东番禺访问记》这样歌颂“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文字，多半是不明真相，那么在与范文澜、马烽等人谈话中或间接或直接地批评“大跃进”、人民公社之后，还有歌颂性的诗文，就断难以不明真相来解释了。试读以下诗句:“经济建设如锦，团结跃进大哉”、“路线多快好省，生产并举加番”(《北京会议六言颂》，1959年4月)、“神州跃进大风流”(《重过三峡》，1959年11月)、“神州跃进新生力，万国衣冠友谊花”(《长安》，1959年10月)、“再有十年大跃进，贵州遍地是黄金”(《游贵阳》，1959年11月)、“公社星如火，其势必燎原。世界大公社，期以五十年”(《故乡》，1960年冬)、“访问到公社，金花满食堂”(《在大理欢迎吴努总理长歌十八韵》，1961年4月)。诗言志，歌永言，这样的诗句与此前激烈批评“大跃进”的言论是很难统一的。也许有的诗句是出于应景(如《北京会议六言颂》)，有的可作别解(如《重过三峡》)――毕竟诗歌不同于政治论文，但最大的可能还是出于“维护大局”的用心:1959年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等人进行错误批判，会议之后发动的全国性的“反右倾”运动，其 中还缠夹着回击赫鲁晓夫对“三面红旗”的责难，这诸多复杂的因素不能不对陈毅这位政治家产生影响。在笔者看来，在不表态亦被视为“表态”的政治环境中，要求政治家完全不说言不由衷的话几乎是不可能的。读读他1961年3月下旬在紫光阁戏曲座谈会上的讲话，读读他1962年3月上旬在广州会议上的讲话，当可明白这才是他的心声，才是他的不同凡响之处。 陈毅在紫光阁戏曲座谈会上的讲话，开篇即说到局限性问题，认为“无产阶级也有局限性”，“就是毛主席也不能超过今天的时代去解决问题，否则就要犯错误”。能在上个世纪60年代的中国，公开说出这样一番话来，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陈毅还说了这样一番话:“我现在有一种恐慌，也许是无谓的恐慌，就怕我一闭眼睛，人家把我的什么历史都抄出来，造我许多谣言。我有些害怕。我的一生也有许多忧患，并不那么顺利。当然，把我说的那么好，我也不赞成。我只求那时对我有一个公正的评判。”这位富有传奇色彩的革命家，阅历深广，饱经沧桑。他希望身后能得到公正的评价。推己及人，他也力求公正地评判历史人物。《李新回忆录》的前言为世人提供了一则饶有意味的史料: 记得50年代末，我在成都帮助吴老(玉章)写回忆录。在写留法勤工俭学时，恰好陈毅外长从国外回来，也住在成都金牛坝。既然住在一起，我就便过去访问了陈毅。他对留法勤工俭学记得很清楚，因此谈得很详细。他除谈了事实经过之外，还提出了一些非常宝贵的意见。他说:“赵世炎当时是党员，当我们在里昂被抓起来、关起来后，他却溜之大吉，一直跑到苏联去留学;而我们这批被捕的人，则被押送回国。他虽然是我党著名的烈士，我一直认为他当时这样的做法是不好的。领头的党员当逃兵，在群众中影响很坏。”陈毅由此更谈到我们的白区工作。他说:“我们的军队打仗，党员是冲锋在前的。但在白区游行示威，党员却躲在后面，把非党积极分子推到前面去，因此被捕的多半不是党员。我们还认为这样很‘策略’。结果，非党同志为我们被捕、被杀头，使我们大大地脱离了群众。这样做是不符合列宁主义的。你们看，‘血的星期日’不是布尔什维克领着群众一起去流血牺牲吗,”陈毅的谈话给我很大的启发。他谈完后，我说:“陈毅同志，请你再谈一次，我给你写成回忆录。”他说:“写回忆录，我没有资格。”我说:“你是元帅嘛，怎么没有资格,”他说:“留法的时候，吴老已经是名流了，我还是娃娃呢。”因此，此后我没有再找他谈回忆录的事了。 陈毅说自己没有资格写回忆录，显然是出于对吴玉章的敬重，以为由这样的老前辈来写关于当年留法勤工俭学的回忆录更有权威性。这当然是谦虚的表示。陈毅的儿子回忆，陈毅在大约1964年的时候曾表示，待自己在不久的将来退休之后，打算写一部回忆录。虽然由于各种主客观的原因，这个写作未能付诸实施，但他还是主要以谈话的形式，为后人留下了若干自传性的资料。就目前所能见到的，最富于个性色彩的，当数1963年8月中下旬与长子陈昊苏的谈话。陈毅以连续4个半天的时间与刚刚加入中共的长子谈自己早年的经历，坦承自己“觉悟得比较迟，但一经觉悟就坚决干”。结论是:“觉悟迟没关系，有反复也不怕，只要真正觉悟了就好办。就怕觉悟早而不真，迟早会动摇。也不要怕犯错误，就怕犯了错误不改。”上世纪80年代初，陈昊苏将这份谈话整理后，以《革命重坚定》为题，发表在《中国青年报》上。 【“不赞成把我说的那么好”】 李新称陈毅评论赵世炎及关于白区工作的教训给了他“很大的启发”。什么启发呢,这就是李新在前言中所表达的初衷: 我是一个历史工作者，研究历史的人。我认为写历史应按照历史本来的面目来写，把它写成信史、真史。但这样做是很难的，有各种各样的困难。自古以来，要想写真史，首先 在政治上就会遇到很大的困难。“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说明写真史会遭到杀身之祸。但是，中国的史学正因此而形成了一个光荣而伟大的传统。即认为写史而不真，有违史德，丧失了史学家的良心。尽管有不少“史学家”由于昧心写伪史而飞黄腾达，但悠久而光荣伟大的史学传统并没有完全失坠，它依然存在于史学界和广大人民的心中。 因为我亲身经历过的一些历史事实，都被一些大名鼎鼎的“史学家”为了政治目的而把它歪曲了，我的良心使我感到有责任纠正过来，因此我必须写回忆录。对于那些“隐恶扬善”的回忆录虽然并没有隐去真事，但它毕竟太不全面，我也应该就我所知，加以补充，以便后人对真相不致以偏概全。总之，我写回忆录是应客观的要求，至于够不够资格，我就不管它了。 李新敢于出版陈毅批评赵世炎的相关史实，确实难能可贵。《李新回忆录》确实显示了作者的史识和史德。在这部回忆录中，作者秉笔直书，所涉及的，至少还有彭真、李雪峰等高级干部的另一面。傅斯年说过史学即史料学这样意思的话，虽未见准确，却是一种深刻的片面。如果因着陈毅批评赵世炎而招致非难的话，那么请读陈毅1963年4月为赵世炎的题词吧: 赵世炎同志，是中国革命初期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活动家。经过各种工作考验，领导颇能胜任，开始在党内外获得声望。1927年陷敌不屈，凛然大节，表现出共产党人的英雄气概。引起敌人畏惧，人民崇敬，绝非偶然。阶级斗争规律，支配一切，谁能违抗,赵世炎同志永远活在人民的心目中。赵世炎同志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 这是陈毅对赵世炎的公正的评价。他也要求后人“对我有一个公正的评判，不赞成把我说的那么好”。对人对己，俯仰无愧，这就是虽有缺点，却性格可爱的真英雄陈毅。 (作者系文史学者)